女人是祸水。英雄难过美人关。这些中国的古训,放在美国政治中似乎也并不那么勉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实际上导致了戈尔2000年大选的失败,终于使一个超级帝国在布什这位“酒后开车”的总统的领导下走到今天的困局。
如今是后莱温斯基时代。美国老百姓对用性丑闻来打击政治对手似乎已经厌倦。有报道说,本来克林顿和他的死敌、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金里奇已经私下达成协议:两党进行政治和解,克林顿平衡预算,共和党则与民主党一起联手解决美国未来联邦财政的“定时炸弹” —社会安全(SocialSecurity)问题。但是,一个莱温斯基把这一和解完全撕破,共和党全力投入了弹劾克林顿的“圣战”,社安被搁置一边,最后两败俱伤,两党政治的刻毒,一直延续至今,并深为大多数选民所痛恨。更有论者指出,在法国,密特朗总统的情妇可以和他夫人一起堂而皇之地参加他的葬礼,私生活和公共责任分得清清楚楚。美国社会中私通乃家常便饭,玩起政治来为什么要假正经?
然而,莱温斯基还没有被遗忘,最近美国就又被另一个性丑闻所轰动:纽约州长斯皮策因为被爆嫖妓,先是道歉,随后马上辞职。这一美国第三大州的州长,一度被视为民主党的政治新星、希拉里的潜在竞选伙伴、未来的总统候选人。然而几天之内,他的政治生涯就在耻辱中结束。从克林顿成功地抗过性丑闻和国会的弹劾,到斯皮策不战而降,似乎又显示了美国政治中保守主义价值的抬头,人们对政治家的性丑闻再不能容忍。
但认真检讨一下,现实则复杂得多。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后莱温斯基时代的几段重要的性丑闻。
2004年,新泽西的民主党州长詹姆斯·迈格里维(Jim McCreevey)在妻子的陪同下面对记者,宣布自己是同性恋,并承认和一位阁员有不正当性关系,随即辞职。2006年,共和党众议员马克·弗利(MarkFoley)被揭露出和年仅16岁的国会侍从(也就是打杂的实习生)有色情电子信件的往来,被迫辞职。2007年,共和党参议员拉里·克里格(LarryCraig)在机场的厕所有不检点的同性恋行为,被便衣当场抓住,先是承认有罪,宣布即将辞职,但马上又翻供,拒绝下台,并花了20多万美元的竞选经费支付律师和公关费用。急于压他下台、清理门户的共和党无计可施,只好等他任期满后不再竞选连任。2006年1月,旧金山市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的执行首席阁僚辞职,理由是市长大人竟和自己的妻子私通。加文·纽森是该市历史上最年轻的市长,当时还不满40岁,离婚不久,正和另外一位女子恋爱并在2007年年底宣布订婚。此事爆出,顿时成了全国性的丑闻。加文·纽森不得不出来公开道歉。但是,他不仅没有辞职,反而在几个月后的选举中轻松连任。而几乎在斯皮策事件的同时,底特律市长夸梅·基尔帕特里克(Kwame Kilpatrick)和他首席阁僚之间的性关系被爆出。那位首席阁僚立即辞职,市长则顶住市议会和媒体的压力,拒绝辞职。但是,他和首席阁僚都如克林顿一样,在宣誓的情况下说谎,并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掩盖事实,目前正面临着官司。
综观这些性丑闻,我们既得不出美国人的政治观念趋向保守、道德化的结论,也看不出选民要走欧洲路线、把私生活和公众责任截然分开的倾向。不过,性丑闻的影响则无疑是扩大了。众所周知,权色自古难分。即使在美国,建国之父杰弗逊、汉密尔顿都有过性丑闻,但都没有影响政治。就是在战后,像林登·约翰逊这等人,找别的女人浪漫也相当公开。甚至他要推动议会通过一个法案,知道一个年轻美貌的女议员可能作对,就吩咐手下人:“给她找个漂亮的小伙子,今晚上好好肏她一肏,明天她就投我的票了。”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例行公事。但是,大众媒体一发达,情况就不同了。性丑闻是各大电视台争夺收视率的关键,也是网络的主要谈资。小事会放大,大事会爆炸。最后的结果是,美国人界定政治家的公共责任和私人生活的界线时,在价值标准和道德判断上的挣扎变得更公开化、也更不可逃避了。
在这种挣扎中,有一条界线还是相当清楚的:性丑闻有犯法的,有不犯法的。比如马克·弗利和16岁男孩儿的关系,属于和未成年人的性关系,这本身就违法,不辞职几乎不可能。但大多数性丑闻,都是两相情愿的私通,很难绳之以法,是否导致当事人辞职,则要看具体的境况。底特律市长的性丑闻是两相情愿,但涉及两人的伪证罪,可能面对公堂。不过有克林顿的先例在那里,两位当事人又是黑人城市中的黑人政治家,喜欢在这个问题上打种族牌,况且黑人社会在这方面也比较宽松,所以他们的命运如何还很难说。加文·纽森的性丑闻正巧发生在他单身之时,旧金山又是美国的自由派之都,对这种事情也相当宽容;所以他不仅用不着辞职,还能轻松连任。新泽西州长詹姆斯·迈格里维按说也属于不触犯法律的一类。他立即决定辞职,大概是因为当地政治道德比旧金山保守(该州不久前还在共和党州长的统治下)。另外他个人生活也更复杂。最近有位前情人爆出,他在这位州长夫妇结婚前,曾是他们的共同情人,三人长期租用一旅馆房间,他与这对情侣双方都有性关系,并且他的参与使这对后来的夫妇的纽带更紧密,等等。如今已经离婚的州长出来承认这段三角恋,其前妻则坚决否认。虽然是非难断,但可以看出,如果当初不辞职,这种丑闻的滚动也许超出他的控制。
斯皮策的性丑闻,则属于犯法的一类。他第一天出来承认事实并道歉时,并没有提辞职之事。论者纷纷猜测,作为检察官出身的他,知道自己犯了法,为了免于起诉,先不辞职,以州长的官位作抵押进行讨价还价,以辞职作为交换条件,先搞定不被起诉再说。但事实上,他两天后即宣布辞职,也没有达成任何司法交易。这一快速动作反映的现实是:第一,犯法的性丑闻决定性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在这方面抵抗毫无用处,反而可能激怒公众、引来官司。第二,政治家比起平民百姓还是有不少特权。一般人可能因这类事情判刑,但州长为此下监狱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斯皮策本是以惩治这类犯罪起家的检察官,知道轻重,很快明白“缴枪不杀”的道理。
不过,斯皮策的性丑闻意义远不在此。公众的视线,迅速转向了娼妓这一古老的社会问题上来。据说斯皮策使用的是一小时三四千美元的高级妓女。该妓女的照片被媒体公布后,一举成名。一些黄色杂志许诺百万美元买她的全裸照片。她的一位曾进过监狱的皮条客也上电视现身说法,称这实在是笔双赢的生意:这些高档女孩子对性乐此不疲,而且收入和为她们拉皮条的对半分,赚得很多。还有媒体采访高档妓女,问她们接客200美元1小时和1000美元1小时在服务上有什么区别。这些妓女回答她们提供的服务都是一样的。不过,支付高价的嫖客,对她们要好得多。《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里斯托福(Nicholas Kristof)说,许多人被这种高级妓女的生活所误导。比如,有人写信质问:“你可以请专业教练提高你的高尔夫水平,为什么不能请性专业人员增强你的性技能?”一位澳大利亚的前妓女还在他的博客上留言,说她干这行从来没有感到受剥削,反而觉得这是她有过的最好工作之一。
然而,更多的媒体纷纷报道,一般妓女过着非人的生活,有许多是被劫持而被迫接客,并随时可以被其雇主强奸。克里斯托福在他的专栏中也总结了近年来的调查和研究:有三分之二的妓女年轻时受到性虐待,大部分有毒瘾或精神疾病,三分之一被她们的皮条客以死相胁迫,将近一半曾企图自杀。这些人一般在十三四岁成为妓女,89%急迫地希望逃离,她们工作环境的威胁程度最高,比第二危险的职业(在酒店工作的妇女)要面临51倍大的危险。妓女平均的死亡年龄仅34岁!
有人说,妓女属于非法,美国的妓女其实是暗娼,这种地下的性质如同走私,使妓女的工作变得更危险。荷兰则在2000年通过法案,使这一行业合法,发放营业执照,进行卫生检查。但结果是促进了这一行业的增长,使人口拐卖和暴力愈演愈烈,迫使荷兰从合法化的模式后退。瑞典则尝试了截然不同的模式:卖淫无罪但嫖妓有罪,警察逮捕嫖客而非妓女,结果压低了需求,也压低了此业的价格,使这一社会问题得到有效的控制。许多国家正在效法瑞典模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皮策以一个反腐州长的道德面目上台,不仅弹压了华尔街大款们的巧取豪夺,而且遵循瑞典模式,打击黄色产业。也正是他,把这一打击的重点从妓女转向了嫖客。他不久前见到克里斯托福时,还鼓励后者写一些他在这方面的业绩。结果克里斯托福在他的性丑闻爆发后果然写了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照他说的去做》,讽刺斯皮策作法自毙。可见,斯皮策破坏的不仅是法律,而且是他竞选时最基本的许诺。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斯皮策下台后,副州长戴维·特森(DavidPaterson)顺理接任,成为纽约州第一位黑人州长,也是第一位盲人州长。这位盲人,在情场上实际上眼力不俗。他继任后马上承认:自己曾与几位女人有婚外情,其中一位是州政府的雇员。他说他和他妻子当时有婚姻危机,后来经过咨询,已经度过了危机。他公布这些,是希望不因为这一问题受到“敲诈”。纽约的选民,显然容忍了他私生活的问题。不过,目前纽约州首府谣言四起,称新州长有更大的丑闻要掩盖,他不久可能辞职。甚至有人分析希拉里眼看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要失败,正掂量着纽约州长这个职位,以作为她2012年总统竞选的跳板。
在斯皮策之后,美国公众在界定政治家的公共责任和私生活方面,将继续进行公开的挣扎。公共人物当然可能保留私人领域犯错误的空间。但是,他们的私人生活将是公共讨论的一部分。权威的PEW民调最近显示:62%的共和党人和25%的民主党人倾向于不投那些过去有过婚外恋的政治家的票。可见对一半左右的选民来说,一个政治家对婚姻不忠,即使是发生在过去,而且获得了家人的谅解,他们则还要将之作为投票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共和党比之民主党,在这方面要保守得多。用一位选民的话来说,你在婚礼上和就职典礼上都要举手宣誓效忠,前者是对自己的配偶,后者是对公众。当你破坏了第一个誓言后,我凭什么相信你在第二个誓言中许诺的忠诚?
性如何领导着政治?
参议院在美国这个草根民主的政治体系中,也许是最接近贵族院的地方。参议员虽然都是民选出来,都是一样的工资,但大佬们往往可以指挥、教训晚辈。奥巴马当年作为参议院的“新鲜人”,对民主党内的“大老板”也如三孙子一般的恭敬,每每洗耳恭听长辈的指点,生怕初来乍到不摸门径而犯错误。在2006年中期选举后的一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瑞德(Harry Reid)突然给奥巴马打电话:“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奥巴马和助手们面面相觑:“我们又搞砸了什么?”他们想不出犯了什么错,但谁也不敢怠慢,奥巴马赶紧直奔哈里·瑞德的办公室。
一进门,哈里·瑞德就开始劈头盖脸地教训:“我知道你不喜欢这里。你在这里也毫无前途..”奥巴马毕恭毕敬地听完,立即心绪烦乱地赶回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助手们早在那里忧心如焚地等候。大家急不可待地问:“我们搞砸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搞砸。”“那他要你去干什么?”“他让我竞选总统。”
这是2007年时的民主党。那时的“局外人”以为,共和党气数已尽,2008年大选必交权无疑,希拉里·克林顿为她的总统梦经营了10年,民主党又早被克林顿们所控制,第一位女总统马上就要诞生。而黑人入主白宫,则还属于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最近的新书揭示出:当时的民主党主流正在暗暗背叛克林顿,寻找新的核心。奥巴马成了他们的首选。这大概是具有最大政治风险的选择之一。但是,在哈里·瑞德这等大佬们看来,不冒险所带来的风险更大。民主党的机会可能又会被一次性丑闻给摧毁。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克林顿当年的性丑闻,戈尔在2000年击败布什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总统下半身的不检点葬送了美国8年。如今选民终于尝到了苦果,民主党已经是众望所归。在这么好的局面下如果再赢不了,所有当道的民主党都将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飙高的期望值使民主党的领袖们压力倍增。他们甚至一度陷入恐慌:输掉2008年的可能性是非常真实的。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性。看看民主党内部,真正为选总统作好准备的,只有希拉里一人。她在选民中的负面印象太高还在其次。她那个下半身一贯难以管教的丈夫克林顿,仍然是本性难移。克林顿总统卸任后,在纽约安下自己的办公室。民主党的大佬们早就派坐探对之暗中监视。据说,他一直不甘寂寞,经常到办公室附近的咖啡馆中,把一些崇拜他的家庭主妇侃得晕头转向。关于他的性丑闻的传言已经让民主党领导层寝食不安:我们正在秉承天命,难道只能听任希拉里锁定党内总统候选人,然后在大选半途被她丈夫的又一次性丑闻所埋葬?绝望中的民主党终于把所有赌注都放在了奥巴马身上。
按说,政治属于公共生活,性属于私生活。你可以在公共生活中成为卓越的领袖,同时可以在私生活中当个花花公子。克林顿大概属于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当年他在椭圆办公室中,一边享受着莱温斯基小姐的口交,一边给主要的几个议员打电话讨论国政。这几个议员后来在电视采访中被问及当时是否觉得总统有什么异样。可是他们在被告知总统那时正在享受口交后,回顾起来依然众口一词:“没有。总统还是像我们熟悉的那样,思路异常地清晰敏捷。”浪漫的法国人,对总统的这等风流韵事怕是不以为意。乃至前总统密特朗的葬礼上,夫人、情妇、私生子如数出席。美国的电视评论员在讨论政治性丑闻时也不时地问:美国的性与政治,能否像法国那样相安无事?
显然不能。在美国,说性领导了政治也许过于夸张。但是,回顾近十几年的美国政治,性主宰了一些最重要的政治戏剧。布什受克林顿性丑闻之惠当选总统仅是一宗。美国在本世纪最深刻的危机,其实不是反恐战争,不是目前的金融震荡和经济衰退,而是“社会安全”体系的崩溃。所谓“社会安全”,是美国最基本的福利保障体系:每年从职工的工资单上扣除一笔钱存在“社会安全”账户上,以支付退休人员及其他丧失工作能力的人的生活费用。但是,由于人口最多的“婴儿潮”一代很快就退休,年轻一代数量少,从“社会安全”账户中领钱的被抚养人口多,向这一账户支付钱的劳动年龄的人口少,最终会导致严重透支。如今“社会安全”的开支在联邦预算中有将近7000亿美元,超过国防经费位居第一。此项破产可能导致联邦财政的破产。对此,两党都有认识。本来,在1990年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死拼中,克林顿和共和党的众议院领袖金里奇终于达成妥协:克林顿向共和党许诺平衡联邦赤字,金里奇向克林顿保证支持他用财政盈余化解“社会安全”的危机。克林顿如约行事,联邦预算迅速扭亏为盈。但此时突然来了他的性丑闻,共和党全部精力放在弹劾他,哪里还顾及履行对他的政治诺言!结果,“社会安全”的危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而联邦赤字又开始逐日攀升。历史难得的机会窗,竟然被几次性行为给摧毁。
美国虽然仍是个年轻国家,但号称是当今世界上存活的最老的民主。奇怪的是,这个民主的长者,居然像个性成熟期的青少年,难以用理性控制感情。何以至此呢?我们不妨看看其历史之深根与浅脉。
说历史之深根,要追溯到中世纪欧洲。那时作为统治集团的王公贵族,性行为极其放荡。有位英王曾到处和女人睡觉,甚至被盛传和一对母女都上了床。他则大声抗议:“我和那位妈妈绝没有干过!”即使是终身不嫁的伊丽莎白一世,也是绯闻不断。大家对此不以为意,倒不完全是公众缺乏基本的监督权利。王室的最重要功能是提供政治稳定的权力架构。当国王的资格除了血统正宗外,理论上还要为主要的贵族所接受,甚至经过选举。在没有避孕技术的时代,国王性放荡,后代就比较多。这不仅避免了王室断子绝孙所带来的政治混乱,而且较多的后代给贵族们选国王时提供了更大的取舍空间,无意中推进了贵族中的“民主”。进入现代社会后,中产阶级崛起。中产阶级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极力寻求社会的承认,试图从王公贵族手中夺得“文化霸权”,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宰。他们的基本信念就是:贵族的地位来自继承,我们的地位来自个人的德行。进而19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性道德明显比贵族要严格。
美国王公贵族的封建传统,其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和文化基础,是清教徒移民。这些人继承了欧洲中产阶级的价值,对个人品行尤为严格。所以,美国虽然是自由之国,在性道德上仍然相当保守。特别是普通老百姓掌握着选举权,不符合他们价值的政治家,就可能被淘汰。你很难指望一边和一对母女上床,一边又当政治领袖。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草根民主中,政治精英自有自己的圈内事,草根小民很难监督。比如,肯尼迪的绯闻一直不断,但没有影响他的总统职能。他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更是赤裸裸。自己在当参议院领袖时,婚外偷情相当公开,而且理直气壮地把性当成政治交易的一部分。据说当时有位新任女议员不跟着他投票,他立即吩咐手下人:“给她找个好小伙子,晚上好好操她一操,明天她就会跟着我投票。”
但是,20世纪60年代电视的普及,使美国进入了全方位的大众传媒时代。精英政治家和选民每天在卧室的电视屏幕上面对面,距离一下子接近了。这就诞生了所谓“个人化总统”。也就是说,大家投票并不仅仅跟着脑子走,并不仅仅审视总统的政纲,而是成为政治“追星族”,要看政治家的魅力,跟着感觉走。有学者研究,许多选民反对里根的政策,但是投了他的票。就是被他的个人魅力所征服。在这种高度“个人化”的政治中,许多选民投票是会根据一些日常的感觉进行判断:“他像是位能和我一起喝杯啤酒的人吗?”“如果要从他手里买辆二手车,我能信得过他吗?”当然,更进一步的是些嘴上不好说、“我心里却不停地问的问题:愿意嫁给这样的人吗?”“我会把女儿托付给他吗?”如此一来,公共生活就变成了私生活,民选政治家再难将这两个领域区分开来。而一般选民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更在乎的是配偶是否忠诚,而非他或她的政见是否和自己一致。性领导着政治,也就不足为怪了。
政治与人性
性丑闻是美国政治中最虚伪的一面。不过,最近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桑福德的性丑闻,却给这一虚伪带来了一点“诚实”。当然,虚伪的政治是容不下老实人的,他的政治生涯很可能被这种“诚实”所断送。
说马克·桑福德“诚实”,并不是对他婚外恋行为的赞许,而只不过是说他的行为暴露了人性的弱点。对此,他认了账,投了降,并不试图按传统的政治脚本把这些人性的弱点重新包装,反而要照着自己的脚本演下去。
马克·桑福德的性丑闻之所以成为全美政治的大戏剧,也并不在于他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而在于他是目前群龙无首的共和党的潜在领袖、2012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大热门。
马克·桑福德于1994年作为一位不知名的生意人而当选为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并成为用性丑闻来弹劾克林顿的共和党议员之一。事实证明,为性丑闻弹劾克林顿的共和党议员,许多都有类似的性丑闻。比如1998年在弹劾克林顿的辩论中,共和党的领军之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Henry Hyde)不得不承认自己41岁时因为“年轻的过失”和一位已婚女子有了婚外恋。刚刚被选为众议院领袖的利文斯顿(BobLivingston)也同时被媒体揭出过去的婚外恋,被迫辞职。他的前任、领导1994年“共和党革命”夺回参众两院的金里奇,后来被揭露他在共和党弹劾克林顿期间,正背着妻子在和一位年轻的女助手热恋,最后导致了家庭破裂。这也使他在2008年无法填补共和党的权力真空而竞选总统。这些事例,似乎已经构成了一个“克林顿的诅咒”:那些因为性丑闻而和克林顿过不去的共和党人,最终都因为性丑闻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马克·桑福德似乎免于此运。在不成功地弹劾克林顿后,他的政治生涯反而扶摇直上:2002年当选为南卡罗来纳州州长,2006年又竞选连任,2008年大选中被媒体推为麦凯恩的竞选伙伴之热门人选。在麦凯恩输掉大选后,他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鲍比·金达尔(Bobby Jindal)、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提姆·波兰蒂和阿拉斯加州的州长佩林被视为未来共和党的四大明星。实际上,佩林在2008年的大选中表现出缺乏基本的政治经验和知识,许多共和党人私下乃至公开认为她将是共和党的灾难。马克·桑福德在此时被选为共和党州长联合会的主席,并被共和党自由委员会(Republican Liberty Caucus)支持作为2012年本党的总统候选人,说明他正在成为共和党内理性力量的重要领袖。但是,也正是在他为2012年集聚力量之时,他的性丑闻爆出,一夜之间成了当年的克林顿弹劾军团的又一个牺牲品。
现年49岁的桑福德和他现年46岁的妻子珍妮(Jenny Sanford)在20多年前长岛的一个海滩聚会上相识并一见钟情,于1989年结婚。出身伊利诺伊的一个显贵的爱尔兰家庭的珍妮,当时是华尔街的一家著名投资银行拉扎德公司(Lazard Freres &; Company)的银行家,并最终成为这家银行兼购部的副总裁。当她刚刚生下第二个孩子还没有出院时,桑福德突然告诉她自己将投身于政治生涯。于是,在1994年,珍妮拉扯着一个15岁的儿子和一个新生儿,在自己家里指挥桑福德的众议员竞选。自此以后,她就成了桑福德的政治灵魂和总管家。她不仅亲自指挥桑福德的每一次竞选,而且要阅读提交到桑福德桌前的各种报告、分析有关数据、制定桑福德的政策立场,甚至自己为桑福德的政策充当试探气球。为此,她得罪了许多桑福德的幕僚,有人就是因为受不了她的指挥而辞职。但是,桑福德夫妇我行我素,保持着特立独行的政治风格,频频和本党所控制的州议会作对,使桑福德赢得了党内异数的声誉。他是财政上的保守主义,但认为政府应该置身于宗教问题之外,对不少中间选民有相当的感召力,成为共和党复兴的一个希望。
然而,2009年6月18日到24日之间,桑福德突然神秘失踪。不仅他的幕僚说不出他的行踪,就是他妻子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的州长电话和私人电话全部中断,并不回复任何留言和短信。他妻子说他需要单独的时间写些东西。他的发言人说他失踪前曾表示准备到阿巴拉契亚山脉独自跋涉。但是,在这段时间,作为一州之长,竟没有人能够找到他。他的副州长对于他的失踪表达了严重关注和焦虑。州议会的民主党领袖则指出,他失踪的这个周末正好是父亲节。桑福德有4个年幼的儿子。难道口口声声家庭价值的共和党州长,竟能在父亲节期间和自己的孩子不辞而别?
如果当事人事后的供述和记者的调查可以被相信的话,这一州长失踪的谜团已经基本揭开。桑福德此时秘密飞往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自己的秘密情人、一位名叫玛丽亚·贝伦·查普尔(Maria BelenChapur)的女子。桑福德与她相识8年,但直到2007年桑福德飞往阿根廷会见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期间,两人才开始有了性关系。桑福德的妻子珍妮在5个月前无意中从桑福德的信件中发现了这一秘密。她命令桑福德中断和这一女子的关系,但桑福德则频频请求妻子容许他再去见一下自己的情人。珍妮严词拒绝。她事后对记者说:“原谅私通是一回事,纵容私通则是另一回事。”桑福德在6月失踪前,再次要求珍妮给自己一点单独的时间“进行写作”。珍妮则非常具体地告诉他:不许再去见那个女人!这就导致了桑福德的神秘失踪。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丽亚·贝伦·查普尔,现年43岁,离异并有两个孩子。她在和桑福德热恋后,也曾经找了一位年轻的阿根廷男友。为此,她写信告诉桑福德:“他是位很好的人,心地非常宽宏。可惜的是,我和他并没有相爱。你才是我所爱的人。有时我自己也难以置信:这是一种不可能的爱情。不仅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因为我们的处境。”但有报道说,她的信被自己的男友看见。此男友一怒之下潜入她的电子信箱,把她和桑福德的通信窃取出来,泄露给南卡罗来纳的报纸。玛丽亚·贝伦·查普尔最近则自己站出来说,有人进了她的电子邮箱,导致她和桑福德的通信外泄。但此人不是她的男友,他是个好人,干不出这等事情。
无论究竟是谁泄露了天机,6月24日当桑福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回亚特兰大机场时,一位知情的记者早在那里等候。面对这一阵势,桑福德还试图遮盖,说自己当初确实计划到阿巴拉契亚山脉独自跋涉,但到了最后一分钟才决定去个更为奇异的地方。这引得共和党的参议员也大呼:“谎言!谎言!谎言!”几个小时之后,桑福德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承认自己背叛了妻子,并一度声泪俱下。
桑福德的政治生命是否就此结束?现在还很难看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当年参与对克林顿的弹劾,大大改变了性丑闻政治。从现在的角度反省,1998年美国如日中天,同时充满了危机。庞大的联邦政府财政盈余,正好给美国解决濒于破产的“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提供了宝贵的机会。“社会安全”本是罗斯福在“新政”期间创立的主要针对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计划。其核心是利用工薪税和雇主的资助来给退休人员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这在年轻的劳动人口多于被抚养的老龄人口时代,当然是个比较容易推行的政策。但是,随着人口的老化,通过工作来支付工薪税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领取退休福利的老人则越来越多。这使得“社会安全”处于濒于破产的境地。许多人认为这将成为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危机。共和党领袖金里奇和克林顿经过多年殊死的较量后,终于坐下来达成妥协:只要克林顿平衡联邦预算,共和党的国会将配合利用财政盈余修补“社会安全”。这对于面临婴儿潮一代退休的美国来说,实在是其长期繁荣的关键所在。
然而,克林顿的性丑闻改变了一切。共和党执意把克林顿搞垮,两党为了美国的未来进行建设性合作的机会丧失了。华盛顿的政治空气也变得日益刻毒。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政治对手成了两党政治的核心内容。对此,选民已经大倒胃口。对两党利用性丑闻来搞垮对手的政治越来越反感。性丑闻的政治威力也大为削减。特别是在自由派的领地,性丑闻似乎已经不构成什么政治问题。比如旧金山的市长加文·纽森,曾和自己竞选总管的妻子搞出了性丑闻。但是他公开道歉后不仅照样连任,而且成为加州州长的强有力竞争者。原任加州州长的施瓦辛格在好莱坞曾骚扰过多名女性,但对他的当选几乎毫无影响。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瞒着妻子婚外恋,后来竟然不和妻子打招呼就对媒体宣布自己要分居,并且其新欢气焰嚣张,乃至法官发令不准他住在家里,以保证其妻子的权利。但是,如此丑陋的家庭生活,竟挡不住他竞选总统。他去年在共和党内的失利,也无法归于这一家丑。更耐人寻味的是,金里奇在去年大选之时公开为当年的婚外恋忏悔,政治评论家都称这是个试探气球,以让选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原谅他的过去。如今他已经成为共和党2012年总统候选人的大热门。这几年共和党政治家的性丑闻一直不断。甚至著名的福音派牧师、反同性恋人士泰德·哈格(Ted Haggard)也因为召男妓而声名狼藉。所以,即使是共和党人,打起性丑闻的大棒来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可见,“克林顿的诅咒”之外还有“克林顿的祝福”。对克林顿的性丑闻的追究伤害了国家之元气,选民们也觉得这是一种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所以,托克林顿之福,金里奇等只要有政治智慧,还是在全国政治中有充分的机会。但是,选民对性丑闻仅仅是容忍,太出圈了则另当别论。民主党前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兹在妻子身患癌症的情况下偷情,甚至照样竞选总统,置本党利益而不顾,连民主党人都不能原谅他。纽约前州长斯皮策干脆召妓,这本身就违法。如此丑陋的性丑闻后还想卷土重来,似乎非常困难。
桑福德的性丑闻则并不那么丑。从他和其情人的通信来看,两人情真意切。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在阿根廷哭了5天,肯定哭的不是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如果真那么珍重自己的政治生涯,肯定就不去了。好好对妻子忏悔,求得原谅,选民也会放他一马,日后当总统的可能还是有的。后来他对记者供认,他和自己的妻子并不相爱,也和几个女人有过出轨行为,但那不过是感情危机的表现。这次则不同,这位阿根廷女人实在是他的感情伴侣。他去阿根廷时就知道,他这么一去,等于是自己的政治葬礼,家庭也很难保住。但他实在割舍不掉。他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归根到底是个爱情故事,是个爱情悲剧。一个眼看50岁的人如此作为,你很难不被这种浪漫情感所感动。他宁愿“失踪”而去会情人,演出了一场爱情传奇,颇有些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气概。他的情人在知道秘密泄露后,立即和男友一刀两断,自己躲起来,免得媒体再渲染,对桑福德忠心耿耿,尽一切力量加以保护。日后若给他两位写个《长恨歌》,说不定还会催人泪下。事实上,看看美国的文学作品、电视剧,等等,英俊的政治家另有所爱,最后为了当总统不得不割舍,这类故事总是写得非常悲情,并没有谴责的意味。
桑福德的问题是:既然是“不爱江山爱美人”,那就应该去找美人去,不要再留恋江山。他可以离婚,最后和情人结婚。这种事情在美国人的生活中也是家常便饭。不过,如果他日后想东山再起,人们也许不会对他进行过多的道德谴责,而是会问自己:愿意不愿意把一个国家交给这么一位浪漫得会突然失踪的总统。克林顿一边享受莱温斯基的口交一边处理国家大事,丑陋归丑陋,但毕竟他没有让儿女之情影响治国。桑福德的爱情也许感天动地,但是,当总统不管有什么个人私情,失踪是万万不行的。说桑福德埋葬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用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丑闻,而是非分但可能是相当优美的爱情。
卡恩到底强奸了没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干事卡恩在纽约豪华饭店索菲特(Sofitel)涉嫌强奸女清洁工一案,经过一波三折后,又有了戏剧性的新发展。卡恩本来戴着手铐进了监狱,后被保释出来监视居住。接着,公诉人发现控告他的“受害者”有信誉问题,立即通报他的律师,最后法官宣布取消其监视居住。此案似乎马上会被彻底推翻。但到了7月月底,被认为是已经信誉破产的“受害者”突然现身,不仅亮出真名实姓,而且照片也被刊登出来。她分别接受了《新闻周刊》和ABC电视网的采访,叙述了被强奸的全过程。
这位女士叫纳菲莎杜·迪亚洛(Nafissatou Diallo),是来自几内亚的移民。她的故事,世界媒体已经相当熟悉。她作为索菲特的清洁工,指控卡恩在房间强迫她进行口交。卡恩留在她衣服上的精液,以及她身上的乌青块,为带有暴力性的性行为提供了证据。但是,由于没有第三者在场,最终的判决取决于陪审团选择相信哪一方的故事。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纳菲莎杜·迪亚洛的一系列信誉问题被发现。她申请移民美国时,就自己的身世撒谎,比如谎称自己曾遭到轮奸,以赢得同情。另外,她在美国也有种种信誉问题,比如报税不实,等等。美国的司法系统,是以无罪推证为基础。要判卡恩有罪,必须拿出超越了任何理性怀疑的证据来。换句话说,即使陪审团99%相信纳菲莎杜·迪亚洛的故事,只要不是100%相信,卡恩就不可能被判有罪。在这种情况下,纳菲莎杜·迪亚洛的说谎史给了这个案子致命一击。司法界许多人士指出,此案很快就会被推翻。
负责起诉卡恩的纽约总检察官,目前处于骑虎难下的状态。卡恩靠其妻子强大的财力,已经组建了一个梦之队律师团。这帮人没一个是白吃饭的,目前成竹在胸,要逼着纽约总检察官撤诉。纳菲莎杜·迪亚洛的个人律师,则处于绝望状态,极力敦促总检察官坚持起诉。按说,涉案人员突然上媒体炒作,有利用舆论劫持司法之嫌,犯了美国司法界的大忌,肯定会被对方律师抓到把柄。但是,总检察长是民选的,必须对公众负责。纳菲莎杜·迪亚洛的律师如果能够使公众相信此案的真实性,就可能逼着总检察长把官司打下去。
纳菲莎杜·迪亚洛在媒体上,当然也要经过考问。不过,她的露面,基本上达到了律师所设计的战略目标。媒体注意到,她在谈论身世等事情时躲躲闪闪,明显有不实之处。但是,在谈论强奸本身时,则清清楚楚,其叙述和物理证据也非常吻合。她传达的基本信息是:也许我为了来美国说谎了。也许我为了多留一点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谎报了税表。但是,难道我干了这些事情,就该被强奸吗?我确实被强奸了。铁铮铮的证据都在那里!
要知道,几内亚人均GDP才448美元。从这个数字看,她在几内亚一天大概挣不出一美元。美国对于她来说就是个天堂。她为了来美国不惜一切代价,也不那么难理解。她在索菲特饭店的工作,一小时25美元,并且外加小费。在这种最高档的饭店,客人走时给她在桌上留几美元或几十美元是常有的事情。所以,这样的工作对她来说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她谈起这份工作的自豪来,也溢于言表。更重要的是,她是个文盲,不会用任何语言进行读写。这也就很难让人们相信她是阴谋论中的一个主角。她甚至不可能有用性来敲诈卡恩那么复杂的想法。毕竟,在她长大的社会,女人被强奸了也活该,想告还会遭到报复。
这就使她的故事比较可信:她进房间准备打扫,发现卡恩赤裸裸地在那里,就立即道歉,并要退出。卡恩马上说不必道歉,并夸她美丽,然后手就伸向她的乳房。她告诉他住手,因为她不想丢掉自己的工作,但卡恩已经像个疯狂的野兽扑上来。她其实比卡恩高,但是不敢还手,怕抵抗失手伤了对方,自己会因此丢掉工作。就这样,卡恩把她追进厕所,双手抓住她的头发往下死摁,强迫进行口交。她最终挣脱跑出房间,很快就报告了领班。这才导致了卡恩的被捕。整个过程大致9分钟。卡恩正是在9分钟后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约好一起吃饭......
当你听完这个故事,并看到了支持这个故事的确凿物理证据后,你相信谁?一位司法专家在CNN上讲:“我知道她在其他事情上撒谎。但强奸这事,还是非常可信的。”可惜的是,仅仅可信还不够,必须是百分之百地相信。这是很难做到的。她的律师的目标,大概是逼着总检察官起诉,希望有机会听到卡恩一边面对这些故事和证据的解释,以找到漏洞。但是,卡恩本人有权利拒绝作证,一切解释可由其律师代劳。他的律师又是这方面的顶尖行家,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失手的可能性很低。你不妨设想一下自己在陪审团里的情景:你99%地相信卡恩强奸了一个目不识丁的穷女人。你甚至对卡恩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根据法律,你不能判他有罪。说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在这里活灵活现地体现出来。
从卡恩案看美国的强势小民文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干事长卡恩因涉嫌在纽约一家豪华饭店强奸女清洁工而被捕。在经过艰难的法律斗争后,他获准取保候审,目前处于监视居住的状态中。这一案件的最终结果还很难预料。毕竟,当时在房间里的只有他和女清洁工两人。即使能确定双方发生了性关系,那么究竟是强奸还是两相情愿,目前尚无坚实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舆论一面倒地站在那位女清洁工一边,这本身很值得玩味。
从一开始,就有人提出了“阴谋论”。这些“阴谋论”者的矛头多指向卡恩在法国的政敌。美国目前还在经济衰退中挣扎,在国际上迫切需要有卡恩这样一位能干人物拯救欧洲的债务危机。所以,即使相信“阴谋论”,也很难想象美国为何要给卡恩设套。一般美国的媒体,没有敌视卡恩的必要。这次媒体的一边倒,其实是美国强势小民文化的体现。
一般而言,这种高调案件一出,美国媒体总是显示出同情弱者的本能,有时甚至会走火入魔。几年前一黑人脱衣舞女指控杜克大学兜网球队的几位白人男青年强奸她。媒体开始也是一面倒,那些杜克的学生马上被起诉。但是,控方证据不足、破绽百出,后来那位舞女也改口,最后只好撤诉。提出起诉的地方检察官因弄虚作假而受到惩罚,后来那舞女自己涉嫌企图谋杀罪而被捕。其实事后想想就明白:一位跳脱衣舞的女子,本身的行为就应该受到严格审视。毕竟这是个准色情行业。但是,她是弱势女子,她起诉的则是名校的富家子弟。媒体不敢轻易拿受害者说事。
这次的受害者,是位来自几内亚的贫困寡妇,拖着个15岁的女儿。
清洁工也是最底层的工作,她起诉的则是“掌握着世界钱包”的人。这种巨大的阶层差别,决定了美国媒体的同情心所在。有些不知趣的人出来为卡恩辩护,顿时成为全国的笑料。比如,尼克松的前撰稿人和律师本·斯坦(Ben Stein)就提出几个疑点:第一,卡恩无枪、无刀,他是个又矮又胖的老头儿,怎么可能强奸一位32岁的健康女子?第二,卡恩是有声誉的经济学家,你见过经济学家强奸吗?第三,我在饭店就碰到过非常糟糕的清洁工。
此论一出,走红的政治笑星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就拿他开涮:“呵呵,卡恩62岁,其强奸状态远远不如15年前了。当年他一定是个强奸机器!”有网友马上应和:“我父亲65岁,还常做100公斤的卧推。65不是85!”接下来,乔恩·斯图尔特又念出一串经济学家犯强奸罪的新闻:“哇,根据我们的调查,经济学家原来是强奸团伙!”
这演的固然是喜剧,但很能反映民众的心绪。在美国,这种喜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往往超出一般新闻节目。另外,本·斯坦本人是经济学家之子,自己是作家、律师、演员,颇为成功,后来又涉猎经济评论。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2007年次贷危机开始时,他坚信房价不会跌,称那些现在买了房的日后会庆幸,结果房市应声崩溃,闹得自己下不来台。这次评说卡恩案,他的主流精英的马脚又露出来,自然被人在第一时间抓住。
更值得注意的,则是饭店的态度。这是一场一小时挣几十块的清洁工和豪华饭店里一晚上付3000多美元的大亨的是非难断的冲突。饭店有求于谁,实在是一清二楚。但是,此次事件中,饭店坚决站在了清洁工一边。媒体也借此事,纷纷报道饭店清洁工不时地面临性骚扰的工作环境。一位饭店经理,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称经常有客人报告清洁工偷东西等事,但绝大部分都不属实。真实的情况是,很多客人对女清洁工进行性骚扰,很多饭店不得不由经理打电话到客房告诉客人:要么改变行为,要么就将被驱逐。保护这些女清洁工的尊严不受侵犯,成了饭店的重要责任。
卡恩事件究竟谁是谁非,还有待审判展开后我们才能知道。但是,这种强势的小民文化,则在一开始就具有压倒性的主宰力量。卡恩固然有钱组织一个“梦之队”律师团为他辩护。但是,那位无依无靠的几内亚“民工”,则成为美国的司法制度所要保护的小民百姓的象征,不仅具有强大的话语优势,也不愁找不到强有力的律师来捍卫她的利益。
法国女人真比美国女人更性感吗?
法国女人比美国女人性感。此话可能不正确,但在美国的男人中却很流行,以至美国媒体曾经调查分析过为什么相对缺乏运动的法国女人会更性感。我一位研究欧洲并兼通法语和德语的同事指出美国人对法国女人有一种成见:法国女人对男人更加温柔体贴。娶了法国女人的美国男人,一辈子都会在那里庆幸自己是多么幸运!这当然是成见。我就认识一位波士顿的医生,娶了位法国女人,刚生完孩子就离婚,两人如同世仇。
不过,成见往往不是无缘无故形成的。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干事卡恩在纽约高级饭店偷腥,被女清洁工告强奸,被警方从马上要起飞的法航上捉下来,戴着手铐游街,引发了美法的文化大战。6月6日,他被正式起诉,又一次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不过,这次他威风多了。不是一个人戴着手铐当阶下囚,而是挽着典雅的妻子,坚称自己“无罪”。看看这位忠贞的妻子就能理解,为什么许多美国男人觉得法国女人更性感了。
卡恩的妻子叫安妮·辛莱尔(Anne Sinelair),是美国出生的法国电视主持人,美丽异常。她的前夫至今还说,当初结婚时就觉得她对于自己来说有点“太美丽”了。大部分男人见了她怕是都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嫁给卡恩,不是傍大款。恰恰相反,她是巨富之后。你看看哪位亿万富翁家里收藏得起丰富的毕加索作品?她家和毕加索是世交,父亲是艺术收藏家,毕加索还特别为她母亲画过肖像。另外,她自己也非等闲之辈。作为法国电视台最有影响的周末政治专题节目的主持人,戈尔巴乔夫、克林顿等世界政要只要想对法国公众讲话,就要接受她的采访。因此,她几乎成了法国的国家形象。每个周末公众要等着她出场,她的照片出现在法国各个市政厅中。当她见到卡恩时,卡恩虽说已经颇为成功,但若论起财富来,比起她简直就是个叫花子。就这样,她对卡恩一见钟情。用她的话说,她见过世界上所有的权贵政要,没有一个人具有卡恩的魅力和聪明。她也不想依傍权力。因为她对有权的人领教得多了,而当时卡恩也没有什么权力。这就是地地道道的爱情。
俩人迅速结婚,但卡恩依然荤事不断。其中包括在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时和手下一个50岁的匈牙利女经济学家私通,并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斥。卡恩要竞选法国总统,过去的花花事也浮现在媒体上,被冠以“诱惑大师”之名。但是,这时还是他的妻子安妮·辛莱尔为他说话:“诱惑能力,对一个政治家来说至关重要。”搞女人她还说不是丈夫的缺点,反而是他过人的“素质”。当记者问她对卡恩和别的女人的关系有什么感受时,她潇洒地说:“只要他对我有魅力,我也对他有魅力,那就够了。至于他和别的女人有什么事情,对我并不重要。”
这次卡恩在纽约偷腥时,她正在法国等待着自己头一个孙子的降生。此时电话响起,说话的是她的丈夫:“亲爱的,事情非常严重..”她义无反顾地跳上飞机,一边坚称丈夫无辜,一边对法官申诉,说自己的丈夫身体不好,无法承受长期监禁,急需取保候审。随后又动用自己的财政资源,保证卡恩在取保候审期间能够舒舒服服地住进自己的豪宅。目前卡恩的律师很硬,坚称能够证明卡恩无罪。但是,卡恩的精液样本已经被发现。律师要证明的不过是那位女清洁工自愿和卡恩发生性关系。面对这样的事实,安妮·辛莱尔温柔有加地挽着丈夫到法庭过堂,一起面对法庭外高声抗议甚至咒骂的民众。娶这等女子为妻,哪个男人不要一辈子庆幸自己的幸运呢?
可惜,时代正在变化。在过去,安妮·辛莱尔代表了法国女人的美德和典范:潇洒大度,海纳异己,对生活的复杂和微妙之处有着充分的洞察,对自己的男人有着独一无二的理解和体贴。连美国人也往往津津乐道:看看人家密特朗总统的葬礼,夫人、情妇、子女、私生子如数出席。我们则为了克林顿和莫妮卡在家里打翻天,活像不成熟的孩子!但是,美国公众也不会忘记:当年正是克林顿的妻子希拉里出来为丈夫辩护,愤怒地称对她丈夫的指责是“右翼阴谋”。当年施瓦辛格竞选加州州长,他当好莱坞明星时骚扰妇女的丑闻浮现出来。也正是他的妻子、大名鼎鼎的肯尼迪家族的美女玛丽亚·施赖弗(Maria Shriver)挺身卫夫,保证了丈夫的当选。现在大家才知道,施瓦辛格居然和家里的保姆偷腥,养了个十几岁的私生子。而这个私生子,竟然在玛丽亚·施赖弗为施瓦辛格生下最后一个孩子的几天后出生!
从卡恩到施瓦辛格等,有人归纳出一条“向上娶妻,向下偷腥”的规则。即一些平民出生并具有卓越才干的男性,总要迎娶豪门妻子。等自己步入贵族阶层后,又开始把低层妇女作为自己的猎取对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补偿,还需另当别论。关键是,他们在进行这样的猎取时,往往是利用自己的权势进行性侵(施瓦辛格的女佣自然是心甘情愿,但过去遭他性侵的女演员们则只能默默咽下屈辱)。所以,公众对于玛丽亚·施赖弗和安妮·辛莱尔们开始质疑:你们自己有多潇洒、肚量有多大,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你们难道要帮助自己的男人制造一群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吗?所以,安妮·辛莱尔的“贤惠”此刻对卡恩是个巨大的精神支持,但却不会为他赢得多少同情。法国女人的“性感”,似乎也开始打折扣。
美国参议员的“二奶”风波
2011年4月21日,内华达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恩赛(John Ensign)宣布辞职,辞职于5月3日生效。此举暂时结束了美国参议院的一场“二奶”风波,也为紧锣密鼓地准备2012年大选的共和党抹掉了一块政治污点。
约翰·恩赛已经当了11年的参议员,并被许多人看好为未来的总统。他一直以宗教保守主义的代言人自居,在国会服务时总与其他志同道合者住在当地教会经营的住宅中。众所周知,这些极端的宗教保守主义者,总以道德相标榜,反同性恋,反婚前性生活,甚至离婚也属于离经叛道。但是,就是这位保守派旗手约翰·恩赛,从2007年开始有了位“二奶”。更糟的是,这位“二奶”竟然是他最好的朋友、最忠实的助手道格·汉普顿(Doug Hampton)的妻子。
这两家人一直亲密无间,不仅一起度假,而且孩子们也是最好的玩伴。2008年,道格·汉普顿发现自己的妻子和约翰·恩赛私通,愤怒地找约翰·恩赛要个说法。不久,他就离开了约翰·恩赛的幕僚班子。他和他那不忠的妻子,马上从约翰·恩赛的父母那里拿到了96000美元作为“礼物”。
但是,道格·汉普顿的日子并不好过。羞辱交加不说,他离开了约翰·恩赛的班底,要挣扎着自己谋生。这使他频频威胁约翰·恩赛要把此事公开。约翰·恩赛自然“通情达理”地到处请托,力图帮助道格·汉普顿在刚刚开始的政治游说生涯中打开局面。最终,纸里包不住火,事情泄露。2009年《纽约时报》通过对道格·汉普顿的一系列采访揭示:约翰·恩赛曾经给有关人士施压,让他们雇佣道格·汉普顿,其中的砝码是道格·汉普顿对自己这位参议员有重大的影响力。约翰·恩赛事后也承认,他曾帮助道格·汉普顿找到游说的工作,并在职权范围内帮助道格·汉普顿的客户:一家航空公司和一家电力公司。不过他又辩称,他并非应道格·汉普顿的要求做这些事情。他之所以提供帮助,是因为两家公司属于自己的选民。
这一系列丑闻,引发了参议员伦理委员会的调查。这一调查已经进行了一年半。该委员会影响力巨大。1995年曾经调查俄勒冈参议员鲍伯 ·派克伍德(Bob Packwood)对10名女性幕僚和游说人士性侵犯和骚扰的丑闻,并提议将之驱除出国会山,致使他被迫辞职。约翰·恩赛自然也知道自己逃不过去,3月就宣布不寻求连任,大概希望参议院的调查就此终止。但是,调查依然继续。最终他不得不宣布即刻辞职。
但是,辞职也无法终止调查。因为此事已经远非私生活中的丑闻。这里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第一,约翰·恩赛称自己的父母给道格·汉普顿的96000美元是救济朋友的“礼物”。道格·汉普顿则说这是他正当的解雇金。如果后者的说法成立的话,这96000美元就成了非法政治捐献。美国的竞选募捐案对每个公民对政治竞选的捐献有严格限制。约翰·恩赛的父母拿出这么多钱给儿子的幕僚支付解雇金,实际上等于捐给了儿子的政治活动,已经超过标准。第二,美国的法律对政治游说也有规定:不得离开公职后马上从事游说活动,免得公私不分,必须等到卸职后一定年份才能退掉官方的身份而从事私人的政治游说。道格·汉普顿辞职后马上从事游说,自然也是违法的。
现在的调查结果,则证明这两方面都有违法行为,甚至构成犯罪。道格·汉普顿拿的96000美元几乎肯定是解雇金而非私人礼物。因为他是被 John Ensign解雇,而非自己辞职。当时约翰·恩赛和道格·汉普顿的妻子打得火热,道格·汉普顿一再请求约翰·恩赛终止这一不正当关系。约翰·恩赛欲罢不能,而道格·汉普顿又是自己的高级幕僚,为自己安排着各种活动,十分碍事,就下令将之解雇,使之难以知道自己的行踪。并通过父母私下支付解雇金,免得从公家走账而走漏风声。据说,有一次约翰·恩赛在反复发誓戒掉婚外情后,又和道格·汉普顿的妻子在饭店幽会。他的朋友和顾问、本地共和党的一位宗教领袖一个电话打到房间,大声斥责说:“我确切地知道你在哪里,也确切地知道你正在干什么。赶紧提上你的裤子,回家!”但即使如此,约翰·恩赛还是不回家。同时,他不择手段地为道格·汉普顿找工作,以图将事情摆平。他曾威胁道格·汉普顿的客户,如果不雇佣道格·汉普顿进行政治游说,他就撤回自己的“政治支持”。另外有证据表明,约翰·恩赛销毁了大量可以作为证据的文件。仅这一条,也足以构成“妨碍司法罪”。
最为凄惨的,大概还是道格·汉普顿。自己的老婆和上司私通,被发现后照样干,最终闹得满城风雨,毫无挽回的机会,不得不离婚。丢了工作后,支付不起房贷,房子被银行没收,只好宣布个人破产,同时因为被解职后的非法政治游说触犯法律,目前正在等待审判。约翰·恩赛则不仅破坏了法律,并且一手毁掉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家庭和事业,本来共和党的一个道德形象,顿时转化为六亲不认的恶魔。对他将如何处置,是否进行犯罪起诉,目前参议员伦理委员会和司法部尚未决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凭他这些行为,他即使不事先辞职,也会被驱除出参议院。
这里唯一受益的,大概就是共和党。内华达的参议院议席是两党竞争最激烈的议席之一,大家实力半斤八两,谁也没有胜算。但是,该州州长是共和党人。约翰·恩赛辞职后,州长按照惯例可以任命一位本党人士填补其席位。这样到了2012年大选时,共和党依然占据在任参议员的位置。一般而言,参议员的位置在选举年易守难攻。这对共和党赢得参议院多数怕是至关重要。
如今,宗教保守主义者已经成了共和党的核心选民。性问题,如同性恋、婚前性生活等,本来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却被共和党不断地政治化。20世纪90年代共和党对克林顿性丑闻的调查,使共和党的公共形象变成了道德党。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性丑闻由此却成了共和党挥之不去的梦魇。领导克林顿性丑闻调查的共和党人士,如金里奇、利文斯顿等,自己都被揭出有着类似的性丑闻。几年前,众议员马克·弗利因为和未成年的男孩儿有不当关系而被迫辞职,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桑福德因与一位阿根廷女子有染而身败名裂、断送了自己的总统梦。另外还有福音派领袖召男妓的爆炸性新闻..2008年大选时,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如朱利安尼、麦凯恩等,全是著名的负心汉。另一位相貌英俊却没有前科的候选人罗姆尼拿着共和党反同性恋的信条开玩笑:“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女人..之间的结合。”这并不是说民主党在这方面比共和党更检点。最近甚至有心理学研究说,权力本身有激发性欲之功能。政治家和性丑闻形影不离似乎也是人之常情,这不会因党派之政治哲学不同而有所改变。但是,共和党总把个人问题政治化,故而共和党的性丑闻总要考验本党的品质,招惹的风声更大些。也许,这种严格的道德尺度,对于制衡那些被权力激发得性欲饱满的政治家的不端行为,多少有点帮助吧。
美国政治中的“二奶规则”
大名鼎鼎的民主党政治新星爱德华兹,于2011年6月3日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罪名是“秘密获取并使用富裕的资助者所提供的款项,以求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掩盖他的情妇和私生子的存在。”
爱德华兹的故事,如今已经是路人皆知了。2004年总统大选中,还是参议院新鲜人的他异军突起,在民主党预选中紧追克里之后。其人气给赢得提名的克里带来了巨大压力,最终挑选他作为竞选伙伴。在2004年失利后,爱德华兹2008年再度出山。但赶上了大红大紫的奥巴马和政治根底深厚的希拉里,最终被迫出局。他刚刚出局,就爆出了他有情妇的丑闻。最后丑闻越滚越大,大家发现他们已经有了私生子。此事给美国政界的震撼之大,还在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宛如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希拉里,从一开始就高调助夫参选,和他一起成为政治明星。不仅如此,她后来被发现患有乳腺癌,并且已经扩散。但夫妇两人在2008年大选开局时一起面对公众,声称为了劳动阶层的利益坚持参选,颇令人感动。但是,当情妇和私生子丑闻爆出后,不仅是爱德华兹本人,甚至作为受害者的伊丽莎白也跟着身败名裂。公众特别是民主党愤怒之极:闹半天你们藏着这些东西还要选举。万一爱德华兹赢得民主党的提名,在面对共和党的决战中丑闻爆出,本来在政治上已经“秉承天命”的民主党岂不是输得精光?怎么能够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在政治上这么不负责任?
不过,联邦大陪审团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不会为某党来清算一个过气人物。性丑闻属于私生活,亦不构成司法问题。大陪审团所要捍卫的,是联邦的选举献金法。根据这个法律,每个公民对某人竞选公职的捐助,不能超过2300美元。而爱德华兹有了情妇和私生子后,就找到他支持者中的两大财主。一是瑞秋·梅隆(Rachel Mellon),百岁贵妇,著名的梅隆银行家族的继承人。她一下子拿出75万美元。另一位则是弗雷德·拜伦(Fred Baron),爱德华兹的竞选财政主席。他贡献了20万。这些钱都远远超出了法定的标准,加起来将近百万,用以支付爱德华兹的情妇在产前产后的各种费用。用我们通俗的话说,这就算是“包二奶”。只是要朋友来买单。
爱德华兹在接受起诉时,放弃了讨价还价、以认罪而换得较轻的处罚的机会,坚称自己无罪。这将引发一场漫长激烈的审判。如果他被判有罪,就将面临30年的监禁和150万美元的罚款。美国的司法运作为了避免耗资甚巨、没完没了的诉讼过程,减轻“交易成本”,容许讼方和被告在正式的诉讼开始前进行讨价还价。被告如果痛痛快快地认罪,免得讼方动用巨大的司法资源,那么讼方就愿意对之施以比较轻的处罚。这颇有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味道。爱德华兹拒绝认罪,据说是因为讼方提出他如果认罪也要服刑,即7个月的监禁。爱德华兹则完全无法接受监禁。最后导致谈判破裂。不过,爱德华兹本人是非常成功的律师,不可能不知道轻重。他敢于冒如此之大的险,在于他抓住了法律的含混之处。给他钱的人,是他的支持者,也都是他的朋友。他辩解道:朋友给他钱,并非为了竞选,而是要在私人事务上帮他解难。当时他有了外遇,妻子身患不治之症。他是希望向妻子掩盖真相才向朋友伸手。和竞选无关。联邦大陪审团则认为,这些钱用来掩盖情妇和私生子的存在。掩盖的目的是竞选。如果真相爆出,竞选连开始的可能都没有。况且捐助者全是他的大力支持者。怎么能说这是和竞选无关呢?换句话说,关键是要证明这些钱是否能算是用于竞选。如果算的话,爱德华兹就有罪。如果不算,他就无罪。
走笔至此,想起一段插曲。不久前去朋友家做客,正好碰见他父亲从国内来探亲。老人思维甚健,谈吐不俗,一问才知道是退休老教授。话题转到政治,他神神秘秘地告诉我:“奥巴马是大财团选择的代理人。”我问:“大财团选谁不行,为什么选个肯尼亚花花公子的弃儿?”他脸上更加神秘莫测:“这你大概不懂了。”
这位老教授的话,代表了相当多的人对美国政治的成见:表面上是民主,老百姓说话算数。实质上全是金钱在操纵。这种看法并非全无道理。毕竟能出来选的都必须有雄厚的财政实力才可以。以2008年大选为例,奥巴马募集了将近7.5亿美元的竞选资金,麦凯恩募集了不到3.7亿美元。从选举的结果来看,确实是金钱在说话。钱多的击败了钱少的。没有后台怎么选呢?但再一细致分析,则并不这么简单。在金钱上,奥巴马全无根基。2000年大选时,他去参加民主党代表大会居然被挡在门外不让进。落魄之余到街上的银行取款机取钱,居然提不出来,因为自己的账户空了。麦凯恩则是娶了巨富之女,连自己拥有多少栋房子都记不清楚。他拼钱难道拼不过奥巴马?
这里的奥秘在于,政治参与中,募捐和拜票其实都是选举行为。选民投票是最终的决定。但是,除此之外,选民还有另外的参与方式。其中之一就是给自己拥护的候选人捐款。大部分捐款,都是几十块钱的小支票,是普通百姓能够承受的。候选人越有人气,捐款就越多。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每在预选中取得一次重大胜利,第二天捐款就滚滚而来的缘故。有人分析说,每次大选,美国选民都捐款踊跃。他们通过捐款,获得了一种对政治拥有了的感觉。当然,只要容许捐款,有钱人的影响就大得多。民主并非一人一票、绝对公平那么简单。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民主制度不管多么不完美,也都在尽力落实一人一票的原则,在制度上限制金钱的影响。2300美元的限额,一般老百姓是达不到的。而百万富翁家中,则每个成年子女及七大姑八大姨都捐献2300美元。一个富翁可以把钱分给家人来捐,远远超出此数。但是,有了这道线,一个或几个富翁不管怎么打法律的擦边球,也难以抵挡千百万热心选民每人十块钱的捐助。
一些司法专家指出,要判爱德华兹,证据确实不够硬。但是,起诉他还是对的。这至少告诉人们:对法律要当真,对民主也要当真。
桑福德夫人:与众不同的政治配偶
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桑福德的性丑闻,无意中制造了一位时代英雄:这就是这一丑闻的最大受害者、桑福德的夫人珍妮·桑福德。
按说美国已经经历了女权运动近40年的洗礼,但是政治配偶一直扮演着夫唱妻随、从一而终的角色。明明是丈夫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在自己的心口戳了一刀,但是当丈夫面对公众低头认罪时,当妻子的总要站在一边、目光无限怜爱地望着丈夫以表示支持,不管自己是怎么心碎。这套做法不仅限于大男子主义的共和党,讲究女权并以女性选民为主体的民主党也是如此。那些传统的家庭妇女,离开丈夫无所依靠,这样做也许是不得已。但如今的政治配偶多是些女强人。比如爱德华兹的妻子伊丽莎白,本人是个律师,在政治上也非常有影响,有评论家说她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政治家。但是,丈夫在自己身患绝症时另有新欢,事发后还要陪着丈夫站台。自己是个快死的人,还要受此之辱,图个什么呢?纽约前州长斯皮策召妓,出来认罪时其妻子也陪着。而她本是哈佛法学院毕业、前程似锦的华尔街律师。怎么居然和这么位嫖客也肯过下去?难怪当时的晚间喜剧节目在那里大呼:怎么是她站在那里陪着州长?应该让那位妓女站在那里才对!
珍妮·桑福德是南方的共和党人,似乎更该守妇道。但是,这位南卡罗来纳的第一夫人毅然把这一套传统把戏抛在一边。她让丈夫独自去和公众交代,自己则发表声明,表示她愿意维持自己的婚姻,但这必须建立在丈夫忏悔的基础上。她必须保持自己的尊严。记者跑去问她是否对丈夫的政治生涯担心。她干脆地回答:“我才不担心他的政治生涯呢,我担心的是我的家庭,是我孩子们的品性。”同时,她把丈夫扫地出门,要求至少是暂时的分居。
不仅如此,据她的朋友说,她在丈夫承认婚外恋那天仍然保持高昂的情绪,充满了对生活的乐观精神。知根知底的人都说:“这才是真正的珍妮:性格坚强,工作努力,绝不会被轻易击倒。”
珍妮·桑福德的行为,无意间在美国妇女中赢得大片喝彩,说她是第一个走出了玩偶角色的第一夫人,为未来的政治配偶提供了典范。《新闻周刊》网站发表文章,赞许这位前华尔街的企业总裁成功地把自己所受的公众羞辱变成了敲打她丈夫的棍棒。另有婚姻专家也指出,她的反应至少更真实、更人性一些。
如今的美国,职业女性崛起的势头危凶。从幼儿园到研究院,女性的表现都高于男性。但是,如今的政治妻子,虽然大多是女权运动之后成长起来、有着自己的独立生涯,但一直甘愿充当政治玩偶。珍妮是第一个醒过来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创造了历史。她的行为,让那些口口声声女权的民主党人羞愧,也让那些整天“家庭价值”的保守派无话可说。说不定哪天她会突然杀上政坛,自己开出一片天下来。
性丑闻中的草根与精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干事卡恩在纽约的豪华饭店涉嫌性侵犯而被捕,他被戴上手铐在警察的押送下“游街”,关进监狱并被监视以防止其自杀。然而,检方旋即又对受害人的信誉提出质疑,致使法官在公开法庭上解除了对卡恩的监视居住。这一系列罕见的戏剧,不仅举世震惊,而且在美法这对西方内部的宿敌之间引起了激烈的文化战争。
当卡恩戴着手铐被警察押送“展览”时,法国公众就大为震怒。卡恩是未来法国总统的大热门,身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顶着救世主的光环。这样一位英雄,被一个清洁工一告,就会受如此之辱?在法国,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等级的精英会受到这样的起诉。事实上,卡恩被起诉的许多罪名,在法国的法律上是没有的,根本不构成犯罪。让卡恩戴手铐在媒体面前游街,更是对他人格不可接受的侮辱。被告在被证明有罪前,应该被假设为无辜。这种“无罪推定”,是西方法律传统公认的原则。既然人家现在还是个无辜的人,就有着一般公民所具有的种种权利,包括隐私权。所以,法国在2000年就通过了法律,禁止公布没被定罪的被告的照片。所以,一手促成这一法律的法国前司法部长伊丽莎白·这吉古(Elisabeth Guigou)愤慨地就卡恩戴手铐的照片说:是野蛮、暴力、残忍。我很高兴我们没有这样的司法系统。”从媒体大腕,公共知识分子,到一般老百姓,也都异口同声地指责:美国太“野蛮”。
如今,卡恩被释放。对他的起诉很可能不成立。这一下子激发了法国强烈的反美情绪和政治地震。请看:从伊战到卡恩,美国一错再错。挺卡恩的人士,找到了不能再强的证据。这里打头阵的,是卡恩的朋友、公共知识分子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evy)。他从一开始就嘲笑美国人没有文化、宁愿相信一个饭店的清洁工、并对法国精英阶层的领袖缺乏起码的尊重。如今,他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指责美国人黑白二分的道德判断:只要是小民百姓就一定是受害者,只要是精英就一定是横暴的压迫者。甚至美国的司法体制,也受到了全面的攻击:检察官是老百姓选举的,难以独立于选民的意志。这导致了卡恩被“暴民”施予私刑。更不用说,要卡恩再起参加总统选举的呼声四起。大选的格局,由此可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美国媒体,从一开始也并非不承认这种“游街示众”型的逮捕可能被滥用;但也同时指出,这一手法仍然有警示社会之效。特别是1980年,当时任纽约检察官的朱利安尼为打压白领犯罪,以此来对付那些华尔街的不法精英,意在显示:不管你有多大权势、多少金钱、多深的关系,也不能把自己放在法律之上。更何况卡恩涉嫌的还不是白领犯罪,而是暴力犯罪。逮捕暴力性的罪犯,哪有不用手铐之理?所以,当法国公共知识分子愤怒地指责美国司法部门把卡恩当做一个普通的刑事犯对待时,美国报纸的社论则义正词严地说:“对!在我们国家就应该这样。”美国媒体还同时指出,法国那套保护被告隐私的大道理,听起来冠冕堂皇。但是,恰恰是法国媒体率先公布了受害人的名字,使之受到许多骚扰。《纽约时报》等美国大媒体则有明确的规定:不准公布性侵案件中受害者个人信息。试问法国式的隐私,究竟是谁的隐私?
美国媒体,由此开始了草根对抗精英的叙述:那位被卡恩性侵的清洁工,是位来自西非的穆斯林寡妇,拉扯着一个15岁的女儿,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来到美国。在她的国家,像她这样的女人被强奸属于家常便饭;如果敢告,马上就会受到严厉的报复,甚至性命不保。她根本不知道卡恩是谁,事后知道则非常恐惧,担心着自己的生命。怎么能想象她这么一个为了25块钱一小时的工作而不遗余力的人,能指控把握着世界钱袋的人?!但是,她决意为自己的尊严而抗争,希望在这个新的国家里,会有个不同的命运。
这就使卡恩面临着在法国不可想象的局面:即使是他获得保释在家软禁,但也一度因没人愿意和他当邻居而找不到住处。最后有钱的妻子终于把他安置进一个月5000多美元租金的豪宅。后来在二次过堂接受正式起诉时,美国的饭店用大巴把职工运送到法庭门口,大家对着卡恩大声抗议:“无耻!”饭店考虑的不是每晚上能支付3000美元的客户利益,居然要站在每小时仅挣几十块的小时工一边。
如今,卡恩被法官释放,轮到美国人尴尬的时候了。但是,美国媒体并没有缴枪。相反,许多评论家依然为纽约检察官的举措叫好,并提醒人们:卡恩被释放,证明的恰恰是美国司法系统“无罪推定”的严格性。从已有的证据看,强奸恐怕还是发生了。问题在于,要确定无疑地证明这一点,在技术上非常困难。分析家事前就指出,这类案件,定罪的难度相当之大。因为房间里就两个人,即使确定双方发生了性关系,但究竟是强迫还是自愿,最后往往会陷入一个“据他说”或“据她说”的僵局。有时受害人甚至会半途放弃、拒绝和诉方合作。如果受害者的个人信誉有一点问题,也可以轻易导致案子的崩溃。
《纽约时报》事后发表一篇文章,指出纽约检察官和警方在处理此案时的表现几乎是无懈可击的。那位年轻的移民女性清洁工在第一时间向警方报告了她遭受了强奸。当时精液还在她的衣服上,她的身体还有着乌青块,被强暴的硬证据非常明显。人们至今也无法想象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即兴制造出这些证据。当她把整个过程报道警方时,甚至使调查人员当场掉泪。也正在此时,被她控告的嫌疑犯正在返回法国的途中。恰恰是这个国家,庇护了知名的强奸犯罗曼·波兰斯基(RomanPolanski)。此时如果稍有迟疑,罪犯就将逃离法网。这是警方采取紧急行动的根据。
但是,当诉方对受害人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时,发现她有严重的信誉问题。首先,她原称自己被强奸后等在走廊里,等卡恩离开后报告了上司。实际上,她是在事后先清理其他房间,等卡恩走后又清理了他的房间,然后向上司报告。另外,她当时为了移民美国,也撒了一系列的谎,比如说自己曾被轮奸等,大概是为了赢得同情。纽约检察官的调查人员在发现这些事实后,在第一时间通知被告的律师,致使法官在公开法庭上释放了卡恩。这一切,恰恰说明了美国的司法体系对被告的保护极为严格。
但是,受害者的律师(不属于纽约检察院)指出,受害者并没有就案子本身撒任何谎。被强奸后究竟是等在走廊里还是去继续清扫其他房间,更是个无关大局的细节。在被强奸后的迷乱心境中说错,也是情有可原。美国媒体根据受害者的口述,细致地揭示了当时发生的情况:女清洁工一进房间,就被卡恩抓住头发强制摁下进行口交。这些和案发后医疗检查所获得的物理证据也完全合拍。更不用说,卡恩的性历史证明他有着强烈的性侵倾向。他事先请女清洁工到房间来的挑逗行为,也是事先被女清洁工报告。这也是饭店毫不迟疑地站在女清洁工一边的原因。一个穷国的妇女为了移居美国而撒谎,并不能证明她在遭受如此突如其来的强奸后也同样撒谎。可惜,在一个严守“无罪推证”的国度,如果没有第三人在场,这样的性暴力很难确凿无疑地定罪。特别是美国司法文化对诚实的要求格外严格。在许多法治不健全的社会,撒谎成了一般人生存的必备技能。但到了美国,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谎言就可能毁掉一个人的信誉。所以,美国媒体指出,尽管卡恩很可能被无罪释放,但法国媒体忽视了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当时在那个房间里,肯定有很丑陋的事情发生。没有百分之百的强奸证据,并不能证明强奸没有发生。
有人说,围绕卡恩案所引起的纠纷,是典型的法兰西浪漫主义和新教徒文化之间的冲突。美国人可以为莱温斯基这么个傻妞弹劾自己的总统。在法国,当年的总统密特朗在被记者问及自己是否有私生女时满不在乎地回答:“有,这和你有啥关系?”后来密特朗的葬礼,情妇、私生女以及“正房”都如数出席。政治和私生活分开。当美国人被克林顿的性丑闻搞得焦头烂额时,谈起这些事情也感慨:也许法国人在政治上确实比我们成熟。但是,虽然美国人可以让有了性丑闻的克林顿继续当总统,前纽约州长斯皮策一旦被爆召妓,就立即在刑事诉讼的威胁下辞职。相比之下,密特朗的儿子在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自己在泰国召男妓的经历后,依然被萨科齐任命为文化部长,难以引起什么大不了的公愤。
在美国媒体看来,界定美国和法国不同的,不在于克林顿和密特朗,而在于同样召妓的斯皮策和密特朗的儿子。这是非常重要的界限。私生活之所以受到尊重,是因为私生活留下私人领域之内。所谓法兰西的浪漫主义并不那么浪漫。而常常是在浪漫的包装下,让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对弱势者进行肆无忌惮的性掠夺。论者指出,在法国出现类似的事情,即使女方有胆量提出诉讼,最后的结果也是私了。事实上,一位年轻美貌的女记者,在2002年受到卡恩的性侵,她的母亲首先就劝她吞下这个苦果,称这种事情留在自己的履历中没有任何好处。但这位女记者现在正在提出诉讼。法国的男议员当着女议员的面居然可以这么说话:“追女人总让你想起打猎,你总是后悔自己瞄准了却没有果断扣动扳机的时刻。”
这种法式性文化,直接影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众所周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由欧洲人领导,受法国的影响很深。世界银行由美国人领导,办事多遵循美国的规矩。在世界银行中,高管不得与下属有任何性关系,哪怕双方没有直接的上下级权力关系。美国人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领导世界银行时,尽管女友在他上任前就是世界银行的全职雇员,但此事一直争论不休,最终沃尔福威茨不得不辞职。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金融精英进行性掠夺的猎场。乃至许多女性雇员不敢穿着裙子上班。2008年,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位高级雇员、50岁的匈牙利女经济学家皮诺斯卡·M·纳吉(Piroska M. Nagy)向卡恩汇报工作,一下子被卡恩看中,不停地被招来进行更详细的汇报,最终在饭店里发生性关系。事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调查,虽然公开批评了卡恩、逼着他道歉,但结论是双方自愿,卡恩没有不当地动用权力。可是,皮诺斯卡·纳吉事后辞职,并称此事并非完全自愿。
不管法国媒体把美国描绘得如何“野蛮”,法国女性却开始对法国式的性文化说“不”。卡恩案的爆出,鼓励了许多受到性侵的法国女性打官司。其中最有意思的,大概莫过于当今的法国女财长、卡恩最有竞争力的潜在继任者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她一针见血地预言,法国将进入“后卡恩时代”。“卡恩门”使法国女性更加自信了。在卡恩的那些高端男性朋友看来,卡恩在饭店里干的那些事情,不过是某位重要精英的裤子掉了,或者女清洁工掀起了裙子。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又不是啥出人命的事情。他们还处于自我抵赖的阶段。她曾有些幸灾乐祸地说,现在,卡恩案至少应该教会他们:当一位女士扇了你一个耳光时,她的意思是“不”!当《纽约时报》女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Down)问她在自己的生涯中是否曾经成为性侵对象时,她不无得意地说:“从来没有。因为我人高马大,在运动队训练了很长时间,那些人知道我会给他们一拳。”不要忘了,她曾经是花样游泳的法国国家队队员!
卡恩的案子,现在还没有走到撤诉的地步,日后的变数不能完全排除。有趣的地方在于,卡恩案加强了美法双方对自己的司法制度的信心。
法国人纷纷表示,我们很幸运没有美国的制度。美国人则说,我们很幸运是生活在美国而不是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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