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障一失，生命危殆

    人们记得，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就有“保卫人权大同盟”，八路军更是早就以“不打人、不骂人”使万众归心，朱德同志有诗曰：“史秽推翻光史册，人权再铸重人间。”“不许侵犯人权！”在社会流行用语中也久已存在，近年来国务院每年要发表《人权白皮书》。北京有一本杂志叫《人权》，其每期的广告字体，又大又粗，十分醒目。总之，“人权”这一概念对我们应该不是什么舶来品和奢侈品，在我们民族传统和现实生活里早就有着重要的位置。只是在过去几次“左”的高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它也被无情地打入冷宫，一时似乎成了一个“敏感”的“资产阶级概念”。那时神化一个人、兽化千百万。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下，动辄把谁谁“打死喂狗、狗都不吃”。致死孙志刚的那些打手之所以残暴成性，恐怕正是由于十年浩劫的熏陶。由是观之，时至如今，我们还有何理由不把“人权”二字大大方方、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大声疾呼呢？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样，资本主义讲“人权”，社会主义也讲“人权”，而且应该讲得更宏大、更响亮。谁要害怕提“人权”二字，除了说明他心中有鬼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尽管由于各国文化、历史不同，彼此不能机械类比。但在社会实践中，人权应像抗击“非典”中那样被视若珍宝、百般维护；在文字表达中，“人权”二字应是直言无隐而不是刻意回避。这些都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可惜，“人权”二字在我们社会某些角落并未“大写”。应该说，救死扶伤并非抗击“非典”这一枝独秀，在我国见义勇为抢救人命的感人事件每天都在发生。但孙志刚式骇人听闻的惨剧也并非绝无仅有、独此一家。生活一再证明：人权是生命的屏障，失去了人权，生命也就失去了铠甲。这里不能不谈到近年来频率奇高的矿难。这动不动就是几十条人命的惨祸，仅在“非典”高潮时期，山西、云南、河南、湖南就连续发生特大矿难多起，其此起彼伏犹如过年放鞭炮一样。然而，这不是欢乐，这是多少精壮汉子的血肉横飞，这是多少孤儿寡母撕肝裂肺的嚎啕痛哭！有一天电台报告又发生矿难时，我恰好才用收音机听到侯宝林一段相声。他说解放前矿工的苦难有一段顺口溜叫：“到了矿井沿儿，小命儿没了一半儿。干的是阴间活儿，吃的是阳间饭。”一时之间，令人感慨万端！我毫不怀疑，现在我们全国有多少万个矿井，出事的总是少数，不是今不如昔，也不能以偏概全。可是，据报道去年全国乡镇仅特大矿难就发生36起，且至今矿难未已、死伤累累。其社会和国际影响之恶劣、人命和经济损失之惨重无可计数，能说这是小事一件吗？开矿，并不是造原子弹那么复杂。有资料讲，如今矿井事故80%以上是瓦斯爆炸，按我国目前瓦斯防治水平，只要把防治措施落实到位，完全可以遏止这类事故的发生。但是在高额利润刺激和某些“权力出租”者“保驾护航”之下，一些矿主仅设置些简单甚至很原始的设备，便雇佣一些“廉价劳动力”大干快上，根本不管矿工人身安全。中央和有关主管部门三令五申要求整顿，其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依旧野蛮开采。以淮北芦岭煤矿为例，2002年4月才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13人，当时监管机构也提出了一系列整改要求，其中要求排除隐患70多条，但矿主一直未完全落实，结果恶性事故愈演愈烈，2003年在矿难中又死亡85人！在孟南庄特大矿难发生前，有人曾向矿主提醒要防止死人，这位矿主竟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这就是这些人的人权观！在这种视人命为草芥的人权观支配下，在其资金投入和经营管理中，除了快快发财之外，还有什么人身安全可言？真善美和假恶丑在这里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和鲜明的对比。抗击“非典”中以生命为代价来抢救他人生命的白衣战士是多么令人由衷尊敬，从“带血的煤”中发财的官、款们其行为是多么令人义愤填膺！它促使全社会深思：人权这一生命屏障应建得更牢，人权这一重要概念应叫得更响！

    人权语境不能缺失

    行文间，在河北辛集、福建荆溪又连续出现由于简单错误而发生的烟花爆炸灾难，又是山西杏儿沟煤矿已死37人尚有5人无下落的矿难。还有一件骇人听闻的怪事：在四川省城固县一女乞丐竟被三名“花季少年”长时间暴打，并被这三人用菜籽秆极其残暴地捅伤下体。奇怪的是，有关医生、派出所、基层干部以及围观者，对此竟然表现出惊人的麻木，最终导致这位42岁的贫困农妇因失去抢救时机而惨死。天哪！无论是矿工、是贫妇、是乞丐，难道就因为他们穷，他们的人权就能这么被漠视、被糟践吗？重视人权是文明，摧残人权是野蛮；在人权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概念多么需要反复宣传。

    必须让人人知道：不管你是身价显赫的大官、大款、社会精英，还是暂时身无分文的贫困者，同样拥有分毫不差的人权，人权并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品。同时也应叫人们知道，人权绝不等于为所欲为，法律保护你行使个人权利，同时法律也不容许任可人在行使个人权利过程中妨害国家安全和他人的合法权利。所以要加强这一宣传，原因是，尽管所有前述各类事故的责任者，一般说事后都受到了严处。可是，如果只是出事、人死之后才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马后炮，而不是把人权概念通过各种媒体将之深深融入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那么漠视人权的积弊和隐患是难以消除的。

    我们要使人人都知道：人权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侵犯人权不仅可耻，而且有罪。要使任何人为谋利而驱使他人冒生命危险，或举手挥拳要打人时，脑子里立刻蹦出“不许侵犯人权”的警号，从而自律自觉地“改恶从善”，阻断伤生夺命。否则，谁知下一个或下一批受害者又是谁呢？而且，不珍视他人人权，谁又能珍视你的人权呢？现在，某些三四十岁的人不知人权为何物，如说是“文革遗毒”，那么这三位十几岁的“花季少年”人权概念亦如此空白，这不凸显出迄今人权语境的缺失吗？

    言至此，不能不想到，党的十六大后，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一次集体学习就是学习《宪法》。《宪法》对公民权利有明文规定，有待我们反复彰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一个根本”，胡锦涛同志多次讲“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温家宝同志春节时专门下到720米的矿井中，去和矿工弟兄促膝畅谈两个多小时。中央领导同志这些含义深邃的话语和以身作则的实践，不值得我们深深去体味吗？在抗击“非典”中对人们知情权、生命权的尊重和维护，正是对上述精神的践行和延伸。我还想到，刚刚去世的学者李慎之先生，生前有一个宏愿是编一册公民课本。我想，在他这一课本中，有关人权的诠释，一定会列为首义。无论是响应中央领导同志的郑重号召和亿万群众的殷切期待，还是继承千百年来志士仁人的拳拳之情，在我们对人权的认知和宣传中，不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应“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地放开喉咙，结合实际，加大和提升人权话语的分贝。这也许是我们对在抗击“非典”中壮烈牺牲的烈士们最好的纪念，尤其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吧！

    两种“外调”

    外调，在当年的“运动年代”里，是一个很时尚的美差。那时在日益升温的“左”视眼关照下，疑罪人人有、四处敌情，“有枣没枣打三竿”。但那平白无辜的“假想敌”们，根本就挤不出多少牙膏来。这时，从外调里找突破口，便是一个高招了。

    鄙人虽过早就沦为另类，但在三五反初期也荣幸了一回。1953年春，我从团市委调到市三五反办公室的计算处，不久受处长委派，随检察院调来的边科长去张家口一个局搞外调。入夜，在熟睡中忽听得一阵阵鬼哭狼嚎还夹杂着呵斥声、击打声，甚是凄厉。第二天，我们的调查对象、三十多岁的一男干部，一上来便是一种疲惫困顿的样子，说了一大堆涉及几个省、骇人听闻而逻辑混乱的贪污网。老边悄悄和我说：“夜来风雨声？”我猛醒……回津逐级汇报后，市委领导吴砚农同志综合张家口夜间打人的情况，作出初步判断：这个所谓的大贪污网，很可能是屈打成招搞出来的冤假错案。最后证明，这一实事求是的判断完全正确！我听后，不禁一身冷汗。要是跟着那些胡编乱造顺竿儿爬，那要害多少人哪……

    过不几年，我被命运掷到大牛棚。这时，实事求是越来越少，无限上纲越来越多。1968年夏，一位原北京戏校教员叫张学武的“牛鬼蛇神”，几个北京人找他外调，追问他和京剧名演员刘长瑜的“黑线关系”，并说转天要批斗他。当天夜里，这位很敬业、很有学问、自尊心也极强的老张，用锋利的嫁接刀抹了脖子，鲜血滋得满墙花红一片。在当时那“红色恐怖”的高压下，许多无辜者就选择了这条悲惨的不归路。

    综上所述，我对当年那种自我折腾的运动，和那连蒙带唬的外调，实在是不太感冒。不料，去年秋天去湖北神农架回程中坐软卧，又遇上一位外调人员。这位四十来岁的老兄，也是从武汉上车的，携带着一个大皮箱。那间软卧就我们二人。寒暄间，他知道我是《人民日报》的离休“老记”，谈话就随便了些。我问：“您这个皮箱可能是头号的了，好大个儿！”他冲我笑了一下：“从北京出差时，是满满的一箱子方便面。现在回去，是满满一箱子调查材料！我是搞外调的。”这一说立刻引起我的兴趣，问他，这外调还用得着方便面？他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带不带方便面，是个人的自由。我是为了方便，也是为了省一点。因为我们有严格的纪律，包括吃、住、交通费、电话费等等，一概自理，绝对不能接受调查对象哪怕是支烟的招待。我们接手的一般都是涉及多少个亿的大要案，这些经济案件太需要外调了。比如，中央拨款几个亿救灾，我们就要从省到县、镇、村，一级一级查下去，查发票、查收支、查签字，一直查到受灾户的粮缸。果然，在我们随机抽查的几个村镇里，不像其上级说的那么天花乱坠，他们根本就没见到救灾款。又比如查几个亿的工程。我们按照工程建设标段，找他的施工方案、计划、图纸、各种发票。比如查工程的抛石量，从发票找到采石场，发现就有假公章、假发票。石头要靠船运，我们就找港监部门查运输记录，我们就能发现施工单位到底买了多少石头？是否像他们报的那么多？而后再逐日查抛石记录，有的还未运到他却记录为抛下去了。看来这是一个笨工作，但很多黑幕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抠出来的，顺藤摸瓜一些大贪污犯就是这么暴露出来的。

    搞这些外调也会遇见阻力吗？他说：那当然，这阻力有软的有硬的。软的就是请客、送礼、托人情。在追查长江工程的过程中，就有人送来一大笔钱请求改变账目。硬的有恐吓、造谣、诬告，最起码是闪转腾挪说假话、造假账、不提供证据。但所有这一切，统统瞒不过我们的火眼金睛，不过是更加暴露了他自己。我们干工作不是打口水仗，不是但听一报，不是虚张声势。我们接触各级领导，更接触普通老百姓。我们查的是扎扎实实的证据链，花钱就有来龙去脉，打马虎眼是骗不了我们这些铁算盘的。我们的工作可用四个“铁”字来概括：铁面无私、铁算盘、找铁证、办铁案。每件案子的结论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我听呆了，您们这工作很辛苦啦？他笑了，指着那满满一箱材料说：“只要有了这个，就是最大的收获。什么辛苦都值！”谈至此，我的职业病又犯了，便进一步问他一些细节。他说：“老记者，咱今天只能谈到这里。我们的工作到明年夏天可能要公之于众，现在就宜粗不宜细了。”从武汉回来，我和好几个朋友谈到软卧上这一见闻，大家对反腐败战线上还有这么一些排除万难、披坚执锐的“侦察兵”，很是兴奋。

    冬去春来。最近看报，忽见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那震动全国的审计报告，我不禁拍案叫绝：对！我遇见的那位同志，十有八九就是审计署的特派员！不管是不是，我向你们深鞠一躬！你们让我看到了什么叫求真务实的外调，什么叫埋头苦干、不事声张，什么叫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向前、向前……

    酸甜苦辣劳动关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成千上万知识分子下放劳动。回味当年过那颇为时尚的“劳动关”，会有些什么酸甜苦辣浮上心头呢？

    应该说，无论过去和现在，参加一些体力劳动，对于长期坐办公室的知识分子，都是大有裨益的。我1948年参加工作后，虽然也能讲出一番“劳动创造世界”的革命大道理，但1958年初进入农场真刀实砍干起农活来，立刻便感到自己的无知和笨拙。头一天是整理“芽子丘”，我却误认为是“鸭子丘”，驴唇不对马嘴。耕耪锄耙，架架楞楞，一天下来全身酸痛。但几年后身上脱了一层皮，手掌磨出硬茧子。眼见经过自己参与的春种秋收，那稻子、玉米、蔬菜、瓜果，熟了一茬又一茬，一些原来仅是挂在嘴上的空话，在汗水里变得丰满和充实了：劳动光荣、不劳而获可耻，一万个对！劳动人民一辈子就这么汗珠子砸脚面，生产出让人活命的“宝中宝”！

    可是，真理夸大一寸就成了荒谬。如果仅是为了让知识分子体会劳动的艰苦和伟大，安排一段劳动，既合理，又正常。此外，对于那些确属危害社会者，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处强制劳动，也属天经地义。但想当年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中，那些无辜而被罗织以罪并喝令下去劳动改造者，那劳动可就不是“广阔天地炼红心”那么堂而皇之，更不是“采菊东篱下”那么优哉游哉了。他们一个个泰山压顶，芒刺在背，在劳动中不仅不敢怠慢，而且恨不得通过拼命苦干，以求落一个“好评”。但究竟有什么标准来证明你已经“改造好了”呢？这就应了那句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久前有位当年打成“老右”被流放山区“劳动监督”的朋友给我来信叙旧说：当时，我全力去抢着干重活、险活、难干的活、要命的活。沤粪肥，浇得满身黄汤子；打冻方双手震裂了虎口；从沟底羊圈出羊粪，每袋200来斤，一步步走那羊肠小道时，险些掉下悬崖。心想，我这么苦干了好多年，改造总算够格了吧？万万想不到，到总结时队长严肃地点道：“他这是用拼命干活来对抗思想改造，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天哪，还有好人的活路吗？有！生活的回答是：过了22年，都“行”了……

    那时，“左”的棍棒下，还有这样的无奈。某中学一个姓王的数学教师，在肃反时仅由于与一罪犯重名，被误抓误捕关了两年，好容易放出来，又不给恢复名誉，一天价灰头土脸。鸣放时，他要求领导给当众公开说明一下。但听大喝一声：“你这是攻击肃反！”又被没完没了地劳动改造。像这样的人，就是劳改他一万年，怎么才叫“改造好了”呢？再有，就是在劳动大军中，不少是业务精湛的学者、专家，他们本应在科学进军中有所作为，却年复一年地在“修理地球”中远远疏离专业。眼见各国都在聚集科技精英、竞相攀登高峰，这些人不禁心急如焚……正是经历了如上种种，当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进行拨乱反正时，人们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欢呼，举国掀起了卓有成效的科技大进军！劳动卸去了强加给它的重载，才重新展现了自己光辉的本色。

    有一点说来好笑。当我和一些老友聊天儿时，人们抚今追昔，忆及当年“左”的种种固然感慨系之，却对经历过的艰苦劳动并不统统弃之若敝屣，甚至对那些岁月留下的硬朗，认为是“因祸得福”。谈及当年在荒郊野外苦累之余捕鱼、摸蟹、逮兔子、烧刺猬等打野味、度饥荒的种种趣事，大家不禁哈哈大笑，觉得是人生征途中难得的苦中作乐。反之，对当前一些学生极端轻视体力劳动，动辄一掷千金高消费的浮靡世风，觉得在劳动这个问题上，有点扶得东来西又倒。由此引申道：体力劳动，对知识分子还是不可两相隔绝吧。在青少年的素质教育中，能否把劳动放在一个应有的位置上呢？也许这叫“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吧？

    明知山有虎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话在形容一种勇敢精神时，可谓虎虎有生气。但若将之具象化，就未必都是那么潇洒了。

    我国从来就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生命文化。人命关天。敬畏生命。这些信条，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在现代文明中，生命文化更上升为法治的核心，民主的要义。尊重人权，首先是珍重人的生命权。如今，我们看到，无论是哪里出现灾难，从中央到地方便急如星火组织援救，能多救一人就多救一人。哪里有小孩儿掉入深井山缝，警民蜂拥而至，就是移山倒海也要把孩子救上来。哪里出现想不开的人欲跳楼自杀，楼上有警官谈判能手良言开导，楼下有民警铺展棉垫以防万一。在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利益方面，中国人是从来不怕死的，在科学实验中冒险精神也是不可缺的。但无谓的牺牲绝不可取，蒙昧和鲁莽必须避免。任何人无权糟践自己的生命。在“黄金周”中某些青年轻率地冒险沙漠游，几乎集体失踪，并有人惨痛牺牲的事情，实应引以为戒。同时，任何人也无权坐视他人随意赴死，更不能胁迫他人用生命为一己之私牟利。可是，言至此，我们不能不痛心地指出，虽经中央“以人为本”的谆谆相告，在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畸变中，却有人“明知山有虎”，叫别人“偏向虎山行”，直至死伤累累，而从中渔利者却躲在一边偷着乐。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可耻的吗？

    频发的矿难已经成为国人痛心疾首的灾祸，与美国比，我们的矿难是他们的100倍。应该说，限于历史、技术条件，我国有些煤矿眼下还难以完全排除意外。为此，国家对此投以巨大安全资金，制定了严密的戒条。但就在致人死亡的危险点已是心知肚明的情况下，有些矿主不是尽力消除隐患、防止灾祸，而是明知故犯、违规开采，迫使矿工冒死为其作无畏牺牲。新疆阜康神龙煤矿本来是个无安全生产证、无专用通风井、无扩改建资格的“三无”煤矿，居然照样“大干快上”。其设计生产能力仅3万吨，但2005年上半年采煤就超过17万吨。尤为令人发指的是，2005年7月8日矿上的瓦斯浓度已经大幅超标，事故发生前更严重超标，在暴利驱动下的矿主，却仍命令工人下井采煤，结果轰然一声，83条鲜活的生命毁于一旦！

    明知是岌岌可危的死路，却如赌徒一般，悍然驱使他人去火中取栗者仅止于此？民以食为天。食物中有致死致癌物，一些制售者却见利忘义一再掺假使坏，安徽劣质奶粉案、广州毒酒案等等层出不穷。至于往食品里加激素、硫磺、污水以及什么苏丹红、孔雀石绿……以求漂白、增重、增味者更是小菜一碟，以致使人们惶惶然呼吁：还有什么是没有毒的食品？应该是治病救人的药品，或层层加价叫你买不起，或掺假使坏叫你吃后不测。最近被叫停的齐齐哈尔制药二厂，那害人的假药已然大批发往各地，并使数位患者送命。人们评论，那药监部门能否早些拦阻危险呢？美容业应该是给人以靓丽和幸福。最近被叫停的聚丙烯酰胺水凝胶（ 注射用 ），流行已10年。仅2002年到2005年11月，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就收到注射该药品受害报告183份，包括炎症、感染、硬结、团块、变形、移位、残留等等。有的受害妇女泣诉：“双乳烂了，还可以切除。面部怎么办？难道把头割掉？”

    每年致人不正常死亡者更有年达10万人以上的车祸。随着私家车和新手的快速增长，车祸数字也在快速增长。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向那不畏酷暑严寒，坚持严格执法的“交警”深深致敬，如果没有他们在车水马龙中的辛勤指挥，车祸将更加不可想象。但也有一件社会新闻令人触目惊心。《北京青年报》报道：河北省检察机关查明，武强县等八个“交警”大队个别人员，与驾驶证贩子相互勾结，滥发证照11万多个，制造出大批“马路杀手”。据不完全统计，使用八个县违法牌照发生的车祸事故，已使279人受伤，25人死亡。那手持11万多个驾照的准“马路杀手”们，是否还在飞驰？

    以上数例，在此起彼伏的人为灾祸中，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但令人们至为担忧的尤其是深层次的东西。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说：《安全生产法》已颁布施行两年多，全国人大、国务院、各部委就有关加强安全制定的法律法规，加起来，一寸厚的装订本有三大本。但到各地煤矿企业和高危行业企业考察发现，法律执行中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地方保护。有些地方政府领导人片面地认为执行《安全生产法》会影响招商引资，会降低财政收入，有的甚至下发红头文件，保护外来投资企业不会受到监管部门的执法检查！有些地方监管部门十分软弱无力，甚至“官”“煤”勾结、充当违法企业的大黑伞。发生事故的黑龙江七台河新富煤矿，其矿主竟然是当地的安监局副局长，而新疆阜康神龙煤矿的领导人员中竟有当地分管安全的刘小龙副市长！这些从中渔利的官员把“安全”管到哪里去了呢？

    “治乱世”本应“用重典”。据专家介绍，在不少国家，矿主及负责安全的官员，最怕的就是出现矿难。因为一出矿难，矿主就会被罚得倾家荡产，还要去蹲大狱；负责安全的官员也得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他们对安全这根弦，始终绷得很紧。但我国前些年在一些矿难事故中，矿主往往只被罚几万元了事。违法犯罪的成本过低，与他们在煤炭交易中获取的高额利润不成比例。打击不力无疑会纵容犯罪。那些含毒食品、药品、美容品的制售者、贪赃卖法制售假证照者屡禁不止，不也是缺乏足够的威慑力吗？我国有一条标语叫“安全第一”，但一些单位做起来却是“产量第一”、“利润第一”。他们无视国法禁忌、无视政府监督、更无视职工和消费者的生命安全。东北有一位违法矿主的口头语竟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至于某些“添病害人”的药品、美容注射液等等，原来就有许多专家坚决反对引进和使用，但商家长袖善舞，在“公关”上狠下功夫，使每个关口的有关人等均能发家致富，一路攻关夺隘，势如破竹。2005年7月，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涉嫌商业贿赂被刑拘，同年年底又有曹文庄等其他官员受贿罪东窗事发。狼狈为奸的硕鼠蠹虫，怕是不仅于此吧？

    在我国人民的传统道德中，一向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多作孽者必自毙”、“抬头三尺有神明”是千百年来人们心怀敬畏的“阴德”，就是西方文化也还有人人都要单独面对上帝“最后审判”一说。但如今这一切在某些环节全已弱化和泯灭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话虽有道理，但一旦视“利润最大化”高于一切，重效率、轻公平，重金钱、轻道德到了极致，一些人要钱不要命的“厚黑学”和“潜规则”，泛滥成灾，在某些地方形成“堕落才能发财”，“堕落愈深，发财愈大”的黑旋风，那会导致什么后果呢？不错，市场经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但这个看不见的手难道就只是物质上的“阿堵物”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就把“习惯和道德”作为非正式的约束，提升到与宪法、法律等正式约束同等重要的地位。说到底，那些“要钱不要命”的先生，他并不是不要自己的命，也不是向有权、有势、有钱者叫劲，而无一不是向无钱、无权、无门路的弱势群体开刀。这一切证明，市场经济必须与民主法制和道德建设相结合，才能健康发展。以矿难而言，社会上议论纷纷：解放前毛泽东去安源，刘少奇下燎原，都是为了发动矿工群众奋起保卫自己的权益。解放后常提“同吃同住同劳动”。面对这些优良传统，何以听不到矿工组织自己的工会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何以听不到矿主和安全官员定期下到底层呆上几个小时体会体会呢？团结起来的矿工，最能发挥监督作用，督促消除隐患。矿主身临其境，发现危及生命的问题会有切肤之痛，他不从快整改才怪？这比矿工牺牲后每人赔偿20万元更有效。一个家庭里的顶梁柱死了，那是惨重而无可挽回的损失，预防于前，彻底杜绝这些夺命事故不是更重要吗？

    我们只有按照党中央有关建立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论述行事，按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自律，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敬畏生命，珍惜生命，在生命权面前无贵贱，乞丐和大款毫无二致，视人的生命为至高至上，才能在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的时刻，凝聚人心、聚集国力扎扎实实抓住机遇，战胜一切困难。古语云：“能伏天下之危者，必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必享天下之乐。”弱势群体现在还是我国的大多数，亵渎生命、媚富轻贫，与和谐社会的宗旨相对抗，必然招致可怕的反弹。于此，不禁又想到李瑞环同志说过的：“老百姓最可怜，老百姓最可爱，老百姓最可怕”，这看似平常的话语，是多么值得我们去深深体味呀！

    和谐社会不可缺席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促人进步的“法宝”。但在当年那“斗、斗、斗”的年代，将批评变成了把人往死处整的批斗，自我批评则在高压下变成了违心的自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民主与法治，离不开批评与监督。我们必须剔除在使用批评武器上的种种扭曲，充分发扬这一“法宝”的威力。

    往事并不如烟。“爱国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当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那个“新”字就是他提议加的。此人很有见解又出言坦诚，1957年不幸被打成“大右派”。但在种种围攻下，他写了一副对联自我明志：“实践检验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始终拒不低头。时间终于证明了他的预见。1997年4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他诞辰100周年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说：“章乃器先生是一位勇敢的爱国的民主战士。”但更多的被整者在“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逼供信下被屈打成招，数不尽的冤、假、错案遂源源不断矣！诗人邵燕祥前些年出版了一本《人生败笔》，就是他当年的一篇篇所谓“检查交待”。我认识一位仁兄在运动中被穷追不舍，他搜索枯肠实在没的可说，惶惑中想死的心都有：“唉，这阵儿要是爆炸一颗原子弹，就一切全完算了。”之后他把这“一闪念”交待上去，这本是忠诚老实的表现，但立即被认为是“反动透顶、罪不可赦”，被整得死去活来后送劳改。到“文革”期间，整人更从触及灵魂发展到触及皮肉，许多人经不起那无尽无休的折磨而惨烈自绝。这一切，使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法宝”，全然异化为自相残杀。正因如此，如今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号召一提出，无人不从心眼儿里一万个拥护。“和为贵”，家和日子旺，国和万事兴，千秋万代再不要那莫名其妙的“窝里斗”了。

    然而，自古以来，“和为贵”的“和”，是“君子和而不同”。构建和谐社会，更不是无原则的共存和宽容。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流中，反腐倡廉、劝善规过、消除歧见、加强团结，须臾离不开健康的批评与监督。近年来在反腐败斗争中，有些被依法处决的巨贪在临刑前哀叹：“当初要是有人狠批我一顿，何致如此？”“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在这里既反映出他“得意便猖狂”时拒绝批评的恶果，也凸显出批评与监督的缺失。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某些环节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确是又出现了另一种变形。山东省委副书记姜大明最近指出：现在很多时候，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批评别人就是“不爱护自己，不注意健康”；自我批评就是“工作有时求稳，有时求急”。稳定压倒一切，稳有什么不好？急，说明有责任心。他说：“这全是表扬话！都是摆设。”显然，这种“摆设”是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从粗暴专横的“打杀”，变为庸俗不堪的“捧杀”，跑向另一个极端去了。某同志见一同事在搞房地产时，手脚不净又拒逆耳忠言。上级跟他说：“还是‘多栽花少栽刺’。他发财咱不眼红，他倒霉也没咱的事，何必说三道四？”就在这一不作为哲学的“栽培”下，该人大贪特贪，使公款大量流失后锒铛入狱。河北省郭光允忠心耿耿举报贪污分子，竟被那位大黑伞程维高大人残酷打击，送劳教八年，其压制批评的专横令人发指。在中纪委报告中，去年立案162023件，其中县级干部5916人，处级干部415人，省部级干部15人，其案情固然各有千秋，但纷纷触及法网，无一不是与在道德层面上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关。有些贪官拒绝批评，却经常去算命、烧香、拜托菩萨保佑。其实，批评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神”，此外还会有什么包庇贪官污吏的神佛吗？

    但在生活的长江大河里，始终有着奔腾不息的主流。新时期以来，在正确对待批评上，周扬总结过去“左”的教训时不止一次做自我批评，并多次流着泪向被他整过的同志道歉。看过巴金《随想录》的人，更会被他那种自我忏悔的真诚所感动。尤为令人瞩目的是，近年在胡锦涛同志亲自主持下，中央高层的学习、研讨、征求意见活动频繁。年初2月18日在京分别召开九个座谈会，听取各省市、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对政治局常委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2月22日又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在加强多党合作等问题上听取意见。温家宝总理更一言以蔽之：“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他希望参事们多了解下情，多反映意见。中央领导同志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上的虚怀若谷和光明磊落，润物细无声。在最近召开的“两会”上，代表和委员们就许多问题进行了畅所欲言的民主审议，社会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里被尖锐地提出来。诸如，药价虚高问题，早已怨声载道。在“两会”上有政协委员郑重提出，中央领导现场过问，主管部门立即表示年内将拿出治理办法。电信竞争乱象重生，一个小镇两个发射塔并立，一条马路四五条光缆并行，其浪费数额相当于耗掉好几个三峡！高校招生指标分配不公、春运火车票不合理涨价、农民权益保护方面法律缺位等等棘手的热点难点，在代表和委员们直言无隐、求真务实的讨论中，得到迎刃而解或引起集中关注。这说明，有些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问题在给与有关方面的压力或动力不足。压力和动力从何而来？无疑，来源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革命法宝的回归，也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落实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提升执政能力的得力措施。人们期盼批评与监督更加制度化与常态化，这不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吗？

    记者与杂文

    记者与杂文，具有天生的不解之缘。天津有个杂文研究会，许多成员都是在岗或离退的报人。记者写杂文，这构成一道文坛活跃的风景线。在解放后全国新闻战线上，《文汇报》的徐铸成、新华社的李普、《求是》杂志的牧惠……差不多既是新闻界的“老记”，又是杂文界的先驱。尤其是《人民日报》才气纵横、铁骨铮铮的老社长邓拓同志，他在《燕山夜话》《三家村》里，给我们留下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邓拓如是说

    邓拓同志曾对年轻记者说过：“一个合格的记者，应该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既会写消息、通讯，也会写评论、杂文。”对此，我有一点小小的体会。我在1957年初给《中国青年报》写过《偏听则暗》《有花衣服为何不敢穿？》两篇杂文，哩哩啦啦写到现在，似乎多少也摸出一点门道。我觉得：记者要有新闻敏感，杂文要“针砭时弊”，在关注时代风云、体现人文情怀上，自然就构成两者同频共振的聚焦点。记者脑子里充满了“现在进行时”的难点、热点、敏感点。有时纷纷攘攘，直至入梦。许多记者又天生的“位卑不敢忘忧国”，有些人即便是在极“左”时期为此而挨过整，迄今在关注时弊一仍故旧，忧国忧民。常常是“如鲠在喉，一吐为快”。干记者不喜欢正襟危坐、板起脸来搞“大批判”，同时“老记”一生历经坎坷，深知出言要有“度”、要讲究点曲笔、要为编辑着想。于是，杂文这种文艺与政论相融合的形式，便成为抒情述志的上选。杂文不是白开水，不是马屁经，不是拜年话集锦，既要扶正祛邪，就要绵里藏针。这个“绵”可用文、史、哲、科多方面有关的信息和知识织就；这个“针”，就是要言人之所欲言而未曾言、未敢言。你言了，而且言得比较艺术。朋友见了拍你一下肩膀：“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一乐也。退下来的“老记”，写写杂文，可以通过它开阔视野、纵论人生、做点脑筋体操，省得到老来落个落寞不堪的“小脑萎缩痴呆症”。在岗的记者，以杂文为“副业”或“很喜欢读杂文”，更可以成为采访、思考、运笔的联结点和驱动器，其好处岂仅是练笔？言至此，不禁想到，天津市各主流媒体甚是重视杂文。《天津日报》的“拾柴篇”、《今晚报》的“肝胆篇”兢兢业业，连年不断地“众人拾柴”和“肝胆相照”。《天津老年时报》有“云峰阁”、“烟雨楼”、“龙门阵”、“益康苑”、“老年心态趣谈”、“休闲谈片”……在重视杂文上堪称举国之最。但本市也有些报刊，原本多年设有杂文栏目，人气也很蒸腾，近年来却“栏去人空”，未免有些落寞。干报纸，消息是主体，通讯是珍珠，评论是旗帜。三军齐上，不是更为鼓号齐鸣、旗开得胜吗？

    新闻与杂文互补

    记者的优势是信息密集，俗称“消息灵通人士”。但写消息贵在简洁，不可能夹叙夹议。写通讯可以画龙点睛作些议论，但也局限于特定主题。记者在采访中掌握的大量世情，引发的诸多感慨，往往与朋友谈起来或愤世嫉俗，或神驰入极，或浮想联翩，这些饱含玄机的原材料，如果不加提炼和升华，在忙忙碌碌中也就随风而逝了。杂文是一种文艺与政论相结合的文体，既有艺术笔法又有论战锋芒，正好是记者思绪万千的载体。《古文观止》里的《岳阳楼记 》，列宁全集29卷中的《奴才气》都是绝妙的杂文。在近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的杂文更是开一代新风。当代报刊如《人民日报》的“金台随感”，《天津日报》的“拾柴篇”，《今晚报》的“肝胆篇”，《天津老年时报》的“云峰阁”、“益康园”、“龙门镇”、“烟雨楼”、“休闲谈片”、“老年心态趣谈”，几乎版版有杂文的阵地。记者掌握杂文写法，可以“学以明理，文以述志”，将所感所想结晶成杂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精神文明战线上兴利除弊、革故鼎新，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新闻写作的常规武器之外，多掌握一种武器，多尽一份力量，何乐而不为？

    那么，杂文为什么可以文以载道、承载多多呢？窃以为，第一，杂文的特点就是激浊扬清，针砭时弊，针对党风、世风、文风等社会风气中带有倾向性的一些症结，加以犀利地分析评说。鲁迅说：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起杀出一条生路的东西”。“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也照秽水，也看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我曾写过一篇《瘦驴何以拉粗屎？》就是针对那些“豪华”的浪费现象，加以暴露和鞭挞。第二，杂文形象生动，情理交融。散文形散神不散，杂文事杂理不杂。可以联想丰富，借题发挥。艺术上与杂文相通的是漫画，“以嗤笑正世态”，往往伴着讽刺。没有锋芒没有嬉笑怒骂，则无杂文味，就与“时评”无异了。上述题目中的“瘦驴”用以比喻国家尚穷的现实，而“拉粗屎”云云，则是对那些浪费者的尖锐讽刺，就可以给人以更形象、更深刻的印象。第三，杂文可以扶正祛邪，有褒有贬。在上文中，我就是既对有关浪费现象加以嘲讽，同时也表扬了一些模范人物的勤俭廉政。事物在对比中更鲜明，那种以为杂文百分之百就是讽刺，我认为也不必自画框框，应该是褒中有贬，贬中有褒。艾思奇说过：“讽刺敌人是揭露人所不知或不深刻注意的罪恶，使人看清那禽兽相，不再为其冠冕堂皇的一时所眩惑。敌人不会改过自新，希特勒不会变成革命家。——对自己，讽刺可用作教育和自我批评方法之一种。不过这种讽刺必须是善意的。而不能是恶意的打击的。”记者的生涯中掌握大量信息，其中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这些东西是杂文最好的原材料。而杂文以其扬善抑恶、谈笑风生的文体可以让记者的思维天马行空，倾吐衷肠。这种“互补”及时地把记者采访所得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副产品，一举多得。

    杂文的淬砺

    语云：“意者帅也。”文章的质量高低，归根结底是思想性的高低，思想是文章的灵魂。从杂文的特点来看，其思维要新锐。立意要新，独辟蹊径，就要能够拨动人世间那根绷得最紧的弦，写出“众人心中所有，众人笔下所无”，言人之所未言，言人之所不敢言。切忌人云亦云，照猫画虎；切忌隔靴搔痒，串皮不入内；切忌无病呻吟，故作高深。因此，作者心中要有深知世瘼的人文情怀，对时弊现象开掘要深，能够由此及彼，由浅入深，一针见血，搔到痒处。如杂文《昭君出塞的启示》，指出当时必须由画匠画像，于是都要向毛延寿行贿。昭君未行贿所以落了个“出塞和番”。当时的贿赂盛行，是制度使然也。对于这种制度性腐败的揭露，可以说对眼下某些社情都大有启发。杂文必须小中见人，一粒沙见世界，鞭辟入里，刺到要害处。当然，要适当使用一点曲笔和含蓄，既不能停留在表面，也不能为痛快而痛快，一泻无余。杂文还要讲究文采，带点幽默。要有逻辑思维，又要有形象思维。毛泽东讽刺哗众取宠：“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既生动又幽默。鲁迅在《由聋而哑》中说：“医生告诉我们，许多哑子并非喉咙不能说话，只因从小就耳朵聋，听不见人的言语，无可师法，就以为谁也不过张着口呜呜哑哑，他自己也只好呜呜哑哑了。”说明文化在于借鉴，需要积累。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形象生动又含蕴深刻。这一切恰恰是对一个记者最好的锤炼。语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记者多掌握几种文体，诸如报告文学和散文、杂文等等，没有坏处，可以使描写、抒情、叙事、议论，相互交融，触类旁通，就是写新闻也可以更加蕴含深厚，文采斐然，笔有机锋，力透纸背。

    春城无处不飞花

    杂文的题目何处寻？记者的职业优势就是目光四射，刨根问底。如今在社会转型期间，思潮纷纭、新问题纷至沓来，杂文题目甚多。杂文之所以杂，即在于其万事万物皆可议论，但重点又在于一个时期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出现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有一篇杂文《且慢得意》说：出口尿素占领国际市场，但国家限制，何也？生产一吨尿素需1.2吨煤，1200千瓦时电力，出口尿素等于出口能源。高能耗、低附加值，人家恰恰不愿生产，连埃及、印尼都严格限制。冷僻犀利，发人深思。这就提醒人们，必须打破思维定势，善于逆向思维。又如《建设性破坏》一文（ 我国近20年以建设名义对旧城的破坏超过过去100年，如襄樊千年古城、济南日耳曼风格80年高龄的火车站均破坏 ），《麦当劳的启示》（ 不用名牌大专毕业生、不用美女 ），《好马吃回头草又何妨》（ 出外打工后又回乡发展 ），《虎打武松》（ 警察受贿，被匪徒控制 ）。这些文章善于做反面文章，打破陈旧的思维定势，题目就新颖抓人，富于警醒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杂文常常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如杂文《想起无字碑》（ 教授交钱入人圈套，骗子在泰山立中华名人碑 ），《亡羊为何不补牢？》（ 只抓受贿者，未抓行贿者 ），针对社会生活中的敏感点有所出击这就是杂文的魅力：搔到痒处，富于穿透力。

    记者被公众称作“社会公正人”、“时代观察家”，这是人们对记者很高的期许。因此，记者应牢记自己神圣的天职，应该是一只植根于人民、盘旋于天际、广泛发现问题、迅即扑向症结的雄鹰，而决不能随人俯仰，做人家手里牵着的一个风筝。记者既要有正义感，又要有分寸感。没有正义感的人，对世事冷漠麻木的人，发现不了杂文题目，也写不了好新闻，也写不了好杂文。茅盾说：“对于丑恶没有强烈憎恨的人，也不会对美善有强烈的执著。”正义感源于对党的政策的领悟。笔下要谈笑风生，尖锐泼辣，文字要有个性，但又要有分寸感，不能是个人情绪化的宣泄，不能为图一时之快而口无遮拦，要讲理性、讲法制、讲含蓄。杂文是春天的毛毛雨，并非疾风暴雨。

    无论写新闻还是写杂文，“思想、生活、语言”是个人修养的三要素。一个记者首先应是知识丰富、心肠炙热、心地善良的时代人。一个人思想空虚则无灵魂、生活空泛则干瘪乏味、语言贫乏则味同嚼蜡。高尔基讽刺美国资本家：“他们像是有三个胃袋，和150个牙齿。”夏衍说：“杂文三忌，忌教条八股；忌怕这怕那；忌冗长。”同时不论是写新闻还是写杂文，一个记者应是杂学家。懂点文史哲，懂点社会学、逻辑学、自然科学，多看点名家作品，尤需要经常关心天下大事和民间疾苦，在“以人为本”的大潮流中，要具备民主法制知识，要具备现代公民意识，要懂得经济全球化里的世事纷纭。总之，“给人一碗，自己要有一桶”。写杂文要有思想、有论点、有知识、有信息。为此，不妨建立一个小小的资料库，手头起码要有五六份报刊，有所发现即剪而存之；在脑子里要有杂文题目库，随时记下自己的灵感，如小燕垒窝，随时丰富之；也如母鸡下蛋一样，写出一篇后头还有一串。文章写完了，要不厌千遍改。我体会，改文章有莫大的乐趣。有时我想到一个新意，睡觉中也要起来再改一遍。也许“痴”就是谋事必成的一种爱吧？

    “偏听则暗”

    不久前，和几个青年在一起聊着报，当话题转到报纸批评时，一个青年说：“我现在看报最爱看批评文章，什么团支书拖延青年入团啦、干涉女青年穿花衣服啦、什么领导干部坐汽车过街溅人一身泥的‘旁若无人’啦、自己和老婆孩子过得挺美，却不管人家的‘天河’啦……这些批评看了最带劲、最过瘾，而看别的都不够味。”当时其他几个青年连称有同感。坦白地说，就是我自己乍一听也觉得是道出我一部分内心感受。但是脑子稍一转，不禁愕然自问：这种感受对吗？

    同时我联想到最近在报界文坛上的一个争论，怎样理解干预生活。确如有的同志讲的，有一种流行已久的不成文法，这就是：“干预生活就是要大胆揭发生活中的阴暗面。”至于宣传生活中“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局部的、个别的”这种老实话，似乎已经是过了时的、老一套的东西了。这两件事情看来似乎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却反映了同一思想观点。

    无可否认，那种投身于生活的激流中，大声疾呼地向腐败事物宣战的态度，的确是我们崇高的品质之一。然而一个真正忠实于现实，关心群众思想成长的人，能够说干预生活中的阴暗面就是对我们的唯一要求吗？我们批评缺点，就是因为它阻碍了光明面的发展，损害了光辉的成就。唯有对成就有高度的爱，才能对缺点有高度的恨。所以，这就不得不使人怀疑，对祖国建设成就漠不关心，不感兴趣的人，研究缺点的劲头究竟是出于什么心理呢？

    有人说：“歌功颂德是老一套了，没意思。”但是不是应该看看写得怎样和怎么写的呢？我们生活中的功德事，各式各样，层出不穷，一点也不老套，很值得宣传。魏巍同志写的“最可爱的人”是歌功颂德的，它曾激起多少献身祖国的雄心壮志啊！

    又有的说：“功、德说多了，容易成为官僚主义者的挡箭牌。”我们按照生活的真实情况，既讲局部的缺点，也讲主流的成绩，这样可以动员群众更有信心地去生活和斗争，有什么不好呢？即使官僚主义者企图以成绩来抵消或掩饰自己的缺点，这种可笑的做法，是逃不过群众的眼睛的，是一触即破的。怕什么，总不能因噎废食，把我们工作中的伟大成就因此而湮没下去。

    还有人说：“成绩不说也是存在的，缺点不说却不容易克服。”其实不然，“偏听则暗”。有些批评道出了人们在喉之鲠，自然令人看了称快，但是如果单单是看这些东西才过瘾、带劲，而摒弃其他，那就好像对一个人只看到他嘴歪眼斜、脸上有疤、说话好打岔、思想不实际等等缺点的一面，那怎么会对这个人产生好感、爱感呢？推而言之，对整个国家生活只看到缺点、问题，那又怎么能使人热爱祖国、为建设祖国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呢？

    真正热爱我们祖国这个大花园的园丁会懂得，产除莠草是使鲜花成长开放的一项重要工作，而阳光、空气、水和肥料的供给却是更主要的工作。只有对鲜花关怀、热爱的人，才既能勤快地浇水施肥，又能坚决地产除莠草。

    有花衣服为何不敢穿

    这些时候，人们正纷纷“换季”。有位青年女工把花衣服从箱子里拿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之后，跑到棉布店买了身蓝制服；另一位女干部把花衣服染蓝了才穿……

    是花衣服坏了吗？不是。据说，她们之所以这么办，是现在正在号召艰苦朴素，穿花衣服怕人家说：“浪费！”这令人想起某年今日，有人把好好的蓝制服置之高阁，却借了钱去买花衣服，据说是“现在号召美化生活，穿蓝制服怕人家说顽固！”

    很明显，前者有花衣服不穿，看来是“素”了，其实是反艰苦朴素之道而行之；后者借钱去买漂亮衣服看来是“美”了，其实是歪曲了美化生活的真义。

    说穿了，就觉得这些事情都很奇怪。要艰苦就根本排斥在可能条件下讲美化；要美化就根本不顾必要的节约。我学过一点哲学，因此我想这大约就叫做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吧！然而这种直线条的看问题的方法，虽然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些事情，而其结果如何呢？事情常常是这样：不是碰壁就是闹笑话。一句话，这样的做法不会得到好的效果。

    这里，我们还应该知道前述两个姑娘之所以“闹笑话”，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人家说”。

    其实人跟人总有不同之点，意见“永远完全一致”恐怕是不会有的吧。因此，人活在世上恐怕也就很难不为人“说”，而“说”（ 舆论 ）也就很难都是一个调门。有的对，有的也对也不对，有的全不对，而且这三种情况往往是两头小中间大。因之，这里就给人们提出一个“分析”的任务来。这就迫使人们要想一下这些意见正确程度如何。对正确之“说”拒而不纳是固步自封；但不分青红皂白只要人家一说就脚软心怯，恐怕也是寸步难行的。

    父子二人共骑一驴行，路上行人见了就骂他们对驴惨无人道，压坏了驴，于是父子二人跳下驴来不骑，牵着驴走。可是路上行人见了又说他们有驴不骑，是傻瓜。于是父亲就骑上驴，儿子跟在后面走，路上行人见了又说大人不懂爱幼之道，不配做长辈。于是父亲跳下驴来让儿子骑，可是路上行人见了又说这儿子不懂尊老之道。这些议论父子听了很难过，最后就采取了这样的办法：还是把驴儿抬着走吧。我怀疑他们抬着驴儿走的时候，路上的行人见了难道就没有议论了吗？如果再有这样的议论那么怎么办呢？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主张的话，我想他们仍然只好听从别人的意见，为别人的意见所摆布。他们的悲剧也就在这里。

    我们常常提倡要谦虚，要尊重别人的意见。但究竟应当如何吸收别人的意见呢？这就需要自己首先有思想（ 注意，不是首先要有成见！ ），自己能够分辨是非。由于怕人说浪费，而不敢穿自己的花衣服；由于怕人说“没出息”，中学毕业参加光荣的体力劳动顾虑重重；由于怕人说是“毒草”，而有花不敢开，有言不敢说……如此等等难道能说是真正尊重人家的意见吗？要尊重人家的意见，同时也得看看人家的意见的正确程度如何。自然，真正要坚持一种真理，并不像吃块口香糖那样便当，而是要付出心血，要有在风浪中能够站稳脚跟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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