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从《文艺报》上见到了昌耀于3月23日在青海西宁去世的消息，我愣了。昌耀，你是我心目中的真正诗人，你怎么就这样去了呢？待我接连读到几位朋友在悼念昌耀的文章中写到昌耀的病情及死，我当时号啕一哭。昌耀，你好苦；昌耀，你那些真正的好诗是从你的苦中泡出来的啊！
昌耀死了，中国当代堪称真正的诗人又少了一个。而且像昌耀这种诗人在中国当代是越来越少了，那些伪诗人倒是活得很潇洒，在那里喝酒写诗，写些离诗越来越远的分行文字。昌耀，你的诗不会因你的死而死，它们会长久地活在读者的心中，活在朋友们的思念里。
20年前的1980年，昌耀在《青海湖》杂志做诗歌编辑，那是他的右派得到改正后重新回到文学队伍中不久，我给他寄了两首诗。昌耀对我的这两首诗颇为称赞，很快发表在《青海湖》杂志上。我在其中的一首《冬荷》中写道：“秋风秋雨过后/残酷的严冬来临/一场自然界的浩劫/谁都没有侥幸//最后是死了/她是站着死去的/留下了洁白/留下了衷心。”现在想想，昌耀当年称赞我的诗，这几行诗肯定给他留下了印象。我在写冬荷，其实是在写他们这一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的命运及品格啊！
昌耀是湖南桃源人，17岁便与诗歌结缘，曾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后来在青海遭流放20余年。他的命运坎坷，但看得出来，他没有向命运低头，而以一颗诗人之心在抗拒着灾祸与苦难，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尊严。1983年9月，在新疆石河子绿风诗会上，我见到了昌耀，一个穿着朴素，个子不高，面色清癯，戴着宽边眼镜瘦削的中年人。绿风诗会聚集了全国各地赶到的160多位诗人，那时是诗歌的黄金季节，大家在一起谈诗喝酒研讨外加旅游，其乐融融，气氛滚热。但我发现昌耀却有些孤单与不合群。他不大多说话，很有点木讷，没事就一个人坐着，默默地，像在思索着什么。诗会上不断有新鲜事发生，从少年到老年，大家都放开了自己在狂欢。可这一切都与昌耀无缘，我总是能看到他那孤独的身影。绿风诗会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使大家一下子记住了昌耀。那天诗人们的车队外出参观，有小车、面包车和大客车，老同志或领导或名诗人坐小车与面包车，其他人坐大客车。昌耀没弄清楚这些，跑到面包车上，被一位工作人员请下来，让他坐大客车。昌耀这时面色苍白，嘴唇颤抖，突然就火起来了，觉得受了污辱，当下坚决不去参观，并且第二天提出回青海，拒绝再参加诗会了。这下可把主持者搞慌了，诗人杨牧向昌耀赔礼，其他朋友也劝解，才算是平息了这场风波。这件事肯定有误会，但昌耀维护自己的尊严以及他执拗的性格是表露无疑了。1996年12月北京开全国作家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代表名册上有昌耀，但我在会上却没见到他，这很正常。大家都在热乎地交往时，昌耀肯定又在孤单地走着或坐着想什么。昌耀后来当了青海省作协副主席，据说有些名家到了西宁有意探望，他却拒而不见，原因是他“不会说话”。
诗人昌耀走了，他走的形式与老诗人徐迟一样，是从楼上飞升而下的。昌耀患的是腺癌，并且转移到淋巴与全身。昌耀是青海的专业作家，他只写诗而很少写其他作品，而写诗又决不为写而写，产量很低。他一生写诗不多，三四百首而已。昌耀过得很清苦，诗的稿酬收入低。昌耀有3个孩子，小儿子在上高中，他的生活窘迫，据说在他病痛严重时，都不去医院医治，虽然医疗费用报销80%，20%自己承担，他也不愿。他宁可痛得用膝盖顶着胸部在床上号叫，也要节省下很少的几个存款，为他的小儿子上大学用。昌耀的死亡方式，实在是因为疼痛得受不了，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诗人韩作荣说：“他对死亡已无所畏惧，他对生很留恋，只是现实已回天无力。”
晶耀死了，中国西部矗立起一尊诗的碑石。昌耀，我在南方朝你拜谒：安息吧，我的一位诗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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