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写诗就知道邹荻帆老师。1973年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文学刊物做编辑时，从单位资料室里翻出一些大32K本的《诗刊》合订本，读上面发表的诗，被其中邹荻帆所写的有关洪湖和江汉平原的组诗深深感动，并为这位湖北籍的诗人所折服。见到邹荻帆老师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文联所开的第一次大会上。我陪原湖北省委宣传部的老部长曾淳参加会议，在饭桌上和邹荻帆坐到一起，邹荻帆那一口的天门乡音，吸引了我。但我只是个陪同人员，当时并没有和获帆老师交谈过。

    1981年，我写了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这组诗是我在房县当省委路线教育工作队员一年，回到城里来之后思想反思的真实写照。组诗控诉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农村的残害，歌颂了农民淳朴善良的美德。组诗由当时的《长江文艺》诗歌组长欣秋看中，决定在《长江文艺》1981年2月号上发表。我当时正在《长江文艺》作诗歌编辑，觉得用真名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有嫌疑，于是就用“易山”的笔名发排。这组诗发表后，反响不错，当时在北京音乐学院当教授的湖北籍老诗人丁力给我来信，说是《长江文艺》发了易山写山村的组诗，北京反映很好，《诗刊》已决定全部转载，他说他为家乡的刊物骄傲，不知作者是谁。接到丁力的信之后，我惊喜莫名。心想，写了好几年诗了，也发表了一些，但均没什么反响。这组诗看样子会在诗坛引起注意，但又偏偏用了个笔名，我当时要是用“刘益善”三字多好，用个“易山”，谁也不知道是我写的。这是我的私心杂念。

    憋了几天，我终于鼓起勇气，给时任《诗刊》主编的同乡诗人邹荻帆写了封信，希望能更换署名。没几天，荻帆老师就回了信，告诉我组诗已在5月号《诗刊》转载，由于已排就付型，更改署名已来不及了。荻帆老师在信中肯定了《我忆念的山村》这首诗，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并说了《诗刊》转载一点好诗的目的是为了起推荐介绍作用。最后荻帆老师对《长江文艺》杂志也给予了鼓励，特别是在信尾所说“家乡的刊物”，更是体现了老诗人的一腔乡情，他是时时不忘家乡的。

    荻帆老师的信是1981年4月23日写的。5月份，《诗刊》出版后，我一拿到刊物，看到上面转载的两百多行的《我忆念的山村》，心里就怀着对《诗刊》，对邹荻帆老师的深深感激，并决定以此为起点，要更加努力，写出好诗来，以不辜负荻帆老师的期望。《我忆念的山村》这组诗后来获《诗刊》1981一1982新诗奖，并被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诗歌卷》等多种选本，《文艺报》发表诗评家张同吾的文章，称此诗为“刻划中国农民性格特征的力作”。我想，如果没有《诗刊》的转载，此诗的影响是绝对没有这么大的。因此，几十年来，我心中常怀感激之情。

    邹荻帆老师如今已进天国，我写这小文，也是对荻帆老师的永远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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