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的文化界、文艺界、文学界似乎更应该有一个自己的“钱学森之问”。
几年前，我和一个美国访问学者西安对话。她说，中国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巨人，但是，中国永远不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因为这个巨人只是一个跋脚的巨人。它缺少文化支撑和文化输出，缺乏文化的力量。
我请这位女访问学者再详细地阐述。她于是举例说，中华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几乎等于零，对欧美价值观的影响几乎等于零。中国没有一本书，或者一部长篇小说能够进人欧美普通家庭的书架上，成为他们的必读物。
对此，我能说什么好呢？我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她说的是事实。因为十多年前，我曾经与西班牙作协主席对话。当我激情地向西班牙文学致意，大谈堂吉诃德时，作为对等原则，他们接下来应该谈一下中国文学了。我睁大眼睛等着。他们交头接耳了半天，最后，七位来访作家说，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全部了解，只有五个字，那就是“床前明月光”。
女学者的这些话叫我惊讶和震撼，而嗣后这“钱学森之问”又叫我在惊讶和震撼之余，产生深深的反省和深深的忧虑。
记得，十年前的那一次文代会上，领导人在讲话时，就真诚地呼吁说，希望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为即将到来的这个伟大民族复兴事业提供智力支持，希望我们有自己时代的经典出现，为世界文化宝库增加一砖一瓦，为中华文明宝库增加一砖一瓦。
那么，文化界、文艺界、文学界做到了？回答是遗憾的：没有做到。
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浮躁的。我们看到的浮在水面上的那些艺术品几乎都是速朽的。我们看到伪大师活得最好。我们看到艺术不断地被权贵绑架，被金钱绑架，被炒作绑架，被各种名目繁多的评奖绑架。真正的艺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历朝历代的先贤们正站在高处，嘲笑这个看不懂的世界。
当年的鲁迅先生，有感于国民的麻木，放下手中的外科手术刀，换成一个名曰“金不换”的毛笔，拯救国民性，救救孩子。如今，国民性得到拯救了吗？没有，较之先生的年代，更见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先生有知，大约会后悔自己的跳槽的，倒不如继续握着手术刀，真真实实地救几个人。
我们没有大师，我们没有重要作品，我们没有能构建出恢宏大厦托尔斯泰式的鸿篇巨制，没有能像萨特、加缪一样在人类的精神高处飞翔，我们只是一些华丽的小屋。然后我们自己躲在这些华丽的小屋里自得其乐，孤芳自赏，夜郎自大。
绘画界更是如此，它大约是被绑架得更彻底的一个门类。
真正的艺术不是这样子的。好像南美洲有一个作家，他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一口井，然后在井里写作，在井里思考世界和宇宙问题。吃饭、大小便，都是妻子用一个篮子将这些吃食和排泄物吊上吊下。这位可敬的作家据说在井里待了许多年。
文化经历这些年的冲击和伤害，已经欠缺得太多了，要想在这个基点上起步，在这个基点上发展，甚至比在原本是一张白纸的情况下的发展，还要更难一些。
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世界总得发展嘛！
现在适当其时，高层提出“文化强国”这个概念，我很赞成和拥护。
“钱学森之问”中提到中国没有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而一蟹不如一蟹。较之那些老科学家来说，中青一代的科学家更弱一些（就竞争力而言，创造力而言，影响力而言）。而我想说，文学界的情况大约也是这样。十五年前，我写过一篇名叫《诺贝尔文学奖距离我们还有多远》的文章。我说，当我们抱怨那个奖忽视和怠慢东方这个伟大国度和庞大文学群体时，我们先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描写伟大时代的鸿篇巨制出现，我们有没有能深刻地拷问和鞭挞人类灵魂的哲思之作出现，我们有没有能照亮人类前行的火炬手般的创作者出现。
没有的！哦，没有的。这浑浑噩噩的一群，这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群，这蒙受你恩惠最深，爱你却爱得最浅的一群，这寄生在体制肌体上的精神贵族们！在这里我想说，我们的文学甚至较之东邻日本、西邻印度，还有许多的差距。
这就是我尝试说出的“文化界的钱学森之问”。
大河的流水一点不喧华
画家王有政先生身上有佛性，无喜无怒，无善无恶，无美无丑，这叫大虚无。人修炼到这个份上，就算成精了。一般人，包括艺术家，达不到这个境界。这得有两个因素做垫底：第一得是从娘胎里带来，佛家相你一面说，这人是个可度之人，就是这个意思；第二得是铆着劲儿，一条道儿走到黑，这样才能走到这个境界。记得托尔斯泰走到晚年的时候，环顾四周，能和他同行的人已经不多了，于是他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但是他还得走，因为这是宿命——有追求的艺术家的宿命。
这十年，王有政先生和我是近邻，所以常常见面。看他作画，一起喝咖啡，一起去大澡堂里泡澡，一起去参加当地街坊的红白喜事等等。见得多了，便想为他写一点文字，可是几次提起笔，却又觉得无处下手。我总感到我没能抓住他。
一个成功者（姑且这样说吧），他总该有些非同凡响的东西存在的。你得找到它，才好写。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看到的这些就是全部。不是这样子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中国人内敛一些，他将精髓的东西会埋得很深。
给王有政先生带来极大声誉，奠定他中国画家地位的作品是那一幅名作《悄悄话）。自《悄悄话》之后，他画了大量的陕北题材作品。这些题材作品以甜美动人、楚楚可爱的陕北少女，沧桑淳朴、厚重大气的陕北老农为表现对象。
我十分地喜欢他的这些画作。这些作品里有两样东西叫我感动：一是它的平民化倾向，二是它对生活中的美的那种发掘和由衷地赞美。
以前我端详这些画，寻找它的来龙去脉。我把它归结于有政先生对自己早年农家生活的怀念上。当然我这种揣摸也对。（记得，当有人问起高尔基最好的文学早期训练是什么时，高尔基即声回答：苦难的童年。）但是，在后来与有政先生深谈时，我才明白我的揣摸仅仅是得之皮毛而已。
1978年，也就是《悄悄话》获奖的前一年，有政先生到陕北跑了四个月，佳县、吴堡、米脂、清涧，等等。与他同行的有绘画理论家刘晓纯。刘先生对他冲破当时的时代气息，确立自己的艺术风格，给予了重要的影响。这是其一。
其二则是，当时王有政和几位陕西的画家郭全忠、王宁宇、程征等等，都正雄心勃勃，开始开辟自己的道路。他们在一个类似沙龙那样的气氛中，探讨艺术。王有政说，在探讨中，他突然明白了一个东西，这就是一幅画必须有“核儿”。原子弹这东西，小小的一点，它能产生多大的能量呀！这东西或者又叫“魂儿”，就是说，一幅画，如果没有魂儿，那它就是死东西，就是物件的堆砌与摆设。
“魂儿”这个顿悟，是有政先生参加一位青年朋友的葬礼时悟出来的。这位青年溺水而死，他就摆在殡仪馆里。构成一个人的所有东西都在，但是他死了。以画家眼光看来，他什么也不缺，正像一幅人物画一样。那么他缺什么呢？王有政这时候想起老家人说的“魂儿”这个东西。
“必须有魂，即使缺胳膊少腿，也比僵尸强！”王有政一拍大腿说。
其三，那一阵子，促使这位画家破茧而出的，当然还得力于深厚的学养。这正如王有政时常感叹的那样：“必须走到那个地方，才能把那一层窗户纸捅破。”
“对我一生影响比较大的两位艺术家都是外国人，一个是罗丹，一个是米勒。”有政先生说。
他说，1996年的时候，他曾经和画家杨晓阳先生一起，前往法国巴黎枫丹白露森林里去住过一阵，体味米勒。他还说，他最崇拜的人物是米勒，一生都在努力地接近他。米勒把农民画到骨子里去了。他还说，印象派画家梵高一生崇拜米勒。话到这里，他说，伸展一个问题。绘画作品有的注重皮，有的注重瓤。从瓤来说，米勒和梵高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皮不一样了。印象主义出现，皮开始不一样了。
说到米勒，我这时候才敢说，我终于抓住这位画家了。
我家里的墙上，就有一幅米勒的《拾麦穗者》的复制品。一位劳动妇女，正在俯身拾着田野上的麦穗。她脸庞宁静得如同修女，她的弯着的腰肢疲惫有加，世界在这一刻好像窒息了，让位于她。这是对劳动者的一首赞歌。
出处原来在这里，我知道了。
“全世界人的哭声都是一样的。”王有政先生说。他举个例子说，1962年我母亲从山西老家到四川看我姐姐生孩子，四川话母亲一句也听不懂，因此这位平日足不出户的农家老人感到很陌生很害怕。待到孩子一出生，“哇”地一哭，母亲笑了，她说：“小孩的哭声都一样。”
米勒的油画中那种深刻的人民性，那种对苦难的理解、对劳动的理解、对生存的理解，被东方的一个画家感觉到了。
“我达不到米勒那一种深沉。我很明白这一点。这是文化环境所决定和限制的。因此如果说要比较的话，我也许更接近于一个叫米高里斯库的罗马尼亚画家。”王有政先生有些无奈地说。
你看，成功的人总有他成功的道理吧！因为一个《悄悄话》，我刨根问底，终于刨出了上面三条促使《悄悄话》问世的理由。人们往往忽视这个艺术准备期，而只看到后面。其实这也许是最重要的。
王有政先生后来的画，实际上一直是沿着这个路在走着的。只是显得日益博大，日益厚重。
“我要为全国美展准备一件重要作品了！”有一天，他这样对我说。
这件作品就是后来在那届美展获奖的《母亲——我心中的佛》
王有政先生是个大孝子。母亲在世时，他每年都至少回一次家，然后在母亲的老土炕上睡一个晚上。“和老太太睡在一起是一种待遇！”他说。他的母亲前年去世，享年九十多岁高龄。作家张敏曾随。有政先生一起回去操办丧事。
我没有见过有政先生的母亲。他的画室里有母亲的照片。这位老太太瘦长脸．，尖下巴，脸上有一种慈祥和圣洁的表情。她年轻时候一定是个乡间大美人。山西万荣与陕西关中隔黄河相望，这里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照片上这位饱受几千年农耕文化浸染的老太太，给人一种沁透到骨子里的中国感觉。
大约是因为预感到母亲将不久于人世了，有政先生决定倾注自己一生的感情，来为母亲唱一支颂歌，来为中国的劳动妇女唱一支颂歌，来为伟大农耕文化唱一支颂歌。
“不管是将军，还是商贾，或是贼娃子，或是农村的小脚女人，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社会角色。我要表现人，表现人性。人性是超越阶级，超越人种，超越富贵贫贱的！”王有政说。
《母亲——我心中的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圈内所公认。它成为有政先生绘画创作的又一件里程碑式作品。
我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当一位艺术家艰难地向更高的台阶完成突破时，往往不是靠理论，而是靠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诚实态度这两样东西给他以暗中佑护。
正是靠对母亲的那种圣洁的、感恩戴德的、依恋的，像海洋一样深厚和泛滥的游子之情，促使他构思和完成了这件作品。
正是有政先生那种诚实的、朴实的人生态度和对绘画艺术的态度，促使他构思和完成了这件作品。他又一次受益于他的阅历。
有政先生说：“人分三种。一种是生而知之，毛泽东是天才，我家乡的蒲剧演员武俊英是天才。一种是学而知之，这得经过艰苦磨炼。第三种是学而不知。咱是第二种，比一般人强一点！”
有政先生说：“我是吸铁石，只能吸铁，不是什么都能吸。它吸收它要的东西！”
有政先生说：“我的绘画样式不是玩样式的。我的样式中没有非常独特的东西。我这个画家在中国画坛还有一席之地，是因为有独特的角度。”
有政先生说：“把素材放在一起，立即有一个‘独立生命’出现！”
有政先生说：“一个艺术家的功力，主要在提纯。张艺谋就有提纯的能力，例如《菊豆》。”
有政先生说：“内核一出现，一切的素材就必须听从它的调遣。它本身就规定了你要啥，不要啥。如果没有核，或者核不明确，你在选材时就没有取舍标准。”
有政先生说：“到了这年龄了，我祟拜我自己。当年我还不行的时候，我就轻易不服气人，艺术上很倔辈。我还啥都没有的时候，对啥都瞧不起。那时我艺术上没有达到，但是眼界达到了！”
——这是我信手记下的有政先生关于他自己、关于绘画艺术的只言片语。
我理解这些话。也许，只有像我这样的在文学炼狱里煎熬过大半辈子的人，才能体味和理解这些画里面的含金量。这是一个饱受艺术磨难之苦的人的千虑之一得。每一个年轻的后来者，如果他聪明的话，都应该用一生的时间来琢磨这些话。
在与我的交谈中，王有政先生除了谈到米勒，谈到罗丹，谈到米高里斯库，谈到刘晓纯，谈到刘文西之外，他还反复向我谈到赵望云的作品。
“你看这位大师多么朴实无华呀！他那样来画人物，他画农民的时候，那扎着的裤角、那粗布鞋，都强烈地向我们传达着一种泥土气息和乡村气息。而这一切又看不出丝毫的技巧和匠心，好像生活本该就是这样子的。赵望云先生像我家乡的黄河，黄河的水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大浪，但它深沉！”有政先生说。
事实上，有政先生自己也是一条大河。记得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家刊物上有个“语丝”的栏目，那里面有一条叫“小河的流水日夜响，大河的流水一点不喧哗”。当我动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就想起这句话。
通过上面的这些事和这些话，我想我将画家王有政的轮廓，已经勾勒出来了，尽管是粗线条的急就章。
我在文章的开头说过，我苦于自己因为抓不住这个画家而不敢贸然下笔。我想我现在是抓住了。而在关于他的阅历、他的绘画思考、他的艺术实践这等等的一番浏览之后，他最后谈到的“到了这年龄了，我崇拜我自己”这句话，更叫我赞赏。
这位画家在生活中，在做人上，在接人待物上，是很低调的。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而在他的绘画世界中，他是张扬和孤傲的——这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想要有所创造的艺术家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如果没有这一点，一切都无从谈起。
有政先生今年六十有二了，他还在他的艺术道路走着。我难得见这样清醒的人。他常要画一些应酬画。每次画完，他都责备自己，说这些画与艺术无缘，它们会速朽的。他希望把自己心目中那些美学理想，寄于笔墨，画一些能够传世的东西。“哪怕能传二百年也好。”他说。
有政先生现在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在北京居住，这样见面就少了。出于友情和对有政先生的敬重，我强使自己放下手中的活儿，开始写这篇文字。我对自己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当文章就要结束时，我打电话，有政先生说他正在山东沂蒙山区采风。
这位画家以最传统的姿式握笔，站在宣纸前，以一种低沉而迂缓的声音对世界说——
我热爱生活！
我喜欢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
我希望通过我的画面与人们对话，将我对生活美好的感受与人们共享！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