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与“蒜毫”

    有一次在天津企协开会，与会者有知名作家蒋子龙、晚报幽默老记袁瑞华等等。一开头，老袁半开玩笑提议：“蒋子龙是‘文豪’，咱们是‘蒜毫’。先让文豪讲！”大家大笑，鼓掌赞成。最近，几位经历相当丰富的老友，谈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在老同志中开展“给后代留下一本书”活动，有人又想起老袁这个段子，就说：出书是“文豪”的事，咱这“蒜毫”也行吗？

    窃以为，我们应该尊重名流，但也不必妄自菲薄。曹雪芹、鲁迅、高尔基、海明威、巴尔扎克……没有谁天生就是文豪。蒋子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最初他投稿，约50余次被“枪毙”，绝非像现在这么多编辑给他作揖。曹禺可谓剧作大家，最初的作品《雷雨》也被长期积压，若非巴金慧眼识珠，也就埋没在抽屉里了。归根结底，多么粗壮的大树，也是来自小草；多么伟大的文豪，也是来自渺小的“蒜毫”。

    生活是文学的土壤。这一代老年人饱尝日本鬼子的铁蹄，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欢呼解放后的艳阳天，也经历过意想不到的风风雨雨，亲历、亲见、亲闻过许多水深火热的生死关头；许多阴晴圆缺和真真假假；许多爱恨情仇和人生百态。渗透其中有自己的汗水、泪水、血水，还有许多用命换来的人生感悟。这些，是老人独特的优势和可贵的财富，有必要说出来、写出来，叫我们的后人有所借鉴。许多文豪其作品之所以光彩夺目，文采斐然自是不在话下，但首先是由于其生活积淀的深厚、人生见解的精辟。自古以来也有许多妙趣横生的稗官野史、笔记诗篇，作者乃是不见经传的无名氏，同样传之千古。《从囚徒到省委书记》一书感人至深，作者乃是大难不死的八旬老人白石夫妇，过去并非作家。相反，任何一个名作家在其“当红”时，他的生活积累已用得差不多，假如成名后就此脱离生活，其文字也就苍白无力了。至于有些“星”、“腕”坐在宾馆里胡编什么“阿庆嫂与胡传魁也有一腿”、“白蛇与法海和尚眉来眼去”，更属匪夷所思。最近看到一篇普通作者的散文，说：某局长有权把被煤气熏死、等待火化的老太加塞儿早些入了炉，但就在此时，另一位无后门可走、只好慢慢挨个儿的平民大娘却苏醒了、活过来。如此绝妙的细节和深刻的内涵，“星”、“腕”们能闭门憋宝憋出来吗？

    一滴水反映大海。自命“蒜毫”或“草鞋无号”者，往往拥有原汁原味原生态的生活积累多多。而且，历史风雷激荡、复杂万状，只有全民的反思，才能充分吸取其中的乳汁，推动历史的进步。或长或短、或挥毫或口述，使那些宝贵的记忆不至于随风流失，岂不等于延伸和拓展了自己的生命吗？

    知耻与雪耻

    “知耻近乎勇”。这是人们常引用的一句古语。但值得玩味的是，何以古人不说“知耻即是勇”，而只说“近乎勇”呢？

    应该说，人能知耻，是“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中重要的一“稀”。但对于认知过程特复杂、特能作秀的各色人等来讲，所谓知耻，是假知，还是真知？必须要听其言、观其行。某贪官拥“鸡”鬼混时，还不忘指着电视，为自己大讲反腐倡廉的镜头自豪。某化学教授制毒贩毒；某女大学生业余干“性工作者”；某垄断部门工资福利已很高，还变着法从消费者骨头里熬油；某医院专营假药杀人；某美容院擅长毁容；某地官款勾结从带血的煤中发大财……人们慨叹：现在这些人怎么脸皮这么厚，还知道什么叫害臊吗？其实，就像那位台上大讲反腐，下来花天酒地的贪官一样，这些“一大张纸只画一个嘴”的诸君，无不口若悬河比谁都能说，但同时又花里胡哨大捞特捞。言行相悖，皮厚心黑，这已成为官场、商场、情场中某些人招致天怒人怨的一大景观。

    “耻”者，羞愧之心也。耻，是一种富于感情色彩和伦理内涵的东西。“耻”字还有一个写法乃是从耳到心，是一个内心深处猛烈撞击的过程，它最容不得夸夸其谈耍嘴皮子那一套。所谓知耻，不仅道理上要是非分明，而且从心眼儿里羞愧难当、面红耳赤、寝食难安、芒刺在背，并在行动上奋起动真格的去雪耻，不这样简直睡不好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勿惮改，善莫大焉。”只有把知耻之明、羞耻之心、雪耻之志这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知耻，也才能不仅是“近乎勇”，且够得上真正的勇。在京剧《除三害》里，欺压乡里的周处听到老丈对其恶行的点化，愧疚不已，先去奋勇除掉了恶虎凶龙，继而要愤然自裁谢罪，被拦住了，老丈给他深鞠一躬。越王勾践拒绝忠言惨败于吴，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雪耻。20世纪50年代运动连连，文坛要人周扬也曾跟风整人不少，待拨乱反正一旦明白过来，他见了自己整过的人多次真诚含泪道歉，不像某些“左”得可爱的整人能手，光会板着脸“一贯正确”装大尾巴鹰，不知忏悔和道歉为何物。在国际上最有名的知耻者要算德国前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在华沙，他面对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凝视时突然下跪，含泪祷念“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息！”不像某国首相，堂而皇之一再拜祭杀人无数的刽子手，却觍着脸说是什么“我的心灵问题”。这“心灵”也太自私、太血腥、太丑恶了吧？

    耻，是一种坏东西。知耻是为了雪耻，有志者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化耻辱为力量。加拿大工学院听说本校一个毕业生设计的大桥垮塌了，便花钱把废桥买来做成百万个“校耻纪念章”，发给每个学生戴上自励。中国人每到“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便警笛长鸣纪念亡灵，同时也告诉我同胞：要记住国耻，要自强不息！让祖国和谐、民主、强大，就是最好的知耻和雪耻！

    乱花迷眼风马牛

    “风马牛不相及”，讲的是不同类的牛和马即便两性相诱，也难套近乎。《左传.僖公四年》有云：“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但世道也在发展变化。一如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阮次山有云：世上有好多事情看似毫不相干，但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当然，怎么个联系法可就各有千秋了。

    称雄世界商业超市连锁业的法国家乐福公司，近年来收购了一大批看似毫不相干的加油站和旅行社。开始人们莫名其妙，渐渐就看出来了：家乐福收购的加油站和旅行社，都是位居其大卖场沿路，且采取平价让利策略。结果，熙来攘往的人流、车流使其超市利润三倍！国内化工巨擘、有机硅占全球第二的蓝星化工总公司，近年来收购了与化工毫不沾边的中式快餐连锁业“马兰拉面”和汽车维修连锁业“中车汽修”。何也？“蓝星”先后兼并了76家企业和科研所，富裕人员大量膨胀，用人多多的拉面和汽修便广为吸纳，使主业精干高效。正因此，“蓝星”在短短20年间，从一万元借款、洗茶壶起家，到去年底，赚下了200亿元的固定资产。这说明，如今的世道，已不是当年小农经济时期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更不是闭关锁国时的坐井观天。市场经济使大江南北近在咫尺，经济全球化更使普天下成为“地球村”。纷繁复杂的各种关系，早就打破了原来所谓“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的隔绝，谁视野宏阔，谁就能抓住许多绝妙的商机。

    但是否只要眼光活络，随便把什么东西来个“拉郎配”，就能飞黄腾达呢？油和泔水各自各码，但有人愣熬出地沟油来。硫磺、福尔马林、敌敌畏、亚硝酸盐、罂粟壳等含毒材料，与某些食品不仅风马牛，而且入口后致癌。但近年来某些饮食业者，硬是将其掺入食品，以便增重、增白、驱蝇、防腐或勾引食者上瘾，这种不惜以毒害顾客来降低成本、谋求暴利的邪恶手法被曝光后，即便原来是“百年老名牌”也一落千丈！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这个优胜劣汰、激烈竞争的平台上，既有善抓机遇的“龙”，又有走火入魔的“虫”。在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中，那龙，视野开阔，慧眼识珠，能够千里姻缘一线牵，巧结良缘；那虫，则黑箱作业，强拉硬拽，专门制造些不三不四的怪胎和祸水。以上二者的分水岭在哪里呢？原来，世道无论如何发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执政者的成败在于是否忠于“民为贵”，而企业家的兴衰，更系于如何侍奉衣食父母。中秋市场上，那物美价廉的普通月饼畅销火暴，但那硬是把黄金、宝石、数码相机、摄像机甚至住房等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和月饼拉到一起的所谓“豪华月饼”，则招来这样的冷眼：“一撅尾巴，就知道你拉什么屎。”在人们痛恨的贪贿风中去抓商机，即便你赚个金山银山，这种“商格”是否卖得太丢份呢？

    “兵不厌诈”是对谁？

    “兵不厌诈”，是《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第一篇。他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老先生这套声东击西、指南打北的谋略，千百年来指导了许多出神入化的大捷，但也为某些诈伪之人异化出不少阴谋诡计。

    中国产品质量越来越好，风行世界。有出国者千挑万选买回一件好东西，回来仔细一看：“MADE IN CHINA”。但在暴利驱动下，某些经营者，假冒伪劣也泛滥成灾。某些办学者巧立名目，10年多收2000亿老百姓的血汗钱。某些办医者，只一个神乎其神的“五虎消癌汤”广告便把病人的口袋榨干，服药后病情反而加重。搞传销者，只一个“欧丽曼”案件就诱骗全国几十所高校2000多名大学生深陷泥潭。更有某些从政者欺上瞒下、贪贿成风，尤为人所痛恨。而所有上述这些社会公害的行为人，其内心往往颇为自得：“兵不厌诈”嘛！仿佛他是中华古老哲学的忠实继承者。

    这里不能不问一句：自古以来，“兵不厌诈”是对谁？《中华成语大辞典》的解释是：指用兵时为了克敌制胜，可尽量采取欺诈的方式迷惑敌人。韩非有云：“战阵之间，不厌诈伪。”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兵不厌诈”只能用来对付敌人。诸葛亮的“空城计”再高明，也只能用以对付司马懿，不能拿来对付刘关张。如今，某些人不仅把“兵不厌诈”拿来对付老百姓，而且专门用以欺负弱势群体。最近有媒体揭露，一些奸商把致癌物质黄曲霉素超标的陈化粮，卖给工地做民工粮；而一些企业主和工头则只要便宜就买来让民工吃。这不成了“图财害命”了吗？

    《左传》有云：“无信患作，失援必毙。”其意是没有信用，就会发生灾祸；失去援助，就会灭亡。冠生园月饼、金华火腿、平遥牛肉、龙口粉丝尽管是百年名牌，一旦掺杂使假、自我作践，顿时一败涂地。信誉是人的第二生命，没偏没向，对谁都一样。当然，企望某些习惯欺诈的人翻然自律是不现实的，社会公众必须拿起民主和法治的武器加强监管和自我保护。在这里，我对那些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探明和揭露种种欺诈内幕的新闻人深表敬意；也对那些只要给钱，就对虚假广告和欺世谎言大开绿灯、大唱赞歌的媒体、明星和有关部门深表遗憾。弱势群体也不能任人宰割。李瑞环同志曾说过：老百姓最可爱、最可怜，也最可怕。日前在央视《小崔说事》里，一位律师告倒上海机场只用英文不标中文误导乘客的行为而成功索赔；一位教授指出新版辞典中的知识错失；一位女儿遭车祸后的普通农民，骑车走遍几个大城市指证路标谬误。这些，使我深切感到，天地之间莫贵于民，历史是人民写的！

    不该有的颠倒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利为民所谋”与“不当得利”有天壤之别。前者应是得道多助，后者则应是失道寡助。奇怪的是，现在某些地方却有一种尴尬的颠倒！

    一份2000年3月29日长江武青地段护岸工程监理日志上，应当填写的施工船只数量和抛石量都是空白，但却早已盖上监理单位认可的审核专章，在这样的“工程奸细”的帮助下，长江堤防隐蔽工程虚报水下抛石量超过20%，块石护岸偷工减料，抽查不合格者过半（ 见2000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原国家某基金委员会财务局会计卞中八年贪污1262.37万元，挪用公款2.0993亿元。一个小会计何以捞钱如此之多？《中国青年报》剖析：某些上司要向公款伸手，就得给予会计些“封口费”，久则暴富。色情网站泛滥，其背后也有一个利益链条：“电信运营商利润丰厚，完全可以拒绝色情信息这块蛋糕，而他们却装聋作哑，成为色情网站的帮凶。”（ 见7月23日《人民日报》 ）更有甚者，某贪官服刑初期，以朋友或同事名义去狱中探望和安慰者竟接二连三。与此同时，人们又不能不为另类现象慨叹：海南省万宁市工商局原副股长陈少青，近年来署名举报其顶头上司叶东雄的腐败劣迹。但当叶某锒铛入狱后，反腐功臣陈少青却连遭打击，先是被贬到边远乡镇，接着遭歹徒殴打致伤，叶东雄的亲信们还利用什么“民主测评”将其淘汰。近有媒体报道，陈少青在无奈之下，打算辞去公务员职务回乡务农或远走他乡打工……

    “不当得利”者呼朋唤友，“利为民所谋”者却形影相吊，这在现实生活中，虽属个案，但影响极其恶劣。美国学者阿密泰曾说过：“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灰色利益链未斩断，香臭颠倒，那“烂苹果”不“前腐后继”才怪！近见娄底市委书记蔡力峰经多次微服私访，查清仅涟源市煤炭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张顾辉，就在二十多个煤矿大把拿好处费，以致非法开采屡禁不绝，惨痛矿难一再发生。蔡力峰决心铲除“官煤勾结”这一祸根，他所以能抓住这一关键，与深入各地煤矿与村镇，倾听矿工及难属的血泪心声不可分。

    诚然，改革必须以人为本，成败系于人心向背；反腐必须紧紧依靠痛恨贪贿横行、熟知腐败黑幕的群众，依靠陈少青那样坚决反腐败的勇士。像忍受八年磨难终于告倒腐败大官程维高的郭光允、历尽艰辛斗败风骚女贪蒋艳萍的陈荣杰，都是来自群众的反腐英雄。言至此不禁想到，过去在战火纷飞中，我们曾大张旗鼓地宣传过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枪眼的黄继光、火海捐躯的邱少云……反腐败斗争虽不见硝烟，却是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的一场战争，我们在宣传这些舍生忘死的反腐英雄方面，是否更加亮堂一些呢？每年评选“十大优秀人物”、“十大感动人物”，何时也评选一批万众心仪的“反腐英雄”呢？至于给那位被百般挤压的陈少青同志安排个人尽其才的岗位，这难吗？扶正祛邪，强有力地把那种好人受委屈、坏人偷着乐的颠倒再颠倒过来，大长反腐的锐气，大振倡廉的威风，此其时矣！

    百姓情结不可缺

    近年来，一些地方暴力拆迁事件屡有发生。在央视《时空连线》2006年6月荧屏上看到沈阳一事：由于认为房屋评估和房屋面积计算有问题，55岁的董姓拆迁户拒绝搬走，开发商就钉死其门窗，并派保安24小时禁止其出入，每晚隔10分钟就砸楼板、放火熏，禁止给其送水送饭。同时尽管楼上还有人，推土机就开始拆房。央视记者去采访，竟遭十余名保安阻拦，后经交涉才有所缓解。《人民日报》还报道过，江西省定南县一个商业开发项目，却打着县政府“城市总体规划需要”的旗号，滥用公权强行拆迁，吓唬老百姓。据说一位领导同志听到这类暴力拆迁事件，愤然沉痛直言：“猪窝、狗窝，它总得有个窝，这人更得有个立锥之地吧？”我认为，只有视百姓为父母的人，才能发出这种富有百姓情结的心声。对比魏金宝同志在拆迁中的高风格，那些腰缠万贯、仗势欺人的房地产商是否也曾想到过老百姓呢？

    百姓情结，在社会转型期间同样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最近作家李陀指出：当下文学疏离了工人农民，过于集中于“小资”们的愿望和生活理想上，一瓶香水、一辆汽车、一栋房子。那些没有笔杆子的下岗工人、民工，还在穷困中挣扎的农民，他们的感情、愿望怎么来表达？作家这一问，力透纸背。在前述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征地、拆迁问题上，有两个数字就十分惊人：国土资源部调查显示，国家土地储备为170万亩，仅囤积在开发商手中、尚未开发的土地就达70万亩，这种现象对改善百姓生活、平抑房价非常不利（ 见2004年5月21日《 中国信息报 》 ）。又，从1996年到2003年我国耕地减少了整整一亿亩，一些地方建设用 地规模过大，一味把城市做大，搞大马路、大广场等“形象工程”。失地农民安置不落实，引发一系列矛盾（ 2004年6月2日《人民日报》 ）。当然，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期间，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些土地。任何拆迁户对此倘若违法悖理、刻意纠纷都是不对的。但主其事者一要珍惜土地，二要体贴百姓，合理补偿。那些为经营性项目征地和强制拆迁，或挂着公益“羊头”、卖商业“狗肉”的做法，根本就是非法的。不久前，中央政府已出台新的土地征用办法，对此严加规范。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就是百姓情结的最好表述。执法为民的典范、河南登封公安局长任长霞为老百姓呕心沥血、感人泪下，她永远活在人们心里。在住房问题上天津市大面积变危房为新居一事举世闻名，因为它使众多中低收入老百姓受益。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和真谛就是“以人为本”。最近印度大选中，曾使该国经济成绩不俗的瓦杰帕依，竟败在以“改善贫困人口基本福利”为竞选主张的国大党手里。这也证明，一个国家发展的核心价值在于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而不单纯是GDP的增长。这一昭示，不也很是发人深省吗？

    延安精神和民主

    在谈到延安精神时，《人民日报》前社长、不久前去世的秦川同志生前对海外版一负责人讲过一段话：“延安有好多好作风、好精神值得继承，艰苦奋斗是一个，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是长征的精神。延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风和精神，那就是民主和自由。当时那么多人投向延安，为什么？因为那里最民主、最自由。大家到了那里，心情都很舒畅。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处处都受压制，民主自由都没有。”他说的这段话，我深有同感。因为，在解放前参加地下“民主青年联盟”，在学生运动中唱着“团结就是力量”（ 其中就有一句“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参加反蒋斗争，就是出于这一情结。

    “民主”，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还有很多众所周知的鲜明例证。1941年夏天大雨中发生雷击事件，劈死一个县长和农民的一头驴。这个农民骂道：“咋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当即请示逮捕这个农民。但毛泽东制止了，并组织调查发现，由于中央入陕以来，脱产人员日多，农民负担过重有了怨气所致，便发动了大生产运动。结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部队实现六成自给自足，政府机构裁并四分之一，边区农民家中余粮平均增两倍半，大家都高兴了。由此看来，我们常说的艰苦奋斗精神、南泥湾精神，追到根上是来源于重视群众意见、尊崇民主监督。毛泽东这决策是何等英明？这气度是何等宏大？还有，1945年7月1日被誉为“窑洞对”的毛泽东和黄炎培对话中，强调以民主监督来解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律的卓越见解。还有，吸纳社会贤达李鼎铭先生等人参政议政，并说：“你说的对，就照你的办。”这些，无不是延安民主精神的灿烂光芒，对我们永远有着深刻的昭示和启发。

    当然，民主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中，和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相对立，还有一种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这就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传统。那时真是群星灿烂，思想活跃而丰富。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辉煌成就，在千年后的今天仍能感受到他们智慧的光芒。“五四运动”的一员主将蔡元培，把这种优秀文化传统概括为“兼容并包”。正是这种“百家争鸣”、“兼容并包”或曰“海纳百川”的精神和传统，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创造出自己的灿烂文化。它使中国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成为世界文明史的一个大奇迹。我们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正是来源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打造“知识分子的春天”，发扬思想解放的优秀传统而起的主导作用吗？

    民主精神也可以成为评价一个时代、一个人物的标尺。在这方面，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可以深入研究的人与事多矣。最近看到《党建文汇》所刊《直言敢谏罗舜初》一文，其中谈：20世纪50年代在彭德怀元帅主持军委会议，并对一些事情已表明态度甚至雷厉风行时，那位罗舜初海军参谋长没有回避锋芒，而是仍敢一而再地据实直言，而彭总也总是收敛火气洗耳静听采纳忠言。伟哉，彭大将军！他既敢冒风险秉公直谏，又能胸怀坦荡接受批评，这比之那些只能批评他人而一听别人批评便恼怒者，于国于民其利大矣。这不就是延安民主精神的优秀传统吗？那么，作为一个执政党、或是今日一公仆，应当怎样继承发扬延安优秀传统中的民主精神呢？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十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的头一条任务，就是“发扬民主、依法办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还有他最近常说的三句话：“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我觉得，这些方向性的重大精神，不都值得我们去深深体会和大力发扬吗？

    梁晓声妙喻“复眼”

    全国政协委员、作家梁晓声最近在答外国记者问时，把政协委员的作用比喻为能看360度的、大蜻蜓的“复眼”，妙哉斯言。鄙人也曾担任过一届市政协委员，我感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协委员，确是较为视野宽阔，直言无忌，激浊扬清，荐言献策，努力发挥调研员、观察员、评论员和监督员的作用。最近党中央号召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为了减少盲目性、克服片面性、把握规律性、增强主动性，我认为各个方面都应重视“复眼”的作用。

    “复眼”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任何人再高明，也不可能独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句古镜铭文说得好：“见尔前，虑尔后。”说的就是镜子只能照见你的正面，不能照见你的反面。而值得忧虑的是，人们在观察事物、听取意见时，正面的东西是容易看得见、听得进的。但祸患却往往隐藏在你看不见的后面。正因此，自古以来，重视“复眼”者就会多操一分胜劵。唐李世民肯纳魏征的诸多直谏，大兴“贞观之治”，并留下了历史名训“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永世明鉴后人。

    然而，重视“复眼”并非轻而易举。“复眼”所见、所陈，并非都是令人舒服的顺耳之言，也并非条条均是金石之声。如何对待逆耳之言，最能考试一个人的真水平，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在反面意见中，凡属违反宪法、违背人类文明共同价值的，诸如挟洋自重、分裂祖国之类，那当然应于断然驳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但有的反对意见既不违法又瑕瑜交织，那是“双百”和择其善者而从之的问题。有的意见非常正确，只是对自己有点逆鳞之痛，那就更不可把人家一棍子打死了。一个人能否正确对待反面意见，会导致成败、顺逆大不同。京剧《失空斩》里的马谡、司马懿和孔明，均由于无视他人的正确意见，而导致失误、失策和失败，神机妙算如诸葛亮也不例外。程维高20世纪90年代初任河北省省长下基层调研时，不按当地安排的“点”走，而是随机既看好村也看差村，他说：“如果你总是照下面的安排转，光是看好的不看差的，就会出现偏颇和片面。总之要看真的。”这些看法和做法不是挺好吗？但到1995年，一份涉及其亲信贪污的举报材料摆在面前时，他却勃然大怒，变“求真”为“仇真”，百般护庇贪污分子，残酷打击举报人，结果把该亲信送上了死路，而自己也落得一个身败名裂。可见，重视“复眼”，求真务实与偏听、偏信、偏心眼儿，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是一个多么发人深省的教训！

    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在求真务实上，给我们做出了身体力行的榜样。闹“非典”绝对是坏事，但党中央明敏果断，对信息不是喜顺厌逆，而是去伪存真，不但严禁瞒报漏报，而且下令每天把灾情公布于天下，靠科学、靠法制、靠群众严防死守战而胜之，赢得举世首肯。可以想象，如果任由某些环节来粉饰太平，那不知要把国运和民命糟践到什么程度！这是党中央求真务实、重视“复眼”，从而妥善转化坏事的一个卓越范例。现在，中央每有重大决策，便向各方贤达征求意见，让大家放开讲，而领导虚心听，这一祥和气氛本身，就十分振奋人心。作家梁晓声的妙喻“复眼”，正是党中央为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而广开言路中的一个神来之笔。在求真务实上善纳逆耳忠言，借助“复眼”视野，必能使我们的政治智慧大增。在强化监督机制和民主科学决策上，何愁不获得长足进步呢？

    懒官亦是腐败

    时代大潮要求国家干部勤政、廉政。这勤政和廉政的对立面，就是懒官和贪官了。这二者虽同样为百姓所诟病、所痛恨，但日常所见，揭贪官肯定是重炮猛轰，责懒官往往为零星射击。各地有反贪局，但还没听说设“反懒局”的。有些懒官就拍着胸脯说：反正我一没饱私囊，二没上错床，比之腐败，勤奋与否乃是小事一段。言下嫣然一笑，自我感觉良好。懒官，真的就可以那样坦然自得吗？

    无疑，贪和懒性质确有不同。贪的特点是“伸手”，懒的特点是“袖手”。伸手必被捉，捉着会办罪；这袖手则不那么显鼻子显眼。但由于懒官遇事不作为，能推则推、能拖则拖，同样会祸国殃民、天怒人怨。2003年7月中旬，面对淮河上游特大洪水，河南固始县三河尖乡几百名群众在大堤上挥汗如雨堆沙袋、固堤防，但在堤下防洪指挥部里身负领导重任的两个局长、一个村长、一个乡干部竟在津津有味地打扑克。记者问情况，这些长官则既不耐烦又一问三不知，村民对此愤愤不平。无独有偶，2003年8月底，在陕西渭河出现险情时，也发现有七名干部在抗洪中忙于打牌。人们还记得，在抗击“非典”十万火急中，仅湖南就有207名干部因玩忽职守受到处分。小官小吏中有这么一批懒官，那么高官大吏中就绝无仅有吗？由于严重渎职，在“非典”泛滥初期和海军潜艇事件中，均有正部级高官受到罢官严处。他们造成的重大失误，工作飘浮能说不是其中一个因子吗？至于那频频发生的矿难中，更凸显出相关主管官员的怠惰。当然，这种人在整个干部队伍中仅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但是假如有哪个老百姓赶上这“一个指头”，那可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幸了。最近《报刊文摘》载，1998年黑龙江呼玛县农民唐维君按照县里决定办事，不料竟购入6000斤假油菜种子，以致上千亩地颗粒无收，损失达53万元。为此他五年来跑遍了县、地、省以及农业部诸多机关进行申告，行程达五万公里，花费数十万元，累得骨瘦如柴弱不禁风，迄今尚无结果。呼玛县农业局长竟说：“唐维君那一百多垧地瞎了算个啥，值吗！”由此可见，党中央号召“群众利益无小事”，而懒官哲学则反其道：“群众利益算个啥”。这些人办事“看人下菜碟”，长官面前作作秀，草民面前冷如冰。以致某些贪官借此而大言不惭曰：“我捞钱，可我真办事”，懒官在这里为贪官打了个“托”！如是种种，懒官和贪官尽管是一个伸手、一个袖手，但在腐败上不恰好是红脸白脸、一丘之貉吗？

    尸位素餐古已有之；人浮于事也会养懒人。执政为民和体制改革的深化，才会彻底压缩懒官存在的空间。中纪委要求干部：一要干事，二要干净。既勤而廉，才是好干部。再说，贪和懒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头脑空虚的人，倘遇上声色犬马的种种诱惑，究竟他能在“一尘不染”上坚持多大一会儿呢？“利禄三百石，岁宴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白居易这种履冰临渊的拳拳之心，不值得我们再三地回味吗？

    海不辞水成其大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温家宝总理引用管子这两句名言，来说明社会主义只有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才能使自己不断发展；只有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才能不断进步。此话有深意焉！在拍板、决策、拿大主意时，一些“甚合吾意”的东西当然是易于笑纳的。但我们能否像温总理所启示的那么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呢？倘若每遇歧议便“要看是姓资姓社”，要看上级、文件、书本、权威是否说过，要看是否有利于个人“政绩”，这样七折八扣，一些卓然不群但却非常符合实际的创见，怕也就给“辞”得差不多了。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上马前，经过一番大张旗鼓的可行性研究，一切都很乐观，结果运营5年累计亏损11亿元。有关负责人痛定思痛，悟出一个道理：“可行性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不可行性研究”，这确实是一个很深刻的感悟。它告诉我们，一个项目是否可行，研究的要害，在于看到潜在的风险，并找出相应的对策。假如为了讨好有关领导，嘻嘻哈哈只谈一马平川，不谈坎坷陷阱，那怎能不盲目上马而马失前蹄呢？“大跃进”时，毛泽东也急于要上马三峡工程，当时的水利部副部长、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根据自己多年掌握的确切情况反复论证，力陈：这一工程是当时的国力所无法承担的，从而说服毛泽东，停止了在1958年浮夸风中上马三峡工程，否则很难想象是什么后果！由此可见，“不可行性研究”绝不是什么“小脚女人”、“促退派”，而是至至诚诚的科学发展观。相反相成，此之谓也。实际上，古时一些政治家设幕僚、聘高参，现代社会有思想库、智囊团，并不是为了弄一帮子人来随声附和或拍马屁、抬轿子的。那些见风转舵、人云亦云者肯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历史上“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有谔谔争臣者，其国兴；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这些痛彻骨髓的经验教训，对哪一个层次的决策者都是有用的。最近，亿万百姓为审计长李金华掀起的“审计风暴”喝彩，审计署在国务院支持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通过艰苦地“虎穴追踪”，以大量铁证戳破了某些部门“大吃唐僧肉”的“黑箱作业”，较之“不可行性研究”，这是更有分量的公开曝光！本来还在陈仓暗度中窃喜不已的有关人等，如今在监察部随即着手进行的清理中，是学会一点“海不辞水”精神，欣然接受那不太舒服的“审计洗礼”呢？还是背道而驰，淹没在千夫所指的汪洋大海里？

    有一点是清楚的：“说不”和“听不”，都需要一点胆量、度量和气量，而国之兴衰、人之沉浮亦尽在其中矣！

    李逵缘何扮李鬼

    当人们看到贪官在台上吹胡子瞪眼讲廉政、假币的“防伪纹”造得惟妙惟肖、冒牌货与真品弄得难解难分时，不由得慨叹：“如今这李鬼搞得比李逵还李逵！”但曾几何时，现在又有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惊讶：“嘿！现在有些李逵怎么非得把自己扮成李鬼呢？”

    人们纳闷儿的是，某些本来是正儿八经的文化园地，如今却非要把自己包装得“黄一点”、“邪一点”、“歪毛淘气一点”。诸如，堂堂的文学作品命名“香艳”成风，什么《孽欲》《畸恋》《妻妾成群》《有了快感你就喊》《忍不住想摸》。光一个“床”字就有《婚床》《女人床》《不想上床》，单一个“乳”字就有《水乳》《丰乳肥臀》《拯救乳房》。某些声讯台搞“黄色音讯”并刊登广告曰“你要的我能给”。一些报纸娱乐版上“星际绯闻”成了主打产品。最近有一家小报以“邓婕张国立不是原配”为题，大肆揭秘他们20年前于德、于法均无过错的陈年旧事，这除了给这对现在既敬业又恩爱的夫妻添烦以外，也太违背“君子成人以美”的古训了吧？把肉麻当有趣，以媚俗为时尚，有的为此不惜作践自己甚至亵渎他人，这究竟是一种胜利呢，还是一种悲哀？现在让我们看看社会人士是怎么评说这些怪现象的呢？

    2003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在利益驱动下纷纷出笼的什么“荤段子”、“黄短信”、“脱衣舞”，以及某些文艺作品中没完没了的“情争、做爱、吵嘴”等现象就议论纷纷。人大代表朱雪琴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的庸俗化，是产生于过分追求商业利润背景下的一种自我降低的扭曲心态。”“如果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每天都追求这种自我沉迷的活法，那么这个社会就无法进步了。”不久前，天津就有一位母亲，在法庭上揭露塘沽一个黄色声讯台为捞取大量话费，由一个年已50岁的女话务员长期用“娇滴滴”的淫秽通话，将其14岁儿子勾引和残害得神魂颠倒、精神失常。在愤怒控诉中，这位母亲谈及儿子身心严重受损的情况，几次痛哭失声。群众诉诸法律来讨个公道，说明已忍无可忍。当然，上述种种，情状各异，在所谓“黄色”上，有的是“有皮无瓤”，有的则“形神兼备”；应作具体分析，不能一笔抹杀。但即便仅仅是出书起名吧，何必非得搞得“黄尘滚滚”来染这一水呢？总之，堂堂正正的李逵倘为了找“卖点”而扮李鬼，恐怕也是穷得光剩下钱了吧？

    性格决定命运乎

    西哲有云：“性格决定命运。”这话确实给人以警示。在唐山大地震中，有人已跑出危房，但舍不得屋里那台电视，又返回去取时被轰然砸死。一位旅客游三峡，在船头不慎将钱包落入水中，他不假思索便跳水去捞，结果溺于浊浪。以上两例都是由于性格中的弱点而误命。但“性格决定命运”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呢？

    一些农民企业家，当年穷得叮当响，改革开放后，由于善于抓机遇，搞经营，办企业，几年下来带动全村富得流油者不乏其人。我还认识一位“名记”，此人当年在《中国青年报》由于直言无忌，被错划右派。改正后在舆论监督中披荆斩棘、屡立战功，直至家里孩子被坏人打伤，依然毫不退缩，被评为“中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以上两例，山还是那道山，人还是那个人，性格还是那个性格，然而，前后命运却有极大变化。对这一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还是性格呢？项羽曾慨叹：“天亡我楚，非战之罪也。”所谓“天”，现在讲就是制度了。

    所谓“命运”，《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比喻发展变化的趋向”，不是指一时一事。凡是在人世间影响众人命运的大量现象，应该审视社会某些制度、体制或机制的臧否，而不能舍本逐末。在反右派后，不少人认为“是非皆因多开口”，于是纷纷鸦雀无声，遇事唯唯诺诺，上边说“大放卫星”，下边就“亩产几十万斤”；上边说“不斗行吗？”下边就“横扫一切”。这些，导致了种种闹剧和悲剧，直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醍醐灌顶，从制度上拨乱反正才见天日。对此，邓小平说得最清楚：“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由是观之，腐败盛行不能只是慨叹“人心不古”、“心态浮躁”，而要切实解决某些权力者过于“自由”的制度漏洞。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有位在联合国工作过30年的中国人回来说：那里不是没有想捞一把的，但监督极严，使之有贼心、无贼胆。

    当然，性格与制度的相互角力，在社会生活的万花筒中，其表现复杂万端，绝非“单线平图”。即便在以严格管理著称的联合国中，最近在一个石油换食品的计划中，就出现了正在追查中的腐败丑闻。这让我们想到，就是再好的制度，并促使大多数人廉洁向上，但你既拒绝“他律”，又毫不“自律”，那么“法律”不找你找谁呢？

    “愚民”与“愚君”

    京剧《三堂会审》里，透露出不少官场世故。钦差大人王金龙把昔日冶游的自己比做前辈某贤人，一听下级说“比不得”，便恼羞成怒说：“比得！比得！比得！”红蓝袍赶紧互相挤眼儿，说：“王大人说比得就比得！”这种上级以势压人，下级故做听话的情形现在还有没有呢？

    去年《半月谈》刊登评论指出，在一些地方“家长制”、“一言堂”还很流行。某些党员领导干部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搞一言九鼎、绝对领导，独断专行、权倾一方。河南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公然放言：“你们要和县委保持一致，县委是什么呢？县委就是县委书记。”要全县人民都和他杜某人保持一致，这显然是荒谬的。上世纪的“大跃进”、“放卫星”大面积地说胡话，就是一场上压下、下欺上的悲剧。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曰“从道不从君”。唐魏征在太宗赐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时，便说：“作臣子的对人君言听计从，忠贞不二，乃忠臣也；犯颜直谏、匡正人君过失者，乃良臣也。臣，愿作良臣。”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界定。忠于职守，一切行动听指挥，方能令行禁止。但唯唯诺诺“顺杆爬”，不顾实际瞎起哄，不过是愚忠愚孝，敢于实事求是、犯颜直谏才是赤子之心。封建时期那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君主，对下边实行“愚民政策”，岂知下边也不跟他动真的，鲁迅称此为“愚君政策”。“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恶性循环。

    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说：“上天赐人以两耳，但只有一口，欲使其多闻、多见、而少言。”当领导的一定要有容人之量，学会倾听。绝不能一听逆耳之言，便翻然做色。这样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历史上从周幽王到殷纣王，从秦二世到隋炀帝，莫不是因钳人之口而一败涂地。真正聪明的领导，对拍马屁的人心生厌恶，他知道这是个小人，且“拍马”者必想“骑马”。相反，对那些“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下级心生敬爱，这样才能“上下同欲者胜”。《团结报》载，温家宝总理曾问三峡工程总指挥：“谁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这位总指挥答道：“反对建三峡工程的人”。三峡工程举世罕见，具有防洪、发电、航运诸多重大作用。从1954年至1958年就有专家建议修建三峡工程，当时大跃进热潮已兴起，毛泽东也急于要上这一工程。但当时任水电部副部长、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根据自己掌握的确凿数字，反复论证，指出当时这一工程弊大于利，单是修筑拦洪大坝，就要移民100多万人。这是当时国力所无法承担的。毛泽东听了李锐的面陈，看了他写的文章，即宣布三峡工程“以后再说”。潘家铮院士曾向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的“反对派”致敬，他认为：如果在1958年浮夸之风中三峡工程上马，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可见，报忧有时是胜于报喜的。在求真务实中，“千士之诺诺，不如一世之谔谔”。在三峡工程上，当年李锐的直陈和毛泽东的采纳，不都是值得我们再三玩味的吗？

    别样滋味忆“两多”

    上世纪约数十年里有两个“多”。一是票证多，二是帽子多。这两多，都叫人挺闹心。

    粮票、肉票、油票、烟票、糖票、点心票、布票、麻酱

    票……举凡生活必需品，大概除了高级点心和冰棍儿，几乎样样要票。具有古时“黔劓”意义、其强制性惩罚令人谈虎色变的政治帽子，如地、富、反、坏、右等等等等，纷纷扬扬。到“横扫一切”时，“东风吹，战鼓擂”，各种帽子满天飞。连国家主席都戴上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党内头号走资派”等一系列大帽子。不过有考证者说，当年戴帽最多的还不是刘少奇，如陈独秀就曾有过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国际共产、反中央、反革命、汉奸、叛徒、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近十种帽子，可谓洋洋大观。上述种种，如确属祸国殃民那是罪有应得，但那时“左”得过头，扣帽子一概不经司法程序、没有自我辩护，一头雾水、兜头便扣，如家常便饭。

    票子和帽子两色两味。票证能给人以小小的物质满足，帽子则给人以巨大的政治压力。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两“多”，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票证反映的是“短缺经济”，帽子反映的是“高压政治”。越是绷紧阶级斗争弦，政治冲击一切，狠批生产力论，经济越是短缺；越是经济短缺，越有不平则鸣，遂有“帽子”来使人噤若寒蝉或假话连篇。于是乎，“短缺经济”和“高压政治”，两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落霞与孤鹜齐飞”，使国家到了经济崩溃边缘。

    尝过这“票与帽”的滋味者，感到“味道好极了”的大概不多，除非是那些专门火中取栗的特殊人物。古代刑罚“黔劓”，是刺脸或削鼻以败其形容，这戴帽应该说人道多多。但它赋予无辜戴帽诸君一种贱民、原罪和“小的有罪不敢抬头”的自我感觉，且除了戴黑箍的都怕，不知何时便要“坐飞机”。批斗中，即便万般唾面自干，仍属罪不可赦。且罪孽深重、祸延六亲，在入党、入团、参军、提干上，统统成了“癞蛤蟆吃天鹅肉”。而这一切又叫你苦海无边，回头非岸。侥幸摘帽，七分像鬼；虽未“黔劓”，颜面全无；形影相吊，苟存于世。

    不过，当年面对这不堪重负的“泰山压顶”，绝大多数人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国人特有的抗压性和阿Q精神，日夜苦熬总算熬过来了。最近看一些回忆录，物质极端匮乏时，康同璧母女省下侨眷专用的糕点票、粮票、布票赠与受难中的章伯钧，那是没齿难忘的相濡以沫。还有一位被错划的右派教师，在劳教农场节粮度荒时，饿得逮耗子吃，但省下点心票来买了糕点密密缝好，诚心诚意寄给敬爱的周总理，但被拦阻。呜呼，心地如此善良者竟遭此不幸！这个涉及“票和帽”的故事，令人唏嘘。

    所幸的是，这一切曾是年复一年、带给人们恐惧和匮乏、似乎再也难以告别的“帽和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一系列拨乱反正中，统统飞到九霄云外。现在那些票证一变而为收藏家的珍品，帽子则仅是难友相逢时的叙旧。未经世事的年轻人，会觉得这一切全是天方夜谭；但老年人则永远感念那一声春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豆腐渣”即是炸弹

    不久前，衡阳一场火灾坍塌事故，导致20位消防官兵当场牺牲。望着他们那年轻的遗像，令人痛心地流下热泪。尤为令人震惊的是，这座竣工才五年的大厦，燃烧仅三个小时就轰然坍塌，原来它是一座未经施工许可、更未经验收的违章建筑，其施工质量、材料标准均存在严重问题。一句话，一个“驴粪蛋子外面光”的“豆腐渣工程”。这东西看去像模像样，一遇风吹草动，立即会变成杀生夺命的重磅炸弹！

    人们还记得，前年土耳其发生地震，西部一些城市夷为平地，市民死伤惨重，并暴露出许多建筑物的钢筋仅三分之一合格，但那位建筑界巨富梅丁.科卡尔自住的三层小楼，却安然无恙。这说明，倒塌的房屋既有天灾的问题，更有人祸的问题。无疑，在我们铺天盖地的新楼林立或危房改造中，有许多过得硬的“鲁班工程”，有许多优秀的开发商，更有众多范玉恕那样被赞为“金刚钻”式的施工劳模，他们为人民提供了坚固美好的建筑物。但是，在当前所谓“腐败高发期”中，利润丰厚的建筑业一向也是腐败高发领域。人们难以忘记，1995年四川德阳新楼倒塌，活埋多人；1999年初广东东莞新楼倒塌8死3伤；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死40伤14死；焦州湾大桥坍塌死11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北京西站，也出现了可恶的质量问题。尤为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些“豆腐渣工程”并非都是出于什么不三不四的市井之徒，其开发领衔者往往是一些社会上“亮点频闪”的头面人物。以衡阳大厦而言，其开发商乃永兴集团董事长、省人大代表李文革是也。“希望工程”可谓神圣，1999年延安市宝塔区竟有个团委书记杨海滨伸手贪污工程款，使200多学童身处危檐之下。很显然，正是由于这些头面人物长袖善舞，特别擅长用“对策”对付“政策”，于是一座座“豆腐渣工程”拔地而起，一颗颗定时炸弹也就悄悄埋下了。解放军一位有名的“清廉将军”王建安，当年在视察战士宿舍时，发现被子叠得方正但很潮，听说是“怕晒鼓了不好整”，他向军委大声疾呼：“搞这种八路军糊弄八路军的把戏，平时可以马虎过去，打仗要付出血的代价！”将军这一金玉良言，不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长思之的吗？

    种种情况说明，不管是无名之辈，还是“皇上他二大爷”，他们所经营的开发建筑，每一座都与众多生命攸关。因此，一砖一瓦都要一丝不苟、保证质量，每一环节都要毫不徇情地依法进行监督，对质量负责就是对人命负责。要知道，埋伏下隐患，一旦出事，就是高官也要问责的。说句题外话，笔者去吉林开会，招待所内一座楼房是当年日寇侵华时的“冈村宁次司令部”。历经六七十年，那红色钢砖建筑毫发无伤，犹如新盖的一样。当地同志不无感慨：小日本儿盖的这房子再过100年也坏不了。无独有偶，在天津采访海河下游桥梁涵闸时，有关技术人员叹道：现在有不少桥梁十几年就钢筋腐蚀水泥剥落，可当年小日本儿修的那些桥梁异常坚固，现在在改建时得用炸药炸开。我听后惊愕不已，心头五味俱全。建筑业诸公和一切涉及产品或劳动质量的同胞们，侵略者搞好质量为的是长期霸占，可生于斯长于斯的你我他，为了我土与我民，不是更得追求长治久安吗？

    托尔斯泰的惊呼

    托尔斯泰说过：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对于那些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托翁这个认知颇具洞察力。但假如看到近年来一处又一处的大火灾，想必托翁会惊呼：这些倒霉的单位，其原因怎么这样的相同呢？

    吉林市“2.15”断送53条性命的特大火灾，其原因是“管理人员只顾自己逃走”。1999年的克拉玛依大火也是如此，校方人员逃之夭夭，烧死的300多人全是小学生。吉林大火再一原因是“逃生出口被占挡死”。2000年的焦作大火，就是经营者“把南门堵死，把东门锁死，仅有北口还拉上铝合金门，致使74人死亡”。吉林大火还有一个原因是“道路被堵，消防车无法靠近”。1999年的北京玉泉营家具城大火，就是因为“内外交通堵塞，消防管道难接通”。这都何其相似乃尔？而最致命的一点是，吉林中百商厦建成十年一直未验收，消防隐患一大堆，“但经营者放胆经营；相关部门心知肚明，却无人来管，既渎职又枉法”。焦作大火则“有关部门8名职务犯罪责任人被判刑，因为他们在进行所谓‘执业核准审批’时装聋作哑、玩弄人情！”这些都见过报道。总之一句话，都是倒霉倒在腐败上。

    世上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假如后来者接受前车之鉴，立即动手消除隐患，何至于灾害连连？只可叹，面对血的教训，有人患了一种在信息社会里最可怕的闭塞症，任你警钟震耳，我自耳聋眼瞎、重蹈覆辙。人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就在于其能接受经验教训，不断改进自己的生存能力。如失去这一功能，那就还不如嗅出哪里有毒药便易道而行之的耗子。后者接受残酷环境给予的信息，为延续族群生命而趋利避害，其生存智慧不较上述各位“万物之灵”们更胜一筹吗？

    能否借鉴他人教训，从而扬长避短、消灾弥祸，是一人、一企业、一国家、一民族前进或倒退的决定因素。汉唐之所以成为盛世，就在于其多方交流、博采众长；而更多帝王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使国家发展长期停滞、倒退。像吉林商厦这样的企业……管理违规引发祸端，烧得尸骨成堆、血流成河，我照样管理粗放。这些单位把精力放在用对策去对付政策，用“黑箱操作”去打通关节上。看似“降低成本”，实是草菅人命。放眼宇内，那层出不穷的车祸、矿难和贪官，其倒霉的轨迹不也大多是如出一辙吗？超载、超速、酒后驾车；野蛮开采、瓦斯爆炸；权钱交易、黑箱作业……在利令智昏的怪圈里，这些丑剧和悲剧反复上演，如同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以火灾而论，假如不以求真务实的精神痛下决心拔除和根绝隐患，谁能保证第二次、第三次大火不会接踵而至呢？但在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时代里，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无论经营者或监管者，那种财迷心窍、玩忽人命的做法，能够逃脱良心、舆论、道德和法律的严厉追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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