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绵追思白方礼

    转眼间，一个以延安精神感动天下无数人的老人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他就是既普普通通又光彩照人的伟大的三轮车夫白方礼。退休后，他蹬三轮车几乎是绕地球15圈儿，用劳动换来30万元的收入，全部捐给贫困生。他患病时，探视者络绎不绝；仙逝后，上万人洒泪相送。对他的音容笑貌，人们永远难忘。

    从来不会夸夸其谈的白方礼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活着。如今，在社会转型期间，既有英雄辈出，也有小丑跳梁；假冒伪劣为千夫所指，贪官污吏招万民痛恨，而白方礼的高风亮节，对这些人是一种道德上强有力的拷问。那些巨蠹、硕鼠，在地位、权势、学历、口才、气派、财富、享受上，比起土得掉渣的白方礼，要“高贵”、“高雅”、“高消费”得无可计数。然而，白方礼一生活得光明磊落、高风亮节、君子坦荡荡，有些人却活得鼠窃狗偷、心地龌龊、小人常戚戚。白方礼死了，仍然活着；有些人活着，却已死了。

    白方礼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也是对我国青少年如何茁壮成长的一个人生指南。如今，面对各种挑战，有些青少年几经挫折便溃败不堪，甚至轻易走上不归路，以致自杀竟成为青少年中死亡的第一原因。白方礼常年蹬车，途中烈日如火，寒风似刀。对他的义举既有啧啧赞美，也有冷言冷语，说他蹬车捐钱是“图出名”，是“神经病”，是“五分钟热度”。白方礼对此冷言冷语不为所动，他倔强不屈，迎难而上。他入校助学，经常是连姓名都不留，又何谈图名？他支教成效自然不如动辄出手上亿的比尔.盖茨。但他拿出的是钱包里的99%！他自幼文盲，对失学儿童有切肤之痛，热情支教痴迷如武训。但比之武训他又有自己的个性：不伸手、不自虐、凭劳动。他一旦立志，便表现出矢志不渝的理性、顽强和尊严，这对于青少年的立志、成才、报国，不正是一个极有感染力的示范吗？

    白方礼的火热心肠和艰苦卓绝，更是对纠正教育不公平的一声疾呼。有资料显示，全国失学儿童尚有两千多万，他们有的在家放猪、放羊，有的被非法雇用做童工，有的被强迫卖艺、贩黄。普及义务教育是中央重大决策。白方礼支教展示出普通百姓深藏的美德，更凸显出弱势群众对普及教育的渴盼。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需各级政府和各个学校紧跟中央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部署，在兴教这一神圣任务上，关注贫弱，加大力度，杜绝任何冷贫媚富、乱收费之类的荒腔走板。这一伟大任务虽非一蹴而就，但总比一个耄耋老人蹬车绕地球15圈儿要容易一些吧？

    回忆沙惟和穆青

    岁月不饶人。两位曾一度朝夕相处的老同志——沙惟和穆青，先后走了。回忆他们那执著艺术、关切人生的火热性格，依然历历在目。

    我是在上半个世纪的两头儿接触他俩的。1949年10月，我所在的青年文工团，经上级告知有件大喜事：从大连调来一位“年轻的老革命”给你们当团长。这位早年在新四军战火中锻炼过的“年轻老革命”沙惟，那时才27岁，其风度既质朴又潇洒。原先，文工团初期，穆青是副团长，我继李健同志任指导员，率领二十多位当初在学校参与过文艺活动的地下“民青”和积极分子，1949年初组团后排演了《黄河大合唱》《淮海战役组曲》和一些活报剧、小歌剧，成为一支紧密配合形势、积极服务基层的“文艺轻骑军”。沙惟来后，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演一些小节目的同时，他导演了揭露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话剧《小雪花》和揭露地主罪恶的歌剧《赤叶河》，排练中还组织学习《角色的诞生》《演员自我修养》。沙惟给大家讲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也讲一点梅兰芳的手、眼、身、法、步。大家虽是似懂非懂，却也知道了一点“内心体验”和“外部造型”。在排演中沙导十分认真，一遍不行再抠一遍，只说得口干舌燥，其间还请了《赤叶河》剧本作者、作家阮章竞来团说戏，大家都努力钻角色。当时我19岁，因剧情需要剃去黑发饰放羊人老宋，猫腰拄棍儿作龙钟状，上台后连家里人都不认得我了。穆青同志在解放前南开大学地下党员时，就组织红色剧团演出过许多揭露国民党反动面目的戏剧，他在《赤叶河》中饰地主，演得入骨三分。

    为了丰富大家的生活实感，沙惟和穆青经常带领全团下基层。天津港码头、被服厂、恒大烟草厂、天津电车公司，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11月，全团四十多人到土改重点王庆坨乡体验生活。路过杨柳青时，天津专员、后来出事的张子善给我们作了地区形势报告，在那里还观摩了专区文工团演出的歌剧《赤叶河》，该团女主角燕燕的扮演者就是后来出事的地委书记刘青山之妻。在王庆坨串门入户，知道了许多农村土改中的人和事，我们还帮助地方逮捕了一个反动的一贯道坛主。不过也出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故，小团员们围在一起给驳壳枪退子弹，不小心枪支走火，啪的一声，子弹从人缝中射向屋顶，那支驳壳枪恰恰是从我手里借去玩的，责任在身，我很是后怕。团长沙惟严肃地说：“以后沾了枪要绝对小心，出事就是大事。”不过他原谅我“初犯”，没再追究。沙惟轻易不板脸，日常生活中幽默居多。当时他的级别和工资比我们高许多，晚上经常叫上穆青和我，一起去劝业场附近恩义成饭馆吃消夜，一屉烧麦、三碗羊汤，饭间和我们谈些新四军的战斗故事，同时也算开一个团部三人小会儿。沙惟和穆青都好开玩笑，一口一个称我“肖政指”如何。直到后来我运交华盖，下农场啃窝头时，还常常想起那烧麦一咬一兜油、那羊汤的鲜美，更想起那时心无芥蒂、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

    1950年7月，青年文工团奉命撤销，沙惟和几位同志调往群众剧社，穆青在团市委主持群众文化工作后调广东、河北，我调失业工人救委会，各奔东西，暌违多年。

    前些年在市咨询委见过当秘书长的穆青，此前他在渤海石油公司和塘沽区领导岗位上做过许多重要工作。他待人热情厚道，工作认真，急人之难，人缘儿颇好。在咨询委组织委员们对天津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好建议。他去世后，在告别会上有些同志痛心得放声大哭。沙惟后来则成为日益知名的大导演。我和他再见面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干部俱乐部一个艺术讨论会上，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思维和发言不减当年！”不久青年文工团的故旧又欢聚了一次，只可惜，主持这次欢聚的穆青同志，和大家约定再聚一次，后竟因病不治，先沙惟同志而去。沙惟也是患癌症好多年，但始终是生气勃勃，毫无惧色。他思维敏捷、古道热肠，对所知所闻的民间疾苦和天下大事，无不关心备至。小至于市容脏乱、居民封阳台、某居民无辜受欺等问题，大至于官员腐败、风气低俗、老美霸权等问题，和我说起这些来常常是义愤填膺。他说：“你能写，报社又通天，把我这些意见反映给社会，反映给上边。”这些，使我强烈感受到他那心系天下的滚烫心肠。人是不可能永生的，但无论是沙惟同志还是穆青同志，他们那种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情怀，将永远留存人们心中。

    老专家智雪“蠹蛾冤”

    中国农业大学老教授金瑞华，作为一个昆虫学专家，忙了一辈子植保研究和教学工作，退休后仍经常接受海关的委托，对截获的可疑害虫进行鉴定和确认。2004年4月，他们接受农业部一项重任：参与制定我国“苹果蠹蛾非疫区建设规划”。当他们和我谈到这个小小的苹果蠹蛾时，还涉及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涉外”故事——

    京戏里有个“窦娥冤”，我国对外贸易中有个“蠹蛾冤”，而且一冤就是四十多年！一种最早发现于欧亚大陆中南部、身长不足一厘米的灰色小飞蛾——苹果蠹蛾，随同它喜食的苹果，把祸害传遍了世界六大洲的部分苹果产地。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的国际机构——英联邦农业局国际昆虫学研究所，在1951年、1976年和1989年三次绘制和公布的苹果蠹蛾世界分布地图上，一再误将我国东部也划入其内。苹果蠹蛾的幼虫专门蛀食苹果、梨、桃等许多水果，会造成大量虫果、落果，而且极难防治，是果树生产的毁灭性害虫。因此，许多国家把它列为检疫性危险害虫，并据英国绘制的该虫世界分布图制定了有关检疫法规。这样就形成了一把双刃剑：我国东部自1951年被误划为该虫疫区后，严重影响了我国苹果、梨等水果的出口创汇；同时一些确有该虫的国家，也据此要求我国放宽水果进口检疫，这又构成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威胁。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多次据实要求有关国际机构修正这一莫须有的错误，但对方把头一摇：“要修正吗？拿出新的科学依据来！”原来，祸根是出在1938年胡经甫著的《中国昆虫名录》中提到，1925年一个叫阿.卡拉加的罗马尼亚学者曾报道，在北京采到过一只苹果蠹蛾成虫。但该报道既无采集记录，也无标本，是本地发生还是来自外国？没头没脑！

    然而，要想推翻这一既定结论，谈何容易？科学上的争论不是喊破喉咙的口水战，而必须拿出颠扑不破的科学依据。面对这一挑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农业部的支持下，由北京农业大学、国家动植物检疫局和农业部植物检疫实验所牵头，联合全国15个单位68名科技人员组成“全国苹果蠹蛾研究协作组”，决心以艰苦深入的科学调查纠正这一奇冤，协作组主持人的重任，就落在昆虫学专家金瑞华的肩上。他们埋头查阅了浩如烟海的文献，继之在北京、山东、河北、河南、辽宁、新疆、甘肃……等10省市360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地域内，进行了长期、大量、锲而不舍的调查研究。在对我国东部的两万多株果树和220多万个剖果进行的检测中，除发现了桃小食心虫、梨小食心虫等蛀果外，未发现一只苹果蠹蛾蛀果及其成虫或幼虫。这些调查来不得丝毫虚伪，同时也十分辛苦。每年4-9月，这些科技人员如同蹲堵捉贼的警察一样，到几十公里以外的果园捉蛾子、抓“元凶”，风沙大、日照强，一天累得喉咙疼、流鼻血，家中有急事也雷打不动，唯恐影响了调查的连续性。六年如一日的艰苦奋斗，终于得出了无可辩驳的结论：我国东部绝非苹果蠹蛾疫区！

    言至此，我向金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么辽阔的土地上进行调查，怎么能避免百密一疏呢，万里不还有个一吗？金教授笑着说：这一点确是要害。当我们根据调查数据，促使国际机构来人商讨该虫分布图的修订问题时，当初提出我国东部为疫区的英联邦农业局国际昆虫学研究所就质疑：你们的检测点就是1000个10000个，怎么就能证明第1001或10001个点没有该虫呢？对此，我们协作组早就预见到了，科学要求的就是严肃、严格、严谨，用现在的话就叫“求真务实”。我们依据对该虫地理分布规律的多年探索和大量科学实验，发现并证实了在该虫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过多、过大、过长的降雨过程是限制其分布于我国东部和东亚的关键因素。据此，我们首次提出了决定该虫世界地理分布的“二成因（ 人为成因、自然成因 ）、三要素（ 温度、降雨、寄主 ）、四屏障（ 地理屏障、气候屏障、生物屏障、人为屏障 ）”的新理论，并以此为基础预测了该虫的世界分布。金教授高兴地说：由于上述大量可靠的调查数据和严谨求实的科学依据，这一调研成果和我国的合理要求，最终被国际机构核实，证明可靠可信。到1995年6月，值得中国人自豪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国际机构依据我国的研究成果，修订并重新公布了苹果蠹蛾世界分布图，英国有关机构也承认了错误，全部删去了我国东部及东亚分布区。至此我国蒙受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国际科技奇冤终于昭雪了。我国植检部门和外贸部门，有效地利用这一成果，既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水果的出口创汇，提高了经济效益，也有力地抵制了某些国家要求我国放宽进口检疫的压力，保护了我国的生态环境。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金教授领导的这一调查既报喜也报忧。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在我国西部新疆库尔勒一带一如原先的估计，诱到苹果蠹蛾5812只，并首次发现该虫已从新疆扩大分布到甘肃省的酒泉、敦煌、玉门和安西，为国内检疫提供了重要疫情警告。同时，他们还完成了一个苹果蠹蛾及其近似种成虫及幼虫的彩色图解检索表，列入苹果蠹蛾及其近似种成虫19种和幼虫8种，并输入微机系统，供植检部门擦亮眼睛。由于其以图为主、易学易用，首都和乌鲁木齐等许多机场植检部门，均据此在国际旅客携带物中准确发现并截获了危险害虫，将其拒于国门之外。

    忆鲁藜

    搬家等于着把火，许多不该丢的东西丢掉了。但搬家也等于淘把金，多年找不到的东西又找到了。一个旧信封赫然出现，我赶忙从它里面抽出一幅笔力遒劲的题字：“金心铁笔”。我在搬家翻箱倒柜时，发现了这个珍藏多年却又屡寻不见的信封，不禁大喜过望而又感慨莫名。这是老诗人鲁藜在1985年他71岁时写后托民俗学者张仲给我捎来的亲笔题字。他听说我调任《人民日报》驻津记者后，很高兴。这四个字是他对我的厚望。如今，斯人已逝，我也离退多年，但从这幅17年前的题字中，仍能感受到诗人那颗赤诚而炽热的心的搏动……

    我对鲁藜心仪已久，但真正称得起见面却是在1958年夏天农场劳改中。那时，他才四十多岁，我才二十多岁，正当人生华年却各自因无妄之灾，被遣往劳改农场要脱胎换骨多年。那天，是在麦场上打草绳，我俩被“派对”到一台机器上，各据一端摇把打绳，可谓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鲁藜说着直爽的福建话，既没一点架子又操作十分自如。他说：劳动对我不是难事。我从童年就在湄公河畔当铺学徒，干小商小贩，当码头磅手……什么苦活难活都干过。我立刻感到这个既有威名，又负政治风波重载的诗人心地的透明。我说：来农场前我在日记本上抄了一首诗用以自励：“我要把自己当成泥土，让众人把我踩成一条路。”当名誉、地位、待遇一切均被砸得粉碎时，我从你这首诗里找到一种力量。

    那时，在寒风凛冽的政治气候中作此对话堪称是十分大胆地敞开心扉了。他知道，我不会虚与委蛇，我知道他也绝不会拿我去“立功”，虽然这是当时的“流行色”。鲁藜比我们跳出那是非之地要早好多年，当时是冯文彬主政天津锻压机床厂时，把他救了出去。

    1986年夏我到体北五区去拜望他。门铃响过，他推门而出时两手沾满煤屑，满脸、满身炉灰，怎么，你还在劳动？他说：唉，人老了，可不能懒。瞧，劈木柴，生炉子，拖地板，我干得蛮带劲！依然是那豪气的脸，依然是那滚烫的心。恢复笔耕以来，他佳作如云，既有深刻的哲理又赋予隽永的形象，清新而厚重，耐人咀嚼又发人深省，已有《天青集》《鹅毛集》《鲁藜诗选》问世。当听说我每天奔走于采访之中，他说：记者这一行挺好，可以大量接触人生，感受新鲜事物。他谈到前年去深圳在中山县看到一家专业户，用船成吨地运回钟乳石，加工成美丽的盆景，以几万元一箱出口换汇。这位文化不高的农民成了巨富。改革与开放，充分发掘出人的能动性。人，把普通的石头变成金子，不像当年“左”的一套只能把人的生命力禁锢起来，使人丧失了自我。

    他再次鼓励我说：干记者，好机会。我们这个民族承受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这里既有前进的冲力，也有陈旧的沉淀。必须解放思想抛弃抱残守缺，才能解放出伟大的生产力。我相信，在各个方面都要经历改革的欢乐和痛苦，都会有巨人出现，你们就要追踪它、挖掘它、报道它！

    他说着，可是还没忘记收拾房间，我一眼看到他床铺上打开的一册大部头《呼啸山庄》，啊，诗人也看书！我不禁脱口而出。

    我离不开生活，也离不开书。他说，这本艾米莉.勃朗特的书，作者逝世后才被世人认识其价值，书写得很精彩、很深刻，我不止一遍地看。最近我还读了美国沃仑的新著《文学理论》，也得到很多启发。其实，港台有些书也值得一看，没有框框，思维很活跃。人，不看书可不行啊，文学不能互相模仿，但离不开互相启发。蜜蜂酿蜜，要先从花里去采来，许多好书正是花。

    他看我打量他的陈设，他说：我的收藏也许并不值钱，但却十分可贵。你看，这是一块亮晶晶、沉甸甸的煤块。精湛的诗句从他心灵中奔涌而出：

    我沉默了千千万万年，

    也不流露一丝叹息。

    就待光明一旦召唤，

    我要为苍天放射红霞。

    在倾听中，我发现诗人还是一位书法爱好者，那块煤有时兼充作挥毫时镇纸之用。我便向他索取墨宝，以资留念。过了几天，他在张仲去访时便托他捎了那幅“金心铁笔”来。鲁藜为人热情而执著。他在信封上还注明“将来还可再写”。果然，不久他又寄给我一长幅“龙飞凤舞”，内容就是他的新作《煤》。时至今日我日益感到鲁藜留给我们的作品正是永远开采不尽的乌金。诗如其人：“我知道我不是金玉/我是煤/一块黑煤/一块棱角分明的煤。/我知道我的身上/不会有彩色/但，当我燃烧起来/我却是红的……”

    抗癌老人传奇

    这几年，我去天津肿瘤医院参加过三次难忘的聚会。头一次，是前年夏天。会议室里在座二十多位癌症患者大都神情沮丧，有的还在低声啜泣。院长告诉我，这些病人当确诊是癌症后，精神一下子坍塌了。今天我们请来几位特殊的大夫……

    这时，进来几位“癌症话疗站”的志愿者。首先是由年已87岁、原籍广东的陈华珍老太太微笑开讲：

    “我从1963年10月先后患乳腺癌、子宫肌瘤、结肠癌，动过三次大手术，开过三次膛，让肚子见过三次风。可我都闯过来啦！我得病后到现在40年过去啦，没病的人活这么大也不易，我早就是赚的了。现在我的血液检查，癌细胞还是高，但没有症状。它高它的，我活我的，谁也不碍谁！”

    会场活跃起来了。在热烈的对话中，人们知道了陈大娘是“两航起义”人员家属，也听到了她阅尽沧桑、面对疾病“既来之则安之”的豁达心胸。加上同来的王惠芬、徐玉书三位老太太在平衡心态、调控饮食、坚持治疗和锻炼的详细述说，使人们看到，她们的抗癌效果并非来自碰大运，而是源于一种独特的精神文明。陈老太说，凡癌症患者三分之一是吓死的，三分之一是胡乱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病死的。她们三人说，我们都做过几次大手术，都曾大把大把掉头发，但过花甲、越古稀，迄今思维敏捷、谈笑风生。她们说“癌症不等于死亡”、“癌症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这话、这人，这情，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把听众那渴望求生的意志一下子调动起来了。有位患者原打算从15楼往下一跳了之，现在却油然产生了活下去的强烈愿望！

    就这样，按岁数相加被称为“240抗癌宣传队”的这三位老人满腔热情进医院、下病房、去家访、作演讲、搞座谈，现身说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她们的鼓舞和坚持治疗下，一个个冲出精神枷锁的“抗癌勇士”（ 存活5年以上者 ）和“抗癌明星”（ 存活10年以上者 ）就像滚雪球一般地涌现出来，一些人也参加到“癌症话疗站”里来当志愿者。在这个站里采访，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995年春，我还不到40岁，在查体中被确诊为中晚期乳腺癌，犹如五雷轰顶，我整整哭了一个星期。我拒绝手术，我宁愿作为一个完整的女人而死去。可是我的小孩儿才12岁，他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呀！面对现实，我先后做了五六次大、中、小手术，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垮了。但陈华珍等三位老大姐的活法深深打动了我：对！活一天，就要有价值！我积极地参与康复和志愿活动，跑前跑后组织会员们游天津金街、看杨柳青古建筑，去北京一日游，我从家里带纯净水和晕车药给病友们用。我还报名参加李嘉诚捐资建立的临终关怀医院做义工，买毛巾给浑身溃烂的垂危病人净身，让他去世时死得尊严……我感到我活出了自我，我坚强起来了。大家看我能跑腿，选我当了‘话疗站’的秘书长！”

    这是幼教老师赵变生的倾述。就在不久前，黑龙江来了一位乳腺癌患者，在医院确诊后，她坚决不接受手术。她哭述：“一个女人失去了美，还有什么活头？”赵变生就苦口婆心告诉她：“我当初和你的想法一模一样。但是，命重要，还是美重要？没有命，又有什么美？失去一点生理的美，我们还有心灵美、事业美、生活美！更有家庭和孩子的亲情美！”那位在痛苦中彷徨的姐妹泪眼中重新闪现出光芒，顺利地完成手术，信心充沛地回黑龙江去了。十来位志愿者告诉我：她们各自是怎样从苦恼万状中站起来，坚持去治疗、去晨练、去唱歌，去走家串户帮助人。癌症病人一般都苦于精神和经济双重负担，却又自封自闭，不愿见人。她们就满怀同情去倾听、去送药、去劝说，有时还蹬着小三轮儿帮着接送求医、帮着交涉缓交房租、帮着下岗病友找工作看自行车，帮着他们化解夫妻矛盾，一直细微到给术后姐妹送去充气胸罩、美化生活……她们在叙谈中充满了自豪。这使我看到，这些自称是“死过一次的人”在只想自己时恐惧而软弱，但却从战胜恐惧中得到了无畏，从舍己为人中找到了生趣，从“弱势群体”一变而为发光发热的强者。他们不仅活出了生命的宽度，还夺取了生命的长度！

    在最近一次采访中，我也听到了一件不幸的消息：“话疗站”创始人之一徐玉书已于去年去世。按说，患了癌症，能够活到高龄，并且做了许多好事，应该说也算是颇堪自慰的“老喜丧”了。但夺去她的生命的最后一击，却不是那可怕的癌魔，而是由于一个冒名顶替、查无实据、姓名住址皆假的保姆，在徐老太百般信任她时，却黑了良心乘人不备，把老人的财物来了一个“卷包烩”，老人急火攻心，含恨猝然去世……

    我为老人歌，歌颂她那金子般的心，在风烛残年时仍奔波不休、助人为乐！我为老人哭，哭她那被不义者坑害的不幸！天地良心，归来吧！坑害老人的“假保姆”，年纪轻轻，你就这么背负着良心的重载来度过你的一生吗？

    博采众长看“王朝”

    2006年5月11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国际饮料酒高峰论坛”。与会各方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酒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智生，在发言中就“王朝”怎样在中法合作过程中优势互补、打造精品、引领潮流，给人们展示出一幅如何攻占制高点的蓝图。

    请进来，走出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门大开，既广泛吸收世界先进经验，又与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从而在高速度、多领域、深层次推动国家现代化上，迈出了举世瞩目的步伐。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里，创业25年的王朝葡萄酒也在与法国进行合作当中，优势互补，打造精品，在引领葡萄酒发展潮流中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应该说，我国的酒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诗圣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诗仙李白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至于“酒逢知己千杯少”和“武松打虎”、“温酒斩华雄”，这些经典著作中的故事都说明：喝酒能使人才华迸发、肝胆相照。可以说，无论是在享受生活、建功立业以及长智慧、交朋友、攻难关、克顽敌上，酒都是一种宝贵的润滑剂。但正如一切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一样，白酒的多种优异功能自是无需赘言，但也有“酒不醉人人自醉”的一个“度”的掌握问题。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化，随着人们对葡萄酒白藜芦醇含量有益心血管健康的普遍认知，在白酒仍居于餐饮酒类王座的同时，也特别需要有一种较为柔性、更有益于和谐与保健的葡萄酒。尤其是在国际交往日益增多的今天，葡萄酒是各国人士的一种通用饮品。为此，我国的葡萄酒生产，不但要大大加强，而且要使之高产优质、与国际接轨。面对这一日益迫切的课题，1980年作为天津市首家中外合资公司，王朝葡萄酒厂一经问世，就立即把眼睛射向站在世界葡萄酒生产前列的法国人头马公司。

    从造酒历史上来看，我国是在公元前140多年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才从大宛地区引进葡萄及酿酒法，而法国是从公元前400多年即生产葡萄酒，他们的葡萄酒至今每年有84亿欧元的产值，出口50多亿欧元。葡萄酒、香水、艾菲尔铁塔并列为法国的三张“名片”。法国有句谚语说：“打开一瓶法国葡萄酒，就像打开一本书。”那么，“王朝”在建厂以来，是怎样打开法国葡萄酒“这本书”，并发挥自己的优势来与之进行合作的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认认真真请进来、派出去。双方合资后，法方人头马公司每年应邀派来三四批高层技术管理人员来“王朝”进行指导，“王朝”公司也多次派出技术人员到人头马去充分而细致地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又与自己的某些独特优势相结合，多方位进行密切的交流和沟通。

    他山石，可攻玉

    在国外学习与观察中，“王朝”发现，法国人为了从根本上提高葡萄酒的质量，十分注意地表和地下土质与葡萄酒质量的关系。那就是：沙、泥土质带给葡萄酒清淡和精美；黏土质带来醇厚；石灰质带来持久；由深入地下数米深、15至50年的葡萄秧生产的葡萄质量最有保证。为此，“王朝”也极其重视葡萄原料基地的选择，这些年他们发挥地区合作的优势，先后在天津蓟县、河北遵化、山东蓬莱、宁夏贺兰山开辟了三万多亩优质葡萄园地。他们更利用地区合作关系，在几个地方就地建立原酒加工厂，有效地提高了加工能力和保质效果。

    其次，他们还发现，法国人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为此建有世界上最好的三所培养种植、品尝、鉴定、管理和研究葡萄酒专业人才的学院。由此，“王朝”懂得了一个道理，葡萄酒质量的提高，绝非单靠一个生产线，而是靠背后一系列优秀人才和知识资源的投入。为此，他们在举国贯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洪流中，下大力把“王朝”办成学习型企业，从厂领导到每个员工，不管是业务骨干，还是叉车工、锅炉工，均要学习不同的专业知识，凡在职学习毕业者，学费一律由公司报销。他们提出一个富于警醒力的口号就是：“企业不学习难于进步，员工不学习难免淘汰。”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全公司大专以上学历者已占员工总数的56%，中高级职称者占技术人员总数的70%，这就大大地增强了开发实力。

    再次，他们还注意到，法国人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最主要的就是不遗余力地开发尖端品种。比如，法国生产最高级葡萄酒的勃牧赫罗地区，有一个葡萄园叫做“乐畔”，只种有两公顷葡萄，每年只生产8000瓶葡萄酒，但每一瓶要卖380欧元！这些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使“王朝”深受启发。“王朝”发现，天津市人才济济，合作开发大有可为。他们现在不仅和天津农业科学院、天津轻工业学院合作进行葡萄栽培技术研究、新品种基础研究、发酵技术研究，同时大力投入科技资金，设立科技攻关课题，由先进国家引进尖端设备，从而较快地把产品品种和质量搞上去。

    如今，王朝葡萄酒这个品牌在国内外强手如林的业界，已获得了一席之地，曾四次获得国际金奖、八次获得国家金奖，并被布鲁塞尔国际评酒会授予国际最高质量奖，而且多年来被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指定为国宴用酒。同时，他们运用从各方学到的知识，加以融会贯通，在解决国际同行葡萄酒生产某些技术难题上，有了一些初步成果。比如欧洲葡萄酒再生产过程中，是用牛血做净化剂。但自从英国爆发疯牛病以后，欧盟已全面禁止使用牛血做净化剂。法国沃克吕兹等四省曾发现仍有使用牛血者，受到政府检验机构严厉制止，我国检验机构亦严厉禁止其进口。在这一难题上，王朝发挥自己的科技力量开发出一种新工艺，即使用天然矿物制皂土和海藻提取物硅藻土，与蛋青混合作为净化剂，其能力可滤出1.0到0.1毫米的粒子。净化后使葡萄酒液纯净清澈，不含任何杂质，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造精品，引潮流

    在过去的25年间，“王朝”业已把年产量做到了4万吨，在未来的5年中这一数字将要翻番，产量将超过8万吨。更重要的是，“王朝”坚持走中高档路线，要向中国消费者奉献高质量的葡萄酒。换句话说，白酒是中国的国粹，葡萄酒是外国人占优，“王朝”就是要把“优势互补”这篇文章做透。他们看到，随着中国经济日益繁荣，中国消费者平均可支配收入持续提高，以及葡萄酒在商务交往中的需求越来越广泛，高档葡萄酒越来越受欢迎。为满足国人品尝中国制造的世界级名酒的渴求，“王朝”2006年着力的重点就是研制和推广高档酒。他们认为，“高档酒”不是简单的“高价酒”，它的内涵需要有品质和品牌的文化积淀。犹如一个博士，他最有价值的不是头上的博士帽，而是他头脑中的思想和知识。为此，他们不但要把葡萄酒当作一个产业来做，还要当作一个事业来做，更要把它当作一种文化来做。要使人们在干杯里喝出健康、喝出文明、喝出欢乐、喝出和谐。要使人们一端起那红如宝石、白似美玉的王朝酒，便感受到一种既古老又新潮、既典雅又时尚的高雅韵味。做到这些，那些用糖精、色素、酒精“三精水”勾兑出来的假冒伪劣品，那些只能在低档酒市场上搏杀的次品，自会受到排斥。为此，他们在硬件和软件的精益求精上，分别作出以下几项努力：

    第一，为了把“王朝”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一流大型企业，他们已开始了大规模的收购行动。诸如，对葡萄质量和原液上乘的澳大利亚一家大型葡萄酒厂的股份收购、对专门生产高档葡萄酒的三家法国酒庄的收购、对国内高档葡萄酒产地宁夏一个品牌的重组，都在顺利进行中。

    第二，在大型收购的同时，他们更要进行顽强的自主创新活动。他们认为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不能是对传统文化的抄袭，也不能是对外来文化的照搬，更不能是对既有陈规的炒冷饭，而是要充分利用外来文化资源，紧密结合传统文化，进行富有民族色彩和时代精神的个性化创造。他们与法国“人头马”进行了充分的合作，但却一直坚持叫富于民族特色的“王朝”，并在国内外普遍商标注册。他们吸收干红葡萄酒的外来技术，结合国内消费者的需求，独创了国人喜欢的干白葡萄酒，可以说这是为搭配吃海鲜而量身定做的佐餐酒。

    第三，他们认为，葡萄酒的发展和消费以及对于国外先进经验的吸收，至今也还是刚刚起步、方兴未艾。以法国高档葡萄酒而言，他们那种酒品的大气、协调、丰满，尤其他们那饮酒佐餐的搭配规律所构成的一套葡萄酒文化，还值得我们深入学习。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最近他们除了开发多种高档酒，特别是按照欧洲标准生产一种专供喜庆、婚宴、祝寿、诞辰、庆典饮用的王朝香槟酒之外，更与钓鱼台国宾馆就“高档木桶陈酿干红葡萄酒”的生产达成专供协议。这种酒采用欧洲传统工艺与现代设备精心酿造，并在法国橡木桶中储藏数年以上，将成为专供钓鱼台国宾馆和引领中国葡萄酒新潮流的一种极品酒。他们坚信，在葡萄酒事业上，我国业界可以说“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只要我们既坚持努力学习，又加强自主创新，我们一定可以站在巨人肩膀上，向世界级高级产品大步前进！

    太行深处的英雄群体

    红五月，我随三十几位市政协老委员到远处河北涉县太行山俗称“6985”的“天铁”冶金集团去参观学习。这些工业、科技、文化界的老委员，在改革、发展、稳定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中，曾见过许许多多大小国企的兴衰起落。改革中难免有阵痛，发展中难免有曲折，稳定里难免有深层次矛盾。就是地处交通发达、信息密集的大城市，许多国企在转型过程中尚步履维艰，“天铁”这个深山环抱中的远处“飞地”会怎样呢？这些老委员们5月13日听取了“天铁集团”董事长刘志嘉同志的情况介绍，并逐一参观了焦化、烧结、炼铁、炼钢分厂，随后四天里和干部、工人、居民多方接触，一个概念升上心头：这一切，确实难得……

    真真切切的“以人为本”

    在那里，人们看到一个占地面积5平方公里的钢铁城。那年产钢坯230万吨的三座炼钢转炉、那年产生铁255万吨的座座炼铁高炉、那年产烧结矿460万吨的烧结系统、那年产焦炭112万吨的焦化系统，以及井然有序的动力运输系统、紧跟时代潮流的电脑管理系统，雄伟壮观、新颖先进。但更为震动人心的是：在这个拥有两万多工人、四万多居民的小社会里，经历种种改革的冲击波，却竟没有一个下岗者。自古以来，老百姓最为欢迎的人人“有工可做”、“有学可上”、“有书可读”、“有病可医”的安居乐业局面，成为这里引人注目的闪光点。

    每天早晨，那里的很多居民都习惯地围绕着山头高地散步和竞走，在那里可以看到“天铁”绿化覆盖率达25%的一片郁郁葱葱。晨练的居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神闲气定、走得飞快。在聊天中他们提到1968年以来的历任老领导打下的坚实基础，更提到现任领导和这几年深化改革的方方面面。

    从1995年，技术员出身、现任董事长的刘志嘉担任“天铁”总经理。当时正是钢铁市场不景气、厂内情况最严峻的时刻。刘志嘉带领全厂千方百计把生产搞上去，1996年厂里从单一炼铁转变为同时抓炼钢，开始仅年产钢16万吨，三年后即达157万吨，增幅创全行业之首。同时他们坚持一个共识：改革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动力，但“天铁”有远离城市、独处山区的特点，不能照搬大城市的做法。按照国家对大中型企业的总体要求，这里不失时机地实行了一系列体制改革；并先后进行了工资制度、住房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在进行这些改革时，“天铁”坚持一个锲而不舍的“凝聚力工程”，就是不搞简单的下岗分流、不搞简单的“甩包袱”。刘志嘉提出一个口号叫“大改革、小震动；热问题、冷处理”，他要求在改革中把职工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职工的满意作为第一追求，把职工的安居乐业作为第一目标，在加快发展生产中，力求做到不减人也增效。这几年，“天铁”在生产大发展的同时，妥善安置了每个职工的工作，而且使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也各得其所。这里每年落成三万多平米职工住宅。对职工在煤水电气上均有一定的补贴。五年来，仅对教育投资即达8000余万元，建成了从学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成人职工教育等拥有5000多名师生的完整教育体系。这里的职工医院在各厂设保健站，通过微机管理，建立社区居民健康档案，对老弱服务到家；通过三条职工医疗保障线，确保职工有病可医、有病能医。在一个娱乐晚会上，我们看到了“天铁”年轻人的欢乐、才华和追求。

    上下同心者胜

    这一切源于一个富于人文关怀的思考：三十多年来，上万老职工就在这山沟里摸爬滚打，他们经历过住席棚、吃窝头、抡大锤、喝雨水、挖山填沟、蚊叮蛇咬的多少日日夜夜，他们在这里献了青春献一生，子孙后代又在这里继续贡献，厂里绝不能冷漠他们。同时，这里不比大城市便于分流再就业，一旦下岗便会置人于绝境。“天铁”有许多涉县的农民合同工，关系到周边贫困山区的经济命脉。为此，刘志嘉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最大优势是政治优势。广大职工是企业的主人，职工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和献身精神，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他们坚持“不让一个人下岗、不让一户过不去”的政策。正是这种既是“因地制宜”、更是“以人为本”的思路，为“天铁”带来一个生机蓬勃的良性循环。

    2003年这里创造了“天铁”历史上产量最高、品种最多、赢利最佳、储备最好的一年。集团全年完成生铁产量256.5万吨、钢产量307.4万吨、钢材产量164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2.4%、8.1%、7.6%。完成工业总产值101亿元，工业增加值19.5亿元，实现销售收入132亿元，利润5.5亿元。提前实现了市政府下达的“十五”计划指标，进入全国大型企业序列第129位。这一切，均不是一飞冲天、轻而易举，许多艰苦奋斗的篇章令人感动。有人曾存疑：一个也不下岗，会不会“人浮于事”呢？事实是，过去炉体大修、风机改造、烧结炉清整，每年都要花上亿元外雇工。如今则“先挖渠，后放水”，把在改革中精简下来的工人加以培训，自己动手干！这样既节约了大笔费用，又实现了全员不下岗，不但一举两得，而且干劲大增。一、二号焦炉将近超期服役，延长一年炉龄就会节约上千万资金。工人们把炉体当成自己的眼珠子一样精心呵护，有损必补，小修不过夜。至今两台焦炉运行良好，被行业协会评为一级炉。建设三号连续铸机时，由于地质条件限制，28眼24米深的桩井全都要靠人工开挖。工人们跳进水泥没腰的渣井里，从下午五点一直干到凌晨一点。外出开会的刘志嘉一回来就赶到工地，看到工人们浑身泥水星夜赶工，不禁感动得流出热泪。他默念着：“夫与民共其乐者，人必担其忧；与民同其忧者，人必拯其危。”

    “天铁”是天津的“飞地”，在天津也有“天铁”的“飞地”。“天铁”近年发展成为多种所有制并存、跨地区、跨行业、主业突出、多业并举的大型企业集团，其11个子公司在市内就有6个。他们整体收购了原天津赫赫有名的轧二制钢有限公司后，重新组建为全资子公司。“轧二”的“双猫”牌螺纹钢曾是市场上的名牌产品，由于资金问题陷于越贷越亏、越亏越贷的泥沼，到2001年10月已负债5.8亿元。上钢材，久已是刘志嘉的雄心，他立即抓住这一机遇出资收购。同时，明确制定了“换牌、留人”的政策，使担心换牌后“打起铺盖卷儿走人”的工人吃了定心丸。复工时“天铁”新派来的董事长宣布：1400多人全员留下，重签劳动合同，重组干部队伍。同时也申明：不让一个职工过不去，指的是想工作也努力干的人。对只想躺在企业身上吃现成饭者，企业不可能做什么承诺。一言以蔽之：换牌，还要换上“天铁”的奋斗哲学。在原有企业的破产中尝够了苦涩滋味的工人们感动莫名，精神焕发地全力投入二次创业。当年到9月已生产24万吨螺纹钢，尽产尽销，获利400万元。厂领导立即补发了原轧钢二厂欠发的职工工资、取暖费，逐步返还了员工的集资款和风险抵押金。很快，“轧二”又引进了意大利设备建成小型棒材生产线，向年产120万吨螺纹钢进军。企业的发展一再证明这个千年古训：人心齐，泰山移！

    民主与科学两翼起飞

    在采访学习中，老委员们也默默地观察了一个问题：“天铁”地处一隅，人、财、物环节多多，这里在经济发展中，是不是也像社会上某些角落有什么“黑箱作业”和腐败因素呢？

    显然，这个问题早就被“天铁”领导班子纳入视线。“天铁”，不是世外桃源。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这里还有两个轮子在转动，一个是民主监督、一个是发展科学。“天铁”的许多重大决策，如收购“轧二”等问题，一律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同时，他们把依靠群众进行民主监督的原则贯彻到每个要害环节。例如，“天铁”每年用于原材料采购费用达20亿元，占成本的70%左右，对全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的监督绝非虚有其表，其办法一是源头参与，物资采购的议标、发标、招标全过程公开，未经由审计、纪检、工会组成的招标小组同意，任何人、任何部门不得用其他方式采购规定内的物资。二是过程控制，三是效果检查。采取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既避免了过去曾发生过的某些暗箱作业等不良采购行为，同时使大部分设备、物资的采购，质量上升，价格却下降了15%。这里每年进出物资和成品达1400万吨，过去也发生过有人在计量器上安装遥控装置，以增加毛重，还有些单位给司机送好处、与司磅员拉关系以便损公肥私。厂里就对有关人员进行超前防范教育，采取加强现场监督、在入口处安装自动感应报警器等措施，有效地防止了各种作弊行为，在一年中就实现了经济效益226万元。

    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天铁”视为永恒的主题。仅“九五”期间就完成科技开发项目171项，其中“中型高炉喷煤粉技术”获天津市科技兴市一等奖。计算机管理在“天铁”的销售、财务、人事、物资、生产计划、技术质量、医疗等方面已普遍应用，并向网络化发展。稳定从来有积极稳定和消极稳定两种，“天铁”依靠群众监督和厂务公开形成的透明度，靠潜力无穷的第一生产力，消除了一个个“黑箱”和软肋，主动向腐败、落后因素进攻，从而在民主和科学的两翼齐飞中获得了积极的稳定。

    老委员在四天的望、闻、问、切中，深深感到：“天铁”这里有一群有抱负、有操守、有干劲的共产党人，是一个由延安精神哺育成长的战斗团队；这里没有浮躁喧嚣的灯红酒绿，集团领导干部的住房和工资，比不过一线的优秀技术人员和工人；这里没有弱势群体，却有一个强势企业；这里没有挥之不去的腐败，却有一个奋发向上的命运共同体。在和既自强又自谦的刘董事长、高书记以及许多领导同志座谈中，一些老委员由衷赞美了这里新风扑面的同志情和新事物，认为他们与周边村镇的“工农共建，发展区域经济”，以及在微机使用上的全面推广，尤其值得珍视。最后一天访问团到冀、豫、晋交界的大峡谷、红旗渠等地匆匆一游。虽是走马观花，也有多处爬山。奇怪的是，就连访问团中七八十岁的老人，也一级级攀上那雄伟险峻的高峰。大家说：参观“天铁”，受益良多。“天铁”这里老八路作风和新时代精神的融合，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解答了许多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难题，值得我们回味的东西甚多、甚多。这一切，堪称是延安精神的新攀登。我们这次奋勇爬山，不就是“天铁”“登高不怕难”的精神给我们的鼓舞吗？

    良师益友章世鸿

    《人民日报》原驻上海首席记者、78岁的章世鸿同志，去年荣获“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并受到隆重表彰。全报社仅其一，可谓殊荣了，这对我们这些离退休干部，特别是驻外地记者，也是个很大的鼓舞和教育。老章事先曾在电话中和我说：“希望受表彰的不是我，我愿低调做人。”我说：“你谦虚是对的。但你若获先进，当之无愧。”我之所以举双手赞成，是来自二十多年来对他的了解。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老章和我分别任驻沪、津首席记者，各自也发了不少稿子。但比起老章来，我自感水平就差之远矣。老章可能是早年在理论部啃过不少大部头，不仅见事早，抓得深，而且总是从世界风云和改革大局着眼，高屋建瓴、大处落墨，绝不拘于一隅小鼻子小眼。记者部每逢开会，我总是很注意他的发言。从他身上我深感：一个记者必须是既有理论根底，又很深入实际，才能抓住又鲜又美的“活鱼”，才能写出有骨头有肉的东西。你感觉到的东西，未必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此之谓也。

    老章有学者风度，但并非正襟危坐的谦谦君子。“一不留神闹个头条”是他的口头语；高亢苍凉的杨派须生是他的拿手好戏，这都是大家鼓掌叫好的。同志间还流行一句笑谈，说他“尿尿能打个坑！”这绝非一句不登大雅的粗话。上点年纪的人均知“前列腺肥大”的厉害，老章身体好，对此类通病也能“幸免于难”，前年他曾当选为报社老干部里的“健康老人”之一。这都应归功于他身与心的经常活动。他年近八旬，虽眼睛不太好使，但身体总体说来运转良好、精神奕奕，尤其是他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面，有着永不疲倦的兴趣。在岗时我曾应他之约，一起跑了一趟大西北，从兰州过武威、张掖、嘉峪关一直到敦煌，在安西登荒山，在敦煌逛夜市，兴致勃勃。其间我还闹了一次胃痛，但他老兄长我四岁，全程无恙。1992年退下来后，他又约我一起远游兼采访，先后到了湖南、湖北、云南、贵州，行程几千公里，一路海阔天空，边走边谈，使我受益良多。跑这些地方既得到张述圣、吴兴华、龚达发、胡跃平等各地弟兄的热情协助，也多亏老章对我的带动。他到一站便畅谈个人采写经验传经送宝，在贵州站他建议注意抓省际协作的新闻，很受重视。之外，他和夫人又去了东北、河北、安徽以及美国、欧洲、俄罗斯、埃及、南非……其“当代徐霞客”之旺盛精力，真个羡煞人也！他每去一地，晚间写下笔记若干，躺下后有灵感亦起而记之，行路时每有所思亦速记之。再加上他深厚的积累，大作就一本本源源不断问世矣。

    老章交友广又博览群书，每有重要信息或读书心得，绝不独吞，经常向我和山西王艾生等同志互通声息分享之。在调整心态、为人处世，过好“夕阳红”等方面对我多有点拨。接听他从上海来的电话，便成为我的一大精神享受，使我感到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老班长、老大哥，不时使我得到一些“醍醐灌顶”。他写的东西言简意赅，经我介绍，他的文章在《天津老年时报》上已发表了五篇，反响甚好。老章更经常鼓励我多写点东西。他经常说，写东西刻意为之，常常呆板；心态闲适，随笔随谈，却往往有神来之笔。写点东西有利健康，一生经历也不致付之流水。在他的鼓励下，前年我也出了一本离休后的小集子，他为我介绍到中国文联出版社很快付梓。的确，人之一生，各有独特的的感受和感悟。一些既花费重大代价，又有利于世道人心的东西，不应使之随风而逝。我以平和心态记录下一些渐渐淡去的记忆和反思，而不是由于疏懒使之泯没，应感谢他的玉成。这本书，不久前在《社内生活》上还受到赵相如同志中肯的点评，所谈永远是我的努力方向。离休后毕竟是孤寂了，仍能受到老友们热情的关切，这不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吗？

    “友直友谅友多闻”。章世鸿同志思想活跃，心胸豁达。他热情鼓励人、帮助人，也能虚心听意见。我有时也就一些问题坦率反驳他，他从无反感。这也就是他健康长寿的重要原因吧？不久前我建议他，已快80啦，还是少出远门，多用点时间写点东西不好吗？他欣然接受，据说第五本新书又要问世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啊！

    杨晓君知遇金陵

    2004年底，南京卫视在《女人百分百》专栏里播放了一个专题片：天津市见义勇为女英雄杨晓君。这一切，是十分感人的：15年前一个冬晨，当时18岁的天津武警通信兵杨晓君休假回家时，路遇一妇女跳河，不会游泳的她，毫不犹豫地冲进刺骨的冰水中将人救起。之后，冷刺激使她身患心肌重疾，汗腺封闭，大夫说她随时会猝然辞世。杨晓君没有垮下去，十几年来顽强地埋头研画艺，创造了自己美丽的生存空间。在这一专题片播放前后，南京市民俗博物馆隆重举行了杨晓君画展，南京火花协会出版了《杨晓君书画作品选》，《南京日报》《金陵晚报》《扬子晚报》的记者们带着感情发报道、刊画作、登照片，突出介绍了杨晓君其人、其事、其画。这之间，杨晓君上街，好多路人热情地向她打招呼：“你就是杨晓君吧？好样的！”她去洗照片，店方坚决不收钱。她问路，一位六旬老人步行好远送她到目的地。还有一些观众打电话给她，就为了说句滚烫的话……

    曾经感动了天津市的杨晓君，又火了南京城！笔者一行人在南京躬逢其盛，我们看到，杨晓君的画展很正规，考究的请柬、典雅的布局、盛情的酒会，南京一些知名艺术家、企业家和新闻界同仁济济一堂向杨晓君致贺。画展上，络绎不绝的观众满怀欣喜，凝神注目她那一幅幅格调独具、风情万种的工笔仕女画：

    《花魂》《秋闲》《天姿》《乱红飞过》《去日无回》《中国结》……晓君原来在南京两眼一抹黑，无亲无故不识一人，但所有画展场地、宣传、陈列等等不菲的费用，她未花一文，全是当地热心人士精心操办的。南京，六朝古都，人文荟萃，名家如织，画展如云，审美眼光是很高的。但人们对来自天津的这位自称是“无名之辈”的人，评价毫不吝啬。南京市艺海潮书画院院长方军、民俗博物馆馆长杨天骐、火花协会会长夏志诚，以及著名画家喻继高等名家这样说：在社会转型期间价值观鱼龙俱下的滚滚洪流中，杨晓君敢于跳入冰河舍己救人，凸显出一颗高尚的灵魂！在心态浮躁的艺坛中，聚精会神、工笔细描的人已多乎哉不多也，但杨晓君虽重病缠身，却潜下心来全身心投入工笔画创作，磨练出相当的艺术功力。她的画作内涵丰盈、妩媚、严谨，典雅而出新，所以1997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首届世界书画艺术作品展”、2000年在文化部“当代中国工笔画大展”中先后获奖。杨晓君在危难中救人，在挫折中奋起，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对任何人都深有启发的生命奇迹！当这几位前辈娓娓道来时，杨晓君泪光莹莹……

    让晓君深为感动的还不止这些。2004年4月南京卫视记者从网上看到了杨晓君的事迹，即来津约请她去做节目。2004年10月她去南京卫视摄影大棚里拍片时，由于病痛折磨，浑身燥热难耐，同志们心疼她，立即买来毛巾，又放置四大盆冰块降温。她到布展地一进门，南京民俗博物馆女书记尹晓华就紧紧把她抱住。旁边有人说：“尹书记有两个儿子，没女儿，要是有你这么个干闺女就好啦！”说来说去，晓君就把“干娘”给叫响啦。这位“干娘”为办画展跑前跑后照顾她无微不至，还特地花了400元给她买来一件漂亮上装。晓君病退后收入低微，还从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呢。使她更难忘的是，全国知名画家喻继高得知，身患绝症的杨晓君一向有两个梦：办个画展，出本画册。临行前，喻老专门给她筹办了一笔款出画册。晓君感动已极，哽咽着：“我，一个无名之辈……”喻继高说：“谁原来不是无名之辈，只要努力，说不定将来会声名大振呢！”

    对热情的南京，杨晓君洒泪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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