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与卓越之间

    由于成长环境、先天禀赋、机遇遭际特别是主观努力的不同，在芸芸众生中既有众多普通人，也脱颖而出一些精英。后者由于其出类拔萃的成就，理所当然受到社会的尊敬。但普通人和精英，既不是彼此割裂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最近媒体上突出报道的优秀工人许振超、李彬、鲍先锋、徐翠萍……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亮丽的人生之窗。这些普通劳动者，由于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以出色的绝活和奇迹，实现了从操作型工人到知识型工人，进而成长为专家型工人的转变和飞跃。其中如外来妹徐翠萍、农民工鲍先锋也以顽强的努力和辉煌的业绩，成为立功台上的耀眼明星。事实证明，并非只有干“白领”、当“明星”才算“有出息”。“将相本无种”，无论在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建设上，普通人同样有着非凡的创造力。最近揭开阜阳劣质奶粉内幕的，就是一位察觉问题立即送检奶粉、诉诸媒体的普通市民高政，他挽救了亿万婴儿；天津人更深深景仰将四十多万血汗钱倾囊助教的三轮车工人白方礼，众多贫困生受惠于他的“输血”。“古来忠烈士，多出贫贱门。”孔子幼年丧父，随母贫困度日。成吉思汗9岁时父战死，也是在贫困中成长的，后来他们的卓越成就众所周知。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普天下人都大红大紫，本分做人即可贵。但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是视其有几多大人物，而是要观察其普通民众素质的水准。据报道，20世纪中后期美国基础研究中的重大科学成就，75%来自不为人们所知的“小项目”。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也大都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穷书生出身的龚自珍说得好：“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最近在谈到科研资源时呼吁：“要使那些有独立思考、独创精神的‘小人物’和青年人才，进入我们的视野。”许振超等杰出工人的启示就在于，杰出人物就是来自布衣草鞋；只要不断扩大知识面，就能活得更精彩！

    普通人向往卓越，卓越者又何尝不倾心于普通人呢？刚刚获得白求恩奖章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对于社会上过多的关注不太适应，他感叹：“我仍然是一名普通的医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查房、会诊、教学、搞研究。”希腊神话里力大无比的安泰，其力量之源就是双脚不离大地。“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一切社会精英不可背离的生命线。相反，有一巨贪临刑前竟有这样的“检查”：“我错就错在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了。”嘟！草民百姓要比尔等高大、高尚、高明一万倍！那些鲸吞民脂民膏的虎狼之辈，早已自我开除人籍，这位长官还是少在那里“屈尊”吧！

    三人行必有我师

    程维高于20世纪90年代初才任河北省长时，有一次到沧州农村基层调研，他不按照当地干部事先安排好的“点”作调查，而是随机走进了一个个临时选定的村子，既看好村、也看差村，了解到许多真情实况。事后他说：“如果你总是照着下面的安排转，总是看好的、不看差的，就会出现偏颇和片面。总之一句话，要看真的。”这已见诸过报道。求真，使他当时还颇有建树。可就是这个刻意求真的程维高，到1995年，一个他心知肚明的“真情况”摆在眼前了，他却勃然大怒，并采取了倒打一耙的手段，使反映这一真实情况的郭光允受到长达八年的打击和迫害。《盐铁论》里有四句话：“多见者博，多闻者知；拒谏者塞，专己者孤。”原来尚能务实的程维高此刻陡然变“求真”为“仇真”，不是一般的“专己”和“拒谏”，而是基于庇护腐败的祸心。而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正部级已高楼失脚。由此也可反证，谁如果据实举报，却受到该上级的打击，那此长官十有八九乃“大黑伞的干活”了。

    郭光允检举腐败分子的过程，犹如充满风险的“生死时速”。这八年中，他不仅被侮辱、被损害、被劳教，而且几乎被谋杀，其艰难竭蹶足够写出一部惊心动魄的电视剧。可是，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承里固然还有封建专制的余毒，可是更有不屈不挠反封建的民主传统。在反腐硬汉郭光允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强项令”董宣那种强摁脖子也不低头的宁死不屈，更看到了彭大将军那种关切民瘼、为民请命的大义磅礴。我堂堂华夏所以能历经五千年风霜刀剑而不衰，就在于有这些舍生忘死、光照千秋的脊梁骨！

    在现实生活中，像程维高和郭光允这样的“两极”，可能都属于少数，大多数是不断分化的居中者。一些人痛恨腐败而又犹豫不决，一时还没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决心。还有一种人古称“滑吏”，哼哼哈哈、滑如泥鳅、阿谀权贵、见风使舵，其中有人见检举信就丢入纸篓，或干脆转给被检举人去讨好，其鬼心眼儿就为了保住他那顶委琐的乌纱帽！

    反腐大潮势不可挡。看似庞然大物的程维高如同他的诸贪腐前辈一样，终归轰然坍塌。位卑不敢忘忧国的郭光允饱受折磨，但在党中央和广大群众支持下，他巍然屹立、光荣平反。他将永远是国人尊敬的一位英雄！处于中间状态的那些人有的经过思想斗争终于投入战斗；但有的则知情不举，至终作龟缩状，在法纪、道德、良心面前，他们也是被审判者。古语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又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真的，对上述三大族群，你我以谁为镜，又以谁为师才好呢？

    正看反看“无事忙”

    “无事忙”，一般是人们调侃那些“瞎折腾”现象。这在芸芸众生中固然有之，但在某些花拳绣腿的“政绩工程”中不也颇不鲜见吗？报载，不久前陕西省渭南市抗洪一线发生这样一件怪事，已于2003年9月10日成功封堵合龙的罗纹河入渭河口，11日上午又进行了一场封堵“表演仪式”，目的仅是配合专程赶来的当地领导参加的合龙仪式。一时之间上千名战士又上堤等候、插旗帜、备沙袋、领导讲话、群众鼓掌……好一通令人啼笑皆非的“作秀”。有这功夫，干点什么实事不好呢？

    “无事忙”，无疑是负面含义的嘲讽。但中国词语往往有多义性，“无事”二字，可以解释为“没有事”，也可解释为“没出事”，这两者的性质可就截然不同了。以原来就频频发生的矿难而言，2004年5月在“非典”高潮时，山西、云南、河南、湖南特大矿难更是此起彼伏，至今未已，令人痛心而焦虑。但每逢矿难发生，你就会从媒体中看到“各级领导立即亲赴现场，积极组织抢救”等等。出了事，方方面面十万火急到场善后自属必要，但在没出事时，千方百计预防于先不是更要紧吗？据专家介绍，我国目前煤矿事故中80%以上是瓦斯爆炸，其条件有三，即火源、氧气、瓦斯含量达5%至16%。按我国目前瓦斯防治水平，只要把防治措施落实到位，完全可以预防这类恶性事故的发生。但近年来煤价大幅上扬，开采1吨煤将近200元高额利润使一些矿主几乎疯狂。他们雇佣一些“廉价劳动力”仓促上马，用一些简单甚至原始的设备，不顾危险就“大干快上”。尤有甚者，某些腐败官员从中坐地分赃当保护伞，在“带血的煤”中去分一杯羹。广西南丹矿难发生后，就有好几位“权力出租”的县太爷，随同违法矿主一起被严处。但所有这一切吞吃人命的隐患和积弊，如果仅靠出事后才被动地匆匆料理，而不是在没出事时就扎扎实实彻底根治，谁能保证不是很快又轰隆一声呢？在这个意义上，“无事”时就忙，就比“有事”时再忙，品格要高出多多矣！

    减少以至杜绝负面意义上的“无事忙”，增加并坚持正面意义上的“无事忙”，这就必须有更大力度地深入实际、关切民瘼，切实加强民主监督、科学决策和依法办事。2003年温家宝总理春节时下到720米矿井中去和矿工们促膝长谈，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一举措值得我们深深体味。近见国家安全监督局确定，煤矿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要从现在每年7000人减少到5000人以内。这个数字仍够惊人的。即便如此，必须在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等方面毫不含糊地达到质量标准化。对此，我们翘首以待、乐观其成！

    天上不会掉馅饼

    前些日子“国奥”参与一场国际比赛抽签，不料与劲敌韩国、伊朗等抽到同组。于是，“抽得下下签”、“进入死亡组”之叫苦声连连。这和当年“国足”进入韩日世界杯，都说是抽得“上上签”的一片欢呼声，构成鲜明对比。一个必有的抽签程序，竟引起这么大的喜怒哀乐，这一态势意味着什么呢？有人慨叹：看来，我们不仅要挑选“国足”，还得要挑选“国手”，要挑选一些“手气”特别“壮”的能人，去专抽上上签，去一而再、再而三地吃甜头。当然，这只能算开玩笑。

    正好这几天我有幸去武当山一游，在太子殿院里一棵树上只见拴满了红绸条，据说那都是不久前高考时家长或本人来此求签后，为求大吉大利高榜得中而悬挂的。殿内继续有人求签，有老年人也有年轻人。当然此求签非彼抽签，足球抽签并不涉及拜佛求神。但在人生搏击中将成败兴衰系于某种冥冥中的超自能力，寄希望于“天上掉馅饼”，则并无二致。对抽签结果这样的高度关注，它表明的是底气不足，涌动的是侥幸心理，削弱的是奋斗精神。而且，天上又有多少“馅饼”留给抽签者呢？

    自然，人之一生七沟八坎，遇有无奈、无助，情不自禁地喊声“老天保佑”，也属常情。但这里的关键在于是把它当作一种下意识的吁叹呢，还是视为攻关夺隘中举足轻重的精神支柱呢？2003年9月28日《人民日报》载中国科协“中国公众对未知现象等有关问题的看法的抽样调查”，其调查结论是：“在我国，四个人中就有一人‘非常相信’或‘有点相信’算命。”“在许多关于公众对命运预测、超自然力和神秘现象认知能力的问项中，不仅选择相信这类现象的人居高不下，而且有相当高的比例选择‘不知道’或‘不清楚’。”课题组负责人特别提醒：“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长达数千年，迷信滋生蔓延的土壤丰厚。整个社会不能放松对愚昧迷信和伪科学的警惕。”如此看来，作为一种背景悠久的文化心态，在求签或抽签上所反映的种种深层底蕴，还未可等闲视之呢。

    其实，2003年夏天排除万难、初战告捷的抗击“非典”，和刚刚圆满完成的“神舟五号”太空之旅，在张扬科学思维、破除怪力乱神上就是最好的两堂大课。“非典”初起时，一些迷信鬼话仅四天就飞传14个省，但终归是党和群众靠科学、靠法制严防死守，团结一致战而胜之。“神五”刚上天时，包括鄙人在内，心里一个劲儿祷告，祝愿它一路平安。结果呢，它在“上天有三个前提、落地闯三道关口”中的表现，比人们祈祷的还要好上加好！“神舟”飞天圆好梦，靠的是宇航员在基础理论、体质、航天环境适应性、专业、救生与生存等多项严格训练和科技保障上万无一失的周密措施，而绝不是靠任何玄乎其玄的其他什么东西。人们还记得，2002年在德国举行的世界女排锦标赛中，中国女排抽了一个所谓“下签”，而后为了避开强敌打假球，立即，引起国内外一片指责声。但同样是陈教头指挥的这个女排，从那以后以壮士断腕的气概，不求天、不求地、只求自己，发奋图强埋头苦练，终于用实力说话，不久前光荣地夺回了桂冠。此中蕴涵的教益深矣！多矣！还是那句话：“世上从无救世主，全凭自己救自己。”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汉王充在《论衡》中早就说过：“水旱不可以祷谢去。”面对艰难险阻，磕头烧香全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各路绿工茵锋卫倘若自感不够英雄好汉，无须顾左右而言他，有工夫还不如多练它几下子临门一脚。是不是这样呢？

    上医治未病

    在媒体报道中经常有一些突发横祸惨绝人寰、惊天骇世。人们苦苦相问，对于那些并非人力不可抗拒却又接二连三的灾难，究竟能否防患于未然呢？

    有专家说，目前我国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这就难以避免事故的增加和大范围波动，须到人均GDP达2万美元时事故才能得到有效控制。老天！难道这就只好是不断流血丧命坐等柳暗花明吗？

    2002年曾在1996、1998、1999年闹过三次大洪灾的洞庭湖领域，汛期竟安然度过，未溃一堤一垸，其原因在于既有重大投入，又对那些“王八蛋工程”、“豆腐渣工程”严加防范。2002年春运在40天里大批铁路员工离家跟车、精耕细作，共运送1.347亿人，未出行车事故。这说明，许多恶性事故经艰苦工作是可以减少和避免的。当然，生产安全若想毕其功于一役是绝不可能的。山西便是一个例子。他们这两年在治理整顿煤矿上应该说有所进展，《人民日报》前曾报道，2001年他们在铲除事故头号杀手上采取了一些断然措施，对非法矿井关闭了5000多个，结果2002年矿难死亡人数同比下降11.96个百分点。但若想根除积弊必须既要打速决战，更要打持久战。就在行文间，山西吕梁地区孟南庄煤矿又发生特大事故，已知死亡60多人。不久前更有韩国大邱地铁和美国罗得岛州夜总会大火连连、死伤累累。这些惨祸无一不是出于人为的原因。由此也可看出，不论你人均GDP多少，持久的生产安全不仅要在构建立法、监察、工伤保险三大支柱上作出片刻不息和无懈可击的努力，而且在我国当前尚处于所谓“腐败高发期”时，对那些敲骨吸髓、鱼肉百姓的“官款勾结”，尤其要从源头上给以彻底打击。山西喊出了一句震撼人心的口号：“绝不要带血的煤！”这里面蕴涵着多少孤儿寡母的血和泪呀！

    这是否难以企及呢？古语云：“月晕而风，础润而雨。”除了那些人力尚未能预见的地震、龙卷风之类，许多祸事都是有征兆可寻的。有道是：“钉子缺，蹄铁卸；蹄铁卸，战马蹶；战马蹶，骑士绝；骑士绝，战事折；战士折，国家灭。”山西就是由1500名安全监察员踏着积雪，分赴11个地市以厚厚的一摞调查报告来揭示祸因的。天津地方铁路局15年安全无事故，是靠局长带头长途跋涉徒步踏勘，一根枕木一颗道钉逐一察看来消除隐患的。这说明，无论是矿难、海难、空难、车祸、火灾，以至食物中毒之类，只要你不是只知作秀搞花架子、不是贪贿横行上下其手、不是见利忘义要钱不要命，而是以强烈的“人溺己溺之心”去抓紧抓死安全工作，不是没有可能将事故苗头除小、除早、除了。做这些工作没有轰动效应、没有暴发横财、没有锣鼓喧天。名医扁鹊在谈及他兄弟三人医术时说道：我治重病人，名气最大；我二哥治初病，小有名；我大哥治患者于病情发作之前，名气最小，只有家里人知道他。其实从医术讲，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扁鹊这番话说出一个深刻的道理：那些通过明察暗访、探幽发微、殚精竭虑、埋头苦干来拔除祸根之人，是贡献最大的无名英雄。这些善“治未病”的“上医”不是更值得我们深致敬意吗？

    “实话实说”亦政绩

    “说实话”与“办实事”，这二者同中有异。有关部门制定施政规划时，都说“要办几件实事”，没有说“要说几句实话”的。但这绝不等于“说实话”无关紧要。

    最近北京有一个震动人心的“红旗渠精神展”。有记者问原来领导群众修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吃粮普遍严重困难。林县怎么还有余粮呢？”这位现年76岁的老书记说：“这应该得益于我们的实事求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县里上报的粮食实际亩产是125斤，而有的县则报500斤甚至1000斤。吹得越凶的收‘征购粮’后就越困难。……第二年我们不但没断粮，还专门拿出1000万斤粮食来支援灾区！”这说明，当年如果杨书记不是实话实说，而是迫于压力也去参加吹牛大竞赛，莫说是修渠，恐怕许多人早就饿殍载道了。可以说，无论过去或现在，说实话都是办实事的载体。闹“非典”，倘若搞什么瞒报、假报而不实话实说，那会是什么局面？不久前李金华审计长在公布年度报告时，没有取悦同事说什么一派大好，而是如实道出了首批11个部门单位和4个地方政府整改审计发现的严重问题，只工商银行就查处了368名蝇营狗苟的责任人。许多大吃唐僧肉的先生们，以后恐怕要规矩一点了。这能说不是审计署的重大贡献和政绩吗？

    如今，在电视剧上经常可以看到，某下级在上级来调研时便笑嘻嘻问：“您是叫我说真的呢，还是说假的？”只可惜，这还绝非笑谈。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工程质量造成的损失达1000个亿，其中有很多就是因不正确的政绩观，搞自我吹嘘的“政绩工程”而抢工期造成的。全国政协委员夏家骏向温总理写信，反映鸡西市严重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在总理批示后，鸡西市却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假报告，谎称并无此事，直至中央派调查组到鸡西，谎言才被揭穿。至于那些贪官污吏，一个个就更是脸皮八丈厚的假话大王了。哪个地方假话泛滥，哪个地方就会严重丧失公信力。一张报纸如果假新闻多，再说真的亦无人相信。我们去外国的青年，打工时应刷七遍碗，刷五遍就交差，被炒鱿鱼。考试时，怀疑自我打分的真实性，金发师妹像发现一位外星人一样看他：“自己需要骗自己吗？”这是个残酷的道德差距！

    党中央强调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就是实事求是，假话大王根本没有资格做公务员。民主执政，就要依靠群众，要让人说话。《炎黄春秋》刊登田纪云《近距离感受胡耀邦》一文中说，胡耀邦一贯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1985年有位劳动人事部严副部长因与胡耀邦理解不一致而争论起来，事后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这是何等胸怀？依法执政，就包括对造假者要追究法律责任。欧盟就是对搞政绩工程工作有失误、行为不检点、百姓不认可者一律下台。在加强我党执政能力的洪流中，大兴实话实说之风，大灭弄虚作假之害，此其时矣！

    长征与“小鞋”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在冬夜荒野中逃难，脚上的鞋本来不大，急行中把垫着的棉花又都拥到脚趾前。后面枪声呼啸，大人们紧催快走。一步一瘸，勉强跟着跑了二十多里路，到了宿地，脱鞋一看，十个脚趾已然血肉模糊，痛如刀割，一夜间肿成发面饽饽。事隔四十多年，迄今一看“穿小鞋”三个字，犹有余痛。

    “穿小鞋”跑二十多里路尚如此，那么在万里长征中如穿着小鞋，那将是什么滋味呢？在为实现四化，本应披荆斩棘健步如飞的新长征中，如果有谁硬给人家“穿小鞋”，将带来何种结果？

    报载，市政工程公司一位班长对一位智力发育不全（ 这已很痛苦 ）的青年女工，经常殴打以致伤痕累累，被人向报社揭发，此班长竟边打青年女工嘴巴边追揭发人。此前，还有一权力更大的阳泉市委第二书记张步英，则威风也更大。张同志等几位“长官”，长期携眷盘踞高级宾馆，巧取豪夺，群众气不过，给“张公馆”贴了大字报。张同志勃然大怒，竟作为“政治事件”，指令专政机关追查……

    似这等刀光剑影打击报复者，真是欺人太甚！那么，是不是还有这种人在呢？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指出，报刊“最需要指责坏人坏事，号召向好人好事学习”。从报社处理大量读者来信来稿中看到，一些人受到表扬心花怒放，但听到批评则怒火万丈，有的百般辩解抵赖，甚至想方设法给揭发人弄双“小鞋”穿。而凡是这种人当权的单位，群众积极性创造性无不受到极大压抑。那里的步子，肯定会慢下来的，这不是不可计量的损失吗？

    解放前，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近年来，林彪、“四人帮”又集封建特权之大成，对于揭发或仅仅知道他们恶行的人，无不施以大帽、小鞋、长棍、短棒，直至杀人灭口。这种堵塞言路扼杀民意的做法，造成了大量灾难性的后果。即便在封建社会中，拒谏还是纳谏，也有许多正反面教训。从一国而言，“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国”，而唐的“贞观之治”是与兼听纳谏直接相联系的；以一人而言，《野猪林》里的高俅、陆谦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来打击报复，受到万世的唾骂，而《除三害》中的周处，能听逆耳之言，对弱不禁风的老者翻然请罪，仍不失是个可爱的人。

    在经济发展缓慢的封建社会，广开言路尚如此要紧，在要求以高速度发展的新长征中，只有发展科学和民主，才能集思广益，如虎添翼。任何人如果再挥舞“小鞋”吓人，那不仅伤及一个被害者，而直接等于给新长征“穿小鞋”。

    鞋有布鞋皮鞋。在政治运动中的“小鞋”很厉害。那种无限上纲、栽赃诬陷，活生生地把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错划错定，铸成冤案、错案。一人蒙受冤屈，全家受罪，长路漫漫，步履维艰，一路行来，跌跌爬爬。脱掉他们的小鞋，将迸发激动的泪水，火热的力量！

    仇贪不仇富

    最近，有学者就我国基尼系数超高，会使低收入阶层心理失衡、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提出警告。此前，“仇富”二字，也屡见不鲜。那么，“仇富”者何，难道要仇视富裕、仇视富人吗？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脱贫致富一直是华夏大地改革开放以来的追求和辉煌。倘有谁贬低眼下物资丰富、口袋见鼓的现实，抓住一些前进中的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鼓吹再回到那大锅饭、大帮轰，买块豆腐也要票据的穷日子，老百姓会认同其“高见”吗？在当今的富人中，致富之道与做人品德大不同。华西村在党支书吴仁宝领导下奋斗48年，从穷得叮当响到现在村里每个家庭都拥有400到600平方米的别墅，100万至1000万元人民币存款，并在“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的理念引导下，把周围16个穷村纳入华西共同富裕。又在贫困地区投资近千万元，为中西部20多个省、区举办100多期基层干部培训班，带动10万人脱贫。像这样“仁者爱人”的富村、富人和致富之道，我们爱还爱不过来呢，何言仇？但确实还有另类。如，事关人命的医药价格居高不下，自1998年以来，我国官方共出台17次“药品降价令”，但收效甚微。不良制药企业换名、换包装，照样暴利，横行无忌。最近查出，国家药检局两个主管司长郝和平、曹文庄和多名高官不仅不把关，而且官商在贪婪不义之财这一结合点上沆瀣一气，从抬高药价中大捞特捞、鱼肉百姓，为此大开绿灯的诸官员如今已被刑拘。此辈蠹虫硕鼠在官商勾结矿难频仍、警匪勾结克扣百姓中亦屡有所闻，老百姓对之怎不恨之入骨？一言以蔽之，富人中既有为民解忧的天使，也有祸国殃民的恶魔。人们切齿痛恨的是贪，而绝非通过合法途径与辛勤劳动得来的富。多年来我们历经战乱、动荡、贫穷、冲突，好容易举国一致为实现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内涵的理想社会而努力，岂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呢？

    显然，仇富心理，不是出自理性的思考，而是一种情绪化的宣泄。在构建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中，仇富心理是不可取的。但它提醒人们，我们必须杯葛非法致富，严惩官员腐败，同时要谴责和纠正那些群体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在竞争机会、竞争规则上的不公平。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而机会不平等、收入分配悬殊过大则会导致弱势群体的处境艰难。他们在教育费、医疗费上捉襟见肘，缺技术，缺机会，脱贫乏术，会引发负面心理。但无论是情绪化的仇富心理，还是盲目地报复社会，都是一颗找错对象乱打乱撞的子弹。任其出膛走火，不仅个人要付出大代价，社会也要付出大成本。我们的爱恨情仇应明确而坚定，解决问题还是要毫不动摇地靠深化改革。我们要驱除的是“贪”，绝不是“富”！

    艰苦不奋斗也是病

    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处境艰苦而不奋争、不拼搏、不努力者，颇有一些迹象。广东省一项调查显示，有一种“2030”人员，已长大成年也有谋生能力，但因找工作时挑剔过多，便依旧成年累月呆在家里当“啃老者”，其数量竟已超过“4050”下岗人员。又如，某县虽已脱贫，但为了讨得一笔不菲的扶贫资金，经不断“努力争取”，终于敲锣打鼓欢庆能继续戴贫困县帽子吃“唐僧肉”。上海某厂生产几十美元一台的DVD，多年来不求技术上的自主创新，只知依赖洋人，结果除去交付老外知识产权费用，自己所赚不到一美元。还有这么一个故事：一老友到某村扶贫，打麻将的几位村干部请他们用送来的油、面先去包饺子。等包好煮熟端上来，打牌干部笑着说，几位还得去剥点儿蒜瓣儿、打点醋来！

    应该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人活世上遭遇困难，万般无奈一时不得不求助于人，也属难免。但只要不是丧失劳动能力，求人只能是一解燃眉之急，决不能把“手背朝下”作为谋生之道。更不能躺在别人身上吃现成饭且黏糊起来没完。古语云：“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在中华美德里，“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占有重要位置。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两岁丧父，随母改嫁，生活十分清苦。16岁时到应天府书院读书，有时连粥都喝不上。同学之父见他志气不凡，便教孩子给他送来上好的饭菜。再送时，见上次所送的都放凉了，还没动。问怎么回事？范仲淹说，怕吃了好饭菜连粥也喝不下去了，还是苦点好。正是这样的坚守，使范仲淹成为一个为官清正、勇于改革、不畏险阻、敢作敢为，做了很多利国利民好事的一代名人。最近有一本新书

    《穷人缺什么》，不少人读后出了一身冷汗，好像说的就是自己。该书谈的就是人们如何从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上脱贫，颇富警示意义。洪战辉从12岁挑起家庭重担、带着弃婴妹妹求学，感动社会后捐献纷纷涌来，他一概谢绝，说：“一个人只要腰不弯，就能担起山！”武警某部通讯员见团政委、独臂英雄丁晓兵用嘴咬着打背包，血迹斑斑，便过来帮他。丁晓兵火了：“你帮得了我一时，还能帮我一辈子！”这，就是“志”的魅力。

    应该改变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岂仅是“啃老者”，那些被啃的老人是否也应作些反思？美国人到18岁就得独立生活，我们为什么老是那么“心太软”？您能养他一时，还能养他一辈子吗？再说，厚着脸皮坐享其成惯了，这些宝贝儿倘若将来当了干部，会不会又从“赖老”变成“老赖”，或等而下之的什么人物呢？须知，馋、懒、贪、占是一棵藤上的瓜，谁知道他会吃到哪里为止呢？

    “明荣辱”要打“组合拳”

    社会主义荣辱观树起一面引领良好风尚的大旗。早就为一些道德滑坡现象而焦虑的国人，无不欣然欢呼这场切中时弊的及时雨！然而，“八荣八耻”如何使之“融化于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雨过地皮湿呢？

    古谚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句话在辨是非、明荣辱、别美丑上颇有借鉴意义。一切“是”、“荣”、“美”，绝非得来全不费功夫，而是要像登山一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白方礼顶风冒雨蹬啊、蹬啊、蹬啊，他那三十五万元支教善款是蹬三轮绕地球15圈儿才挣来的。任长霞、牛玉儒、王长顺、杨利伟、袁隆平……无一不是鞠躬尽瘁才化理想为现实的。但他们攀登的是道德高地，他们得到的是贡献人民的成就感，万众视之为“人梯”，那种愉悦是至高无上、无可比拟的。与此相反，一切“非”、“辱”、“丑”等突破道德底线的物欲横流，有如山石崩塌，一时之间飘飘然翼翼如也，还颇有一种快感。但这是一种鼠窃狗偷、动物性的快感，就是携款外逃到天涯海角，也是一个连老外都嗤之以鼻的“人渣”。尽管如此，“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禅机，在于一个冷峻的警示：“如登，谕难；如崩，谕易”，“学坏容易学好难”。这就是无可讳言的一种人生挑战。

    为此，自律、他律、法律三管齐下，就成为明荣知耻不可或缺的“组合拳”。人是社会动物。当年孟母三迁，就是为了给孩子营造一个好环境。环境的要素首先在其机制和导向。以见义勇为而言，像贪官程维高打击反腐斗士郭光允的那种败笔，决不能重复。“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等举足轻重的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都具有示范作用。所谓“全国牙防组”本没有合法资格，却为一些牙膏的药效大吹大擂，忽悠消费者，从中大发其财的有关“教授”还侃侃而谈、自圆其说。这些颠倒荣辱的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怕是不下于他们扬言要消灭的牙蛀虫吧？十几年前，我从北京乘一辆长途汽车回津，半途司机把脸一黑，非要再加价十元，面对群众抗议，他恶声恶气：“大官儿陈希同、王宝森还他妈的海捞啦，我这算嘛？”可以说，每个贪官犹如苍蝇下蛆，其罪恶除了大量糟害人民血汗，更在于无声地“培训”后继人。但有一点也是清楚的，无论谁杀人越货，不管你受谁的影响，在法律量刑上统统要自负其责。《矛盾论》讲得好，一切事物的发展，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自律仍是一个人修身之本。如今在社会转型期间，既有英雄辈出，也有沉渣泛起；既有阳光作业，也有“黑箱操作”；既有大道理，也有“潜规则”。你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学“人梯”呢，还是见利忘义学“人渣”呢？乱花渐欲迷人眼，而“八荣八耻”正是扬荣弃耻、自强不息的指路明灯！

    “随地吐痰”与“猴年马月”

    出国回来，人们感慨不已的往往不是那摩天大厦、高速列车、迪斯尼、磁悬浮……而是人家那地面光洁、空气清新、悄声细语、不闯红灯、尊重残疾人等文明气氛。在硬件上很多我们也有了，没有的也指日可待。但在软件上，诸如那随地吐痰、乱丢垃圾、闯红灯、越护栏、满嘴“炉灰渣子”等生活陋习，何年何月才拜拜呢？有人说：“这得猴年马月！”

    有学者考证，清乾隆45年一位韩国（ 当时称朝鲜 ）知识分子出使中国后，回去写了一本《热河日记》，对中国文明处处称奇，就连牛栏猪圈、柴垛粪堆都疏直有度、精丽如画。1774年欧洲的《礼仪与基督教礼貌守则》中讲道：“我们再也不能原谅那些把痰吐到窗外、墙上或者家具上的人。”可见那时的欧洲人也埋汰得可以。1988年，我在新加坡东方宾馆临窗望去，波光粼粼的新加坡河澄净清澈。但当地人说，十年前那条河尚是臭气烘烘。1977年2月27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发动了一场清河运动并持之以恒严格治理，如今新加坡已成了人见人爱的花园国家。由此可见，随地吐痰等生活陋习，并非万古不易的顽症，更非中国人的“土特产”。200多年前，外国人到中国，就像中国人今天到外国一样，回去以后也是艳羡不已。只可惜，后来我们停滞不前，人家突飞猛进。但有一点不容置疑，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

    古语云：“仓廪实而后知礼仪。”如今中国早已不是那刀兵水火、哀鸿遍野的日子了，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大踏步前进，随地吐痰之类也会解决。但也要看到，历史上女人裹小脚，男子梳小辫，都不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兼容并纳，满腹经纶的辜鸿铭拖着长辫子，在北大讲坛上曾大骂新文化。最近一位大导演在风景区排戏走人后，留下垃圾遍地。一位海归女硕士违反交通规则，被纠正时竟破口大骂“交警”。诸如此类，说明“口袋富”不等于“脑袋富”，“文化高”不等于“文明高”。生活呼声急：国人必须既要重视硬实力，又要重视软实力。硬实力中的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基础设施是筋骨肉；软实力中的人文环境、体制机制、道德风尚是精气神。前者是载体，后者是灵魂，二者缺一就成了跛脚。现在我国经济飞升可喜，社会道德滑坡可忧，很多问题就出在这个跛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大力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恰恰是治疗这种跛脚病的良药。最近，滨海新区塘沽市民评点“十大不文明行为”；武汉市在104个社区中建立和完善市民道德档案；上海开通“市民公德网”曝光和评说不文明行为……这些行动，说明人们已经痛感，解决生活陋习这类问题“一万年太久”，必须自律、他律齐动手来“只争朝夕”。2008年奥运在即，让各国来客对中国大地上所见所闻由衷赞叹一声：“这真是一个优秀民族！”金牌殊可贵，美誉价更高。这件事，何必非得等到猴年马月呢？

    “抓娃热”的冷思考

    “足球从少儿抓起”、“礼貌从少儿抓起”、“敬老从少儿抓起”、“廉洁从少儿抓起”、“节约从少儿抓起”、“国学从少儿抓起”、“英语从少儿抓起”……这些呼吁，声殷殷、情切切。但如果“抓起”即指“切入点”，那么，以敬老而言，央视上有个公益广告，妈妈给奶奶端水洗脚，孩子见了也学着给妈妈端水洗脚。以反腐而言，最近重庆小学德育教材中纳入“綦江虹桥垮塌事件”，就引起争论：成人腐败怎么给孩子打针？显然，有些切入点并不在少儿这里。

    言至此，不能不看到有一个来势凶猛、“不宣而战”的异军突起，这就是令众多家长头疼的网吧。网络这个“双刃剑”，既给人们带来极大方便，也大张魔口，使一些孩子网络成瘾、网络受骗、网络犯罪。济南在押的1500名少年犯中，70%是“网瘾”造成的，全国最近有53家网站涉黄、涉暴被查处。“网游致富几人笑，孩童迷途万众伤”，已是一个紧急警报！有专家说：戒除网瘾，没有仙丹妙药。需要改进家庭教育、改革应试教育、改良社会文化。其中家庭教育至关紧要，只有先“教教家长”，才能真正做到“救救孩子”。的确，家长一点也不懂网络操作，怎么去引导孩子？总之，如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对孩子的要求堪称既有“正规军”又有“野战军”；既有“地方部队”又有“游击队”。社会舆论中许多“从少儿抓起”的呼吁，不过是“挂角一将”的“野战军”，真正厉害的“正规军”则是“分儿、分儿，是命根儿”的课堂教育。至于“逼儿成龙、逼女成凤”的家长这一“地方部队”更是了得，不少家长生怕孩子落于人后，便花钱要他们学钢琴、学外语、学唐诗、学画画、学算术……种种要求纷至沓来，形成一种火辣辣的“从少儿抓起热”，使孩子如“小牛负重”，哪还有什么快乐的童年？失去了喘息余地的孩子甚至早生白发！其结果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一些孩子也就奔往“黑网吧”而沉迷其中了。

    面对四面八方的“抓娃热”，有位朋友这样对我讲：“对孩子，我有一个纲，那就是温家宝总理讲的‘立志’、‘成才’、‘报国’六个字。除此都可不顾。我有一个榜样，那就是老舍说的：‘我有三个小孩，我看他们做木匠、瓦匠或做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因此我不奢求孩子成为‘人尖子’。一辈子当个有用的平常人，做些平实的贡献，享受平民的幸福，不也挺快乐吗？我感到，越是对孩子紧逼，孩子越是跑偏；我抱平常心，孩子也入了正规。”挚友这一心声，也可算得是一家之言吧！

    低调不低

    如今，浮躁造势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在社交场合中，有人就像发扑克牌一般刷、刷、刷发名片，上面密密麻麻，赫然印满几十个头衔，张口就是：前天我才从德国回来，一会儿还要去和美商谈判，大概涉及几十个亿美金云云。其实呢，云山雾罩、泡沫多多。此时此刻，令人想到“低调做人”四个字。2002年夏，日理万机的温家宝总理回母校南开中学一行，事先叮嘱切切不要声张。他来去轻车简从，没有半点前呼后拥的烜赫，人们至今念念不忘他的本真。

    俗话说：“如有自来香，不必迎风站。”在官场、商场、职场的博弈中，有人惯于用大功率鼓风机为自己吹风。中科院有一位姓郑的哲学研究室主任，平素频繁接受媒体访问，充当与自己学问不相干的嘉宾，频频上镜和讲座，让自己成为学术明星，无非是大肆膨胀自己的知名度。后来就更加骇人听闻，此仁兄做访问学者时，均申请妻子同行，先后以妻子名义带出五个女子滞留美国不归。据传，每名涉嫌偷渡的女子要交他20万元费用。这位主任现已犯事，被刑拘。且不谈其后来这一俗不可耐的“爆料”，仅前边那些张扬作态，已经是不祥之兆了。正好也在这一时期，九旬开外的启功先生仙逝，举国上下挥泪惜别这位好老头儿。这位自学、勤学、苦学砥砺成才，在文、史、书、画各方面博、通、专、精，造诣深厚的大家，有许多当之无愧的大师头衔。著名学者钟敬文说他是“诗思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但他本人如同默默开放的梅花，从来就是淡泊洒脱，丝毫不作矫饰，他自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与那些功利熏心和大肆包装者相较，何者更令人心仪？

    长者的脚步对后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成都大学生罗福欢从路边擦鞋婆婆身上看到商机，不顾家人和女友的强烈反对，从摆地摊擦鞋到跑遍图书馆研究高档鞋，后来创办了四川首家“星级”擦鞋连锁店。金融学博士顾建国辞去高薪职位，回到乡下老家接管母亲的养猪场，使猪场效益直线上升。大学生擦鞋、博士生养猪，这一切，堪称惊世骇俗。惊的是那“喧嚣造势”之势，骇的是那“浪得浮名”之俗！古语云：“吃得菜根，百事可做。”青年是我们的未来。他们杯葛心浮气躁、图虚名的泡沫，放低身段沉下去求真务实，国家的和平崛起，社会的和谐美好，可期矣！

    当然，处事低调还是高调，自当因事而异。抗战时期胡适就讽刺过周佛海聚众非议抗战的宅邸为“低调俱乐部”；最近日本右翼分子厚颜否认历史罪恶，自应高声予以痛斥。但历史上“卧薪尝胆”的勾践，“将相和”里礼让廉颇的蔺相如，能屈能伸，名垂青史。今日学问大家的谦逊，有志青年的质朴，其筚路蓝缕和低调做人，恰恰是诠释着一种崇高。精力内敛的人，其“低调”往往孕育着“高能”。有如默默运行的地火，其智慧的蕴蓄和能量的积淀，在报效祖国和服务社会上，常常是别出一格：“于无声处听惊雷”！

    和谐不是从天降

    “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目标的提出，得民心、顺民意。上些年纪的人知道，这是经历多少磨难才拨云见日的艳阳天。

    磨难乃是财富，多难可以兴邦。这些话富于哲理，也给人以鼓舞。但我们说麦子是粮食，也只有把麦子脱粒磨面，烙成大饼、蒸成馒头、擀成面条，才称得上是“食品”。倘若直接吃麦子，麦芒会把嘴扎烂。同理，一切磨难，它本身充其量是一种“潜财富”，只有加以转化才能由苦变甜。“十年浩劫”使亿万人民罹难、众多精英弃世，是经过深刻的拨乱反正，把那些无法无天的斗、斗、斗，转变为“以人为本”，追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进而才踏上“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历史征程。

    然而，众多事实证明，面对重大矛盾及其转化，是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之分的。一种人是在“风起于青萍之末”就有所预见的“先知先觉”。例如在人口问题上，马寅初以一个大科学家的洞察力，早就提出控制人口的必要性。他不顾犯颜，力排众议，在重炮猛轰中表现出一种“宁可战死，绝不屈就”的识见和风骨。“后知后觉”者则在跟进“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的盲区和误区后翻然猛醒，纷纷转化到少生优育的正轨上。但也有一些“不知不觉”者至今依然故我、执意超生，以致计划生育是最难做的工作之一。在人口问题上如此，那么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万众归心的重大战略问题上，是否也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之分呢？《天津日报》不久前连载的纪实文学《我告程维高》，那位省级高官程大人及其一伙既搞腐败，又搞极“左”，视法制为整人，视人权为草芥，以劳教八年来残酷打击刚正不阿的检举人郭光允。在程维高那“一亩三分地”上，“文革”中那些骇人听闻的苦难未转化却恶化。此外，某些地区“官款勾结”矿难频仍，某些角落刑讯逼供冤案不绝……这种种，招致天怒人怨。显然，在万马奔腾建立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中，既有任长霞、牛玉儒、郭光允、王顺友这样坚决捍卫民主法制和营造社会和谐的中流砥柱，也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专门从制造不和谐中谋利。前者给社会带来和风习习的阳光，后者给人间带来激化矛盾的灾难。

    由此可见，“树欲静而风不止”。并非因为“和谐”二字看着那么柔软可亲，建立和谐社会就是不费力气的“天上掉馅饼”，或一蹴而就的“现成饭”。我们必须积极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既要大力保持和弘扬为社会和谐添砖加瓦的先进性，更要坚决破除那些搞腐败、搞极“左”、破坏社会和谐的绊脚石。倘任凭“表扬与自我表扬，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的低俗之风放任自流，甚至一谈就是“现在讲‘和谐’，还搞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不行的。须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国无宁日，怎谈和谐？在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回顾与思考》封底上写着：“历览神州雷霆，听惯时代涛声。几经时代急雨，识破万顷惊风。”此话有深意焉！

    坚持不了多大一会儿

    国人照相时，常常喊声“茄子”！假如摆布不好，一声声喊，一遍遍笑，便有人呼叫：“坚持不了多大一会儿啦！”照相是小事，若是大事比如“廉政”，也坚持不了多大一会儿，那就非糟糕不可。据报道，在反腐败中共立案162023件，其中县级干部5916人、处级干部415人、省部级干部15人。那些被处决的、蹲大狱的、身败名裂的贪官污吏，有的初入政门还挺不错，为什么他们在滚滚红尘中，几个回合便溃败得一塌糊涂？

    出身贫寒工人家庭，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开始老实肯干，后来当过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国家安全局局长、市政府秘书长、市中级法院院长的贾永祥，因贪污和挪用几百万公款，包养七个情妇，被判无期徒刑。近日他这样自我解剖：开头有人送我两万，心里想拒绝又抹不开。后来越收越多，再也刹不住车；1998年和歌厅小姐发生不正当关系，事后也害怕，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嫖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当上一把手后脱离监督，更无拘无束，无法无天。这段自白说明三点：一、现如今这些“糖衣炮弹”，可不是小打小闹，一连串地重炮猛轰，你没点金钟罩、铁布衫功夫可不行；二、偏偏某些权力者又六根未净，充满人性弱点，在财色进攻面前意马心猿，坚持不了多大一会儿；三、“一把手有绝对真理”的陈规未除，权力越大、越集中、越隐蔽、越缺乏监督，绝对权力也就变成绝对腐败。沈阳“慕马案”中16个一把手都是巨贪。2005年中国落马的第一个高官，是教授出身、原来颇有作为的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在权力不断上升中他终于按捺不住，挪用亿元捞好处，撞入法网。“高处不胜寒”哪！

    在如何看待和制约人性弱点和权力异化上，国外一位政论家在一本书中说：他们国家的民情之一就是对官员的不信任，因为官员最接近权力，也最有可能成为无赖；如果不用一项权力去监督，他们有可能把整个国家都抱回家。在人性这个问题上，“食色性也”。人是有“控制不住自己”的贪欲的，仅靠“定力”，期望人人都成为曹鼎和柳下惠是不可能的。但尽管有情欲冲动，大多数也只能雅称“发乎情，止乎礼”，俗称“色大胆小”。原因是在家里外头有一系列法律的、纪律的、制度的、道德的、舆论的监督和制约，虽仍不乏“出墙”、“越界”什么的，但从总体讲，还不能说有大面积的“礼崩乐坏”。好制度的目标就是让个体有继续行善的积极性，而不敢有为恶的积极性。不同制度设计的主要区别，来于对人性预设的差异。有些国家的人性预设乃“人是无赖”，一有机会他便会占便宜，一有权力，他便有可能腐败，因而订立严密制度进行监督，就是贵为总统，踩红线也对你不客气。

    这些东西听来似乎有些不敬。但权衡一下，视官员为圣为贤，恭之、敬之、惯之，无监督、无制约，最后他自我膨胀发生蜕变，遭万民唾骂；预设官员绝非天然免疫，严格进行体制内外的监督，将集中的权力分散化，隐蔽的权力公开化，促其始终临渊履冰、勤政廉政，获得人民拥戴。哪个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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