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叶红于二月花

    天津市原副市长叶迪生业已退下好几年，但这位国家级电子专家、中国半导体协会副会长，不仅仍以拳拳之心深切关怀天津市的发展，而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国内外电子信息产业的潮起潮落、发展变化，给与密切关注。在他的组织推动下，近年来天津市的电子信息业在全国同行业中，平均利润率居第一位。

    笔者最近就他退休后对电子工业的关切访问他时，发现他还善打乒乓球。进攻型，竖拍猛抽，有点随他的性格。他还喜书法、画画、作诗、参与点科研。他的书法宗柳公权，丹青擅花鸟，特爱画苍鹰。他退下来这几年，犹如开足马力的火车，“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思维依然运转不已。他受聘在市府和开发区担任高级顾问，经常激扬文字、结晶为诗。

    本是平民却做官，忍闻百姓尚艰难。

    男儿肝胆为家国，报答神州莫等闲。

    这是他于1992年写的“副市长上任自勉”。天津市文联编辑出版了一本《叶迪生诗词书法集》，在他历年所作165首诗词、联语的结集中，有情系家国的慷慨悲歌，有筚路蓝缕的创业抒怀；有对乡情、亲情、友情缠绵悱恻的眷恋，有海外游历时有感而发的吟咏。这位爱国敬业的归侨市长、电子专家，其饱经沧桑的一生，颇具点儿传奇性……

    家学渊博和直言无忌

    叶迪生家学渊博。他是广东梅县客家人，老父是一位文学修养很深的华侨教育家，多年在南非办学。他幼年受家庭熏陶，深深热爱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以及莎士比亚、歌德、拜伦、普希金……也由衷景仰亚里斯多德、祖冲之、毕升、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他从小就浅吟低唱、喜欢赋诗，但归国求学在大学选科时，他们兄妹五人分别考入数、理、化、工、医。他们深深认同老父这一见解：“如今国家就像吃饭一样，理工如干粮，文科如菜肴。现在首先要解饱！”在这一思路支配下，他不仅循着爱迪生的名字起名为叶迪生，而且1956年进入南开大学理工科。尽管如此，老叶在课余仍酷爱文学，常在家书来往中和海外的老父唱和，并接受老人家在诗韵格律上的指导，这使他的诗作打磨出相当的功力。

    热爱文学使他富于同情心，埋头理工又使他事事爱较真，再加上他为人赤诚直率，在1957年夏那个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的日子里，他直言不讳发言说“出国留学不应该只看家庭出身、看政治面目”；并对一位海外归来、学养深厚的教授被整得精神失常一事痛陈谏言，结果难逃一劫，处分是戴帽留校监督改造。那时他才上大一，刚刚19岁，到毕业才摘帽，但直至“文革”时仍受着折磨。他长期在重压下体味着人生的艰难，但尽管处境屈辱，无论在校还是毕业后分到第四半导体器件厂，他暗自发誓“要学得最好、干得最好”，来保卫内心永不屈膝的尊严。同时，从车间工人和底层平民那里汲取的温暖，使他深深埋下对弱势群体的钟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云开雾散，他精神焕发。在工厂里，他带领伙伴们研发了50多种优秀产品，使一个300人的小厂在20世纪80年代初创出年获利500多万元的佳绩。此后，他被任命为15个厂家联组集团的总工程师，以多项突出业绩被评为天津市特等劳模、电子工业部科技标兵、全国十位优秀归侨代表之一，成为当时有数的国家级专家，1981年入了党。1987年7月10日，他接到中共中央一封红面烫金的请柬，请他携夫人于7月18日至31日到北戴河休假座谈。当时全国有14位专家享受邓小平亲自接见这一殊荣。此前，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请他出马，到刚刚兴建的天津开发区去“办共产党的洋务”。这之后，他一手操办的重头戏就是……

    结缘摩托罗拉

    在叶迪生任天津开发区负责人八年艰辛创业的征战中，凸显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兼攻文学和科学，使自己既有“科技脑”，又有“人文心”，脚踏实地又有丰富想象力的素质。

    人们常说，开发区最初是一片盐滩。其实只有老叶这帮“老开发”知道，那盐碱滩上不是盐水，而是高浓度的卤水，掉下去会将双腿腐蚀溃烂。那时没有路，下工地得小心翼翼沿着半米宽的盐田小径走到北塘出口。然后，把盐田间的盐水排掉，捶田，用新土垫地。冬天抢修进场路，开春冰冻融化，路下沉了还得重新铺整。他赋诗自励：“思危兴大业，励志出良才。千古昌明事，都从苦斗来。”在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也拒绝单纯搞钱的路子，而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工业为主、以外资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大胆去探索一条与国际接轨的捷径。当时，与摩托罗拉的多次谈判，最能显示出叶迪生的眼光和执著。摩托罗拉是世界上影响很大的跨国公司，叶迪生早在上学时就闻其名。他受命去和摩托罗拉接触，一见面就很谈得来。在广为选择后，摩托罗拉已倾向在天津独资建厂。当时，国家政策还未开放独资批地，但叶迪生坚信这一政策定能实现。他告诉摩托罗拉：不用交订金，这地肯定能等你们来用。这一艰苦谈判进行了四年。到1992年他一听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便立即告诉美方独资批地已经启动。决策后，优惠给予土地每平方米150元，当时一般每平方米要200元。这个决策吸引和感动了摩托罗拉，断然决定投资天津开发区1.2亿美元，后来增资为19亿美元，迄今已在津投资达30亿美元，成为震动全国的最大独资企业。事后人们一算账：土地总共优惠了三四百万元，但摩托罗拉每年要交税10多亿元，到目前已交了七八十亿元。摩托罗拉每年除去外销世界各地，还以4000多万台手机占领国内市场25%，其高科技更带动了中国1000多家配套企业和整个IT产业，有利于优化我们的民族工业。作为天津市政府与摩托罗拉合作委员会高级顾问的叶迪生，迄今仍为之穿针引线、推波助澜。

    在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天津经济上，老叶有许多出奇制胜的“鼓与呼”。他说：“天津没有广东、厦门那样的地理优势，但有大工业、有北方大港，要实行远洋战略。”“要摆脱臃肿包袱，建立一支工贸新军，打造变土为洋的商品，到国际市场上去拼搏。”“要打开大门，更大规模地吸收外资。”当年在开发区他的办公桌左面总是贴着天津、上海、大连、广州开发区的对照表，他每天都要问：今天的税收多少，有什么项目开工？为了占领高地，他和战友们殚精竭虑，全力以赴。终于到1994年，天津开发区的业绩，从长期位列全国第三一跃评为全国第一。至今开发区的人们，深感老叶是一个有大思路的推进型人才。人们也常常想起他那些文学味十足的语言：“跨国公司就是‘巨人效应’，就是老虎，我们要使开发区虎狼成群！”“我们要像猎人一样，盯住它、扑上去、抢过来！”

    余热熊熊抓电子

    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从副市长岗位退下后，担任市政府顾问和开发区高级顾问，继续目光四射、广为交结。前些年，他深感天津在IC产业方面落后于上海、北京，在他倡导下分别和摩托罗拉、南开大学以及一些“海归派”组建了两个研发小组，专攻国际IT尖端产品。他还是那句话：“要搞，就搞最好的！”在他的具体关注下，世界500强中的电子业巨人如摩托罗拉、IBM、飞思卡尔、西门子、韩国三星、ACS大型软件公司、现代电子、LG、日本松下、三洋、罗姆电子、住友、电装、台湾英业达、光宝、鸿海等跨国企业，均扎根在天津开发区，并使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如今，天津已被外界称为“中国手机之都”，中国手机的20%来自天津，天津成了移动通讯、液晶显示、汽车电子、电子元器件、数码相机和微波炉等重要产品的基地，被国家确定为9个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之一。最近国家批准的全国31个电子信息产业园，有4个在天津市，其中3个在天津开发区，成为全国IT业产业园最多的地区。2004年度天津开发区集成电路一家企业销售额约为10亿美元，是全国同类产品中销售额最大的工厂；汽车电子销售额约为60亿元，占全国12%左右。人们看到，一个高水平的核心技术，会使一个拳头产品诞生，并可带动一片配套产业的建立。市场上同样价格的手机，天津产品的利润可能三倍于外地产品。核心技术领先，一切都可领先。以飞思卡尔MCU微控制器为例，当国内刚刚引进8位控制器时，他们已以32位高端产品跟踪世界前沿，在商战中占领制高点。

    在这些实践中，天津的主要心得是什么呢？叶迪生说：首先，“与巨人同行”，是天津引进工作中的真谛。天津市政府与摩托罗拉成立了合作委员会，认真切实地帮助企业解决合作经营中的一切问题，特别是积极支持跨国公司在研发上下功夫。其次，与巨人同行，就要采取措施同频共振，“与狼同舞”。天津开发区在政策上规定，凡区内生产型企业若在区内建研发中心，研发费用的一半可从该生产性企业的财政收入留成中给与补贴。例如，飞思卡尔和天津开发区成立了强芯半导体设计公司，派出 40多名工程师到美国总部参加高端产品设计培训，约需600万美元，开发区就补助了300万美元。这些工程师回国后，成功设计出SOC多媒体系统90纳米芯片和其他高端产品，现该公司每年纯设计费用收入即达400多万美元。再次，在体制上鼓励具有真才实学而又能开拓市场的“海归派”科技人员到区内创业。南开大学强芯芯片设计公司，对三位从日本归来的专家给与高薪待遇和15%科技股。他们积极发挥作用，设计出两款90纳米多媒体系统芯片和其他高端产品，每个芯片约达1500万-2000万门电路，年利润率在20%以上，日本东芝公司对此惊赞不已。对此，叶迪生一言以蔽之：“在对外开放中与巨人同舞，尽一切可能帮助对方，也尽一切可能提高企业自己的核心技术，最终也能产生自己的产业巨人！”

    不过，环顾全局，叶迪生也清醒地看到，中国目前只是IT业的大国，但还远远不是IT业的强国。他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必须大力鼓励国内企业尽快获得自主创新核心技术的能力；在认真保护中外企业知识产权的同时，也要反对市场垄断；企业本身在开拓新兴市场上，一不要紧跟外国行业进行炒作，二不要千军万马奔向同一领域自相残杀。尤为重要的是，国内IC设计产业与中国整机制造企业要进行密切合作，尽快结束整个IT产业建立在进口芯片的基础上的生存发展状态。他呼吁，国家对此应高瞻远瞩给与支持，只有核心技术资金的投入，人才培养的落实，体制、机制与风险资金的支持，从而建立起强大的IC设计业、制造业和软件产业，中国才称得起是IT产业的强国。

    笔者访问叶迪生，是在天津外办专门为他设的一间办公室里，屋中堆满了集成电路的各种资料。打开他的《叶迪生诗词书法集》，同样也十分热爱文学的天津市委宣传部长萧怀远在序言中写道：“诗言志。迪生同志的诗作，抒发了他热爱祖国、心系人民、开拓进取和艰苦创业的感情与志向。‘男儿肝胆为家国，报答神州莫等闲’表创业之志；‘长芦今听春潮闹，沽野曾经苦雨摧’言创业之艰；‘渤海波声震万方，云龙际会啸苍茫’扬创业之威；‘明珠璀璨生奇异，大业煌然占上游’记创业之绩。循序读来，令人有开发区史诗之感。使人感到情真意切，诗意盎然。”尤为感人者，叶迪生并不是只在诗歌中歌颂高洁。他在洁身自好方面尤其说到做到。他不仅常向干部队伍推心置腹提倡廉洁从政，而且在其大力领导的电子事业中不取分文。“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纵观叶迪生热爱祖国、钟情电子的人生征程，和他退休后动静结合的自我调适，不也像一首起伏跌宕、壮丽感人的诗篇吗？

    耀邦同志大步走过来

    在胡耀邦诞辰90周年前夕，叶迪生怀着浓浓的深情，和我谈到他对这位杰出政治家的深切怀念。23年前，耀邦同志和当时还在第四半导体器件厂工作的他一次亲切晤谈，那一言一笑使他永世难忘。

    那是1982年5月1日上午，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同志来天津，和各条战线的170多位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欢聚一堂，共度五一佳节。在这前一天，当选为天津市特等劳模的叶迪生正到北京去开会，而且第二天就要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大家正兴奋之际，晚上突然通知他，有急事，转天要赶回天津。他大为不解，又有些失落。翌日凌晨车径直开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并叫他直接到一楼贵宾室。一抬头，就见耀邦同志坐在那里。市总工会主席许明才一介绍，耀邦立即起身大步迎过来，双手紧紧握着他的手笑着说：“你就是叶迪生？好。美国有个爱迪生，我们有个叶迪生！”又说，“过去你受了很大委屈。但是你很坚强，你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刻叶迪生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耀邦的话使他胸中涌起一股热流，瞬间眼里几乎噙满泪水。而后到礼堂开会，全屋济济一堂，却让叶迪生第一个发言。他谈到当年错划右派改正后，谢绝亲属安排出国的机会，坚持留厂奋斗，几年来在半导体技术产品上自主创新，为厂里每年创利润500多万元，担任了厂副总工程师。耀邦同志几次插话，问及他家庭和工资情况。听说他弟兄都在外国，点了点头；又听说他的工资在连升两级后，现在是78元，耀邦同志说：“凭叶迪生这样的贡献，工资就是涨十倍也不算多。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还要艰苦奋斗啊。”随后市劳模骆玉笙、张士珍等也先后发言，耀邦同志谈笑风生，他祝骆玉笙长寿100岁；当张士珍谈到在“四人帮”时期曾犯过错误的全国劳模李素文现在有了进步时，耀邦大声说：“工人阶级就是要改造社会、改造人，对犯过错误的要帮助，有了进步要欢迎！”

    笔者那时作为《人民日报》驻津记者，当场就有关情况写了一篇报道，经跟耀邦随行的郑必坚同志审稿发出后，第二天就刊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地位。此刻，有一个人在九龙过摆渡去香港时买了一张《人民日报》，一眼就看到这条新闻，他高兴得几乎叫出来：“啊，老四真不简单！”这个人就是叶迪生的二哥叶竞生。说来，这一声惊呼，浓缩着一个华侨家庭与祖国大陆、与亲人多少的曲曲折折、悲欢离合！

    罗湖桥头的热泪

    叶迪生的父亲早年出国侨居南非创办教育事业。抗日战争刚一胜利，这位年方16岁一直向往祖国的叶竞生，立即启程回国，考入广东中山大学电机系。1951年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参加建设，领导上告诉他，现在国家急需培养人才，你先到技术专科学校当教师吧。他干得很起劲。但20世纪50年代，“左”的运动连连，那波谲云诡的风云变幻，岂是一个热情坦率的华侨青年能适应得了的？1957年和他四弟、在南开大学上学、素好直言的叶迪生同命运，均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右派。最使叶竞生伤心的是，自己满腔热情回来报效祖国，运动里却莫名其妙地被反复追问：你在外边非要回来，是何居心？干了些什么勾当？这之后，头顶“右帽”、俄文英文俱佳、学有专长的叶竞生灰头土脸，直至打倒“四人帮”，出国有所松动，兼之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开，局势尚不明朗，大哥在南非又给他找到了身份档案，于是在1977年出国潮里，他就以南非归侨的名义拜别祖国了。但几十年来喜忧交加的日日夜夜，使他临行时心头千回万转，来天津和叶迪生彻夜长谈。走后，叶竞生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读者来信，痛述衷情：30多年前自己本是钟情祖国的一个热血少年，没想到回来后遭遇坎坷，现已年近50，再不走，这一辈子也就难有作为了。但他写道：“我在罗湖桥头慢慢走往香港时，我不禁一步一回头，我是难以割舍，泪流满面啊！”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人民日报》不仅刊出了这封来信，而且加了一段语重心长的编者按：这样一位热爱祖国的有为青年，为何回国竟遭受这些磨难和不幸？这都是极“左”路线造成的！后来有朋友告诉他们，这些话乃是耀邦同志亲自加的。

    叶迪生在南开大学毕业分配工作之后，虽然戴着“右帽”，但第四半导体器件厂上上下下，重视他的诚恳为人、埋头苦干和业务能力，给了他很多温暖。在那个艰难时期，无论谁给一些理解和善意，都令他点点滴滴记心头。他在厂里结了婚，工作业绩突出。1976年7月大地震时，房倒屋塌，大墙砸扁了他的床，幸亏他夫妇早一步抱着孩子逃出，厂里想办法暂时把他安排到单身宿舍。此刻，有两种声音进入他耳朵里……

    分道扬镳和殊途同归

    叶迪生凝神倾听了令人无限兴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无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科学的春天”，也包括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都使他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处境在升温，为国效劳的信心大增。另一种声音，则是来自侨居国外的弟兄们，他们一再动员他出国。当时伯仲五人只有他留在国内了，后来大哥专程回国到天津苦苦说服他。他至为感谢亲人的拳拳之心，但他舍不得厂里那沉甸甸的信任，那浓浓的人情味！尤其觉得现在祖国云开雾散一片光明，正是大有可为之时，他还是要坚决留下。大哥拍着桌子急了，报告在广州养病的老父：“老四不听话！”已然病重的老父亲，在弥留时说了一句话：“你们兄弟都到美国不好，听老四自己的，留个根在中国吧！”与此同时，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淮三到厂里来看望他。1978年当选特等劳模后他在北戴河又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之后，他在天津开发区主任、天津副市长等岗位上勤奋廉洁、思路超前，在许多新事、难事、急事面前，运筹帷幄、攻坚克难，在创建全国一流开发区和拓展天津外经外贸局面上，多有建树，并当选为全国侨联副主席。他在北京几次遇到耀邦的儿子、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俩人相谈甚欢，使他更加了解了耀邦同志的思想境界。他无数次想到，倘若没有耀邦同志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坚决顶住“两个凡是”的压力，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怎么会有自己的今天？为此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奉献祖国的意志。叶迪生的许多动人事迹，经媒体向国内外报道后，令在美国、南非、香港等地的诸兄弟惊喜不已。当年与他分别时曾留话：“你不走，过十年再看！”的大哥，更不止一次从国外来电话赞扬他：“你留下来，很有眼光。现在国家爱惜人才，你也很有出息，你做对了！”二哥叶竞生虽然出国谋生，但这些年作为著名的香港嘉里集团在大陆开拓事业的要员之一，常年在祖国大陆京、津、沪、杭各地奔走创业，北京的中国大饭店就有他的一份心血。他和叶迪生虽一度分道扬镳，现在却殊途同归，都是在蒸蒸日上的祖国大地上贡献力量，实现着人生价值。兄弟相聚，回首往事，一家人对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是他们以回天之力，使阳光重新洒满祖国大地，使万千华人侨居国外扬眉吐气，回祖国大有作为！

    叶迪生满怀深情地告诉笔者，今年夏天他随摩托罗拉党支部在进行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过程中，到江西井冈山瞻仰了红色根据地。之后，他和两个同志专门驱车到共青城外、鄱阳湖畔，久久伫立在苍松翠柏围绕着的耀邦墓地，默念着巨石上镌刻的耀邦同志生平，向着耀邦遗像深深三鞠躬。他低声絮语：“耀邦同志，叶迪生来看您来了。您永远活在我们华侨一家人的心中……”涌上心头的万千思绪使他吟咏成诗，“大树参天梁栋材，当年华夏待春来。一篇‘实践’文中论，几载沉冤案底开。肝胆平生如朗月，胸怀标史是雄才。鄱阳湖畔轻腾浪，长泽陵园润绿苔。”

    人气蒸腾开发区

    1983年初，我曾匆匆赶到开发前沿深圳和蛇口，在刚起来10层的深圳国贸大厦，采访“一天一层”的先进经验；在蛇口湾面对汪洋大海，听身材魁梧的改革先锋袁庚同志指点江山。但20年来对我说来最为难忘的，还是1984年10月破土后迅速崛起、现在各项指标以“五连冠”领先于全国同行的天津开发区。过去人们有一种慨叹：“南方人敢闯，天津人太慢！”然而，天津开发区以喜人的业绩，打破了这一“宿命论”般的思维定势。当此欢庆天津开发区成立20周年之际，值得我们去深深回味和放眼前瞻……

    拓荒百年盐碱滩

    1983年夏天，天津开发区领导班子组建后，是在解放北路阜宫饭店办公。我去采访时但见满屋的人们画图纸、打电话、开小会交错进行，紧张热烈，脚步匆匆。这里的人事制度一律实行聘任制，当时100多干部平均年龄41岁，具大专以上学历者占66%，有专业职称者占33%。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昭若忙得去北京时几过家门而不入；一位副主任是30岁的研究生，喉头刚动过息肉手术，他使用纸片来和我笔谈。这一切，令我顿时想到当时的流行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然而，那时他们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钱。天津开发区上马时，生不逢时。1984年国家紧缩银根，既不能给投资，银行又难贷款。当时的市长李瑞环在接见即将奔赴开发区的团队时这样说：“如果有十个亿、二十个亿，谁都能干！可那没意思。我在道义上、精神上支持你们，可市政府没钱给你们。你们就是要凭两只手，牢牢把握住中央给的政策，去开创一个新的事业！”说着，他以茶代酒为拓荒者壮行。

    开发大军充满豪情壮怀激烈，进入滨海百年卤水浸泡的盐碱滩，1986年10月16日，在工地上打进第一根桩。开发区现场，寸草不长，泥泞不堪。当时受聘为天津港顾问的日本专家鸟居幸雄来看了摇头叹气：“这不毛之地，不可能建开发区。”但拓荒者足登大雨靴，身披棉大衣，迎着刺骨海风排碱、铺路、打桩，勇往直前。人称“铁军司令”的开发区副主任之一王述祖，当年引滦时承建过尔王庄水库，现在又是开发荒地的领军人物。他咬紧牙关说：“咱走着瞧。”最早进入开发现场的，还有一位后来任基建处处长的“开荒牛”苗沛。他经常是啃着冷馒头，在工地上东奔西跑，夜里在工地小平房倒头便睡，早晨起来被褥全是湿的，尝尽酸甜苦辣。历经日日夜夜、风餐露宿地拼搏，一年后，鸟居幸雄再来这里时，不禁大吃一惊。在七通一平后的道路纵横、厂房林立，使他连称：“奇迹，奇迹！”

    奇迹更在后面。那时颇有一些小故事：被称为“小作坊里有大作为”的南高电子有限公司中方总经理贾友群，在资金短缺情况下，一分钱掰两半花。他亲自跑委托店、转旧货市场，买下脚料和废旧器材，回来率人打制工作台。开办费只花了360元，然而一年下来做到当年引进、当年投产、当年盈利。香港信谊集团副董事长杜宝树回津探亲，一接触开发区，为之一振，行前即与开发区签订了大理石开采和深加工、硅太阳能电池等四个项目协议。美国有个TS公司曾与天津市有关公司谈判一个多层线路印刷版的项目，几个部门互相推托，一年多未能拍板，开发区副主任叶迪生闻知此事，立刻派人接过来，仅用四天，合同签订了、项目批准了、技术细节无一遗漏。在合同签订仪式上，美方代表手指草图说这是国际上少有的高效率。1988年11月，张昭若出席在香港举办的中国开放城市投资洽谈会，行前有人估计，在投资项目上落个老三、老四就不错。但结果天津市与外商签署合资项目共达116个，稳居各代表团之冠。就此，张昭若对我谈及心得：“我们的优势，最根本的一点是在开发区审定项目和土地使用上，有较大的自主权，能够当机立断。没有那么多‘研究研究’。这一点是外商最为看重的。”当时开发区即有一支精悍的谈判队伍，三四十个项目经理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一年能谈成三四十个项目。他们在开发区一体化管理、一条龙服务、集约化功能支持下，加上自己的努力学习积极奔跑，屡创高效。在旧体制下谈成一个项目要跑28个部门，盖无数个图章，往往谈几年外商还不知道决策是何年何月。在开发区再也用不着这种到处乱撞的公文旅行，三资企业面前的所有路口显示的都是绿灯。这些，一开始就显示了开发区新体制、新做法的生命力。这正是李瑞环同志的要求：你们要创造出一个样板，冲一冲市内某些部门的旧体制！

    让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

    20年来，我几十次去开发区，每一次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新变化，领悟到棱角鲜明的新思维。天津开发区有许多独特的口号，既具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老子《道德经》中有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面对外地有些开发区在开发初期以服务业为主，以期快快赚钱，天津开发区盖不随波逐流，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既然是经济、技术开发怎能舍本逐末？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是“三为主”：“以工业为主，以利用外资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面对旧体制，他们提出“三个一”：“一条龙、一站式、一贯制。”在发展步骤上，他们提出了“三阶段”：“自贷开发——滚动开发——融资开发。”在外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上提出了“一点三为”：“以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发展为结合点，为企业所需要，为员工所欢迎，为外商所理解。”在土地开发上提出了“123模式”：“每投入1元人民币土地开发费，必须引进2美元外资，取得3美元工业产值。”还有，“为投资者提供方便，让投资者取得利润”，“项目是生命线，投资者是帝王”，“建设仿真的国际环境”等口号，更是他们奉为圭臬的行动指南。而所有这些新锐的提法，既如醍醐灌顶使人猛省，也因其打破许多思维定势而引起一些疑虑。犹如当年有人看到深圳的崛起，竟然涕泪滂沱慨叹什么“红旗落地”，直至后来才恍然大悟一样，这里也有人提出：“以外资为主，跨国公司都进来了，那民族工业岂不垮台？”“我们是主人，怎能说投资者是帝王？”等等。对此，他们的回答是坚定的：我们永远是公仆。我们就是要搞好软硬投资环境，搭起舞台，备齐灯光、道具、布景，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吸引投资者纷纷来此，演出一场场威武雄壮的话剧来创造财富。

    在这些思想火花的撞击中，我曾多次倾听长期担任开发区领导人的叶迪生这样说：“抓住国际调整机遇，利用京津工业基础、技术人才、信息优势，加速建立一个外向型经济区要‘四进四出’：‘资金进来、产品出去；人才进来、成果出去；信息进来、贸易出去；管理进来、质量出去。’”叶迪生把他的深思熟虑和丰富实践升华为一首首诗篇，并结为一本精湛的诗集。我也听过王述祖、易志宽、皮黔生等开发区领导人的许多思考和论述。那位常自称为“开荒建房者”的王述祖，最近出版了专著《经济全球化与大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现任开发区领导人皮黔生也出版了一本与王恺合著的《走出孤岛——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概论》。这些实践智慧的结晶，不但展示了开发区筚路蓝缕的征程，破除了曾经有过的种种疑虑，而且显示出开发区就是走正道、出人才、出经验。在开发区大气磅礴的交响乐中，更有一声振聋发聩、震动大江南北的最强音，那就是邓小平在这里题写的七个大字——“开发区大有希望”。

    开发区大有希望

    历史翻到1986年8月21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前来视察天津开发区，他在丹华厂房一张桌子上大笔一挥，写下了响彻云霄的七个大字“开发区大有希望”。那时天津开发区仅有一条路、十几栋厂房，投产的企业还不到十家，但洞穿历史趋势的邓小平慧眼识珠。曾几何时，这七个字的光芒，更迅速地闪烁在这片简称为“泰达”的热土上一个个硕果中。

    美国著名媒体《福布斯》杂志2002年欧洲版第一期发表采访见闻称：“在中国投资的人士发现，他们很难再找到像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样好的投资环境了。”在天津投资获得巨大成功的美国摩托罗拉表示：“如果让我们重新选择投资地点，毫无疑问，我们依然会选择天津，天津开发区。”我曾几次采访摩托罗拉。这家“大哥大”产量占世界一半的跨国公司，如今是投资中国的最大独资企业。其中国公司总裁、美籍华人赖炳荣接受采访时用流畅的华语说：“早在1988年我来中国选择投资地点时，曾跑了上海、广州、深圳、厦门等许多地方，调研、谈判达四年之久，最后下决心选择天津。这里投资环境好，政府开明，职工水平是世界一流的。我们要建的是一个很大的项目，需要很大的发展空间，只有天津开发区才能提供。”摩托罗拉在泰达发挥了“巨人效应”，1992年一开始就投资1.2亿美元，三年内其在天津的企业就有了数十亿的销售额，年交税十几亿元，并带动了天津几百家配套企业，同时把在天津获得的成功做法，向华东、西南推广、布点，大大促进了中国通讯事业的发展。参观摩托罗拉可以看出他们尊重个人尊严、珍视职工智慧、加强亲情联谊的企业文化。尤其是重视社会公益、开展职工培训、依靠“人才本土化”的发展策略，使其虽是独资但并不孤独，路子越走越宽。这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我们发展民族工业大有助益和启发。

    另一家美国权威刊物《财富》杂志在1998年全球500强专刊上，以头条位置刊载了该刊记者的专题报道《泰达——通向未来的桥梁》，向全球介绍了天津开发区的运转特色和经济成就。文章通过对摩托罗拉、梅兰日兰、天富软管、法国商会天津代表等企业和机构以及天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勇的专访，着重谈到泰达之所以能吸引世界上许多顶尖的跨国公司，主要是天津开发区总是为投资者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其中包括在协调企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上起到关键作用。外商在这里总能得到许多帮助，有着非常愉快的经历。这里除国家规定的三项收费以外，取消了一切行政性收费，在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办事效率方面都有助于高速增长。

    在泰达采访，会经常碰到一些富于人情味的场面。“投资者是帝王”在这里不是一句空话，较早在这里落脚的天富软管总裁小龙崛夫过生日，开发区负责人亲自来送蛋糕、送鲜花，祝他健康长寿。他非常感动地说：在这里有“家”的感觉。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不期而遇的纠纷。一家外企兴建厂房，施工单位严重违反质量规定，部门负责人又裁决不公。管委会接受投诉后请外商到开发区法院起诉。法院受理后经认真调查，最后否决了那位部门负责人的裁决，判定该施工单位赔偿外商经济损失100多万元。外商十分感动，他说没想到讲究人情的中国还有这样良好的法律环境。依法治区，为泰达增添了更加充沛的活力、张力和凝聚力！

    两种优势的交汇

    1998年我到开发区的摩托罗拉采访，听到他们负责人一句由衷之言：“我们企业里的优秀人才，大多是共产党员！”在梅兰日兰也有同样的看法：“无论是招聘还是现岗，共产党员是最受欢迎的人。”

    来投资的外国人对这里有批评也有表扬，后者更值得重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说话一般是直言无隐，无须吹捧和拔高。同时，在外企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既是敬业乐群，干劲十足，也不是凡事不分青红皂白，一概顺从外方。在摩托罗拉，遇到外方高级管理人员违背“重视个人尊严”这一原则时，敢于首先说“不”的也是共产党员。但也正因如此，在这家企业里双方建立起一种真诚合作、相互尊重的共事关系。这一切，来源于天津开发区工委坚持“一点三为”这一党的工作思路。

    20世纪80年代末，开工不到两年的梅兰日兰公司因外商经营不善，决策失误，跌入低谷，濒临破产边缘。在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方副总、党支部书记把党员召集起来，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提出并采纳了一个个挽救企业的好建议。而后通过合法渠道敦促外方更换了不称职的外方总经理；接着大胆推进低价开路政策，总经理带领党员干部南下粤、沪，北上哈、沈，一举打开了市场。继而，吸取外方在质量、技术上的特长，将质量标准定为力争超过国际标准，终于获得国内第一个电工产品认证委员会颁发的CCEE证书，使其短路器等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也水涨船高，企业效益突飞猛进，进入天津外商投资企业人均税前利润前十名。外方对此敬佩不已。梅兰日兰党支部以他们突出的业绩，连续被开发区评为先进党支部。步入这家企业门口，高达18米的旗杆巍然耸立。每天早晨，全体职工注视着中法两国国旗冉冉上升，心中油然涌起爱国家、爱企业，誓与企业共命运的主人翁感情。

    泰达建立初期，在外资企业中开展党的工作也有不少难点，往往是中方员工有疑虑，外方老板有抵触。针对这一情况，开发区工委组织广大党员进行了一次大讨论。使党员们在以下几点上取得共识：建开发区是贯彻改革开放政策、提高经济效益的组成部分，党没有理由把外商投资企业变成自己工作的空白点，也不该躲躲闪闪将党的工作当成地下工作。应该是正大光明、全心全意、理直气壮地去搞好。几年来他们在这方面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并逐步改变了国营企业中党员管理的刚性方式，大胆创造出一种适合外企的柔性管理模式。比如，针对外资企业党员分散、流动性大的特点，建立联合党支部或“党员之家”，“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种方式不仅没削弱党的影响，而且增强了党的凝聚力。人类文化是多元的。中方政治优势和外方科技优势互相融合，带来天津开发区的两翼起飞。

    “五连冠”，新的起点

    2004年国庆前夕，商务部公布国家级开发区2003年度投资环境评价结果，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指数分值650.8分继续位居榜首，赢得自1999年商务部开展该项评比以来的五连冠。据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八类指标，即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配套能力、经营成本、人力资源及供给、技术创新环境、社会与环境、投资环境、发展与效率。其中泰达在七类指数名列前十位，是全国49个国家级开发区中唯一七类指数进入前十位的开发区。其中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配套能力、人力资源及供给、技术创新环境、投资软环境等五项位居首位。与2002年相比，在2003年的评比中商务部新加入了投资软环境、发展与效率两类指数，天津开发区在这两项评比中不仅位居前十，并以满分100分列投资软环境指数首位。

    2004年9月16日上午《天津老干部》杂志邀集一批原来在党政、工业交通、科研、媒体工作过的离退休老同志到开发区参观，其中不乏曾在某方面对开发区略尽绵薄的同志。1984年最初就参与开发区筹建一直奋战至今，现任市委常委、天津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兼开发区、保税区工委书记皮黔生同志和大家一见如故，畅叙衷肠，并诚恳感谢大家对开发区的帮助。其实，大家在看到泰达新貌后，内心不禁油然涌现出对泰达人辛勤创业的感动。人们看到，今日泰达已远不是昔日的荒漠。最初这里仅有几家外企，2003年底，这里就累计批准来自73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达3679家，其中投资规模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达351家、超过一亿美元的项目达13家。全球500强中共有来自境外的9个国家39家跨国公司在这里投资，还有内资企业8540家。在一片蒸腾气象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信息产业、生物制药、机械制造、食品产业等朝阳产业，日益成为支柱产业。2003年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达1251.40亿元，实现进出口总值达137.91亿美元；20年前渤海湾上的33平方公里滩涂地，如今已然厂房与院所“满堂红”，成为每平方公里创造80亿元产值的投资沃土。在原规划地域之外建设的三个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微电子工业园、逸仙工业园、化学工业园，如三星拱月。人们还看到，宽敞雄伟的办公大楼和投资中心，代替了草创初期的小平房，如今不仅是幢幢新楼拔地而起，而且“以人为本”的经营环境、市场环境、服务环境、法制环境和生活居住环境都有了极大的改善。那设备先进的泰达足球场、泰达国际心血管医院、泰达图书馆、泰达植物园、南开泰达学院、滨海中学……许多已接近或达到了世界一流。一天的参观觉得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大家感到：有机会还得来仔细看！

    尽管临行依依，但有一点是令人难忘的，那就是雄心勃勃的泰达人远未满足现状。

    管委会主任李勇这样述志：“面对新的形势，我们要统一思想，积聚力量，集中我们的目标和方向，集中我们的资源和力量，全面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真正把天津开发区建成现代化世界性加工制造基地。”皮黔生在《走出孤岛》中这样自励：“在保持开发区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运行中，必须尽快做出长期的前瞻性的战略部署，即按照出口加工区的逻辑轨道，向科技工业园区的方向推进，有步骤地发展适用技术和自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同时要脚踏实地地掌握核心技术，使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区内产业的高新技术化两方面同时取得进展。再用15到20年时间，迈入世界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行列。”这也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仪同志在题写《走出孤岛》序言中所期许的：“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也面临原有优惠政策减弱，单纯依靠优惠政策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下降等方面的挑战。如何重塑优势，抓住机遇，再造辉煌，成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面临的紧迫课题。

    ——要紧密结合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坚持高起点，提出新思路、新举措。不仅要实现自身更快更好的发展，而且要在推动本地区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环境创新等方面，发挥更大的示范带动作用。”

    可以预期，过些日子再去开发区，肯定又是一番令人惊喜的新面貌！

    八旬夫妻写大书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当年就读南开中学、和我同时于1948年4月参加地下“民青”的女同学冯以平同志，解放后在石家庄团报工作时，与在团省委工作的爱人白石同志，在1957年夏那场“龙卷风”中双双落入右派陷阱。这在那个年代倒也不算新鲜。奇就奇在，到云开雾散后，这对患难夫妻在改正错划后，原为一般干部的白石同志，出人意料地被破格提升纳入河北省委领导班子，先后任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纪委书记、中纪委委员，担当了许多重任。最近，我逐步弄清了这场大起大落的人生悲欢。

    人世沧桑，白云苍狗。冯以平的父亲当过解放前天津市民政局长，她参加革命本是出于革命觉悟，但在反右运动中却被无端地认为“成分高”、“参加革命动机可疑”。白石喜文学，性刚直。反胡风时他的言论被断章取义，人被关起来狠整。他据理抗辩，因查无实据，有关领导一再动员他“随便写个检查”便算完事，他坚决不写。整人者只好把他放了，感到很失面子。如此这般，夫妻二人在反右中也就很难有好果子吃了。在继之而来的鸣放中，不少人为白石鸣不平，冯以平也直抒胸臆。这一来更被抓住把柄，把他夫妻及关系不错的几个人拢到一起打成右派反党集团，白石被定为头目。对这些莫须有的罗织，白石倔犟地拒不低头认罪，遂被定“极右”，送劳教。妻子送农村监督改造。这之后，20来年的苦雨凄风自不待言。但其结局却为什么那么出人意料呢？

    白石在改正后寻觅工作时，没有去有权、有钱、有闲的单位，深知农民生计艰难的他，毅然选择去中科院新建机构、在农村租房办公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这个清水衙门。在这里，他以深厚的生活积累加上反复调研，以大量事实和扎实论据写出课题论文，大胆否定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中那些“左”的政策办法，主张农村要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经济体制，不仅要允许办工业，还要允许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在当时那仍在高唱“人民公社是金桥”，连老太太挎小篮卖鸡蛋都算“走资”的时候，白石敢于突破禁区，立即引起震惊。有人向上边打小报告，有人为他捏一把汗。但时代不同了，两年中农村的巨大变化证明他的论述是超前而正确的。1983年初，白石突然被通知到省委谈话，调河北省省委进领导班子，任省委常委。后来人们得知，河北省委作出这个决定，除了因白石的见解切合实际，还因为他在历次运动中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一个共产党员在顺境下从实际出发“不唯上”已属难得，在逆境下豁出身家性命“只唯实”，？摇更为可贵。省委这一慧眼识珠的安排，贯彻了中央在拨乱反正后在用人路线上的改革精神：不是用人唯亲、更不是用那些唯唯诺诺、庸庸碌碌者，而是用那种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在捍卫真理上敢于担当的思想者。也证明，从全过程来看，在那些运动中无论曾有过多少波谲云诡，最终是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战胜了各种虚妄和偏离。而只有实事求是才是万众归心的大势所趋，也是党历尽劫难而不衰的源泉所在！追根溯源，当时如果没有胡耀邦同志倡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千钧之力平反冤假错案，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冯以平在漫漫长夜中自是磨难重重，尤为不幸的是，在某些滥权者缺乏人性的冷漠中丧失了她唯一的爱子大锁。这个刚刚12岁、十分懂事又远离父母、独处农村的男孩无辜被溺死，却又不许全力抢救，其情其景令人难以卒读。冯以平后来主编一些报刊并任省女记协副会长。离休后，这对饱经沧桑的老夫妻共同执笔，以相当的文学功力，十年磨一剑，写出以切身经历为背景的60万字巨著《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这本书全过程地展现出那个荒谬时期所谓“大熔炉”和“大帮轰”里种种千奇百怪，通篇既是血肉丰满的原生态，又是犀利而生动的理性思辨。其感人肺腑的穿透力，绝非单凭文字技巧或沙龙神侃所能得。

    我在心潮澎湃中看完这本书，有时竟为之哽咽不已。但在这本书中我看到的不仅是酸辛的“泪”，更是一种刚强的“志”。我看到党的事业被严重扭曲，更看到在那特殊情况下党性、人性的不可扼杀和党自我改善的生命力。书中没有回避那种种罕见的荒谬，但沉重而不灰暗，惨烈而不绝望，全书的基调是明朗的。书中的男主人公白钢虽历经坎坷，但厄运并未摧毁他的信念。在难以忍受的压抑面前，他始终在想：“几千万党员、几亿人民会永远容忍这种是非不分的局面吗？不会的。总会有希望的。”他劝一位痛不欲生的难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党内那么多有识之士，也会上下而求索的。要耐心等到那一天。”使那人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当被诬为小偷的一个小难友冲动地跑往门岗时，白钢冒着火力射击的危险，将小难友扑倒在冲锋枪口之下。另一难友被雷击毙，队长要丢尸灭迹，白钢却几次抗命，坚持将尸体背回，埋好后立下标记：“有朝一日，他的冤案得到平反，他的家人还可以到这里来告慰孤魂。”书中的女主人公吴玉萍，在进入“摘帽右派”状态下依然备受歧视，但赤子之心不改，她虽然丧失了自己的爱子，但却冒着生命危险为一其子被害身亡、哀哀无告的农村老太太奋力抗争。这些以他们夫妻二人亲见、亲闻、亲历为生活基础的艺术架构和细节，突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塑造出即使在险恶的囚徒境遇中，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依然有着夺目的人性美。而所有这一切，并非简单化的鲁莽，即便是微小的善事，都有许多苦涩的付出和曲折的博弈。也不是白钢自己跳独脚舞，其中还借助于许多卑微者的人性闪光。正是在艰难竭蹶中展现出斑驳陆离的生活真实，读后令人掩卷深思：我们再也不要吃那“左”的亏了，再也不要去窝里斗，去瞎折腾、去空消耗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是振兴中华的康庄大道！

    200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的90诞辰。这本用心血结晶成的小说，应是献给他老人家的一份至虔至诚。书由作家出版社首印1.2万册一周内售罄，再版1万册又销售一空。2005年7月30日中国作协等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研讨会时，中国作协负责人和文坛名家张胜友、张锲、崔道怡、罗艺军、雷达、王必胜等许多同志出席。大家在发言中，对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献价值作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其厚重蕴含验证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果中学习来的快。”

    这是一本社会的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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