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山花烂漫时

    ——记天津钢管公司工会主席张福林

    一个幽灵在世界各个角落徘徊，它影响着举世的和平与发展、市场与竞争、穷困和富裕、喜悦和焦虑，这就是“能源”。作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石油套管生产基地、世界上单产最大的无缝钢管生产企业、俗称“大无缝”的天津钢管集团有限公司，怎样淬砺工人的精神、拓宽工人的视野、提高工人的本领、维护工人的权利，从而来充分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生产更多更好的钢管，使之在各大油田锐利而顺畅地长驱直入井下几千米，挖掘更多的能源？天津钢管公司工会主席张福林对此殚精竭虑，策划出既能切实维护职工的各项权利，又能群策群力、攻坚克难的一幕幕壮举，配合党政领导把“大无缝”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新时代的“井台会”

    2006年3月，一支来自天津钢管公司“增强企业竞争力、凝聚力班组长培训班”四十多人的队伍，以课堂授课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横跨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河北五个省，驰骋上万公里，分别访问了西柏坡、红旗渠、焦裕禄陵墓等革命圣地，更深入到辽河、大庆、中原三大油田钻井现场，和钻井工人围绕钢管质量促膝谈心、协力攻关。

    围绕提高钢管质量，走出去，让车间精锐到油田和使用钢管的钻井工人交朋友；请进来，让模范钻井队长和钢管生产者手拉手。这种供需双方一线生产者共建精神文明的活动，就是公司工会主席张福林早在1997年就开始提议、组织的一项壮举。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第14任队长葛志宪来厂看到那些用美国、意大利、德国引进的世界尖端设备装备起来的生产厂，不禁感叹：我们老队长王进喜在60年代曾说过，要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现在我们有决心同天津同志一起，把依赖洋套管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在张福林亲自带领下，多年来，有300多位关键操作岗位职工和有关质量、技术骨干，不畏酷暑严寒去各油田二十多次。但这一次到油田的队伍中有许多新参加的生产骨干，3月29日上午9点，他们风尘仆仆第一站来到使用天津石油套管占70%的大庆油田。在王进喜曾工作过的全国模范钻井队，他们依然受到强烈的震撼。他们从幼小时就听说过大庆和王进喜的英雄业绩，但百闻不如一见。下车后，扑面而来的是凌厉的北风和阵阵尘土，但一年四季在恶劣气候中露天作业的钻井工人毫无畏惧。王进喜那“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铁人纪念馆”里当年王进喜用身体搅拌泥浆的制服、井喷时穿的那件棉工作服，如今依然是大庆钻井工人的精神家园。钻井工人谆谆相告：一节节石油套管下井后，不可能抽上来再进行更换。管材受到底层外力的强力挤压，套管质量稍有缺陷就可能造成油井的报废，直至影响到工人的生命！

    继之，他们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半山腰修葺的红旗渠、感人至深的焦裕禄纪念馆看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历史风云和革命者艰苦卓绝的伟大贡献，在中原油田更听到奋战油田多年的老局长李允子讲的“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在第一个使用天津钢管的中原油田、第一个大批量使用天津钢管的辽河油田，他们更全神贯注地听到了钻井工人对天津钢管的坦率评价。工人赞扬说：天津套管比前几年有了很大提高，比起俄国、阿根廷产品质量要好。但还有些方面有待改进：一、有些管子的椭圆问题。二、有些管丝扣反复装卸2-3次会出现粘扣问题。三、丝扣长短不一，有的拧不到位。四、有的喷标不清。在这些方面，不如日本管子精密、漂亮。他们还提出一些适应复杂地质条件的特殊要求，尤为振聋发聩的是，中原油田领导一言以蔽之：我们愿意使用天津钢管。我们愿意和天津共同努力发展民族工业，这是一项爱国主义的大事业！

    这也正是工会主席张福林的宏观意识。他一向认为，工会在现代大生产中绝非边边沿沿的配角，更不是包打天下的独行侠。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工会有必要发扬自己的组织优势，不仅要把生产高质量国产钢管上升到民族工业和爱国主义的高度，而且要凝聚和激发油田和钢管厂两个行业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在提高钢管质量上下功夫。几年来，“输送真情，共铸辉煌”的“井台会”，使双方结成亲密的友谊，早已不是买与卖的商业关系，而是一个战壕里生死与共的战友。对此，张福林因势利导，先后和辽河、中原、大庆、长庆等油田的200多个油井，签订了开展一个使用天津套管“万米无缺陷劳动竞赛活动”的协议。按照协议，钢管公司严格按照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确保出厂产品100%合格；油田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组织生产，下井合理掌握扭矩值，杜绝任何野蛮操作。几年来双方同心协力，进尺达2000万米，无任何质量事故，不仅使天津套管在油田占有率达到50%以上，而且钻井工人在运输、操作环节上轻拿轻放，两管对接时扣对准、不磕碰、油抹匀，未发生一起重大质量事故。按照协议天津钢管公司给与热情奖励，每逢年节，张福林便亲自出马或派人带着天津特产大麻花、元宵、月饼、毛毯等慰问品到油田慰问和奖励钻井工人。他们曾给辽河、中原油田达标油井送过彩电80余台，奖励中原、辽河油田达标先进单位天津汽车6辆。还曾冒着鹅毛大雪把优质羽绒服送到大庆油田“铁人”1205和1202钻井队每位工人手中。在胜利和中原油田召开纪念1994年1月22日第一根天津套管下井座谈会时，他们到当年打第一口井的老领导、工程技术人员、钻井工人家中逐一探望、颁发纪念章。足以证明双方深情厚谊的一件实事是，辽河油田有一次急需一批套管，其工会刘主席找到张福林头上请求紧急帮忙。在一无资金、二无合同、三无图章的情况下，重视友谊的张福林慨然垫款相助，急人之急。一年后清账，双方友谊更加浓厚。

    维权，寸土必争

    天津钢管公司工会在推动生产上取得的好经验，声名远播。沈阳飞机场和邯钢工会、山东一些工会都有人来找张福林取经，人们请教，你们干这么多事，钱从哪里来？张福林的回答使人开窍。工会做这些事情，一不是向行政伸手，二不是靠群众捐助。他们认准一条：“发展是硬道理”。工会要想干事，就要自力更生，而厂里生财之道大有可为。20世纪90年代初，一项运输任务的外包者因故撂挑子，张福林在公司党委大力支持下，白手起家，办起一个运输车队，组织一些司机勇敢地把场内运输和长途运输担当起来，工会办公室主任王少清就曾亲自出马跟车翻山越岭、顶风冒雪，克服种种困难前往大庆油田送过套管。锯动就有末。加上后来又办起一些宾馆、旅行社等三产事业，工会积累了一定的家底儿，于是办起一项项切实的职工福利，把原来有些荒凉的“大无缝”一变而为温馨舒适、喜气洋洋。

    天津钢管公司有职工7000多人，绝大部分是青年，住房是职工生活的主要渴求。张福林采取“合作建房”的方式，先后在厂内外建房4.7万平米，以每平米优惠30%的价格解决职工住房困难。对新进厂的大学生修建公寓式宿舍，给他们一个舒适的学习、休息、生活环境。为了活跃职工生活，工会投资建成国家标准的游泳馆、图书馆、垂钓园、体育中心、老干部活动中心。他们更为一线骨干职工提供方便，每户补贴500元安装住宅电话。又投资1200万元完成了生活区地热工程，把热水送到每家每户。每年暑假组织职工到自己投资建立的坝上和北戴河培训和旅游基地接受培训、疗养和度假，其乐融融。这一切，不仅给公司带来生气蓬勃，而且使职工中的才华迸发。职工的艺术团、摄影协会、文学社、京剧票友协会、书画协会、舞蹈协会、信鸽协会搞的书画展、摄影展、藏书展、文艺表演——此起彼伏，常年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在体育活动中钢管公司在天津市群众体育中声名赫赫。他们不仅有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太极拳、长跑、飞镖等多支队伍，而且在全国冶金和天津市竞赛中屡屡夺魁。

    在维权上，张福林注意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10年来收集整理职工代表提案1248件，立案670件，落实581件。按照《天津钢管公司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实施办法》，每年对公司处级干部进行民主评议，是闲聊职工对领导的有效监督。如今，钢管公司对此已形成管理法则：公司重大决策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情，都要经过职代会的审议通过后才能实施，把职工的知情权、参与决策权、监督权落在实处。维护职工生命健康权，更是张福林心里的头等大事。前些年一个车间主任忽视人身安全，连续两次出现重大人身事故，工会经过认真了解，写出事故调查报告，迫使责任人公开检查、切实赔偿，并引咎辞职，使类似恶性事故几年来基本杜绝，这也使工会在维护职工利益上的权威大振。张福林配合公司党委更把眼睛射向职工队伍中的特困户，自2003年以来建立了职工特困档案，每季度对待解决问题进行分析，对506人次已发放补助金近百万元。一位山东老家的职工，因房子被大水冲垮，家里五口人来到天津避难，住房问题、孩子上学问题均是火烧眉毛。张福林帮助他们解决了住房和四个人的蓝印户口以及孩子的借读问题，那位职工一进门就跪下磕头，老两口泪流满面。张福林连忙把他扶起让座，百般安慰：这是工会应该做的。要感谢，就感谢党的“以人为本”的方针大计！

    有为才能有位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张福林在学习邓小平这一名言时，不能不想到，“大无缝”的生产线是世界第一流的，但占60%以上的青年职工都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中专学生，在管理和技术上都有明显的差距。如何立足于时代大背景，搭建提高职工素质的平台来迎接激烈竞争的挑战，是当务之急。在组织职工中的精锐从各大油田感受一线渴望套管是100%合格率的同时，按照公司“全员学习”、“全程学习”、“终身学习”的安排，工会以组织一线班组长参加全国电大工商管理大专班等学习方式，大力提高职工的科技水平，形成人人钻研业务的气氛。与此同时，与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技术相结合，工会开展岗位比武、“百岗无差错”等多种多样的劳动竞赛，坚持“月考核、季交流、半年一总结、一年一表彰”，在“外塑形象、内强素质”上，一步一个脚印。通过1092次技术培训和参加人次达5.1万的447次技术比武，涌现出实际技术能手22人，总结命名了“蔡春义防溢漏四步工作法”等6项先进工作法。在创效益5.3亿元的2557项技改中，有42项被评为市级科协优秀成果。

    数字往往是枯燥的，内涵却是十分感人的。MPM连轧机组是整体机组的心脏设备，由于跳电现象严重，已造成轧废294吨的巨大损失。厂方曾多次请教外方专家，但问题迄今未解决。作业长刘锡厚勇挑重担，他率领攻关小组在现场通宵达旦，几个人在齿条前一蹲就是一小时，一干就是上百只管子，大家挥汗如雨，屡战屡败。最后终于找出办法，彻底解决了齿条摆动的问题，每年可为厂里减少损失500万元。10年前刚来的中专生李刚，开始在管加工厂，面对精度很高的从美、意、德、比引进的设备，作为一个跟班设备点检员，他自问：我这点学历，能操作这么先进的设备吗？他咬紧牙关，8小时以外全用在学习上，他自学了多种计算机编程语言，报考了电气自动化大专班，在设备安装、调试期间，他天天跟着外方专家跑前跑后，脏活累活抢着干，笔记记了20多万字。功夫不负有心人。公司承接了一批需要钢管双头打印的出口合同，必须改变原来仅是一头打印的设计，他闷着头逐一查阅电器图纸和各工位的数据传递，经过20多天日日夜夜的努力，一举获得成功。此刻有人问他：凭你这本事，到外面干，工资可能是现在的10倍。房子、车子应有尽有！他说，人不能忘本。没有“大无缝”的先进设备，我不可能有现在的技术水平。他不骄不躁，继续努力，为了帮助同志提高电器维修水平，他主动提出举办培训班，把自己所知所能无保留地义务传授，带出一支既团结协作又勇于创新的电器维修队伍，使管加工设备事故率大大降低。他先后获得市级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维修工！

    普普通通的人，这也正是工会主席张福林的性格。他衣着朴素，言谈质朴无华，但在说实话、办实事上则一向当仁不让、掷地有声。有这样一件事，作为滨海新区十大重点项目之一的钢管公司不锈钢薄板项目，日前取得重大突破，成功生产出第一卷不锈钢薄板。冷轧不锈钢薄板项目坐落在保税区TPCO工业园，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是华北最大的一个不锈钢薄板项目，产品有300个系列，包括餐具、建筑装潢、食品机械、家用电器、石油化工等行业，填补了天津市冶金业的一个空白。这个项目从2004年9月1日打下第一根桩，随后仅用43天就完成了24万吨混凝土浇灌任务，挖土量8万立方也提前完成。2005年8月10日开始设备安装，2006年2月18日1号轧机热负荷试车。这一重大项目的建设，就是由天津钢管公司董事长交给工会主席张福林担当的一项紧急任务。他亲自带领建设队伍，提前进入工地，24小时都在工地上连轴转，搭帐篷睡觉，用旧办公桌办公，过春节都不回家，三十晚上就是在工地上过的。当年27岁时曾任天津市建工局副局长、年轻时木工、瓦工、混凝土工都干过的张福林，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发扬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作风，保证了这一工程多快好省、提前完成。作为天津市的重点工程，冷轧不锈钢薄板项目的建成投产，对建设保税区TPCO百亿园区和提升“大无缝”竞争能力，都有着重要意义。

    如今，天津钢管公司石油套管国内销量已占半壁江山，居国内同行业之首。25%以上的产品出口到58个国家和地区。与“债转股”以前相比，利税总额增长两倍以上。他们研制的抗硫化氢、抗挤毁、热采井、高强度、特殊扣型等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石油套管新产品，33项填补国内空白，实物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与著名的日本“住友金属”相比，在主要参数上相差无几，TP130TT套管抗挤毁能力达世界高水平。昔日的“大无缝”如今已以“国家质量管理卓越企业”称号跻身中国企业500强。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个厂不仅拥有世界尖端设备，更拥有一批能征善战的高素质“蓝领”。

    采访这位57岁扎扎实实不求名利的工会主席张福林，使人在工会如何发挥作用上深深体会到“有为才能有位”那句名言；更想到一位伟人的诗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天山红烛王嘉泉

    百年南开培育出许多举世知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也孕育出无数埋头苦干的孺子牛，其中之一是现已76岁的老南开王嘉泉。他一生遭遇坎坷，却无怨无悔在边疆教坛耕耘半个世纪；他一生未结婚，却献出微薄收入资助6个贫困生直至大学毕业。不久前我采访了这位默默无闻的传奇人物。

    王嘉泉老人脸上写满风霜和微笑，一看就是一位历尽沧桑的热心肠。他所经历的那些困厄，是今日年轻人所不可想象的。1929年出生于重庆一个贫寒之家的他，落生后虽家无隔夜之粮，全靠外婆救济，但土改时仍依惯例被划为破产地主成分。1947年，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后，他曾以全区第一的成绩，考入晏阳初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当了一名“民教”主任。解放前夕，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他奋不顾身地成为“反对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等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但这一切，都未能改变他的厄运。1953年土改和镇反中，他又被指斥地主成分，并因有一姐夫随蒋军外逃，遂被押送农村管制劳动。生路艰难，1959年他随盲流大军流亡到新疆石河子，在农场子弟学校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他百倍珍惜，勤奋敬业，三个月后被提升为中学数学教员。只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揭发“老账”，头一个给揪上连队的批斗台，拳打脚踢……

    接连而来的打击，使他心如刀割。但王嘉泉并没有消沉和悲叹，尽管头上压着“磨盘”，不能上讲坛，但只要是有学生找他来请教，他便悄悄地、不遗余力地进行最认真的辅导。就在他住的瓜棚中，经他辅导的学生，有三个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上了大学、一个考上了中专。临行时，几个孩子满怀感激跑来向他深深鞠躬告别：“王老师，谢谢您！”听到这句话，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在艰难竭蹶中，他触摸到了至真至贵的人间真情，他感受到人生最大的愉快。他轻轻对自己说：“王嘉泉，你是好人，你还有用！”他自己哭了个痛快。春雷一声响。1978年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的春天”到来，他也重新回到石河子第四中学执教，恢复了人的尊严。至此，他更加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更加奋力耕耘，年年被评为先进教师。在石河子市教育局主办的奥林匹克数学辅导八位教师中，由学生投票评议，他得了一个最高分，受聘为选优辅导学生的教导主任。他不负众望，协助学校培养出一位第30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的金牌获得者蒋步星，为石河子争了光，为国家争了光。他又先后被评为“优秀工作者”、高级教师、石河子政协委员……

    生活安定了。尊严恢复了。荣誉接踵而至了。至此，一直由于颠沛流离而错过青春，迄未结婚的王嘉泉，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了吧？有多少钟情者向他示好，有多少好心人来牵引红线，但他说：“以前我顾命都难，怎能连累别人？如今我已五十多岁了，性格固执，已经定型，很难与人相偕百年，闹不好，耽误别人。”人们百般劝他，他还是那九条牛拉不动的倔犟。人们扼腕三叹，但人们慢慢地又理解了他。他之所以放弃安家的打算，原来是“别有所图”。有目共睹：除了个人极其简朴的生活开支外，他把工资和在农场劳动14年的结存，以及晚上出去代课所得，统统拿出来，从1979年到现在二十多年期间，他先后资助上百个贫困学生，其中六个家境贫困而又品学兼优的学生，考上了大学。

    最近笔者访问了其中他资助的学生之一、已毕业于天津商学院的王宏星。这位现任天津市晶泰国际公司技术总监的年轻人视王嘉泉为父亲，述及往事，他感慨万端。王宏星原来家住石河子附近沙湾县三宫殿村，他每天骑车几十里去石河子四中上学，大冬天寒风如刀，骑不动。1993年10月3日，王嘉泉老师来叫他：“到我那儿去住吧！”其实王老师仅一间小屋，屋里还住着另一个借宿的学生。王老师自己拾柴做饭，生火取暖。更给人融融暖意的是，当王老师了解到王宏星家里弟兄四个日子艰难，便把他的吃、住、学费全包下来；见他过冬仅有一条破秋裤，便亲自动手一针针给他织了毛衣、毛裤、毛袜子；为了节约宝贵的学习时间，王老师还替他们拆洗被子和洗衣服；在他生病的时候亲手为他熬药；在他放学回家晚的时候，王老师会远远地在门口等他回来。在王宏星向笔者说到王老师为自己织毛活、煎汤药或倚闾而望的时候，眼里溢满了泪水。是啊，就是亲爹亲娘又如何呢？在这期间，王宏星的父亲不幸因癌症去世，他就认王老师为义父，满怀深情地喊王嘉泉为“爸爸”。一辈子未结婚、无儿无女的王嘉泉也很激动。直至王宏星考入天津商学院后，王嘉泉依然经常给他寄钱来叫他买鞋、买衣服。

    这几十年来，经王嘉泉帮助，除了王宏星、霍本华、蔡浩祥等六个人分别升入天津商学院、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外，受他解囊资助和课余辅导的学生已不计其数，有的几乎一家三代人全受过他的帮助。有一个学生因家里人口多，中途辍学去工厂上班，王嘉泉就步行五公里，去那学生家里说服了他的父亲，硬是把那孩子从工厂拉回学校，并出资帮他继续求学。现在这个同学考上西安交大，毕业后已在新疆交通厅任科长，每年春节他都要打电话来，第一句就是：“王老师，是您改变了我的命运！”还有一个学生读高一时，为顶替他父亲打算退学去上班。王嘉泉就找到这个学生的父母说：“我建议叫孩子把中学上完考大学。我无儿无女，如果你的孩子将来考不上大学，我这个干部指标就给他。你二老不放心，我可以写个字据。”学生的父母很感动，同意叫孩子继续上学，也没要字据。后来那学生毕业后考上了郑州炮兵学院，现在已是炮兵部队很称职的副团长了。他父母一见王老师就说：“是您培养了一个好军人！”王嘉泉自奉甚俭，不沾烟酒，淡泊名利，但他心里有着一粒粒永放光芒的珍珠。他热爱人生，经常给住在自己家里的孩子讲南开中学的校训“公能精神”，讲当年同班同学周光召勤奋学习、后来任科学院院长的故事。他身教言教：人，要活得光明磊落、要助人为乐、要艰苦奋斗。在他家住过的孩子三个是中学的团支部书记，两个学生在大一就入了党。

    27岁的王宏星告诉我，自己现已工作两年，正在攒钱，等买妥房子就接“爸爸”来天津安度晚年。王嘉泉1998年夏天到天津看王宏星时，曾应约到商学院，在开学典礼上，他登台向1300多师生谈到自己的苦乐观。他说：“我一生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住过一间像样的房子。土改后我挑过煤炭，当过苦力。‘文革’中我当过猪司令、羊司令，睡过猪圈牛棚。这些，对我来说算不得苦。我认为一个人精神上的享受远远胜过物质上的享受。一个人最苦的是精神上的空虚。我有坚强的信念，我深信中国共产党决不会不要知识分子，我一定会重登讲台！当年在农场劳改时的瓜棚里，我仍旧像即将出征的战士，时刻等候着党的召唤。如今我已退休十几年了，我那小小的房间里仍然你来我去，挤满了补英语、补数学的学生。有人说你这是自找苦吃。他们哪里知道，这是一种没有血缘关系的天伦之乐呀！这也就是至今我眼不花、耳不聋、反应敏捷、到老不衰的精神支柱！”台下，是轰鸣的掌声、悄然的慨叹、深沉的思索……

    雪里青松看刘衡

    人民日报社有位八旬左右的女同志，其铮铮铁骨不让须眉，这就是刘衡同志。

    不久前我曾到报社宿舍楼拜访她一次。这位年已80的老人，离休后由于腿部骨折行动不便，坐着轮椅，但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不减当年。她面前放着电脑，打起来得心应手，胜过我多多。她在刚出了一部散文集以后，一部50万字的回忆录又已杀青。她的文字生动、简约而深刻，并特别口语化。1983年12月，她写了一篇小通讯《妈妈叫我放鸭子》，获当年全国好新闻奖。当时我在记者部值班，恰恰经手编发了这篇原稿。一般说，记者写人物，总要找那些出类拔萃、有轰动效应的人尖子。但她写的是一个普通之极、却颇富示范意义的放鸭姑娘。浅中见深，韵味十足，在语言运用上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如“现在党的政策好，不割尾巴，不消灭‘海’（ 鸭 ）‘陆’（ 鸡 ）‘空’（ 鸽 ），你跟我养鸭吧！”“鸭子虽小浑身是宝，国计民生不可少。”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乡土气息。她当记者长期住湖北，五十多年来经常是打起背包就出发，到六十多岁依然是山地农村，风里来雨里去，和采访对象很快就打成一片，写下许多出色的报道和文章。

    然而她本人在厄运中奋勇抗争的故事，其实就是一篇掷地有声的篇章。1957年为人正直的刘衡眼见不平，就向有关领导说了一句：“为什么把人家打成右派呢？”遂也纳入另册。之后无论怎样批斗，即便受尽凌辱、恐吓和风霜、贫寒，22年她始终高昂头颅拒不承认是右派。到“文革”时，更大的风暴来了。1968年上边把她纳入“监改队”，去房山县“五七农场”劳改，“牛棚”领导叫她学习毛主席著作《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篇章，并要写出学习心得。她学习中琢磨好久提笔写道：“对什么人唱什么歌，什么钥匙开什么锁。对敌人的政策攻心战，怎么适合于对我？越斗越好笑，越斗越叫人恼火。”题目叫“无的放矢斗一通”。“监改队”领导大怒，立即组织了批斗，将其罪名定为“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反革命分子”。刘衡据理力争，于是一顿顿拳打脚踢。要她弯腰请罪，她梗着脖子拒绝弯腰。三个打手便把她捆起来，用手帕堵她的嘴，她死死咬住牙直至嘴巴流血，也没让他们把手帕塞进去。打手们火冒三丈，遂把她拖往野地做出一副将要处死的架势。他们喝令叫她承认罪行，不然就活埋，并在地上开始挖土，挖一下问一句，她不做一声，静看他们的表演。他们挖了几下，下不了台，就说：“你写个检查将来永不翻案。写假的也行！”刘衡说：“你们这叫逼供信，是延安整风时毛主席就反对的东西。”打手们狂叫：“算了，把她捆在大树上，叫野兽把她吃掉！”捆完她以后掉头而去。刘衡不动声色，看他们怎么往下演。果然不一会儿，这仨人又回来了，解开她身上的绳子吼叫：“把她送到公安局去！”她甩开步子便往“牛棚”相反方向走去。打手们问：“你往哪儿去？”她说：“你们不是说去公安局吗？”气急败坏的打手们至此已无可奈何，说了一声：“回去！”只好也就鸣金收兵，真的回去了。当时已经是半夜三点，这三人累得够戗，毫无所获，低头耷脑。刘衡虽也筋疲力尽，但在胜利的感觉中悄然进入梦乡。事后，刘衡不怕活埋的故事轰动全报社，一直流传至今。

    在那历史旋涡的风雨交加中，敢于用生命和倔强来保卫实事求是和人格尊严的，就我的见闻所及，刘衡堪称是佼佼者。她叫我懂得什么是“大写的人”。

    笔墨春秋陈柏生

    陈柏生是天津人比较熟悉的一位著名女记者。她是《天津日报》老报人邹明和李牧歌的儿女亲家，她的儿子刘小明，现在是《人民日报》以写体育分析见长的体育报道领军人物。而柏生则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活跃在报坛并以写知识分子见长。

    1926年出生的柏生，早年从清华大学投奔解放区，1949年3月就在《人民日报》当记者了。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新闻记者，因此她有幸目睹和采访了许多新中国的“第一个”。诸如，1949年6月19日，全国人民盼望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她一早就赶到中南海勤政殿，见到群情激奋而衣着不一的各方代表人物。毛主席的老师符定一身着长袍马褂，海外华侨则是西装革履，工人是蓝工装，农民则包着羊肚白头巾。在国家领导人入场后，身材矮小长髯飘洒的沈钧儒老先生，一下子站起来带头喊道：“全体起立向人民领袖致敬！”全场欢声雷动。这一切完全是自发的。柏生立即发出了《全体起立向人民领袖致敬》的特写。她还采写了新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大队，后来空军写军史时，都是找她来兜材料。可见记者就是现代史的速写者。

    不过柏生写得最多的还是各界知识精英。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她就写过不少科学家和学者，如钱学森、华罗庚、竺可桢、高士其、严济慈、茅以升、赵忠尧、林巧稚、孙冶方、梁思成……可谓群星灿烂。她写人物表现出女性的细腻，这些人在她笔下，既有共同的爱国热忱和刻苦执著的治学精神，又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竺可桢一丝不苟，慈祥可亲；高士其苦战病魔，顽强求进；李四光有胆有识，独树一帜……那真叫百花齐放，满园芬芳。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后来“左”的年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就一言难尽了。在十年浩劫中柏生自己就失去了两个亲人，她都坚强地挺了过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她以极大的热情接连写了刘仁、邓拓、吴晗等遭受的种种迫害，如《光明磊落忠心耿耿》《春风吹又生》等，成为拨乱反正、激浊扬清的战斗檄文。

    这些年来柏生虽年近八旬，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仍勤奋写作，笔耕不辍。1983年以来她先后出了《笔墨春秋三十年》《柏生新闻作品选》《晚晴集》等专著，欣然提笔给她写序言的人有叶剑英、彭真、王震、华罗庚等老前辈和名家。柏生同志在提携晚辈上更是不遗余力。我在1981年初刚到《人民日报》时，恰好是她值班编辑来稿。我初来乍到，她多所指点，并且把我写的一篇《黄河水奔流千里到达天津》在评奖时做了推荐，使我有幸荣获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报社内有那么多资深老记、名家能手，但她毫无门户之见，不拘一格地鼓励了我这个后生晚辈，这对新来的人“扶上马、送一程”是何等的情深意重？前年底，去报社看到柏生同志，惊悉她患了癌症，但术后恢复尚好，依然谈笑风生。我紧握她的双手道声珍重，不知说点什么好。最近听说她情况还好，我祝她好人一生平安吧！

    缅怀学者吴同宾

    著名戏曲理论家吴同宾同志于2005年10月30日溘然长逝，众多天津老百姓深为痛惜。人们再也看不到他那平实儒雅的音容笑貌和精湛有趣的戏曲小品了；再也听不到他那娓娓道来的戏曲知识讲座了。

    吴同宾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科。他家学渊博，父兄均是国学名师，本人又攻读刻苦，博闻强记，早自解放前即涉猎影剧圈儿。他在戏曲导演方面善于启发和调度演员的灵性，许多演员深受其惠。1954年，他执导由何迟改编的《杜十娘》，将戏曲理论与实际融于一炉，循循善诱，鲜灵霞心领神会，在塑造人物性格上演活了杜十娘，使观众如痴如醉。同宾为人心地善良、谦和雅逊，素无防人之心，凡事直抒胸臆。在1957年那场气候巨变中，他和何迟、华粹深三人被莫须有地打成右派集团。老吴受的处分最重，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58年初和我一样，被押上警卫森严的大卡车，送往南郊区一片盐碱地里的“大墙”里面。那个地方名字倒很诗意：“人迹板桥霜”中的两个字——板桥。

    开始，老吴被分到板桥一分厂。不像如今的劳教场所还真有些书卷气，那时阶级斗争气氛十分严苛。整田开渠干土方、抬大筐儿，树尖冒流一大筐，要走百多米开外。老吴人到中年又有些“老慢支”，细胳臂细腿文弱一书生，走不多远就气喘不已。下河挖泥又不会“甩方”，泥粘在锨上狼狈不堪。班长照顾他去干点杂活，量量方、记记数。后来队长还叫他搞搞宣传报道。但外柔内刚的吴同宾仍咬着牙经常下地干活，晚上回来再干别的。他以他特有的柔韧，应对着那度日如年的政治压抑和沉重劳动。后来农场为组织一个“文宣队”式的话剧团，从各分厂调人。好在那几百名“老右”中，却也“藏龙卧虎”。一时之间，梆子剧团的名导、人艺的歌队队长及大小提琴手、风琴手、女歌手、音乐学院的三弦教师、北京谪来此地进行改造的老演员，齐集一堂。吴同宾被调来参与导演。每逢一个戏，他便讲剧情、析人物，从手眼身法步到口型发音，无论多难，他从来是安声和气，耐心之极。有些生手，在他引导下面壁苦练，居然也粉墨登场演得不错。两位导演挑来本子在主管队长支持下，几年中先后上演过《烈火红心》《吴运铎》《野火春风斗古城》《刘三姐》《小二黑结婚》《槐树庄》《雷雨》等话剧、歌剧以及一些歌舞、民乐、曲艺节目。说来，在那个特殊年代、特殊地点能以既有主旋律，又有些抒情娱乐的节目，给那些沉闷苦涩的场所带来一些欢乐和亮色，也算得一个奇迹。这个剧团有时还到监狱、蓟县和济南的采石场去演出，对那些常人难以见到的囚犯生活，老吴细心观察，进行着他的艺术积累。后来“阶级上纲”日趋风声鹤唳，从来就边劳动、边演出的这个剧团就彻底宣告解散，统统又去苦力地干活了。

    当时我也调到剧团里参与一些编剧和演出。其间，学识渊博的老吴和我谈“三一律”戏剧法则，谈“史氏”和“梅氏”表演体系，并心有灵犀一点通地互通一些款曲：“迟早会云开雾散”。这在那茫茫无期又彼此戒备的大墙里，有此相知是弥足珍贵的。我和他再次相逢，已是恍如隔世的20世纪90年代，同为市政协委员的政协会上了。他1964年回到市里，又经过档案丢失、工资难定、在政协文史办打工整资料等新的奔波，直至1979年“知识分子的春天”，社会重新认识到他的价值。他在担任文化局戏曲研究室副主任时，已年过花甲，但却以惊人的精力相继写作并出版了《京剧艺术讲话》《京剧知识手册》等近十部专著，在电视台主持了五十多期戏曲讲座，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戏曲文章，还担任了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为振兴京剧进行着大量的社会活动。显然，我们都在以加倍的努力，来追回失去的宝贵时间。在政协小组会上，老吴针对若干低俗、庸俗、恶俗文化垃圾现象提出许多有创意的见解。显然，他仍在密切地关心着社会生活。但他以耄耋之年、瘦弱之躯，又是几十年的“老慢支”，能挺到八十多岁已很不易。在他，确是大大地超支运转了。近两年有些人请他出来与会或要求访谈，他大都婉谢了。有人说他是否摆架子了？我要为他说句公道话，他这些年是以抱病之身，在家看护他更为病弱、不能离人的老妻。他的夫人在他身处禁地时，是当时家属中看望自己亲人最勤、最诚挚的一个。每次去那流放地，她均带些营养品，对他拳拳抚慰，使我们都深为感动。现在他不过是做一点回报。

    但天不假年，他还是先走了。我想他走的时候，心里是五味俱全的。但有一点却是他弥留时心中的重中之重，那就是他生前和我说的：“我们最好的年华给耽误了。但最后这二十多年是今生最好的日子。我们要感谢胡耀邦……”

    千年弦歌越关山

    2003年底，有50年历史的天津青年宫扩建落成之日，几位20世纪50年代曾在这里参与歌舞活动、后来成长为国家级文艺院团骨干的顶尖人物，也专程从外地回来贺喜。其中最为活跃的人物，要算当年的小姑娘、而今依然精力充溢的中央歌舞团民歌手戴学忱了。欢聚时，她唱了一首当年在青年宫的“成名作”东北民歌《瞧情郎》，时过半个世纪，她的歌喉依然圆润甜亮不减当年！继之，她又为大家表演了一段古诗吟诵，咏来如泣如诉，韵味十足。我便问她你是什么时候又钻到古诗词吟诵里去了？

    这一问，问出了一道情深义重、穿越时空的文化风景线……

    挑战刺痛民歌手

    1956年戴学忱考入了中央歌舞团，得到名指挥李焕之等名师调教，1957年被选入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由她领唱的《瞧情郎》等中国民歌引起全场轰动，一举获得国际金奖。团长胡耀邦非常高兴地说：“感谢你们为国争了光！”从此她更全身心沉浸在民族艺术的海洋中，广泛涉猎，并在深入冀、豫、鲁、晋演出时，拜一些民间老艺人为师，学会了许多地方民歌和俚曲。但有一天，她却遭受了一次民族自尊心的沉重挫伤……

    1979年夏，日本一个名叫“岳枫社”的吟诗团来华，要求和中国人切磋技艺。对外友协找到中央民族乐团，但无人精于此道。那时，“文化大革命”早就把这些东西纳入“四旧”，一扫而光。戴学忱家学渊博，她的曾祖父是清末翰林，曾是李鸿章的老师，她幼时随也是诗书世家的外婆长大。外婆年轻守寡，每到黄昏日落，常独自一人吟唱李清照或李后主的词，至今戴学忱还记得：“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那缠绵悲切丝丝缕缕的音调，多年来在她心头回旋不已。她便抱着试试的心情与会。当场，几位日本老人放开喉咙吟唱着中国的唐诗宋词，而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却只是面面相觑未能起而回应。日本客人此刻不无遗憾，却又面有得意之色。中国的古老艺术被人家把玩得如此娴熟，而我们自己却鸦雀无声！此时此刻，戴学忱心头受到一种尖锐的刺痛……

    她的舅舅谢国桢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热烈赞成戴学忱涉足诗词吟诵这块传承中华文化的圣地。老先生一边帮她回忆外婆的唱法，一边进行诗词意境和吟诵形式的讲解，又介绍她先后登门求教了夏承焘、陆宗达、查阜西等名家，使她在诗词、古汉语以及吟诵技巧的钻研中，逐渐领悟了《毛诗序》所说的：“诗者，志之所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正是在这种语言精粹与声音节律的交融中，才产生了浑朴典雅而魅力无穷的吟诵艺术；戴学忱开始坠入诗词吟诵的“爱河”。她在林阴道上轻吟，在小楼平台上慢诵；她的灵魂忽而化为举杯邀明月的李白，忽而进入为秋风所破的茅屋，她为他们慷慨悲歌，为他们低吟浅唱。她学古而不泥古，运用自己得天独厚和训练有素的歌喉，赋予吟诵以风情万种的音乐美，使由于行腔单调而不能适应现代人审美情趣的吟诵，进入一个多姿多彩的新境界。一次，她用自己圆润浑厚的歌喉，将李清照的《一剪梅》中那饱经相思之苦的迷离怅惘，表达得淋漓尽致，曲终，座无虚席的大厅里人们在诗的意境里唏嘘不已，久久才回过神来，继之爆发了一场热烈的掌声。

    难得最是知音泪

    1987年1月27日晚戴学忱接到中国对外友协的电话，说日本“岳枫社吟诵团”又来华访问，请她跟着对外友协会长林林和著名画家董寿昌出席作陪。日本朋友大都是耄耋老人，他们有的已是第七次来华，始终未遇吟诵知音。席间，客人按捺不住激情，两位分别为81岁、83岁的会长，先后放声高歌吟起诗来，虽然缺乏力度却也神采飞扬。吟罢，掌声之后是短暂的沉默。这时，戴学忱从容大方地站起来，向客人致礼后，先是简述了一下中国吟诗的源流和发展，而后一展歌喉，吟了一段“春眠不觉晓”，那圆润嘹亮气韵充沛的吟诵回荡在大厅中，顿时把全场给震住了。接着，她又吟唱了一段“山行”，在热烈的掌声中又唱了一段“枫桥夜泊”，那凝重悠远的意境使人们仿佛远离尘嚣，进入了夜色苍茫的原野。继之，戴学忱又以不同地区的方言和民歌为基调，吟唱了几首唐诗宋词。原来，中国吟诵是这样的丰富多彩！日本朋友激动不已。会长木部圭志老先生立刻拿过戴学忱的小本子挥笔写道：“重访燕京感更新，风翻柳絮鸟声频。迎吾朋友德望在，畅意欢谈情倍亲。”老人说：“几次来华没见过对吟诵有如此造诣的人，我们要把戴先生的吟诵录音带回去好好研究。”他把“戴女士”一变而为“戴先生”了，客人的好学也深深打动了主人。

    戴学忱优美的吟诵，不但得到了扶桑来客的青睐，1988年底她到美国探亲时，在匹兹堡的华人联谊会上又有佳遇。她在会上吟诵了一首《渭城曲》：“渭城朝雨邑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首幽婉苍凉、荡气回肠的乡愁诗，唱得座上白发苍苍的老华人潸然泪下。一位祖籍在大陆的台胞哽咽着说：“我只是在孩提时听过家长的吟诗，你让我回忆起童年，忆起家乡。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大陆依然保留着古老的文化，我真想马上回乡去看看。”这之后，许多华人太太请她去家中做客，吟诗词、唱俚曲、讲家乡，使戴学忱为拥有这么多知音而感动不已。正在匹兹堡大学讲亚洲音乐的一位华裔教授，听了她的吟诵后两次登门拜访，邀请她去匹兹堡大学讲课，校方向她发了聘书，并开设了中国吟诗讲座。150多位师生听课时，时而凝神屏息、时而会心微笑，对中国诗词及其吟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位美国教授对她说，你们的诗词我不大懂。但从你那急缓有序、委婉动听的吟诵中我感到了一种震撼心灵的美！

    第二青春花甲年

    有些朋友不解：“你是知名的民歌手，后来又弄古曲，现在又搞吟诵，这不是越走路子越窄了吗？”戴学忱的看法恰恰相反。尽管她搞吟诵是半路出家，但在实践中她却看到祖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一块开阔地。在听众凝神静听、心心相印的交流中，她感到，诗词吟诵有着一股穿越时空、撞击心灵的力量。这门古老而奇妙的艺术，是在吟者深刻理解诗意的前提下，以疾徐有致的声韵和节奏，把精致的中华诗词中韵味无穷的意蕴，充分地表达出来，从而引起听者强烈的感应和共鸣。在吟诵中，有金戈铁马的慷慨悲歌，有长河落日的恢弘浩瀚，有凄绝哀怨的爱情绝唱。在吟诵中，屈原、岳飞、文天祥的爱国心声仰天长啸，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风光凸现眼前，一代代诗人的才情心血点染人间。在给青少年吟诵时，她看到孩子们凝神注视的两眼中，燃烧起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爱一切美好事物的火焰，那是在迪斯科的狂歌劲舞中，绝对不会出现的高境界。这时她便深深陶醉在一种神圣的成就感中。是啊，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并非只是由于长江黄河的源远流长，更是由于中华文化的悠久灿烂。她悟到：吟诵，把这一切圣洁的美都活化、形象化和立体化起来。它是新一代中国人重建人生信念的宝贵资源，是连接海峡两岸的坚强纽带，是与国际接轨的艺术长廊。她在内心独白：我愿为此而献身！

    朋友们又问：“你的亲属在美国，那里的生活也很舒服，你为什么不在那里长久呆下去？”

    戴学忱莞尔一笑：“吟诵是民族艺术，我的根在中国。”她万分高兴地看到，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在北京等地正在方兴未艾地启动。著名学者、大师们如季羡林、张岱年、王元化、杨振宁、汤一介、南怀瑾等出任指导和顾问，物理学家杨振宁对此语重心长地说：“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宋词。七十多年来在人生旅途上经历了许多阴晴圆缺，逐渐体会到‘高处不胜寒’和‘鸿飞哪复计东西’等名句的真谛。熟读古诗古文，一生受用无穷。”这一切告诉人们，十年浩劫后几成绝响的吟诵艺术，又以其独特的张力和魅力勃然复兴。她不知疲倦地为吟诵活动推波助澜，应邀到许多地方做表演、开讲座，并将录音盒带向海内外亲友发送。花甲之年，她又进入了美好的第二青春！

    黄钰生谈张伯苓

    1986年初我听到一个情况，据我驻外使馆反映，海外一些南开学子认为，解放后国内对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的评价，由于受某些“左”的影响偏于冷淡，这成为他们心中一个痛点。这一信息立刻引起我的注意。身为记者，只要抓住一个好题目，那就会猛虎扑食一般奔去。

    当时年已88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图书馆名誉馆长黄钰生，早自1912年进南开中学读书，后来长期追随张伯苓执教南开，多年任南开大学秘书长，到1951年还为张伯苓起草过遗嘱。近40年在风风雨雨中，目睹老校长筚路蓝缕的办学过程。他成为我第一个采访对象。

    他说，甲午战败，年轻的中国海军军官张伯苓目睹丧权辱国的威海卫日英转租仪式，十分痛心。他一眼看去，英国水兵魁梧剽悍，中国水兵委琐萎靡，痛感中国虽广土众民，但身体、精神均不如人，非从根本上改造不可。从那时起，张伯苓弃武从文，决心办教育。当然，没解决政权问题，教育救国本是幻想。但张伯苓先后兴办南开中学、小学、大学、女中、经济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并参与兴办西南联大，奔走呼号、席不暇暖，那种惨淡经营的奋斗精神堪称弥足珍贵。当时许多学校包括“官立”学校因经费短缺，对教工经常欠薪。但南开虽是私立，却从不欠薪。当年南开大学的一些名教授如姜立夫、杨石先、邱宗岳，北大、清华等出高于南开一倍的薪金都请不去。我任南开秘书长，月薪是220元，张伯苓兼五校之长，只拿月薪200元。老校长日夜操劳，自奉甚俭，苦干、实干，耗尽心血。正是这种赤诚，产生了极大的凝聚力。

    黄钰生认为，张伯苓有许多教育思想值得今人借鉴。他曾说：“中国人之身体软弱，以读书人为甚”，因此竭力提倡体育。最初条件差，南开甚至用两个椅子放根竹竿，让学生练跳高；他重视道德教育。嫖、赌、烟、酒、早婚均属禁戒，违犯者退学；他重视科学实验。从日本购进大批仪器，教学生做理化实验。其设备之完备，使一位来参观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也为之钦佩不已；他还重视开展学生课外活动，锤炼学生的“公能精神”。

    黄老更仔细谈到周恩来和张伯苓的关系。张伯苓晚年曾出任蒋政权的考试院院长。对这件事，黄钰生和许多人当时就不以为然。曾问他：“先生一个人还能挽回国民党的颓势吗？”张伯苓叹了一口气，说：“蒋先生要我去跑龙套，我只好去。”言下不胜凄然。但后来他断然拒绝去台湾，而周恩来对他做出这一正确抉择，有很大影响。周恩来晚黄钰生一年入读南开中学，很快张伯苓就发现了周恩来的见识和能力。1940年黄钰生在重庆曾去曾家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看望周恩来和邓大姐，周恩来也多次到津南村张伯苓的家中聊天。那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吴国桢也常去张家。周、吴两同学见面常常各抒己见，有时辩论很激烈。张伯苓在旁听着，间或打趣：“几时你们不吵了，天下就太平了。”张伯苓受改良主义世界观的影响，思想上自有种种矛盾，但周恩来对时局的分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50年5月，周恩来听傅作义报告张伯苓希望北归的消息，便派专机到重庆接张伯苓夫妇回到北京住在傅作义家中，周恩来匆匆赶去探望。1950年9月张伯苓回津定居。到1951年2月14日，张伯苓中风不语，危在旦夕。南开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提议为老校长写一遗嘱，大家公推和校长最为亲近的黄钰生起草。遗嘱的内容中关于教育的内容是根据张伯苓50年来一贯的教育思想写的；关于大局是根据他许多讲话概括而写的。那时老校长已不能说话，但还有听力，心里还明白。写好后给他一段段念，他一段段点头表示同意。有几段大意是：“余致力于教育事业垂50年，凡余所致力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而力有未逮者，今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见诸实施。余所尝效力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亦将在人民政府之下日益发达。”“凡我同学尤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九泉以待之。”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去世后，周总理立即赶到天津张宅吊唁，向老校长遗体行礼默哀，安抚了老师母，然后到客厅同校友们见面谈话。他说自己很遗憾没能早点来，又说道：“看一个人应当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后来我又采访了几个人，写成一篇通讯。题为《张伯苓功在人间》，1986年4月3、4两日《人民日报》先后在国内版和海外版用半个版发出。后来在南开中学90年校庆时，回来许多海外校友，其中包括原南开女中同学、张伯苓的孙女，大家见面时都说高兴地看到了这篇稿。现在又到了南开百年，黄钰生老先生也已过世多年，但当校友们即将齐聚一堂时，我想到了黄钰生先生的几句心里话：

    “我们无论在台湾、在美国、在大陆，都是热爱我们祖国、热爱我们母校、热爱我们老校长的。发扬‘公能精神’，坚持爱国进步，促进和平统一，我看就是对张伯苓老校长最好的纪念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