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看剩女

    春节算是过完了。我远在太平洋另一侧，对国内的节日只能凭网上的新闻来体会，其中印象深刻的，一是垃圾春晚，一是剩女租男友回家过年。

    这两条给我印象深刻，不是因为有什么新奇，而是陈旧得出奇：几乎年年都是这两件事情主宰春节前后的新闻热点。春晚我20年前就不看了，在此不提。对于剩女，我倒觉得有些大家没有讲的东西可以贡献。据说剩女又称“3S女人”：Single、Seventies、Stuck（单身、生于20世纪70年代、被卡住了）。她们学历高、收入高、条件优秀，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

    “剩女”居然和三个英文词联系起来，说明不是中国孤立的现象。再看“剩女”的个人条件，她们不是丢在地上没人捡，而是有些高不可攀。实际上，“剩女”是女性在全球崛起的一个侧影。2009年最后一期《经济学人》就发表了一个女性专刊，预测今年是个女性年：在美国的劳动力中，女性将首次超过50%。在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成员国中，女性大学毕业生已经超过了男性。在包括美国在内的7个富国中，女性在专业人士中所占的比例也超过男性。欧盟地区本世纪以来创造了8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600万被女性占有。在美国，最近的经济衰退又被称为“男人衰退”。因为在这次衰退中丢掉工作的人里，四个中有三个是男人。总之，女人蒸蒸日上。男人越来越不争气。预计到2011年，美国的大学女性将比男性多出260万。这260万，岂不成了校园“剩女”。

    不久前《纽约时报》也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妻子比丈夫收入高，学历也高。1970年，有28%的女性嫁给比自己学历高的丈夫，20%嫁给比自己学历低的。到了2007年，这两个比例分别变成了19%和28%。这大概意味着美国家庭中妻子的平均教育水平已经超过丈夫。1970年，只有4%的家庭妻子比丈夫收入高。到2007年，这个比例则达到了22%。

    “剩女”现象的出现，和这种迅猛的社会转型有密切关系。首先，是长期处于优越地位的男性心理不平衡，和高于自己的女性无法相处。美国素有女性教育的传统。在19世纪末到20个世纪40年代，经常是女性高中毕业，甚至上了大学，然后嫁给一个教育比自己低的丈夫。不过，那时的规矩是，即使女性的教育高，也要在家当贤妻良母，大老粗的丈夫照样是一家之主，是挣钱的人。但是到了战后，知识越来越值钱，加上女权主义使妇女走出家庭，男性的收入优势就保不住了。钱包瘪了，信心就不足。《纽约时报》那篇报道一开篇就讲一位德国出身的女服装设计师刚刚和蓝领的男友分手，理由是对方实在太自卑。

    另外，女性地位高后，心也高了。美国有研究表明，女性如果单身，收入和男人相当。但是，一旦当了母亲，事业就中断或受到重大影响，收入就明显低了。对许多女性来说，结婚不仅是屈就，而且还降低了一个阶层。

    不过，大多数“剩女”还是渴望正常的家庭的。记得在女权运动已经大获全胜的1986年，美国的《新闻周刊》刊登了耸人听闻的封面故事，称那些年过四十职业女性结婚的机会，比死于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还小。当时还有人出来教说：女人不要有领袖野心，那样会丧失女人味。到了2006年的恐怖主义时代，《新闻周刊》不得不出来道歉。

    看来，面对新的现实，男女都必须转过弯儿来。如果在总人口中，女性教育水平明显高过男性，日后收入也自然要高一些。在正常情况下，一般家庭当然是女人学历高、挣得多，男人多少要在经济上依靠女人。现在，美国人正在转弯子。越来越多的男人接受比自己强的女人。甚至有调查表明，上过大学的女性比没有上过的更容易结婚。中国社会（不仅是男性），也应该转这个弯子。按说，除非人口中的女性比例远远高于男性，那么有“剩女”便有“剩男”。但为什么“剩女”比“剩男”更成新闻呢？我们的社会，似乎还是把女性当成嫁人的动物，把男人当成干活的。结果女性嫁不出去是新闻，男人失业是新闻。其实，女性也许是更有价值的劳动力。没有文化、收入低的男性，也应该赶紧培养点三从四德的品性，帮助夫人理家教子，让女性能集中精力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男人终结了吗？

    最近四十年，美国阴盛阳衰。在1970－2007年间，美国男性的收入增长了6%，女性增长了44%。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的研究则揭示，自1973年以来，计入通货膨胀因素，美国男性的中等工资其实下跌了32%。这次的“大衰退”埋葬了750万个工作岗位，这些工作中的四分之三是男人的工作。结果，2010年美国创造了历史：劳动大军的主力首次由女性组成。也难怪，2010年汉娜·罗森（Hanna Rosin）在《大西洋》杂志上昂然宣布“男人的终结”。

    当然，美国女性的平均收入，大致是男性的77%。不过，这一数字并没有考虑双方的工作时间。许多女性为了照顾孩子，自愿选择了半职工作。她们每小时的工钱，也许并不比男性低。还有许多女性，自愿进入教育等收入低的行业。另外，华尔街和大企业的高管，依然是男人的

    领地。这些人的收入往往是普通职工的几百倍。他们的存在，自然把男人的平均数拉上去。2010年一项研究显示，城市22-30岁单身、无子女的职工中，女性比男性收入高出8%。另外，也是在2010年，女性占据了管理层和专业阶层的职位的51.4%，在1980年这个比例才不过是26%。

    2010年美国大学授予的学士、硕士学位，60%为女性获得。在建筑业、制造业中干粗活的男性，经过这次大衰退失业后，其丢掉的工作不大可能回来，女性主宰的办公室工作则在扩张。总之，女性的优势将越来越强。

    这一切，都见证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女权主义运动的成果。一些女权主义的前卫人士特别欢欣鼓舞。早在20世纪70年代，凯莱泰·“我们正在变成我们想嫁的男人。

    纳姆（Gloria Steinem）就声称：”

    意思是说，当今的女性正在获得过去传统女性梦寐以求的理想丈夫的地位和成就。似乎女性正在征服世界。

    但是，一切并不那么简单。《纽约时报》女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备受争议的书——《男人还是必须的吗？》她声称，文化依然把女性塑造成要找比自己年纪大、有资源的男人作为丈夫。男性则还是觉得女性那种妩媚、崇拜的目光让自己更受用。这样，越是成功的女性就越难找到更成功的男人作为丈夫；男人则会纷纷被比自己成功的女性吓跑。结果，高成就的女性大多沦为剩女。

    她觉得自己如果当一名女佣，会更有出嫁的可能。

    另一位女作家凯特·鲍力克（Kate Bolick）则在2011年的《大西洋》杂志上现身说法，称她有位身高足以和NBA球星谈恋爱的女友，宁愿找个身高只到自己肩膀的艺术家当男友。另一位成功女性，则找了位比自己小14岁的男友。不过，美国的阴盛阳衰，让这些成功女性看得上的成功男性越来越少。结果呢，这个圈子里的男性成了稀缺品，总有一批围着自己团团转的女人，挑花了眼。诱惑多了，就更难下决心和某个女人结婚。这不仅仅使剩女增加，而且婚姻制度本身也受到威胁。

    在我看来，世界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大家最好谁也不要终结谁。

    公交绅士俱乐部

    近几十年来，“中转村”城市体系的理论在西方大盛。所谓中转村城市体系，和卫星城体系相当接近。只不过卫星城改称了中转村，并且全用轮轨交通而非高速公路和中心城市连接。每个中转村都以通勤列车的车站为中心，各种商业和公共设施都集中在那里，居民区由此向四周辐射。大部分“村民”都可以步行到车站，基本没有开车的必要。他们从那里乘通勤列车进城，换乘地铁到达各自的办公室。如果用图来表示，一个中转村的城市体系，就好像从中心城市放射出许多根长线，每条线上串着许多珠子（中转村）。这样，中心城市的人口疏散了，轮轨又使通勤快捷准时，汽车被从城市生活中请出，拥堵消失，节能低碳。同时，大城市那种三教九流多元互动的生机又能够保持。

    在地球暖化、能源危机、生态崩溃的今天，这样的城市体系听起来像是个乌托邦。真正实行起来如何呢？在人口密集的欧洲，中转村城市体系已经落实到了行动。越来越多的人步行或骑自行车到通勤车站，搭乘轮轨交通进城。汽车的使用正在减少。美国地广人稀，老百姓执迷于汽车。许多人声称，剥夺了汽车就等于剥夺了自由。独往独来的美国人

    受不了公交的生活方式。中转村在美国还是个幻想。事实上，反中转村的规划学派也已经兴起。

    不过，美国的许多大都市，其规划已经和中转村体系非常接近。我所居住的大波士顿地区就是一例。波士顿本身不过 60万人口，在超出城市地铁的范围外，有七八条通勤列车线连接远郊，把周边700多万人口整合在一个大都市圈中。通勤列车进入市区后，在不同的站口和地铁交汇，乘客转乘地铁相当方便。许多人到郊区买房，有没有通勤列车线已经成了重要的考虑因素。

    最近《波士顿环球报》上的一篇报道，则进一步揭示出：这一中转村结构中的通勤方式已经不是人们不得不为的上班手段，而且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乃至一群每天按时乘坐通勤列车的上班族，从陌生到相识，最后成了特殊的朋友。通勤成了他们的“俱乐部活动”。

    事情发生在波士顿西郊的康科德车站上。康科德是美国的历史名镇，目前有不到17000居民。独立战争就是在康科德和莱克星顿打响的第一枪。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也在康科德。该镇距波士顿大约30公里，由一条通勤铁路线连接。每日8：09那班次，总有固定的那么几个候车者锁定第一节车厢。这主要是因为到终点时第一节车厢离出站口最近。他们都希望利用这一有利位置在通勤路上抢出半分钟来。据说这一点揭示了这些人都属于竞争性很强的A型血性格。共同的天性最终使他们走到一起。

    大家每天一起在这安静的乡镇小站候车，又在同一节车厢中度过45分钟的旅程，不可能彼此视而不见。他们从互相微笑点头，到略微寒暄，然后开始聊天，最终成了朋友。年长日久，这些人之间的纽带越来越牢固，简直成了莫逆之交。看看彼此的背景，也相当不俗。一位是麻省总医院的研究人员，一位是某基金会的CEO，一位是投资公司的分析家，一位是律师，还有一位是我所任教的萨福克大学的生物教授。大家不仅谈自己的工作，而且谈家庭，谈孩子，甚至彼此交流工作经验。比如，生物教授把自己的学生介绍到了通勤伴侣、麻省总医院的研究人员的实验室中实习。另一位通勤者在本领域获得大奖，大家在车厢里集体庆贺。

    这个小群体中的人，渐渐发现通勤成了最为节省的交友办法。当今的社会，大家都非常忙，虽然人人需要朋友，但维持朋友的关系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彼此总不相见，朋友还有多少意义？在列车上交友，年长日久彼此间的交流比亲朋密友之间还充分，友情质量相当之高，但不需要另外花时间。甚至大家在车上也没有彼此的义务，如果谁赶上特别忙、心里有事，就缩在一角打开笔记本工作，不会受任何打扰。

    这些人都声称，大家是在车厢里随意交友，并没有根据彼此的身份背景进行选择。但是，社会学家指出，这种友谊，是典型的“生态位关系”（niche relationship，或称利基关系）。首先，大家都住在康科德。这是波士顿相当富裕的郊区，中等家庭收入达13万多美元。从这里上车的人中，找个清洁工几乎不可能。第二，这些人都是辛辛苦苦上早班的人，要在9点左右到达办公室，属于那种最为辛苦的、奋斗中的专业阶层。第三，这样的背景以及所居住的地点，使他们都是自由派人士，大家可以毫无顾忌地随口嘲笑共和党。这些人在相似的社会“生态位”中，面临着诸多共同的问题，当然容易对彼此的人生经验发生兴趣。所以，他们虽然称交友不问背景，但他们的车厢自然形成了一个公交上的“绅士俱乐部”。

    我其实就住在同一条通勤线的后面几站，距波士顿有50公里。我的镇完全是农村，左右邻居遥遥相望。镇里有几位也是这么通勤的。在农村居住的人，也许更需要这种通勤中的“绅士俱乐部”，以体会都市中人际互动的兴奋。可惜，也正是因为在农村，我的居住地点离通勤列车站远远超出步行距离，必须开车，而车站的停车位非常难找，只好作罢。不过，这个“公交绅士俱乐部”至少证明，通勤可以创造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和有魅力的生活方式。也许，这恰恰是中转村城市体系的魅力所在。

    美国的免费购物明星

    美国这次经济危机，不知制造了多少家庭悲剧。但是，艰难困苦也塑造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英雄。

    波士顿地区有位拉扯4个孩子、41岁的家庭主妇，在丈夫病休的关头，不得不挖空心思维持基本的家庭生活。这就是她干的事情：她到超市购物，当她推着满满的购物车走出超市时，一分钱也不付。

    她并不是小偷，用她丈夫的话来说，她是“减价券雨人”。她有本事把各种各样的减价券搜集在一起分析计算，就凭这些减价券到商店近乎白拿东西。她一家6口人，一周的超市消费仅4美元。有人估算，她一年这么算计使用减价券，白拿的东西超过6万美元，远超过当地的中等家庭收入。

    何以会有这等奇迹？主要的原因，是美国零售业为了竞争，发明各种减价券、礼品券等，吸引顾客。有的是买一送一，有的是买东西挣得奖励积分，有的是第一次购物获得的礼券，有的是奖励翻番的鼓励券。每周末的报纸中，就有厚厚一摞这样的减价券。邮箱里也经常有好多。商店和超市的门口，甚至购物的发票上，都有各种减价计划和礼券。要知道，零售商的目的是赚钱。这些不过是小恩小惠，要把你吸引到店里。可是，大部分人都像我一样，每天拿报纸，先把减价券和商业广告拿出来放进再生垃圾袋里，好集中精力看报纸。所以，大部分减价券并不被使用。这就使竞争心切的商家过量印制，甚至出现自己也没有发现的失算。比如我有个朋友曾几个减价券配合使用，买了一大堆东西，最后一算账超市还欠她几块，于是她又回去白拿了几块的东西。不过，这并非常人可为。你需要耐心搜集不说，还要精于计算，最终把商家给算倒。

    比如美国的药店竞争最厉害，而且百货、食品什么都经营，减价券的名目也特别繁多。这位家庭主妇以8块钱起家，到一家药店购物，精打细算每件东西保证有奖励，以后她经常光顾，就再没有花过钱。她家人每次看病处方，她都换个药店，以换取“欢迎礼券”。她的购物生意是如此成功，乃至出版了一本《如何免费购物》的书，开起免费购物培训班，设立了自己的网站，甚至美国著名的电视节目“早安，美国”的著名主持人亲自跟踪她购物，电视实况演播她是如何用一分钱买了价值267美元的东西。她的学生也表现不俗。有位用她的系统方法几乎白拿了15000美元的东西。另一位居然一分钱不花地从商店购出一大车卫生纸。因为数量太大，自己的SUV居然装不下，只得在停车场送人。

    当免费购物成为职业后，她就不再停留在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上了。她经常要购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因为购买这些东西给她带来有利可图的奖励积分或礼券。结果，她摇身一变成为慈善家，经常给慈善组织捐赠她购得的不需要的物品。一次，她把一只免费的鸡给了一位穷人，对方感动得当场哭起来。

    根据美国零售商的有关统计，在经济危机中，减价券的使用率大增。看来，生活困境把人逼得精明了许多。最近经济学家一直在说，家庭主妇的价值远远被低估了。如果按照美国联邦的工薪统计资料，以美国当下的工薪标准支付家庭主妇从事的各项家务和社会工作，那么一个家庭主妇一年就会挣十几万美元，比丈夫们的中等年收入高一倍还多。减价券主妇的出现，只不过为这种理论提供了另一种例证。

    职场中的女性与母性

    2010年8月8日，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顺利通过参议院的认证，成为美国第112位大法官，也是目前最高法院最年轻的成员。被男性主宰200年的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拥有了三位女性大法官。难怪一些评论家预测，男女平分最高法院怕是指日可待了。女权主义开花结果，已经是不争之事实。

    然而，她最独特的地方，怕还是宣誓就职礼。仪式是大法官罗伯特主持。埃琳娜·卡根右手举起，左手放在《圣经》上。手捧《圣经》的是位男士。不知道底细的人，以为这是她丈夫。但她是著名的单身，甚至有传言她是同性恋。细查才知道，此位男士甚至不是她的亲属，而是大法官的助手。这种“公事公办”，没有家庭色彩的就职礼，在美国实在难得一见。把这一场景说成是历史新的一章，恐不为过。

    《纽约时报》最近在一篇报道和分析中指出，最近被提名的三位男性大法官，全都结婚，而且共有七个孩子，平均每个人有两个以上。与此相对，最近被提名的三位女性大法官，包括已经就任的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和最终撤出的哈利·迈耶斯（Harrier Miers），全是独身女子，也都没有孩子。不要忘记，美国的第一位女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和现任的女大法官鲁思·拜德·金斯伯格（RuthBader Ginsburg），都是在女权运动之前成长起来的，也都有家庭。前者有3个孩子，后者有两个。鲁思·拜德·金斯伯格的两个孩子都教育得非常出色，如今算是知名的成功人士，其中女儿继承家学，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桑德拉·戴·奥康纳则更是经典。为照顾患老年痴呆的丈夫，她早早从这一终身职位上退休［在法学院曾和她有过短暂恋情的同学、前首席大法官威廉·哈布斯·伦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则守着终身职位干到死］，但丈夫却在病院和另一位女患者有了恋情。她知道后不仅不生气，反而为丈夫高兴，因为这一恋情使丈夫的脑子有所恢复。和这些贤妻良母比起来，如今的最高法院女性越来越盛，母性却在看衰。

    如果说最高法院是个怪异之地，那也倒罢了。可惜，最高法院的这一阴盛母衰之局，恰恰是当今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的写照，并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去年年终的《经济学人》，就出了一期妇女专版，把2010年定为妇女年。在这一年，美国劳动大军中的女性数量第一次超过男性。另外，近年来还有一系列报道，称女性在从幼儿园到博士课程的各级教育中的表现都超过男性。在纽约、波士顿、旧金山这些经济先进的城市，女性职工的中等收入超过男性。不过，在《财富》500家大企业中，只有15家被女性 CEO所领导。次一层级的领导岗位同样是男性主宰。总体而言，女性职工比男性的收入要少23%。

    这一局面，是否意味着素质本来高于男性的女性成为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呢？一系列的研究否认了这样的假设。用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吉英沃德佛格（Jane Waldfogel）的话来说，女性在职场中，和男性一样春风得意。但是有一条：她不要当母亲。

    从表面上看，在职业竞争中男女几乎完全平等。但是，女性肩负着养儿育女之大任，事业开始几年就必须中断。而这也正是职业生涯的节骨眼。特别是你要当CEO或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类高级职位，此时正是“死拼”的关口。你要是在此时分心，不能像华尔街的年轻男同事那样晚上睡在办公桌下面，或者干脆退出，自然就丧失了关键性的机会。许多女性，就是被这一关给卡下来。芝加哥大学对自己的商学院（也是美国顶尖的商学院之一）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刚毕业的几年内，其毕业生男女的收入和工作时间几乎不分彼此。但是，毕业15年后，男生比女生要多挣75%！只有那些没有孩子，也从来没有暂停过职业生涯的女性，收入水平保持着和男生相等的水平。

    按照当今发达国家职场的规矩，当女性怀孕后，往往就寻求半职或者时间灵活的工作；生完孩子后几年，也往往需要这类工作。可惜，这类工作所能支付的薪水很低，许多人索性就不工作了。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1998年有38.6%已婚并有3岁以下的孩子的女性退出职场，到2009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40.2%。我在《培养精英》一书中也记述到，几年前在常春藤盟校中，家庭主妇热就很盛，许多女生以当家庭主妇为志向。而且，越是富有的家庭，妻子的教育水平越高，也越愿意辞职在家管孩子。

    妇女自由退出职场、回归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角色，显然为保守主义者所欢迎。在他们看来，贤妻良母并非男性对妇女压制的结果，而是自然秩序的体现。更有论者拿出充分的研究证据指出，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孩子一生的成功影响最大。况且孩子早年的家教和与父母的纽带，对其身心发展十分关键。妇女退出职场，有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这种理论，在保守派圈外也越来越流行。有研究揭示，一位家庭主妇所做的事情，按美国现在的工价计算，一年价值十几万美元，远远高出一般职位所能支付的年薪，还不用纳税。从纯经济的角度说，辞职回家属于“高就”。况且，妇女回家后不仅教育孩子更用心，而且参与社区活动更积极，经常要竞选社区的业余公职，或充任学校的志愿人员，对整个社会贡献卓著。更有人要求政府对回家养孩子的妇女加大物质鼓励力度。

    但是，在当今的发达社会，从欧美到日本，从韩国、中国台湾到中国香港、新加坡，都面临着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劳动力特别是高层次劳动力极度短缺。如果哈佛商学院、耶鲁法学院毕业的妇女工作几年就大批回家，那将是多么大的人力资源浪费？况且，也恰恰因为职场的男女机会比较平等，越来越多的妇女铁了心要赢，为此牺牲了家庭。在现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她们是最成功的女性，也是最可能不生孩子的女性。考虑到她们的智力水平和教育程度，她们本可能是最成功的母亲。她们的孩子被牺牲，不仅仅是加重了未来劳动力的短缺，而且是加重了最高层次的劳动力的短缺。当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那些低收入阶层的女性可没有这么潇洒。她们中许多人除了当单身母亲外几乎别无选择。这些单身母亲一方面被孩子绑住，无法发展自己的事业，长期陷于贫困，另一方面又因为生计的挣扎，无精力照顾和教育孩子，使孩子学坏。所以，单身母亲经常是制造世代贫困的渊薮。

    也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各发达国家纷纷制定相应的政策，对为社会和家庭履行养儿育女之职责的女性给予尽可能的补偿。这包括普及学前义务教育、带薪产假等。随着澳大利亚通过带薪产假的法律，美国成为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这样的政策的国家。据上面的吉英沃德佛格教授的推算，父母一年的带薪产假将消耗25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0.2%。在目前深重的经济危机中，很难指望政府在这方面能有大动作。另有研究表明，在欧洲一些有优厚的带薪产假制度的国家中，妇女在职业生涯中依然远远落后于男性。看来这样的政策效果有限。

    女性在职场上的前景如何？我看短期内会困境重重，但远景则光明得多。在旧时代，女性被视为寄生的性别，一切要靠男人。现在则有了本质的不同。女性在教育上不仅全面超越男性，而且社会越来越认识到：解决未来的劳工短缺（让更多妇女出来工作）、减缓人口萎缩（让妇女生孩子）、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教育等，全要靠女性，甚至家务也被打上十几万美元的价码。妇女越来越成为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的中心，整个社会观念在急速改变。所以，虽然现在各国尚未摸索出有效的方案，但从长时段看，给她们足够的补偿，鼓励她们一身而数任，已经成为培养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没有哪个发达社会对这一问题可以视而不见。

    世界需要母亲的淡定

    次贷危机一度使华尔街风声鹤唳，惊魂未定的圈内人回头看着一片金融废墟颤抖不已，找不到个要领。另有些旁观者则慢条斯理地分析：华尔街男人太多。有些女人的淡定，就不至于有今日之祸。

    此话并非没有道理。从本世纪初安然丑闻引发的华尔街大坍塌到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你就看吧：惹事的，如麦道夫等，是一色的男人。吹哨发出警告的，大多是女人。三位“吹哨子”的女性还曾经当选过《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可惜，这些女人并不把握决策权，难以指挥那些左右华尔街的男人。不少心理学家纷纷指出，女性决策比较依照常识，会在不靠谱的冒险面前却步，同时比较擅长人际互动，能够听得进别人的意见，看问题比较稳妥周全。在一个充满的喜欢逞能冒进的男子汉的公司里，女性是稳定的力量。

    最近《华尔街日报》的“商业与文化”的专栏，则提起已故的菲利斯·施瓦茨（Felice Schwartz）1989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那篇引发了“现代妈咪战争”的文章。菲利斯·施瓦茨指出，职场中那些事业高于一切的女人，其行为模式和传统上追求权力的男人一样，会不顾一切地向前冲，为了争夺领导地位，几乎可以牺牲一切。但是，大部分职场女性更希望要孩子。一旦有了孩子，她们就愿意牺牲一些事业和金钱，以换取多一些在家里的时间。

    这些自然是老生常谈了。菲利斯·施瓦茨最有意义的贡献还在于下面的分析：对于这些心思全在孩子身上的女性，公司不应该将之作为过时的弃物淘汰。恰恰相反，她们应该成为公司的宝贵财富。因为在当今的竞争中，企业中层经常是被那些野心勃勃，就知道往上爬的平庸男人所占据。这些人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能力低于野心，而且心思总盯着上面的位置，根本不在本职工作上。他们的心浮气躁，给企业的中层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而那些有了孩子的女性，则往往早已收起了事业上的野心，在工作上随遇而安，可以在一个岗位干一辈子，给企业中层管理带来的求之不得的经验、稳定和连续性。所以，企业应该给这些女性提供方便，给她们安排轻松、时间灵活的工作。当然随之而来的是缓慢的提升、较低的工资。

    此论一出，立即受到女权主义的口诛笔伐，称这是给企业歧视妇女张目。仿佛女人就不该升迁，就活该拿低工资。不过，后来的一系列研究，每每证明菲利斯·施瓦茨的洞见。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克劳蒂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发现，20世纪80年代末的女大学生们，比起她自己这代即20世纪40年代后期出生的婴儿潮前锋一代来，更注重家庭和事业两全。在1966年—1979年毕业的女大学生中，只有13%在40岁时既有事业又有孩子。20世纪80年代毕业的女大学生，到40岁时有21%~27%的人既有事业又有孩子。这两组妇女中都有四分之三左右的人有孩子。也就是说，未必是年轻一代要孩子的多了，而是她们更能在养孩子的同时保持工作。她们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社会创造出一大批适合她们的工作：报酬不高，但时间灵活，压力比较小。对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毕业生的一项研究也揭示出：有孩子的女性平均每周比男性少工作24%的时间。许多MBA母亲选择了“对家庭友好”的清闲工作。

    女性当了母亲后心气平和，与世无争，在公司更容易与人相处，更安心本职。但还有一点不要忘记：美国现在从幼儿园到博士课程，女性的表现都明显高于男性。毫无疑问，女性的知识素养和训练平均起来要比男性好。这大概也是菲利斯·施瓦茨称职场男性总是野心高于自己实际能力的原因之一。这种人觉得自己该挣大钱，也有一种自己是超人的幻觉，所以会在华尔街折腾出许多不靠谱的事情。也许你会说，这些既逞能又无知的莽汉，从小妈妈没有好好教育。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华尔街确实应该多雇用些妈妈。

    健身狂人的新年遗产

    2011年1月23日，美国的健身教父杰克·拉兰内（Jack LaLanne）撒手人间，享年96岁。可以说，美国的健身文化，是他在半个多世纪中一手缔造的。每年元旦，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拥向健身房，在他的激励下立下自己的新年决心（new year"s resolution）：健身、减肥、自己塑造自己！

    可惜的是，他去世时新年刚刚过去，尽管纪念他的文章铺天盖地，但美国人今年的“新年决心”很难被他生命的硕大句号所激励。不过，再过几天就是中国的春节。也许，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新年决心”中可以受益于他的业绩。

    提起健身，中国人很少知道杰克·拉兰内。大家熟悉的是施瓦辛格：世界健美的超霸、好莱坞巨星，最终当上了加州州长。有人说，如果他生在美国，也许现在轮不上奥巴马当总统呢。但是，你要问施瓦辛格的偶像是谁，他的答复是毫无疑义的：杰克·拉兰内。两人不打不成交，第一次在非正式的健美比赛中碰面。那时施瓦辛格21岁，正是身体最棒的时候。杰克·拉兰内则已经54岁，当施瓦辛格的父亲也绰绰有余。结果，杰克·拉兰内把施瓦辛格打得大败。从此，施瓦辛格就称杰克·拉兰内“健身的圣徒”，对之顶礼膜拜。

    杰克·拉兰内童年时父亲去世，年仅50岁，其中一大原因是长期营养恶劣。杰克·拉兰内自幼也吃糖和垃圾食品上瘾，脾气暴躁，14岁就辍学。后来听到健康食品的知识，突然获得了再生，不仅注意饮食，而且每天锻炼，最终进入了学校的橄榄球队，甚至上了大学（在战前能上大学的是少数精英），最终还获得了脊骨按摩治疗博士学位。1936年，21岁的他就在加州开设了第一个健身房，以后发展成为庞大的连锁系统。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在1951年—1985年这34年间成为电视上的健康明显，普及健身和健康饮食的知识，最终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健身革命。1977年詹姆斯·菲克斯（James F. Fixx）出版了《跑步全书》，在美国掀起长跑热；1982年电影明星简·方达推出健身录像，都是追踪着杰克·拉兰内的足迹。

    杰克·拉兰内的贡献，并不仅仅是开创了健身房和电视健身节目，而是把健身变成了一种宗教。他一开始就鼓吹“体育文化和营养是美国的救赎之路”，“国家的健康是建立在国民的健康的基础上的”。就这样，他推动健身运动如同传道，把新教伦理中那种克勤克俭的精神天衣无缝地融化到以健身为核心的生活方式中。这一点，从最近美国的政治中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布什当总统后长跑的纪录不断提高，在健身房卧推的照片也上了报纸。奥巴马竞选总统时西装革履地作引体向上、踢足球，当了总统后打篮球被撕裂嘴唇。克林顿虽然不时秀秀跑步，但运动不在行，腰围在媒体的严密监视之中：当腰围缩小时，媒体大炒他征服女人的秘密；当腰围扩张时，媒体则说这么一个缺乏自我控制的人，出性丑闻也是自然..美国的政治家身体走形常会有人窃窃私语：自己的身体都管不好，能管好国家吗？《纽约时报》戏称，过去人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现在心灵的窗户变成了腹肌。杰克·拉兰内所创立的健身宗教，不仅激励你去锻炼，而且让你在不锻炼时有罪恶感，好像自己成了自暴自弃的堕落者。

    近20年知识经济崛起，高科技中的弄潮儿把职业中的创新和冒险精神带进了健身，或有人说是健身文化刺激了他们在职业上的创新和冒险。这些人中流行的，是极端体育：马拉松、长距离游泳、长距离自行车等。知识经济中个人的素质比企业组织更重要，大家都要争先恐后地“证明自己”，极端体育成为他们宣示自己艰苦卓绝的竞争教义的手段。但即使是这一新潮，也没有跳出杰克·拉兰内的手心。他曾反复上演过负重游过金门桥、连作1000个分腿跳和1000个引体向上等绝技。

    从1960年至今，美国患肥胖症和身体超重的人加起来所占的人口比例，从不足44.8%上升到67.3%。也正是在这一期间，美国城市经历了急剧的郊区化发展，转化为一个汽车社会。有人说，杰克·拉兰内那套作用有限。但另有些人问：你能想象一下没有杰克·拉兰内美国人会变成什么样吗？杰克·拉兰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预见到了工业化的富裕对人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摧残，并最早地设计了一套对应之道。他有一位营养失当仅活了50岁的父亲，自己小时候从饮食到行为都有诸多问题。但是，他以宗教般的情怀对待健身，不仅激励了几代人，而且自己活到96岁的高龄，为世人留下了很好的见证。

    汽车社会正在中国降临。中国的孩子也以危险的速度肥胖起来。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期待着中国版的杰克·拉兰内。在此，我用杰克·拉兰内的一生对中国的读者进行新年祝福！

    美国的医生与医改

    要在中国建立现代医疗制度，当然需要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不过，先进国家本身的制度，也是矛盾重重。美国大概是个最明显的例子。如此富裕的国家，长期以来竟然没有全民医疗保险。医改成为两党政治的核心。这场大战已经打了几十年，调动了各个利益集团的资源，依然相持不下，以至我们很难界定什么是美国模式。

    最近《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美国医生对医改问题的态度开始转变。代表美国医生利益的“美国医疗协会”，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对任何一个重要的医改都持反对态度，但去年却支持奥巴马的医改案。对于许多自以为代表医生利益的共和党政治家来说，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背叛。

    对于医改政治，大家都不陌生。民主党强调全民医疗的目标，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不惜扩大政府职能。这包括对医疗强化公共管理、加大公共投资。共和党则主张把医疗交给市场竞争，以企业模式来管理，限制政府的投资和权力。一般而言，医生多是共和党的社会基础。因为医生多自己开业，私人诊所就如同一个中小企业。共和党主张保护他们的利益，特别反对在医疗诉讼上过分维护病人权利，以降低医生的开业成本。

    那么，为什么“美国医疗协会”突然翻脸不认人，转向支持奥巴马呢？

    因为医生们的利益正在随着制度的变化而变化。过去，医生自己开业的多，一切都要自己买单，政府的这个条例、那个条例，只能增加他们的成本。如今，这些医生的私人诊所，越来越多地被大医院兼并。医生从中小企业的拥有者转化为为别人打工的高级雇员。过去要自己操心的经营成本，自然也由大医院支付。所以，政府法规增加开业成本，和医生没有直接关系。相反，如果真来个全民医保，看病的人多了，医生供应紧张，反而奇货可居。

    不妨拿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来作为例证。两年前刚搬家到波士顿远郊，给当地医院打了一通电话联系主治大夫，结果得知各位医生（特别是那些有名的）都已经“客满”，不再接受新病人。但是，在和医院咨询的过程中，对方发现我们有着很好的保险，态度立变，过去“客满”的医生，都对我们表示欢迎，可以随便挑了。惶惑中问一位在邻州当医生的朋友。她告诉我许多行医苦衷：医院不能根据你拿的保险来挑肥拣瘦。这样有歧视之嫌。可是，医院不能赔本。有些人买便宜的保险，到时候许多费用保险公司拒绝支付，非常头痛。自己开业就更难。有的病人，看完病不给钱，或让你向保险公司要。保险公司据理力争，说那人没有买够规格，这项是不包的。最后医生自己赔。所以，独立开业的医生要是个好的CEO，其秘书也要非常机灵。大家心里都知道应该接什么病人、不接什么病人，但不能明说。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对来历不明的病人说医生“客满”。等搞清楚对方的底细，再收也不晚。

    我这个朋友因此不独立开业，宁愿给医院打工，称自己只知道治病，操不起那个心。另外，她虽然受了严格的妇产科训练，但拒绝接生。因为接生的官司最多，保险费太贵，她所在的诊所决定不惹这个麻烦。这也是共和党一直嚷嚷的问题：政府的法规对病人保护太过分，医生动不动就吃官司，医疗事故的保险费高得交不起，有些人口稀少的地区，医生索性不开业了。这种政府法规表面上是保护病人，但结果是闹得落后地区缺医少药。美国医疗协会也一直支持共和党的这种立场。

    但也正因为如此，私人小诊所纷纷被大医疗集团所吞并。这些医疗集团有资源，可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分担风险。那种乡间一个医生的小诊所，也可以用连锁的方式组织起来。这样，医生就从私人诊所中的老板转化为大医疗集团的雇员。他们的政治倾向，也逐渐偏离小业主而和专业阶层更为接近。即使在共和党的大本营得州，虽然有三分之二的医生反对奥巴马的医改案，但那种独立开业的医生中的反对率比非独立开业的医生要高一倍。另外，现在医学院造就的新医生，有一半是女性。估计女性的比例将越来越高。女性一直是民主党的传统选民，而且更喜欢在大医院就职。所以，美国医生越来越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的医改了。

    医生是医疗体系中最大的利益集团之一。美国医生政治倾向的变化，估计最终会对美国医改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美国的网管

    日本女足战胜美国捧得世界杯，我正好错过了比赛，听到消息后赶紧上CNN网站，发现是那里最大的一篇报道。一口气读完报道，对这个“日本奇迹”感到心潮澎湃。但是，一看下面网友的评论，就傻了：

    “日本人矮小，丑陋，美国的白人姑娘美丽。”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我们反而给他们提供安全保护，给他们钱，现在他们又拿我们的钱贿赂裁判。 ”

    ..

    虽然这样的评论就来自几个人，但一时间成了主流。我越看越怒，随手写了两篇“激情评论”：

    “看了这些留言，感到美国人输不起。看看国际学术能力测试就知道，你们的成绩垫底，却自以为是老大。一个住在地下室里的非法移民的孩子，即使开始不懂英语，也能轻而易举地在你们的学校中把你们击败。我的孩子要是不好好努力，我只需对她说：‘你要再这样下去，就会变成美国人的！’她还真怕。醒来吧，最富有又是最无能的人们，好好向世界上其他的人学习。几乎所有人都比你们强。 ”

    “你们想过当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吗？第一，你比别人胖；第二，活得比别人短；第三，智商比别人低；第四，更可能蹲监狱。不过，过去我还一直以为你们美国人至少在运动上很优秀。看了这些评论，才发现你们连这个也不行。你们还剩下什么？”

    我承认我有点偏激。但是我决定和美国愤青较量一下，故意用了这等挑衅性的语言。一个小时后回去一看，有点意想不到。第一，那几篇让我愤怒的仇日留言，早已无影无踪。第二，我的两个帖子，几乎成为最热的。特别是第一帖，网友有18位投票“喜欢”，反对的一票也没有。第二帖因操作失误贴了两次，加起来也获得了10张左右的拥护票，反对的没有。不过，有一位爱国网友和我较真，留下这段话：

    “不对吧，我看到的留言，都是恭喜日本，向日本致敬呀。谁输不起了？再说，哪个国家没有些脏事呢？说说你从哪里来的，我肯定也能挖出你们那里的很多脏东西。”

    他的话，倒让我重新对美国媒体进行了一番思考。我早就知道，美国说是自由，但像CNN这种严肃媒体，网管其实很严。这倒不是说人家不让你发表不同意见。网络评论栏前说得很清楚，欢迎讨论问题、发表各种意见，但是不能发表谩骂、仇恨性的言论，而且每条评论下都有个“举报滥用评论”的链接，你一点击，那条评论就被传到网管那里审查。想想看，你如果在评论中不讨论任何问题，只是说许多脏话，侮辱人不说，你的话本身也没有任何值得别人读的信息。况且，美国是个文化多元、种族多元的国家。如果大媒体听任不同文化和种族的人毫无根据地对骂，确实对社会的安全构成威胁。所以，美国有所谓的“仇恨性言论”这一类，在任何场合都不被容忍。

    我对这套制度，一直理解而且支持。不过，这次经历，则令我三思了。CNN的网管工作很有效率。那些咒骂日本的言论，马上就删除了。但是，我作为回应写的那两条“反美”帖，虽然也是够生猛，却都留在那里而且大受欢迎。你一个小时再去看那个评论栏，就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哇，美国人真大度呀，真有自我批判精神呀。人家一直恭喜日本，真是输得起呀。所以，那位美国爱国网友感到很冤枉，理直气壮地质问我：你发什么飙？我们的网友不是表现得很文明吗？

    我现在还相信，大部分美国网友在类似的事情上都比较君子。特别是在比赛输了后赞扬对手的风度一直令我钦佩。但是，现在我知道，这些印象，多是经过网管过滤的结果。所以，我最后对那位美国的爱国网友回复说：“那些恶劣的帖子都被网管删掉了。这也许必要，但这也妨碍了我们看到一个更真实的美国，妨碍我们理解这个国家如今面临如此之多的深重问题都是从哪里来的。”

    美国高科技白领的工作与生活

    最近，看到一条关于“2011上班族亚健康大调查”的报道。这个历时半个月的调查，在北京、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等十余个省市收到了5854人的回应。结果显示：

    “42.4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亚健康，31.53%的人偶尔有点不舒服，13.72%的觉得自己‘很糟糕，有慢性病’。只有12.2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健康’。平时，觉得自己‘特别容易疲劳’的受访者高达50.27%，超过了一半。觉得‘精力充沛’的仅为23.51%。”

    这次调查的科学性如何，目前很难判断。比如，被调查者的中等年龄是多少，读者还不得而知。不过，参考近年来关于白领健康的报道，这一报道的结果大概还是靠谱的。我有位清华毕业的朋友，在美国从事高科技。他在校时属于运动上的草包，但到美国后耳濡目染、入乡随俗，在一两个运动项目上颇有些竞争力了。最近他收到国内同学重逢聚会的照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咋一个个都走了形？特别是当年学校田径队的那位短跑选手，将军肚很是吓人，而这还是群不到40岁的人！

    我住在波士顿地区，附近的高科技公司很多，也碰到许多从事高科技的中国人。大体而言，三四十岁长走形的很少，运动的则很多。比如我自己练习马拉松才刚刚出道儿，一次比赛还没有参加过。但跑了几个比赛的女将已经遇到几位了。其中一位女士，几年前在顶尖的工学院毕业，在美国数得着的高科技公司上班，年薪十几万美元。她经常上午10点多才去上班，下午不到5点就回家了。刚上班那几天喊着腰酸背痛。一问才知道，她一天居然在班上打了快两个小时的网球，不太能适应。如今，网球大概早适应了，人家改练马拉松了，一天到晚跟着公司一群人到各个城市跑马拉松比赛。

    刚听到这些，心里颇觉得不可思议。十几万美元的年薪，雇来到单位打球、跑步？经常上午10点以后到班上，刚坐下干一会儿就该吃午饭了，午饭消化得差不多就该打球了，打完球就下班回家了。公司为此还要提供许多运动设施：网球场、健身房。更有甚者，这群人赶到其他城市参加马拉松比赛，经常要公司出钱！当然，马拉松仅仅是一个项目而已。游泳的、长距离自行车的，以及其他各种运动的俱乐部，花样繁多。上班打开计算机，俱乐部的比赛消息、聚会、训练日程等充斥了电子邮箱。当然，还有讨论怎么修房子的，怎么种花的，等等，啥热闹都有。光这些事情又要消耗多少时间？这样的企业，能这么糟蹋几年呢？

    但信不信由你，这样的企业不仅没有破产，而且蒸蒸日上。雇员们快快乐乐，创意勃发。后来我算是明白了，这种经营模式，其实就是把公司办成一个运动俱乐部。大概这是后工业时代创意经济之必须吧。你仔细想想也就明白了：这种公司中雇员的主力，多是一流的高科技人才。他们创造不创造，全靠自觉，其动力之一就是自己的情绪好，精力充沛。你想管住他们不上电脑讨论俱乐部的事情怎么可能呢？你设计的监管装置两下就会被他们破解了。这些人不缺聪明才智，也不缺干劲儿，情绪上来比谁都发愤。而这种人天性就喜欢竞争。美国的学校，自幼又特别强调体育。体育成了培养竞争精神的最重要手段。我在《培养精英》中描述过，美国的高科技界，从事极端体育成风，这是高科技竞争精神的自然外溢。公司要统领这些人，就要创造一种“天下归心”的向心力，大家觉得这里最好玩儿，最有意义，公司成了大家进行各种聚合的场地。同事们在这种碰撞中，有了灵感，发展出良好的合作关系，自然也开发得出产品来。而互联网的发展，使办公室和家庭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大家可以10点不来上班，也可以上班的时候打球，但是半夜三更的非社交时间却可能在家里工作。他们不是给老板干活，是和队友玩游戏呢。老实说，一个团队，一年做出一件创意来，就够大家吃很久了。

    让职工觉得“40岁前拿命卖钱，40岁后拿钱买命”的企业，还是原始积累时代的大工业管理，在流水线上生产标准化产品也许有效率，但在白领的创意经济中难有一流的表现。相反，让职工觉得“公司花钱给大家玩儿”的企业，职工会互相拼比，看谁玩儿得最好。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归根结底，创意还是游戏的产物。

    警长之死

    新年伊始，波士顿人就盯着州长任命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县的新警长。这不免又让人们联想起前警长詹姆斯·文森特·第泼拉（JamesVincent DiPaola）悲剧性的自杀。

    米德尔塞克斯紧靠波士顿，首府在拥有哈佛和MIT的剑桥。以人口（不足150万）而论，不仅是麻省最大的县，而且在美国也排到第23位，同时也是美国第10个拥有百万富翁最多的县。县一级的警长，是竞选产生的公职。同时，警长一般也是地方上薪水最高的公职之一。

    詹姆斯·文森特·第泼拉一生在警方效力，勤勤恳恳，人望甚高。

    1992年当选为州议会的议员。1996年赢得特殊选举，成为米德尔塞克斯县的警长。一生可谓平步青云。但是，到了事业的终点，则被一个似乎是很小的沟坎所绊倒。

    2010年11月19日，《波士顿环球报》爆出他钻了法律的漏洞既拿工资又领退休金。事实证明，一切都是合法的：他在合法的年龄合法地申请了退休，但事后又宣布竞选连任，并顺利当选。法律上没有任何条款限制他在退休后再度竞选公职。所以，他面对记者极力为自己辩护，称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如今经济衰退，许多人失业。这么一位高薪人士，怎么好意思在拿了退休金后又去领工资？也难怪，记者走后他被良心折腾得一夜睡不着，第二天就给《波士顿环球报》打电话，称放弃连任，安心退休，不希望留下恶名。可惜，事情到此已经一发而不可收。

    有人揭露出他竞选时部下有非法募集政治献金之行为。这种指控在政治中虽然属家常便饭，但州总检察长办公室不敢怠慢，宣布介入调查。媒体自然也紧追不舍，有报道说他曾经在喝醉酒时让部下用公车接送。本来一个当地的模范人物，一下子成了“腐败警长”。

    这样的压力，显然超出他心理能够承受的范围。11月26日，他开车到缅因州一个偏远的小镇，住进一家小旅店，在房间中给了自己一枪，并用枕头捂住枪声，免得扰民。结果第二天才被旅店的服务人员发现。

    从他的“丑闻”爆出到自杀，正好一周的时间。留下的是妻子和三个女儿。他这样戏剧般的死，一下子扭转了公共舆论。媒体不再跟踪调查他的“腐败”，反而报道了许多居民回忆他一生做的好事。他的家庭也收到了潮水般的慰问信。同时，媒体还报道说警察的自杀率是各行业中最高的，提请人们注意警察履行公职的压力。不久前南方一位射杀了枪击凶手的警察还在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痛哭流涕，说自己在走投无路扣动扳机的一刹那，心里充满了绝望：天呀，我杀人了，我要进监狱了！可见，警察即使在出生入死地维护公共秩序之时，其行为也受到公众的严密监视，稍有闪失就会受到追究。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廉政指数并不高，远比不上丹麦等北欧国家。但总的来说，社会制度井然有序，政府也大体可以信任。做到这一点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公共（特别是媒体）无所不在的监督，一是地方自治。美国的地方官，都是当地民选产生。当选者是大家的邻居。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世代在当地居住。不仅是自己，就是家人子女，都时时有个面对“江东父老”的问题，故而荣誉感非常强，乃至这种荣誉会抢走一个人的性命。警长之死当然是难言的个人悲剧和家庭悲剧。但多少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廉政是怎么打造而成的。

    自杀警长烦乱的身后事

    几个月前我曾经在专栏中报道，波士顿地区米德尔塞克斯县的警长詹姆斯·文森特·第泼拉在申请退休后，又竞选连任。这样，他利用法律的漏洞，可以完全合法地同时领取12万多美元的年薪和将近10万美元的退休金。此事被媒体爆出后，他在压力下辞职，不久就羞愤交加地自杀。但是，他究竟是因为什么自杀，至今仍然是个疑团。当时爆出的退休丑闻，也带出了其他丑闻。比如，有人说他喝醉时让下属动用公车接送，又有人举报他非法进行政治募捐，甚至还有人指称他侵吞了政治献金。当时州的总检察长也宣布介入调查。

    如今，他是否侵吞政治献金还仍然是个疑点。但是，他的下属确有非法为他进行政治募捐的行为。卷入的一共有三位警官。这三人动用公共资源，到一个镇的俱乐部为詹姆斯·文森特·第泼拉竞选连任进行政治募捐，并被查出曾把募集的4000美元用信封送到詹姆斯·文森特·第泼拉的竞选总部。州伦理委员会判断，这种做法明显违背了公职人员必须回避“利益冲突”的职业规范。三位卷入的警官，一位被罚款10 000美元，另外两位分别罚款3000和2000美元。新任警长则公开表示，正在考虑给这三人什么样的处分。

    美国的地方公职，如检察长、警长等，都要经过当地老百姓选举产生。这种竞选，和总统竞选一样，需要花钱，进而要在选战前进行政治募捐，这些都是合法的。只是这种地方选举规模小得多，不像总统竞选那样挥金如土而已。记得多少年前在报纸上读到个故事：一个小伙子大学毕业想从政、竞选市议员。如何起步呢？长者告诉他：大家是看着你长大的，知道你是好孩子。你从小帮助街坊邻居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扫雪，何不现在去求求他们？于是，他一家一家地串门，大家签名联署，这家给他10块，那家出20块，这样他又获得了提名，又有了竞选基金。最后还真选上了。这么要钱，当然是合法的。但是，如果你身为警长，不是下了班开自己的车去募捐，而是让部下或利用上班时间或开着公车给自己的竞选募捐，这就是用公共资源进行不当竞争。

    这么非法募集的钱，如果用在竞选上，情节不严重的话还属于犯规。三位警官受到罚款处分，至少还能保住工作。但是，如果私吞这些钱，则事情就大了。詹姆斯·文森特·第泼拉究竟私吞没有？按说他已经自杀，再查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但是，总检察长并没有说停止调查。这次非法募捐的事情算是查明白了，罪责全在三位下属身上。伦理委员会并没有怪罪詹姆斯·文森特·第泼拉。不过，他如果活着，恐怕要吃不了兜着走。

    难道下属为你去募捐你会不知道？鬼也不会相信。

    詹姆斯·文森特·第泼拉一生政绩卓著，在当地很受爱戴。他自杀后，人们对他的愤怒一下子转成了同情，对死人手下留情，也是人心所向。但是，事关廉政大节，不管你声望多高，一旦犯了事，死后也不是想清静就可以的。詹姆斯·文森特·第泼拉的教训，对整个波士顿地区的公职人员都是个警告。

    从马拉松年龄到退休年龄

    4月18日，素有“世界第一马拉松”之称的波士顿马拉松，在50万人的助威声中一下子创造了两个“世界最快”的纪录，轰动体坛。但是，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则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在27000名正式参赛者中，60岁以上的选手占了5%。

    马拉松是最为艰苦卓绝的运动项目之一。在过去，年轻人参与是否安全都有争议，老人参加则更被视为疯狂。波士顿马拉松虽然一直大名鼎鼎，但在1991年还只有8686位正式选手参加，其中仅有164位是60岁以上的疯狂老人，占参赛选手的1.9%。今年，60岁以上的选手则有1455位，翻了八九倍。要知道，波士顿马拉松之所以著名，一大原因就是参赛有很高的及格标准，并非想参与就可以。所以，这些数字所揭示的，是业余马拉松水平的大幅度跃进：不管是马拉松的普及速度，还是老年参赛者的增加速度，都比马拉松的世界最好成绩增长得要快得多。这种发展的影响已经远远不限于体育，而会塑造未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与社会。

    《经济学人》4月9日刚刚刊登了封面故事分析：自1971年以来，发达国家65岁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增长了四五岁，有人预测到2050年还要增长3岁。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从1970年的65岁降低到现在的63岁。这意味着人们工作的年头越来越短，享受退休的时间越来越长。再加上这些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就造成了被扶养的退休人口比例过高。也正是如此，各国纷纷制定提高退休年龄的目标。美国的目标是67岁，英国是68岁。《经济学人》则声称，退休年龄非提高到70岁才能化解老龄化危机。问题是，人体很难对抗自然规律。怎么能把六十多岁的人当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使？难怪企业界忧心忡忡：一是担心老人体力不支，二是担心老人的心态随着身体老化，丧失了创新锐气，甚至难以适应新鲜事物。

    不过，《经济学人》并没有分析当今如火如荼的马拉松现象。年近50的我虽然刚刚参与这项运动，甚至还没有完成过一次马拉松，但是，在几次地方公路越野长跑比赛中，我几乎从来没有被20岁以下的小伙子击败，却频频败在五六十岁的老将手下。我可以在40分钟内跑完万米。这恐怕和国内职业足球运动员的体能不相上下。但最近两次比赛，赛程分别为15公里和10公里，我眼睁睁地看到一位62岁的老人把我击败。就是百里挑一的18岁小伙子，在这种比赛中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你还好意思说他无法胜任年轻人的工作吗？

    体能仅仅是一端，60岁以上还跑马拉松，需要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儿。这样的人精神上非常年轻，充满了创新精神，在锐气上不让年轻一代。最近美国一个基金会的调查显示，自1996年以来，55~64岁年龄段的人比20~34岁年龄段的人创造了更多的新企业。人老身不老，心也不老。同时，他们又比年轻人有着更多的经验。他们成为常青树，将可能帮助化解西方的老龄化危机。

    在这次波士顿马拉松前，我在参加一场32公里的比赛中膝关节受伤，跑去看我的医生。医生61岁，在我比赛那天，自己正好完成了35公里的训练。他已经获得了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资格，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呢。他查看了我的伤情，询问了我的训练情况，然后拍拍我的肩：

    “年轻人，

    你的训练量还不足以承受如此之长的比赛呀！”这就是一个快到退休年龄的人对我的教育。他这样的人，在我的邻居中并不算罕见。

    波士顿马拉松告诉我们：人类的年龄观念正在发生革命。人生七十古来稀已经是老皇历了。许多70岁的人还不肯承认自己是老人，而且不断用行动证明这一点。因此，我们这代50岁的人，应该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再干几十年来改变世界。

    老龄化中的马拉松革命

    最近，美国有一条恐怕让东亚社会很难理解的大新闻。2011年4月举行的波士顿马拉松赛，在2010年10月18日开始报名登记，结果8小时之内就报满。一时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乃至各大电视新闻网等主流媒体都纷纷报道。当地的《波士顿环球报》甚至还为此发表社论。波士顿马拉松几乎成为媒体中的一个小龙卷风。

    对于许多马拉松爱好者来说，这确实是令人震惊的新闻。波士顿马拉松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马拉松，当然令人向往。但是，波士顿马拉松和其他马拉松不同，不仅有准入门槛，而且门槛很高。比如，男子18~34岁这一组，必须在某一得到承认的马拉松赛中跑进3小时10分的成绩，才有资格报名。为此，你不仅要为波士顿马拉松本身准备，还必须提前准备及格赛。另外，参赛的价码高达130美元。想想如今正在经济衰退的低谷，有多少人会为跑一次步烧这么多钱？更不用说，参赛人数的上限为26800人，哪里找这么多能跑如此之快、又有钱花的人？所以，8小时报满确实是个奇迹。同时也令许多马拉松爱好者愤怒。如前所述，仅仅为了跑进及格线，许多人要进行长年累月的训练。几个重要的及格赛，比如纽约马拉松，都在10月18日以后。许多人及格赛还没有跑，就因波士顿马拉松报满而被排除在外，多年的梦想和努力前功尽弃。这也怪不得，消息一出，各报纸都发表了读者的抗议来信。

    如果这一事件的价值仅仅在此，则最多不过是个地方体育消息。但是，其背后的意义要深远得多。波士顿马拉松报名事件，不过是反映了马拉松在美国乃至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流行。每年参加马拉松的美国人，已经达到50万以上。更惊人的是，这些人中有将近一半在40岁以上。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老龄化程度最轻的。但即使如此，在2004年，65岁的美国人口就已达到了3500万，202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6200万。谁来养活这么多的老人？这是个令人恐慌的问题。于是，提高退休年龄、让老人继续工作，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但是，这种人为设计的政策，怎么能够斗得过自然规律？老人退休乃生理进程的自然结果，即健康和工作能力衰退，在大部分工作岗位上都很难胜任。你到时候不让人家退休，人家在岗位上干不动，创造不出生产力来，还不是同样拖累经济？

    马拉松热正是在这方面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马拉松早已经悄悄地改变了老人的概念。我作为中年长跑爱好者，有着切身体会。我十多年前在纽黑文当学生时参加过几次10公里以下的公路赛。如今眼看年过半百，又恢复训练。刚刚恢复训练时还不具备跑马拉松的实力，于是希望参加半程马拉松。结果，搜索了半天，附近的比赛全部报满。甚至在邻州新罕布什尔也找不到位置。看来并不是波士顿马拉松一家暴热。万般无奈，就参加了几个短距离的地方比赛。这又使我震惊了一次。比如，第一次是本镇5公里的小比赛，我是第9个冲过终点。比赛设20岁以下、20~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60~69岁、70以上等年龄组。每个年龄组前三名都有奖。我自以为肯定拿奖了。毕竟按自然规律，前面年轻的三个年龄组理当高手更多。结果是目瞪口呆：我的成绩在任何年轻的年龄组中都是第二，但在40~49岁这组里，仅排第五！更不用说，一位53岁的老先生以压倒优势把我击败。在另一次15公里的森林山路赛，一路险象环生，我半途甚至滚下山坡。但是，我最终击败了许多20多岁的选手，却眼巴巴地看着前面61岁的老将越跑越快，最终不见了身影。如果你16岁，在高中体育课上长跑突出，于是想到美国的地方比赛上露两手，那么当你站在起跑线上时，就会发现几位头发花白的人当仁不让地站在第一排。也许你心里会想：“这些老头儿想干吗？别挡着我的道儿。”我劝你且慢下结论，出发5分钟后，你多半就知道自己根本不配和人家竞争。换句话说，在这种比赛中，如果一个16岁的和60岁的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你要赌输赢的话恐怕还是应该往后者身上下赌注。

    这番奇异的景象，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应老龄化的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首先，这些国家正在迅速向高技术的知识经济转型，白领职位越来越多。这样的职位更多地依靠知识和经验，而不像制造业中那样依赖体能，比较能够容忍老龄职工。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白领老人不仅健康状况良好，而且在心态上非常年轻，争强好胜，敢冒险，喜欢竞争，对新挑战毫不畏惧。这都是知识经济中最需要的素质。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美国人的平均年龄在发达国家中垫底。肥胖症等富贵病严重威胁着国民的健康。但是，在最有创造力的高科技知识阶层中，则是另外一种景象。比如，像马拉松、长距离自行车、铁人三项等极端体育，在硅谷中特别流行。道理在于，硅谷被认为是年轻高科技天才的领地，年过40要还在这里待下去，就得拿出几手来证明自己还没有老。这种文化压力或鼓励，在四五十岁的中高产中非常大。而恰恰也正是这个所谓“创造阶层”，其运动口味从传统的橄榄球、篮球、棒球等“观赏体育”转向以亲身参与为主的“终身体育”。马拉松等，成为他们自我完善、自强不息的骄傲标志。这也使“创造阶层”在60岁后仍然保持着惊人的活力，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种西方“创造阶层”的老龄文化，对同样面临着老龄化挑战的东亚社会提供了可贵的启示。在大部分东亚社会，从韩国、日本，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老龄化的势头比美国要凶猛得多。甚至中国内地的人口也马上变得比美国人还老。东亚社会怎么利用老一代“创造阶层”的经验和智慧，维持在高科技知识经济上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代人的健康状况和心态。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参加的这些比赛中，还没有发现一个亚洲人跑在我前面。也难怪，当我和大陆的亲友提及我的这些运动经验时，大家都警告：年纪大了，这样太极端了！可是你再看看那些击败我的五六十岁的美国人，他们要极端得多。同时，他们的生活也是过去的老年人所难以想象的。时代在变，医疗技术和生活质量在变，人的生理年龄和心态，也都应该跟上这些变化。应该说，东亚社会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了。

    谁为我的马拉松买单？

    我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平生第一次马拉松比赛。一次训练以98分钟跑完22.5公里，感觉不错。但几天后，发现大腿内侧一块肌肉拉伤。这本是很小的伤，乃至我都分不清究竟那是酸还是痛，估计停止训练一两个月就会好的。但是，因为马拉松比赛临近，我急不可待地想早点恢复训练，就找到医生。医生则把我送到理疗师那里。想不到这点小小的经验，竟触动了美国医疗体制的核心问题。

    理疗师是位年轻漂亮友好热情的女士。我向她说明来意：“这点伤对我生活毫无影响，按说不该来。不过，马拉松只有一个月了，我希望理疗能帮我早点恢复训练。”这么讲，首先是想精确地描述伤情，配合治疗，二是觉得为这么点小事跑医院有点不好意思。记得十几年前因膝盖有点小问题总去理疗。一次候诊时，一位病人拄着双拐吃力地在我身边坐下。大家没事聊天，他问我怎么了。我说右膝盖每跑到15公里时就有点痛，这时他脸上闪过一丝怪怪的表情。我突然意识到，他也许会想：健康人跑15公里腿能不痛吗？你没事找事来看病，敢情自己不花钱呀。所以，自那以后，我就不好意思去理疗诊所了。跑步竟也由此阴差阳错地停了十几年。

    这次本想开门见山把一切交代清楚，在心理上如释重负。但理疗师照着个表格依然不停地问：“这影响你的工作吗？”“影响日常生活吗？”我一连串地答“不”，心里好奇怪：不是都告诉你了吗？怎么还要让我重复？此时她突然转了话题：“也许你没有意识到，如果这伤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保险公司就可能不批准支付理疗费用。以后的理疗，我们要先问保险公司。”

    我恍然大悟：她本是照章办事，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审查我接受理疗的资格。可惜，我一连串的“不”让她为难。这次诊断是医生让我来的，保险公司当然要支付费用。但如发现腿伤无大碍，就没有继续治疗的理由了。我不来，她的工作也就少了。所以她会停下来“启发”我。不过，事到如今，大家无法公然撒谎，只能一起抱怨起保险公司来。我半开玩笑地对她说：“我的学校为我在这家公司买了7年的保险。我现在50了，很少去医院。这全在于严格的训练。如果不这么训练，身体差了反而更要去医院了。这样吧，你去和保险公司说：这位病人要么需要一次心脏手术，要么需要一次肌肉理疗，支付哪个账单都可以，但不能两者都不支付。”

    话虽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有些惭愧：如果大家都像我这么看病，保险公司确实要支付没完没了的账单，最终不得不提高保险费用，闹得保险越来越买不起。所以，到前台预约下一次的理疗时，我又半开玩笑地道歉：“国家负债如山，我还这么理疗，我觉得是我让这个国家破产的。”此话让在场的人哈哈大笑。不过，那位理疗师安慰我：“别担心，以我的经验，保险公司大概还会批准你几次理疗的。”

    享受什么规格的医疗，当然和学校给我买了什么保险直接相关。一切按照市场规则运行。但是，一旦要全民医保，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针锋相对。民主党把保险公司妖魔化，曾制作了一个电视广告：某医生正在聚精会神地给病人诊断，秘书冷峻的声音突然传过来：“某某医生，保险公司的人要找你谈话！”言下之意：保险公司认钱不认人，为了节省费用不让医生给病人看病。

    我这次经验似乎生动地展示了这种妖魔化的荒谬：病人当然希望小事大事都能不花钱看病。医生在这一点上和病人利益完全一致。看病的人越多，他们生意越好。如果保险公司完全不管，一切让医生和病人自己决定，我就会没完没了地来理疗。所以共和党人称：全民医保反市场，鼓励大家没事就往医院跑，抬高了医疗费用，最后会把国家搞破产。

    但再往深想，也不尽然。我有保险，每次看病除交15美元外不用自己买单。但是，我真会没事就往医院跑吗？事实上，我的例行体检已经跳过几年没有做了。这种体检比理疗可要贵几倍。为什么？因为要维持我的高强度训练水平，身体一点问题都不能有。我能这么训练，就自信不需要经常体检，结果给保险公司省下许多钱。十几年前那个跑15公里就痛的膝伤，因不好意思而中断理疗，导致干脆放弃跑步，直到去年才恢复。那时我30多岁，身体也许受的影响不大。现在50岁了，如因缺少几次及时的理疗而放弃一段时间的跑步，对健康的影响如何？是否会导致保险公司支付更高的账单？所以，民主党会不停地讲：没有医保，许多人小病不看酿成大病，等进了急救室，医疗成本反而更高。事实上，欧洲、日本等有全民医保的福利国家，总体医疗费用比美国低得多。

    健康究竟属于一种公共资源，还是个人资产？国家该不该包起来？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两党相持不下，使医改成为政治上的火药桶。即使是私营保险公司，其政策也不无矛盾之处。比如，保险公司都喜欢给去健身房的持保人一笔回款，鼓励大家锻炼；但在锻炼的小伤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时，又不愿意为其治疗买单。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我个人也无定见。但相信：一个社会用公共投资鼓励人们保持健康乐观的生活方式，也许最终会“吃小亏占大便宜”。最后还要补充一句，我第三次看理疗师时，发现她不再提保险的事情。于是问是怎么回事。她回答，保险公司充分满足你的治疗要求。大概保险公司研究了我的病史，并得出结论：赶紧让这位恢复跑步。这是个在保险公司权限内的市场决定。但似乎和我有些君子所见略同了。

    西方在打造敬老文明

    敬老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是，“没大没小”的西方，也开始打造敬老文化。《经济学人》2011年4月9日—15日的封面故事和分析就提及，澳大利亚的Westpac银行，把老员工称为“圣人”，请他们把银行未成文的知识进行编纂而典章化，颇有些立法者的味道。美国航空与军工巨头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把退休员工重新雇用，让他们当新雇员的导师。化工巨头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Carbide），则把退休的经理请回来，指导年轻的经理。这些并非偶然的孤例，而是预示着西方社会对老人的贡献越来越珍重。

    当然，这并非仅仅是企业文化态度的转变，而是社会发展之必须。西方国家急剧的老龄化，致使整个社会不得不重新修正对老人的态度。预计到2050年，平均支持一个退休人员的劳动人口数目普遍降低，美国为2.6人，法国、德国、意大利则分别为1.9人、1.6人、1.5人。再加上还有孩子要养，发达国家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自然进入了养老危机。

    有人估计，仅美国退休金的赤字，就可能达3万亿美元！

    《经济学人》则指出，发达国家经济日益白领化，不需要体力的案头工作很多。比如美国46%的工作基本没有体力要求。这就给老人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华尔街日报》几年前就报道，日本甚至为干体力活的老人设计了特别工具，减少体力负担。美国的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Foundation）基金会的调查则显示，自1996年以来，55~64岁年龄段的人比20~34岁年龄段的人创造了更多的新企业，说明老人的创意依然锐利。另外，老年员工的缺勤率明显比年轻员工要低。老年人更有经验，心理更成熟，是公司的宝贵财富。

    当然，为了老有所用，传统的生理极限必须突破。战后席卷西方的健身文化，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显赫的成果。2011年3月《华尔街日报》报道了最近美国一项对534家企业的调查：五分之一的企业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健身措施。经济危机逼着企业处处削减。但健身设施是几个没有削减的项目之一。我一位朋友几年前到一家大高科技公司就职，拿着十万美元的起薪，居然在上班时间和老员工们能打两个小时的网球！《华尔街日报》2009年甚至还有篇报道说，随着经济衰退，美国人的马拉松成绩反而提高了。因为有些锻炼成瘾的人，失业后训练时间更多了。到了2011年，波士顿马拉松参赛者，竟有5%在60岁以上！我那位到高科技公司就职的朋友，虽然缺乏运动基础，却跟着同事到处跑马拉松。她告诉我，带头的就是几位五六十岁的长老。

    中国20世纪80年代有着大量过剩的年轻人口。那时大力推行“年轻化”，使老人给下一代人让出机会，也是情势所逼。但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将面临着和西方国家类似的老龄化问题。硕大的老龄人口全依靠年轻人扶养是不现实的。这就不得不要求力所能及的老人自己扶养自己。要做到这一点，至少要求三个条件，而且都需要长期准备：第一，经济迅速向白领转型。白领工作越多，老人的机会越多。第二，纠正社会对老人的偏见。老人不仅仅是供养的对象，也是宝贵的劳动力，对他们的能力要有充分的尊重。第三，对现有的中青年职工，要好好保养。一是加强技术培训，提高文化水平，使之年老以后能够从事知识性较强的案头工作；二是对他们的健康负起更多的责任，使他们六七十岁仍然保持着良好的身体状态。美国的医疗制度，特别鼓励企业的健康投资。比如，企业的工作场所设有健身设施、职工加入健身俱乐部，企业购买医疗保险的费用就会降低，职工本人还能从保险公司拿到奖金。在中国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机制，也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干部到美国挂职应先读预科

    据11月23日《北京晨报》报道，北京市东城区公布20年人才发展战略规划，要分期分批选送优秀人才到发达国家政府部门挂职。过去东城干部国外挂职的主要目的地是韩国，今后打算增加去美国挂职锻炼的机会。东城区每年为人才“投资”将不少于5000万元。

    我在出国之前，一直是东城居民，大概从10岁住到33岁，唯一的例外是在北大读书的4年时间，不过即使是那时至少也隔周回家。东城区就是我的老家，我希望东城区能现代化。同时，我现在在波士顿市中心的大学教书，同事经常开玩笑说，麻省的“国会山”就在我们校园里。如今东城要派干部前来挂职，我自然兴奋异常，希望尽地主之谊。

    可惜，再转念一想，就有些不对了。挂职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特别是政府管理的政治经验？这是一个进步。为此努力学习，乃至不惜工本，也比把钱花在公车、小蜜上好。那么，为什么要挂职去学？那一定是要学一些待在家里通过书本学不到的东西，到美国有些现场的体验。我们在美国读书，人家就特别讲究这个：光学习不行，还要实习，有些真实的经验。所以，这样一二三把理由一摆，我当然应该支持家乡派干部到波士顿来了。

    不过且慢，出来挂职，专业实习，总要先学点专业再实习才对头。来美国进行政治实习之前，应该把从书本上能学的先学了，然后再出来体会，才算有效率。换句话说，干部留美，总得先在国内读个预科才对，至少把英语关过了，把美国政治的基本原则学了。要知道，到美国当地方干部，可不比清朝时当个县太爷。那时的县太爷，读了四书五经，大概算懂得类似几个坚持之类的大道理，于是就上任了。到了任上，连当地的话也不会说，账也不会算，司法技术一无所知，全仰仗着雇用来的幕友衙役来经营。美国则完全是另外的规矩。人家重视地方自治。不用说没有派大学生当村干部这么一说，就是个大城市，外面的人也别想进来，是本地人自己治理。中国的干部来挂职？哈哈，一厢情愿吧？人家会给你什么职？就是奥巴马想去纽约挂职也不行。当然这不是全无可能。看看人家希拉里，当年想到纽约挂职，先要在当地买房子安顿下来，成了纳税人，然后一家一家拜票：我是您的邻居呀，我热爱这个故乡呀！最后当了参议员。

    至于东城干部嘛，去挂职前先把美国这些规矩好好学透，省得过去找不到北。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美国的地方干部靠什么吃饭。这点不搞清楚，去了也要饿死。比如，东城培养干部每年要花5000万元。这钱是谁给的？在美国的地方干部都知道，这要东城的老百姓投票批准。老百姓不批，钱就没有。你还拿什么经费去挂职？再说，如今的公务员考试，恨不得比我当年考北大还难。这么挑人才，还用培养干部吗？你看看美国的干部，谁用岗位培训？美国的干部在竞争职位时，为了攻击对手没有经验，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这么重要的位置，不能交给一个还需要岗位培训的人。一句话，你有本事就干，没有本事就靠边站，反正有这个本事的人有的是，纳税人没有钱和时间对你进行岗位培训，你最好也别来误事。这么一说，我劝东城的干部还是不要到美国来了。在美国当干部太难了，而且钱特别少。我们的干部如果来这里挂职，回去谁还想再当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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