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虽然没有选举，但政治斗争硝烟四起。这场斗争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比谁当总统似乎更重要。这涉及普通选民的切身利益：谁该纳多少税？谁会享受什么样的福利（比如医保、退休金）？一句话，斗争的结果，将决定你的工资单上写着多少钱！
这样针锋相对的斗争即使在美国也颇为罕见。不久前，共和党众议员财政委员会主席Paul Ryan提出了财政赤字削减计划，其核心是大砍社会福利开支，同时减税刺激经济。奥巴马随即提出自己的减税计划，控制社会福利开支，同时在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头上加税，以增加财政收入。虽然两个计划在技术细节上有许多漏洞需要填补，但其基本的政治哲学表达得非常清晰：共和党减税计划的主要受益者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因为大部分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实际上并不缴联邦税。所削减的社会福利，则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所享受的。奥巴马则正好反过来，让富人多贡献，使政府有足够的收入最大限度地保证普通老百姓的福利。可以说，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阶级斗争”。
这场“阶级斗争”，被逼到现在这种决战的场面，在于以下的事实。美国联邦负债14万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97%，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到了负债的法律极限。这笔债务摊在每个美国公民头上，46000多美元，几乎达到美国家庭的中等年收入。其他公私债务，如州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个人信用卡债务，未偿房贷，企业债务等，还要另算。如果把所有债务加起来，每个美国人如今欠债已接近18万美元，每年为债务支付的利息，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也有11000美元以上！可见，债务再不清理，美国就要破产。
清理债务的办法，不外乎是削减开支，增加积蓄。解决联邦债务，自然是开源节流，增加税收、控制开支。可惜，两党为各自的意识形态所支配，一个强调节省开支，一个强调增加税收，竟没有一个说要双管齐下。为什么呢？一系列的民调显示：压倒多数的美国人反对削减自己享受着的福利；同样压倒多数的美国人反对在自己头上加税。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美国人希望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却拒绝为此买单！
在这种民意基础上，两党各执一端，希望在未来的政治竞争中，把责任推给对方：财政赤字全怪他们不肯削减开支！不，不对，是他们给富人减税！在这样的争斗中谁能胜出呢？最近《纽约时报》和CBS的民调显示：72%的美国人支持奥巴马给富人加税的计划。甚至在共和党选民中，也有55%认为富人应该多缴税。ABC和《华盛顿邮报》的民调显示了类似的结果。看来，要在这一项上决斗，奥巴马要大胜了。
可惜，即使奥巴马完胜，美国人仍然回避了实质性的问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究竟指望谁能为你的消费买单？在富人头上多征一个百分点的税，增加的财政收入为1150亿美元。但在每个人头上多加税一个百分点，则能增加4800亿美元的收入。即使你每年有了这4800亿，面对14万亿多的债务，连本带息，也要半个多世纪才能还清。一句话，你要福利，就自己买单。
可惜，一天到晚以“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来教训欧洲福利国家的美国人，自己早就被这“免费午餐”撑得没有了思维能力。
土地供应如何影响房价
中国城市的房价，一直是民生一困。有人将之归罪于不为穷人盖房的开发商，并呼吁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推进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另一派则认为房价高主要在于供地紧张，政府要增加土地供应，面对高速城市化的现实，突破保护18亿亩农地的“红线”。
这两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间的是非曲直似乎很难判断。的确，土地供应和城市房价关系密切，所涉及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也很难解决。不过，毕竟发达国家在住房商品化、城市化这条路上走的时间比较长，有些经验对中国的公共辩论还是很有参照价值。
比如，在刚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中，我所居住的麻省的选票中就有一条公决项目：是否废除40B条款。这个条款，实际上就是麻省法律中经济适用房的条款，最近几年争论不休，乃至要拿到选民那里公决。其核心也恰恰是土地供应与房价的关系。结果选民们以压倒优势的票数保留了该条款。
麻省的人口和经济中心集中在首府波士顿，属于著名的高房价地区。近年来许多年轻人因为承受不了这里的房价纷纷外迁，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早就意识到：房子贵的重大原因是土地供应的紧张。40B条款也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而来的。
在美国的人口稠密地区，大多有严格的区域规划法，对所建住房的大小、占地等都有细致的限制，以保护当地的生态、文物、乃至交通、教育等城市基本功能。而这种区域规划的权力，大多掌握在地方社会手里。比如在波士顿郊区一些富人区，一家独门独户的住宅的最低占地面积要到一英亩多，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这种限制，无疑提高了住房的土地成本：你买那么大块的地，所费自然不薄，房子本身造价在房价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就比较小，你越是盖大房子、好房子，就越对得起高价买来的地，就越划得来。这样，就变相提高了这些地方的准入门槛，低收入阶层就很难立足。
40B条款则规定：当收入低于本州中等家庭收入的80%的家庭（低收入家庭）所能承受的住房不足当地住房的10%时，开发商就可以按照既定的法律程序突破当地的区域规划法，在那里建设密集型多户住宅。这样，每户平均占地面积大大减少，等于变相提高了土地供应。不过有一个前提：在40B条款下进行密集建设的开发商，所建的住房必须有20%属于经济适用房的范畴，其建造成本和赢利边际也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些房子和普通商品房混合在一起以低价出售。这样盖起来的经济适用房，已经有58000套。考虑到大波士顿地区的人口（波士顿市区人口不足60万），这还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美国是个地方自治的社会，这种以州法超越地方法律的做法，很难不受到挑战。特别是最近一些开发商钻40B条款的空子，虚报成本、隐瞒利润，爆出一系列丑闻。于是反对势力渐起，指责此条款并没有解决房价问题，而是造成过密增长，破坏了生态，给当地交通、学校等公共设施带来了过大的负担等。最终大家要靠选票决个是非。
这些美国特殊国情下的具体争论，也许和中国的关系不大。不过，辩论中的一些基本预设或者先决条件，即土地供应和房价的关系，则和中国目前的问题息息相关。
先说土地供应。任志强一直声称供地紧张是房价高的根本原因。茅于轼也一直大力推动突破保护18亿亩农地的“红线”。但是，看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多是在严格控制土地供应的前提下展开的。麻省的40B条款试图对这种限制有所突破，但也只能在当地经济适用房比例不足10%的前提下有效，实际所影响的范围远远低于住房的10%。限制土地供应的考虑并不在于保护粮食生产，而是保护生态。不久前临近的新罕布什尔州一所历史最长的农场出售，结束了当地农业一段骄傲的历史。农场主的理由是农业效益太低，赚不了钱。市场淘汰了他的买卖。但是，在这么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当地政府规定得很死：收购此家农场的人，要么继续经营农业，要么将之改成自然保护区，不得在上面盖房。比起一尘不染的波士顿郊区，中国的生态已经问题甚多，更不用说各地方政府无休止的“圈地运动”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能不停为城市化增加土地供应呢？看看近邻日本，人口密度比中国大得多，城市化程度也比中国高得多，但是，在377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城市开发用地仅10100平方公里，不足土地的2.7%，比美国3.3%的比例还低。可见，中国的土地供应并不构成城市化的障碍。
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站在增加土地供应的立场上，从麻省的法律中还是能够学到开发商及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无视的东西。首先，40B旨在增加土地供应，并非增加绝对的土地供应量，而是提高现有土地的使用密度，使住房占地减少、面积缩小。同时，这种“增加”的土地供应，完全服务于建设经济适用房的目标，不给穷人盖房的开发商根本沾不着边。国务院“三农”问题专家指出：“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占地130多平方米，而国际上才80多平方米，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占用农民的耕地，而是需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不错，如茅于轼指出的，这一事实随着6亿农民进城将会改变。但是，他恰恰忘记：高不可攀的房价并非出现在这6亿农民进城之后，而是出现在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占地面积远高于国际平均线的今天。
中国城市发展的一大问题，是供地太宽松，拆迁太容易。可持续的城市化，则应该在限制土地供应总量的前提下，压缩对商品房的土地供应，增加对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供应。这样大家才能有房子住，而且也能够维持一个宜居的生态。
美国的房子买得起了
众所周知，这次经济危机以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解为起因。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经济要走出衰退，还要靠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美国房地产市场在本世纪初的前6年狂涨，到了一般老百姓买不起房的地步，最终导致了供需失衡、房价大跌，并引发了追逐泡沫房价的次贷的崩解和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如今华尔街大致稳定下来。那么房价如何呢？
2008年第二季度，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爆发，房价已经在急剧下跌之中。但是，那时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上，只有55%的房子是在一般老百姓承受程度以内。但是，到了2009年，70%以上的房子在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以内。
承受能力怎么衡量？那就是每月所支付的房贷等费用不超过工资单（即税后收入）的28%。美国目前的中等家庭收入是64000美元。税后的收入，每月大致4000块钱。每月花在房子上的钱，按28%的标准应该是在1100美元左右。
当然，房价的地方差异依然非常惊人。CNN不久前列出最可承受和最不可承受房价的地区排名。最可承受的前五名全集中于中部。排第一的印第安纳波利市，中等房价才10万出头，中等收入则达六万八，房价收入比为1.5上下。也就是说，一年半的税前收入就可以买栋房。市场上销售的住房有95%以上可以为中等收入者所承受。排第二的底特律，中等房价八万六，中等收入达五万七，房价收入比为1.5，大致也是一年半的收入就可以买栋房。市场上销售的住房有93%以上可以为中等收入者所能承受。再看房价最不可承受的城市，排第一的是纽约，中等房价四十二万五千，中等收入不到六万五，房价收入比为6.5，市场上销售的住房仅有不到20%为可承受型。排名第二的旧金山，中等房价六十二万五，中等收入不到九万七，房价收入比为6.4以上，市场上销售的房子仅有22%在可承受范围。
应该说，美国住房可承受的标准定得是比较严格的。如果放松这个标准，比如把用一半的收入支付房贷定为可承受，那么即使在纽约、旧金山，大部分房子也就变成可承受的了。可以说，美国的房地产大致趋于健康。日后房价可能进入缓涨阶段。这是经济恢复的重要基础。
经过美国房市的这一历史戏剧，再看看中国的房市和经济，则不免让人警觉。中国固然带头走出了世界经济衰退。但是，中国的房市有多大比例属于可承受的呢？固然，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紧张，人们不得不拿出收入中更大的份额支付住房费用，所谓“可承受”的标准，不应该依照美国的税后收入的28%这一比例。世界银行提出发达国家正常的房价收入比一般在1.8~5.5之间，而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则在3~6之间。以这个考虑到发达程度的尺度来衡量，2008年中国平均房价收入比约为7.3，大城市中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前三位分别是深圳（16）、北京（14.2）、杭州（12.4），远超出合理水平。再对比一下纽约、旧金山这种美国房价最不可承受的城市，房价收入比也不过6.5左右，甚至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房价，比次贷危机前的美国还更难以承受。这种房价不仅威胁民生，也威胁着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在美国怎么傍大款
房价、房地产税、义务教育等问题，一直是国内民生的热点。在美国，房价和教育问题直接相关。两者的连接点就是房地产税。对此，我过去作过一些介绍。意图不在于照搬美国模式，而只是希望展示美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办法，为中国提供一个参照。
美国的中等房价，如今已经跌到16万美元以下。CNN在2010年2月房价更高的时候就报道说，考虑到美国中等家庭收入为64 000美元左右，市场上75%的房子是可承受的。所谓可承受，就是住房消费不超过家庭总收入的30%。
国内许多读者曾指责我故意略过了美国的房地产税，进而夸大了美国住房的可承受程度。对此我也撰文进行过解释：美国对住房费用的统计，包括了房地产税和住房保险等一切费用。不过，这里更关键的问题，是房地产税主要用来作为教育经费。那些家里有几个孩子、经济状况不太好的家庭，实际上是通过缴纳房地产税获得了大量的教育补助。我曾开玩笑说，这是美国式的“傍大款”。
以我在波士顿远郊不足6000人的小镇为例。这里的学校曾进过《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前百名公立高中的排名榜，属于顶尖的学区。当然，代价是房价高。房价高，房地产税就多，教育经费就充足，当然学校好了。但算算账就明白，“穷人”恰恰在这里大有可捞。比如，50万的房子，在中等房价以下，其每年的房地产税为7000多美元。这里生均教育经费，每年则高达13000美元左右，有的中小学教师年薪能到8万，比周围地区高一倍。如果你家里一个孩子，一年缴纳的房地产税则不过是孩子的教育成本的一半。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一年从镇里等于获得了两万美元左右的教育补助。当然，50万不是“穷人”能拿得出来的。但是，20多万的房子也能找到，房地产税才3000。实在买不起，还可以租房子。只要住下来，有了地址，孩子就零费用地自动入学，连午餐都有补助。
那么，谁来给这些“穷人”的孩子买单呢？当然是富人。这还是通过房地产税来实现的。暑假的一个星期日，女儿在家里练琴练得身心交瘁。我对她说：“咱不练了，爸爸带你玩儿去。”说走就走，开车5分钟就到了镇中心的湖边。这里有各种免费的船只。我们从救生人员那里一人要了一条划艇下了水。在宽广的湖面，只有我们两个人，除了很远的地方依稀可见的一点帆影和一个汽艇。相比之下，颐和园的昆明湖倒像是个养鱼池了。环视这一尘不染的人间仙境，我心里突然冒出个俗不可耐的问题：谁给我们这“慈禧级别”的享受买单？谁支付那些救生人员和码头、船只的费用？答案很清楚：房地产税。当然，维持这种地方公共设施开销比维持一个学校系统要便宜得多。
当我们慢慢划向一个郁郁葱葱的湖岸时，一栋豪宅从树丛中隐隐而出。凭着对本镇的知识，我大致可以判断：这栋黄金地带的豪宅两三百万。“谁来买单”的问题迎刃而解。简单地算算就知道：按300万美元算，这栋豪宅每年的房地产税是4万多美元，这种富豪家庭，孩子往往上私立学校，不占用公立学校的资源。有的甚至不住在这里，只是某个季节来度假而已。所以，他们的税金大多是用来补贴我等平民百姓的孩子的教育费用，维持包括这湖光山色在内的公共设施。不仅如此，我等在富人家门口划船的平民百姓，腰杆还很硬。富人的房子，要按照我们规定的尺寸盖。如果仗着自己有钱就盖高楼、让房子超越树丛，我们平日到湖上划船时看着心烦，就可以叫镇政府把那豪宅拆掉。这就是老百姓集体决定的“区域规划”：有些地方是自然保留地，你有多少钱也没法买。有些地方腾出来开发，富人可以来，但必须缩头缩脑，把房子躲在树丛中，让我们划船时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其实，富人们也从这种限制中受益。他们买了豪宅后可以放心：周围四望之地，不会有丑陋、傲慢的房子破坏自然景色。
我所住的地方虽然豪宅很多，但由于离波士顿比较远，还远不是最贵的地方。有个叫Weston的地方，中等房价高出100万，是麻省最贵的镇。几年前，一个金融总裁在那里盖了栋几千万的豪宅。五口之家如此挥霍，惹得《波士顿环球报》也专门报道。但是，镇里的一位世代居民接受采访时反而心怀感激：
“这家人实在帮了我们镇的大忙了！”为什么？这么一大栋豪宅，龟缩在茂密的绿地和森林之后，躲开了公众的视线，只会让当地的自然环境更好。另外，每年这一家缴纳的房地产税就高达几十万美元。这样的富人多了，当地学校还愁经费吗？
美国和中国一样，面临着贫富分化严重的问题，双方的基尼系数也不相上下。许多批评者指出，以房地产税支付当地学区教育经费的制度，制造了区域间的贫富分化，使富学区和穷学区的学校成为两个世界。但是，对于一个每月能拿出一两千块支付房租的家庭，在这种制度下仍然有许多机会去“傍大款”、靠在高端地区买便宜房或租房来沾富人的光。而且，你不管搬到多富的地方，当地中低收入的人口最多，选票也最多。即使富人缴税多，在地方事务中，比如定什么税率、往学校投多少资、怎样保护环境等问题上，富人要听中低收入阶层的话。这样的机制，多少缓解了贫富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
对世界最大的企业说不
美国又到了大学毕业的季节。这本是个和谐的季节：各院校争先恐后聘请大牌人物到毕业典礼上致辞，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各大牌人物也都受宠若惊，把受到邀请视为荣幸，觉得年轻一代还很待见自己。所以你会发现，从现任总统和前总统，到企业总裁，各界名流，这段时间都忙着到各校穿梭演讲。
我家附近的城市有所叫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Institute）的学校，在中国名不见经传，其实是所相当不错的大学。该校今年聘请了埃里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总裁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作为毕业致辞人。埃里克森美孚在过去5年世界最大企业的排名表上，一直名列第一或第二，大概和沃尔玛一起算世界最大的公司了。对这所并不那么知名的小学校来说，埃里克森美孚更是至关重要。该公司刚给学校捐了130多万美元，在过去10年中从该校雇用了31名毕业生。该校的校长对埃里克森美孚的总裁也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称他为“美国最为成功的企业领袖，在能源领域公认的、广受尊重的权威，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强有力支持者，伍斯特理工学院的朋友。”在校方看来，请这样一位企业领袖到为工业界培养科技人才的院校来教导学生，真是再理想不过了。
可惜，学生却不买账。如今绿色运动如火如荼，提倡环保、再生能源、减缓地球暖化等，成了时代潮流。年轻学生们在这方面更具理性主义精神。埃里克森美孚是石油巨头，多少年来一直成为环保运动的攻击目标。于是，许多学生纷纷起来抗议，称校方给石油利益集团的首脑来对毕业生讲话的荣誉，是“背叛了我们的价值”。还有许多毕业生表示，他们将参加毕业典礼。但是，当总裁大人讲话时，他们将集体退场，以示抗议。但校方马上警告：毕业生一旦退场，就不能回来。因为进进出出造成了太多不必要的扰动，会妨碍毕业典礼的秩序。
要知道，大学毕业典礼是美国人一生的重要里程碑。大家穿袍戴帽、上台接过毕业证书、一起抛帽狂欢，而且还有眼里噙满泪水的父母和亲朋好友在一旁观看，谁能跳过这样的盛大节日？校方的警告，使许多学生处于两难之境。但是，一些抵抗者并不示弱。在1200名毕业生中，已有26名通知校方将抵制总裁的致辞。
校方立即提出了和解方案，创下美国大学毕业典礼的奇观：举行两个毕业典礼。在正式的毕业典礼结束后一小时，在同一地点将有一个“对应典礼”，即给那些抵制埃里克森美孚总裁的毕业生举办另外的毕业典礼。
为此，校方将从环保运动思想库聘请一位知名人士作为毕业致辞人。此案一出，立即被学生们接受。抗议的学生们声称，将有200多名学生参加“对应毕业典礼”。
这一事件估计会相对平静地过去。这显然也是校方所希望的。从这样的紧急安排可以看出，美国的大学把学生摆在了什么样的位置。1200个毕业生中，最终公开表示抵制校方组织的毕业典礼的，也就20多人。其他学生不甘心，但大多不肯错过人生的里程碑，最后还是会乖乖地参加的，按说问题不会太大。但是，一个学校如果有二三十个学生对校方不满抵制毕业典礼，校方也不显示出任何意愿来照顾他们的感情，这就可能会引起进一步的公共关系危机，影响学校的声誉和日后的生源。所以，埃里克森美孚的老板，也只能面对冷清得多的听众了。
25万美元能界定富人吗？
最近《纽约时报》周末版有篇文章，考略了25万美元这一界定“富人”的收入线的本末，提出了市场经济中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谁是“富人”？“富人”是否应该多纳税？应该多纳多少？如果再上升到理论性的问题，那就是单靠市场能否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公权力介入进行财富再分配是否会削弱市场经济的效率？这些问题，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25万美元的数字是怎么提出来的？其近因是奥巴马给“富人”加税的政纲。他自竞选时就提出，如果他当总统，那么就提高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或20万美元以上的单身者）所支付的联邦所得税。如今美国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联邦债务，共和党国会和奥巴马都提出了各自的削减赤字的长期方案，预计这将成为2012年大选的核心主题。奥巴马计划的一个核心，就是坚持对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家庭加税的计划，希望由此增加联邦收入，减少赤字，并尽可能保持针对穷人的社会福利。
现在的问题是，这25万美元的数字是哪里来的？凭什么根据这一神奇的收入线制定税收政策？根据美国国家税务局的数据，达到这条收入线的家庭，占美国家庭的2%。这么小小的比例，使他们很难自称是“中产阶级”。将之划归富人阶层，让他们和百万富翁一起纳高额的所得税，也属天经地义了。
这条收入线的政治意义当然非同寻常。1984年大选时的一幕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忘记。当时民主党候选人蒙代尔在电视辩论中指着对手里根说：“我们都不得不加税。我们之间的区别是，我对你们讲真话，他则不肯说出真相。”结果，蒙代尔输掉49个州，仅仅保住了自己的州。后来里根虽然不得不加税、并且留下巨大的财政赤字，但依然被视为战后美国最好的总统之一。自此以后，美国的政治常识是：谁敢提加税谁就是在政治自杀。
可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选民们不愿意缴税，但对政府提供的福利和服务则都想要。如果政治家迫于财政压力削减这些大家习以为常的福利，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可能就要收场了。对于以维护社会公平、保护弱势阶层为意识形态的民主党人，就更是如此。这才逼出了奥巴马的政策：我要捍卫中产阶级的福利，还要给中产阶级减税。谁来买单？当然是那些“富人”。这2%的比例，在选票上无足轻重，但在对政府的税收贡献上则超出其人口比例的数倍，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这25万美元并非奥巴马的原创，而要归功于克林顿。1993年，克林顿创造了25万美元这道税收线，年收入超过这条线的家庭，税率高达39.6%。在此之前，也就是在老布什任上，最高收入家庭的税收线是86500美元，年收入超过这条线的家庭，税率为31%。也就是说，克林顿一方面在富人头上增税，一方面提高了“富人”的准入标准、把更多的中高产列入了不能得罪的“中产阶级”。奥巴马几乎直接继承了克林顿的遗产：年收入25万美元家庭的税率将提高到39.6%。目前最高年收入的纳税档次是以将近38万美元（379150美元）为底线，超过这条线的家庭，纳税率为35%。这是以减税为号召的布什政府的遗产。
但是，这里又遇到两个问题。第一，25万美元这道线是1993年划出来的。经过十几年的通货膨胀，这一收入水平早不像过去那么富有了。如果按实际美元价值恪守克林顿25万的标准，这道线现在应该是将近39万美元（386075美元）。实际上，克林顿在其任期内不断上调此线，最后提高到了将近29万美元（288350）。要知道，在1993年，年收入达到20万美元的家庭仅占人口的0.08%。这些人中绝大部分的收入恐怕在25万以下。可见，奥巴马把“富人”集团至少扩大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这样扩大的结果，就把一些中产阶级“错划”为“富人”。比如，一网友称他居住在曼哈顿，有两个孩子，年收入为26万多美元。曼哈顿的中等房价，在2010年经过急剧下跌后也在84万美元的水平。四口之家则需要更大的居住面积，估计要买上百万的房子。每年花在房子上的钱（包括房贷和房地产税），至少要在6万美元以上。这样的“富人”，手头自然常感拮据。有调查表明，年收入在25万美元的家庭，主要集中在高房价、高税收的沿海大都市区。这些家庭，大部分其实还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也许是中高产。他们的家庭财政，也经常出现赤字。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税率“保护富人”也是令人震惊的。奥巴马竞选时曾经引用巴菲特说的话：“我的税率比我的秘书低多了！”根据美国税务局2007年以来的数据，美国最富的400人，平均税率仅为16.6%。原因是这些人的收入大部分来自投资。投资所得，按照长期的资本利得税征收，税率仅仅15%。如今经济不景气，急需投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生怕吓走投资，不愿意讨论增加资本利得税的税率问题。所以，真正的亿万富翁、百万富翁们，大部分享受着比中产阶级还低的税率。
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有些批评者说，奥巴马的政策不仅无法解决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而且会用高税率窒息市场经济的活力，最后全民受害。真是如此吗？我们不妨认真审视一下。
美国税收政策中心的资深研究员、1998年—2006年曾担任国会预算委员会代理助理主任的罗伯顿·威廉姆斯（Roberton Williams）指出，要通过增加占人口2%的“富人”的税率来消除相当于GDP3%的财政赤字，让他们支付39.6%的税率是不够的，税率恐怕要提高到77%甚至90%。可见，奥巴马的加税计划对于削减赤字来说是杯水车薪。
一些激进的左翼人士公开呼吁，既然富人要支付90%的税率才能成功地削减赤字，那么为什么不让他们支付90%呢？对此，市场派人士同仇敌忾：这种掠夺性税率，这种政府强制性的再分配，最终会抑制经济增长。
可惜，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的话，这种市场派理论与经验事实也很难相符。
当1929年大萧条爆发时，美国的最高税率为24%，征收对象是年收入10万美元的富人。在1932年—1935年，税率提高到63%，但“打击面”小了，征收对象是年收入达到百万美元的富人家庭。富人承担了更多的责任。1937年—1941年，高税率的“打击面”进一步缩小到年收入在500万的家庭，但税率提高到79%到81%左右。这体现了新政劫富济贫的政治哲学。美国进入二战后财政吃紧，高税率的“打击面”不得不扩大到年收入达到20万美元的家庭，税率也不断提高，从88%升到94%。战时非常时期也许不应该算作常规。但看看美国战后的黄金时代：1948年—1964年间，支付最高税率的是年收入40万美元的家庭，最高税率自1951年起就维持在91%以上的水平。1964年后最高税率下降，但到1980年里根赢得大选为止，绝大部分时间为70%。只是“打击面”也随之扩大到年收入达到20万美元的家庭。里根上台后大力减税，把最高税率降到50%，甚至最后到了28%。同时，最高税率的“打击面”也急剧扩大，乃至年收入十几万美元的家庭也要承受最高税率。老布什任上，最高税率从28%上升到31%。但承担这种最高税率的，已经不是“富人”，开始针对着年收入3万多美元的家庭，后来这道线上升到8万多美元。这充分体现着共和党亲富人的政策。克林顿上台后推行了39.6%的最高税率，针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只是这条线根据通货膨胀率逐渐上调。布什上台后推进通过了减税案，最高税率降到35%，支付这一税率的门槛也高了，是年收入超过31万多美元的家庭。
这段历史非常耐人寻味。大萧条以后，罗斯福奉行“新政”，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政策的主流。高税收创造了大政府，大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干预市场，以政府投入创造需求、刺激经济，最高税率不断攀升。虽然奥地利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挑战凯恩斯学派，但直到1974年奥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再加上弗里德曼的巨大影响，这派学说才被公众和政界主流所接受。从里根开始，共和党主宰了白宫，美国的最高税率不断降低。即使克林顿8年将这个税率提高了一些，但也远远低于里根以前任何共和党总统任内的税率。
可惜，如果说低税率（这里主要指最高税率）刺激经济发展的话，事实几乎正好相反。美国战后最强劲的经济增长，从1950年一直延续到60年代末，两位数的GDP增长司空见惯。这恰恰是美国的最高税率达到顶峰的时代。其中有13年最高税率是91%或92%。20世纪70年代一直被视为是美国经济的噩梦。但这主要是受1973年10月开始的石油危机的外在打击。如果除去石油危机开始后的两年，整个经济增长并不低。里根上台后确实创造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克林顿时代美国刚打赢冷战，在全球化中一马当先，至今被人们回忆为黄金时代。但是，仔细检验一下就知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个低税率时代的GDP增长，比起前五六十年代明显偏低，两位数的增长从来没有出现过。特别是20世纪初的10年，GDP的平均年度增长还远远赶不上20世纪70年代。所谓低税率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至少在美国战后60年的经济史中难以找到可靠的证据。
当然，GDP并非一切，还要看经济所成就的业绩。在战后头20年的高税率时代，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一手扶植了整个“自由世界”的复兴。冷战期间世界上之所以还有健康的市场经济，就多亏了这一高税率所提供的资源。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这样的高税率创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这包括《退伍军人法案》把大批平民子弟送进大学，以及以整套的社会保障系统。低税率时代的业绩是什么呢？是美国从一个世界帝国走到今天的衰落。甚至在大学生入学率等一向领先于世的指标上，美国也被许多发达国家反超。其中最令人忧虑的是，中产阶级正在随着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而开始瓦解。
巴黎经济学院的毛马斯·皮克蒂（Thomas Pikett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研究表明，在2002年—2008年期间，居于底层的90%的美国人，年收入下降了4%，少了1170美元；收入最高的1%的美国人，年收入则增高30%，超过26万美元（261930美元）。20世纪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高税率时代，美国的贫富分化在减小。但到70年代后，贫富分化开始上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称1979年是一个分水岭，以后则一发而不可收。这与低税率时代基本同步。如今，美国的基尼系数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一贯尊奉市场经济原则的《经济学人》也指出，美国的社会流动已经比不上欧洲。一个穷孩子要想上升到中产阶层，在欧洲的机会比在美国大得多。格林斯潘在2005年也承认，对这样的现实，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很难接受。
奥巴马拿25万美元的年收入作为“富人”线，要求2%最富的美国人多作贡献，也是为了扭转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局面。应该说，这道线以及39.6%的最高税率在经济上并无坚实的基础—不仅饶了最富的投资阶层，所获得的财政收入也不足以消除联邦赤字。这道线更多的是政治线。奥巴马希望用克林顿时代提醒人们：让富人支付高税率并不会窒息经济增长，反而可以平衡预算。
美国面临着不可逃避的现实：要么提高税率，要么削减福利和政府服务。选民对这两项选择都不肯接受，还处于不肯面对现实的阶段。此时相对容易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富人”付更多的税。一些左翼人士呼吁恢复90%的最高税率，称那是美国蒸蒸日上时代的最高税率。要知道，即使在经济危机深重的2009年，美国对冲基金的前25位CEO总收入达253亿美元，平均每人超过10亿美元。即使他们90%的收入被最高税率剥夺，平均每人还有千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至于那些年收入刚刚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受这种90%税率的打击也并不太大。因为这是一种边际最高税率，只有超过“富人线”的那部分收入才支付如此的重税，而25万美元以内的收入还是享受着中产阶级的低税率。这种最高税率，大致能保证美国人现有的社会福利。历史证明，这样的最高税率也完全能够保证经济的迅猛成长。
最高税率的水平，涉及怎样对待“富人”的哲学问题。克林顿刚上台时，不停地抱怨“富人”贡献太少。他的财长鲁宾作为出身于华尔街的“富人”感到不受用，就对总统说：“你最好不要用‘富人’的字眼，更好的词也许是‘成功人士’。这些人是辛辛苦苦地创造了自己的业绩，为我们带来了繁荣，你又需要他们的帮助，应该尊重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视为敌人。”克林顿接受了这样的建议，也成为相当亲企业的民主党总统。可见，即使在民主党人中，“富人”是时代英雄的观念也渐渐被接受。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20世纪90年代末写的《英才与正义》一文，则阐述了另类观点。他认为，当今的社会文化对英才过于崇拜，乃至夸大了他们的贡献，给了他们过度的奖励。他进而提出了“敲诈者”模式：那些创新的英才，就仿佛是一个突然掌握了你的一些不想见天日私人材料的人。于是你开始和他讨价还价。他心里很明白：如果你不支付他任何钱，他留着这些材料也毫无用途。但你心里也明白：如果分文不付、任他把材料抖搂出来，对自己伤害很大。这时最佳策略是：用最少的钱收回这些材料，而不是用最多的钱奖励他的“能力”。社会对比尔·盖茨这样的“富人”，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他掌握着某种我们必需的东西。我们要用最少的钱把这些东西拿到手；而不是一味地崇拜他，给他尽可能多的奖励。毕竟这些东西他不给我们自己留着也没用。我们不应该放弃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
对“富人”课以高税，未必会影响经济增长。从价值理念上，“富人”承担90%以上的税率更符合社会正义，从长远的经济发展上看，“富人”支付高税也更有助于减缓贫富分化，使更多本无机会的下层子弟进入中高产阶层，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高水平的经济竞争。这比起由少数“富人”垄断的竞争来，能创造更有效率的社会。这里真正的难关，是和“富人”博弈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那么高的最高税率，一大原因是美国当时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富人无处可去。他们宁愿承受90%的所得税，也不会移居苏联。其工作干劲不会因为高税率而降低。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美国的相对经济优势已经降低了许多。如果对“富人”施以半个世纪前的90%以上的最高税率，这些“富人”就可能移居到别的国家。“富人”对塑造了自己的社会，已经丧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感情。美国社会讨价还价的砝码少了。另外，美国是个好莱坞式的社会，喜欢塑造英雄，把“枯燥乏味”的生活戏剧化。这种文化中有一种盲目的英雄崇拜，觉得每一个发明、每个企业的成功，都是因为某个好莱坞式的英雄的一人之功。而最近一系列心理学研究证明，当今世界的发明创造越来越属于集体。集体智商和该集体中个体的最高智商并无直接关系。换句话说，“富人”很难一手成就大业。而美国的大众文化，实际上一直帮助“富人”邀功。
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的“富人”的税率越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越好。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渐渐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理念所创造的小政府、低税率必然刺激经济发展的幻觉，全球化又提高了富人讨价还价的砝码，使得对“富人”加重税变得非常困难。但是，美国目前的财政问题，靠减税刺激经济并无法解决，提高税率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中产阶级目前脆弱的经济地位，很难再承受重税。在政治上他们也会通过手中的选票说话，使政治家都不敢在他们头上加税。最后的选择，当然就是“富人”。90%的最高税率恐怕不现实，但39.6%的最高税率则依然有相当大的提高潜力。
两房之后的美国房市难局
2011年2月11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住房金融市场改革白皮书》，其目标是取代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大把世界导向“大衰退”的“国营企业”。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美国房市风声鹤唳，2月份的现房销售数量下跌不说，新房销售数额创了近半个世纪的新低。在过去40年，房利美和房地美一直是美国政府鼓励私人拥有房产的重要机构。大量的房贷，都由这“两房”担保，“两房”又由政府出资担保。结果，银行释放出大量房贷，不必考虑太多风险，一旦房主无法还贷，所出现的坏账可以通过“两房”由纳税人买单。这使美国的房贷优惠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30年的贷款年息在5%以下。这个锁定的利率，在日后通货膨胀、利率上涨时能旱涝保收，在理论上可以低于通货膨胀率，等于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如果日后利率下降，房主则可以通过再贷款进一步调低房贷利率，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难怪有人曾在《华尔街日报》上质问：哪个中小企业能够拿到如此优惠的贷款？这种“先生活，后生产”的信贷结构，是导致美国超前消费的经济泡沫的根本原因。
如今，“两房”成了“毒产”，其坏账已经吞噬了1340亿美元的税金，而这个数字还在看涨之中。让“两房”寿终正寝，也是众望所归。但是，埋葬“两房”后的房市前景如何？对此则很少有人考虑。
不久前保罗·麦克莫罗（Paul McMorrow）在《波士顿环球报》的专栏中提出这个问题：“两房”寿终正寝，将彻底撼动30年固定利率这一主导性房贷。财政部长盖特纳在国会作证时已经承认，政府降低对房贷市场的参与，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减少30年房贷的供应，同时也将提高30年房贷的利率。自1954年以来美国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住房福利，也可能由此大部分消失。道理很简单：没有政府担保，银行就不愿意提供那么长期的贷款，不愿意维持那么低的利率，对贷款人的信贷信誉也查得更凶。
如果把30万美元房贷的偿还期从30年砍到15年，那么贷款人每月的还贷额就要多出600美元以上。同时，如《纽约时报》的报道所指出，房贷的费用也可能全面提高。比如锁定利率本身就要付费。利率本身也会攀升。这样，月还贷额的上涨就不止600美元。假设一个年收入 5万多美元的中等家庭，每月的工资单在扣除各种税收、医保等费用后就剩下3000美元上下。还贷额突然上涨600美元以上，还有多少人买得起房子？
另一问题是首付。《经济学人》最近的专题报道揭示，美国政府通过“两房”担保了 85%以上的房贷（另有说90%）。首次购房的人，在这种福利下只需支付3.5%的首付。金融危机后信贷紧缩，银行普遍要求20%的首付。在这种情况下，30~39岁首次购房的阶层需要五年如一日地积攒税后收入的35%，才能拿得出首付来。如果房贷“私有化”，首付标准再进一步提高，40岁前还有多少人能拿得出首付呢？
房市泡沫崩解后，美国的房价大致回归了理性水平，目前市场上75%左右的房子按当地薪金水平属于可承受的范围。在内陆大片地区，两年左右的年收入即可买下一栋独体房子。问题是，美国近几十年强劲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所创造的。这些地区的大中城市，房价依然难以让年轻人所承受。知识经济的主力，主要是这些正在创造力顶峰却缺乏资本的年轻人，而非买得起房子、功成名就的大款。“两房”之后，这些年轻人往哪里去？他们退出大中城市，美国又如何维持经济活力？另外，一旦大中城市房价难以承受，许多人不得不到郊区寻找落脚之地，摊大饼式的郊区化将进一步破坏生态、增加通勤时间、交通系统的压力和能源消耗。在中东动乱、石油危机的悬剑之下，这样的发展如何可能持续？
且不谈未来这些长景，眼前的危机就足以让人毛骨悚然。准确预言了房市泡沫的耶鲁大学教授席勒最近放言，美国房市第二次狂跌的危险正在加大，跌幅可以从15%到25%！《经济学人》则指出，2006年房市泡沫崩解前，美国人的资产主要是房子，达到22.7万亿美元，其退休储蓄金排在第二，为12.8万亿美元。在2010年，发达国家住房资产占这些国家GDP总额的67%。也难怪，在这次金融危机前，发达国家的五大金融危机都是由房地产所引发。房市一倒，往往带来倾家荡产之灾。所以，埋葬“两房”绝非那么简单的事。即使要“断奶”，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否则经济无法承受。
反省这一难以收拾的乱局，人们很容易总结出经验：“两房”证明了政府介入市场的严重恶果。此说在中国经济学界特别流行。但是，认真检讨，则发现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在经济高度发达、人口稠密、土地资源紧张的大中城市，房价的市场规律经常会把经济活动的生力军（处于创造力盛期的年轻人）锁在经济中心之外。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市场之外的措施提供住房福利，以降低其市场经济的成本。比起新加坡、荷兰、中国香港等严重依赖公共住房体系的国家和地区来，美国通过“两房”承保房贷、通过降低房贷利率而解决住房问题，是一种更“市场化”的福利政策。可惜，这种国家资助的“市场手段”，偏离了这一福利的政策目标。固然有许多低收入阶层通过这种房贷福利获得了住房。但更有许多大款，挥霍百万、千万的豪宅，拿的也是这种房贷福利。如今房贷的坏账，许多是这些巨富所创造的。有研究指出，那些守着一栋简单住房的小民百姓，在发现自己欠的房贷额高于房子本身价值时，更倾向于节衣缩食、赔本继续支付房贷，以保持自己的财政信誉和道德规范。反而是那些大款，挥金如土地购置第二套、第三套住房，一旦面临房产价值低于所欠房贷的情况，就毫不犹豫地动用“经济理性”，拒绝再支付房贷，把房子扔给发放贷款的银行，让别人失血。这样，本来旨在帮助穷人的“两房”不仅给富人提供了福利，而且腐蚀了富人的道德、滋养了腐败。
即使借助今天的“后知之明”，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如果美国人老老实实地按自己的支付能力买房子，并按期偿还房贷，政府通过“两房”承保房贷的制度安排就是个非常成功的金融革命：老百姓享受着极为优惠的房贷福利，而这种福利并不会花纳税人一分钱。简单地否认这种制度是短见的。目前应该反省的是：究竟是什么因素腐蚀了这样的金融革命？比如，严格执行20%的首付底线，把豪宅房贷排除在政府承保的范围之外，是否能够保障“两房”的理性运作？如果一定要摒弃“两房”，美国是否应该向新加坡、荷兰、中国香港等地借鉴更加非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其发达城市的住房问题？这些不仅值得美国思考，也值得整个世界思考。
美国环保事业的“土地财政”
美国房市泡沫破灭后，几年不见复苏的生机，整个经济受其所累。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环保事业由此受益。
环保和房地产一直是死对头。开发商要买地盖房，环保组织则要捍卫自然保护区。双方争地不休，势不两立。南部各州政治保守，而且地广人稀，开发商比较得势，几乎可以随意盖房，很少有什么限制。在东北部和加州等自由派的基地，人口稠密，环保势力雄厚，圈出大量的自然保护区和农用耕地，不准开发商染指，造成了房价高企。开发商借人们对房价的怨气，攻击环保组织增加了百姓的生活压力。环保组织则指责开发商见利忘义，恶化了大家的生存环境。
房市的崩溃，则给这对冤家提供了化干戈为玉帛的机会。开发商当年负债买地，试图借助高企的房价牟取暴利。房价的暴跌，使大量土地砸在手里，乃至纷纷破产。这就给环保组织提供了一个兜底的机会。环保组织一般是靠募捐而建立自己的基金，然后用这笔基金把大量的土地买下来，圈作自然保护区，谁也动不得。在房价高企之时，土地价格随行看涨，环保组织手中的钱买不下太多地。现在则是下手的最佳时机。
《波士顿环球报》2011年6月3日的一则头版故事就是一个典型。故事讲的是缅因州的山漠岛（Mount Desert Island）地区。这一地区的44%的土地，是著名的Acadia国家公园。邻接这一国家公园的，是一块516英亩的处女地，掌握在一个开发商的手中。最近，一个环保组织以200万美元的价格从这个开发商手里买下了这块地。这个价码，仅仅是这块地估价的一半。
这块地本是寸土寸金。阿亚迪亚（Acadia）国家公园是美国东北部最美丽的度假胜地之一。去年奥巴马全家到此度假而避开了被漏油污染的墨西哥湾，还被媒体口诛笔伐了一通，说他过于奢侈。洛克菲勒家族和家政女王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等，在这里都建有豪宅。这块516英亩的处女地，足够建五六十栋豪宅。设想一栋能卖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样的宝地岂能轻易出手？
这一意想不到的交易，有几大原因。第一，房市萧条，开发商损失惨重，急需现款。第二，掌握这块地的开发商在这种局面下认识到，如果把这块地卖给环保组织，整个地区的环境就更好，他在附近地区建设的房子就更加奇货可居。第三，把这块地卖给环保组织，可以使他的公司获得200万美元的减税额。把这些因素加起来，就可能达到他的赢利目标。所以，他从耶鲁雇佣了一位规划专家，坐下来和环保组织弥合冲突，最终达成了协议。赢得了这块土地后，这一地区就可以保证继续成为一尘不染的世外桃源。
这样的交易并非一桩孤案。最近，麻省用300万美元买下了西部伯克郡（Berkshires）山脚下 840英亩的地，比开发商的要价要低得多。波士顿附近的林肯镇的环保组织奥杜邦学会（Audubon Society）以135万美元从破产的开发商手中买下了康涅狄格河谷地区的337英亩的土地。目前的经济形势，使环保组织占据了市场优势。当年经济过热时环保组织想买地，卖地的开发商总说：祝你好运在竞价中胜出。现在开发商卖地，则经常在拍卖前先找环保组织联系。不过，环保一派充满了紧迫感，到处募捐。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经济复苏，地就买不起了。
美国的环保运动之所以长期以来能在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硕果累累，一大原因就在于其基层的组织基础。因为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一般老百姓对环保组织慷慨解囊。大款们也不停地捐助。有些富人，为了促进环保事业，在捐款上和公众叫板比赛：你们老百姓捐一块，我就捐一块。这样，普通百姓觉得捐一块有两块的功效，就更是踊跃捐助了。像CNN的创建人泰德·特纳（Ted Turner）这样的大款，作为自由派的教主之一，干脆自己圈地。他目前已经拥有了近200万英亩的土地，成为美国最大的地主之一。而他公开的哲学，就是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追求可持续的发展。在经济高度增长期间，开发商财大气粗，到处买地，环保处于劣势。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经济一旦走低，环保组织就利用手中的这些资源“趁火打劫”。地一旦被环保组织圈起来、成为自然保护区，日后不管经济再怎么热，开发商也无法打这些土地的算盘。从这个角度看，经济衰退也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必要的调节。
数字中的贫富
2011年年初一期的《经济学人》刊登了长达14页的专题，报道全球的精英阶层，其中几个数字涉及贫富分化，颇为令人深思。
全球化无疑刺激了经济发展。虽然经过了当今的“大衰退”，世界经济自冷战结束以来总体上还是经历了一个罕见的高增长期。其中打头阵的就是中国。中国长期维持着两位数的增长，30年从一个极端贫困落后的国家步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这一成就乃不争之事实。但是，中国在贫富分化加剧的速度上同样是一马当先的。
不妨看一下各国基尼系数的比较。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分化的一个不完美但很有说服力的指标。基尼系数中的1代表着绝对的贫富分化，即社会中一个人拥有所有财富，其他人一无所有。0则代表着绝对的均富，即每个社会成员的收入都是一样的，没有一点差别。在现实中，所有社会的基尼系数都在这两个理论上的极端之间，系数越高代表着越不平等。
从1980年到2000年中期，美国的基尼系数从0.34增长到了0.38，这基本上代表着西方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大的。德国的基尼系数，则在同期内从0.26增长到0.3。中国的基尼系数，则从0.26上升至0.4。相比之下，全球的基尼系数从0.66下降到0.61。
有一种说法是，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贫富分化。但事实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基尼系数普遍都比较低。即使是美国，其基尼系数还是比世界的平均水平低得多。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基尼系数曾经急剧降低。这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在1980年—1981年左右，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31以上，到1984年—1985年时，跌到了0.26，之后则急剧反弹。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社会矛盾激化，那几年也是基尼系数上涨最快的时期，4年左右的时间上升了0.1。现在很多人觉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改革的黄金时代，也不是没有道理。
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也许夸张了其社会的贫富分化。《经济学人》指出，在那些富裕国家，因为有着优越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穷人的消费往往高于他们的收入。比如免费的医疗、教育、低价的住房等。而这三项，在中国恰恰是所谓“三座大山”，哪怕是穷人也都要把收入存起来，很难做到消费高于收入。这么一比，中国在贫富分化上，比西方发达国家要邪乎得多。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谓“仇富”的情绪日益高涨。主流经济学家们惊呼：这是“非理性”，是对市场经济的威胁。事实如何呢？Pew环球民调显示：高达84%的中国人，同意“大部分人从市场经济中获益”的说法，印度的这个比例为79%，这是全球两个最拥护市场经济的国民群体了。反对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实际上非常薄弱。“非理性”的老百姓似乎有足够的智慧认识到：当今的世道并非市场经济的结果，真正的市场经济，可以带来更大的社会公平。
美国的贫富分化是否到了临界点
2011年10月25日，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了最新报告，揭示出美国在1979年以来贫富日益分化的实像，为明年的大选定下了重要基调。
美国贫富分化之严重，本并不是什么新闻。不过，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因为数据资料庞乱，分析方法复杂，很容易被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各取所需。国会预算办公室素有非党派的声誉，并且是根据人口统计和联邦税收的资料，请众多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进行了极为严格的分析，其结果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所以，报告一出来就有分析家指出，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这个报告中的数据将被反复引用。
报告揭示了如下的事实：
从1979年到2007年，计入通货膨胀的因素，1%最富有的美国人的税后收入增长了275%；20%最富有的美国人，税后家庭收入增长了65%。与此相对照，最穷的20%的美国人，税后家庭收入增长了仅仅18%。在最富的和最穷的人口之间的60%的中产阶级，税后家庭收入增长了不过40%。贫富分化日益加剧，成为不争之事实。
另外的一些数据同样触目惊心。
从1979年到2007年，最富的1%的家庭在全美税后家庭收入总和中所占的比例，从8%上升到了17%。最富的20%所占有的税后家庭收入比例，则从43%上升到53%。也就是说，最富的20%所占有的税后家庭收入，比另外80%的人口还要多。最穷的20%所占有的税后家庭收入，则从7%降到了5%。夹在中间的60%的人口所占的税后家庭收入比例，也降低了两三个百分点。
报告还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联邦政府的税收政策越来越偏离了累进税制的均富原则，越来越重工资税而轻所得税。也就是说，工薪阶层因为拿工资要缴更多的税；大款们从股市等得来的非工资收入，纳税则很少。另外，联邦政府所经营的福利，也越来越丧失了均富的作用。比如，“社会安全”这项主要的福利，全流向退休人员，而不问贫富。换句话，穷人所得到的照顾，相对而言越来越少。
《纽约时报》次日发表了和CBS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民众的感受和经济学家用庞大的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不谋而合。公众中有三分之二认为财富应该更加均分一些。十分之七的人认为国会中共和党的政策是偏袒富人。三分之二的公众反对给大企业减税，但支持在百万富翁头上加税。
要知道，奥巴马如今越来越失去人心。共和党竞争总统候选人的角逐马上就将进入预选投票阶段。各候选人之间杀得如火如荼。在一系列的民调中，在共和党选战中领先的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基本和奥巴马持平，甚至有时超出。按照常规，现在还不太知名的他一旦获得本党提名，成为全国的政治明星，势头就将更大。也难怪奥巴马最近接受电视采访时公开承认自己处于劣势。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誓死封杀奥巴马的刺激经济计划，算计的就是让失业率维持在9.1%这种高水平上，导致天怒人怨，乘势夺回白宫。
但是，这个民调显示了现实的复杂之处。奥巴马的支持率和反对率持平，都在46%。在经济如此黯淡的时刻总统能够维持这样的民心，对共和党来说绝对不是个好消息。与此相对的，是一直和奥巴马唱对台戏的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其支持率今年掉了22个百分点，现在仅有9%。奥巴马固然没有给人什么希望，但共和党表现更差。在具体的政策上，奥巴马要给富人加税，共和党一致反对。但民调显示，十分之九的民主党，三分之二的中间选民，三分之一的共和党人都认为美国应该更加均富一些。民主党、中间选民、共和党大致各占选民的三分之一。按这个比例算，选民对奥巴马对富人加税的政策有着压倒性的支持。另外，共和党众议员中反对奥巴马的最激进的力量，是靠着茶党而当选的新鲜人。但是，今年二月CBS的民调就显示，只有27%的公众称茶党代表自己的意愿。如今茶党势退，影响恐怕更小。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则如火如荼。这次民调显示，46%的选民称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
当然，仔细分析奥巴马的支持率，就会发现其水分很多。比如，他在外交上的支持率为50%；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支持率为60%；但在管理经济问题上，支持率只有38%，反对率则高达56%。2012年大选的主题是经济。如果这样的局面不改观，他当然凶多吉少了。以上民调只说明，奥巴马作为在任总统，仍有后发制人的本钱。
西方真穷
在美国读报，每每感到西方人真是穷。众所周知，奢侈品是显示富裕程度的重要窗口。但我总困惑：西方人炫富为啥炫得有点叫花子的味道？
以刚刚被指控强奸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干事长卡恩为例。他在西方算顶级富人。这不是说他的年薪高过奥巴马，而是他夫人是法国巨富之后，本身又曾是具有国家象征之地位的电视女主持，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有数栋豪宅，收藏着丰富的毕加索作品，平日以挥金如土著称。卡恩之案，引起美法的文化战争。美国媒体至今对这对夫妇也没有停止过敌意，对其奢华的生活方式极尽渲染。法律界人士都知道，卡恩案还没有结。这样营造的舆论环境，若案子真开审就对他很不利。因为陪审员多是普通百姓。看到你如此挥金如土，心里厌恶，容易作出不利判决。
卡恩这次受的罪，确实不小。这个习惯于在宫殿中生活的人，一度成了阶下囚，并被进行自杀监视。知道内情的人评论，这并非小题大做。那监狱是有名的。像卡恩这样的人关到那里哪怕一天，也是终生难忘，更不用说想到自己可能在此度过余生的前景，想自杀是合情合理的。所幸的是，他有钱的妻子马上组织了一个“梦之队”辩护律师团。此团队也证明自己不是白拿钱的，马上为卡恩争取到了保释。接着，诉方发现“受害人”信誉有问题，法官取消了卡恩的监视居住。对卡恩来说，这岂不是从地狱回到了人间？所以，他要和家人庆祝一下。
这顿奢华的“庆生宴”，一下子成了美国媒体津津乐道的炒作主题。像《纽约时报》这种大媒体，在上个周末报道卡恩出席音乐会时还提到。因为这顿饭的价码惊人：4个人的派对，700美元！平均一个人下来，要175美元。
我看了有点糊涂：人家夫妇身价上亿。这又是死里逃生的人生大事，庆贺一下，一人花175美元有啥可炒的？开始以为媒体少写几个零。但因为没完没了地报道，这次看真了：确实700美元。
问题是，美国的奢侈品虽然很奢侈，但和普通人的消费标准偏离得有限。美国家庭的中等年收入在5万美元上下。一般好餐馆，一顿晚餐一个人消费50美元就很高档了。这种奢华，咱这样的大学教书匠从来没敢享受。不过，我有位高科技的朋友透露，他和挣6位数年薪的妻子确实顶级奢华过一次，俩人一顿饭吃了300美元。不过，那300美元真不是白花的。服务员的素质就不一样，像个上流绅士、学富五车。连胡椒粉等，都是从特别的产地运来的。而且那是在一个顶级富豪度假的岛上。
由此想到抗日出身的老父。小时候他给我讲革命故事，说自己到乡下动员老百姓反蒋，每每教育百姓：”
“蒋介石真腐败，每天都吃一个苹果。那时在北方，吃苹果可是不得了的事情。他的意思是，中国现在进步多大！你们这些大学生都能当蒋介石了。还不知足吗？我又想起不久前一大款在微博上挖苦几个批评社会的知名人士，说这几个人一年挣不出他一顿饭钱，也好意思对国家说三道四。我私下算算，这些知名人士一年至少能挣几十万吧。不够他一顿饭？看来，至少在奢侈品这项上，卡恩所在的西方，还处于“初级阶段”呢。
困乏与智商
以色列出身的普林斯顿心理学家埃尔德·沙菲尔（Eldar Shafir）和出生于印度偏远乡村的哈佛经济学家希尔·穆莱纳桑（SendhilMullainathan）最近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考察在时间、金钱和卡路里上的匮乏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并试图启发公共政策。两人可谓天作之合。身为心理学家的埃尔德·沙菲尔频频介入公共政策的研究；身为经济学家的希尔·穆莱纳桑则特别注重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人们的经济动机和行为，属于行为经济学的新星。另外，埃尔德·沙菲尔来自发达社会的精英传统，希尔·穆莱纳桑则熟悉贫困的印度农村。这种背景，给两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合作中自然相得益彰。
他们进行的两组心理学实验非常说明问题。一组实验的对象是印度的蔗糖农民。这些农民在刚刚把自己的收获卖出后，生活上比较宽裕。此时对他们进行智商和其他的测试，得分都相当高。但是，到了收获之前青黄不接之际，这些农民往往在困顿中挣扎。此时再对他们进行测试，发现他们的智商明显降低，难以集中精力，思维非常短视。
另一组实验中养尊处优的普林斯顿学生，大多没有经历过印度农民的困顿。但是，他们在困乏时的行为并无根本的不同。当他们在固定的时限内做一组题时，时间不够时往往要借时完成，忘了规则中对借时所施予的惩罚性“利率”。结果，他们同样不停地作出短视的决定，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伤害自己的长期利益。
这些研究揭示出了困乏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心理影响，塑造着人的行为方式甚至智商。在美国，你如果问一个中高产阶层本城市最低的出租起价，对方往往不甚了了。但是偶然用出租的穷人则对此了如指掌。穷人操心的事情不同，要面临成千上万富人甚至意识不到的决策。比如，买了一罐奶，就不能买橘汁。在谈不上喝奶和橘汁的穷人中，这类决策就更复杂。可惜，人脑的容量有限。当穷人的思维被这些决策所“淹没”时，在其他方面的决策和思维能力就受到巨大的影响。甚至穷人对自己的看法，也影响到他们的行为。两教授在新泽西一家食物救济中心（施粥所）对那里排队的穷人进行访谈。结果发现，那些比较自信的穷人，有一半会去领取自己的福利。那些不那么自信的，只有16%会这样做。美国的许多观察家指出，许多穷人不去领取救济，是被申请表吓住了。这两位教授则从心理学的角度，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洞见。
这一研究，和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完全可以融会贯通。最近看一条微博这样写：
“门诊一病人，当内痔出血治疗半年，无好转。肛检触到明显直肠占位，建议肠镜，说吃不消，价钱贵，拒绝。告知家属基本就是直肠癌，需要病理确诊，家属还是拒绝，那种不信任的眼神刺到心伤。亲，要怎么解释你才相信？要肠镜做出来没问题的话原价退款 +赔偿精神损失吗？亲！”
你可以感叹中国人素质差。其实，人穷到一定程度，就会作类似的错误决定。美国医改的讨论中反复提到的一个现象是：那些没有医保的穷人，往往是小病不治，等小病发展成大病，治疗起来成本翻上好几倍。我个人也有亲身的经历。当年在纽黑文读书时，医保中没有牙医保险。因为穷，不能按期洗牙，等牙痛了跑去看，医生处理后告诉我另外一个牙也岌岌可危，需要花200多块补好，否则就会坏掉，不得不做牙冠，那就是2000块的开销，还不说遭的罪。我当时死活不信，觉得牙医想拉生意。临走时，那牙医恳切地说：作为你的牙医，我真不能这样让你走呀。但我很坚决，就是不信。结果，半年后那颗牙就痛得我死去活来，在止痛药失效后跑到另外一个牙医那里，结论是：必须做牙冠，2000左右的开销！我的错误决定，不仅折磨了自己，而且导致了一千七八百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想想这些，我至今还觉得愧对那位牙医，觉得自己太不相信人了。按说，我有足够的智力读下耶鲁的博士，不至于如此愚蠢吧？但是，当你穷到一定程度时，你就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
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们反省人类几千年来对贫困问题的思索。比如，在工业革命时代，随着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新的产业大军，如何救济贫民，就成了公共政策的核心，乃至有了“贫困法”。早期工业化时代的主流看法是：贫困来源于人的文化和社会行为模式。新教伦理中的“选民”观念无疑也强化了这种成见：那些秀异之士，虽然生于困顿之中，但一切艰难困苦不过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症候，他们无不能在逆境中奋起，获得巨大的成功。这说明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在人间也承担着上帝赋予他们的非同寻常的使命。至于那些穷人，则因为缺乏这样的品质，甚至品质特别恶劣，故而永远沉沦于贫困。也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当时的许多资本家认为穷人必须被超长的工作时间和仅够生存的工资逼使，才会正当运用自己的精力。否则，他们一旦有了闲工夫或闲钱，就开始酗酒、淫乱。
后来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大量努力工作的产业工人所经历的困顿使人们慢慢认识到：穷人并非俗见中那种堕落之徒。当时英国产业工人罢工，罢工游行时也往往穿着绅士的服装，试图证明自己的社会文化行为符合上流社会的规范。慢慢地，人们对贫困的概念转化。这是19世纪末福利制度兴起的一大社会心理因素。
不过，贫困来源于人们的社会文化行为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比如，美国的大学长期以来扶助弱势，以大量的奖学金把穷人子弟招入大学。但是，多少年的统计追踪揭示，这样的机会对于这些穷孩子的发展虽然至关重要，但他们的学业表现和中高产阶层子弟尚有明显差距。最近美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也遭遇同样的问题。虽然一些试点学校大大提高了穷孩子的成绩，但是，穷孩子与普通孩子之间的学业差距依然是惊人的。这些事实都驱使人们关注穷人的文化和社会行为。埃尔德·沙菲尔和希尔·穆莱纳桑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别开生面，对于更有效地解决贫困以及穷人的“能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经济上取得重大进步，但在关于穷人的观念上，还停留在19世纪前期欧洲的水平。茅于轼当年主张廉租房不修私人厕所，和这样的观念就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如果廉租房的环境太舒适，那些穷人就不努力工作了。殊不知，把穷人的生活环境搞得太压抑，甚至对之施予社会压力，往往会影响穷人的表现。任志强当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那段话，更是绘声绘色：“我从那儿（任曾经插队的落后村庄，人均年收入400元）拉了60个人到北京打工，我让县武装部组织培训，还专门开车去拉来，怕他们走丢了，拉到顺义别墅区里当服务员、当保安，我一个月给（每人）300元的工资，管吃管住管服装。可是，不到两个月全跑光了，宁愿回去受穷！干了一年半的只有两个人。该不该穷？我说我再不给你们捐钱。活该！”如果用埃尔德·沙菲尔和希尔·穆莱纳桑的研究来分析，任志强描述的事实相当真实。但他（乃至许多城里人）所不了解的是，长期的贫困、长期城乡隔离的歧视性政策，使这些农民不具备任志强那种经济理性。这是人脑对环境的正常心理反应。
让不理解贫困的人来治理贫困，往往是好心办坏事。早年欧洲人通过困乏逼使穷人努力的做法，大多都适得其反。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的问题，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富人的傲慢，而是对贫困设身处地的理解。
小贩之国
“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在微博中读到温州的诗人池凌云女士的一段记录：
“刚才，来自湖南的余女士在世纪广场接受钱江频道采访。余女士是湖北人，一直在世纪广场卖小玩具、矿泉水等，但今晚余女士的孔明灯全部免费赠送，她在接受采访时哽咽着说：我只是普通人，我只想表达对死难者的同情，他们（死难者）太可怜了......”
接着，她马上补记：
“这些普通人就是我们爱这片土地的理由！余女士不肯说自己的名字，在我追问下，才说自己姓余，‘多余的余’，她说，白天在世纪广场做买卖，也要被城管赶。我忍住泪水，要她把孔明灯卖给我，让我也表表心意，她执意不肯，把我的钱扔还给我。”
这短短两段，我读几遍哭几遍，相信许多读者也有同感。如果在这么大的悲剧中要寻找什么民族精神的话，这个小贩身上所体现的难道不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吗？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贩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在一些地方政府眼中，他们构成了社会秩序的问题。小贩被城管驱赶司空见惯。城市中崛起的中产阶级对这一阶层依然充满了偏见：乡下人，素质低，不老实，影响治安..在我们这个骄傲的“崛起大国”中，很少人愿意以小贩作为民族或国家的象征。
这让我想起英美崛起时的国家认同，即所谓“小店主的国家”。这一词本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他称一个伟大帝国中必须有着受小店主阶层影响的政府。据说拿破仑听到这个说法后，就把“小店主的国家”拿来作为对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敌国的蔑称。但英国人反而骄傲地接过了这样的称号。根据另一种说法，“小店主国家”是因美国的建国之父之一萨缪尔·亚当斯用以称呼自己的国家而走红的。不管是哪种说法，“小店主国家”在英美崛起时代，被那里的国民骄傲地用来作为自己的国家认同。
为什么这两个先后主宰了现代世界的“崛起大国”会以“小店主”这么卑微的行当作为国家认同？目前我还没有看到社会文化史学家进行综合分析。不过，凭借着历史常识来推断，不难触摸到若干线索。自17世纪开始，欧洲的大国竞争愈演愈烈。荷兰（当时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作为商人的国家已经获得了独立。但是，由于法国具有巨大的人口和资源以及强大的王权，欧洲各国在和法国较量时都有些力不可支。这一局面，最终为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所改变。当时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在客居荷兰的葡萄牙犹太商人的暗中资助下，率军突然在英国登陆，攫夺了王权。随他而来的，是一批荷兰的金融家。面对债台高筑的王室，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他最终和英国议会达成协议，以放弃王室的许多权力为代价，在英国建立所谓“荷兰财政”。其中核心的一条内容，就是以消费税为基础的现代财政体系。过去，英王室遇到危机时，总是必须征得被土地贵族所控制的议会的同意，才能征收新的税收。这些税收多来自传统的土地资源。议会即使批准了王室的这种“非常收入”，危机过后也可以将之取消，以此控制王室的权力。王室没有稳定的财政基础，到了战争等紧急时刻，借贷就无良好的财政信誉，不得不扛着高利率，甚至导致债务危机或债务破产。“荷兰财政”则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新的消费税不触犯土地利益，就可以永久征收，给王室提供了稳定的财政基础。有了这样稳定的收入作为抵押，借贷的信誉就好得多，进而压低了利率。有了这种“便宜的钱”，又可以使英国在大国竞争中打持久战，特别是挑战比自己人口多两三倍的法国。当然，英国仰仗英吉利海峡的庇护，本身又有相当的规模，不像袖珍、富裕的荷兰那种直接处于法国的虎口之下。但是，最后的胜利还是要落实到其财政上的耐久力上。史学家们每每惊叹，欧洲列强的战争，最后都是英国胜出。这并非英国人有什么不可比拟的军事天才，而是打到最后只有英国人还有钱。
消费税当然最终是由消费者来承担。但是，消费税必须通过消费来实现，即必须经过小摊小贩小店主这一阶层的经营才有可能。我们都知道，没有人喜欢纳税。“荷兰财政”的代价，就是一条鱼摆在阿姆斯特丹的中产家庭的餐桌上时，已经被抽税40多次。这不仅造成了高物价，也给小摊小贩小店主们巨大的偷税漏税的动机。其中，小摊小贩居无定所，最难管理。不过，他们最直接的理想，还是生意发达后变成缴税的小店主。事实上，从中世纪法国地区著名的香槟集市，一直到日后欧洲城市的中心市场，市政建设往往围绕着这些小摊贩的需求而设计，以种种优惠吸引他们安顿下来，成为小店主。而小店主们的生意越红火，不仅反映着国民越富裕，也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越多、越有国际竞争力。一个世界帝国，就是这么构筑的。你能不尊重小店主吗？你能不厚待小摊贩吗？
当然，在亚当·斯密讨论“小店主”时，“小店主”还很难在议会中拥有真正的投票权。但是，英国政治很快就摆脱了贵族的垄断，开启了平民化的时代。美国的登场，则把这个过程戏剧化地加速。英美这些建筑在百姓的民意和财富之上的新型现代国家，很快就主宰了世界。
记得一位欧洲人曾经对美国有这么一段观察：“美国的普通百姓，是如此有尊严。不管他们是一个小贩、工匠，还是农夫，他们觉得自己在本行里是世界最好的，容不得任何人在他们头上指手画脚。”这，难道不正是一个当家做主的“小店主国家”精神吗？
当今的中国，应该借着这种“小店主”的荣光来看待街头的小贩。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在北京最早见到的私人企业主之一，就是街头的大碗茶贩子。有了他们的开拓，才有今日的商业繁荣。难道他们不是“中国崛起”的开拓者吗？再看看温州街头义送孔明灯的小贩。国家和政府每天的运作，难道不应以“不辜负这样好的国民”为基本信念吗？
有多少美国人不纳税
4月15日是美国人的纳税日。一家非党派机构税收政策中心马上作出估算：2010年有6900万户，也就是45%的美国人不缴纳联邦税。其中许多人，不仅不纳税，反而享受联邦政府的补贴。
在美国工作过一段的人都知道，4月15日与其说是纳税日，不如说是退税日更为合适。一般的税收都从每月的工资单上自动扣除，到4月15日这天（或之前）申报税表，多退少补。许多家庭，能拿回几千美元的退税，也就是自己多缴的部分。比如，你买辆新车，缴了几百美元的消费税，年终一算，联邦政府退给你其中的5%~10%；你买了房子，有房地产税，也可以借此从联邦政府拿到若干退税；你装了个节能窗户，联邦政府则会给你一定比例的现金作为鼓励。
这45%不纳税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每户年收入在5万美元（大致是美国的中等收入）以下的人，其中年收入在3万美元以上的占了很大的比例。有很少一部分，大约500万户，年收入在5万到百万之间。这些人的收入来源，往往来自免税证券或者海外。最近几年经济危机，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推出各种减税、免税政策，许多家庭因此不必付税。另外，政府有一系列长期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保护弱势阶层。比如给低收入阶层补贴，帮助他们支付教育费用等。使这些家庭不仅不用缴税，最终还能从政府拿到若干现金。
当然，这里所谓的“不缴税”，指的仅仅是联邦税。除此之外，州里依然有税要缴，买了房子要给地方政府缴房地产税，购物时自动缴纳消费税。别管贫富，税是很难完全逃掉的。但是，联邦税是很大的一笔钱。将近一半的美国人实际上免除了这一负担。
如今正赶上奥巴马政府和共和党主宰的众议院为财政预算对决，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削减赤字计划。奥巴马在削减开支的同时，要给富人加税。共和党则指责这样的计划是“阶级斗争”，并坚守自己事先提出的削减开支、减税刺激经济的计划。在这种政治气氛下，这一联邦税收数字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火药库。论者指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给纳税人提供了多种减税、免税优惠。民主党针对穷人，当年布什的减税案，则使许多富人受益。这些五花八门的税收福利加起来，一年就高达1.1万亿美元。而奥巴马和共和党的国会10年左右的财政目标，所削减的赤字不过4万多亿，大致是4年的税收优惠。所以，许多人把这些税收优惠当做
税收漏洞，要求政府及时填补。填补之后，不缴纳联邦所得税的美国人的户数比例，会从45%降到27%。
可惜，权力虽然在政府手里，选票则在老百姓手里。政府不给老百姓这些税收优惠，自己的权力就可能保不住。所以，不纳税的福利，大部分家庭还会长期享受下去。
在美国你为什么不能圈自家的地
郭德纲圈占公共绿地、弟子殴打采访记者，郭德纲从称赞弟子是“英雄”到迫于舆论压力道歉，最终被勒令拆除圈占绿地的栅栏..这出大戏，如今似乎算是收场了。但是，至今人们仍然议论纷纷：他真圈了公共绿地，还是自家的院子？小区内其他住户也有类似行为，为什么不管？究竟是人家侵犯了他的私有财产，还是他自己耍恶霸的脾气？这些事情，我难以回答。不过，正巧有位朋友在美国搬家，有些小事倒是可以拿来对照。
我这位朋友兜底买到一栋很得意的房子，算是栋“豪宅”吧。地处附近一个镇最贵的一条街，甚至有公司定期上门收洗衣服。他买的时候还来咨询过我的意见，说公司里一些同事警告他不要搬到那里去，理由是那里全是百万富翁，你没那个经济实力，住在这么富的邻居中间不舒服。我是个坚定的贫富混居派，一听这个就说：“人家富人家的，你过你的日子。井水不犯河水。况且，邻居彼此交往很少，你家的院子有一英亩多（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和邻居也彼此很难遇见，谁碍谁的事了？只要房子值，在你的购买力之内，当然就可以买了。”他也点头称是。
房子买下来，我第一时间去看，才知道这条百万富翁的街里为什么会有百万以下的房子。整个一条街安安静静、一尘不染，但街的一个出口连接着一条主要的公路，车辆繁忙。就在这里把口的四栋房子，因为能听见那条干路的交通声音，价钱一下子就低了许多。我四下看看，见他前院是非常开阔的草坪，漫无遮拦，马上建议：“你应该在临街处种一排灌木丛，遮挡一下，这样噪音小了，隐私性也好多了。”他马上说：“我得看看这里的规矩。这条街没有一家这样做的。栅栏是肯定不能建的，灌木丛能否种，还得查查条文。”
要知道，我们谈论的根本不涉及公共绿地，而是能不能在自己院子里种些灌木丛。有人说：“这实在岂有此理，私有产权在哪里？”这也是中国公共对私有产权最大的误解。在美国买个房子，你的私有产权当然受到严格的保护。但是，任何私有产权都必须在公共资源的框架中才能成立。所以，你也必须考虑你的私有产权对公共资源的影响。比如，在有些地方，你买了房子，但不能在前院围栅栏，不能在户外晾晒衣服，甚至不能晚上把车停在车房外面，哪怕停在自家院子里也不行..各地的规矩宽严不一，甚至一个镇里，每条街的规矩也不同。这些规矩，在法律上叫规章制度（bylaws），或可译为“地方法规”。但这里的“地方”，所指则可以各有不同，有的指镇政府，有的就是你所在的街或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大家自行立法，并有强制实施的权力。
为什么会如此？私有产权的概念在西方源远流长，并且从来没有脱离公共资源和公共秩序的框架。《大宪章》里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森林等公共资源的规约。比如，你可以割地自立，说你拥有某块土地，并有诸多的权利。但是，如果这块地不连通公路、水源等公共资源，全被别人的“私有产权”所包围，那么你人都走不出家门，也就没有利用之可能。所以，任何私有产权，都担负着某种公共的义务或责任。
那么，这些公共义务和责任由谁来界定呢？并不是全由国家的法律界定。欧洲的“国家建设”，主要在15世纪.18世纪期间进行。在此之前，欧洲已经有了“商业革命”，贸易相当繁盛。在国家结构未成熟之前，地方的自治体纷纷自定规则，维持公共秩序。所以，有这种制定地方法规权力的自治体非常多。影响所及，现在的美国就是联邦有套法律，州里有套法律，城市或镇也有许多地方法规，而在一个几千人的小镇中，一条几十户人家的街，也可以有自己的法规。这些法规之间当然有相互冲突的地方。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通过一系列的判决、先例，使各层级的法律法规相互切合，奠定了复杂的公共秩序。一般而言，上级的法律都非常尊重基层的地方法规，不敢轻易侵犯，更有以基层地方法规否定上方法律的例子。
中国人的私有产权观念其实很强烈，公共的观念才是最缺乏的。这一点，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就提到。比如，江南的河流之脏是有名的，因为河不属于任何人，大家有垃圾就往里扔。这种公共意识的缺乏，关键原因还是缺乏自治的传统。自古以来，中国的国家权力太大，大家有事等着国家处理，不知道如何自我组织起来，结果凡国家管不到的地方，就可以随便乱来。这种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有健康的公共秩序，也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所以，在私有产权确立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建立各个层级的地方自治体。比如，郭德纲那个小区的邻居们，就应该聚集在一起开会、投票、确立程序，然后讨论在这一小区制定什么样的地方法规，是大家随意可以圈占家门口的土地，还是谁也不能圈占，等等。一旦立了法，就有法律效应，法院有义务帮助实施，对违法者进行惩罚。
中国人成为美国首福
奥巴马任命前华盛顿州州长、中国裔的政治家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在国内媒体引起一些骚动，仿佛人家是“回娘家”。不想骆家辉本人突然出面强调澄清：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会坚决维护美国利益！结果，“不要对美籍华人抱有幻想”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骆家辉本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美国政治中已经飞黄腾达，怎么突然要出来对自己的国籍进行一番 DNA鉴定？这大概在美中两方都有相当深刻的原因。在美国，亚裔经常不被当做美国人。黑人虽然受歧视，但人数多、选票多，没有人敢忽视。亚裔人数少，选票无关紧要，再加上参政不够积极，故其政治利益不受特别关照，形同外人。黑人受命出任驻非洲国家的大使，犯不上澄清自己是正牌美国人。骆家辉此次受命，则要特别出来提醒大家自己是地道的美国人。另一方面，中国人总把亚裔看成美国的二等公民，一厢情愿地觉得血浓于水，只要皮肤黄，就会在“人家”那里受欺负，一定心向中国。
这种幻觉究竟有多少道理且按下不说，有一个事实不容回避：这几十年来行情已经大变，亚裔渐渐融入美国的主流。也许最近的一条小花边新闻，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变幻的世道。
众所周知，在我们这个拜金的时代，各种富豪榜充斥于世。我们大概都知道谁是世界最富的人，谁是美国最富的人。中国的富人，每年也照例排座次。不过，随着人们的眼光从GDP转向幸福指数，大家除了想知道谁是首富之外，还想知道谁是“首福”，即谁是最幸福的人。幸福指数排名因此应运而生。
幸福排名，当然不像财富榜那么容易。毕竟幸福是个非常主观的感受，没有客观的数字可以衡量。拿具体的个人严格排座次，就更不可能了。比如，那些与世无争的人也许最幸福。但大众媒体根本不会知道他们的存在。不过，盖洛普民调自有一套评价幸福的办法：每日给随机选中的1000位美国人打电话，询问他们当天是否微笑、运动、吃蔬菜，是否喜欢自己的工作，夜里独自走回家时是否感觉安全等，然后用这些因素构造一个幸福指数。同时，民调人员还对每个受访者的背景，如种族、宗教、年龄、性别、收入、居住地点等进行详细调查。最后可以大致判断出什么类型的人最为幸福。
经过2010年一年每日1000人的调查，最终还真产生了一位“美国首福”。这是一位叫王凯文（Alvin Wong）的美籍华人，他住在夏威夷，信的是犹太教，年收入12万美元，经营的是自家的买卖，也就是所谓“当自己的老板”或者“自己当老板”。由此盖洛普归纳出最幸福的美国人的基本特点：亚裔，年收入12万美元以上，男性，信奉犹太教，自开买卖，已婚......
也许你觉得这很荒唐，毕竟，谁也无法证明美国就没有比这位Wong先生更幸福的人。但是，像他这样的“首福”，也确实透露出美国社会各色人群的生活形态和质量。其结果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颇有些意外和惊异之处。
首先是我们中国人本身。中国人在美国是二等公民吗？民调显示，中国人占优的亚裔，是美国各种族中幸福感最强的。接下来是白人、拉美裔以及黑人。这一点，从过去的一些资料中就可以看出些线索。比如，亚裔的中等家庭收入为各种族中最高，超过了白人。亚裔的平均寿命，也超过其他种族。亚裔的教育水平，当然也是最高。这合乎过去社会学研究的常识：收入高、教育水平高、健康的人，一般都更幸福些。当然更不用说，亚裔家庭比较稳定。一系列社会学调查显示，结婚的人远比未结婚的人幸福。有孩子的比没有孩子的夫妇略微幸福一些。
另外几点，颇有些出人意料之处。这位最幸福的Wong先生，居然是位犹太教徒。这并非偶然。民调显示，犹太教徒是美国各种宗教信徒中是最幸福的，穆斯林则是最不幸福的，中国人信了犹太教倒是很怪异。不过两年前在一个聚会上，我的校友、前美国银行行长的夫人闲聊中告诉我：在她所居住的旧金山，犹太佛教徒特别流行。看来当今的文化汇流，已经到了无奇不有的程度。以我个人观察，在文化上比较开放、比较能接受别人的东西的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更加如鱼得水。至少在美国的中国人，大概由于缺乏自身的宗教传统，在文化上更加兼容并包，心情好、脾气顺，也就不足惊奇了。
最后的意外，是年龄。这位王先生65岁。最近的民调显示，65岁以上的老人比中青年更幸福。这一点，《经济学人》不久前也有专门报道。当然，年纪大的人钱多。钱多的人一般幸福感强一些。但是，即使用统计学的方法把经济因素排除，65岁的人比年轻人和中年人还是更幸福些。如何解答这个问题？看来还要问孔子什么叫“知天命”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老年是从生活经验中收获的季节。当然这里有个条件：你确实有过充实的生活，心胸开放豁达些。
总之，在美国的各色人种中，“中国人”属于最幸福的群体。在中国人中，去美国的大概也属于最幸福的一群。如果说追求幸福属于天赋人权的话，这些“中国人”对给自己带来最大幸福的故乡效忠，也是人之常情吧？
2015年是制造业的分水岭吗？
2011年3月，美国出口总额达到17300亿美元，比一年前增长15%，比2009年的水平增长37%。如此强劲的增长，在当今的萧条中无疑是个意外的好消息。问题是：这究竟是低水平上的暂时反弹，还是反映了某种长期趋势？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分析，这是美国制造业复苏的开始。该集团甚至预测说，2015年将是环球制造业的一个分水岭。到那时，美国的制造业将和中国至少有同样的竞争力。
首先需要澄清，这种说法并非简单地承认美国制造业目前不如中国有竞争力。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从1972年至今，美国制造业产值增长了2.5倍。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劳动力则减少了将近25%。这意味着生产力数倍的提高。但是，另外的事实也不可忽视：美国的制造业不能满足内需，进而成为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国。中国则是制造业出口大国。近年来美国制造业不断“外包”，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地就是中国。制造业从美国流向中国，似乎早已是大势所趋。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预测，则认为这样的大趋势将在2015年左右发生逆转。理由有三：第一，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涨，货币升值，虽然中国制造业仍然具有成本优势，但优势已经远不如过去那么大了。与此同时，美元不断贬值，使美国货便宜了许多。最近美国出口的大涨，大概和美元价值有密切关系。第二，这次经济大衰退，使美国工人和工会的要价低了许多，政府也更倾向于企业。这将大大降低美国制造业的成本。第三，在这种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大家在成本上的“起跑线”更加接近，使得制造业供应链的长度成为决定性因素。靠近美国市场的地方，对市场需求的反应比较灵敏，制造业占据了近水楼台的优势。
这一分析，值得中国企业界认真对待。看看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就知道，货币升值乃大势所趋。从人口趋势看，二十几岁的年轻劳动力供应已经开始下降，到2015年整体劳动力的供应都可能下降。物以稀为贵，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无法避免。即使没有上述这两个因素，经济强劲增长使“中国制造”昂贵起来也是相当自然的事。至于供应链的问题，我们还必须强调另外一个因素：油价。其实在这次经济大衰退之前，油价对贸易的影响已露端倪。油价昂贵导致了航运价格暴涨，使许多制造业的外包变得得不偿失。跨越半个地球把原材料运往中国，再把成品跨越半个地球运往美国，加上运费后其价格优势已经微乎其微，所以一些小企业开始把外包的企业搬回来。这一趋势被经济危机所打断，因而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但是，当经济恢复后，油价可能冲破几年前所达到的高峰。中美之间的运费将再次暴涨，进而增加“中国制造”的出口成本。
当然，美国还有巨大的资源优势。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土地资源优势。现代化工厂人力越来越少，人力资源的成本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但是，像汽车、电器制造等，工厂占地甚大，土地资源的成本日渐重要，而且往往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这也是日本、韩国、欧洲的许多汽车制造商纷纷迁入美国的重要原因。目前在俄亥俄、密歇根等州的许多地区，一栋独居房子仅几万美元。这自然压低了当地的生活成本，随之降低了企业的工资成本。中国土地资源奇缺，比起美国南部或中西部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土地恐怕要贵上数倍，工业用地、居民的生存线都不断推高。当然，大件产品不仅生产用地大，运费也贵，从长远看也最难在美国市场上竞争。
中国制造业向西部进发，脱离人力和土地昂贵的沿海地区，似乎是保持“中国制造”之优势的重要步骤。其实，从长远看，这种战略并无多大的可行性。沿海与内陆的格差，更多是被几千年的经济地理所塑造，有强固的市场逻辑，很难凭人为的政策扭曲。目前西部地区已经严重沙漠化，缺乏水源，在生态上难以支持大量的人口，更不用奢谈大规模的工业扩张了。另外，因为远离水路交通，运输成本过高，乃至沿海工业区的煤炭供应，从美国进口要比从内地购买还便宜，尽管美国的煤矿在安全、环境和人力成本上比危险的中国煤窑要高得多。这里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运输：跨越太平洋要比从中国内地运输煤炭便宜得多！
可见，中国制造业已经危机重重，可回转的余地正在穷尽。真正有效的应对之道有两大要素：第一，以内需而非出口作为经济的引擎。前述的国际制造业供应链过长、运费过高等因素，既可以阻碍中国的出口，也可以为国内市场提供天然保护。强大的内需，会使国内企业占有天然的竞争优势，而外国供应商则必须克服运费和供应链等方面的障碍。而要制造强大的内需，就必须改变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减小贫富分化。一个财富上均质的社会，往往会构成日常制造业产品的巨大市场。贫富分化过大的社会，则使广大穷人缺乏基本的购买力，富人则宁愿消费国外的奢侈品，造成内需贫乏。第二，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从“硬产业”转向“软产业”。所谓“硬产业”，主要指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目前在中国还严重依赖政府的优惠和保护。“软产权”，则是以资讯的自由流动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为根本的创意经济或知识经济。这种经济不仅利润高，而且传播成本（运费等）非常低，最具有全球化的潜力，也是国际竞争中的兵家必争之地。可惜，一个盗版横行的社会，无法滋养这样的先进经济。目前中国对“软产业”的保护严重不足。
2015年是否真能成为国际制造业的分水岭，我们当然无法准确地预测。但是，中美制造业的大势隐藏在媒体对“中国崛起”的炒作之下。不久前《联合早报》有文章分析，日本在地震海啸后的企业战略转移，不以中国为首选。这表明日本不看好中国制造业的长期环境。过去，人们总是谈论世界产业结构的层级，觉得企业从先进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下放”，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对手主要是比中国更不发达的国家，如印度、越南等，而没有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可能会复兴。其实，欧洲等先进国家的企业，现在已经有“外包”到美国的趋势。全球制造业的战略转移也许已经开始。中国到了居安思危的时刻。
美国制造业究竟是衰落还是革命
大概是想给恢复无力的美国经济打气吧，不久前美国财长盖特纳放言“美国制造业仍然是世界第一”，引起一阵小喧哗。一些网友评论：“我简直难以置信，美国的制造业居然还排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工厂，这不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吗？”
数据和人们的常识相抵触，自有其中的道理。美国制造业在20世纪70年代雇用的劳动力一度接近2000万人，无疑是个顶峰。从那时到现在，制造业丢掉了七八百万个工作岗位。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样的新闻三十多年从来就没有断过。也难怪媒体动不动就说“制造业正在美国消失”。但是，根据2009年的数据，美国制造业的产值达到2.155万亿美元，比中国高出45%，占全球份额的20%。2010年，美国制造业仍然在全球占有18%的份额，中国则是15%。
批评者指出，这些数据，并不能掩盖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事实。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制造业所占的全球份额日益缩减是无可争议的，在总产值上被中国超越也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怎么能够抱着维持不了几天的“第一”而不承认衰落呢？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这种末世之音自然占了主流。
不过，顶风唱高调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马克·J·佩里（Mark J. Perry）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自1970年以来，美国的制造业一直就是个成功的历史。自2004年以后，美国制造业的产值以2005年的美元价值计算年年超过2万亿美元，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要高出一倍。把美国制造业单拿出来，在当今世界也能构成第六大经济体。不过更重要的是，产值翻倍的同时，劳动力削减了快一半。当今美国工人平均每人每年的产值达到18万美元，是1972年的6万美元的3倍。在他看来，美国的制造业更像是当年“农业革命”：以越来越少的农民生产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这样才可能有剩余的劳动力从事工业革命，才会有足够的粮食喂养这些工业人口。一百年前，美国的劳动力有40%是农民，如今的比例仅为2.6%。但美国还是个农业出口大国。现在也只有不停地从制造业中裁减劳动力，日后才能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发展高科技。
这番为美国制造业的辩护，听起来颇为“给力”。但有些论者提出，不能简单地把如今的制造业和当年的“农业革命”比较。美国的农业人口日益下降，但农产品自给有余，并大量出口。如今制造业产值虽然翻番，但赶不上美国人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结果，使美国从一个制造业的出口大国变成了进口大国。如今发展下去，不可能没有危机。
真是如此吗？目前还很难判断。如果历史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的话，那么就不妨看看英国的例子。英国工业革命前夜的农业革命，确实使农村人口锐减，粮食产量反而提高。不过，随着人口的增长，英国最终从粮食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但是，大英帝国也在这一过程中崛起了。美国不可能以自给自足的模式评价自己的经济。在全球化的时代，就算自己是世界老大，还得事事求人。从1970年至今，美国总人口从2亿增长到3亿，同时制造业的劳动力减少七八百万，产值翻番，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幅度。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依靠进口，主要还是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人均消费量多了，这还是繁荣的征兆。所以，美国确实不必一看到工厂关门就紧张，更不须抱怨中国抢了美国制造业的工作。
美国汽车业的式微
2009年4月30日，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宣布破产。这是一个“外科手术式的破产”（surgical bankruptcy）。说是破产，实际上是重组：由意大利的汽车公司菲亚特（Fiat）认购克莱斯勒35%的股份，由美国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UAW）持有55%的股份，另由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克莱斯勒所在国的政府持有8%和2%的股份。这个“手术式的破产”的破产估计要持续两个月。当然其中包含着两个悬念：第一，这一安排忽视了克莱斯勒债权人的利益。他们是否会通过法律挑战这一安排的合法性？第二，经过这个大手术后，克莱斯勒是否能起死回生？对此，现在我们都还没有答案。
意味深长的是，有84年历史的克莱斯勒，当年就是在类似的“手术式的破产”中诞生的，后来经过重组而起死回生也不是第一次。另外，克莱斯勒的命运，在美国汽车业中也引起了兔死狐悲之情怀。随之可能破产的就是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其“大限”仅在一个月之内。据华尔街人士估计，美国的三大汽车，能正常存活的大概只有福特。所以，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克莱斯勒的历史，借此透视出一个世纪之久“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美国汽车业演义。
美国的汽车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家，在开始时还不过是零敲碎打的买卖，从自行车和马拉的轿车制造商以及机械师那里订购部件，组装起数量有限的汽车以满足上流社会的需求。1903年，福特公司和通用汽车的前身别克（Buick）成立。1908年，福特推出了T型车，导致了汽车业的革命。T型车综合了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手段，创造了流水线作业，进而大大降低了成本和价格。特别是第一条流水线在1914年建立后，汽车从富人的奢侈品转化为普通百姓的日用消费品。大规模的市场被创造出来。技术和规模立即变为汽车业的生存之必需。企业的破产和合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到了20世纪20年代，汽车已经深入一般美国人的生活。而正是在这10年中，60%的汽车公司在竞争中倒闭，最后剩下的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成为主宰力量。
通用把职业管理、市场预测和技术开发结合在一起，通过制造廉价车和福特在低端市场展开了激烈竞争。克莱斯勒则走豪华型道路，在这场混战中一马杀出。克莱斯勒的成立，是在1925年。办法是把破产的Maxwell汽车公司重组。这样的出生，似乎也预示着克莱斯勒如今“破产重组”的死亡方式。
一个汽车公司在1925年起步是相当艰难的。当时通用和福特两巨头正在展开残酷的杀价战和技术创新的竞争，给小公司留下的生存空间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到1923年时，美国汽车市场基本饱和，销量在360万辆的水平上持平。克莱斯勒的起家，还要多亏其天才的创建人瓦尔特·克莱斯勒（Walter Percy Chrysler）。
瓦尔特·克莱斯勒的父亲是位加拿大裔的火车工程师。瓦尔特·克莱斯勒受到这样的家庭影响，自幼喜欢机械，1892年高中毕业时就立志当机械师，并在当地一个火车修理厂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很快成为高级机械师。1908年在芝加哥车展上，他买了个自动汽车，将之拆散重组，精研其构造，以满足自己的机械兴趣。1911年，他进入了别克公司（此时已经属于通用汽车），成为生产部的经理，并在四年内升任总裁和生产部总经理，年薪高达50万美元。通用是在收购数家公司的基础上成立，其中包括一家火车制造公司。火车机械师出身的克莱斯勒，在通用自然如鱼得水，并于1919年成为通用的副总裁。但因为通用的所有权易手，他同年辞职，成为年仅45岁的百万富翁。在退休期间，他一直保持着对机械的兴趣，不停地设计组装自己的汽车。1924年，他终于创造了新型的六缸式克莱斯勒汽车。这是一种高技术的高端车型，运用了大部分车还没有的化油器空气过滤、高压引擎、压力润滑、汽油过滤器等技术。特别是他自己设计的四轮液压制动装置、橡皮减振引擎系统和防止车胎跑气后脱离车轮的轮脊等，大大提高了汽车的性能和安全性。同时，这样的车价格又比人们预期得要低。也是靠着这些技术本钱，他在1925年把破产的Maxwell汽车公司重组为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克莱斯勒公司。豪华型成了克莱斯勒的品牌。
此时美国的汽车业，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即使是大萧条也很难将之打倒。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深谷中，汽车成为压倒电话、浴缸、电话等的第一大消费品。虽然市场的低迷迫使三大汽车在1932年把产量减半，1933年三家都开始重新赢利。在1936年，通用生产着美国市场上将近一半的汽车，另一半则基本被福特和克莱斯勒瓜分。三大汽车把当时的“五小汽车”挤压到了挣扎的边缘。
二战的到来，使三大汽车全力集中于军工，民用车基本停产。到战争结束时，被压抑的汽车需求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爆发出来，在1945年后的 5年内，美国人购买了2140万辆汽车，使汽车拥有量几乎跳了三倍。而20世纪50年代长达41000英里的跨州高速公路体系的建立、中产阶级向郊区的发展，都进一步刺激了汽车的需求。也正是在这一黄金时代，克莱斯勒推出了八缸引擎自动传动的豪华型imperial，并且每两三年就有新款式。到了20世纪60年代，克莱斯勒通过并购组成了欧洲克莱斯勒公司，打入欧洲市场。
但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对整个美国的汽车业进行了沉重的打击。油价上涨了30%，美国所生产的大型耗油车型市场看软。此时也正好赶上以生产小型车为长期战略的日本汽车业的崛起。到1975年，本来是三大汽车一统天下的美国市场，有18.3%被外国车所占领。这就逼着美国政府为汽车业制定燃油效率的标准。克莱斯勒则在1971年就买下日本三菱汽车15%的股份，但因为整个公司以生成大型车为主，经营每况愈下，到1979年9月向美国政府要求150亿美元的贷款以避免破产。善于上演媒体秀的前福特总裁雅科卡也在此时就任克莱斯勒的总裁。他在媒体上大贬日本车，唤起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同时出售了许多克莱斯勒的资产换得现金，到了1983年成功偿还了全部政府贷款，其中包括3亿5000万美元的利息，落得个皆大欢喜。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油价的下跌，美国人对大车的胃口又一次张开，克莱斯勒随着整个美国汽车业一起状态回升。吉普车、大型SUV、小型面包车成可克莱斯勒的摇钱树。
但是，此时美国汽车已经雄风不再，市场份额不断被以日本为首的外国公司所侵蚀。克莱斯勒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走出危机，不得不拍卖其欧洲资产来融资，虽然救了一时之急，但是丧失了欧洲市场，只能死守日益缩小的北美市场。到了本世纪，日本等国的汽车在信誉和市场份额上咄咄逼人。2005年通用和福特各亏损110亿和100亿美元，而克莱斯勒则在2004年赢利19亿美元，似乎是一枝独秀。但是，2006年油价开始上升。到2007年第三季度，克莱斯勒结束了连续十二个季度的赢利纪录。随后油价飙涨，华尔街股市坍塌，克莱斯勒步履维艰，只能再次向政府伸手。可惜政府面临的伸手要钱的企业已经太多，最后只能联合私有企业和工会拯救这个公司。
克莱斯勒的兴衰绝不是一家之欢愁，而是整个美国汽车业的写照。克莱斯勒的成功，一是在于把握了崭新的生活潮流，二是在于技术开创上独步于世。克莱斯勒的创建人瓦尔特·克莱斯勒不仅是当时顶尖的工程师，而且对以汽车为主的新生活有着敏锐的预见。但如今，美国的汽车公司被商人和工会主宰，工程师的地位越来越低，其产品质量早已不是日本车的对手。更糟糕的是，美国汽车制造业对崭新的绿色生活方式全无洞察力，乃至在日本竞争对手大力开发节能型的关键时刻在耗油的大型车上赌博，结果导致全线溃败。如今，美国汽车市场的一半几乎已经被外国车所占领。到了2010年，外国车的市场份额可能过半。按理说，美国的汽车业发展并非没有优势。比如汽车制造需要广大的用地，美国劳动力成本虽高，地价却便宜，如果能把握技术的优势和对世界生活潮流的预见里，日后翻身也并非全无可能。但能否做到这一点，就要看三大汽车能否从历史中学到经验和教训。
美国国债还靠得住吗？
上星期五标准普尔把美国的信用等级从AAA降到AA+，引起全球的金融震荡。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自然对这些债务的安全忧心忡忡。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将自己的外汇储备用来购买美国国债，质疑之声四起。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急需发展资金。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比美国高得多，资本投入中国经济中，按说应该有高得多的回报。这些，都是不该购买美国国债的理由。但是，拿标普降级来批评购买美国国债，则似是而非。这些批评者，似乎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基本规则不了解。
标普降级，自然是打压美国国债的信誉。美国国债信誉低了，当然意味着购买这种国债的风险加大。当购买者在风险面前却步时，美国出售国债就不得不提高息率，以吸引投资者。这自然提高了美国借贷的成本。其直接的后果，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普遍升高，你买房子也好，开买卖也好，费用陡然加大。在目前这种大衰退的时节，这自然会严重打击美国经济。
但是，标普的降级，只是一家之论，未必会打击美国国债的信誉。恰恰相反，这种降级甚至会提高美国国债的“身价”。美国债务确实大。但债务之大小，不仅要看债务的绝对额，还要看债务的息率。这就和我们的房贷一样。你借了50万还是80万，当然很重要。但你借贷的利率是4％还是10％，也同样重要。最终考察债务负担，要看你每年的还贷费用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根据国会预算委员会的推算，美国2011财政年度需要支付的债务利息为2250亿美元，后来又调高了一些，姑且以2500亿美元计算，也才占其GDP的1.6%。这个比例，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低的，仅有2003年和2005年两年例外，为1.4%的水平。在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任上，支付债务的费用一度都达到过GDP的3%。那时没有危机，现在怎么能算危机呢？
即使在所谓“美国破产”的情况下，美国可能停发政府雇员的工资，停寄社会安全的支票，但偿还国债投资者的利息，一直是最优先的考虑。这在两党为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前，政府就反复表示过。这也是西方政府财政的例行规矩。从上述数据看，美国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在债务上违约。投资人不是傻子，不可能买靠不住的东西。这几天一个看似非常奇怪的现象是：标普给美国降级后，美国国债的身价不是降低，而是升高。降级后，对美国国债的需求，竟达到2009年11月以来最强。投资者所要竞购的金额，竟比美国政府抛售的数额高三倍。美国国债一夜之间奇货可居。结果是，十年债券的息率在星期五降级前是2.58%，星期一跌到2.34％，星期二再跌，达到2.26％。根据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估计，国债利率每0.1个百分点，换算成未来十年美国的借贷费用就是1300亿美元。标普降级后，美国国债的息率已经降了0.3个百分点以上。十年下来这个幅度就能给美国省下4000亿美元左右。美国国债这下子可牛了：咱给的息率就这么低，你爱买不买，俺才不愁没人买呢！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钱总要有个去处。你藏在枕头底下白白贬值，要么去投资、买股票，要么买黄金，要么买国债。标普降级后，金融市场大坍塌，全世界股市无一幸免。比如你买了美国银行的股票，一天就缩水20%，你哪里还敢投？所以，买黄金或买美国的国债都是保值的重要方略。一般而言，股市大崩盘之际，国债多受益。怪不得《华尔街日报》称美国国债就是“黄金本位”。
厘清这些，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美国没有在国债上违约的意向，也没有这样的实际可能。如果中国有许多外汇，急需投资，投到美国国债上仍不失为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就此“反省”购买美国国债问题的人，许多并不太懂这里的金融规律。不过，中国的外汇，是应该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还是投资于中国国内的发展，这才是个更有意义的问题。
美国破产了吗？
美国的股市在狂跌，美国的GDP在下降，风雨飘摇之中，唯一上涨的就是失业率。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风暴摧枯拉朽，国会通过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似乎也是杯水车薪。奥巴马的经济振兴计划效果如何还不知道，但突破万亿则绝非狂想。如今，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美国还是借不够，到世界各地要饭吃。资本主义似乎信誉扫地，美国似乎已经或者正在破产！
要攻击美国的制度，现在也许是我们有生以来最方便、最容易的时机。在国内的左翼知识分子眼中，华尔街的主要买卖似乎就是金融欺诈。自由派则对金融危机缄口不言，似乎找不到头绪为自由经济辩护。国内一位老友写信来问：美国是怎么回事？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现在美国的经济一下子失语了，甚至有人私下预言美国和欧洲将为经济问题兵戎相见！在美国，悲观主义也充斥了每一个角落。左派抱怨布什已经让美国破产，从政府到民间都负债如山、无钱可借。右派则把每一个政府的救市计划攻击为违反经济规律、乱花钱、将使美国破产。似乎两派的区别在于美国到底是已经破产还是将要破产。
其实，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被时事所左右，而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美国负债如山固然是个大危机，但其背负如此巨大债务的能力则说明了其制度的健康之处。政府借钱大规模增加公共开支，也并非一定违反市场经济。相反，这也许恰恰是市场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行为。
政府借钱，就像企业贷款一样，不仅不一定是坏事，而且可能是必要的、明智的经济行为。人们在讨论美国的债务时，往往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这种债务的费用是多少。这就好像你讨论企业贷款是否明智时必须问贷款的利率是多少一样。所以，让我们看看美国的国债市场。
众所周知，筹集国债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发放债券。这种债券，有规定的生息率（yield），并可以像股票一样在市场上自由交易。比如，你买了面值100美元的国债，年息为5%，十年到期后，就可以连本代利全兑现回来。在到期之前，你也可以拿到市场上打折扣出售，有时能卖出90多块，有时甚至可能以面值以上的价值出售，一切看行情。不过，这种交易的一个基本规则是：国债的市场价值越高，其生息率越低，两者是反比关系。国债最火时，生息率几乎是零，照样有人要；相反，如果没有人肯买国债，那么为了有效抛售，政府就不得不提高生息率，以增加其在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回顾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股票狂跌，但是国债价值却看涨。这种涨势有两个原因：第一，经济前景不明，股市风险太大，人们愿意拿钱买国债，靠固定的生息率而旱涝保收。第二，发达国家的政府有合法性、信誉好，不可能欠债不还。如果债务太多，政府就会增加税收来还债。此乃旱涝保收之根本。换句话说，面临这么大的经济危机，许多人觉得自己手里的钱投给谁也不如投给政府可靠。结果，大量热钱涌向国债市场，抬高了国债价值，压低了国债的生息率，乃至十年国债的利息从年中的4%以上一度跌到了快2%，乃50年来最低值，现在仍基本维持在2.5%以下。而短期国债，比如一年的国债，利息仅0.04%出头。有经济学家甚至说，现在已经有了国债泡沫！
这一状况，就给了美国的政府以非常强的竞争力。举例而言，你买个房子，需要30年期的贷款50万，如果信用良好，利率一般也要7%；30年后付清时，你的支付总额是140多万；如果你的信用差则会更高，如支付12%的利率，支付总额则达到210多万。而政府要来买同样的房子，用国债融资，现在美国30年国债的利率只有3%；那么，政府最后的支付总额才100万，实际花的钱还不到12%拿来的贷款的一半。再比如要造个桥，私人企业如果支付7%以上的贷款利率，政府仅仅支付2%，那么让谁花这笔钱更有效率呢？怎么能说政府加大投入就是违反市场规律呢？
事实上，在百业萧条之时，特别是在受金融风暴的冲击而银根紧缩的情况下，人们对私有企业暂时丧失了信心，不敢往股市中仍钱；企业花钱的费用也太高，不愿意继续贷款扩大生产。大家都不花钱，经济当然要衰退了。这时候政府如果信誉好，闲置的资金就都用来买国债，国债的利息一下子就跌下来。这样政府的债虽然大，低息之下的财政负担却未必大，手里可支配的钱自然多起来。这时一味的小政府理念未必合乎市场规律，相反，政府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花钱刺激经济。只是政府必须在金融市场的限制之内运作，负责地花钱。如果政府权力不受限制、不负责地花钱，就会使国债超过了未来的财政收入，面临破产危机，那就会导致国债市场的恐慌，使国债价值狂跌，利息也不得不跟着猛涨，借贷费用就会不堪重负。在历史上，在宪政约束之下的政府，行为都比较有一定之规，信誉好，借贷的利率低。掌握绝对权力的政府，表面上可以为所欲为，但也正因为这一点而被投资人视为不可靠，结果这种政府借贷利率可以比民主政府高几倍（其普通利率之上要加上风险利率），借一点钱财政负担也会过重，绝对权力就成了无效权力。
衡量一个制度的好坏，不仅要看其繁荣的时刻，更要看其危机时刻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债价值体现了政府的政治信誉。华尔街如今风声鹤唳，但是联邦政府的信誉依然巍然屹立，导致国债市场坚挺，这也是联邦储备银行不停降息而不引发通货膨胀的本钱。经过这么大的经济危机，国债能维持如此之价值，这样的制度，乃西方自13世纪以来几经曲折发展出来的政治经济框架，是市场与宪政相互呼应配合的典范，其底蕴深厚。相比之下，这一所谓70年不遇的经济危机，不过是点小风小浪而已。我一直强调，市场经济必须镶嵌在民主政治之中。非民主制度的国家遇到这样的危机，则经常是国债和股市一起崩溃。所以，面对华尔街的风暴，我们从中不仅要总结其教训，更要学习其经验。
凯恩斯错了吗？
随着明年美国大选的临近，围绕着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意识形态之争日趋激烈。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凯恩斯主义。当年凯恩斯提出，在经济危机中，需求严重不足。此时加大政府开支，创造需求，虽然会留下大量赤字，但可以有效地刺激经济。这种凯恩斯主义，被视为民主党财政政策的核心。与此相对，共和党指出：资本是有限的。加大政府投资就会挤压私人投资，伤害经济的长时段增长。中国的市场派经济学家们，则一面倒地支持共和党的立场，抬出了个哈耶克主义。认为政府如此干预经济，使国家走在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上。
当经济学理论被当成意识形态的口号时，其简单化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为政者心里明白，谁也不能凭口号治国。事实上，在这次危机中以强力的政府投入刺激经济，是从布什开始的。奥巴马不过是继续其政策而已。这里本来并没有太多意识形态的纠结。更多的是党争所导致的炒作。遗憾的是，本应该有更冷静头脑和分析力的经济学家，有许多却在这方面成为意识形态上的“凡是派”，只要是政府干预了经济，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殊不知，他们的这种反对本身，就违背了市场逻辑。
要知道，目前西方国家的政府财政，是在市场秩序中运作的。政府并非想对市场怎么干预就怎么干预。比如，美国联邦政府目前就靠债务经营。国会拒绝提高债务上限，政府就要破产。即使政府从国会拿到借贷的授权，也要去金融市场借贷。这个金融市场，就是最根本的资本市场，力图最优化地分配资金。哪里花钱最有效率，资本就以最优惠的条件向哪里流动。
那么，这个资本市场目前的裁决是什么呢？资本市场显然站在了凯恩斯一边，希望政府加大投入，哪怕是创造巨大的赤字。《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不久前撰文指出，美国10年国债的息率已经跌到1.98%（到9月23日跌到1.73%），为6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国国债的息率则跌到了1.85%，英国也可以用2.5%的息率借贷。再看看那些与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的国债（即其本金通过随通货膨胀率浮动而保值）的息率，美国近乎零，德国仅为0.12%，英国为0.27%。换句话说，美国现在借钱几乎不用支付利息。不错，根据过去的经验，当国债达到GDP的90%时，经济发展速度往往会降低。国债居高不下确实值得忧虑。但是，这远非一条铁律。1815年，英国国债高达其GDP的260%。结果呢？随之而来的是史无前例的工业革命。
金融市场并不遵守书本上的教条。金融市场只是把钱投到最有利可图的地方。如果你这里回报可靠，金融市场就会以很低的息率把资本交给你。如果你这里的回报太不靠谱，金融市场就会计入风险，即使给你投资，也会加上很高的利息。从现在的情况看，除了政府，有多少私人企业能从金融市场获得利率在2%以下的长期信贷？要知道，虽然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的国债，主要还是在美国消费者自己手里。他们每天都在盘算：买私有企业的股票合适还是买国债合适。他们的选择，决定了国债的利率。可见，金融市场所传达的信息很清楚：政府要赶紧花钱！
当然，市场信号未必对。比如，如果今天股市突然坍塌，那么就说明昨天暴涨的股市是错误的市场信号。但是，从长时段看，我们并没有比市场更可靠的信号。信奉市场经济的人，就更不能无视市场的信号。其实，我们冷静分析一下金融市场这种倾向于政府投入的信号就能发现，这些信号还是有相当的道理。在中国，资本市场是在政府权力的框架中运作的。政府影响资本市场。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再通过强力的财政措施干预经济，当然有可能扭曲市场。在西方则不然，政府是在金融市场的框架中运作的。在过去十几年，资本大量流向私人。政府开支则受到许多限制。到美国随便转转就可以看出来，普通老百姓的房子奇大，生活相当奢侈。但是，公共设施相对破败，甚至公路都坑坑洼洼，能凑合就凑合，实际上已经影响了经济竞争力。为什么？大家对政府花钱抠得太紧，公共设施没有资源来维持。这也难怪许多人呼吁，美国的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早晚要更新。现在处于经济低谷，工价、材料都很便宜。要更新还是现在最便宜。在这方面的潜力太大了。政府如果投下巨资，借钱的实际利率近乎于零。日后经济恢复，工价材料可能上涨20%，利率也可能升高。还有比这更有效的投资吗？
不理解这一点，就使中国公众对前一段标普把美国“降级”的做法有了普遍的误读，仿佛一切都是因为政府赤字。其实，标普后来反复解释：赤字、债务仅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因素，是国会在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上无理取闹。美国偿还债务的能力毫无问题，问题在于没有偿还的意愿。标普还特别指出，解决目前的财政困境，除了削减政府开支外，还需要通过加税来提高政府收入，特别是要对富人加税。也就是说，至少在目前阶段，标普希望更多的钱从私人手里转移到政府的财库中。这，也是市场的指令。
什么是正确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一贯主张，政府面对经济衰退，要敢于背负巨大的赤字而加大开支，以刺激需求来推动增长。这一学说很快就成为常识，也是里根以前经济学的正统。经过二十多年的保守主义革命，凯恩斯受到的质疑越来越多。不过，最近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化，各国政府都纷纷出台刺激经济的计划。凯恩斯主义又重新流行。
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已经渐渐组合起他的经济团队，并开始向公众透露他的振兴经济计划。比如，他提出用联邦政府的强有力手段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修路、造桥、建学校，并发展再生能源。他希望借此在两年之内创造250万个工作。虽然此计划的具体细节还没有最后确定，但许多专家估计其费用大致要在5000亿到7000亿美元之间。
这种典型的靠政府烧钱解决问题的凯恩斯主义，一直受到主张绝对自由放任的人的批评。在“新政”时，政府烧钱多年，但美国也没有因此走出大萧条。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政府也是不断烧钱，日本经济照样长期一蹶不振。今年早期布什政府给所有纳税人都寄了张退税支票，指望大家拿着钱去购物、拯救经济。但是，现在看来效果微乎其微。奥巴马上任后再烧一大笔，真会有用吗？烧完这笔经济还不见好转，政府还有什么招数呢？
这些批评，都有相当的道理，但忽视了烧钱之道各有不同。在目前的情况下，给老百姓退税支票是错误的烧钱之道，奥巴马刚刚提出的经济振兴计划则是正确的烧钱之道。
理解这个问题，先要看看美国经济危机的本质是什么。此次经济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所引发的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次贷危机的实质，则是超前消费：你还没有挣出钱来，就以高利息贷款买了实际上买不起的房子。其实不仅是在房地产上，美国人日常的消费行为也都大同小异：信用卡上欠的债还没有还清，甚至刚刚丢了工作，还要坚持安排家庭旅游。对这种消费早已经大大超前的人，难道政府还应该给他们寄一张退税的支票、鼓励其加大消费吗？正确的方法，还是提醒这些人勒紧裤腰带，找个工作挣钱，然后把钱攒住，把债还了。
奥巴马的经济振兴计划，其实就是个帮助人找工作的计划，而不是让如同醉鬼般地超前消费的人再加大消费。实际上，这种凯恩斯主义，并不是凯恩斯发明的，也不是政府发明的，而是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私人企业家发明的。
19世纪美国的钢铁大王卡耐基，就有个著名的“反周期投资法”。这颇类似于巴菲特的炒股法：当别人贪婪时我恐慌，当别人恐慌时我贪婪。要知道，卡耐基一生经历了许多经济萧条或衰退。当经济跌到谷底时，百业萧条，没有人敢投资。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刻，人力和材料最便宜。卡耐基经营的钢铁业，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既费人力又消耗材料。他也正是针对经济周期动荡的规律，在最低迷的时期加大投入。他的几个重要的炼钢厂，就是依照这样的原则廉价建造的。这也难怪一打起钢铁的价格战来，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把这一套“反周期投资法”带进政府行为的，实际上是赶上了大萧条的美国总统胡佛。胡佛可能是最倒霉的、也是被历史最低估的美国总统。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大萧条随即来临。此时他刚刚上任，怎么能为此负责？实际上，他是干实业出身，在企业界的信誉无可挑剔。当了总统后，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他立即采用了“反周期投资法”，加大联邦政府的开支，并反复游说各级地方政府加大开支。可惜的是，大萧条来势太猛，当时的联邦政府规模也太小、财政能力有限，他一时回天无力。不过，他这套做法，却被罗斯福继承，并在“新政”中大量使用。凯恩斯的学说则远在胡佛之后才出来。
这种政府投入的直接后果，不是塞给老百姓一笔钱，而是给老百姓提供了工作。当他们通过工作挣到了钱，这笔钱就成了未来拉动内需的资本。另外，在经济低谷之时，人力材料的成本最低，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又都属于人力和材料密集型，这时兴建无疑最便宜，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种政府投入，如同股市大跌后的兜底术，有巨大的赢利潜力，也修正了非理性的市场竞争所造成的一些不良后果。
举例而言，美国人口在未来42年预计要增长50%，但基础设施的严重失修，尽管从克林顿20世纪90年代刚刚上任时就被当做危机而广泛讨论，至今也没有解决。如今美国人每年要在堵车上花费35亿小时，按每小时18美元的工价算，就相当于 630亿美元的消耗。而预计到了2020年，美国人消耗在堵车上的时间还会增加一倍。修建主要的高速公路，从计划到完成要13年时间。就算现在马上开始动手，到2020年时也还无法完成。另外，机场、桥梁、学校，等等，也都年久失修。平时动这样大的工程，政府很难承担。现在的衰退，实际上正好提供了一个机会。
近观美国人的生活，就知道这一切不是几个抽象的数字，而是人们生活中不断面对的现实。我认识一对夫妇，都是药剂师。这是收入比较高、不受经济周期影响、但很辛苦的工作。他们跟着房地产热买了栋小豪宅，里面富丽堂皇。可惜他们真能享受这样的生活水准的时间却非常少。平时工作时间长，下班后一开车又被堵在路上，两个孩子没有人管，在学校功课不好，性格也有问题。可惜，一般人总觉得房子是自己的，公路是大家的。按自由市场的规则，有钱都投到了房子上。但是，对这对夫妇而言，公路、交通的价值有时比房子还大。他们的豪宅自己很少享受，能让家人早早团聚的公路却一直不争气。极端的小政府的市场理念，常常导致这样的后果：对个人消费的信贷非常放松，鼓励大家超前消费，但政府财政能力非常有限，许多涉及老百姓基本生活的公共设施日益破败。
奥巴马这次烧钱刺激经济，当然未必就能扭转局面。因为这场经济危机究竟有多么深重，如今还看不到底。如果经济实在病入膏肓，烧这些钱也是杯水车薪。不过，这笔钱毕竟不会白烧，而会为未来长期的经济发展留下良好的遗产。由于经济危机的深化，奥巴马上任时面临的减少赤字的压力会缩小。选民要求他的，是利用联邦政府的权力为美国经济的未来精明地投资。所以，他的计划不是着眼于燃眉之急，而是试图解决经济的长期问题。尽管他在挽救经济上能走多快、多远还不知道，但他至少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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