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北面是电视墙。墙的顶端，造了一个愣坎，上面请了个黄杨木做的菩萨。这木雕是三原一位民间收藏者送我的。佛完下面，有个香炉，我写东西写得太累了，便去香炉里上一住香。有一年，一位朋友从印度当年唐僧修行的那座寺院里，带来一把香回来。那香点着以后，奇香无比，整座楼都惊动了。大家报告给保安，保安敲门来查。从此这香我轻易不敢点了。有时只点一根，就对了。
电视下面那个平台，除了放电视以外，还堆放了许多的东西。这每一样东西都是有来历的。比如那一组《中国民间记忆》，就是李小超先生送我的。中国当代雕塑界第一人大约是刘开渠，我在广州市文联的三楼走廊里见过他的代表作《荔枝女》，我想说李小超的作品和刘先生的作品相比，只在其上，不在其下。小超对我说，恍惚中，他听见村子里的某一个人，在泥里朝自己叫，于是他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将那人从泥中捞出。
电视墙的两边，右边立着竖了一把古琴，这是西安工艺美术家魏庚虎先生送给我的。我不会弹琴，摆着它，冒充斯文而已。左边一字排开下来四幅陕北剪纸，团成团状，像四个红沱沱。顶上一幅，是羊，这是我老婆的生肖；第二幅，是狗，这是我儿子的生肖；第三幅，是鸡，这是我母亲的生肖；第四幅，是蛇，这是我的生肖。当年三口之家，我是家里的三把手，如今母亲来了，我降成四把手。
西边的墙，是一个大画案。这画案平日里是竖立在墙边的，合页固定着。用时，将画案抬起，将底下的腿子抽出，于是一面木墙，就变成一个大画案了。
西墙的旁边是当初的饭厅，如今的写作间。十年间，我在这里完成了十本书。著名的《胡马北风大漠传》，就是在这块八平米的房间写成的。
东面那面墙，当年装修了一个收藏柜，不过那里的收藏并不多。别人送我青铜礼器，我不敢要，别人送我仿制品，我又不想要。因此那里摆的，主要是一些带着我个人记忆的纪念品。
有一块木板，是从中苏边界一座废弃的碉堡上取下的。当年“白房子”时期，我是一个火箭筒射手，当苏军的坦克群成一个扇型向“白房子”推进时，我给我的碉堡里放了十八颗火箭弹。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当一个射手发射到第十八颗的时候，心脏就会因为承受不了这剧烈震动而破裂，但是，我还是豪不犹豫地为自己准备了十八颗。2000年10月1日，我回到“白房子”，坐在这已废弃的碉堡前，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我从这碉堡上取下了一块木板，打人行囊，带回家中。
这收藏墙，还有许多的东西，比如那个木楔子、那面小三角红旗，就是我1998年走人罗布泊时的纪念。那木楔子和三角旗，是罗布泊钾盐矿第一井的标识，我当时是看着青海格尔木物探大队打这口井的。如有一天我重访罗布泊，将把这两个物什带回去，送到那里的纪念馆。在此之前，我给罗布泊钾盐公司电话里已经说过。
还有那个羚羊腿做的马鞭子弓它挂在收藏墙的墙上，十分醒目。这是2004年，我在乌鲁木齐二道桥的小摊上得到的。我问摆摊的小孩，墙上挂的那鞭子是干什么用的。小孩说，当年有马骑时，用它打马，如今马没有了，挂在床头，老婆不听话，打老婆。这句话逗得我大笑。笑罢，我问多少钱一根。巴郎子说一百块钱一根。我说一百块钱两根行不行。巴郎子见说，一把拉住我的手，另一只手往我的手上一拍，高叫一声“成交”。兰州军区作家李竟付了钱，这样我俩各得到了一根马鞭子。
南边那面墙，居住十年了，一直是空着的，就像我的一生，还有一段空白需要完成一样。我知道那里将要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展示，但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2008年的冬天，我住了十八天院，病中我强支病体，画了一批小画。后来出院后，又画了一些。这样从画中挑出了个十二条屏，让人去裱。裱好后，将来就挂在这面墙上。洋洋大观，占满整个墙壁。
那画面上有古典美女和现代美女，有古文化人，有杖行天下的和尚等，蜂蜂拥拥，挤满墙壁。那抚琴的美女，沉吟着“夜阑珊琴为谁鸣”的句子；那现代美女的旁边，我则题上一行小款：“在西安这个北方大都市的冬天，装点这座城市的最美丽的一道风景，是街头匆匆而过的我们的女人们。”那古文化人，抱一捆竹简，倚树而立，旁边题上“一生挣得五车书”字样。而那苦行僧，一手举个化缘的钵，一手拄了拐杖，脚蹬麻鞋，边走边念道着“父母给了我们两只脚，为的就是用它来独步天下！”
所有这些客厅里的一应物什，靠客厅地板上的一块复合木地板托起。我常说我的客厅像个大肚汉一样，将这么多东西又容在自己肚子里，一切又那么井井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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