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石

    一个外科医生从我的胆囊里取出六百二十三颗结石。他将这些结石装进一个药瓶里，交给我。我问，这结石有什么用吗？医生说，什么用处也没有，只是装起来给你看看。医生还说，如果这结石是牛的，那叫牛黄；如果是狗的，刀肠叫狗宝；如果是蚌的，那叫珍珠。至于人的嘛，那什么也不是，那只是病。我捧着这六百二十三颗结石，感慨地想：它昨天还曾经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随我一起走动和思考，一起迎接宠幸和屈辱。因为医生这温柔一刀，它现在已经舍我而去，成为一个独立的物质了。我不忍心将它丢到垃圾堆里去，而是将它带回家里，放在书架上，与那些线装的书和平装的书为伍。我每天只要有所闲暇，就要端起瓶儿来看。久而久之，我终于发现这些结石还是有些用处的，他们是我过去的一部分，是生活的赐予，是情感的郁结。那每一颗结石里，都藏着一个旧年的故事。

    卖驴人和草标

    小时候在街道上看农民们卖驴。市场上有许多驴，这些驴和别的驴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四条长腿和两只耳朵。唯一不同的是，别处的驴额头光光的，这里的驴额头上都插着一根谷草做的草标。人们说插草标的驴是要出卖的，那草标就是出卖的标志。现在见那些作家学者、明星商贾在推销自己，见电视台在吹嘘他们刚刚播出的热剧，见各种作秀人物走马灯一样粉墨登场。于是乎，想起当年卖驴的情景。如今的街头上有多少人的额头上插着草标呀！不过今天的风尚与旧日有所不同。过去是卖驴人在声嘶力竭的吃喝，今天则是驴自己在吹喝着卖自己。

    可尊敬的妓女

    十二男性门徒见耶稣已死，于是全都舍他而去了。只有一个女人还孤零零地守在他的身边，这女人就是妓女抹大拉。这样抹大拉见到了耶稣复活的情景。“圣迹出现了，我主耶稣复活了！”抹大拉挥舞着裹尸布冲向街头，将这个惊人的消息告诉了人间。在读了这个故事以后，我们有理由膜拜任何一个女人，包括那些卑贱者和沦落者。

    罗布泊的苍蝇

    我在罗布泊古湖盆待了十三天。这个死亡之海唯一的定居者是那些花翅膀的苍蝇。当你大便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突然从什么地方飞来，然后落在你的排泄物上，拼命地吸吮着。这些苍蝇较我们平时见过的那些要小一些，颜色浅一些，翅膀很薄，上面有红色的斑点。这些苍蝇的祖先是谁？它们的种族是从那遥远的楼兰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的吗？它们又是如何延挨过这几千年的黑暗岁月的？在罗布泊，每一个生命诸肠值得向它膜拜，所以我称这罗布泊的苍蝇为伟大的苍蝇，高贵的苍蝇。

    罗布泊法则

    在西安水是两块钱一吨，在大连水是八块钱一吨，那么在罗布泊水是多少钱一吨呢？回答说水在这里是无价的。当我们往进走的时候，车穿行在沙漠中，老地质队员对我说，对一个有沙漠生存经验的人来说，他永远会跟在拉水车后面行进，这样心里才踏实。当我们在罗布泊湖心一座雅丹下居住下来的时候，帐篷则围着从汽车上卸下来的那个拉水罐而筑。但十三天以后，拉水罐里还是没有水了，于是雅丹下面一片惊慌，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一样。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是赶快逃离。

    罗布泊的经历给我以影响。当我回到城市以后，洗脸洗澡时，我都尽量节约用水。而当水龙头滴滴答答地滴水时，我的心里会一阵阵发紧发痛，然后神经质一般去赶决将水龙头拧紧。

    水在我的思想中不是两块钱一吨也不是八块钱一吨这个概念了。

    罗布泊之行给我提供了一个视角，叫我重新估价一切。从而，我发现人类所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秩序大厦，有许多伪善的成分在内。包括钱的使用，包括汽车靠右行，包括吃饭时用筷子或刀叉，包括用季季应时更换的服饰掩盖我们丑陋的身体，包括道德大厦里那种种清规戒律，包括人际关系里那种种约定俗成，包括聪明人之间那种种游戏规则。这些在惯常思维下都是对的，但是换成罗布泊法则，它们则什么都不是。

    空果壳

    人生非常像一群猴子在抢一个空果壳。力气大的猴子抢着了，砸开一看，发现里面是空的。

    中国的老庄哲学讲究一个“空”字，大约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没有抢着空果壳的猴子，我们是失败者。不过最大的失败者却是那个抢着了空果壳的猴子。他已经知道了果壳是空的了，但是脸上还得强装出得胜者和实惠者的笑容。他更累。

    猴戏

    人以为自己是在耍猴子。但是猴子的想法又是如何呢？它大约觉得自己是在耍人。它大约会这样想：瞧，一群围观者，一群白痴，一群若子。好在无法沟通，而我们也不屑于去知道猴子的想法，所以肩膀上架一只猴子，游走于乡间与城市的耍猴戏的，仍能一代一代地演下去，成为其糊口的一个职业。

    猴子的红屁股

    人和猴子原来是一拨的。后来它们离开丛林，向山下走去。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脚下出现了两条道路。于是，一拨认为应当这样走，一拨认为应当那样走，它们发生了争执。争执的结果是各走各的。这样，向左走的这群猴子后来变成了人，而向右走的那群猴子依旧是猴子——这是人的说法。

    这说法被年长的猴子听到了，它有些愤愤不平。于是它重新回到那个十字路口，从后来变成了人的那条道路上走过来，并且三步并作两步，赶上了人类。这个猴子来到城市里，在专卖店里偷了些最时兴的衣服，然后走上街头。当我们开会的时候，它说不定就在你身边坐着，并且和你搭汕，只是你茫然不知。因为它那有毛的脖颈被领带束着，所以你看不见；而即便你看见，也把它当作性感的标志——尤其对想人非非的女性来说。后来它坐到了主席台上，这下，它该露出马脚了吧，因为是如此的众目睽睽。不！一切都没有发生。猴子在坐得久了以后，有时会按捺不住，毗一下牙，裂一下嘴，或者自上而下挠一挠自己的小腿，或者会从被衣服遮住的皮毛里摸出一只虱子来，填进嘴里。但大家都把这看作是时尚，非但没有人怀疑这猴子的真实身份，反而引起满城青年男女的效仿。猴子是怎么暴露的呢？这完全怪它自己。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望着会场外那高耸的旗杆，和旗杆上飘扬的五彩旗帜，猴子感到一阵阵心痒难挠。于是，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它一纵身爬上高杆，并且在杆顶手搭凉棚，作远望状。“红屁股，红屁股，猴子的红屁股！”人们惊呼道，并指指点点。于是猴子只好溜下高杆，重新回到丛林里去了。

    不过据说又有新的猴子决心进行第二次尝试，它又混进我们的城市里来了。

    夜总会和台球

    中国的文化真是伟大，它能消融一切自认为是贵族的东西，并且立即将它平民化、世俗化、痞子化。在关中平原上的一个县，一片刚割过的麦田里，不知道什么人在地里搭起了一座帐篷。帐篷里吊几个电灯，放一台可以唱卡拉OK的电视机，然后帐篷外面，赫然挂上一个“农民夜总会”的横幅。生意很好，来农民夜总会的人往往是那些离家日久的麦客子，而充当舞女的人则是从四乡招募来的那些面色黑红的农家姑娘。台费则是麦客子掖着的一捆麦子。舞女伴舞的次数和热情往往视麦客子腋下这麦捆的大小而定，如果偶尔出一次格，也属正常的情况。台球在西方据说原先也是一项贵族的运动，它传人中国，并立即世俗化，也用了很快的速度。1998年秋天，我在大西北转了一个圈，路旁看到的最多的情景，就是在荒僻的公路旁边，在一颗树荫下有一个台球案，几个懒洋洋的人，衣衫不整，正在挥动着台球杆。这种情景在通往青海湖的路上见过，在进人罗布泊之前的最后一个镇——鲁克沁镇亦见过。那些懒洋洋的人和他们挥舞台球杆的姿势，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待到今天，恍恍然挥之不去。

    帽子帽子

    阿拉伯世界的智者纪伯伦说，我们年年都要换帽子，但是就是不换帽子下面的思想。纪伯伦这句话，相信是给整个人类社会说的，因为阿拉伯世界的男人女人们，通常只戴头巾。我个人则认为，这句话主要是针对法国人而言的，因为法国的时髦女人们，大约每遇春夏秋冬季节更替，她们都会换一顶新帽子出来。注意是新帽子，而不是去年戴过的帽子，因为巴黎沙龙的时尚是如此变换之迅捷。记得有一个电视专题片，专门谈的就是帽子，它从高顶尖帽、夸张的宽边遮阳帽、高耸着孔雀翎毛的塔帽，以及缀满奢华装饰的珠宝的帽子一路谈来，将帽子的流行史历历数遍。

    但是我将我的这一阅读心得告诉给一个法国女人并且等待着她的反驳时，这位法国女人淡淡地说，纪伯伦真是多事，我们法国人要思想干什么，我们只要帽子。说的时候，这位可爱的法国人还炫耀一般地把帽子重新戴了戴。“那么应当有思想呀！我思故我在！这女引像是法国人说的。”我问。女郎则这样回答：“让我们的邻居德国人去思想吧！”

    是的，喜欢留短发的德国人不太戴帽子，他们只是思考。

    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钱

    我有许多有钱的朋友。不过他们整天为钱苦恼着，不是嫌钱多，而是嫌钱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劳伦斯说过，一个男人，自从掘得一生中的第一桶金以后，他就懂得攒钱了，而攒钱也就成为他一生追逐的目标了，这样一直到死！我十分同意劳伦斯的这句话。我有一位作家朋友，他的口袋里大约已经有几百万了吧，但是还是贪婪地，眼睛红勾勾地盯着别人的钱袋。和他打交道，什么事情都要用钱来说。我还有一位炒股的朋友，他的口袋里也有几千万了吧，但是他是如此吝音。举个小例子来说吧，当朋友的凯迪拉克停在某一幢楼下，或某一处路边时，往往会从不知道什么地方蹿出来个戴红箍子的老太太。“停车费两块钱！”老太太伸出两个指头，一边说一边准备撕票。——“我不要票，一块钱行不行？”朋友在搞价。你想我站在旁边，多么尴尬呀！于是我尽量地站得远一点，听他们用两分钟或五分钟在搞价。这样的事情有时候会是朋友取得胜利，于是他会有一阵好心情，有时会是那戴红箍的老太太取得胜利，于是朋友的心情会坏上老半天。我还有一位朋友，他的资产大约已经有数亿或数十亿甚至上百亿了吧。我问，我说你们夫妻又没有孩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说，挣钱在他来说已经形成一种惯性，在香港，和他们处在同一基准线上的还有好些人，他要比过他们。

    我没有钱，不过我有思想。托尔斯泰有一篇短篇，叫《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土地》。托翁说，在俄罗斯的外省有一个贪婪的地主，他用一生的时间来掠夺土地。等他死的时候，他侵占的土地已经需要骑上马来丈量了。他要死了，佃农们在原野上已经为他挖好了墓穴。“让我最后一眼看看自己的安息之处吧！”这位伟大的地主说。于是，人们把他抬到了墓穴边。面对墓穴，地主突然一瞬间明白了一个伟大的道理，这道理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只需要三沙绳的土地——即可以把自己舒服地放进去的那么一丁点土地，就足够了！

    托尔斯泰的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庇护所，是我与世界保持距离，并且维持心灵平静的庇护所。不过，有时候，思想并不管用，它并不是金钱。譬如说吧，我现在接到作家张敏的电话，要去打麻将，于是我得翻翻自己的口袋，看口袋里有没有钱。又譬如说，我要到你所在的城市去旅行，我得用钱换成机票，再执机票从安检口通过。如果我说，我有思想，请放我过去吧，他们会把我当作神经病的。

    乞丐的死亡

    世界上最沉静的死亡方式，是一个乞丐的死亡。

    在那个山区县城里，有一个乞丐。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连本县城里最老的人，在他们的记事中，县城生活中就有这么一个乞丐了。县城不大，所有的人大家都彼此认识，所以这乞丐也算一个“名丐”了。他的知名度甚至要高过县长，因为县长基本上两年或三年一换。乞丐住在县城西北方向的一座倚山而掘的破窑洞里。这座破窑在乞丐居住之前是干什么用的，无人知道。从破窑通向县城热闹的地方，有一座石箍的桥梁。每天太阳冒红的时候，只见一堆“活动垃圾”，颤巍巍地穿过桥梁，走人县城。而到了黄昏，这堆“活动垃圾”再穿过桥梁，回到他的住处。县城的人不欺生，他们容忍这乞丐的存在，因为他们明白世界之所以叫世界，就是因为它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既然生活中可以有县长，那么为什么不能有乞丐呢？当然，县城的人们之所以宽容地对待乞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许多人在出生时，曾经得到过这个乞丐的祝福。他在过满月那天，背上背个搭链，登门造访，尔后用一种古老的声音在祝福：生下儿子考状元，生下女子赛貂蝉。这是这个地方的一种习俗，乞丐的祝福被认为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而作为回谢，他的祝福往往会得到一碗从席面上撤下的菜碟的底儿，于是乞丐蹲在墙角，将它吃完。

    但是县城的人突然觉得他们的生活中缺少了点什么。细细想来，原来是乞丐已经好些天没有在县城出现了。县城里少了一道风景，这使他们感到很寂寞。早晨太阳冒红的时候，大家会呆呆地望着桥头，等待那一堆“活动垃圾”出现。而如果谁家的孩子过满月，主人和客人都会期待那古老的祝福声会再在门口响起。但是没有，乞丐消失了，县城的人们这才感到，没有乞丐的日子多么寂寞啊！这座县城甚至都不像一座县城了。

    好事的人们预感到了什么，大家商量了一下，然后从自家门口走出来，穿过石拱桥，来到乞丐居住的地方。大家发现，这孔破窑洞已经用砖头，严实地封住了。大家小合地撬开砖头，将头伸进窑里去看，只见乞丐平静地躺在窑掌的位置，一应讨吃的用具整齐地摆在旁边——他已经死了。大家这时候明白了，为什么乞丐在讨吃的时候，他的搭链里偶尔会冒出从谁家的墙头偷塞进去的一块砖。

    乞丐没有惊扰什么人，就这样死去了。当他知道自己已大限不远的时候，他用偷来的砖头，从里边将窑洞洞口封死，自己为自己造了一座坟墓。他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这我们知道，他就在那座黄土崖下面——当砖头将窑洞封死以后，事实上那就只是一面黄土崖了。

    于是人们重新小心翼翼地将窑洞封死，然后离开。那封最后一块砖头的是我。我是骑在一个大人的脖子上，去封那最后一块砖的。在那一刻我突然热泪盈眶。我那时是一个中学生，喜欢读课外书籍，在书籍中我见到过许多伟人们死去的情景。比如普希金咯一口血说：“终结了生命，我终于得以解脱！”比如鲁迅咯一口血说：“速朽速朽！”但是在撂那最后一块砖时，少年的我觉得，这乞丐之死是我见过的最沉静和最壮美的死亡方式。

    老妇人的死亡

    我生平见过的最悲惨的死亡，是一位老妇人的死亡。

    那一年春天的天气，像打摆子一样，忽冷忽热。这座城市里，许多人都病了。市医院的心肺冶疗区里，住满了人。病房里住满了以后，还有许多病人住在楼道里。我的母亲也是从那一年开始，开始她后来的心脏病历程的。不过我的母亲没有死在那一年，尽管她的许多病友都死了，但是她活了下来。她能够活下来的原因大约是因为我的祈祷。我附在母亲的耳边说：“你要努力的活下去，活到21世纪。哪怕让21世纪的阳光，有一缕照耀你的床头也好。这样你就可以骄傲的对人说：我是一个活过两个世纪的人了！”我们的窃窃私语像在酝酿一个伟大的阴谋。不过这个阴谋得逞了，母亲活了下来。

    但是在那年春天，这个病区的许多人都死了。心肺病被认为是目下人类的第一杀手。这话是有道理的。每当早晨去送饭时，我会问：“那张床上的那个老太太呢？”母亲面无表情地说：“昨晚上走了！”于是我赶紧闭上嘴巴。有一位老妇人，有着少女式的尖下巴，一张小巧的白里泛灰的脸，身材很好，穿一件青色的风衣。如果不是她头上的灰黑掺半的头发，如果不是她耻骨上面那灰黑掺半的阴毛，你会把她当作一个少女的。

    她是在晚上半夜来的。病房里已经没有床位，楼道上也一张挨一张挤满了床，因此她被安排在大厅和楼道过渡期的那块空地上，铁床头上挂个“加床36号”字样。我是在早晨为母亲送饭时，看见她的，她的床四周围了许多人，医生正在抢救。母亲说，她夜里刚来时，曾经发出过凄厉的叫声，但是现在，叫声已经没有了，她已经被折腾得精疲力竭。只见，一个呼吸器罩在她的鼻子和嘴上，气流正往进灌着。她的坦露的胸前，安了三个起博器，一个在右奶的下方，一个在左奶的下方，一个在小腹上。有一个护士，两手按着胸脯，像在压一个坚硬的物体一样，使劲一按一按。每一按，能看见那监视器的针头在跳动一下。老妇人的头顶、脚底，则插满了针头。

    我不知道老妇人是哪里人，什么职业。不过从她的那张小巧的脸型看，她大约是南方人，而脸上那种高贵的受难者的表情，以及虽然灰黑掺半，但仍然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表明她是一个知识女性，或者是个站了一辈子讲坛的女教师。当然她的身份不会太高，因为这是一座平民医院。上面纯粹是我的推断。

    正在抢救中的老妇人，全身被扒光了，活像一只被扒光了皮送到实验室解剖台上的兔子。她已经没有了羞耻之心。或者说，她已经没有了意识。平日，那些她努力遮挡的部位，现在被无情地扒开。最初，当护士将她的上衣豁开，露出乳房，将她的裤子抹到小腿以下部位，以便插那些仪器时，一个大约是老妇人的妹妹模样的人，还在这些仪器被插上以后，伸出手，象征性地拽一拽，遮住那些不雅部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病人家属也麻木了，在医生的折腾中，那些不雅部分重新露在广庭大众之下。

    这下我便在匆匆一瞥中，看见了老妇人的阴毛，和那阴毛下面的留下快乐记忆的洞穴。这阴毛有一半是灰白色的。我在那一刻突然明白了白发其实是死亡的同义词，过去那些所有对白发的赞美，其中都有一种骗人和自欺欺人的味道在内。

    我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然后转过身去。我大声地叫着：“让她死去吧，求你们了！她一动不动，应当已经死了呀！”听到我的话，病人家属们互相望了一眼，没有说话。一个护士悄悄地在我耳边说：“她的大脑已经死亡了，不过心脏还跳动。而心脏是否跳动是判断死亡的医学标准！所以，没有办法，我们还得抢救！”

    我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住了，我逃了出来。第二天早晨，当我再去送饭的时候，“加床36号”那个地方，只剩下空荡荡的地面。母亲说，昨天又折腾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这位老妇人才终于永远脱离了痛苦。

    死亡不是痛苦，丧失尊严的死亡才是痛苦！

    中国的史书上说，有一位宰相路过一个村子，听见有人哭。原来，村上一位老人死了。宰相觉得很奇怪，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哭呀，能安安静静地老死在自家炕头上，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呀！这位宰相大约当时就预感到了自己不能善终的。后来，他果然被皇帝杀了。

    老妇人的死亡叫我想起这件掌故。我的母亲不懂这个掌故，因为她不识字，没有看过书。不过她还是说，我死的时侯，凉凉地走，千万不要送医院去折腾。

    小孩子的死亡

    过去，在我那遥远的乡间，小孩子的成活率是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如果一对夫妇生育十个孩子，那么，通常只有五个会长成人，而另外五个则夭折在半路。对于那些夭折的孩子，他会被迅速地遗忘，在活着的兄弟姊妹的排行榜中，他们将会被忽略不计。他们的安葬也是草率的。通常，他们会被用一张席片子卷了，扔在荒郊野外，让狗来吃。或者，装在一个瓦瓮里，埋在十字路口。或者，装在一个用白杨木信手打造的小棺材里，埋进乱扎坟里去。这些夭折的孩子是不能进人祖坟的，他们被视作某种邪恶的鬼祟之类的东西。如果他们是被埋葬的，那么在埋葬的地方，还会钉儿根桃木撅，将他们钉死在那里，以防他们找到回家的路，继续投胎这户人家，再一次捉弄和羞辱这可怜的人家。

    我在小时候害过一场病，差点成为这样的鬼祟。那天晚上平原上的月光很白，全家人都在磨坊里推磨，我熬不住，就靠着磨坊外面的墙根下睡着了。这样我感冒了，全身火一样发烫，鼻子口里向外喷血。我大约在屋子里躺了有一个礼拜吧，恍恍惚惚地，只感觉到有一个江湖郎中来给我看病，还有一个巫医，口中念念有词，燃起黄表，为我叫魂。最后，我还是快要死了。我已经感到自己要离开这户人家了，这时，年迈的老祖母把我搂在怀里，她这样说：

    “黑建，你不要再折磨婆了。如果你是来要账的，那么，现在你就走吧，我们不拦你了。也许我们是前世欠你的，可是前世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现在，仅仅出于怜悯之心，你不要再折磨这户人家了，你上路吧！如果——你不是鬼祟，而是婆的孩子，那么，你就勇敢活下来，不要再吓婆了，我们已经经不起这个折腾了！”

    在恍惚中，我听到了这个声音。我明白自己不应该走，不应该和那些代代相传的关于邪恶鬼祟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我还要吃第二年产下的新麦，我还要看平原上的白晃晃的月光，我还要站在老崖上看每一年渭河水的河涨河塌——于是，我挣扎着往这边想，然后睁开了眼睛。

    睁开眼睛的我朝老祖母疲惫地笑了笑。祖母的目光捉住了我的目光，四目相对，我们达成了某种默契，这默契就是我要活下去！

    这已经是我早年的事了，如今说起它来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婆已经死亡，她的坟地上前些年开满了紫色的首信花，现在则已经被夷为平地。婆在临死时，给我发去一封电报，然后让人把自己抬到大门口，她的眼睛瞅着官道，一眨不眨地瞅了五天。五天头上，她说，黑建不会回来了，我已经多等了他五天。现在等不及了，我得走了。说完，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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