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总裁薇薇安·席勒（Vivian Schiller）被扣除了2010年的年终奖金，该台的副主席埃伦·韦斯（Ellen Weiss）则不得不辞职。到了3月，薇薇安·席勒也递交了辞呈。这标志着从2010年10月开始的一场政治风暴的结束。回顾这场风暴的始末，对于帮助中国媒体了解捍卫言论自由的一些基本规则，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一个自由国家，“言论自由”听起来似乎容易，实际上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当大家没有根本的价值和利益冲突时，求同存异很简单，互相的一些小分歧也都可以宽容。但是，当价值和利益有了根本冲突时，就难免要想尽办法取消对方说话的权利。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是个非常重要的新闻机构，影响超过一些大电视网和报纸。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个汽车社会，通勤时间很长，听广播是开车时最好的消闲手段。另外，美国的媒体一般都是私营，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则享受着联邦的资助。长期以来，保守派不停地抱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拿着纳税人的钱，却被自由派精英所垄断，节目充满了左派偏见。建议取消其联邦资助的声音一直就没停过。
去年10月，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端。本来，广播电台有位黑人政治评论员胡安·威廉姆斯（Juan Williams），在媒体中声誉卓著，但思想倾向保守，频频成为右翼的福克斯新闻网的座上客。对此，广播电台的自由派领导层一直就耿耿于怀。这次胡安·威廉姆斯又上了福克斯新闻最右翼的主持人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的节目，说自己上飞机时，看到边上坐着身穿穆斯林服装的人就难免有些心里紧张。广播电台两天后就作出反应，由副主席埃伦·韦斯通过一个电话就把胡安·威廉姆斯解雇，一下子引爆了媒体。
放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这样的反应并非不可理解。当时正是右派为了纽约世贸中心遗址附近修建清真寺一事大闹的时刻，反穆斯林的浪潮席卷全国，乃至到了捕风捉影的程度。左翼媒体自然要对之反击。不过，让胡安·威廉姆斯因言获罪，则超越了言论自由的底线。首先，有许多人马上指出，胡安·威廉姆斯的话被断章取义。他其实是以自省的语气讲述自己的感受，因为他接下来马上问：“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他本人对自己对穆斯林本能的反应并不认同，而是试图分析其中的原因。况且，即使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也是许多人很“正常”的感受，他有自由表达出来。如果自由地表达出来，正好可以引起必要的公共讨论，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公共广播电台的领导层并不退让。薇薇安·席勒身为总裁，在一次公开讲演中挖苦说：胡安·威廉姆斯的那点私下的感受是他和他的心理医生之间的事情，带到公共领域来讨论，不符合公共广播电台的职业标准。虽然她事后为这样的言辞道歉，但明显激怒了更多的人。
胡安·威廉姆斯本人不仅没有因此失业，而且身价陡增。福克斯新闻一是为了出公共广播电台的丑，二是要打自己的声誉，一下子给了胡安·威廉姆斯价值200万美元的3年合同。同时，福克斯新闻的主席大骂公共广播电台的领导层是“纳粹”。胡安·威廉姆斯也到了福克斯新闻上猛烈攻击公共广播电台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共和党的议员们则又一次要求终止国会对公共广播电台的拨款。公共广播电台则突然发现，解雇了胡安·威廉姆斯后，难以找到一位有同样声誉的黑人媒体大腕来填补他的位置。这一点，对一向以捍卫黑人利益为使命的左派也交代不过去。
在四面楚歌之中，公共广播电台的独立董事会在外来的律师事务所的帮助下开始就此事进行审核。结果是自1982年以来就为公共广播电台效力的副主席、被普遍看好要接掌主席位置的埃伦·韦斯辞职，总裁薇薇安·席勒也只能在职位上再坚持两个月，后来在共和党议员的不断攻击下，最后终于放弃。一场危机，也就由此化解了。
这次危机，虽然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在舆论界的一场博弈，但最终双方不得不回归言论自由的基本家法。美国的媒体有个非常强的传统：报纸雇用些专栏作家，电台和电视台也雇用些专业评论员。这些人一般是在媒体中有相当影响的大腕人物，有很强的个人见解。这些个人见解如果和雇主的见解不同，雇主也无权干涉。一旦干涉，就形同丑闻，会遭到四面八方的攻击。这样，媒体中的意见领袖们，发表见解时就可以无所顾忌，言论自由得到了保障，读者听众也更相信这些人的意见是反映着他们真实的见解，而非其雇主的立场。可惜，最近十几年美国政治两极化，媒体也跟着两极化。左右双方的媒体，都受到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诱惑，频频有越线行为。公共广播电台的危机就是一例。但是，到了最后，越线、犯规总还是有裁判来管，基本的家法还是不能被打破。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已经出现了相对意义上的“自由媒体”。但是，真正的专栏制度、评论员制度并没有建立。特别是目前在改革阵营中出现了深刻的利益和思想的分化。这本来是一个走向多元社会的正常现象。但是，各媒体（或媒体中的具体编辑）往往认同某一派，排斥不同的意见，甚至有拉帮结伙之嫌。你虽然在各报评论版看到一大堆专栏作家，但这些人下笔前，多半要想想自己的主张是否对编辑的胃口。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这场戏剧，则多少帮助中国的媒体思考一下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游戏规则”。
华盛顿邮报的沙龙门
以揭出“水门事件”而闻名于世的《华盛顿邮报》，最近自己陷入了“沙龙门”中。
事情起源于《华盛顿邮报》刚上任一年多的新老板凯瑟琳·韦莫斯（Katharine Weymouth）准备在自己家里办一个沙龙，宴请企业界和游说团人士，准入费用为25000美元。参加这个宴会，可以使这些人和奥巴马政府官员、国会人士、知名新闻记者济济一堂，以非对抗的和谐方式，在没有记录的情况下讨论医改等一系列问题。此事于7月2日被揭出，立即使舆论大哗，称《华盛顿邮报》公开拍卖自己的影响力。“沙龙”被迫取消。7月5日，凯瑟琳·韦莫斯在报纸的评论版公开向读者道歉，并称此事是市场部门策划，并没有向她通气。
但是，这样的道歉和辩解挡不住举世的谴责，使这一策划中的沙龙成为近年来罕见的新闻丑闻。
为什么是丑闻？媒体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卷入任何利益集团。同时，媒体（特别是重要媒体）一天到晚和权贵打交道，有着“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之患。比如，记者为了套取新闻，和有关人士吃吃喝喝乃是家常便饭。要做到手脚干净并不容易。大媒体处理此事皆有一定之规，稍微越界就可能身败名裂。
《华盛顿邮报》是首都第一大报，特别是在“水门事件”中，能够顶住重重压力，最后把民望甚高的总统尼克松拉下马，创造了美国历史。记者一下子被人们看成是“无冕之王”。当时主持《华盛顿邮报》的女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也成为媒体的女王。她家中总是高朋满座。从政客、记者、游说人士，到其他各界名流，都以进她的家门为莫大之荣幸，使这里成了白宫之外的另一个权力中心。不过，来凯瑟琳·格雷厄姆家做客，不管如何机会难得，却从来没有要付费之说。
凯瑟琳·韦莫斯是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孙女，1966年出生，去年才接手《华盛顿邮报》，维持着这一家族企业的血脉。但是，她是律师出身，长期在企业界工作，缺乏新闻的经验。以四十几岁的年龄接管这样声誉卓著的媒体，自然是力不从心。论者说，她想问题从来都是企业的眼光，对新闻的基本准则缺乏理解，把生意场上的规则搬到了媒体和政治之中，乃至把祖母一手创建的赫赫声誉，以25 000美元一票出卖（参加付赞助费的宴席，在企业界乃正常活动）。负有监督之责的媒体若开了此例，政治腐败则马上成了华盛顿的正道。
所幸的是，美国媒体规矩森严，没有给她一点机会。事情爆出几天，她就变得声名狼藉，《华盛顿邮报》也面临着巨大的信誉危机。
此事的意义并不限于美国，对中国的媒体，也是良好的一课，需要我们好好学习。
首先，媒体必须和付费的宴席、会议划清界限。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两年前，有位记者向我透露了国内的一个潜规则：开发商经常召集各种学术讨论会，各路知名专家、学者、记者和编辑云集，每人塞上不菲的出场费，连白条也没有。议题当然不是具体哪片房子要拆，而是什么房地产与经济走势等宏观的理论问题。但是，一旦有具体的拆迁、房价等争议，你就发现这些专家全在为开发商说话，甚至连“反房地产复兴就是反人类”也能从大学教授的嘴中说出来。他们的声音，立即渗透到媒体中。实际上，中国的媒体不仅受到金钱的侵蚀，也受到许多游说势力的压力。比如某某知名人士打电话给报社，要求不要用某人的稿件等，诸多压力使编辑很难承受。金钱、信息和舆论、知识、权力正在走向一体化。
第二，负有监督之责的媒体，自己必须受到监督。这就需要媒体之间有些紧张的、而不是过分和谐的关系。一般而言，中国的媒体之间讲究的是和气，避免彼此攻击。我时常写文章批评某媒体，但投到报社后对方总是说：“我们不便介入友报事务。”这样，就没有人来监督监督者。《华盛顿邮报》的“沙龙门”如果不是其他媒体的揭露和声讨，岂不也渐渐成了新闻界的正道？对此，我希望中国的媒体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从互相监督开始。
美国媒体怎么讨论社会新闻
最近几天，《波士顿环球报》的大量版面和社论版被一桩凶杀案所占据。事情很简单：波士顿郊区一个以富裕、安宁、学区出名的镇，发现一高中女生的尸体。警方很快破案。凶手是她的前男友、同校毕业班的同学。两人不久前分手，各奔东西。女孩子正准备远走高飞读大学。但那男孩儿执意不肯，最终把女孩儿约出去杀死弃尸。
在几十年没有过凶杀案的地方突然发生这样的血案，邻里震惊，报纸连篇累牍。我作为媒体出身的人，脑子里首先闪过的一个概念就是“炒作”。报纸靠新闻维生。地方报纸更是特别依赖这种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
其实，同一段时间，当地交通事故或其他的死亡肯定也有，谁也不会当回事。这种凶杀，实在也是极端案例，和一般人生活并不太相关。但越是在安全的社区出现这种事情，就越有新闻价值。贫民窟里的凶杀案肯定更有代表性，却引不起这么大的动静。
但是，随着新闻报道和评论的发展，我的看法开始变了。首先是受害女孩子的父亲、一位前中学校长出来讲话：他始终把惨死的女儿和凶手相提并论，说沉痛的是我们的社区失去了两个孩子，并且特地向凶手的家庭表示慰问。凶手的家庭则一言不发，其律师称他们怕不小心说了什么伤害受害者的家庭。《波士顿环球报》发表社论，对这位伟大的父亲的悲悯和宽恕精神大加称赞，称这一惨案使整个社区承受着巨大的创痛。这位父亲的心怀，无疑使这样的创痛能够更好地愈合。
与此同时，各种背景采访、专栏文章、专家访谈接踵而至。我这个有着12岁女儿的父亲，突然开始关注起来。其中的一个主题是：注意青少年的感情世界，理解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比如有专家分析到，中学或高中的男女情侣，不仅仅是青春浪漫而已，还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比如，男女朋友从相爱到分手，远非两个人感情上的事情。情侣分手，使双方突然变成“单身”，这在中学特别是高中的孩子社会里，是“阶层”的降低，让他们突然被抛出“感情得志”的孩子的圈子，很抬不起头来。所以，许多孩子即使对自己的情侣不满意，也要勉强维持，而且对别人包括家长都不袒露心声。长此以往，就会有着非常有害的后果。另外，许多青少年对人际关系上不成熟，在处理情侣关系时有过强的占有欲，造成一方要绝对主宰另一方。弱势一方畏于同伴压力，能忍就忍。这些虽然很少会引发这种极端的惨案，但无疑会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种种严重伤害。
由此，报纸上展开了各种讨论，强调父母如何履行家长的责任，比如父亲如何要和儿子讨论女朋友的问题，如何和女儿讨论男朋友的问题，等等。既要照顾孩子的隐私，又必须保证和孩子有充分的沟通，让孩子有安全可靠的地方倾诉，并听取建议。一下子，青春期发育中一个非常危险的面向被揭示出来。像我这样的家长，从这种看似不相关的事情上学到了许多。
最近一些年，中国的媒体也常常以社会新闻引爆社会舆论。药家鑫案就是一例。对比之下，中国媒体在处理这类事情时，炒作因素就显得过于强烈，或者干脆充当大家的泄气筒，很少能把极端事例和普通人联系起来。比如，药家鑫案就是个很极端的案例。我相信大部分车主出事后绝不会有同样的举动。但是，在私人车越来越普及、事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出事后的慌乱之中，车主是否有着普遍的逃避本能？在这种紧急关头，车主在为自己的责任担惊受怕的情况下，应该怎样进行心理调整、履行自己的责任？这些和人们切身相关的问题都很少讨论。公众全都置身事外，讨论该不该判死刑。这样，我们的社会受了伤，但伤口则很难愈合。
社会新闻当然可以耸人听闻，给媒体创造销量。但是，社会新闻本质上是社区事务，要求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当社区的悲剧发生时，大家应该觉得这样的事情仿佛出在自己孩子身上。报纸带着这样的悲悯情操和公共精神进行报道和讨论，才能促进全社会的健康。
如何建造理性的网络空间
网络大大扩展了中国人的舆论空间，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正如任何进步一样，有时未免泥沙俱下。比如，网络人肉、网络骂战，乃至网络侵权、网络造谣等，可谓荆棘丛生，也让许多人担忧网络自由。但是，在我看来，除草固然重要，但除草的目的毕竟还是为了长庄稼。如果草除得干干净净，地里颗粒无收，除草又有什么意义呢？网络上的荆棘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网络中的各种讨论水平太差，难以形成高质量的舆论。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能五谷丰登的庄稼。
我因为长期居住在海外，又不停给国内媒体写作，经常在中英文的网络中游荡穿梭，所经验到的对比实在再强烈不过了。中文网络的讨论，多是一两句话，表达的仅仅是情绪，甚至谈不上意见。有论点论据的跟帖简直是凤毛麟角，大家动不动就转向骂战。在英文的网络，至少在我看的那些比较严肃的网站中，几乎从来没有骂人的。许多跟帖，有理有据，甚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一个帖子就可能够得上一个报纸专栏的水平。
举例而言。不久前看到关于中小学教育的讨论。美国学生在国际测试中总是比不上欧洲学生，于是引发了美国学校是否不如欧洲的讨论。
一位母亲现身说法，称自己在荷兰住过，也在美国住过，在两地各有各的压力。在荷兰，你用不着担心因为贫困而上破学校，人家那里整个教体系非常平等，穷人富人的孩子一起上学。但是，学校至少每年一考，然后根据成绩分班，学生进了不同的“轨道”，好像从小就把学生都贴上标签：你是上大学的材料，他则是仅仅是上技校的材料，这太不民主了。
当然，在荷兰，你今年成绩不佳进了低班，明年成绩提高后还有机会进高班，就和足球联赛的升降级一样，并非一考定终身。但是，这样让孩子每年都有压力，有些太可怕了。还是美国这种大家都一样的制度好得多。
但是，真到了美国，虽然孩子没有了考试压力，家长则马上有了经济压力。收入不高，就只能住穷区。穷区的学校总是很差的。想想孩子被糟糕的学校耽误，家长怎么能睡得着觉呢？她这么一分析，讲的全是真人真事，非常有说服力，显得比报纸上的文章更丰富。
《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大媒体，面临网络媒体的竞争，自己开始苦心经营起网站来。这些媒体网站的一大卖点，就是根据各种题目组织起来的公共讨论区。有的时候，讨论区由一个或几个专栏作家主持。有时则聘请各方的专家联合参与。比如，《经济学人》专门开设一个中国劳动力价格是否面临着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区，先请各国的专家发表意见，然后就是读者的跟帖讨论，搞得热火朝天。《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刊，我个人都订阅了。但是，虽然手里有报纸，我还要经常上人家的网站凑热闹。因为那里实在是热闹，有许多报纸上见不到的读者跟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youtube。我是个乐迷，也是个乐盲，喜欢古典音乐，却连谱子也不识。在 youtube不仅能听到许多古典音乐，而且底下的跟帖有许多非常专业的分析，具体到一个乐句的处理，以及几位大师处理同一作品的比较等，等于免费上音乐课了。甚至亚马逊这种购物网站产品评论中的书评，许多也不是中国报纸上的书评能望其项背的。
这样的公共讨论，当然和国民素质有重要关系。中国的大学语文都不能好好教学生如何写文章，如何指望网络媒体的高水平呢？不过，媒体本身对这种讨论的培养，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媒体的网站几乎都是千篇一律，很少有这种由专栏作家或专家组织的和网友的互动。另外，既有的网络讨论中，也缺乏基本的准入资格，大家随便乱骂，讨论区马上成了垃圾桶。英文媒体中的许多讨论区，并不都是来者不拒。你要骂人，经常发现文字根本上不去。你可以提问，可以论述自己的观点，但讨论区已经形成了冷静理性的风格，不容许你把这里当出气筒，要出气就请去别的地方。这就像个俱乐部，成员有一定的准入资格。这和因为观点不同而封杀言论并不是一回事。
中国的媒体和网络，应该鼓励这种理性风气的形成。在起步阶段，应该投入一定的资源，聘请一些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或公共人物主持若干讨论区。网友参加讨论，则如同投稿一样，尺度虽然很宽松，但至少需要有论点论据，或提出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渐渐地，大家随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汇集到各自喜欢的地方。总之，理性的网络意见是需要培养的。那些在网络上捞到“第一桶金”的大门户网站，以及各地的大媒体，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世界最聪明的地方
早晨起来读到的最开心的新闻，莫过于自己是住在世界最聪明的地方。
多少年来，麻省一直蝉联美国“最聪明的州”。根据考夫曼基金会的统计分析，该州16%的人口具有高级学位，将近62%的人口受过某种程度的大学教育，进而具有全美素质最优的劳动力。另外，在近年来中小学生的学术能力测试中，麻省也一直领先。其实，这主要是归功于大波士顿地区的表现。麻省人口650多万，其中大波士顿地区人口450万（其中波士顿本城60多万），占了绝大部分。全州最好的公立学校，几乎全集中在这个地区。更不用说，这里集中了52所高等院校，平均8600多人一所大学，有哈佛、MIT这种世界一流学府，有塔夫脱、布兰代斯、波士顿学院、波士顿大学这种第二梯队的全美名校，有卫斯理这种“第一夫人”的学院，全美顶尖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有马萨诸塞大学的几个分校以及像我所任教的萨福克大学这种基层大学，还有一系列的地方社区学院，笼罩了各个层级的高等教育。
最近《波士顿环球报》上的一篇报道，则提供了几个更为新鲜的事实。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路易斯·贝当古（LuisBettencourt）对世界三大顶级科学杂志的论文作者背景进行了分析，发现在他收集的1989年、1999年和2009年这三年的数据中，大波士顿地区“盛产”的作者多于世界任何大都市区，尽管在普通的科学学刊中波士顿并不占据这么大的数量优势。另一科技及医学情报出版机构爱思唯尔（Elsevier）的研究，则根据大量的数据分析评价出1700个领域中前5所顶尖研究机构。结果发现，在969个领域中，波士顿都有一家进入前5名的研究机构。这个数字，比起人口多得多的首都华盛顿地区（人口558多万）、大纽约地区（人口接近1900万）要高得多。
为什么大波士顿地区能够在智力上独步于世？哈佛、MIT并不能解释一切。不管这两个学校多么顶尖，毕竟规模有限，难以一手遮天。于是，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城市的构造。比如，前述的路易斯·贝当古用2005年的数据计算出：按常规的创新率，大波士顿地区大致和人口多出一倍的地方的创新数量相当。但从犯罪率上看，波士顿则仅相当于人口是其三分之二的小城市。波士顿地区收入高，犯罪率低，对人才有吸引力。哈佛医学院的两位研究人员艾萨克·科汉（Isaac Kohane）和李庆俊（Kyungjoon Lee）用GPS和地图等技术追踪研究人员的日常旅程，结果发现：科学论文引用率越高，其合作者的工作地点越近。首先，有5位以上作者的论文，要比有不到5位作者的论文的引用率高。而在有5位作者以上的论文中，作者在不同城市工作的，引用次数平均不到60次；作者在同一城市的，引用次数在65次上下；作者在一个建筑里工作的，引用次数则高达75次左右。在有5位以下作者的论文中，作者工作在不同城市的，引用次数仅为30多次，作者在同一城市工作的，引用次数45次上下，作者在一栋建筑中工作的，引用次数50次出头。
这些数据揭示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现代科学研究，已经从“孤独的天才”的努力，转化为团队合作，团队越大，往往成果越有价值。第二，虽然互联网时代使瞬息间的信息传递和思想交流成为家常便饭，但有创意的合作还是要求研究者们在物理距离上十分接近。这一点，被许多波士顿地区的科研人员的日常经验所验证。有些重要成果的合作伙伴，竟然是在研究大楼的电梯里偶尔聊天相识的。
这种面对面的知识交流，是波士顿最有魅力的地方之一。波士顿是个世界名城，有许多顶尖的大学、研究机构、医院和高科技公司。但是，这个大名鼎鼎的地方其实又很小，本城60万人口。我在市中心的萨福克大学任教，从办公室到最著名的戏院、教堂、医院、名胜、餐馆、海滨，都是步行可及。州政府则被我们学校的建筑松松散散地包围了三分之一，同事和学生戏称州政府就在我们的校园里。参议员克里，有世纪经理之称的前GE总裁韦尔奇等名流的住所，不过几分钟的步行距离。乘地铁三四站，就到了MIT和哈佛。两座学府坐落的剑桥，也不过10万人口。也许你乘地铁时身边坐着位诺奖得主而浑然不知。所以，波士顿文化之灿烂、之包罗万象，几乎有些纽约、伦敦、巴黎那种世界大都市的气象。而与这些城市不同的是，在波士顿，这样的文化距离你近得能够触摸得到。所以，我每每骄傲地说，世界级大都市有许多，但波士顿只有一个。
微博类的东西不是那么好玩的
据说国内的微博是从国外的Twitter来的，两者大致是一码事。这些东西，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令人兴奋，也充满了陷阱。
不久前，国内一成功人士微博私奔，引起媒体狂欢。连《华尔街日报》都报道了，可见新媒体的威力。不过，刚刚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则十分悲惨。一位民主党的政治新星，不小心玩Twitter玩出性丑闻来。声名狼藉后还在那里信誓旦旦：自己没有沾腥，没有在婚外有过性关系。全是自己在那里意淫。大概，这算是第一个没有性关系的性丑闻了。
此公名叫安东尼·维纳（Anthony D. Weiner），是位年轻英俊的纽约民主党众议员。他的长处是善于运用Twitter等新媒体进行政治动员，笼络了一群粉丝作为其政治资源。他的近期目标，是当纽约市长，而且也确实被许多人看好。其中最看好他的一位，大概是当朝国务卿希拉里的贴身高级美女助手，两人迅速热络起来，结成夫妻，被政界看做是耀眼的一对。
这样一位新星，在Twitter中自然很火。据说有一次一位女粉丝发来个短信，称他最近的一次演讲很“火”。他一下子被“火”烧得有些沸腾了，一个自己半裸的照片传过去。一而再，再而三，这种互动多起来。收到这类照片的女粉丝，最年轻的仅16岁。其中有一张是他穿着内裤、里面那玩意勃起的照片，非常令人作呕。最后，这类照片终于传到了专挖民主党丑闻的保守派的网站手里，一下子演化为性丑闻。
安东尼·维纳显然反应不及。他先是否认自己发过这些照片，说是黑客侵入他的账户。最后发现越抹越黑，终于声泪俱下地在记者会上认错。但是，民主党的一些女议员，已经开始呼吁他辞职。他坚决拒绝，还说其中一个理由是妻子正跟着希拉里进行国际旅行，他无法决定。后来，他又宣布暂休一段，以接受心理治疗。他没犯法，也确实没被发现有过婚外的性关系。但议员的位置怕是很难保住，当纽约市长的美梦则肯定泡汤了。
此案让论者无不感到拍案惊奇。一位政治高手，居然犯了个中学生的错误。这怎么解释？有人说，这和施瓦辛格等人的行为一样，是所谓“高处娶妻，低处偷腥”。前程远大的男子要和身份高贵的女人结婚。但结婚后，可能是觉得和如此之高的女性相处太累，索性到不用负责的地方偷点腥。施瓦辛格找了崇拜自己的女佣。安东尼·维纳则更简单，找网上“相识”的女人，对方连女佣都不是，仿佛是个虚拟的人，根本不用照面。这样获得自我满足，是多么轻松？然而，最后发现接收者确有其人。轻松一下的结果，是身败名裂。
现在报纸上专家又开始警告大家：手机传自己的裸照，别忘了把脸给盖住，否则吃不了兜着走。另有论者则分析说，成功人士们经常自我膨胀。Twitter这样的新媒体，给他们提供了把自己吹成气球的机会。但是，当你真自我膨胀成了气球时，就很难保证不会爆炸。
为了文明要对百度绳之以法
近来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和一批作家分别发表了《抗议百度公开信》和《三一五中国作家讨百度书》等，韩寒也发表了《给李宏彦先生的一封信》，共同声讨百度损害音乐权利人的权益和侵犯作家知识产权的行为。2010年以来，百度一直用“网络避风港原则”推卸其赔偿责任。相比之下，2009年谷歌数字图书馆因未经授权扫描中国作家图书上网，被迫与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文著协）进行了反复谈判，并提出一份和解方案：每本被侵权的著作获得至少约60美元的赔偿，以后还能获得图书在线阅读收入的63%，并正式向中国作家道歉。难怪人们感叹：比起谷歌来，百度要恶一百倍。
无论是谷歌还是百度，都存在着大面积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这体现了互联网对知识产权的全球性的挑战。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谷歌的侵权，正在有条不紊地按照法律程序被追究，百度则依然逍遥法外。这里所涉及的，已经不是“与国际接轨”的商业问题，而是文明的兴衰。
网络及数字化媒体对传统纸媒的冲击，正在引起一场知识革命。这场革命的力度，可以和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相提并论。我们也许还处在这场革命的前锋，很难理解其深层的意义。不过，从长远来看，这场革命的成败，很可能导致文明的兴衰。
不久前，《华尔街日报》上曾经发表一篇文章，通过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纸草的对比，警告那些顽固不化的纸媒信奉者。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一度主宰了古代西亚文明。这种用软泥烤制出来的泥板文字，坚固耐用，非常适合于书写神谕、法律这些永恒性的文献。相比之下，埃及的纸草是用植物纤维经过河水浸泡制成，弱不禁风，看起来也很难长久保存。可以想象，用惯了楔形文字的人，对于纸草会不屑一顾。但是，再看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全集，已经不下于现在著作等身的学者们的文字数量，如果用楔形文字，他们终生也不可能完成其百分之一。就算能把这些著作都变成楔形文字，存放起来恐怕也需要一个城市的空间。罗马帝国灭亡后，埃及对欧洲的纸草供应中断，几乎使古典文明断了香火，欧洲也进入了“黑暗时期”，成为文盲社会。教会勉强用羊皮来代替纸草作为文字的载体。但是，要在羊皮上书写一部《圣经》，需要屠宰上千只小羊，并对其羊皮进行异常复杂的处理，去除了油脂后才能使用。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上，这样的工程足以使一个王国的财政枯竭。所以，离开了日后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欧洲的崛起纯属天方夜谭。
网络与数字媒体，带来了同样深刻的革命。几千册的藏书，至少需要50平方米左右的书房才有可能全部陈列在书架上。同样规模的信息量，用数字化的手段可以放在一个小抽屉里。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使我们能够接触的信息很快就能超过世界一流的图书馆的藏书。想想看，中世纪的欧洲只有教会才能拥有《圣经》，是造纸术和印刷术使宗教改革后的《圣经》很快普及到家庭。在20世纪，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享受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以及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大学图书馆的便利。到本世纪，这些图书馆就摆在你的写字台上，人类将进入不同的时代。
但是，这种革命并不会给所有的国家和文明带来“共赢”的前景。看看历史就知道，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中国乃至中国文明，到了近代即走上衰落之途。从中国“偷来”这些技术的欧洲，反而蓬勃崛起，乃至当今的世界还为西方文明所主导。可见，仅有技术还是不够的，更关键的问题是技术镶嵌在什么样的制度框架中。
美国作者协会（Authors Guild）主席、小说家斯科特·杜罗（ScottTurow），执行主任保罗·艾肯（Paul Aiken）和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莎士比亚的该协会董事会成员詹姆斯·夏皮罗（Ames Shapiro），最近在《纽约时报》联名发表文章，以莎士比亚为例证展示了著作权对于文化和文明繁荣的决定性作用。
考古学家们发现，在莎士比亚时代，伦敦出现了一个新的潮流：露天剧院开始修建围墙，只有交钱才能进入；入口处有专人捧着泥罐子收费。等演出结束，这个泥罐子被打碎，演员们根据里面的钱有多少来分取自己的份额。剧作家也由此按比例拿到自己的报酬。几乎是一夜之间，一大批优秀的剧作家涌现出来。莎士比亚只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戏院的围墙，被称为“文化付款墙”（cultural paywalls），使莎士比亚这种默默无闻的乡间才子能够跑到伦敦靠写作为生。大约在100年后，写作越来越商业化，把已经拥有了牛顿、洛克的英国推上了启蒙运动的顶峰。1709年，英国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版权法，以“鼓励饱学之士创作有用的书籍”。由此，书籍进一步吸引了作家和出版商的投资，使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文化更加群星灿烂：亚当·斯密、休谟、穆勒、勃朗特姐妹、狄更斯..可以说，从莎士比亚时代到19世纪，英国是代表着人类最繁盛的文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发展出一套相对完整的制度为文明买单。
也许有人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庄子并没有受到版权制度的保护，照样能够创造了人类一流的文化成就。这怎么能说文化必须要有知识产权来保护？难道过分保护不会妨碍知识的传播吗？这种说法，忽略了时代条件的不同。古代的识字率很低，技术手段非常有限。即使是纸草，也远非现在的纸张那么应有尽有，更不用说在前印刷术时代，“盗版”名著要长年累月地手抄，不仅无利可图，而且必须具有非凡的献身精神。那时的文化成就不管多么伟大，能够直接享受其果实的，不过是少数精英。这一格局，在印刷术普及后已经大为改观。印刷术使知识的传播手段变得异常便宜。这不仅提高了识字率和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也大大降低了盗版的成本。1709年英国的版权法，也应运而生。英国能够领导工业革命、把人类社会带入现代世界，当然和其在文化普及时代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密切相关。上述三位美国作者协会人士也指出，即使在英格兰，放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会有立竿见影的后果。在17世纪中期英国内战开始之际，伦敦的这些戏院围墙纷纷被拆掉，因为在危机时刻的政府不希望剧作家们进行具有潜在颠覆性的创作。此招果然奏效。
剧作家无法从商业市场中获利，莎士比亚一代所造就的戏剧高峰一转眼就烟消云散。
互联网和数字化媒体的崛起，同样如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普及一样，大大降低盗版的成本。基于纸媒时代的法律框架，对于这些新技术所带来的问题也措手不及。表面上看，这些新技术降低了获得知识的费用，甚至提供了大量免费的信息，可以刺激文化的进步。但从长期看，这些技术也削弱了知识创造的动力。互联网和数字化媒体上的免费资讯，大部分还是靠着纸媒时代知识创造的惯性所提供。如果现有的法律框架不能与时俱进，等这种惯性用尽后，人类就可能面临知识的饥荒。也正是如此，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制裁那些盗用知识产权的网站的问题。
最近最有意义的发展，大概还要数曼哈顿地方法院对谷歌侵权案的判决。谷歌2005年开始了扫描世界图书上网的计划，曾引起一阵惊喜。大家觉得知识的地球村终于梦想成真了。但是，人们马上冷静下来，意识到这一计划所带来的无穷后果。各种关于知识产权的诉讼层出不穷。其中美国作者协会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带头起诉谷歌侵权。2008年，谷歌与诉方达成了价值1.25亿美元的赔偿协议，并规定了日后赢利分成的份额：凡谷歌出售数字化信息的利润，谷歌占有37%，余下的63%归原作者所有。谷歌与中国著作权协会所达成的协议，也遵循着同一精神。但是，在2011年3月，曼哈顿地方法庭的法官拒绝了这一方案。法官虽然承认建立全球性数字化图书系统所带来的公共利益，但认为谷歌的方案走得太远，实际上给了谷歌在这一领域的绝对垄断权。更重要的是，法官指出谷歌和美国作者协会、出版商协会修改其妥协方案，把数字化的程序从“先斩后奏”变成“不奏不斩”。
这一意见的背景是，自法庭2010年2月开始审理此案以来，一直有许多人声称仅有8000名会员的作者协会并没有代表他们。根据谷歌和著作人协会的妥协方案，被侵权的作者自动按照协议获得赔偿。那些不是著作人协会会员、也没有授权该协会去代表自己和谷歌谈判的人，一下子等于“被代表”了。他们中有许多人不愿意把作品数字化，有些人则希望找其他公司进行数字化。谷歌的方案取消了他们的选择范围。当然，如果这些“被代表”的人事后不认可，可以选择退出谷歌的安排。但是在法官看来，这等于授权谷歌在未经著作人的认可时先行扫描其作品，致使无辜的著作人在突然发现自己的作品被扫描后再费时费力走程序退出。这实际上等于变相修改了著作权法。所以，法官要求谷歌在其所达成的任何和解方案中保证作者事先授权的程序。也只有这样，著作权人的权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此案最终如何了结，目前还很难判断。但是，程序比结果往往更能体现法律的精神。像谷歌这样的巨无霸，为了自己的侵权想花上亿美元了结而不得。公开提供非法盗版的平台，当然更如公开出售违禁品一样难逃罪责。像百度这种通过任凭盗版在自己网站上泛滥而占领市场份额的做法，早已不被法律所容。这不仅仅是商业纠纷，而且涉及文明的兴衰。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却在现代化中远远落后于人，并为此经历了100多年丧权辱国的苦难的中国，不应该再重蹈覆辙。
隐私值多少钱
今年2月，波士顿最大的医院麻省总医院刚刚了结了一个联邦案件，赔偿额高达100万美元。该院的一位雇员，在乘坐地铁时不慎把一份医疗档案丢在车上，导致了192位患者的医疗隐私泄露。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今年6月，一位44岁的女士起诉波士顿另一家大医院塔夫脱医疗中心，称自己的病史被她的内科医生泄露，使她无颜面对同事。引发此案的，同样是个无意中的疏忽。这位叫怀特的女士，刚刚从子宫摘除手术中恢复。她要求医生把相关的医疗文件传真给她的雇主，以证明自己是残疾。在美国，残疾人享受种种保护。雇主对残疾人不能像对普通员工那么容易就解雇。同时，残疾人从厕所、停车位，到其他公共设施的使用，都获得了非常严格的照顾和保护。按说，当你享受这些公共保护和照顾时，自己的身份也是公开的。你的车上要有残疾人的特别标志，否则无人会知道你是否有权使用专门的车位。
可惜，医生在执行怀特女士的指令时，用错了传真号码。虽然她的医疗档案传到了她的单位，接收的却是另一个办公室的传真机。结果，两位不该处理此事的同事看到了她的病史，这让怀特女士羞辱万分。她称自此以后，自己在办公室里如同衣服被人扒光了一样，使她无法再回到那里工作。她不愿意透露那些病史的细节，但称里面有些十分令人尴尬的内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有论者称，她的诉讼理由，在某种意义上说比麻省总医院的案子更有力。想想看，把有192位患者病例的卷宗丢到了地铁上。这些卷宗是真有人看还是直接被清洁工丢进垃圾桶，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有人看到了又如何呢？你在地铁上捡到医院的档案，上面写着“爱德华，39岁，某某疾病”，你很难知道谁是这位爱德华。即使此人你真碰巧认识，名字和本人也大多对不上。大波士顿地区有450多万人口，凭这一卷宗在这么大的人口里捞这192人的隐私，得手的可能性几乎是零。美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医院必须报告涉及影响到500人以上的病人隐私泄露事件。这种事件包括计算机丢失，计算机系统被黑客攻击等。麻省总医院的案子，涉及的人数远达不到此数，但院方还是宁愿出价百万美元了结了官司。
怀特的情况就不同了。她的卷宗是被认识的人看到。这些信息从理论上说可以通过办公室的流言在熟人中广泛传播（尽管实际上不太可能）。因此，她的个人损失更加直接、真实。波士顿一医疗消费者保护组织的负责人士说：“我们必须想想，如果你是个病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还要为自己的健康隐私而担惊受怕吗？”
这也难怪，塔夫脱医疗中心十分紧张，拒绝回复记者的提问，只是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称该医院一向谨慎地保护病人的隐私。涉及此案的医生，也谢绝回答问题，一切最终要交给律师处理。
此案如何了结，现在当然很难预料。不过，这两个案例，多少为我们揭示了在美国隐私所受到的严密保护。对此不充分了解，日常生活都可能感到有些不习惯。比如，不久前我有个肠镜检查。事前医院的各种表格和说明中写得很清楚：家属要到医院接送，而且家属的姓名电话、紧急情况下的联系办法等，全必须填写得一清二楚。如数照办后，在检查前一天妻子打电话核实时间，以便安排接送。不料医院方面很客气地说无可奉告，因为我没有授权让配偶知道此事！
把这些离中国的生活似乎很遥远的事情都抖搂出来有什么意义呢？这还是因为最近触动我的一个事件：年轻演员李念在微博上公开抱怨自己买的房子有诸多问题，投诉无门，引起不小的反响。媒体查到该项目的开发商为“北京嘉里华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房产大鳄任志强有了关系。在微博上早已大红大紫的任志强，立即公开点出：“演员的力量真大，网上说买的房有质量问题，引发了无数的媒体打来电话询问。今日初查，购房户主中无此人。李某居住的房屋户主姓林，非大陆人。不知此演员以何方式，何关系入住此房。待查。林姓户主因购买车位，交首付后违约未支付后期全款，已被起诉多日，本月十四日开庭。于是矛盾产生。余情查后再告。”为此，我和任志强在微博上有了短暂的交火。在我看来，李投诉房子质量问题，任志强作为开发商，不管自己在项目中有多少股，如果觉得有必要回应的话，首先也应该讨论质量是否有问题。但是，他绕开这些，公开了李念居住房屋的户主，甚至公布了人家购买车位的经济纠纷。至今，任志强仍然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事情，称户主信息本来就是公开的。另有些支持者也说，是李念自己在微博上炒作，任志强只是回应而已，错在哪里？
我必须声明，我从来没有说任志强犯了法。中国缺少这方面的法律和规约，这也许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这代中年人，都是在档案时代长大的。你个人的信息全在档案里，不属于你自己所有，却要跟随你一辈子。当年有一位同事，大学毕业分到单位，人还没有报到，档案已经到了。领导早就看了，并且批示：此人思想有问题，谨慎使用！那年月犯了点小错，“记入档案”是多么大的惩罚，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我们必须面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不管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到底还是从那样的时代转化而来的。这使我们没有完备的法律规章来保护个人信息，甚至连个人信息的所有权概念也混淆不清。说李念自己开始微博公开“炒作”、任志强就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者，似乎无法理解：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社会，除非犯罪记录等极少例外，大部分个人信息首先要归这位个人所有。当年好莱坞大名鼎鼎的演员珍妮弗·乔安娜·安妮斯顿（Jennifer Joanna Aniston）在自己的院子里身着裸露服装被狗仔队偷拍发表。她提出起诉。狗仔辩称：她穿裸露服装早上杂志封面了。是她自己炒作，俺犯了哪条？不错，珍妮弗·乔安娜·安妮斯顿事后还全裸上封面呢。但问题是，她裸还是不裸，准备裸成啥样，裸给谁看，这些“个人信息”的所有权在她那里。所以法院毫不迟疑地判给她一大笔赔偿金。李念的案例也是一个道理。她是自己个人信息的所有者。她要抖搂多少，就像她想花自己钱包里的多少钱一样，完全是她个人的事情。你不能一看见她打开钱包买东西，就觉得钱包里的一切也都属于你的。在市场经济中拼杀的人，难道理解这一点就那么难吗？
这种是非不清，几乎渗透到我们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中。最近正在展开的默多克王朝旗下媒体的窃听案就是一例。默多克父子到英国下院的媒体特别委员会接受质询。《金融时报》的社评明确指出：“质询会暴露出，默多克和他的继承人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或者说不愿意就旗下英国报业子公司的犯罪行为作出解释，尤其是震惊了全国的电话窃听丑闻。”西方的观念很清楚：窃取他人的私人信息是犯罪。大家关注的是这个王朝的决策人士是否在逃避责任。目前，在英国为此事已经有不下10人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刚刚开始介入。但是，许多中国的公共人物，包括开发商、媒体人士、教师等，都避开这些关键问题，在那里大谈默多克的夫人邓文迪穿得是多么漂亮，保护老公那一巴掌是多么精彩。至于泄露个人隐私是对人权的多么大的侵犯，对多少人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全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在我们社会各界的领袖人物的话语中，这个花边新闻能够如此喧宾夺主，多少也说明了即使在那些自以为最为开明的人士中，这方面的观念也淡漠得惊人。
任志强比我年长不少，在档案时代生活得更久。也许长年养成了某种观念或思维定式，觉得个人信息是属于单位的，我既然能从单位调来你的材料看，也自然有权公布，哪里还用你授权？如今微博这种短平快的沟通速度，使人话无遮拦。以老脑筋对付新情况，其言行如此也并非不能理解。若真论起犯了哪条法来，你还真抓不到他。但是，并非法无禁止大家就可以胡来。看看市场经济的历史就知道，市场的许多基本制度，并非国家创立的，而是商人们在自己的经验中慢慢构造的。作为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呼风唤雨的人，特别是在当今的转型期，其责任不仅仅是创造利润，而且要以身作则地把市场经济中涉及消费者权益的许多陌生概念介绍给公众。显然，国家垄断个人信息的所有权，并通过档案来管理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今的时代。任志强本人大概也不想回到过去。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起面临这样的事实：当一个住户对自己的房子质量投诉时，她是否一定要被逼得公布自己的婚嫁状况？如果我们觉得这样的状况不合理的话，每个人就都有责任想办法去改变。
在美国乘公车
北京治堵出新政，我才知道北京有70万辆公车。不知道其他城市如何。那么，美国的公车又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问题，是我在请教朋友国内公车情况时对方的反问。我在美国住了15年，居然没有一点线索。当然，总统乘坐的什么“一号”，不管是车还是飞机，肯定是公的。不过，除此之外，还真没有听说过什么公车。我教书的大学在波士顿市中心，和麻省的国会山毗邻，大家都说国会山就在我们校园里。我上班时，都从国会山的庭院中穿过，再从其地下停车场的出口前走过，不知道无意中挡过多少次议员们的车辆。多少年来，没有见过公车。只听说当年麻省的前州长，也是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来我们学校演讲，开场前一位教授上前打招呼：“哈哈，我们几乎每天地铁上见，一个钟点上班呀！”州长大人长年乘坐地铁，这早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
再想想，美国确实有公车，我们还享用过。当年在耶鲁当着学生，女儿出生了。奖学金很快用光，一贫如洗。我们要去政府为女儿领食物券，当然也享受公车待遇。按规矩，当收入低过一定水平时，不仅有食物券，女儿还有免费医疗，定期体检，这种待遇可以一直跟到19岁。可惜，虽然看病不要钱，去医院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没有车，走路来回要一个小时，乘出租大概6美元，但实在不舍得。还是按照规定，每次去医院，就打电话叫公车。经常要头一天约好，然后人家按时到家门口来接。来的公车一般都是小巴士，就我们一家乘客，空调等设施很齐备，甚至挺豪华。把你送到医院，然后定点来接。每次用完，都觉得太浪费了，仿佛整个国家被我们这个小家庭给搞破产了，所以能不用就不用。天气好时我们从来都是自己走。
后来找到工作，搬到波士顿近郊。当了多年穷学生，刚有固定收入手头依然十分拮据，在很贫困的区租下个公寓。对门邻居像是位退休有残疾的女士，经常有个小巴士来接她。我们享受过这种服务，一眼就看出那是公车。那位女士行动很慢，公车司机每次都要下车把折叠轮椅送到门前，等她坐定，推着她上公车。此时公车一扇特别的门自动打开，降到和地面平行，轮椅直接可以推上去，然后上升到车内。整个过程非常缓慢，但有条不紊，十分安全。
这种公车服务，在美国各地大致都有，专门针对的是低收入阶层和退休、有残疾的人员。你只需要登记，然后一个电话就可以了。后来我们自己买了房子，就离开了那个区。公车也就不常见了。我们现在居住的小镇地方自治，镇里的官员基本都是义务人员。女儿有位同学的母亲是“镇领导”，大家有事情就找她。可是，有一天她自家的车坏了。那天来我们家接我女儿和她女儿一起到邻镇上数学班，居然开了辆警车来。一问才知道，身为“镇领导”，自己的车送去修，一时没了交通工具，就调来一辆“公车”。我在美国这15年，只见穷人用公车。官员用公车，除了电视上看见的总统外，亲眼见到的仅此一次。
看来，公车到底归谁来用，体现了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
中国人在美国接吻也要被逮捕
28岁的中国留学生蒋海松（音）因为违规闯入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国际机场安全区域与女友拥吻告别，导致了航站楼关闭6小时，以及他本人的被捕。本来，此事罚500美元应该了事。但新泽西州参议员弗兰克大人不甘心，要求更严厉的处罚。更奇怪的是，对这段小花边新闻，中国的网友热情澎湃。网上留言几乎是一边倒地谴责这位留学生。有的说他给国人丢脸，有的说他的博士学位并没有给他带来相应的素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美国的网友反应看，实在找不出他怎么给中国人丢脸的证据。美国网友几乎是一边倒地同情他，甚至有人说他做了件好事：“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安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还有人挖苦参议员大人：
这本是个缴点罚金的小事，可是参议员弗兰克却要他的血！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就应该理解，一位28岁的年轻人，与刚刚认识一年的女友牛郎织女般分居两地，临别时不免儿女情长一番，情不自禁地穿过那条单薄的“警戒线”再和情人缠绵一阵，实在也是人类美丽之所在。
这种行为一时失去控制导致航站楼关闭，恐怕是当事者始料不及。犯了错误，罚500美元也不为过。但是，最终谁应该负责呢？一个连热恋中的情侣都堵不住的警戒线能防得住恐怖分子吗？美国的网友将心比心，觉得此人可以原谅，机场警戒则应该加强，算是有心有脑。但有些政客则靠沽名钓誉吃饭，小题大做，却有些种族歧视之嫌。
美国本是个自由浪漫的国度，这种事情出在九一一前，大家会觉得这对痴情的年轻人很可爱。如今则要草木皆兵了。要草木皆兵，也应该一视同仁。但是，不久前一对白人夫妇大闯国宴，不仅进了白宫，还和总统副总统都合影留念，也不见把他们怎么样了。外国人的一点小过失，何以值得如此大做文章？
两国网民的反应，是两国政治文化的生动写照。在一个被大政府管得严严实实的社会，不仅莫名其妙的规矩特别多，而且无论出了什么事，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怪罪老百姓。比如“中国人素质差”等，30年来一直是解释中国各种问题的万灵丹。政府反而什么责任也不负了。中国网民对此事的反应，似乎显示了他们被城管给管惯了的本能。而在一个草根小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社会，老百姓则谁也说不得，出了事情全是政府吃不了兜着走。美国本来就是这么一个老百姓随随便便、大大咧咧的社会。虽然有时你觉得美国人太散漫，不过确实也有其可爱之处。九一一后，美国变得不那么可爱了，比如神经过敏，对外国人查来查去，闹得中国人留学也转道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结果受害的还是美国自己。这也是美国这几年匆忙改变签证政策的原因之一。散漫自由惯了的美国，突然进入“提高警惕”的时代，适应起来确实不容易。机场那种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安全隔离线，是散漫自由时代的遗产，过去人们也穿越，只是不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而已。在反恐时代，政府应该首先把这些安全漏洞堵住，不能过分责怪不小心钻了这个过去大家都钻的漏洞的普通百姓。正如美国网友所言，如果不是蒋海松首先闯了个小祸，真要是恐怖分子进去了炸了飞机，那岂不是更大的不幸？蒋海松给了美国的安全部门修补漏洞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政府要学会负责，别出了事就怪罪老百姓。
我一向主张中国人在海外遵纪守法、行为文明，甚至入乡随俗。不过万事也都应该近情理些。蒋海松的浪漫做派，其实是太美国化了一点。罚款责戒是应该的，但是，参议员弗兰克何必如此气势汹汹？不是连布什政府都号召“不要让恐怖主义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方式”吗？如果在这种事情上对老百姓的一点小过失也不可饶恕、对政府的疏忽则不闻不问，那么还不如让美国的执法人员到中国来接受城管的培训呢。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