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悲欢

    如今，我还是常常在梦中回到故乡那间小屋里。南运河畔的水旱码头静海县唐官屯镇，身居天津和沧县之间。那时的运河水浑黄而充沛，浩浩荡荡向天津卫流去。幼年和小伙伴儿们沿河岸打水漂、钓河鱼、捉蟋蟀，妙趣横生。跟母亲乘船去独流镇住姥姥家，月光下听两岸芦苇丛里蛙鸣阵阵，有一种梦境的美。

    大运河给小镇带来了滋润和兴旺，当时仅船运公司就有“大吉祥”、“全顺心”、“大标船”等八大家，既北上跑天津卫，也南下跑长途船运。从河南楚望、内黄，山东临清、聊城运来的黑豆，在这里由“元发裕”、“永兴昌”等七八家豆油坊加工成豆饼送往小站稻农家，豆油则送往天津市。还有八家曲房和酿酒厂，造酒送往小站、独流、沧州、泊镇，也给镇里送出一种好闻的酒香。大运河促进了小镇的工商业，也送来多种文化的熏陶。这里有孔庙、文昌阁飘溢着儒家的书香气。唐官屯小学前身为光绪十七年建立的至善义塾，迄今已建校百年，原来就在镇东南孔庙旁的文昌阁里。阁楼上塑有魁伟的文魁星，他右手拿着一支大铁笔，两只黑亮的大眼珠子凝视着大院里的学生们。阁楼斗拱飞檐，四角挂着铜铃，清风徐来叮叮咚咚。镇里各角落有清真寺、天主教堂、基督教堂、陕西会馆、药王庙、龙王庙、关岳庙、火神庙、娘娘庙、玄帝庙、韦驮庵、观音堂，还有谁去世后家人必须前去报到的土地庙。他们各有自己的信徒和香火。一个小镇有这么多专司吉凶祸福的各路神仙，这是20世纪30年代北方乡土的一道风景线。在童年的记忆中，更有那令人难忘的“口福”。当时这个小镇竟有大型饭庄十余家，有一家“李大楼”竟能做燕翅席。街上有名的小吃有出锅后12小时不落条的马青云果子，各有绝活的刘记面茶、王记切糕、马家芝麻烧饼、尹宝林烫面饺、曹家戗面馒头、李家旋子饼、豆腐脑……每天早晨，香飘街巷。

    逢年过节一些热心人士便搭台唱京剧、河北梆子和文明戏。幼年，我常被父亲扛在肩上去台下听戏。到夜晚，商店林立的中心街上汽油灯亮如白昼，那干电池收音机里播送的大戏更是声震屋宇。胡同里有些戏迷急管繁弦唱到后半宿，那高亢的唱腔直入我的梦境。这些，使我自幼便有一种悠扬顿挫的戏剧情结。童年时欢乐的高潮是春节。那时大人给孩子们想方设法穿新衣、戴新帽，早自腊月二十三就进入春节程序，首先糖瓜祭灶，用一块麦芽糖把灶王爷的嘴给堵个严实，同时给他磕头礼拜，优礼有加，请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那些好吃的麦芽糖，最终是便宜了我们小孩儿。尔后从腊月二十四起就赶大集、蒸馒头、炖猪肉、杀公鸡、贴对联，忙得不亦乐乎。大年三十儿熬夜拜祖，初一早晨便有人来送水，孩子们踩着芝麻秸秆，嚓嚓嚓地出来进去，和那些“抬头见喜”、“见面发财”等对联一样，这些都有浓厚的吉祥含意。各村来的耍龙灯、耍狮子、小车会、旱船、高跷、八匹马、莲花落、重阁、中幡、长亭会等各种花会，1936年竟达一百多道，其红火场面不下于外国那些狂欢节。每年夏季的热点就是四月里的药王庙，人头攒动，四乡云集。街上还有那些民间艺人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拉洋片的，什么《 济公传》《 薛仁贵征东 》《 三侠剑》《 施公案 》《封神榜 》……塞了我一脑子怪力乱神、义士侠客，使我对神魔的法力无边、剑客的武艺高强、大侠的见义勇为十分崇拜和神往。人家说“土行孙”吐一口唾沫就入地日行千里，我就信，也学习“土行孙”的样子吐口水、踹两脚，打算“土遁”，徒劳！隔壁有位好读书的八爷，他见我学习不错，便叫我经常到他的藏书室去翻书，《东方杂志》 《 胡适文存 》《 新青年》《呐喊》《彷徨 》《 家》《 春 》《秋》以及四大奇书等等，被我生吞活剥，脑子里涌动着对文学的憧憬、对人生的想象。

    我家在镇上是一个大家族。相传祖上是公元1404年随明成祖燕王朱棣扫北，从湖北移民来北方的。附近还有陈官屯、大张屯、小张屯、刘世荫屯，皆为当年屯兵之地。我家在唐官屯大街，家族胡同的名叫张家大门，也叫张五宅，相传上面几辈都是兄弟哥五个。胡同大门上悬有清朝留下的“进士及第”等匾额，胡同里有一个祠堂，里面黑乎乎的，牌位林立，人进去发瘆。五里以外的小张屯有一片宽阔的祖坟，老祖的坟茔又高又大，依次一排排中小坟茔。夏天我们一帮小孩进入坟地草丛里捉蟋蟀、逮蚂蚱，视为快乐的天堂。这个大家族到我祖父辈已家道式微，分家另过。当时我家有挨肩儿大两岁的兄弟四人加一个小妹，全靠勤恳敬业的父亲在一家煤油公司当会计挣点微薄工薪，他为人本分耿直、业务精湛，缺钱可以在柜上支借，年底再扣除。他年轻时对孩子挺严厉，只要谁淘气，一说“你爸爸来啦”，大家立刻鸦雀无声。奶奶和母亲善于持家。她们喜好养鸡和种花，小院里花红一片，蜜蜂飞舞；鸡群跑动，不时地咯咯哒。在粗粮细做和改善食品花样上，她们拿手的锅爆鱼手擀面、金银卷儿、螺丝转儿油茄子以及过年做的豆沙包、大花糕、枣年糕以及猪头肉蘸酱油……至今想来犹有余香。奶奶和妈妈都识文断字，并以手巧出名，一件棉袍大改小，先后从我大哥一直穿到我的三弟、四弟。春节出去拜年时，兄弟几人带着红帽刺儿、穿着长袍马褂，如高矮台阶一般，一拉溜儿去给族里长辈挨家磕头，一路行来磕得晕头转向，却也十分威风，亲友们都夸：“你爸你妈可是好命呦！”其实，大人们甘苦自知。我的母亲是独流镇人，精明强干，秀外慧中。相传她的祖上是岳飞的十九世孙岳通。无论家务多忙，她晚上还要看一些线装书和小唱本，高兴时哼唱一曲，送我入梦。

    我和大哥小学毕业后，升不起学，大哥进私塾后，去学买卖，我也进了一年私垫，学了些子曰诗云。那时，在我的亲友里有几位名人。一位是我的伯父张湘琳，在他岳父的资助下留学美国，成为一位知名的水利专家。另两位是于树德和于树功，论辈分是我的表爷，他家住在我家南大门对过一个殷实的大宅院里。于树德的先祖曾随明代燕王朱棣扫北，后来在唐官屯定居，他15岁时在天津政法学校上学时，曾多次参加反对“君主立宪”的请愿活动。清宣统元年他参加组建“天津共和会”，联络各阶层人士策划起义，并参加14人的敢死队。起义失败后，复入政法学校读书。1917年获公费留学日本资格，对因家庭经济来源中断的同行者周恩来资助大洋300元。在日本东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和周恩来都参加了“新中学会”，他任执行干事。回国后，1922年6月，他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众多革命活动，解放初担任过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第四届常委等要职。1982年去世。他的堂弟于树功1925年也是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后受党派遣留学苏联，先后入莫斯科大学和炮兵学校。1929年10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后，被抽调赴伯利协助远东特别军遣返俘虏。苏军又派他潜入中国东北地区搜集日军情报。后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判处无期徒刑，他结识监狱主任赵绍先和因抗日被捕的共产党员郝长荣，1939年9月经精心策划，三人越狱出逃。后来于树功在艰苦环境中曾干过矿工，直到解放后才和多年中断联系的党组织接上关系，重新入党后在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工作，1985年去世。乡亲们对他们这些富于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怀着自豪的心情，津津乐道。对我的伯父和这两位表爷的崇拜，使我对革命家和学者的生涯充满憧憬，梦想着要追随他们的脚印。童年留下印象最深的歌曲，就是音乐老师孙雁峰教唱的赵元任作的《我的家乡很可爱》，歌中那悠扬的旋律使我的童年充满一种古朴而快乐的韵味。

    但童年那些愉悦和光彩，后来由于运河的断流、“文革”的破坏失去了很多。尤为惨痛的是，早在30年代后期，更是被入侵的日本鬼子给野蛮地蹂躏了。

    30年代初，这个距天津市120华里的唐官屯镇，在信息上并不闭塞。有一位人称二秃爷的叔祖父是消息灵通人士，经常找我爷爷纵论国家大事，我从他们嘴里听到了风云人物毛泽东、蒋介石、罗斯福、斯大林，他们也以轻蔑口吻谈到汪精卫、王揖唐、王克敏等等这些遭人唾弃的名字，尤其以忧虑心情谈及日本人在东北的种种暴行。此刻，不时有一些丢盔弃甲的“国军”败兵从前线回来，匆匆路经这里打尖后往南撤退。风声日紧，人心惶惶。及至“卢沟桥事变”，姥姥和几个姨从独流跑来和我们全家一商量，连夜打点行李南下逃难。先是在济南郊区一个山村小住，吃了不少山东煎饼卷大葱，还看过一次水柱喷涌的趵突泉，那时济南果然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后来在日寇紧逼之下，又继续南逃到安徽宣城，找在那里工作的伯父张湘琳暂避。路上舟船劳顿，对于我这个刚刚六七岁的小孩子，一切都是既新奇又痛苦的。从山东去安徽路上有一大段路徒步，我越走脚指头越疼，住小店一看，原来因为鞋里垫的棉花全涌到前面，挤压得脚趾已破伤化脓，父亲只好挤出点钱雇挑夫担着我走。多少年后我想起这件事来犹有余痛，写了一篇杂文叫《长征与小鞋》发在《天津日报》上，那自然是有更多苦涩的人生体验了。

    日寇入侵给我家带来的苦难，还在后面。在安徽大概呆了一年，返回故乡在火车站候车时，忽然鬼叫一般的警报声起。瞬间五六架翅膀上涂有红膏药旗的飞机已盘旋在头上，当时车站上并无一兵一卒，老百姓开始也并不惊慌。岂知，这些飞机忽然歪歪翅膀，撒下一些“银屑”，日光一照亮晶晶、光闪闪煞是好看。岂知那就是炸弹。在它接近地面时轰然一声，炸起飞沙走石，犹如天崩地裂一般，还夹杂着一串串机关枪射击！顿时周围一片撕肝裂胆的哭叫声。此时我的一位老姨用身体把我覆盖住，使我终生想起来感激不尽。有的大人则一迭连声地叨念着老天保佑。此次惨祸，我家连姥姥家一共几十口人虽无一人伤亡，但周围旅客被炸得残肢、死尸一片，哭爹叫娘之声，构成一幅惨绝人寰的悲苦景象，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国破家亡！后来听日本人大讲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之类，便觉得恶心。在归途上路经济南、蚌埠、徐州等地，均由当地慈善人家蒸了一锅锅大馒头送给难民吃，至今那洋溢着馒头香的热气好像仍在面前萦回不已。回到唐官屯家里，屋里破破烂烂，原来坚壁在夹壁墙里的衣物被盗劫一空，奶奶心疼得坐在地上大哭。但更可怕的是，此刻要时时面对“大日本皇军”的铁蹄。

    唐官屯虽一弹丸之地，但由于地处水陆交通要道，日寇驻军不少。这些鬼子兵在街上见有年轻妇女，便胡喊乱叫：“花姑娘的来！”有一次闯入私塾教室里，不怀好意地看女生。我以班长身份，站起来和他们周旋，请他们到院子里去，我们好上课。一些鬼子兵常把脏衣服从窗口扔过来叫住户给他洗，还抛出一些乱七八糟的剩菜、大黄酱萝卜。他们在训练时没早没晚地高唱军歌，练拼刺时狂喊“啊斗！”后来捉到一名据说是“八路军探子”，他们喊着“啊斗”活活刺死。鬼子也颇有心计，他们还有软的一手。在镇上找了些没骨气的人建立什么“新民会”、“维持会”、“一贯道”，还开大烟馆来笼络人、麻醉人，还不时开来一列所谓“后生列车”，搞些什么“中日亲善”，“免费医疗”之类。那时他们最怕的是八路军的游击队，对之称为“大马猴子”，并经常下令叫挨家“出夫”去修战壕。有时还命令学校组织小学生到车站欢迎什么皇军长官，要摇旗子、喊万岁，日语的“万岁”发声是“半载”，孩子们正好拿这个“半载”出气。我的祖父一次被迫出夫，从五更干到黄昏，还扣以“出工不出力”的罪名，被汉奸监工一拳打倒，回到家来老人一边呻吟、一边痛骂。有些亲友被抓进去灌辣椒水、压杠子。这些难以忍受的亡国奴生活，激起了乡亲们坚决地反抗，有的就去参加出没无常的游击队，有的则南下到江南找“国军”。我有一位姓刘的十姨夫，新婚不久便出走参军抗日，走后多年未见音信。守寡的十姨，一个儒雅娟秀的女子，苦度光阴，直至日本投降后多年，十姨夫仍无音无信，自己无奈才改嫁。

    1944年初，我父亲赖以谋生的煤油零售店倒闭，他到天津市与人合伙开了个小店。14岁的我也随他入津，以碰大运的心气儿，报考了天津市第二中学。家里的打算是考得上又上得起，就上，否则另想他法。既快乐又压抑的童年，就这么悄然落幕了……

    风格迥异初高中

    时代的剧烈变动，如汹涌的潮水一样拍打着我的中学时代。

    1944年夏天，我投考的是当时的天津市二中，原为教会办的汇文中学和中西女中，相声大家马三立也是这里的学生。这个学校里有天津市名数学教员边叔扬，体育名师柳承发、阎学恭等。校内大操场上经常有足球、篮球赛。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农村人，投考完全是一种平常心。但没想到发榜时，在3000考生中我竟高居第一名，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是一开学就又当选班长，并很快卷入某些政治旋涡。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在学校里掀起一阵狂欢。很快，学校就进入“欢迎美军”和歌颂蒋介石的高潮。新到任的训育处负责人，是三青团的骨干要员刘承祺和杨同舟，并大力发展组织。那时学生们对蒋介石的光圈儿还有些眩目。同年级的一位国民党员郑某把一张申请表放到我的课桌上。但很快我已有了自己的思考，不论对三青团还是国民党一概不加入，并在郑给我的申请表上写道：“我愿作一张白纸”，断然退了回去。我看到，学校里三青团中有许多油头粉面的浮浪子弟，参加活动就为了“泡密斯”。街上的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到处乱闯，或挎着摩登女郎胡喊乱叫招摇过市，受到市民厌恶。国民党的“劫搜大员”横征暴敛，大爆种种贪腐丑闻。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老百姓对国民党评价就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与此同时，读着街上一度可以买到的《解放三日刊》《民主》《文萃》《新观察》……使我对追求民主有了一个朦胧的向往。

    1945年9月，一件怪事大大惹恼了师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对学生和老师甄审的法令，把蒋政权逃往大后方丢下的师生竟称为“伪教师”、“伪学生”，决定要由他们重新来考试三民主义、英文等课程，经甄审后才能予以承认。一时之间群情激愤。人们问：“汉奸走狗还没惩办，为何先拿我们开刀？”“把我们和伪军警、伪官吏并列，是最大的侮辱！”“不合格就失学、就失业，我们还有活路吗？”各校学生代表纷纷到市政府请愿，坚持叫教育局长出来说个明白。当时我也是市二中代表之一，大家冲进市政府花园在办公楼台阶上高呼口号。当时各校有数千名同学，坚决要教育局长黄钰生出来答话。此刻不但有一些警察持枪来加强戒备和威吓，邻近的海河边美国军舰上的“贝蕾帽”也有几个下来加岗。这使同学们更为愤怒，见有警察用手枪指指画画，群情大哗：“要我们流血吗？你敢打死我们吗？”在这种几近爆炸的情态下，最后那位教育局长只好请学生代表进去协商，在外面震天动地的呼喊下，他只好被迫在学生请愿书上签字，同意了“学生甄审令各校毋庸施行”等五点要求。一个警察局副局长还赶到现场就警察持枪威吓一举表示歉意，并说将予以调查。到下午五六点同学们才陆续回校，沿途高喊着胜利的口号：“抗审成功万岁！”“学联万岁！”“民主万岁！”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群众大游行的洗礼。时过40年后，这个花园不仅早就成为人民政府所在地，而且当年那位教育局长黄钰生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秘书长。1986年4月我采访他，畅谈张伯苓往事两三个小时，那时他已是88岁，担任市图书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席，谈及往事，不胜沧桑之感。

    但反甄审后，全国的政治气氛愈益紧张。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国民党军队屠杀四名学生；1946年6月爆发全面内战，12月24日发生美国兵强奸沈崇事件，为此天津学联先后组织了几次轰轰烈烈的大游行，南开大学的队伍从市二中门外经过时高声喊口号，学校竟在三青团把持下把大门紧闭。这一期间，三青团最热衷的是组织抗议东北苏军暴行的游行，从爱国良心出发我和许多同学也参加了这次游行。但国民党、三青团在政治上的崇美亲美，也引起许多同学的愤慨。在高年级一位好友的招呼下，我和他几次到南开大学去参加晚会，我头一次听到壮怀激烈的《黄河大合唱》，看了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独幕剧《凯旋》。大合唱中那排山倒海的旋律，独幕剧中广大人民的痛苦遭遇，给我以强烈的震撼。晚会进行中特务捣乱，偷偷把灯光灭掉，数千位同学高声怒斥，捣鬼者只好退却，灯光又大亮，群众情绪更加高涨。受到这些情景的感染，暑假期间我以农村百姓在战乱中的痛苦为题材，写了一篇以“反饥饿、反内战”为主题的小说，投到当时北京一家杂志《太平洋》上，很快给发表出来。

    我这篇处女作在同学中引起了一点轰动，也招致了学校训育处的更大注意，三青团负责人杨某把我找去黑着脸说：“有人成天看共产党的报刊，参加共产党的活动。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其实，那时我的政治意识还很朦胧。继而，总有一两个三青团来翻阅我的书桌，对我进行盯梢。1947年暑假初中毕业后，我断然离开市二中，考入心仪已久的南开中学。

    从校外环境来讲，市二中在南市，不远就是天津有名的“三不管儿”。玩儿杂耍的、卖药糖的、说荤相声的、摔大脚的、拉洋片的……洋洋大观。南开中学在西南角，校外路边则是天津有名的“鬼市儿”，每天，天刚破晓就挤满了熙熙攘攘的地摊儿，许多是来路不明的“小货”，有时还有领着小孩“插草自卖”的父子，流露出市民底层种种穷困潦倒的景象。但校内的气氛，两个学校就迥然不同了。市二中的国民党、三青团不可一世，而他们在南开中学却只能偷偷摸摸地活动，公开活动且颇具声势的却是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同学，他们在“反饥饿、反内战”等大游行里多次在街上振臂高呼、冲在前面。

    南开中学不仅有名闻天下的爱国教育家校长张伯苓和众多名师，而且教学很好，课外活动也如火如荼。我一进校，就赶上地下党发动的助学运动。那时，我发现有人生活比我还要艰难。有一位叫李本立的同学，突然接到通知叫赶快回家！原来，他父亲李庭光是南开大学校医务室主任，家庭负担重，头一天他领回八尺配给白布，老太太、妻子、小孩都要做衣服，争吵不休，李大夫苦恼万状，跳入校内和平湖自杀身亡。在这前后，我和许多同学踊跃报名参加助学运动，一下课就到马路上和店铺里积极进行宣传和募捐，来帮助李本立这样最困难的同学。

    南开中学地下党在开展学生运动中，注意抓住大多数同学最为关心的切身问题。1947年初内战已全面打响，物价飞涨。南中学生少数是官宦子弟，大多数是平民家庭。当时校内一个是饭菜讲究的商办食堂，一个是由学生自己办的大众食堂。每月当选的膳委们自己管理采购、财会、司库，忙时还卷起袖子下厨房。学会了买棒子面攥一下水分，买米插进袋子看糠秕。价格昂贵的商办食堂四菜一汤有时还吃不饱，收费低廉的大众食堂一荤一素、主食不限量，就餐人数高达500余人。1947年初，食客稀稀拉拉的商办食堂狠命压低价格，诱使许多同学在大众食堂退伙。那个月恰恰是我当选膳委会主席。我明白，这个大众食堂既是平民子弟的福地，也是进步同学的聚会点，是宣传鼓动的大会场。常常是一边吃饭，一边有进步同学站在凳子上讲话抨击时弊：“为什么当局不顾百姓死活，发动内战？”“为什么物价一天三变，金圆券让人们手里的钱变成废纸？”像这样宣传真理、振聋发聩的课堂怎能垮掉？很快，各社团贴出了告同学书，要大家擦亮眼睛，不要中计。午饭时我站到凳子上痛陈时局的紧迫和生计的艰难，高呼：“我们要团结起来，战胜困难！”这些赤诚的努力感动了那些退伙者纷纷回归。

    各种进步社团活动吸引了大批同学。在群声合唱团里，不仅高歌《黄河大合唱》，还悄悄传唱着《团结就是力量》《海燕呼唤暴风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在骆驼剧社上演讽刺“莫谈国事” 的《茶馆小调》里，我演过嬉笑怒骂的茶老板，在活报剧《大独裁者》里扮演过疯狂一时的希特勒。在“南星新闻社”里我学会了采访和快报，并在一些报刊上投稿。在“读书社”里传阅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那些至理名言，如“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在同学中传颂不已，大大提高了人们“向着自由、向着太阳”的向心力。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俞铭璜的《革命人生观》，鲁迅、巴金、茅盾、艾青、赵树理、臧克家等作家和诗人的各种进步书刊，被大家如饥似渴地传阅着。在南开中学2004年纪念“百年南开”时，多年未见面的同班同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地质学家刘宝君趴在我耳边说：“60年前你介绍我看《革命人生观》，我一直记着！”以“公能”二字为校训、既重视学科教育、也重视第二课堂的南开中学，把“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深深贯注到我的头脑中。

    1948年4月7日，利用春假男女中一起组织了一次500多人的北京春游，先后到北大、清华、燕京大学，大学生联欢、叙谈，校里训导主任杨坚白不放心，经协商他亲自跟着队伍。经地下党党支部负责人刘廉志、王松涛细腻地策划和安排，事先就由一些同学和他们在北大、清华、燕京的哥哥、姐姐联系好，给这些小弟弟小妹妹妥善安排住宿，使他们充分感受大学里的民主进步气氛。4月9日住在师大附中礼堂，夜里对过师大院里枪声大作，人声嘈杂。早晨起来出去一看，路上还有斑斑血迹，原来是国民党特务来校里抓人，夜里发生了学运历史上有名的“四九惨案”。同学们愤愤不平，集合出去经天安门时，又见北大、清华等高校学生高呼口号抗议当局的暴行。在这一紧急情况下，刘廉志和王松涛决定，我们接受教育但不去冒风险参加游行。这样做，既是保护几百位来京小同学的安全，也避免使随队的训导主任杨坚白先生为难。当时垂死挣扎的反动当局手段非常残酷，不能逞一时之快。

    当时在开展活动时，每一社团都请一位老师做导师，而且尽量尊重他们的意见，同时委派我和王行同学帮助几位教员办了一个时评性杂志《天琴》月刊，语文修养很好的杨坚白与历史老师苏子白、英文老师田秀峰任主编，我们经常提供稿件、帮助发行，日常和这些老师们在一起纵论时事，建立友谊。对教员的团结和尊重，得到了重大的回报。在北京春游归来后，学生会连续组织春游观感和反美扶日座谈会，这些老师出席慷慨陈词。暑假期间，国民党特刑庭奉所谓“华北剿匪总部”令，对他们认为是“职业学生”的人，发动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八二○”大逮捕，一时警笛长鸣、气氛肃杀，仅一天就在12所大中学校带走46位进步学生，但素以“中学里的解放区”著称的南开中学，竟无一人被捕。后来知道，当国民党特务来校拘人时，面孔素来就严肃的“大胡子”杨坚白把脸一板，断然回绝说：“我们这里没有一个‘职业学生’。我是这里的训导主任，我最知道我的学生，我敢负责！”顶了回去。我是1948年8月那次大逮捕前夕才从解放区回来，在解放区学习半个月，脸晒得黑红，头发也剃得光光，十分暴露。回到学校宿舍，立刻接到地下党员熊浦云通知：赶快出去回避！事过40年，1982年我调到《人民日报》后，报社著名女记者陈柏生、傅冬菊来天津采访时到我家吃顿家常便饭。饭间闲聊往事，原来傅冬菊大姐1948年在《大公报》当记者，从她父亲傅作义那里知道“华北剿总”这一密令，就是她立即用电话通知天津地下党的。杨坚白和傅大姐使我躲过一劫。

    1948年4月，高我两个年级、南开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廉志悄悄叫我到他家中去一趟，吸收我参加了地下“民青”——四月社。1948年7月放暑假时，刘廉志又悄悄叫我和女中同学梅宗娥与他一起去解放区，接头暗号为“园田”。刘廉志化装为大掌柜，梅宗娥化装为回娘家的小媳妇，我化装为小伙计。过“阴阳交界”的岗哨时，是在老家唐官屯的九宣闸，那里是幼年常去游玩的故地，堤畔桃李芬芳，河里大批鱼鹰捉鱼。但前有国民党军警林立喝五吆六，后又顾虑别叫亲友看破，心里有些紧张。一过马场、青县，顿感天宽地阔，这里就是我在学校向往已久的解放区啦！看着墙上写的大标语“打倒蒋匪军，解放全中国”、“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处处感到分外亲切、新鲜、兴奋。

    路上在沧县一个庙里过夜，而后坐了一段老牛车，到泊镇城工部受到亲人一般的接待。领导人是刘仁、荣高棠，负责接待的路达和罗云等同志，他们好像都知道我们的名字，紧紧握手，安排到苏屯住下。和我在一个组的是刘廉志、梅宗娥、熊浦云、秋晨，每天学习毛主席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之间有刘仁讲话、荣高棠作辅导报告、康力讲土改体会。每天吃小米饭、大锅菜，分外香甜。那些日子正是泊镇鸭梨成熟期，运不出来，好多就白白烂掉，在那果实累累的树林里大家可以吃一点。有一天晚上排队去泊镇戏院看戏，第一次看到王昆演的歌剧《白毛女》，我和全场的人一样看得激动不已、泪流满面。当时每个人出入都要用毛巾盖住脑袋，只留两只眼睛向前看，因为京津来的几百名进步同学还要回去干地下工作，彼此均要保密。在学习中我经过对人生对形势反复地思考，勇敢地提出入党申请。1948年8月6日，就在苏屯那个鸭梨丛林旁一间小屋里，介绍人齐先和邓祥二同志拿来一面鲜红的党旗在墙上挂好，领着我庄严宣誓，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返津前夕，路达同志领着我和刘廉志从苏屯去泊镇城工部向刘仁同志汇报工作。刘仁同志的夫人甘英正蹲在灶前烧火做饭，谈完工作，刘仁和我们谈话后，给我们照了几张照片。那时，谁能预料，时过20年，在“文革”中刘仁、康力等均惨遭罹难！

    在解放区，我把原名张家鼎改为萧荻。当时凡是去城工部的同学，都要改名字以避免泄密。后来有人问我，你这个萧荻，是不是要“消灭敌人”？其实我没那么深谋远虑，我喜欢萧红、萧军的作品，取其“萧”；“荻”字则是取自一篇日本的小说。1948年8月中旬回到南中，躲过国民党的“八二○”大逮捕以后，过了不到三个月，通知我再去解放区，并带了同班进步同学王锡全、宋祥麟、黄延湖、廖锡筹等人一起出发奔往泊镇城工部。此刻，是迎接解放。天，快亮了！未几，1949年1月初，受命集队北上。远处炮声隆隆，迎面走来丢盔弃甲的国民党俘虏。在胜芳小住，大清河清可见底，可以看见河底的螃蟹和鱼虾。大家都穿上一套黄色棉军装，那时大家已不必遮头盖脸。1月15日开拔进入津城，从西营门进市，路上可以见到“国军”丢下不少冻僵的死兵死马。但人们欢呼跳跃，那喷薄而出的新时代终于到了！

    年轻的人，火热的心！

    1948年底，在入城前的胜芳镇，我被分到中共天津市青委。入城头几天，晚上睡觉，无论男女老少、地位高低，统统是在原罗斯福路的正中书店的地上打地摊儿，白天则下基层。那时，一开会，最流行的歌曲就是“年轻的人，火热的心！”引吭高歌，百唱不厌。市青委书记张淮三，质朴勤奋，是个曾在国民党监狱严刑拷打下坚强不屈的老地下，他平常下去是骑上自行车就走。开始我被分到学生部，部长就是在泊镇解放区给大家谈土改体会的康力，他一笑就像个天真烂漫的小孩那么心无芥蒂，和你一见如故。那时我先后跑过南开、慈泽、法汉、市一中，宣传入城政策，发现积极分子，为建团作准备。半年后，团市委又调我去和穆青、李健三人组建青年文工团。自那以后，我和文化、和笔杆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也惹上一场无妄之灾。

    1949年7月2日，全国召开第一次文代大会。我那时在才建立的天津青年文工团算三把手吧，1949年6月底团市委宣传部长左建同志叫我随他去北京列席这次大会。这是当时天津市委文艺处负责人陈荒煤、周巍峙特别给予青年团的照顾。7月2日那天早晨进入怀仁堂后，顿感目不暇接。人们指着那些与会者说：那不是郭沫若、茅盾吗？那不是巴金、老舍吗？那不是丁玲、艾青吗？那不是梅兰芳、白杨吗？……当年只是在书本上、舞台上、荧幕上认识的大作家、大名人、大明星，如今近在咫尺，大家雀跃不已。但高潮还在后面。3、4、5日由郭沫若、周扬、茅盾分别作报告，6日下午周恩来同志为大会作政治报告，他不带稿子从国内外形势到军事、政治、经济、文艺诸方面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一直讲了6个小时，全场聚精会神。到晚上7点多报告快结束时，毛主席突然出现在台上，全场欢声雷动，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毛主席微笑着讲：“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艺术家，你们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随即又重复了一遍：“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闭幕那天晚上，我得到一张京剧票去看梅兰芳的《贵妃醉酒》。散戏后，正好毛主席也闲庭信步一般走出剧院，好像也没有什么戒备森严。人们又是欢呼鼓掌，毛主席笑着向大家打着招呼乘车离去。这一切，给我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那句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当时的天津青年文工团，最多时达41人，绝大多数是解放前南开、津沽、耀华等大中学学生运动中的地下党员和民青。刚组团时还是供给制，吃的是黑馍、窝头加菜汤，穿的是灰布旧军装。但大家精神奋发、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排练，前方淮海战役大捷，我们就高歌《 淮海战役组曲》《 黄河大合唱 》。后来调入一位从大连来的老新四军文艺工作者、阿英的战友沙惟，又有天津群众剧社两位音乐家、《 歌唱祖国》的作者王莘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作者曹火星来团指导，大家技艺有所提高。农村搞土改，文工团就排练反映土改的歌剧《赤叶河》；抨击美帝国主义，就排演揭露种族歧视的话剧《 小雪花》；歌颂军民鱼水情，就上演小歌剧《老母鸡》。还经常带着小合唱、小歌舞、民乐合奏等深入港口、工厂演出，成为一个紧密配合形势的文艺轻骑队。之间，在《 赤叶河 》里叫我演羊倌老宋，要光头，我马上剃。在《 黄河大合唱》里要我朗诵，马上背词儿，堪称一专多能。当时为了排演《 赤叶河》下到西郊王庆坨去体验生活。在杨柳青住在石家大院，和天津地委文工团合演歌剧《赤 叶河》时，饰女主角燕燕的即地委书记刘青山的妻子，在下边看戏的刘青山和地区专员张子善当时还是谈笑风生，后来贪赃枉法东窗事发，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作恶自毙的贪官。

    1951年夏，当青年文工团还在盛期时，我受命调到天津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干了两年多组教科副科长。在带领失业工人生产自救时，曾同吃、同住、同劳动。着手开辟水上公园，有一天夜里狂风大作，把亭子里的临建席棚和被褥刮飞。在修建杨村飞机场时，还持枪和警察一起在工棚里抓过一个特务，其惊险、紧张如电影。时过多年，有人还给我打电话谈到当年在失业培训中听过我讲课，经过我介绍，很快找到工作，有的还当了长、入了党，表示谢意，我才猛然想起这件事。1952年，我又调回团市委宣传部群众文化科，不久参与组建青年文化宫。

    现今六七十岁的天津人，差不多都还记得解放初期天津青年文化宫那种欢乐、团结、奋进的气氛。1953年初，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同志几次向团市委建议，要像工人文化宫那样，也给天津广大青年建立一个活动阵地。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任书记胡耀邦同志，几次到天津来，更是深刻而生动地讲解青年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重要意义。机缘来了。1953年7月，市委决定：解放北路华北油脂公司亦即原法国球房迁出，责成团委筹建。在全国，建青年宫这还是头一份，既无先例可援、又无重金投入，沙发、钢琴、台球、地毯，全是从财政局仓库调拨的。休息厅里的油画《列宁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是请老友临摹的。大家艰苦奋斗想尽办法，仅用一个半月即竣工开业。1953年“国庆节”开幕那天，从《鲁迅日记》上选辑的“天津青年宫”五个大字，嵌上门匾金光闪闪，红色霓虹灯，一片璀璨。来自基层的各界青年，欢呼跳跃、载歌载舞，构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年轻的人，火热的心，他们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滋润心灵的殿堂啊！

    人们可以在阅览室、游艺厅里自得其乐，可以在不同主题的晚会上广征博取。纪念鲁迅文学晚会、青年技改能手与老科学家会面、工农青年座谈、改进花布质量座谈、时装推荐表演，以及新年、春节通宵联欢晚会……在这些活动中，市里主要领导同志黄火青、吴砚农、李耕涛等来这里和青年们促膝而谈。专家、学者在此地和年轻的求知者教学相长；各行各业的青年在这里取长补短、双向交流。丁玲、冯雪峰、老舍、孔厥、袁静、鲍昌、王莘、鲍觉民、朱星、石坚等著名作家、音乐家、教授、记者，都曾应邀来这里给青年们讲形势、说人生、谈艺术，让人们懂得如何学文学、如何当记者、如何欣赏音乐、如何做人……还有“祖国宝岛台湾”、“唯物主义宇宙观”、“原子能知识”、“苏联音乐”、“鲁迅与青年”、“方志敏与《可爱的中国》”等系列讲座脍炙人口。这里组建的一个具有合唱、舞蹈、管弦乐、民乐四个分队的青年业余歌舞团，最多时达500多人，全是从基层选上来的文艺骨干，请市里专业文艺团体名家来具体指导，歌舞团既在上面做一些大型精彩演出，又回到基层做文艺普及。其中王景愚、黎信昌、石惟正、戴学忱等人后来成为著名艺术家。

    1955年在反胡风运动中，我遭遇了一场有惊无险的运动洗礼。运动一开始就指名开我的会，开会时团市委一位副书记楚云亲自与会，这是一个双目炯炯有神，面孔黑瘦，头脑冷静的“老地下”。当时要我交待和胡风有什么关系，我茫然不知所云，因为我根本与胡风毫无关系，只好把自己能想到的各种缺点，竹筒倒豆子检查一通。听后他微微一笑说：“驴唇不对马嘴。”完了，再也没开第二个会。时过多年我听说他1959年在反右倾里也挨了整。我想，那次反胡风时假如不是他，而是一位嗜好“火线立功”的仁兄，说不定把我要怎样折腾个够，没枣也得打三竿。在青年宫办公室隔壁就是团市委另一个部，有一个叫吴文声的干部，原来是个店员，可能有些微历史问题，在反胡风随之而来的肃反批斗中，他从六楼跳下，头颅粉碎。反胡风运动过去多时，一位当时是“五人小组”的一领导对我解密：当时开你的会，是因为转来一份检举萧荻的信，后来查明是另一个同名人。原来当时由《 大公报 》改为《进步日报》的副刊部有位老作家萧荻，比我大很多。此前他碰到我曾说，咱俩最好有谁改一下，避免重名字。我说，你是老前辈，要改我改。从此我遂把萧荻改为肖荻。看来就是因为这个重名，我喝了一小口，他可能就喝了一大壶了。打倒“四人帮”，我调到人民日报社后，有几个不相识的人给我来电话说经常看到你的稿子，祝贺你到了第一大报！而后述及别后沧桑和运动挨整等等，十分激动，其实大多是找那位萧荻的。我转《羊城晚报》文艺部交给他，两人通话时不胜感慨。

    其实，初尝运动，这还不是第一回。1952年初我从救委会回到团市委，不几天就叫我去三五反运动办公室计算处临时工作。其间碰到一件案子，处长郝洁轩派我跟着检察院调来的边科长去张家口外调时，被整者愁眉苦脸说了涉及几处外地的一个庞大的贪污集团，我们听着有些太离谱。回来报到市领导吴砚农，这位头脑冷静的“老地下”综合有关情况，认为这很可能是“逼供信”而来，没有跟着那些交待走。事后证明吴砚农的判断完全正确。像楚云、吴砚农这样的老同志，在运动热潮中保持清醒头脑、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堪称是我党的精英。

    到1957年那个酷热的夏天，我的遭遇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956年我调到《天津青年报》任副总编辑。开始为了见习如何办报，全体人员到《中国青年报》学习了一个月。之间听到张黎群总编辑几次讲话，我在吴一铿领导的文艺部呆了几天。回来在《天津青年报》工作不到一年，1957年初夏整风开始，编委会委派我担任“人民内部矛盾报道小组组长”，并叫我去北京看看情况，或找《中国青年报》请教一下如何开展这一工作。到《中国青年报》听编委徐才同志说了一些意见。当时报纸上大鸣大放连篇累牍，我去人民大学找老同学唐云，顺便看了一些大字报，听了一次林希翎的讲演，回来向编委一一汇报，并签发了文艺组一些稿件，其中重点稿是歌舞团的一个座谈会发言，稿子发表前为了慎重，和编委程海一起到文化局请副局长黎砂审了稿。这一切本来也很正常。但平地起惊雷，之后发生了一些做梦也想不到的奇事……

    衷心感念胡耀邦，青城外深鞠躬

    1990年7月我应《民主与法制》杂志之邀去庐山参加一次特约记者笔会，到南昌后去八一礼堂参观庐山会议旧址，在二楼礼堂上目睹壁上张挂的彭德怀万言书复制件，身临其境，想到这位一代雄杰的悲剧命运，一时之间不禁潸然泪下。联想自己一介凡夫虽然历经22年右派坎坷路又算得了什么？从南昌乘车去庐山途经共青城郊一处青松翠柏开阔地，同行者说，这里就是胡耀邦同志生前自选的墓地，我们立即下车在那里深深三鞠躬。我有幸在天津团市委聆听耀邦同志三次讲话，还去京团中央当面向他汇报过一次扫盲工作，他那倾听下情、平易近人的态度，他那明敏果断、炽热坦诚的音容谈吐令人永生难忘。正是他，在打倒“四人帮”后扛住了“两个凡是”的铁闸门，以雷霆万钧之力解救55万多错划右派于倒悬，使他们从“鬼”的屈辱回到人的尊严，不然也就如一棵小草、一只虫豸那样悄然消失了。在这一点上，渺小如我其最终命运比起那功可盖世的彭帅可说是幸运多多。“改正”之后，我从49岁到离休前成为一个光荣的《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堂堂正正去笔踪大江南北改革开放里的万紫千红，倘没有胡耀邦那一系列力挽狂澜的拨乱反正，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

    如今，反右派斗争业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在时间洪流的冲刷下，那莫来由的猛攻，那窒息人的惶惑，那无尽期的压抑，均已淡去了。然而，历史的链条乃环环相咬，无论某段环节是否闪光，都是抹布抹不去，利斧砍不掉的。一些对此感到莫名其妙的年轻人就常常问我：什么叫反右派运动？你是怎么给打成右派的？甚至问我，这种事情将来还会再发生吗？

    水底波澜鱼不知

    1957年在政治气候上有一个令人谈天色变的“厄尔尼诺”现象，那种忽冷忽热、大起大落的急剧变化堪称波谲云诡。我那时27岁，行政16级，既是《天津青年报》副总编辑，就经常能听一些内部传达。当时，从1956年以来一个又一个的宽松精神在下达，诸如双百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表扬反官僚主义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继之到4月底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真的是一派祥和之气，就连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欣然为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十几天的鸣放中各报是满坑谷的批评意见。这一情况使我不禁又感动、又吃惊，早年在学生运动中培养的那种忧国忧民、振臂一呼的意念涌动于胸，遂在5月20日《天津日报》四楼礼堂天津市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这一次发言其代价是22年的大好青春！

    现在人们常常调侃“阶级斗争脸儿”。其实，面如寒霜满眼敌情的冷面孔并不可怕，你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那种笑容满面却张网以待的谋略，才是最可怕的。原来，1957年5月中旬在波匈事件和尖锐鸣放刺激下，高层领导早已作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暗转”。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得到这一部署精神的斗争骨干均胸有城府、满面春风地反复动员发言，而一般人则蒙在鼓里在那里直言无隐、倾吐衷肠。那时，《天津青年报》在和平路《大公报》旧址，一向没到报社来过的团市委主要领导一再亲临现场反复交代言者无罪，启发鸣放，叫你感到如不说上几句实在有负上级一番好意，许多人遂毫无戒心热烈发言。就这样，转眼就秋后算账，连传达室人员放在一起才32个人的《天津青年报》最后正式打成右派的就有10个，占报社人数高达32%以上，其比例之高几为天津之最，可谓“大丰收”矣！《天津青年报》两个副总编辑我和金荣光，两个编委程海、唐贤可，编辑部的马贤铎、郭娴贞、张遵琦、王仲庠、王子明、张鸿英，一并落网划右。

    当时在报社内部上边来人一而再、再而三动员鸣放，我感觉有些怪怪的，仍在考虑说些什么。这时，两个因素促成了我的发言。一个是报载《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关于友协机关报办得像留声机、传声筒、黑板报，一个是在天津市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各报都有人发言，我遂作了一个发言。大意是：开门整风是古今中外政党做不到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正确、伟大。但从整风发言来看，现在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三害”严重，应大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比之人大、政协，天天要出的报纸，应当把反映人民呼声和监督执政者视为天职。没料想，我强调机关报舆论监督功能的这些话，便被望文生义“翻译”成“反党”，迎头撞在枪口上，不容分说地使被认定是“右派反党新闻纲领”。在解放前我不顾生命危险便追随党，怎么现在却要反党呢？然而，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那从做地下工作时几乎是看着你长大的领导人现在都不认得你了，在人人自危的气氛中对你猛烈围攻。那时还不叫批斗会，而是叫“辩论会”，既然叫辩论，那么在真理面前应该人人平等，我便据理抗辩了五次。其中有一次集中全机关各部部长来青年报开我的辩论会，我认为自己并不亏理，便从容不迫一一综合答辩。美术编辑王子明会后说：“你真叫舌战群儒！”只这一句话，他也被划右。说话声调温婉、条分缕析、善于“推理”的报社主要负责人，多年来还是与人为善的。但你死我活的“运动文化”猛烈冲击着人们的思维定势。在那迅速膨胀的扩大化中，急剧增长的压力和张力，使一些人的理性一变而为狂热，善良一变而为残忍。事后有关人自己也说，因为平时“辫子”颇多，为了自保，只好狠整他人，整得越多，安全系数就越大。

    最近看新华社女记者张严平所著《穆青传》，1957年穆青恰好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她写道：“穆青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党性是他政治生命中具有钢铁般强硬的逻辑，同时他又是一个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的人本主义者，善良、宽厚、重感情，构成了他的风骨。风骨的东西，常常在最关键的时候显现。”后来在大鸣大放高潮，穆青把记者全都派出去抓报道，社内无鸣放，抓右派自然也无从抓起。后来到9月份才开始鸣放，分社给上面的报告是“从鸣放到现在，大家都很冷静，任何场合都表现得恰如其分，适可而止”。最终，在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一再施压下，新华社总社有83人被划右派，全国29个分社有27个分社都有右派，唯独上海分社和陕西分社没有一个右派。“处于中国第一个大城市风口浪尖上的新闻阵地——新华社上海分社竟然没有右派，这成了中国反右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四十多年后，穆青曾向一位记者透露，反右这段日子，他所承受的压力远比人们看到的要沉重得多。柯庆施并不仅仅只是过问了一下分社反右情况，还为此专门找穆青谈过话。只是他回来没有向分社任何人“传达”，一个人默默地消化了。穆青这样想，“如果上面问罪下来，就由自己一个人承担吧！”在《天津青年报》的反右风云中，像穆青这样的人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在我已身陷重围后，机关党委书记甄建民碰到我说，《中国青年报》张黎群说了机关报是传声筒那些话，在耀邦同志帮助下，很快就作了检查，没划右派，可你总是辩论。这分明是在惋惜中给我一点暗示。不过那时我已是在劫难逃了。最后，也就是他，在宣布每个右派所受处分后，送我走人时还叮咛一声：努力改造，争取还能回到党的怀抱来。这话使我牢记多年。近年，他和我话旧时说，我这人从小就受到“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影响，我狠不下心来整人，但那时我也没多少办法。

    的确，那时的主流意识就是越“左”越好。迄今，我仍难忘记一位领导人在主持批斗会时，他那眼里射出的一种气呼呼、绿莹莹的光，那就是“阶级斗争”的火焰了。那时，他不仅是用“左”的逻辑把一些人的发言往罪行要件上拉，还将几个根本一言未发、仅是忠实交心者也打成右派。其中编委程海原来是作为斗争我的积极分子使用的，挖来挖去挖到他曾在新闻座谈会上和我说：别的报都讲过了，咱发什么言？仅此而已。但是被认定为“背后策划者”，叫他反省交待。这位程海在反省时绞尽脑汁、空空如也，心急如焚，不禁掠过苦恼万状的一闪念：“这阵儿要是来个原子弹，都炸光就完了。”对此，他陡然一惊，将这想法老老实实作为“交心”材料交待上去，这本是忠于组织的表现，有关负责人听后却“如获至宝”，认为是“反动透顶”，立即层层汇报上去。最后结案时不仅定之为“极右”、“反党集团幕后策划者”，其处分比我还高一个等级——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还有一位仅仅17岁、才调报社不久的中学生俞书麟从行政干校学习才回来，一位整人骨干拿出我的“发言简报”请他发表看法，这个青年心直口快说：“这话对呀，报纸就应该发挥监督作用。”得，又一个！后来实在因为超额太多，遂定之为中右，下放劳动22年，1979年落实政策分配到百花文艺出版社，但多年忧郁，使他身体受损，不久患尿毒症，才40出头竟撇下多年同甘共苦的妻子撒手而去。其他人或妻离子散、或备受煎熬。积极整人者则因“火线立功”，稳中有升。当时有200多人的天津日报社仅划右派4人，而小小的天津青年报社在二十几个编辑记者中竟打成10个右派，并牵强附会构成一个“以肖荻为首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行动的右派反党集团”。

    时过22年，《天津青年报》这10个右派全部得到改正，党组织认定过去罗织的罪名全属不实之词。一个兴师动众、声势赫赫、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不仅为10年浩劫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而且在翻云覆雨中使对党忠心、披肝沥胆者蒙难，在中华民族“诚为贵”的传统道德的血脉上割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直到2005年，我才知道后来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位原来在南开中学比我低三个年级、其后也调到《天津青年报》的同志。在反右运动中经某领导施加压力对我声色俱厉猛烈批判。之后我和他一别四十多年，前些年一位同志告诉我，那人曾向他说：“反右那次发言，回家后夜里我躺在床上，把头深埋进被窝失声痛哭。良心不容我一面是人，一面是鬼。我整夜整夜地失眠，良心好像在油锅里熬煎。肖荻在学生运动中忠实积极，怎么会反党？我凭什么批判人家？”他为此多年寝食难安，患上了失眠和忧郁症，直到去世前夕仍和别人含泪倾述自己挥之不去的内疚。这是一个纯洁善良的灵魂！实际上他承受了一种特殊的内压，这是另一种被侮辱与被损害。人，唯有善良才有内疚、唯有内疚才能忏悔。而秉持善良、坚持正义和勇于忏悔乃是一个民族永远强大的活力、潜力、凝聚力。我向他深深致敬，祝愿他在天国安心、安宁、安息吧！

    螳螂捕蝉与青蛙效应

    每逢有人问我“将来会不会还出现反右派斗争”，我便想起一篇经典名著中确曾有过这样的说法：有时历史从这个房间出来又进入那个房间，房间大体相似。我们的民族不应忘掉这一悲剧性的“扩大化”。

    这些年我坐车路经天津内环线、中环线、外环线时便不由得生出一种感悟：1957年5月我是《天津青年报》第一个被揪出的靶子，我被围攻几天后，便受命到一间小屋去反省。中间出来解手时路过会议室便见原来斗我的人，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坐在被斗席上，沮丧不堪。原来风水在轮流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时之间，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但从时序上讲反右派还只是一小圈儿“内环线”。两年后反右倾机会主义时，原来报社反右斗争的主要骨干因说了些实话，也被纳入被斗席狠整一番，这可说是“中环线”了。及至“文化大革命”，报社在前两个运动主其事者本人遭遇触及皮肉，被造反派打下几颗牙来，这就是“外环线”了。这不过是当年“运动风景”中一个细部。放大来看，此类轮回可谓不胜枚举。反右时老舍先生写过一篇《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批判用语很重，篇尾还召唤：“同志们，不能温情，要警惕啊！”但曾几何时，“文革”中老舍先生被迫跳湖自杀。曾经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些围攻彭德怀者，转过来在十年浩劫中纷纷落难，就连功勋卓著、水平很高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最后在开封死去的时候，浑身背负着无所不用其极的骂名，一只脚光着耷拉在外面，下葬时连真名实姓都不能用！老舍先生呼喊的“要警惕啊”，警惕什么？历史是最公正、最无情的。“要警惕右，但更主要是防止‘左’”！历史告诉人们：跟着“左”跑，那么今天你给别人打棍扣帽，掉过头来明天挨整挨斗的就是你！这就是“运动年代”的铁律。一旦“左”的东西占了全局性、压倒性的主流，你就是再高的智商、再大的功劳也逃不过这一恶性循环！这一条教训记不住，谁能保证历史不再走进“这个房间”呢？西谚有云：“不会向过去学习，就会不断地重复过去。”

    一些新闻界同行还常问我：从1957年到1979年22年漫长而沉重的压力，你曾否想到自杀呢？按照“长痛不如短痛”的逻辑，这问题提的确实有道理。可以这样说，当时如一开始就明确告知我要强制流放22年，说不定许多身中阳谋的人会一头向墙壁撞去。但事实是，当时除个别寻了短见外，我所了解的绝大多数右派，都是咬紧牙关、耐着性子度过了那艰难苦涩的8000多个日日夜夜！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如同开始时“引蛇出洞”，只告诉你“言者无罪”，没有告诉你“六条标准”底线一样，现在处分你时则只告诉你“只要好好改造，必有光明前途”，并没有任何年限的界定。使你感到只要拼命改造，也许两三年就会重回人民大队。于是你就苦苦争取，但又一再失望，翻来覆去地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又从绝望到希望……这样一圈儿又一圈儿地跌跌爬爬、年复一年，也就一直熬到1979年。在物理试验中有一个什么“青蛙效应”，把一只青蛙放入沸水中会立即蹦出，但如将水慢慢加温，那青蛙会老老实实在水里呆着，一直到煮得烂熟……盖类乎此。

    望山跑死马

    其实，钝刀子割肉更疼，因为人毕竟不是青蛙。但我要说的奇迹也就在这里，我面对那如山的压力和漫长的时光隧道，在长达22年历程中却从未沮丧到想以死了之。是我神经系统特坚强吗？非也。现在我常听一些人满腔豪情地说：“要叫我赶上那时候非打成右派不可！”这话说来容易，那罪可并不是好受的。最初是感到天大的冤枉，好心好意响应号召提意见，怎么就“右派”了呢？为此我连续抗辩五次，使自己的处分等级坐上了直升飞机。但就在处分宣布前夕，我对怎么也搞不通的“右派罪行”，在昼夜苦思中却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其时，在我的思想武器库中除了1948年参加地下党以来所受的马列主义教育，就是自幼感受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在被连续批斗、报纸点名和抗辩无效后，我不禁昼夜苦思苦想，反复自问：藐小如我，难道会比伟大的党组织聪明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错误肯定在自己一方。那么，我究竟错在哪里呢？迷蒙啊，困惑啊，痛苦啊，彻夜难眠……有一次到青年宫参加一个400多团干部对我的批斗会。散会出来以后头昏昏然，走在海河边上看到那波光粼粼的河水不禁歧念丛生。但这时，不知是哪里飘来一阵如泣如诉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那抑扬顿挫、千回百转、忽而强烈撞击、忽而优雅昂扬的旋律使我似乎得到一种心灵的梳理、启迪和抚慰，使我不禁若有所悟。它似乎告诉我，人生的坎坷和曲折是难免的，而苦难是可以诗化、淡化、转化的。正当此时，海河两岸忽然爆发一阵欢呼，原来是苏联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冉冉穿空而过，那高远而晶亮的卫星似乎也给我一种昭示。啊！生活是多么的美好！美好的生活还在前面，我要冲出这其乱如麻的羁绊和樊篱，走过去，前面是个天！此刻，灵光闪现，“阶级本能”四个字突然从脑子里蹦出来，使我犹如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一棵稻草。是啊，在理论上阶级有“自在”与“自为”之分，那么是不是在不自觉的“阶级本能”驱使下，我确是在浑然不觉中铸成大错？那么如今击我一猛掌就是应该的了！其实若按“本能”来讲，我原汁原味的“本心”是呼唤报纸的舆论监督来祛除时弊，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但，在政治高压的研磨下，我的心态出现了一种“我已非我”的混沌，泛起了一种宗教信徒般的蒙昧，犹如魂灵出窍一般，自己站在对面来自我审判，直至由衷痛恨自己在风口浪尖上做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内应”，一时之间只要思想上出现反复，便严厉地自我断喝一声：“镇压反革命！”那些日子，每逢内心里出现混乱和惶惑，我便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得出一首五言或七言诗，让思想向主流意识靠拢。“犹忆魂坠千尺幢，朴妪一笑温寸肠。烈火烤炙化无余，飞出稚嫩一凤凰。”“桥头枕砖睡，丝糕猛吃仨。力竭再冲击，何惧大台压？”“为党夺一兵，为厦添一砖。莫急百分好，全力抓主矛。”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当时却也为自己增添了一些定力。面对随后到来的无论是开除党籍还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以致工资从16级110元锐减至每月3元零用费，均认为是理所应当！内心不断地在喊口号：“要和过去的我决裂、决裂再决裂！”此时，刘少奇和时传祥握手的情景，高尔基历尽艰辛终成作家的梦想，“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等等轶事嘉言，均给我以“破旧立新”的冲击力。古语：须臾忍死。这一切，使我扛住了比死还痛苦的混乱，产生一种奇异的恍然大悟。不是火中飞出凤凰吗？就让烈火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一遍遍夯实这种“以‘左’治‘左’”的精神架构”……

    但“生活流”远比“意识流”严酷得多。劳改农场的劳动是超强度的，压抑是令人窒息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黑色的日子：1958年4月16日。当天早晨，原机关就派了两个彪形大汉限制了我的自由，跟着我回家去取了行李，而后用吉普车将我和另两个老右程海和谢鹏送到天津市劳教收容所。看到那荷枪实弹的警卫，心里不禁顿时想起随解放大军入城时，自己也穿过的那身棉军装。当天，又目击了另一个近乎滑稽的场景。进入收容所第一天是受命打麻雀。各色人等或拿扫帚、或挥木棍把那些自由跳跃的小麻雀追打得叽叽喳喳、乱飞乱撞，须臾之间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打落尘埃剧烈喘息、奄奄一息。人们不禁呆呆望着发愣，这多么像自己的处境啊！但时间容不得你多想，转天即被集体押送到当年袁世凯驻兵地小站附近的板桥农场。那是一个多年改造劳改犯的地方，满目是白花花荒漠的盐碱地，约有五六个分场，处处拉着铁丝网，戒备森严，持枪警卫赫然入目。一开始，还看到许多未转移的劳改犯早晨被押着跑步。我心想，对这些受“最高行政处分”但“敌我矛盾按内部矛盾处理”的“劳教分子”，又是怎样个对待呢？很快便知道，在管理上均沿用旧习，彼此“同学”相称，对干部一律毕恭毕敬称“队长”，进门要喊“报告”。一个姓宣的麻脸看守大门，“同学”们要喊他“宣队长”，后来知道他是个才“开放”不久的劳改犯。200多右派分编几个队，晚上睡觉如沙丁鱼罐头挤成一团，起夜后再回去已难觅缝隙。我是被编到总场直属队，队长邓永丰小个子精神奕奕，这人总有许多突如其来的新点子。有一次半夜里吹哨集合去12里外的小站抬稻秧，一路上在狂风暴雨中跌倒上百次，摔倒爬起如泥猴，我新买的一身“三不怕”雨衣被扯碎，满面泥污。暑天耪大地，越热越要赶工，汗如雨下。当时我得了痢疾，那位邓队长对我还不错，照顾我可以不下水，但也得跟着出工。后来还叫我搞点“宣传报道”，采访“好人好事”出黑板报，或参与演个有“教化意义”的戏曲、歌舞什么的，为沉闷的劳改生活增添一点乐趣。但劳动为主，隆冬打冻方，虎口震裂；粪汁沤肥，遍体黄汤；8月补秧，连续三日夜苦战在水田中，中午竟躺在泥埂上睡出一个人形来，那是片刻的吃窝头时间。日未出而作，日落亦不息，年节假日还要“义务劳动”出工，据称这是为了占据你的“脑际空间”，叫你少想别的。不论收工多晚，回去饭后还要学习，或读报、或斗人、或学条例、或作检讨，多少年里一天也不落地“学习”，使人的脑仁儿生疼。队长说：“要脱胎换骨就得学习、学习再学习，一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只要哪天队长发恩，说今天晚上可以自由活动，就顿时有人欢呼。这一切，对于来自办公室、课堂、实验室的这帮知识分子的确是度日如年。大多数默默忍受，有的用苦干、死累来驱散郁闷，有的则慢慢麻木不仁。但这样的日子，也并不是每个人均能咬牙度过。一个是《新晚报》年轻的女记者高萍秋，在张家河挖渠大战的半月苦熬中投河自杀幸被救起；另一个是天津女大学生曾科从化验室偷出些氰酸钾锂吞药自绝，风华正茂的娟娟少女就此殒命。但绝大多数右派还是闯过了这个日复一日的“劳动关”，许多白面书生最后炼得浑身铁黑。我在抬大筐时肩压重担已走不动时，眼前还有20米，便使出吃奶的劲拼命前行，不久便累得得了疝气病，大夫说：你的小肠头突破肠壁坠入睾丸，过力了。直到三年后才去公安医院动了修补手术。

    但在劳改生活中，最为熬人的尚不是马不停蹄地劳其筋骨，而是“望山跑死马”一般地遥遥无期、苦其心志。这一时期唱的最多的一个歌，就是早晨一边编队跑步，一边要高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要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一边唱一边觉得怪怪的。1958年开始实行的劳教是不定期的。“什么时候改造好了，就仍然回归人民大队”，在这一承诺鼓舞下，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遂于1960年国庆较早摘帽解教，满以为原机关就会派车接我回去，机关领导会热烈握手鼓励抚慰……一时之间额手称庆翘首企盼。岂知，这一切均是永远不会实现的“热火罐儿”，不过是你自己自作多情的泡沫！事实是，这“摘帽右派”比“戴帽右派”还要夜茫茫、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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