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看王蒙

    这些年来，我有许多机会就近观照王蒙。但是一直没有为他写点什么，研究性的，批评性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统统没有。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我既个像一些理论家希望通过对作为部长的王蒙的连篇累犊的“论”以至写出一部厚厚的专着来“论”，而希冀得到什么，也不像某些灰视的先生们那样不惜用大字报式的文字来“批”怍为作家的的王蒙想捞到什么，于是就闭上了嘴。搁下了笔，什么都不说，仆么都不写。但这一次，为了我主持的专栏的补白，就不能不写上一篇了。

    在同王蒙不短时间的交往中，我觉得他除了才华横溢、机趣睿智、妙语连珠外，最重要的是对朋友，对间志的真诚，无论是当部长，当中央委员，还是当个普通的作家，他都是平等待人，真诚待人。

    记得1985年冬天，中国作协四大刚开完不久，王蒙作为抓工作的常务副主席找创作研究室的几位研究人员一起聊聊创作情况，一位同志在谈到当时正在兴起的寻根文学时谈到文化小说，人文化等与时看来颇新鲜的概念，王蒙插问了句：什么是文化？于是那位同志滔滔不绝地说起她所了解的“文化”的概念，有点玄，于是王蒙笑着说：行行，我明白了，您所说的是大文化，吃、喝、拉、撒、睡都算在里面……一下子，把大家逗乐了，原来有叫拘谨的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了。大家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王蒙不时插话，谈得十分融洽。这就是王蒙，只要他到哪里，哪里的思想就活跃起来，气氛融洽起来。

    1986年以后，王蒙当上了文化部长，比较忙，我几乎不怎么找他，一方而没什么事可找，一方面也不想求他安棑个什么位置。但1987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工作之后，却常有一鸣率非找他帮忙不可，一般说来，只要他做得到的，他都认真办。到国家教委备案以便成为进入系列的正规高校，是关系到鲁迅文学院发展的大事，于是想到作为部长的王蒙，我们起草广一份给闻家教委的正式报告，请王蒙转交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于是在1987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我叫鲁迅文学院的两位年轻的间志来到当时还住在虎坊桥作协宿舍电的王蒙家。他虽然十分繁忙，还是腾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接待我们，不仅答应转交报告，还指导我们对报告进行修改，并想办法做李鹏的一些工作。后来，虽然由干种种的原因，方案暂时不成功，但李鹏给王蒙回了一封信，他还特意复印了―份通过秘书转交给我们，有个交代。关于鲁迅文学院办学的问题，王蒙一直十分关心，到了1989年春，还提出把鲁迅文学院的行政领导权（包括人事、财政）划归文化部，业务上由中国作协指导的联合办学，以便止式备案的构想，还指示由分管教育的当时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过问此事。鲁迅义学院有关人记还同英若诚接触了几次，讨论具体方案。可惜由于1989年春夏之间的政治风波，一切都有了大的变化，此事也就没有下文了。但对于鲁迅文学院的发展前途，王蒙是关心的，也是尽心的。

    王蒙对鲁迅文学院教学工作的支持也是举不胜举的。对为了落实他倡导的作家学者化而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两期文学创作研究生班以及常年举办的文学创作进修班、研究班等，他不仅关心，且每期都抽空授课，有一次还由他牵头，组织首都一批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为各班学生举行系列讲座，轰动一时。王蒙每次到鲁迅文学院讲课，都不超一般性地谈创作，更不是应景敷衍一下，而是认真准备，有一个颇为引人注意、信息量大、有新见解的话题。例如有一次讲的题目是《小说的可能性》，很有学术性，我们根据讲课录音整理成的文稿，还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在大学的学报上发表过。

    说到王蒙的办事认真，平等待人，还不能不提到他1996年春天接受北京爱文作家文学院颁给他的第二届爱文文学奖的事。北京爱文作家文学院是一家民间创办的文学机构，是我一位学生主持的。评选和颁发爱文文学奖，是爱文作家文学院每年要办的一件大事，我自然要过问并全力以赴地投入。1995年春天，当我们把首届爱文文学奖授沪著名作家张承志并在新疆驻京办事处的小礼堂举行广隆车：而简朴的颁奖仪式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1996年春天，照例我们进行第二届爱文文学奖的评选和颁发工作。经由袁鹰、李国文等十数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组成的评委会的评选，确定王蒙为第二届爱文文学奖的得主。开始，我们还担心他不乐意接受这项民间的文学大奖，于是请一位青年作家去探了探口气，得知他对此表示出一种出乎意料的热情后，我才同他进行了接触。之后，王蒙不仅以获奖者身份被动地接受这个奖项，还主动地参加了颁奖仪式的各种准备工作，还抽时间到北京东郊一个不容易找到的北京爱文作家文学院的办公地点巡视，并对爱文作家文学院的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在颁奖仪式上，他表示在曾经接受过国内外几十种文学奖后对接受爱文文学奖这个民间的文学大奖的重视和喜悦。这一切，都给我和爱文作家文学院的主持者一个很大的鼓舞。

    我同王蒙之间，属于工作上的交往并不多，我们之间的来往大多属于朋友之间的私人交往。我同王蒙，无论是在文坛和社会上，就地位、成就和知名度多方面来说，都不是等量级的，我们之间照说有很大的差距。由于我们之间的交往不带任何功利的目的，于是很坦然，并不足得矮他一头。我们是朋友，于是就是平等的。在他面前，我丝毫没有那种在某种大人物或大权在握、可以操生杀予夺之权的当权者面前通常所有的压迫感和局促感，而是感到从容、自然、融洽，可以随意谈笑，也可以随意神聊。我们之间的交谈，常常是无主题的变奏，也都是属于“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那种自然式的。于是，这种神聊，这种交往，带来的是相互的愉快。

    正因为如此，我想愿意保持同王蒙这种朋友之间的松弛的真诚的关系。尽管有的权贵提出警告，也不去理睬他。我照样到王蒙家里去，敲开他家那扇红色的但已不崭新的大门，在他的不大的然而舒适的客厅里聊天，到他家的餐厅甲。喝他的夫人崔大姐精心调制的并不坚硬的稀粥，或者，同他们夫妇结伴而行，到外地去“走穴”，参加一些地方性的民间的文学活动。丁是，我更深人地了解到一个作为作家和平民老百姓的王蒙。

    从这种朋友的交往和较深入的了解中，我感受到王蒙家庭的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也发现王蒙事业成功的另一个因素——家庭营就的良好的小环境。

    王蒙的夫人崔大姐轻位心地善良，宽厚待人，细心周到的老大姐。她不仅悉心照料着王蒙，也关心王蒙身边众多的朋友们。我的孩子有病，在家休养。有一次我们一同到外地参加活动，我把这个孩子带去去，路上患了病，是崔大姐一路上照料他，七八年来，她一直关心着这个患病的孩子，这件事很让人感动。崔大姐不仅是位贤奏良母，也是位未被认识的作家。她从学校退休后，不仅主持家政，而且写了不少东西，其中不仅有关于王蒙在新疆和青少年时代生活的传记性的记述，还有一些以王蒙的署名发表的短篇小说。她的文字雍容大度，亲切动人，其是文如其人。有一次聊天，王蒙说，我如能从他的文集中把崔大姐写的小说辨认出来，辨认出五篇请我吃“肥牛火锅”，辨认出三四篇请我吃烤鸭，辨认出两篇则在他家里吃便餐，当然，一篇也认不出来就倒请他们夫妇一顿。由于工程浩人，近年来杂事缠身，一直抽出时间去从头至尾地翻阅《王蒙文集》，同王蒙赌上这一赌，赢他一顿“肥牛火锅”。但是，他家的并不坚硬的美味的稀粥倒是不必大度就可以随时享用的。

    关于王蒙的话题倒是可以再聊下去。这篇补白性的文字已经写得不短了，到此打住吧。

    我倒是愿意表一个态，我不满足于同王蒙聊天，还想认真读一下王蒙的作品，做点研究，尽点评论者的责任，也写上那么一箱不太长的但是有我的真实见解的《王蒙论》，这也不枉同王蒙交往这一场。

    说不尽的王蒙

    从1953年动笔写长篇小说处女作《青春万岁》算起，王蒙至今（2003年〉已有50年的创龄。为庆祝他从事文学创作50周年，他担任顾问和文学院院长的中国海洋大学不久前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为他举办了“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一百多位学者、作家就王蒙的小说创作、王蒙的文学思想、王蒙与古典文学，王蒙与外国文学、王蒙在新疆等专题发表了60多篇学术沦文，进行了热烈而严肃的学术研讨。会议期间，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蒙文存》23卷举行自发式，主持谢画（壬蒙诗，谢春彦配画）展览也同时开幕。研讨会盛况空前，取得的学术成果也相当丰硕。

    王蒙是什么人呢？

    如果以担任过的职务来说，王蒙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部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闰海洋大学顾问、文学院院长等，兼职更是说不尽。

    如果以其头衔来说，他是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等，在这次闻际学术研讨会上，人们又冠以“旗手”、“旗舰”、“天马”、“青鸟”等种种荣誉称号。

    其实，依我看来，无论是曾经担任过的职务还是现在担任的种种职务，抑或是种种虚衔和称号，对于王蒙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收在《王蒙文存》中的23卷作品和未收入文存的其他作品，这50年来所发表的近千万言的多种体裁的作品和他50年来所走过的坎坷而丰富的人生道路，无论对王蒙还是他的读者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从这近千万言的作品和他的人生道路中，我们发现，王蒙是说不尽的……

    王蒙是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探险家”。在研讨会上，有位著名学者分析了王蒙从事小说艺术探险的四个阶段和取得的艺术成就，指出上个世纪50年代所发表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突破了当时文坛流行的阐解政策条文的小说模式，力求把艺术视线转句人的平凡的生活和情感及人的丰奋性和复杂性。他的小说艺术探险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以《蝴蝶》、《风筝飘带》、《容之声》、《夜的眼》、《海的梦》等一批作品为代表，以淡化故事为起点，以时间的变化为纲要，以揭示人的纵深的精神世界为目标，以丰富的灵动的心理描写为主要特征，创造性地引进和运用了意识流的艺术手法，使中国小说艺术走问现代，走向开放，走甸自由，走向多元。他的小说艺术探险的第三阶段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另类小说《杂色》和《坚硬的稀粥》为代表，隐喻、象征成了小说的结构要素，使小说在现实性的基础上获得了文化哲学意味。上个世纪90年代是王蒙小说艺术探险的第四个阶段，代表作长篇小说“季节系列”，包括《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等四部长篇小说。

    在这个“季节系列”中，出现了语言的狂欢，描写的拼贴、杂交、戏仿，以解构策略对当年看似神圣的事物进行了喜剧性的反思，并在小说叙事学上对“叙”什么和怎么“叙”进行了大胆的成功的试验。

    王蒙又迠位小说文体家，他在长达50年的小说艺术探险中，不仅对当代小说艺术有了成功的探索和拓展，在小说文体上也有成功的创造。有人把他在“季节系列”中创造的文体称为“狂欢文体”，笔名？则认为他的小说文体戍称为“骚体小说”更为恰当。因他的小说继承广中国文学史上由离骚、汉赋所创造的铺陈排比，重作抒情的文体传统，又有所创造，遂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骚体小说。这种义体创造的意义也楚不可低估的。

    王蒙又是位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对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所做出的才华和实绩使我们这些专业文学评论批评的人汗颜。他在《小说的可能性》一文中对小说创作艺术空间的阐释是创造性的理论发现，他在众多评文中对当代诸多作家的批评也是相当有见地的。

    王蒙还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他对《红楼梦》研究和对李商隐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已达到这两个领域的学术前沿，为红学家和李诗研究者所公认和尊重。

    王蒙的作品被译成数十种外国文字，他20年来足迹遍及五大洲，他的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他又通晓英语，能用英语同外闻人交谈，还翻译了一些英文作品甚至新西兰的毛利语作品。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个世界性的作家。

    王蒙在新疆生活长达16个年头，他同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民成了真正的朋友，他学会了维吾尔语，能用这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交谈和写作，也曾把一些用维吾尔文写成的作品译成中文，他也被誉为语言的天才。

    王蒙是位文学活动的杰出组织者，在他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数年间和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将近20年的岁月中，他关心爱护奖励青年作家，经他推出和指导的青年作家究竟多少，谁也无法说清楚。仅从他的文存中，发现他为舞年作家作品所作的序竟有数卜篇之多，可从中看到他在这方而的业绩。

    对了，王蒙还是位颇有建树的诗人，无论新诗、旧体诗词他都相当精通，都有不少佳作，“王诗谢画”，即由上海画家谢春彦根据他的旧体诗词诗意作的画，不仅一再成书出版，这次画展也成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大亮点。

    王蒙是说不尽的。

    人生七十古来稀，年近古稀之年的王蒙，仍然体健神足，思维敏捷。50年的创作生涯亦取得细说不尽的成就，只能画上个分号。作为他的一个不起眼的朋友，对他50年来说不尽的成就，对他的七十华诞，只有衷心的祝贺和热切的期待。

    从维熙二三事

    我之认识从维熙，不是读他的名噪新时期文坛并因而获得“大墙文学之父”美誉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而是读他复出文坛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国草》，此作出版于1983年，当时我正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分工阅读和评论长篇小说，因此作为工作需要首先读它，并应《中国青年报》之约写了评论。《北国草》写的是50年代一批北京知青到北大荒创业的故事，与维熙写大墙生活的系列小说不仅题材不同，风格也迥异，似更多地保留他于50年代刚走上文坛时作为“荷花淀派”青年作家的艺术风格。记得评论芍成之后送《中国青年报》社，当时主持文艺部工作的房树民同志同维熙是早年的同学，过从甚密，还把清样送维熙审读过，维熙还在清样上做过修改。现进，收进我的第一部评论集《长篇小说的奥秘》中评论《北闽草》的评论《青春儿女的创业诗章》就是经维熙修改审定的。这算是我同维熙文学之交的开始，而且是我对他作品惟一的一篇评沦打那以后，虽然读过他的不少作品，“可是一直没为他写过评论。大概是怕他再次认真深审读我的评论稿的缘故吧。

    1985年开过作协“四大”之后，维熙调到中国作协担任党组织贸，并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成了中国作协的领导成员。我向来是怕官的人，维熙到作协当了官，照说地理距离是靠得更近了，因为“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心理距离却拉远了。当然，由于是在一个大单位里共事，他虽然身居要职，而我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却对他的情况却是更了解了。他在作家出版社主持工作的几年中，由于他的努力，也由于出版社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干得很不错，可以说足作家出版社最兴旺的时期。他们不仅推出“作家参考丛书”，组织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和米兰.昆德拉的几部重要着作，受到作家、评论家的赞誉；又编辑出版了旨在推出文学新人的“文学新星丛书”，功德无显，同时又编辑出版大型文学季刊《文学四季》，出“当代作家文库”，闹得相当红火。使作家出版社名实相符，成为一家真正的国家级文学出版社，成为作家之家。凡此种种，维熙之功不可没也。

    我同维熙之间交往较多起来，是在90年代之后，那时他赋闲在家，身上无官一身轻。搓搓麻，喝喝五田老酒，写写文章，过得相当滋润了。是就常常通个电话聊聊天。加上我们俩，还布同文兄，几年来同为公安部主办的“金的文学奖”的评委，每年春灭，都要为评奖阅读大常的公安书刊，并一起开会讨论评出获奖作品，于是交谈的话题就更多了。维熙常常是读了作品后就来电话交谈读后感受，取得共识。于是，我们彼此就电熟悉起来，不再是80年代中期那种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朋友间的平等的交往。

    对维熙为人的进一步了解，也就是说，对他那率真、憨直性格的进一步了解，乃是1996年春天到湖北钟祥一起参加公安部的一次文化研讨会的一段时间的相处《那一次，坫闲为公安部主办的群众出版杜想编套定名为“九十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于是由公安部的报刊图书局和刑事侦破局共同在湖北省钟祥市举办了一次文化研讨会。应邀赴会者既有准备参加这套书采写工作的十多位中青年作家，还有来自令闻各地厅局刑侦处（局）的刑警代表（当时任公安部采长的武和平称之为“各路捕快”），而从维熙与我则培怍为老作家和老评论家应邀赴会。这坫一次别开生面的会。会上，“各路捕快”叙述各种各样的人案要案侦破好过，真是“险情迭出，血肉横飞”，会下，“各路捕快”与各路作家进行“双向选择”，确定采访对象，以便会后即着手进行分头采访和写作。当然，这次会议的承办者钟样市公安局还为与会者安排了参观游览以及各种文娱活动。为了更周到地照颐我们。还为我和维熙各安排了一位照料我们的女警察，记得照料维熙的“警花”姓梁，人们称她为“梁大侠”，她的酒量惊人。人概会议组织者得知维熙喜饮之故，因此特意安排一位酒量大的女警察照料他。这位“梁大侠”从在武汉操上我们起就每餐频频劝酒，劝得维熙顿顿开怀痛饮，都达到欲醎的地步。到钟祥后的第二天，见不到“梁大侠”的影子，钟样布公安局的同忐告诉我们她由于喝酒过量，肠胃不适，住进了医院。也就是说，维熙兄居然战胜了”梁大侠”，把一位酒量过人的“警花”喝趴下了。在钟样会议上，维熙终于大耍其豪气，也显得更加憨序可爱。当然。我等参加钟样会议，也不光是去喝酒和游览的，我们还要为丛书的采写编辑献计献策，记得我在会上做过一个关于公安题材文学创作的现状与木来的长篇发言。维熙还要同与会的青年作家交谈，传授写作经验。总之。这是一次很愉快很值得回忆的会议，会后几年间，我同维熙还常常聊起会上的情景。

    近年，维熙虽年逾花甲，但由于心境好，生活上又有小嫂子精心照料，文思如泉涌，屡有新作问世。而每当这时，他总是来电话告知，这便是我同维熙极开心的时候。

    文坛奇才与矮丈夫——闲话韩静霆

    在北京文坛上，同找交往的一些年长者，我视为前辈或兄长，在他们面前总有点拘束感，而一批年轻的作家，或不算年轻但总比我年轻的作家，不少是听过找的课的，尊称我为“老师”，总要保持点“师道尊严”吧，也不好同他们随便开玩笑的。只有像韩静霆这样小找几岁称之为“韩老弟”的作家，可以称兄道弟，也可以随便说点不着边际的话，交往起来总有一种轻松感，互相之间都不必作秀，更不必拘漭，想聊什么就聊什么，想到哪儿打住就到哪儿打住。这种交往和聊田，有时比在家甩还随便。惟从如此，我们之间虽然说不上有多深的交往（因为我作为一个专注于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评论者，至今还没有令出一篇评论韩静迕小说创作的评论，由此即可看出出我与静霆决非作家与评论家的那种相依的关系），但从8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五六年间，我们一直时断时续地交往着，一道去参加各种笔会，一道去奔“多种饭局”，一道在他家里聊……当然，有时也相互有所托付。这种没有什么功利目的，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友谊，才持续了这么长一段岁月，而且有来还要存续下去。

    照说，我对于韩静霆，其至于对于他的夫人王作勤，可以说是相当熟的了。可是当我提笔写这篇“侧影”时，却颇费些踌蹐，老是找不到切入口，也找不准焦点。于是只好写出我的一些印象片断。

    多面手与才子

    在当今文坛上，像韩静霆这样多才多艺的作家实在不多。他写小说，写散文，写诗，写歌词（他写字，作画，。当各种大型文艺晚会的策划者，干什么成什么，都要开出点动静来。这实在不简单，人们称他为文坛的多面手，夸他为“才子”、“怪才”，实在名副其实。尤其可贵的是，如今也算年过半百的人了，仍然充满朝气，在各种场合都能说一番，表演一段，看来就像三十大儿的年轻人一样，这一点，常让我羡慕得要命。

    尚然，韩静霆主要还说是以一位小说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在我心目中是这样。当然，照眼下的情形看来，就难说了。我第一次同静霆见面，是在他长篇小说《大出殡》的研讨会上。时间大概是80年代中后期。那时，他的中篇小说《市场角落的“皇帝”》已获全闽中篇小说优秀奖，前两部中篇小说《凯旋在子夜》和《战争让女人走开》也在社会上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但作为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的《大出殡》，就艺术个性的鲜明，以竒乐人小说的艺术尝试，小说文体创造的实践诸方面而言，似更值得常视。我是很看笮这部长篇小说的，可惜未能践约为他写评论，在那长篇小说年产已超过数百部的年代也就被淹没了。现在回想起来殊感遗憾，也觉得对不起静霆。距此七八年后，静霆又拿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孙武》，作为他拟议中的“吞秋人物系列”的首部，足有相当分量的，而且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在艺术上又有所突破，尤沦是其战争场面的描写，抑或玷作品的浪播主义色彩，都令人瞩目。《孙武》的研讨会在空军司令部一个人会堂的会客厅里召开，场面颇有气势，而且北京评论界群贤毕集，各抒己见，造成相当的影响。遗憾的足我当时身体不好，没有精力为此作撰文评论，又失去为静霆敲边鼓的机会。《孙武》虽然引起过相当的反响，似始终没有被有关方面认可，这可能影响了静霆的积极性，作为这个系列第二部的《西施》，据说已写了十多万字，某些章节也已在福建的《海峡》杂志上载出，似始终未听到进展的消息。其实，韩静霆在小说创作上是很有实力的，他的历史小说也写得很有特点，就像他的画一样，这方面不能尽其才确实有些点可惜。

    当然，话说回来，当下能写小说，而且写得不错的人终究好找一些，但能画画，能写歌词，能搞策划，且能把几者打通的人却不大好找。于是我们作为静霆的朋友，也就不怎么死乞白赖地催他写小说。有时候，看到他在别的方面做出成绩，似乎更高兴些。比如，当听到人们在唱他作词的献给共和国生日的那首歌时，心里就像有一股暖流流过；三年多前，我在珠海的一家医院疗养，当在“新闻联播”中看到静霆的画展在美术馆展出的消息时，也忙着向人们介绍韩是我的挚友，好像我也沾了光似的；而看他策划的演出，更有一种喜悦的感情，有一次，同他们夫妇俩一起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一场静霆策划的演出，比看别的什么演出都兴高采烈。惟其如此，我倒主张静霆多感点他喜欢干的各种杂活，不一定非抱着写小说、写散文的专收不放，或许干脆把巧小说和散文变成副业因为，在我看来，写歌词，作画写字，或者搞个文艺演出的策划，更能显出静霆的才干，使能人尽其才，当然也更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高女人与矮丈夫

    韩静霆同他的夫人王作勤，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同窗，一矮一高，又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几十年的岁月。他们的结合，实在是相当妙的，也是相当偕调的，也可以说是文坛中的最佳组合之一。

    据他们自我介绍，当年韩静霆作为来自东北一个偏僻县城的穷小子，是背着一把二胡进北京闯天下的，而王作勤呢，却是来自京东通州的一位颇有才气的少女。他们是怎么开始在学校里恋爱的，至今也难知其详。似是从恋爱到结婚，有过不少故事，却足断断续续听过一些。最近同他们夫妇一起到内蒙草原参加一个由内蒙古公安厅《警察》杂志举办的笔会，问北京是他们派车通过110国道直送回来的。当找们的车经过张家口、宣化时，静霆触景生情，禁不住介绍起他们当年大学毕业后到此接受再教育的情景。他说，得益于王作勤当时当了炊事员，经常给他一点照顾，不然是要饿肚皮的。有时，他们恶作剧偷老乡的鸡，也进作勤给他们摆了“百鸡宴”让大家饱餐了一顿。可见，从那寸起，他们夫妻就曾密切合作，或夫唱妇随，或妇唱夫随，配合得何等默契，更无高矮之分。

    在我认识他们夫的十多年中，也发现他们处处合作得默契。

    兹略举数例。十年前，我曾同韩氏夫妇以及北京文坛的一些朋友应邀到牡丹江参加一个活动，那边的朋友希望能请几位当红的歌星为其助兴，我把这项任务派给静霆夫妇，他们配合得相当默契，完成得相当出色，从选演员，到带上路，以至组织演出，他们俩有商有量，分工合作，让我开了一次眼界。前些年，我同永旺一起主编一套“当代名家随笔丛书”，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收入静霆的一本，编书大概是静霆老弟动手的，可足从送稿到领稿费，各种跑腿的事，可都足作勤的事了。如此密切配合，故韩的书稿编得快，也出得最颇利。还有一次，大概是去年（1999年）吧，请静霆、作勤夫妇一起到长城润滑油公司参加一个活动，吃饭时照例有唱卡拉OK的活动，大家鼓掌请王作勤唱一个，她一上去，唱的就是韩静霆作词的那首唱遍全国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唱得是那么投人，那么动听，别有一番风采。如此数例，即可以看出韩氏夫妇配合之密切，虽然身材上一矮一高，不怎么谐调，但是心灵是谐调的，于是才有韩静霆在文学与艺术诸多领域的成就。

    作勤精于厨艺，后勤工作干得相当出色，如果说，静霆越来越胖，肚子溜圆，那也是得力于作勋后勤供应工作的出色，精饲料供应的不间断。刚认识他们夫妇俩，他们就裨夸耀说他们家的炸裔面如何如何精美有味，准备请我到他们家品尝王作勤亲手烹制的北京风味的炸酱面。可是十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品尝，一直到今年1月一个票着雪花的傍晚，我空着肚子陪同济南电视台的编导于晶小姐到帏府采访，才有机会品尝一下王作勤的炸酱面。手艺果然不错，味道果然独特。当然缺点是我们等得太长了点，因为女主人一丝不苟地按她的厨艺规程操作，故时间一长，韩静霆有口福餐餐享受这样的精饲料，哪有不胖之理？这是否可以看做是高女人矮丈夫默契配合的表现之一？我以为可以作如姑观。

    王作勤通音律，能巧作，本来在事业上也可以有一番作为。她一辈子是做了自我牺牲，为扶持矮丈夫做了贡献的。她不仅搞后勤，理家政，而且跑公关，作为韩的经纪人活跃于各种场合。这不是一种自我牺牲是什么？韩静霆是了解这一点的，因此近年来逐渐让她减负，以发挥其长处。前年起，王作勤出任民政部主办的《中国社会导刊》副主编，干得相当出色，即轻家庭减负，发挥其作用的一个明证。当然，这会儿，韩静霆也常常为其夫人编好刊物发挥点编外的作用，这也算是一种回报吧。

    毕淑敏面面观

    我已写过一些有关毕淑敏的文字，诸如《我所了解的毕淑敏》之类。本来再也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和新的看法可以奉献给读者了，但也我土持的这个关干毕淑敏的栏目里，似乎还需要我的一点补白性的东西。子是就有了下面一些点点滴滴的补充。

    孝女毕淑敏在我与毕淑敏的交往中，她给我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是，她是一个大大的孝女。

    无沦就传统道德观，还是就现代新的道德观而言，“孝”总是种好的道德情操，一个人讲孝道，是他道德操守优良的重要表现。因此，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孝”总是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受到历代封违统治者的倡导，而在当今的社会中，讲年道仍然被视为一个人行正品端的承要表现。可以这么说，无论古今，“孝”是个好东两。

    毕淑敏讲求年道，倒不是做给人看的，以便落下一个行正品端的奸评价，以便被人们“举孝廉”，谋个一官半职。照我多年的观察，她之孝颁父母，完全出于人性的自然。

    比如说，当人们询问她为什么进行文学创作时，她欣然答道：“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开始时，我对此感到有点突然，甚至感到有点造作，后来一想，并经过多时的观察，乃认定此系毕淑敏发自肺腑之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她之所以暂别医界而从文，乃是其父所策划所鼓动之故。当她从昆仑山上下来，告别十一载军营生活，回到北京一家工厂当医生当医务所所长之后，她感到这个岗位很难发挥她的潜能，达到与男性“同工同酬”的境地，于是她的父亲为她出了尝试文学创作的主意。她听从父训，在业余时间，进修中文大专的课程，听文学讲座，上夜班空闲时写小说，有了《昆仑殇》、《送你一条红地毯》等作品于1987年秋日的出现》由此可见，那位从黄海之滨打到两北边陲的老军人，在为女儿设计人生道路时，是动用也驰骋疆场的谋略的。而作为孝女的毕淑敏，由于对老父亲言听计从，于足在由医学向文学的战略性转移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若干。比如1988年秋，当毕淑敏在鲁迅文学院第四期文学进修班修满课程结业时，适逢我们与北师大联合举办的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正在招个，她当然跃跃欲试，而且也报了名，被录取为该班预备班的学员。这时，她已升任厂医务所所长。她准备既坚持工作，又读研究生班。这时，她父亲审时度势，劝她“不能全面出击”，于是她听从父训，暂未到预备班报到，而是在将近半年之后，安排好工作，再经过补考进入这一期的创作研究生班。这一切都说明，她不仅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就是到了将近不惑之年，仍是个听父母话的“好孩子”。

    90年代初，毕淑敏的父亲病逝。此后，她就把照顾好母亲作为她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有这么几件事是我耳闻目睹的。毕淑敏在文坛迅速成名之后，不仅稿约多了，参加各种各样笔会的机会也多了。按一般的惯例，在东道主允许和盛情邀请的情况下，与作家一并赴会的应是其爱人或子女，可是毕淑敏却例外，她却常常携其老母一同赴会，为她母亲的晚年生活多创造些欢乐。1995年夏天，福建省东山岛的县委。甚政府。昼文联委托我邀请北京的一些作家、评论家参观游览位于东南海美丽的蝶岛，毕淑敏也在被邀请之列，经反复联系，东山的东道主同意与会者携家属赴会，但同行家属往返旅费自理。毕淑敏对此非常高兴，便决定携老母同游东山岛和别的地方。我们一行，从北京飞讪头，再到东山岛，然后由东山到我的家乡云霄小住数日，再到漳州。厦门参观，然后由厦门飞武夷山，在武夷山做四日之游后，又飞福州再转机回北半月之间，可以说看尽八闽之精华。一路上，我看到，除了一些必须参加的活动外，一到休息时间，申淑敏必定陪母亲在她们的房间卑。聊天，绝不出来和大家一起“吹牛”。这一路，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毕淑敏的孝心，认定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女。

    此后的一些生活琐事，也都一一加深了我对毕淑敏作为一个孝女的印象。诸如，每年春节她必回石家压的干休所陪母亲过年，每年清明节必回石家庄为老父亲扫墓。前年（1997年），她的长篇处女作《红处方》的电视改编权卖给了天津电视台，获得了一份颇为丰厚的报酬，随后即购置了一辆捷达王。因为她不会驾车，买了车是由她先生驾驶的，而她先生是个忙人，是不可能经常为她当“车夫”的，于是她出门（包括后来到北京师大心理学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是常打“的”的。我有一次问及买此车何为，她答曰：“为了双休日回石家庄看妈妈方便些。”原来如此，毕淑敏的孝心又一次在平常事、平常语中显现。

    书迷毕淑敏

    毕淑敏从小就是个书迷。“文革”初期，她在北京外语学院附中读初一。停课闹革命后，闹了一阵没事可干，她就是一位热心光顾校图书馆的读者，哪怕图书馆的管理员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每借阅一部中外文学名着，还书的时候，同时交上一篇批判文章，她还是答应下来。因此，在人家闹革命时，她却读了不少中外文学名着，为她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她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期间，在她成名之后，她还是坚持这种广泛阅读文学名着的好习惯，同时也注意读同行的新作。记得她的硕士学位论文《寻找拉斯普金的元语言》，楚在她认真阅读了前苏联作家拉斯普金的全部作品之后认真独立完成的。拉斯普金是二战以后前苏联一位颇有威望的作家，但对于不是专门从事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的读者来说，其名字还是陌生的，但毕淑敏发现了他的作品，认真进行钻研，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具有较高质量的硕士学位论文。这件事很使我震惊。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些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拉美文学丛书”中推出了阿根廷著名作家胡里奥科萨塔尔的长篇小说《跳房子》的中译本，先在阿根廷驻华使馆举行了一个隆重而简朴的首发式，然后又邀请一些专家、作家和中文译者一起在北京有线电视台的“华夏书苑”专栏中举行座谈。毕淑敏被邀请作为作家代表出席这个座谈会。大概在座谈会前一两天毕淑敏才拿到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巨着，可她一两天内就读完了，且在座谈会上发表了受到读者和拉美文学专家奸评的深刻见解。这也很使我感到震惊。当然，平时在电话里同毕淑敏交谈，也可以听到她对时下一些作品的见解，使我这个吃文学评论饭的人颇受启发，这也可能是我愿意同她电话交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一位书迷的毕淑敏，她的好学精神还表现在这么一件事上：1998年秋，四十大几的她，在文学创作上颇有些成就的她，居然自费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举办的一个心理学研究生班，再一次当起学生来了。据我所知，为了坚持参加这个研究生班的学习，她要早出晚归，虽然这一回不用去挤公共汽车，而是打“的”，但也是够辛苦的了。更重要的是，为了坚持学习，她放下正在进行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且放弃了不少创作计划。是什么原因促使她这样做？仅仅是为她的文学创作“充电”，抑或仅仅是因为对那位来自香港大学的心理学导师的崇拜？我以为，这都不是答案的全部。有一次，我在电话中问及此事，她答道，对于人的研究可以从医学、文学和心理学三个方面切人，医学是生理的角度，文学是社会的角度，而心理学则是心理的角度，医学和文学两个方面她都涉猎过了，虽然还不能说很深，应该说这两方面的探讨还是有些深度的，现在缺的就是心理学方面的探讨。于是，她在各方面做出牺牲参加这个心理学研究生班的学习，并且颇有收获。但她感到，要打通医学、文学与心理学三者之间的阻隔，仅有一年的学习是不够的，她正在筹划着进一步学习心理学的种种计划。看来，她是迷上心理学了。

    挚友毕淑敏

    在我的学生中，有少数的几位是可以作为挚友的，其中就有毕淑敏。

    毕淑敏为人宽厚、热情，又颇通医术，闪此，她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班和研究生班学习期间，人缘极好，不少同学都把她当作医疗顾问和保健医生，本人或家人有什么疾病，都向她进行医疗咨询，她也都一一予以耐心细致的指导。开始时，我也是把她作为医疗顾问的。我当时血压较高，教学工作与弓作任务均颇为繁重，多亏小毕为我提供各种咨询，甚至代购血计和多种降压药品，才得以正常工作。后来，她了解到我的儿子得病在家治疗休养，又帮我联系有关医院住院治疗。这足我们作为朋友交往的开始。后来，我们之间不仅谈文学，也可以谈点社会和其他事情，并且相互之间都可以有所托付。当然，由于住处相距较远，我们之间的交谈大都通过电话。由于有了这种交往，我不仅把她作为我的学生，也悝慢地把她作为我的朋友了。

    据我了解，毕淑敏在与她同期的同学中、也有一一些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比如冯敬兰。她们年龄相仿，又都是走读，因此关系比较密切。似她们之间又不珐那种密切得不可分的关系，她们各自都很忙，可以有相当一段时间不来往不交流、但一旦有什么事需要商量，或需要帮忙，又立即可以沟通起来，无需什么铺垫和解释。我以为这才是友谊的至境。她的另一个同学迟子建同她的关系也是如此。迟子建要比她小十来岁，是小妹妹，但她喜欢这位小妹妹，而小迟呢，也敬重她这位老大姐，因此在毕业后的这七八年来，她们之间的交往可以称得上是亲密无间。

    大约是一两年前吧，听小毕说起这么一件事，她小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失踪了，后来河北某县的一位民警专程来北京了解她这位失踪的小学同学的情况，了解到毕淑敏同这位失踪者关系不错，就找到她，她不仅热情接待了这位民替，而且带他做了很多事。这件事颇使我感动。后来我了解到，毕淑敏同她小学时不少同学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尽可能地给她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可见，小毕不仅是我的挚友，冯敬兰、迟子建的挚友，也是许许多多过去的同学和战友的挚友。

    我的朋友周大新

    在我称为学生的宵年作家中，周大新无疑是认识较早、交往较深的一位。从1987年初秋他到鲁迅文学院参加第二期进修班认识他，至今已有14个年头，这不算是一段短暂的岁月；而这14年中，无论他是在济南，还是回南阳，抑或近年奉调进京，在京安家落户，我们之间都没有中断过联系，而且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彼此遭遇到什么挫折，都影响不了我们师生之间的友谊。尽管14年后的人新，职位高了，成绩大了，人成熟了，还是像当年那样谦恭地尊称我为“老师”，而且不仅仅是嘴上叫叫而已，他确实在心里把我当他的老师看待。在瞬息万变的倍息化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急剧地变化着，今天还是好朋友，明天就有可能变成仇敌；有的青年人，为了个人某种私利，可以出卖朋友，至于出卖老师更是小菜一碟。但对于大新，我总可以放心地把他作为知心的朋友，不用担心他的冷淡甚至出卖。仅就这一点而言，我就很感谢大新了。

    14年前那个秋天的一个很平常的日子，身着军装的周大新来到位于北京东郊的锊迅文学院，参加第二期进修班。这一期的学员，以文学编辑为主，大新是军人，又是作家，且是小有成就的作家，因此在他们班上显得很突出，我也就很快地认识了他。但大新不是那种锋芒四射的人，他腼腆得像个大姑娘，一般是不大抛头露面的。他总是认真地听课，默默地思考，勤奋地写作，同时经常不显山不露水地做点好事，在经济上接济一些有困难的同学啦，帮我们做点同学的思想工作啦，等等，于是，大新很快成为这期进修班学员的核心，成为威望很高的学员。记得按照教学计划我们要选择一位学员为其举办作品研讨会，全班公推了大新。因此。尽管大新于当年的春夏之间已在山东泰安刚刚开过一次作品研讨会，我们还是于当年初冬时节在鲁迅文学院又为他举办了一次规模史大的作品研讨会，记得不仅在京的一些知名的作家、评论家与会，部队的不少作家、评论家也应邀与会，连平常不怎么露面的原总政文化部部长徐怀中间上也来了。大新的作品很有读头，也很有说头，会开得相当热烈，也很有水平。这是我在鲁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的十来年中，为学生举办的许多次作品研讨会中最成功的的一次因此，不仅大新高兴，我也很高兴。

    大概在这次研讨会的筹备期间和会后，我和大新的交谈多了起来，但研讨会开过不久，迸修班就结业了，人新也就离开鲁院回部队了。记得当时他的工作单位虽然在济南，但由于是搞创作的，家又在南阳，于是大部分时间住在南阳写作。人新足个很能记住别人哪怕一点点好处的人，为他开作品研讨合，本来是我工作范围内的事，不值得言谢的，可是他却一直记挂在心里。1988年6月间，他怂恿河南南阳地区文联邀请我到南阳讲学，他借此机会在他的家乡隆重地接待了我，以表达他的谢意。6月的南阳小盆地，天气已经很热了，可大新不仅安排我的食宿和讲课等事宜，还陪我游医圣祠、卧龙岗、武侯祠，参观汉画馆，往往是忙得大汗淋漓，但是我们都感到十分愉快。此行的歌要收获不仅仅看到了南阳的山川风物，发现小盆地深庠的独特的文化积淀——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交接处独特的文化景观，而且发现了在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下颇有作为的南阳作家群，认识他们当中的些作家，诸如二月河、孙幼才、周熠、周同宾等等。短短的几灭南阳之行，可谓收获颇丰。但是，1988年初里南阳之行最大的收获还是认识了大新的一家人，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了解了大新。大新把我请到他家里吃过一顿颇具地方特色的家乡饭，认识他的爱人小瑛和当时刚刚上小学的儿子。小瑛毕业于武汉人学，在南阳地区一个局里当副局长，是位副处级的干部。可在家里，她则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对大新和儿子呵护备至，大新在外忙这忙那，可到了家里却当上了饭来张口的老太爷。贤妻娇儿，大新的家真是够温馨的！难怪他总是要回到家里写作，难怪他有那么好的创作心态。当然，这个小家庭也不是一帆风顺一点儿小灾难都没有，据说后来有一个时期，小瑛蒙冤受屈，大新为了替妻子洗刷不白之冤，奔跑于济南、北京和南阳之间，连儿子都寄养在一个战友家里。但是阴霾终于扫清了，这个小家庭又恢复了昔口的温馨和幸福。而在这个风浪中，更显示出大新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感和博大的爱心。我听朋友转述大新一家的这段遭遇，更加尊敬大新，也更加信赖大新！

    无论是作为一位朋友，抑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大新的品徳都是值得称道的。行文至此，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赞许柔石的一句话，瞢迅先生这样写道：“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徳，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已背起来。”（见《备迅全集》第4卷483页）大新也是一个处处损己利人的人，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家人，对朋友，均是如此。因此，无论从旧道德标准或从新道徳标准来衡量，他都是个真正的好人。当然，大新有时也有点过于莕良了。前不久有一次打电话到他家里找他商量点事，他一直不在，过后他解释说那两天被派到郊区一个宾馆里监护一个被“双规”的干部，他话里话外流露出对这种受贿干部的不理解。身居高位，吃喝不愁，干吗还要索贿受贿呢？这是大新善良也可以说是单纯的一种表现。

    大新为人善良老实，可写起小说来却不怎么老实，他总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总是尝试着各种写法，进行各种艺术试验。1987年下半年在鲁院进修时，赶上有一股小小的“文体热”，我大概从那年开始进行小说文体的一些研究工作，不仪在文学评论中试着运用文体批评的方法，在课堂上也鼓吹我的那些相当肤浅的文体论，诸如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平行蒙太奇等等。这些东西大概被大新听取去了，于是，他在小说中也就付诸实践。大概是1990年春天，他送来即将出版的长箱处女作《走出盆地》的校样，要我践约作序。我读了这部只有不到20万子的长篇小说后十分兴奋，不仅为大新所展示的女主人公邹艾的人生道路所吸引，为他塑造的这个带有盆地烙印和时代投影的艺术形象叫好，而且为他的小说文体试验感到高兴。记得我写的序里有一长段是对此作文体的分析，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抄录于此：“本来，像《走出盆地》这种只写一个人的命运、时间跨度较大、单纯纵向展示的作品，是容易写得单调的，但是，由于作者有比较强的文体创造意识，注意不断地变换叙事角度，渲染叙事环境，把捭叙事节奏和情调的变化，并在三个部分里爪三个神话故事与叙事主线形成？种共鸣照应的关系。因此使本来容易写得单调的故事变得丰富起来，平添了不少韵味。”惟其如此，我认为这部小说在结构上是大新尝试着写复谰小说的一次有益的试验，从文体创造上给予较高的评价。听大新说，这部小说出版前在一家大沏文学期刊发表时，编辑由于缺乏必要的文体知识和文体意识，把作为复线的三个神话故事统统删去了。我对此感到震惊和惋惜，嘱咐大新出书时一定要恢复，后来在大新的坚持和在我写的《序》的肯定下，这三个神话故事在出书时恢复了。

    翌年的初复时节，也就进1991年5月，关于周人新近作的一次研讨会在济南军区创作室的筹划下于济南举行。已故的老评论家冯牧应邀赴会，我和北京评沦界的一些朋友也都参加了这次济南的盛会。这次东点讨论的周大新的中篇小说《左朱雀，右色虎》，也是—部在艺术上有新的追求的作品。记得1988年初夏第一次到南阳，人新陪我参观汉闽馆，面对当年得迅先先给予极高评价的出土的东汉墓葬中的墓砖、墓石画原品，真令人震撼！记得当时同大新也过关于汉画与南阳文化积淀的讨沦，没想到过了两三年，大新就把奋关的文化思考用到这篇小说的创作上来了。应该说，比起“豫西南有个小盆地”系列中别的中短篇小说来，《左朱雀，右白虎》对南阳文化的沉枳有了更深人的开掘，这正表明大新在创作上又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我自然为此而高兴。

    大新的小说，从题材来看，大体有写军营和写故上两类，有的是把二者打通起来写，诸如短篇《汉家女》。但总的说来，他的小说写的大都是豫西南那个小盆地在改革开放年代里的人和事，诸如《豫西南有个小盆地》系列中的篇什，然后又有长篇《走出盆地》，最后以《第二十幕》这部西余万字的史诗型的长篇作结。作为一个热爱故土的作家，大新始终有一种盆地情结。似近日听大新说，他刚完成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叫《21大厦》，写的是大都市的现代生活。看来，这种题材的转换表现了大新在创作上的另一种不安分，他想在现代城市题材上试试。当然，试得怎么样，要等看了作品再说，不过，其探索的勇气是应该首先得到肯定的。

    我在本文的开头说过，大新算是我的学生，更是我的朋友，我不敢谬称知已，但是十多年岁月证明，大新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我们的交往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因此友谊似更可靠。下岗之后，白天坐在书桌前读书写作，晚上靠在沙发上面对并不吸引人的电视节目打发时光，这时，偶尔电话铃声响起，拿起电话听筒，传来大新那带有相当浓重乡音的问候声，似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这就够幸福的了，难道舍此别有他求吗？

    感受晓声

    梁晓声说起来是我的校友，又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似是一旦想执笔写写他，又觉得没多少具体的事可写。对于此，更多的是一种机械抽象的感受和印象。于是，只好写点对他的感受和印象。

    我是搞文学评论的，但是对于我的学弟梁晓声的作品却从未评论过，这并不表明我对晓声的创作不关注、对他的作品不喜欢。相反。对于并不成为我的评论对象的作品，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却读得史投人，更带客观色彩。对晓声早期写知青生活的作品，我正趄持这种态度去读的，读得很投入。对下《缉域》这部长篇小说是这样，对干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更是这样。尤其他作为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年轮》，我不止一遍地观看过，且都被深深地感动，每听到电视剧中的那首主题歌，心情就激动不已。我是赞赏晓声的人生态度和写作姿态的，也是赞赏他作品中表现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平民态度的，我就晓声的创作想说的话，只是没有写在我的文学评论中而已。我想，有一天会找机会补上的。

    晓声的作品有一个相与广大的读者群，这一点我也有同感。前几年，我有一位侨居美国洛杉矶的亲戚回国探亲，偶然间在《钟山》上读到梁晓声的中篇小说《尾巴》，喜欢得不得了。不仅要求我找个时间约见作名，且有把此作品搬上银幕的打算。后来，我约了晓声同他们夫妻见了一面，且就《尾巴》改编有关事宜进行了磋商。此事后来虽然未果，似由此可以看出喜欢梁晓声的读者之多，连回国探亲的文学圈之外的读者偶然间翻翻杂志都被梁晓声的作品吸引住了，仅此一例，就很能说明问题。

    作为一位朋友，晓声是热心的。也是可以信赖的。我同晓声之间联系不多，算不上深交，但有什么事求到他，他总是二话不说就办的，有些尽管是相当为难的事。这次想请他作为“名家侧影”这一专栏的被聊的对象，躭使他感到相当为难，但他还是痛快地答应了，并且很快把文章、相片、签名等寄了来。其他的一些事，也总是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的。从我的切身感受来说、晓声决不是什么“无冕臬帝”，也不是什么不讲朋友交情的无义之徒，而应该说是—位很能为朋友右想的重视友情的人，是一位具有平常心的平民作家。

    晓声是我母校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由于当时时代的限制，在校时读的书不多。可是自从上个世纪年代中期跨出复茛大门，尤其是后来进行创作以来，他是很注意读书做学问的。他区别于那些专门写作的作家，而是善于读书和思考的学者。这可以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他出版的不少随笔集中看出来，前些时，听说他辞掉童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职务，跑到中国语言大学去教书，最初感到惊愕，后来就感到很自然的了、因为，按照梁晓声的性格和长期以来在学问上下的功夫，到大学任教是顺理成章的事。值得指出的是，晓声不是像某些作家那样到大学兼职当个教授或院长什么的，赶个时髦，图个名声，而是把“口粮”转到大学里去，开门课，认认真真地教书做点学问这实在不简单。前些时候接到晓声的一封短信，说他这学期开了课，一开学就要上课，比较忙，有事找他可以打他夫人焦丹的手机再转告他，可见他教书也相当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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