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保险箱”

    之后，除了将你从劳教食堂换到就业职工食堂，从集体用铁桶打饭变为自己用碗打饭，从不准离开寸地到可以礼拜放假而外，那“摘帽右派”和“就业职工”同样被视为异类，被管教队长称为“你们”，而绝非“同志”；在社会上则你依然被人视为劳改犯，所谓“最高行政处分”云云谁能说得清呢？在这一次如大旱之望云霓，却盼来赤地千里之后，到1962年高层又传来“甄别右派”的“新精神儿”，有些内心同情这些倒霉人物的干警也悄悄相告，并将右派集中起来改善伙食、增加休息并叫各自复习课业，在“原职、原薪、原单位”的传言中许多学员大喜过望，有的竟拿过算盘来计算如补发工资可以拿到多少钱……岂知，那九天仙女一般的“新精神儿”，就如同大风天半空飘摇的塑料袋儿一样，不仅可望而不可及，不久竟汪洋一片都不见，从希望的浪尖又摔到失望的谷底。和我一同送农场的程海，他爱人为划清界限遂离异。到他摘帽后便复了婚。谁知后来进一步“阶级上纲”压力升级，遂又离婚，直到三中全会后才又复婚。这离——复——离——复中的万般苦涩，谁解其中味呢？有几位大学生右派余琦、陈代拂、章炎在听到“新精神儿”一场空欢喜后发了几句牢骚，便被二次劳教。有的已经不起命运的捉弄而神经错乱。有一位长相俊逸、天津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叫俞沛文，在沉重压力下突发癫狂而谗言妄语，遂被纳入“疯人班”，每天围着院墙没完没了地咯咯笑着跑圈，看上去无怨、无恨、无求、无盼，他就那么无忧无虑地笑着跑、跑着笑，人渐渐日趋消瘦，最后悄然而殁。

    面对这一切起起伏伏，我也渐渐变得麻木。再好的传闻、多坏的消息我均漠然对之。那时的谚语是“一切得钱到手、饭到口才是真的！”随着日益严重的“阶级上纲”，大气压更趋窒闷。1964年四清开始，又一批批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送来板桥。有人哀叹：这“狗不理包子”不是一屉顶一屉，而是一屉压一屉，咱是压在最底层了。未几，“文革”开始，社会上传来种种腥风血雨，许多熟悉的领导人和老同志被红卫兵批斗摧残的消息纷至沓来。使我哀伤不已的是1948年暑假我从南开中学去解放区城工部学习时，在刘仁、荣高棠讲话后，上台细述土改见闻的康力同志竟也被迫坠楼身死，他那待人亲切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形势发展至此，那一向渴望即便扫厕所也可，希望重返社会摆脱劳改阴影的板桥老右们，却感到农场“相对安全”。1969年大遣送时，一个叫韩文远的技术干部右派竟因畏惧回乡挨斗，当夜在毛渠闸门丝杠上上吊自尽，他下半截身子泡在冰水中，一缕鲜血从嘴角流出，使人看了不寒而栗。另一个天津畜牧局的右派王文禄，被遣还乡后又回到农场附近摆摊修鞋，后来被七送七还，直至沿街乞讨也苦苦哀求重返劳改农场，不愿返乡挨斗受罪！也确实有一位老右回去受了大罪，说来这故事很惨。

    原来是中学教员的王致中，当初肃反时因与一“反革命”重名而被错捕，白白蹲了两年监狱，放回来却未补发工资、亦未当众平反。整风鸣放时他向来校的一位市领导人提出上述要求，结果却全然碰壁，被划右劳教。在板桥屡提屡挨斗，大遣送时还乡后又提出要求平反，结果被饱以老拳，绝望后投河自尽。这些消息反馈回来，使得劳改之地变得温馨可恋，这真是世上少见的天方夜谭！十年浩劫把社会搞成一个血腥恐怖的世界，一时之间有人竟称板桥农场是“红色保险箱”！因为那里是一群匍匐在地无权、无钱、无门、无路的“死马”和“贱民”，红卫兵根本不屑一顾也。至此，倘说从戴帽打棍以来是凭借内在的思想斗争来化解重压，那么此时已变为以外在恐怖的幸免来取得一种苟安了。

    暖色与亮色

    尽管如此，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在政治高寒期的人间暖色。

    我从1958年4月16日被送农场时，机关党委一负责同志送行时，悄悄说了一句话是：“争取还回到党的怀抱来。”这句话虽事隔22年才实现，但却一直成为暗夜鼓舞我奋进的明灯。我感到，人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别人倒霉时你能注入点温暖和希望即是大恩大德。

    在板桥劳教队中有几位干警，一是右派集中的直属队长王伟，此人思维敏锐，谈吐犀利，心地善良。他从不没鼻子没脸指斥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几句话就能说到你心里去，启发你振作起来。他关心你的冷暖病患，甚至牵引红线帮两位解教的大龄异性学员喜结良缘。上面有“利好”的“新精神儿”，他就小作透露来鼓励绝望者。只可惜，1964年夏，他在四清中因什么历史问题挨整，吃安眠药自尽。再一位是天津公安六处干部李菊生，这位文静儒雅的年轻干部每下农场便到田头地边蹲下来，和声细气地跟你聊天儿，鼓励你别灰心，在那严酷环境中这么几句话就很感人了。只可惜，在十年浩劫中，他和四清中的王伟一样，虽然被“两劳人员”视为至尊至贵的队长也因什么历史问题被整得受不了，在双林农场一间小屋里用钢制表带割腕自杀了。与他感情极深的爱人闻听噩耗后，领着12岁的小女儿到水上公园，娘俩用手绢拴在一起双双跳湖自尽。这件事，至今谁听到后都为之泪下。

    那些岁月人命如草芥。当时右派集中地的直属队有一间屋子，“文革”高潮时竟有三个人在同一间屋子、因不同原因、在不同时间自杀。第一个是原北京戏校教员、右派技术员张学武，因北京外调来人说翌日要斗他，夜里他用嫁接刀自刎而死，溅得满墙都是血。第二个是一位姓刘的管教队长，因厂部恢复党的生活时没叫他去参加，他胡思乱想，夜里在墙壁一个大钉子上悬绳自缢而亡。第三个是一个被队长当“拐棍儿”使用的职工，被揭发一些什么言行，被批斗几次受不住了，竟也在那只大钉子上悬绳自尽。看来，苟全性命于乱世难矣哉。但在管教队长中，也有既见义勇为又坚忍不拔的干部。有一位年轻的技术干部李敬章在得知我们几个虽有“保留公职”之名，却久久悬而不决时，他感到不平，便请命去帮助奔跑落实。所谓“保留公职”是我和天津大学讲师关西普、《工人日报 》记者谢文良三个人抱着的一个大“热火罐儿”，1957年处理右派时虽然统统戴帽，但有留原单位改造、降级、下放、监督改造、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六个等级。领导说“这都是为了分化阶级敌人”。当时由于保留公职，被其他人等羡慕得了不得，自己也多了一分咬牙的力量。但我们三人在1960年前后摘帽后，音讯杳然。大着胆子回原机关去请示，看到的是冷面朝天，一次次碰钉子。原来在打击右派上是急如星火，在按照政策、安置工作、分化右派上可就“说了不算”了。于是想当初引以为荣的“保留公职”一说，只不过成为“苦恼人的笑”。为人质朴又富正义感的农场技术干部李敬章一趟趟去有关机关跑落实，受到一些“阶级警惕性”特高的同事指责，但他不为所动。最终，由于档案上白纸写着黑字，经据理力争，硬是给批下来了。1973年初市革委政治部作出决定，给我们落实“保留公职”政策，对我比原级别降四级恢复干部身份，叫去一机局报到。这件事在农场右派中立即引起了轰动，许多人为我们三人欢呼：苦盼15年，可回到人民大队中去了！大家好像从这里又看到了一丝希望。

    只可惜，事实又给了我一闷棍。一机局叫我去所属通用公司，通用公司叫我去下属第三铸造厂。这三个不同级别的人事科干部恰好都是女干部，这些本性应是温婉的女性，在运动文化的陶冶下，均都有着一副阶级斗争冷面孔，一见面，她们几乎使用同一口径的口吻问：“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吗？”这是杀伤力特强的见面礼！我默然。我的档案在你们手中还问什么？无非就是挥舞下马棒而已。果然，虽名义是恢复干部身份，却将我分到第三铸造厂最苦、最脏、最累的清砂车间继续劳改。这就是那时候口口声声读着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实践。厂方对我的“优待”，便是叫去清砂车间抡大锤、喷水枪，终日在铅色粉尘中干定量为57斤的特重体，其劳动强度比之农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在农场拼命改造、梦寐以求恢复干部身份、回到社会，就是继15年农业劳动之后，又有长达7年的从头到脚黑漆漆犹如乞丐一般的深入改造。但，在我的生活中确实出现了一个亮点：同组一位看似穿着埋汰、拙于言辞的老工人王恩荣，先是教我怎样使用和修理风镐，后来索性把他那好使的风镐给我使。在我调到水力清砂工序时，他又一再嘱咐我在持水枪操作时，一定要保持肌体干燥，告诉我不久前干这个活的通用公司总会计师老郭，就是在这儿当场电死的。他的嘱咐救了我一条命。他使我体会到普通老百姓金子一般的心肠，也给了我抱着平常心坚强活下去的信念。可惜，天不假年，半年后他竟因脑出血猝死，好人不长寿啊。但这一切告诉我，人间有真情，世间有暖色，力量来自老百姓。就是那遮天蔽日的沙尘暴袭来，满世界蒙上一层黄土时，那陌头春色和桃红柳绿是挡不住的！

    希望在人间，不仅有这些雪中送炭的暖色，更在于这些罹难知识分子本性的亮色。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道：“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55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在这些被错划的人当中，有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学生。”薄一波还说，“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

    这些意见可谓切中肯綮。被弄到板桥改造的这些右派，其“罪因”说来实在是“语不惊人”，但改造起来可就“死不休”了。有位南开大学化学系学生说了本系一个事实：“化学系肃反等于零”，即以攻击肃反划右；另一位在发言中掉了一个“书袋”说“随着阶级的消灭，党也会消灭”。这本是马列主义的常识，竟被断章取义定为“恶攻”；有一个学生写信动员他的哥哥努力帮助党的整风，别的什么也没做，如此善意竟被打成煸动他人向党进攻。还有“扩大化”到近似笑话的两例：在右派大队食堂中有一人叫刘升堂，原来是炸果子的；一个叫衣宏图的，原来是烤点心的。他们是刚刚被合营的小业主，别人写大字报便稀里糊涂签个名子，最后也被凑进5%。

    但就在如此扩大化而又长时期的政治高压下，一旦寒冬过去大地春回，老天有眼，上述所有这些老右统统得到“改正”。据我所知，这些人重新获得人的尊严后，也对得起这个“改正”。尽管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已逝若流水，但他们无一不是立即拼命工作，恨不得能追回一点失去的时间。在文化人中，刚到农场和我一起打草绳的著名诗人鲁藜，他的诗作更加美丽和深湛了；和我朝夕相处劳而改之的戏剧家吴同宾、民俗学家张仲、辩证法研究学者关西普，如今均多有著述；曾是右派大学生的姜伟棠成为北京有名的历史学者，秦福林成为天津“业大”的模范教师，周良彦成为许多重大发明的工程师……这些人为了和时间赛跑，常常是废寝忘食，如秦福林在担任教师时，自己还同时在补习着两门课以求多多蓄电。而姜伟棠、周良彦在不断作出新的贡献、钻研新的课题时，常常遨游书海、不眠不休，结果分别在年方62岁和63岁时，因心脑血管病而英年猝死，说来令人凄然泪下。1981年初，我调《人民日报》记者部工作，方知开会时在座的刘时平、刘宾雁、刘衡、吕建中、许仲英、高粮、林钢、王艾生等同志当年都曾经此洗礼。稍后从《经济日报》转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也是个中人。他们都分别闪现出生命的火花。后来我也有幸追随他们之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报社对这些人均委以重任。这一切证明，历经民族忧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实心实意的爱国者。许多人拍拍身上的尘土，便大步前行了。

    在农场的卑微人物中，使我更看到一些人在背负种种骂名之后仍未泯灭的真性情。中学数学教师王梦珏被打成右派送板桥后，长期两眼发直、寡言少语，并经常半夜起来数天上的星星，他因为弄不清这个好心发言得恶报的人生疑团而神经了！但他每天劳动用力十足，腰系草绳、衣衫褴褛、挺直腰板、来来去去，节粮度荒时饿得要命，他抓住耗子撕巴撕巴就吃。但就在那粮食贵如赤金时，他存了几张点心票，买了糕点用布密密包起来缝好，到小站邮局寄出，在包上写明：“寄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就是一个中国教师的心，已然落魄到这步田地，心里还在惦念着自己一向敬爱的总理！点心被邮局扣下并转回农场，当时听到这消息的人无不拊掌大笑，但大笑之后又感到一阵心酸。再一个是天津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陈科正，这个一向作风严谨不苟言笑的青年，在1969年被遣送，回到安庆郊区农村。一天外出回家过一小河时感到桥板松动，心想，眼看就要下大雨，如别人踩上滑倒岂不危险，便跑回家中取来铁锨铲土修桥，此刻雷雨大作、狂风呼啸，陈科正在用力蹬锨时脚下一滑落入湍急的河水，几经挣扎未能上来，一个正直热诚的好青年就这么消失了。留日归来的音乐学院教师王可之，因精通外文被调公安六处李七庄一个翻译队，“文革”时被斗得万念俱灰，最后被发现在水上公园悬树自尽。奇怪的是，他上吊时用一块手巾将脸紧紧包住。熟悉他的人说，王可之这个人一向极其爱小孩儿，他是怕死后脸难看把游园的孩子吓着，所以自我遮盖。啊！直到告别人世时，他们还在想着他人、想着孩子，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反党反人民”？他 们不折不扣是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此言，一万个正确。培根说，“以史为鉴使人明智”。像反右、“文革”这样一些全民性的灾难就需要全民性的反思，才能把历史教训化为伟大力量，才不辜负当年那数不清的汗水、泪水和血水。老百姓“位卑未敢忘忧国”，领导人虚怀若谷听忠言，才是兴国之兆。从政治文化的深层次上，理性而科学地探讨这一运动的种种昭示，非这篇小文力所能及。几许闲笔，倘能为历史长河留下几滴逝水，便于愿足矣，也就算是“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吧！

    《人民日报》十六年

    我是1979年初才落实政策到《天津日报》工作的。此前，从1958年到1979年在农场修理地球15年，在铸造厂抡大锤7年。1979年初我给《天津日报》投了一篇稿，报道第三铸造厂的一些好事。稿子是给当年青年报的老同事、日报工业部主任胡世先寄去的，收到稿子他立马就喜冲冲跑到总编辑石坚那里说：“肖荻写稿来啦！”石坚同志告诉他说：“好，叫他来！”从编制上说，当年的《天津青年报》早已撤销，人员分别划入各报社，日报可以要你也可以不要你。前些年我也曾硬着头皮去日报人事处问过此事，均碰壁而归。但毕竟“天翻地覆慨而慷”。此刻，有伯乐美名的石总编拍板，《天津日报》伸出了热情的手。一个苦盼22年，遭受无数白眼不可得的乞求，就如此干净利索地解决了。此刻我已49岁。

    “莫道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大气候的转变，给每个人带来了新的生机。我回到《天津日报》后，先后在总编室和政教部工作。1980年早春，报社派我随天津市市委领导人考察塘沽、汉沽、宁河，一行人有市委书记陈伟达，副书记、市长胡启立，市委办公厅的两位秘书、后来在全国政协和陕西省担当重任的郑万通和李建国。那时还没有开发区，在塘沽、汉沽、宁河，听党委汇报，下“天碱”、“天化”两大厂，看地震遗迹，在了解情况提出意见时，陈伟达和胡启立对工农业具有相当深厚的知识。那时还没有多少新建筑，吃饭大多是在临建棚里，饭菜也很简单。吃饭后，陈伟达、胡启立总是要去厨房里向大师傅诚恳致谢。对此次见闻，我写了一个长篇通讯《春潮涌动》发在《天津日报》上。出访将结束时，陈伟达叫我去作了一次个别谈话，问我愿不愿去市委工作。后来老领导、原副市长郭春源也问过我的工作问题。我均一一婉谢说：“我也就是干记者的料儿。”我久已不想仕途。

    天不负我。1980年夏天，报社忽然通知我到天津宾馆会见一位《人民日报》来的老记者，原来是陈勇进同志身负为社里建站和选人的重任到了天津。陈老和日报总编辑石坚同志商量好，从《天津日报》部主任中遴选六人，然后由每人写稿一篇，再综合有关情况选其一。最后这彩球怎么就抛到我头上呢？我想并非是我有什么过人之处，是老天爷帮了我一把，一看这个人无辜倒霉了22年，该给他一点好运气了。确实是这样，我没有“五十打蔫儿”，而是意气风发在《天津日报》和《人民日报》经历了一生中最繁忙、也最幸福的岁月，连过去眼见我打入冷宫、认为这人完了的老同事都对我称羡不已。特别是到国家第一大报工作这份幸运，并非人皆有之。说到底，是党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正确政策使然。1981年初最后定局时，《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和副秘书长余焕春，还亲自到天津在第一招待所和我谈了一次话，而后带我跑了几个基层单位。后来《人民日报》钱里仁社长，到天津正式开会建站并宣布我“首席记者”的任命，是1987年12月12日。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和各界贵宾到会热情祝贺，颇有一番盛况。

    建站初期，无房、无车，条件相当艰苦，后来报社车队给配了一辆趴窝老“丰田”，冬天早晨要用火烤一下才能发动，走到半路上不行了，我要下来帮司机李京推一把。房子是借《天津日报》的一间办公室，《天津日报》上上下下老同事对我很照顾，无车时石坚、肖元两位老总去市委开会，总不忘叫我搭车前去，并经常提示我一些重要信息，使我不至于才上任手足无措。但阴错阳差，后来出了一件令我大吃一惊的怪事。那是1990年秋天吧，去《天津日报》上班时，忽见记者站的房门被一只大铁钉给钉死了！后来一打听，是由于《天津日报》两个驻京记者在《人民日报》招待所有一间房，已用过两年，后来招待所实行承包要租金，不给，被请出。好，你清除我，我也照法抓药。于是一位智者就出了这么一个脑袋疼打屁股的办法。如今，记者站后继者大有作为，今天已具有宽阔、规范的“《人民日报》大厦”。过去那些事也许是他们想象不到的。那时发要闻稿一是打电报，二是电话传，三是托火车司机将稿子带到北京站，硬是做到了今晚发稿、明晨见报。

    当时众兄弟单位在抢新闻上堪称人多势众。一度来站工作的石德连、孟晓云相继调回。我长时期是单打独斗，如何去放眼各行业、占领制高点？对此，应该感谢陈勇进同志，他虽在津时间不长，但给了我极好的传帮带。陈老平实练达，为人既有温馨的亲和力，又有独到的观察力。他说：《人民日报》记者，对多么大的官儿也不低他一头，对多么小的老百姓也不高人一头。他以八路军老干部的风度和谈吐，在天津和市委书记陈伟达等领导人，一见如故，谈天说地，同时在大邱庄、港口等地，他和基层干部、工人、农民很快就打成一片。过去二十多年我在泥里水里摸爬滚打，知道一点人间冷暖，我学习他的为人处世，很快在上上下下交了不少朋友。建站后市里一些领导同志如陈冰、李中垣等常来记者站看看、聊聊。寒冬大风天，李瑞环在大港油田井架旁把我叫到他车里取暖、聊天儿。基层许多人也反映我们一点也没“大记者”架子，愿和我们推心置腹。这些，对于广泛掌握信息大有裨益。陈勇进经常和当时的总编室主任陆超祺、值班副总编丁济沧等电话沟通，掌握全局。我没有他那么大面子，但每逢回北京参加记者部的会，我对当时老主任田流、商恺、纪希晨以及诸前辈的精彩讲话听得点滴不漏。至今我仍能记起，田流曰：“我是一不上班、二不当官，记者的办公室就是广阔天地……”高集、王天铎、高粮、刘宾雁、程光锐、金风、陈柏生、刘衡……谈笑风生，大量信息使我感到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心想：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做记者，当如是啊！这一切，使我迅速进入马不停蹄的记者生涯。老陈对采访和写作耳提面命，常提到的就是捕捉要敏感、出手要尖锐。他用那特有的河南口音简称之：“要尖，要尖！”尖者，尖锐和尖端也。正是依靠这些传帮带，在发稿质量上，我努力寻求既立足全国、又有地方特色的视角，且在数量上也逐步取得了较大的覆盖面。最多的一个年份，我发了八个头版头条。1988年我曾当选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并参加全国记协组织的广西游，新华总社有几位同志初见面时说，要查找李瑞环的新闻资料，你写的是最多的一个。分社社长张钦沛说，你写的稿子没有八股腔，能从跨行业里找新闻。这些反映，并不说明我有什么过人之处，但确是折射出《人民日报》无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也说明上级决定恢复记者站的必要性。举凡天津市发生的有全国传播意义的大事，我便竭尽所能地去找最重要的人、抓最重要的事、取最重要的话，尽快采写和发稿，并力求写得既有全局观点又有地方特色。在这方面，诸如1983年9月13日报道引滦入津的通讯《伟大的工程》、1987年11月24日报道天津市领导和市民交心座谈的头条新闻《天津广泛开展协商对话》、1997年1月11日报道天津市努力保护历史名城的通讯《城市，请留住历史》，都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反响。这些稿子反映了天津党和人民的创新精神。至于没有“八股腔”，不过是由于我乃是多年未务正业的一个“生瓜蛋子”而已。

    对记者来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无论在哪个地方，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和新闻，并非天天发生。那么，在日常生活的涓涓溪流中，如何也能挖掘出“看似平凡却奇崛”的东西，抓到激动人心的独家新闻，我觉得这更是驻地记者的基本功。在这方面，我的体会就是：干记者，必须充分发挥人文精神。1982年5月2日我在《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一篇消息《胡耀邦同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欢聚》。事后《天津日报》总编辑石坚同志多次在一些会上提到：“耀邦同志讲话里有一点十分重要的东西，当时在座的几十位记者包括我，写稿时都忽略了。但肖荻却抓住了，这就是新闻敏感。”他指的是我在稿中有这么一段是别人没写到的：“当全国劳动模范张士珍谈到外地一位卖过菜的全国劳模（ 指李素文 ），在‘四人帮’横行时犯过错误，现在有了进步时，胡耀邦说：‘工人阶级就是要改造社会改造人，对犯过错误的要帮助，有了进步要欢迎！’。”别人忽略未写，我却情有独钟，其实是由于我22年的切身之痛，再就是我脑子里有一根弦：《人民日报》要抓最新的政策精神。耀邦同志这一宣示告诉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叫人永世不能翻身了。要宣传这种实事求是、宽容大度的精神，纠正和澄清既往的错误，也包括《人民日报》自己当年留下的“疙瘩”。1985年我在采访天津引滦工程时得知水利局长马树魁很有风格一再让贤，把正职让给年轻同志，在工作中鞠躬尽瘁。但几个方面的同志向我反映，1980年《人民日报》有一篇火力很大的通讯，阴错阳差误把马树魁纳入负面人物，这是多年来压在他心底的一块大石头。我经调查证实后，写了一篇通讯《有所争有所不争》，不复纠缠过去那些纠缠不清的矛盾，只谈今日老马的高尚风格，并附函向报社说明原委。总编辑李庄同志见稿后亲自找1980年写那篇稿的老同志征求意见，那位老同志原是个性格刚烈、脾气很大的同志，但他对此豁达大度，立即点头同意。1985年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头版见报后，也算还老马一个清白，在天津水利局引起轰动，反映是人心大快，并感谢《人民日报》实事求是。搬掉压在一个人或一群人心上的石头，恢复和珍重一个人的尊严，这不就是《人民日报》最具凝聚力的亮点吗？

    挖掘这一事件的人文内涵，往往可以独辟蹊径，胜人一筹。1981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头条发了我写的消息《黄河水奔流千里到达天津》，当年被评为全国好新闻，原因就是独家新闻一向为记者所孜孜以求。我认为在众多记者一窝蜂扑向同一事件时，能否在稿中写了水更写了人，写了事态更写了心态。文章中我用较多笔墨写了冀鲁豫三省水过家门而不引、千方百计送天津的博大胸襟，从而摆脱了写动态稿见物不见人的窠臼。大邱庄当年曾被热炒，但后来我从许多渠道以及直接接触中感知禹作敏过于骄横。有两年我只作调研，冷静观之。后来报道禹作敏的东西常常是连篇累牍，当一篇重点文章刚见报几天，禹作敏被刑事拘留后判刑了。在禹作敏出事后大邱庄长期被媒体冷落。当时我认为禹作敏犯法大邱庄老百姓不应该也进入冷宫，更不等于那里的改革终止，对其现状国内外还是非常关心的。在上海章世鸿同志过津时，我俩专门去采访了一次，见到那里还是不错的，更认为改革应继续，群众应鼓励，乃率先发稿《大邱庄生产秩序正常》。稿到报社后，总编辑范敬宜亲自定题并请示了中宣部，于翌日在头版见报。这一新闻立即被海内外媒体转载，大邱庄也很快又火热起来。别人热炒你岿然不动，别人束手你敢于打破僵局，这都是一种独立风范。见事是静若处子，还是动如脱兔？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在于实事求是和以人为本，也可以说是人文精神和新闻规律的拥抱。人文关怀是上上下下都喜闻乐见的社会动向，写好了就是新闻中的精品。

    记者的采访是任务、是工作，也是对自己最好的营养。在采访中有些人使我永远难忘。我曾当场听过李瑞环讲“老百姓最可爱，老百姓最可怜，老百姓最可怕”，我眼见过他在农村倾听下情，在座谈会上立即叫市政公用局局长给一个老太太解决煤气问题。我曾采访过革命老人帅孟奇，在她那朴素的小庭院里，我知道了一个年轻时受过国民党监狱里的酷刑、年老时又受过“四人帮”的囚禁和折磨的既往，和她因误传爱人牺牲此后再未结婚，无保留地全部献给党的一生，最后搬家时仅两个小皮箱的故事。我采访白方礼时，探知了他之所以把蹬三轮绕地球15圈、挣得的30万元全部捐给贫困生，是因为自幼有失学之苦，助贫是他最大的开心！这些人生探访，使我深感中国人传统的仁厚之心，使我看到共产党内有很多睿智和无私的人。说到底，在我当首席记者的任期内，没什么惊人之作。但如有来生，我仍愿做一个记者，我一定要继续寻求这种富有人文精神的珍品和精华。新闻虽是“露珠”，但其中的人文精神却可融入历史的长河生生不息、传之久远。

    《人民日报》驻省市记者和报社领导人接触机会不多，但也许正是由于接触少，总是碰到一些难忘的人和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人，就是社长胡绩伟。1981年春，他在“天津一招”对我作了一次谈话后，一起乘车到无缝钢管厂、大邱庄等基层去作采访，在车上我们又海阔天空话家常。胡绩伟同志是老报人了，他1916年生于四川威远，先后在成都华西大学数学系、四川大学政治系读书，1936年参加组织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主编过《大声周刊》《星芒报》。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赴延安。先后任《边区群众报》《解放日报》采通部主任、主编、副社长、总编辑。他是1952年调到《人民日报》的，历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他在了解我1957年的遭遇时感慨系之，并插话说：当初延安有一老友在单位反右派时，一见跟自己不错的领导因为没完成5%右派定额着急，就挺身而出、自报奋勇说算我一个吧！结果也受了22年罪。可是到落实政策时档案里没有材料，享受不了有关待遇，又经历了很多波折。同车的几位同志听了感慨不已。第二天他应石坚同志之邀，在《天津日报》给全体编辑记者作了一次讲话。大意是党报记者必须是为着贯彻党的方针而奋斗的战士，党报记者决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记录者，而应该是各种新鲜事物的积极的提倡者和组织者，必须密切地与群众联系，记载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不但要启发他们的觉悟，引导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喉舌、共患难的朋友。同时，报纸也应该是我们党手中有力的自我批评的武器，监督自己队伍中的错误与弱点，要接受“文革”中盲目追随领导的错误，并以实事求是的同志态度加以批评与指摘，帮助其克服与改正。胡绩伟那年大概是64岁，一口四川口音，思路清晰，既娓娓而谈，又铿锵有力，富于亲和力与穿透力。这些话引起大家心底的共鸣和热烈的掌声，我更是十分感动。他的讲话使我的办报理念得到升华。日后记者部副主任商恺同志告诉我，开始有人对你年已50进入《人民日报》曾有微词，后来一看还不错。正是由于胡绩伟对沧桑世事的深刻理解和识人之力，尽管我已人到中年，他仍毫不犹豫，拍板吸纳，这在当时条件下属一种特例，后来就绝无仅有了。

    1981年初我到《人民日报》报到，李庄同志任总编辑。他在编辑部三楼遇见我时，主动和我打招呼：“老肖，欢迎你！”使我感到犹如一位处过多年的老大伯。1983年7月，我受命到记者部值班半年，其间到国家审计署作了一次采访，成稿后需要请主管的副总理薄一波审稿，我匆匆写了一封信，连稿子放在一起请报社交通员到国务院送“薄一波办公室”。第二天我正在等稿子。忽见李庄同志拿着一封信神情严肃地进入记者部办公室，他有些激动地口吃着说：“老肖，你这封给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信是、是、是怎么写的？你自己看看……”我慌忙拿过来一看，登时脸就红了。“尊敬的薄一波同志：您好！因此稿拟于明天见报，麻烦您给以审正。谢谢。”其中把“明日见报”误写为“明日见面”！李庄问：“你还要跟人家见面吗？啊？”然后笑着拍了几下我的肩膀就走了。这时，我是一脑门子汗。不过仅此而已。不久，天津市的引滦入津工程搞得轰轰烈烈，即将水到渠成，报社叫我和艾丰、石德连组成报道小组，深入工地采访作较大规模报道。当时的天津副市长、引滦总指挥李瑞环专门和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记者把引滦的背景、趣事和发展作了一次深入的谈话，那时还没有录音机，我作了详细记录，回报社汇报时，李庄同志亲自来听得很仔细，表现出对追踪新事物的浓厚兴趣。我值班半年即回天津。过了两年，忽然接到李庄同志一个电话，托我找《天津日报》总编吴炳晶办一件事。我当即照办无误。事后，这位仁厚的李庄先后两次来电话，请我和吴炳晶去京时，务必到他那里去吃顿便饭。我们都谢绝了。过后，他的专著《〈 人民日报 〉风雨四十年》出版后，给我们一人寄来一本。这位富于亲和力、勤奋而正直的忠厚长者，患病多年于2006年3月3日仙逝。

    还有两位我所难忘的总编，也都已先后去世了。一位是2002年10月24日心脏病突发，倒在岗位上的许中田。几天前我们驻外地记者回报社过“重阳节”，他还各桌敬酒，我见他有些消瘦，还劝他多多注意身体，没想到没出一个月他竟猝然离世。我是1993年春到吉林开北方记者片会时结识他的，那时他还是吉林省委宣传部长。这个人很平实，和人一见如故。过了两年他调《人民日报》社先后任副社长、总编辑、社长。《人民日报》是个藏龙卧虎之地，老许来了总以“新兵”自称，但他在任七年颇有政绩。他注意增强报纸新闻性和舆论监督力度，推进版面改革，完善自动化采编网络系统。在指挥和组织那几年抗击大洪水、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飞机被撞等重大事件的报道上把握得当、颇见功力。尤为使人难忘的是他是个既有亮色又有暖色的人。他去世后，人们含泪谈到几件事，在报社他路上碰到下级，总要微笑打招呼。出国要到记者站看药箱里存着什么东西，总是心疼记者生活太简单了，有时就和记者一起吃碗方便面做午餐。去南京晚上公务活动结束，又爬六楼到记者家里抱抱孩子聊聊天。到天津来有一次和我聊了一个小时，那时我已是离休多年，属于边缘人物了。就在他去世前的9月29日，在他主持下对离退休人员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医疗就诊等问题作了许多体贴入微的规定。平时也多方提倡要形成尊老、爱老、敬老的风气。但他对自己的健康情况太不注意了。

    再一位就是王若水。人之一生往往最难忘的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1999年夏去云南旅游，在饱览丽江、大理绝佳风光之际，巧遇老记者章世鸿和理论家、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一路谈天说地海阔天空，使我感到是一次难得的精神会餐。再过两年后王若水在美国哈佛大学就溘然长逝了。章、王两位都是我在《人民日报》久仰的老同事、老上级，但从无机会深谈。老章和我分别是驻沪、津首席记者，章世鸿堪称是首席记者中的首席。他于1945年入党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1953年即调入《人民日报》长期在理论部工作，他在采访和写作中水平高、视野宽、见事深，经常有精湛的头题见报。离休后他浪迹天涯，酷爱旅游，有“当代徐霞客”之称。他理论思维活跃，不仅佳作迭出而且谈资涉及古今中外社会、人生、哲学、历史、艺术，尤其关注改革、关注民情、关注社会热点，一路上娓娓谈来使我如入山阴道上。老章和王若水曾共事多年，比我要熟悉得多。但我知道，王若水在新闻界和理论界则有着更高的学养、成就和知名度。他那丰富而曲折的经历非这篇小文所能尽述，有论者一言以蔽之曰：“智慧的痛苦”。他晚年有幸与不幸。那年他已73岁，当时他不仅经历了一些未可逆料的白云苍狗，又遭遇离婚和肺癌。但看上去他依然是那么俊逸和清癯，平实而乐观，典型的一位思想者。我从20世纪50年代初读《桌子的哲学》，对他那明白如话而又深刻有趣的哲理文章即留下深刻印象。我调《人民日报》后每逢各地记者聚会谈情况时，他总是入座倾听到最后，表现出一个理论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渴望。在大理一路行来，我就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理论问题向他请教。他笑着说，眼下一些官员本应是人民的公仆，但他由于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民，凌驾于群众之上，变成了人民的老爷，这不就是异化吗？“文革”中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有些人疯狂迫害他人，实际变成了狼；而领袖则被神化。这三种情况都是人性的异化：异化成鬼、异化成兽、异化成神。我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性，要提倡人道主义，反对兽道主义和神道主义。他又就现实许多流弊谈到发挥民主监督、反对异化的迫切性，并就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等多所论述，我心里一个强烈的念头是回去好好读他的书。这时他的爱人走过来关照他的冷暖，我这才在近处观察闻名已久的王夫人冯媛。这位看去既清新飘逸又很有思想的女士，是1987年和王若水喜结连理的，那年冯媛26岁王若水62岁，在云南这次相聚，冯媛37岁王若水73岁。据说，他们第一次相遇时，冯媛向王自我介绍：我叫冯媛，不过不是左右逢源的逢和源。在当时的情况下，这话有千斤重。王若水会心一笑。这就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士为知己者死，爱情更是如此。王若水晚年病中之所以在抗拒病魔和多所著述上取得惊人成就，和冯嫒的百般照护是分不开的。在大理的古城上，我请他俩相依相偎，留下一张笑容满面的双人照。在2001年1月9日凌晨哲人其萎后，我常常拿出这张照片看，我感到一种酸楚，又感到一种丰盈，我感到一种短暂，又感到一种永恒……

    人民日报社人与人之间，无论多么高的职务也是老张、老王相称。相反，你要是“社长”、“总编”毕恭毕敬地称谓，倒显得有些生分了。1990年夏天我头一次见社长高狄，他好像还知道我，他说，我叫高狄，你叫肖荻。聊了会儿家常。邵华泽总编往往每到春节就应天津好友孙海麟副市长之约，携眷到天津来休息、叙旧，常常打电话叫我去陪同聊天儿。范敬宜总编在承德开发行会时，在饭桌上和我聊起彼此怎么打成右派的。后来我遇上一个难题，记者站里一个搞房地产、负责为天津几位老记者解决住房的人，工作上直接和上边打交道，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不仅虚与委蛇，历经三四年把盖好的房子变成宾馆，而且在我去质问时，他的假话顺嘴就来，把正在建设，但已经卖出去的一处房子说是给我的。过了三四个月我去看房时竟和买家碰到一起，使我大失所望。这个人当面对你巧笑倩兮，口称“你是我的恩人，我包你到老舒舒服服！”（ 他是我向报社介绍的七个备选后继人之一。后来他在一家歌厅喝醉了闹事被拘，我应报社委托把他从派出所保出来，如今竟这么“人一走、茶就凉” ）当我把这一难题向范敬宜谈后，他愤然说，在《经济日报》我就知道老同志退下来房子的难处，他立马叫有关部门通知那人，给老同志立即解决问题。于是，一个不应该一拖三四年的问题，几天里就解决了。由此可见，老范不仅是在驾驭报纸上才气纵横，在体贴他人疾苦、排忧解难上还是一个雷厉风行办实事的人。过了几年，很多情况我已十分隔膜，想不到那位红火一时的房地产开发者，在缺乏监督、财权独握中任意胡为，竟一头撞进铁窗，获刑20年。在报社我看到许多优秀的人，也遇到这么一个异类。

    几许闲笔

    从1981年到《人民日报》，到1996年正式离休；从离休到现在，在心中回旋不已的歌，就是马玉涛唱的“马儿呀，你慢些走哇慢些走！”光阴似箭，时不我待。如今我每年自由撰稿仍有不少文章见报，到几个省转了转，继西欧、东南亚、日本、哈萨克斯坦，又到澳大利亚、新西兰一游，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有朋友开玩笑问我，看你老是挺开心的样子，是不是你中了头奖？我从来无此奢望，还生怕一不留神得了500万，闹得五饥六瘦。心情好，是我悟出一个人生哲理。一位德国人说：“结局好，整体才好。”等于是“老来无憾，等于一生无憾”。想当年反右时，才一出事，有六七个报纸大标题黑乎乎揭露我如何如何，一时之间杀气腾腾。有许多故交都说，肖荻这回算完了。有一位原来还不错的朋友，在路上遇见，当我伸出手去，他竟然顾左右而言他，不认得了。也难怪，阶级斗争嘛。至今，过春节时有一次原机关一对伉俪给我来电话：“老肖哇，过去的事就不要多想啦，一切要向前看，快快乐乐度晚年！”其实，我早已不为过去种种苦涩自已了。过了这些年，原来青年文工团里两个领导、青年宫里两个领导、《天津青年报》里两个领导，按说都比我过得平安无事，却都一一谢世，一度大倒其霉的我，却心态平和地健在。唯一值得自豪的是，在这二十几年的坎坷中，我竟没有一天是在要死要活的沮丧中度过的。我为自己设计了一套甘当普通劳动者的人生路，“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抬起头活着！在最难度过的日子，我用作诗来自我排遣，我不让名利忧患来损坏自己的心脏。在农场和铸造厂里我还被委托办过小报，我一个人既采访，又编辑，刻蜡板、写黑板报来给那些苦干者增添一点鼓励。在农场剧团里我还写过一些剧本，给那些郁闷的人增添一点活下去的乐趣。至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化蝶”，对我早已成为现实。与那些在“文革”磨难中惨遭不测的众多国家元勋、文坛巨星、无辜好人相比，我这点遭遇又算什么？我认为，我的一生可以给那些遭遇挫折企图自杀的人一个启迪。不必！你只要丢掉名利枷锁，自食其力者顶天立地，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的是乳汁和快乐。迈开腿，走过去，前面是个天！

    使我深为感激的是家里人对我无保留的爱。当年，我遭难后被大卡车押送农场时，报社派了两位彪形大汉一左一右傍着我回家取行李。我走后老爹老娘哭了一整天。那时我的工资从16级100多元锐减为每月3元零花钱，为补家用，母亲到街道小厂干杂活，用榔头把弯钉子砸直，多次把手指砸伤。她惦记我到农场后的生活，用那微薄的收入，买了一只烧鸡和几斤苹果，大冬天顶风冒雪跑了100多里地去看我。1958年冬天的天气比起现在要冷得多。有一些探望儿女的家属，在去一个最远的盐场的路上遇见狂风大作，走得累了便在一棵大树下坐下来歇歇，没想到竟冻死在那里。据说，在寒天冻地谁如果坐下休息，要拿鞭子抽他，迫使他走起来跑起来，否则必死无疑。信哉斯言。1960年我因疝气动手术，正赶上节粮度荒，母亲又想尽办法买了10个鸡蛋到医院看我，那鸡蛋是当时价格昂贵的稀罕物，那是她不知砸了多少弯钉子换来的。这些年我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只可惜已是“子欲孝而亲不在”了。我的妻儿似乎都有着与我母亲同样的善良和坚强。1963年闹大水，形势危急。许多管教干部每人准备了一套木板床准备逃水患，“劳”字号的人则是上堤从事日日夜夜的抗洪大战。此时，本来在市里住着看小孩的妻子竟然抱着孩子，光着脚蹚着水跑来看我，准备和我共生死，我一抬头见她那样子便明白了，她是一个和亲人相濡以沫不惜命的人。有人说，没有谁的生活是百分之百完美无缺的。上帝的安排是：甲这方面好一些，那方面差一些；乙那方面好一些，这方面差一些。我们尝够了“贫贱夫妻百事哀”，但也收获了患难与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幸福。我的两个孩子在艰难生活中自强不息，后来都在南开大学毕业，进入较好的岗位。多年来，在我内心里总是感到对不起他们，小时候无论怎么淘气，我从未打过他们一下。但有一次女孩儿在大雨中把伞丢掉，我那时竟穷极生疯推打她的后背一下，催她去把伞找回来。在急风暴雨中孩子跑去找伞，几乎撞倒在电线杆子上，幸亏被一位好心人拉住。男孩儿则因为多年住宿条件差，不知在哪里受了潮湿，后来患强直性脊柱炎。这是生活留给我的伤痛。但孩子们知难而进，女孩儿在百忙中业余读到博士生；男孩坚持锻炼，能照常工作没垮下去。天作之合，女婿和儿媳均是好学求进、敦厚勤奋之人，小家庭和谐而富于生气。我希望我的后代，每个人均能秉持忠厚之心，平实、平和但又不畏风险地工作和生活，不管上帝怎样安排，永远把我们家族这种善良和坚强的基因传下去。

    当年，我就没想到老来能有坐看花开花落的闲适心情。退下来，我坚持日行十里地，月写几篇稿。更可贵的是，有一帮“老地下”、“老难友”、“老报人”，隔三差五，聚在一起，掏心窝子谈天说地，大到宇宙洪荒，小到家长里短，敞开心扉，肝胆相照。大家几乎有一个同感，晚年堪称是一生最好的日子；再有呢，这一辈子有许多问题一如雾里看花，年老了，读读、看看、聊聊，一如《人民日报》老作家袁鹰和《天津日报》总编辑鲁思不约而同说过的：要活个明白。这也算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吧。人生回到原点，50多年前，在泊镇那个小村里，将自己这一滴水融入奔腾呼啸的大海，不就是为了对真理不断地追求吗？

    我的兄弟姐妹

    一

    活到如今不算希奇的古稀，你既非鬼才李敖那样才高八斗、睥睨群雄，更非大师季羡林那样学富五车、步步莲花，你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儿，已成了和“新潮”、“前卫”、“新新人类”相去甚远的“老派人”。但明清家具和出土文物还越老越值钱呢，老派人身上就没有可说的东西吗？

    这一辈老年人刚解放时十七八岁上下，身处新旧社会光明与黑暗巨变的两重天，他们热爱新中国的感情，来自血肉联系的生活体验。从我最熟悉的一奶同胞说吧，我弟兄姊妹五个，最小的是妹妹，其他四人各差两岁，挨肩大，我行二。小时要出去拜年，哥儿几个鱼贯而行，一色袍子、马褂、红帽刺，很是威风。其实，均是母亲、奶奶善于剪裁，以大改小、递次传承下来的。那时，全家紧紧巴巴，仅凭我父亲给人家商号当会计为生。父亲几十年管账无一笔差错，做人无一处闪失。解放后脑出血大病一场，感到歇长了照拿工资心里过不去，领导再三劝阻，他还是坚决办了退职。他就是这么个耿直人。据县史和家谱记载，在燕王扫北时，我家祖先从湖北移民到静海县唐官屯，而家住独流的姥姥家乃岳飞后裔。这些，朦朦胧胧，姑妄听之，也许或多或少会折射到我们的性格中。但幼年深深给我们心灵打上烙印的，还是日本鬼子这个杀人如麻的反面教员。

    我在1937年夏天，随家里大人逃难到安徽宣城，勉强住了一年，返回老家在宣城等火车时，忽然来了七八架翅膀上带红膏药的日军飞机。丢炸弹时，亮晶晶、白闪闪，犹如散金碎银，煞是好看。但那飞机俯冲时的鬼叫声，炸弹轰鸣时的山崩地裂，无辜老百姓的血肉横飞，时过六七十年，音犹在耳！之前，我们的童年原来声声入耳的是文昌阁县立完小的风铃声，胡同小贩的各种悠闲的叫卖声，夜晚街头戏迷高亢的梆子腔，但日寇入侵后这些甜美的小镇风情，立即变成鬼子兵操练时横蛮无忌的军歌、铁蹄声，尤其是日本鬼子练习时“啊斗”的喊杀声。在唐官屯，我亲眼见过军容不整的“国军”南撤，也亲耳听过日军在瘆人的“啊斗”声中捅死“八路军探子”。这一切，使我们在胜利之后对腐败不堪的国民党从失望到厌弃，而是倾心于救国救民的中国共产党。老一辈人的政治思想就是这么形成的，爱国来于亡国的切肤之痛，谁救国我们就衷心拥护谁，拥护就是实打实地响应号召。

    二

    我大哥家衡解放前失学失业，赶上家与国最困难的时候。但久旱逢甘霖，解放后他很快就业于新华书店，几十年来在书海里拼搏了一辈子。他为人诚朴敬业，全身心投入那其乐无穷的书籍经营中。1954年他总结出一套“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的先进经验，在全行业中推广。我是1948年在南开中学上高二时参加地下党，后去解放区穿着棉军装入城。三弟家谦则在1949年春天上初中时，见到四野招收南下工作团学员的大布告，未与家中打招呼便报名投身军旅生涯。四弟家壮和小妹家娴，解放后有机会上了大学，那时“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口号震天响，一个考入北京钢铁学院，一个奔了北京农业大学。家壮在毕业后本已分配留校，但他坚决选择了新疆。

    在人生的征途上，我们兄弟姊妹几人不约而同地入了党，在专业成就上老大家衡是高级经济师、老二家鼎是高级记者、老三家谦是高级政工师、老四家壮是高级工程师、老五家娴是高级农艺师。如今回首往事，既非碌碌无为，也非轰轰烈烈，在芸芸众生中属于最“草根”、最“老黄牛”的那种人。但响应号召不等于一帆风顺、波澜不惊。在共和国经历风风雨雨的大背景下，各自也品尝了未可预料的风险。老三因行军中的风湿劳累，到武汉就得了熬人的强直性脊柱炎，后来几经调动到了北京医科院党委，评了先进还治好了病，算是转祸为福。吃苦最多的是老四。幸亏他自幼粗壮、厚实，在新疆长达36年的拼搏中，大多是在崇山峻岭中的“创业艰难百战多”。先是到兵团后峡建钢铁厂，后又奉调去天山深处和静巴仑台建“小三线”军用钢铁厂。厂址在两座山峰之间，气候加倍恶劣，夏天也要披棉衣。他任党委书记，和职工们一起支帐篷、挖地窝安营扎寨，不到五个月炼出了第一炉钢。但由于资源先天不足、生产难以为继，3000多人生活无着。后来逼得就地取材，先后转产水泥和玻璃，他为了请人才、学经验、找图纸，往返大江南北各地，磨破嘴皮、跑破铁鞋，人累得又黑又瘦。最终他们不仅转产水泥成功，而且在1985年生产出新疆历史上第一块平板玻璃！

    生活中还有另一种波澜。1957年我因言获罪打入冷宫22年，并给兄弟姊妹及后辈带来数不清的株连。“文革”来临时我大哥被领导分配去刻写小报，废寝忘食中，一不留神将“万寿无疆”中的“万”字，错写成“无”字，这一无心之过，立即被整得死去活来。幸好在仰药自尽时，经抢救被阎老五又退回来。上述这些蹊跷事，当初谁能想得到呢？可在那“左”的风云莫测时，就是更大的倒霉，也不过是人间等闲事。

    三

    在坎坷中我曾眼见过一些人死于非命，一块干活的一位壮汉，在清砂时手起锤落，毛刺把他的眼球崩掉。而我干农活15年，抡大锤又7年，总算落个全须全尾。打倒“四人帮”后我已年近五十，落实政策回到《天津日报》，不到两年，《人民日报》老同志陈勇进来津建站选人，那命运的彩球不知怎么就打到我的头上。在工作中我毫无“五十打蔫”之感，每天都像老鹰寻兔、猛虎扑食一样去采访和写作。由于多年未操笔墨，写东西反而被认为没有“新华腔”、“人民调”，有一次当时的市委书记李瑞环还表扬我“写东西别具一格”，而表扬我的场合恰好是1957年整风鸣放中我因言获罪的地方。其实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也没有用什么心机去鳌里夺尊。我不过是以平常人、平常心去本分、努力地待人处事。在这本集子里，我就是这样知人论世的。

    如今，我的弟兄姊妹们也各自进入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夕阳红”，尤其是妹妹家娴在北京农大帮助先生金瑞华教授和一群战友，经艰苦调研平反了国外无辜加于我国的一件“蠹蛾冤”，大大打开了水果的出口市场。归根结底一句话，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我们兄弟基本上还是那个老黄牛性格。但大环境变了，制度变了，人世间还是制度决定命运。实事求是、不搞瞎折腾，人们就可以多涌现一点智慧和力量。一滴水能看出大海。可以预期，假如“以人为本”、“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更多地落实，老百姓位卑不敢忘忧国，领导层虚怀若谷听下情，如一位伟人所说：“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国家的和平崛起，百姓的人尽其才，大地的物尽其用，不是指日可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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