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莫言

    我同莫言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交谈是在13年前，即1987年深秋时节，在井冈山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上。那次会议是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与江西省文联共同主办的，与会者数十人，会期也较长，约有一周左右。故除了开会外，还有游览以及自由交流的时间。当时的莫言，刚因“红高梁”系列引起轰动，照说正处于踌躇满志的时候。可是在那个会上，莫言却处处以低调的姿态出现，发言是低调的，说得很短，具体说些什么也记不清了。会下也很少同人交流。后来我问他，他说在军艺读完书后，回到总参，总参又不设创作室，所以他的处境并不足太好。他想继续上学。恰好当时我在筠谋着同北永师范大学一起举办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他，他听了很高兴，说如果这个班办起来，一定要告诉他，他准备来读研究生班。

    翌年春天，我们果然筹划举办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牛班的事。我及时杷这个信息告诉了莫言，他果然很快地报了名。到了秋天，他就成为这个研究生班预铬班的一名学员来到鲁迅文学院上学了。

    莫言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他到鲁迅文学院的这个刚刚创办的研究生班上学，在某种程度上给这个班增添了光彩。记得在当时给国家教委有关部门的关于给一部分虽然不具备大本学历但创作成绩优异的青年作家破格录取进人研究生班的报告中就以英言领衔，提“莫言等者年作家”云云，可见英言的知名度和影响。惟其如此，我不是把典言看做我的学生而是作为朋友看待的。但莫言却不想当特殊学员。他同这个研究生班个别有点小名气的作家不一样，不像他们处处要显出自己的“份儿”来，而是老老实实地当好学员。平常，他总是按要求上课听课，完成应该完成的创作作业。1990年春天，他因家中有事请假回山东高密，大概由于家事未曾料理好，多耽搁了些时日。假期一超再超。而按我们的规定，一门学位课如果因病因事超过三分之一的课时未能上课时，就取消学生参加这门学位课考试的资格。而一门学位课没有成绩，是不能获得毕业文凭的，更谈不上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参加答辩了。当莫言请假的时间接近一门学位课三分之一的课时的时候，我让他的同学给他捎了信，他得知后立即赶回北京，不仅做了口头的检讨，还写了书面的检査。我们当然谅解了他，让他继续听课。1991年春，他顺利地修满了应修的学位课和专题课，获得足够的学分，领取了文学创怍研究生班的毕业文凭。后来，又顺利地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获得文学硕士的学位。从这件事看来，莫言并未把自己当成特殊学员，惟其如此，他较好地完成了研究生班的学业。这对于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个很有用处的。

    莫言从研究生班毕业后，又回到他在总参的原单位。我间他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可以说并不密切。记得有一次，他和刘震云等几个同学在《现代文学》课上与的读书笔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刊出后，稿费寄到了我处。我电话中征询他们处理的意见，他们都说把它吃了吧。于是我把他约到鲁院附近一家火锅店吃涮锅。莫言吃得颇为高兴，大说便宜好吃。还说以后再约齐到箐院附近这家火锅店吃火锅。说是这么说，真约到一块儿就很不容易。后来，偶尔在一些会上见到他，打个招呼怍装，也没时间细聊。后来又听说他为长篛小说《丰乳肥臀》写了一大摞检査，检査得胃病又犯上了，还有一些人揪仵不放。后来义听说他把女儿接来北京上中学，从来不迈进北京地界的夫人也随军了。于是在北京安下了家，有了家，大概胃病就不犯了吧。后来又听说他转业去了《中国检察报》，终于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大概是前年（1998年）的复天，我家乡《海峡》杂志的执行主编叶恩忠同志来京组稿，想见一见我在京的一些学生，记得约了刘震云、余华、莫言等等，还有刘恒和王朔。莫言接到我约请的电话时，答应得很痛快，而且最早到达约定的地方，记得他和刘震云还狠狠挖苦了—下迟到的余华。此后，我间英言之间的联系又多了起来。譬如请他为“名家侧影”的从维熙专辑撰稿，请他为童庆炳教授的《创作美学》一书约几个当年听过课的同学联舍作序等等，他均答应得很痛快，而且总是第一个把稿子寄过来或传过来。由此，我看出莫言还饪很看重师生情谊的，虽然我不敢贸然把他卷做我的学生，他还是认我这个老师的。这也许正是我在鲁迅文学院从事文学教育工作十几年为一批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大最的时间和心血后得到的惟一的回报和安慰。

    杂说震云

    1988年初夏，我当时在鲁迅文学院正起劲地做着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第一期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筹备工作。刘震云那时在《农民日报》当机动记者，并已发表了短篇小说《塔铺》和中篇小说《新兵连》，在文坛内外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记得他常于晚饭前后到鲁院来串门，或与学员们一起打打篮球，或抱着那不满周岁的女儿，穿着拖鞋到我办公室聊聊天。存一次，我们还郑重其事地请他同当时正在校学习的第四期文学创作进修班的学员一起座谈，介绍他的创作经验。也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得知我们筹备创办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消息，他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在八十多位报名的名单中，就有了他的名字。以他的创作实绩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学历，我们自然优先录取了他。但因为他工作后住在《农民日报》社里，离鲁院只有几步之遥，无需住校，而他的工作是机动的，也不用脱产，于是就成了我们第一期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一名比较特殊的学员，也就成了我的学生。

    震云还真轻个好学生。他并不因为不住校，身份比较特殊，而且在文坛已崭露头角，有相当的知名度，经常接到一些读者来信什么的，就有点忘乎所以，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了。他往往比某些住校的学牛还遵守纪律，按时来听课，参加一些班里的活动，只是不卷人班电某些是是非非的班事时已。他还是那么谦逊，不只对老师，也对一般的员工。而且在鲁院学习的这两年半期间，他在创作上也有很大的长进。稍不留神，他在刊物上相继发表了《单位》。《头人》。《宫场》、《官人》，《一地鸡毛》等一批引起相当反响的中篇小说，成为当时正在红火的“新写实”的代表作家之一，还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成了班上创作成绩最突出者之一。作为他的创作导师的李国文，也常常称赞他的创作，并给予他的“创作理论与实践”课以高分。当然，在创作中，他也稍稍遇过一些小小的麻烦。譬如中箱小说《官场》，无意间把小说中上人公的名字取得同当时某省一位省委书记的名字一样，在《人民文学》发表出来后，就很有点麻烦。为此，《人民文学》派一位副主编专程去道歉，加上震云实在不知某省省委书记的姓名，无意间为作品主人公起了相同的名字，再加上小说中这位主人公并无什么劣迹。于是才有惊无险，平安过去；此作也还原封不动地收人他的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的文集，是此位省委书记的名宇改成了“许年华”而已。另外还有一桩事，也可以提一笔。他的中篇小说《—地鸡毛》发表后，很被看好，我也在一篇评论中评了一下。《一地鸡毛》同《单位》是姐妹平篇，后来一起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以后，全国各地电视台都播映，惟独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不播。为此事，我颇感纳闷，刘震云也弄不明白此中个里。好在震云把他那一盘带子借我看了一下，还有在外地出差时也看了其中几集，感到改编得不错，尤其是扮演小林的陈道明和扮演小林妻的徐帆演技尤佳。我想，《一地鸡毛》在北京不播的原因可能是某些主管宣传的人物不喜欢之故。因为1991年春天，在北京饭店中七楼有几家单位联合举办小说研讨会，会上就有人鼓噪着要批一下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说什么写得太灰，作者小市民化云云。好在这些人的鼓噪没掀起什么波浪，于是震云又一次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震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在研究生班电完成了他的学业，修完了各门课程，学完了三十多个学分，拿到了研究生毕业证书，只是不知为什么，他不愿意撰写硕士学位论文，不申请答辩，当然也就没有拿到学位证书。估计他已有大学本科毕业文凭，也在不久之后被评为一级作家，就不想去费这个力气了。

    从研究生班中业后这七八年间，他发表的作品的量好似不如在校学习那几年。这大约一方面是由于他枳任了《农民日报》文体部主任，有了一定的责任，不像原来当机动记者那样自在，也不像在研究生班读书时什么都可以用正在读书的名义往外挡；另一方面他是把绝大部分可以用的时间用干那部长达二西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的创作上去了。这部长篇的写作可能开始于研究生班的后期，坚持写了八年多，有一次在他的办公室里聊天，发现他的桌上有一本硬皮封面16开的大笔记本，一问原来是此部长篇的初稿。他打开给我看，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地写着，又有些改动的符号。他说写过这么一遍后，才往电脑上移，然后又在电脑上改。在这文坛上时兴传媒热炒作家们都浮躁得可以的时代，震云能耐着寂寞，坐在他那间放了电脑的办公室里，从大本子到电脑，整整地耕耘了这么八年多。仅就这一点说，就很不简单。而且这八年多，也正是他很火的时候，他能谢绝各种稿约，潜心于长篇小说创作，吏是不简单了。

    当然，在写《故乡面和花朵》这八年多的时间甩，他也还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新作。诸如第二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流传》，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新闻》，还有写得很别致的短篇小说《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栄德曼》，等等。读到1994年发于《长城》上的《新闻》，我就明显地感到震云的创作路数在变，从《一地鸡毛》、《单位》那种写生活的原生态，那种追求生活的精细逼真的“原生态”，到把情节荒诞化，把人物符号化。当时读后颇为激动，还同庚云通了电话，本来楚想写篇评论来评论一番震云创作上的这种变化的，而后大概又忙什么别的去了，顾不上写这篇文章，于是就过去了。今春(1998年）以来，陆续读到他的长篇《故乡面和花朵》散发在各种文学期刊的片断，才发现《新闻》的写作路数的变化乃是《故乡面和花朵》新路子和新风格的先兆，我很后悔没有抓紧时间写奸那篇关于《新闻》的评论。

    在鲁迅文学院这十多年的教书生涯，使找有机会认识了各种各样的文学青年，以至各种各样的想靠文学混碗饭吃的人，眼界于是大开。据不准确的统计，十多年间，在鲁院的课堂上听过我的课的可称为我的学生的大概近千人，而其中两期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和两期文学评论研究生班的学生就有一百五十多人。这个数字里，当然不包括那些在社会上或在别的大学串。听过我的课或文学讲座的人数。如果加上他们，当然是一个更大人的数字。这些年来，我常为拥有这么多听过我的课的学生而自慰，也常为这么多学生给我找来的种种麻烦而恼。有人开玩笑说我桃李遍天下，走到哪里都不会饿着肚子，这是确实的。如今走到哪儿，常能遇到我熟悉或不怎么熟悉的学生热心照料或招呼自己，这是一种从事教疗工作的独有的乐趣。似既然“桃李满天下”，那么多的桃李之中，既有甜的，也有酸的、苦的和涩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文学青年中，相当多都很敏感，也很自尊、足很容易得罪他们的，与他们打交道是颇不容易的。有时候为他们做九十九件事，他们也处处表示感谢，怛只要一件事没做好，他们就不满怠，甚至可以坻毁你。于是，我间我那么多的学屯们打交道，是时时很小心，其至有时是提心吊胆的。

    但趄，在我的学生中，也有一些是可以交朋友甚至交心的，我同他们之间不仅是师生，也是朋友。介这种可以称作师友之间，可以交心的学生中，就有刘震云？

    尊师是一种传统的美德，震云对于我，不仅足一般尊师意义上的尊重，更歌要的是作为一种朋友的真诚。有人说他嘎，且有点“油”。照我看来，他不仅创作上很机趣，很有幽默感，在生活中，在处理人事关系中，也很机敏，可是说是表面上憨厚朴实下得一种机智和狡黠。这对于一个远从豫北农村到京城里来闯天下的青年人来说，是必要的。从我问震云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更多地体验到的是他的真诚和朴实。找们之间固然有出于礼貌的相互尊重，但更多的是出于真诚的交流。当年，我因工作关系有时住在鲁院办公室，晚上常想喝点粥，有时就跑到震云家去喝。有时，他还会添点菜，例如在熬丫小米粥和准备点烙饼。青菜之外，还临时从市场上买来一点烧鸡什么的。尽管他和他的爱人小郭并不怎么精于厨艺，做出的菜实在不敢恭维，但我还是很乐意到他们家去喝粥，去感受他们家庭中那一份温馨。有时，震云也同我商里到他的工作。1991年复，他从研究生班毕业不久，报社的机动记者部撤销，报社领导拟安排他去当文体部主任，他开始还有点犹豫，怕影响创作。他同我商里时，我鼓励他去当这个主任。我当时坦率地告诉他，报社给他房子住，发给他丁资，如不给报社工作，人家是不可能白白养活一个作家的。他采纳了我的意见，很痛快地位应承下来。走马上任后，方面大胆用人，让手下下的人去干，一方面又对版面进行改革，既不太费心，又收到功效，足见其大将风度。这一点强过我辈。当然，我们也是支持他的工作的，例如他当了文体部主任后在副刊上开辟的专栏“名家与农村”，我和我的很多朋友都为之写过文萆，王蒙还一气在这个专栏上发了两篇，第二箱（(我爱喝稀粥》还引起力力面面的关注。不过，说老实话，篪云当文体部主任，我们又多了一块阵地，有些文章就可以到他的版面上发，有时也可以到他那儿混顿饭吃。这也是我怂恿他去当那个主任的一点小打算，如今从实招来。

    震云之对待同学和朋友，也楚很真诚的。

    前年才听到他的一位研究生班的同学说到一件事，很使我感动。还是在研究生班预备班的时候，同班的一位同学因为3000元学费而犯了难，震云知道后奄不犹橡把仅有的3000元存款取出来。借给这位同学交了学费。要知道，震云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仅有的一点稿费收入，要抚育一个刚刚周岁的女儿，还要招待常常来北京打扰他的乡亲，拿出3000元来借同学，实为一桩壮举。但他做后从不声张。这就是震云的脾气。

    不仅是待人，就是在对待向己的创作上，他是不喜欢张扬。更不用说通过各种门道去热炒自己的作品了。在我的记忆里，震云从来没有开过什么作品研讨会之类，也没有找别人写过自己的专访和在报纸上到处发照片。他的作品是靠它们的艺术质量走向广大读者，而被广大读者、被社会所认同的。当然，他也希望听到别人对他的作品的意见，有时也希绍我为之写点评论，何从不在平。不像有的青年，常常在乎一筋或几篇评论，甚至对不给他们写评论而耿耿于怀。震云的这种既在意又不在意别人的评论的态度，也显示出他一种大家的风度。

    当然，我和他的一些朋友一样，弄不清楚震云为什么要在电影《甲方乙方》里串演那么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又据说足很让人感到“恶心”的，也弄不明他为什么既然安于坐冷板凳，却时时出现在电视荧屏上，大侃什么盗版图书和被人支使去谈论各种话题这大概是聪明的震云的另一面。人生活在这个缤纷五彩的社会里，大概是需要几副面孔的。

    感受连科

    豫籍旅京的一批中青年作家，近些年来在文坛上都颇为活跃，而且大都同我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周大新、刘震云都在鲁迅文学院听过我的课，算是我的学生，而且是我比较亲近的学生联系自然比较密切，阎连科、朱秀海近些年来由于读、评他们的作品的关系，联系也逐渐密切起来，蒙他们不弃，问我也成了密切的朋友，还有邢平纪等等，见面时也都是很亲热，无话不说的。记得1999年12月在新乡南郊的小冀镇参加“像军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大新、连科、秀海、军纪等应邀赴会，我同他们在一起聊得很高兴，还中请参加他们不定期举行的“吃饭会”，大有跻身于豫军之势。因为如果从根上说，我的远祖也是河南人，是一千三两多年前随陈政、陈元光父子远征闽南平息叛乱后留在那儿的，于是成了福建人。由于在了这点关系，我同大新，震云、连科。秀海、军纪等似乎也成了乡亲，多了一份亲切感。

    说起连科来，真的要我写出点他的行状和事迹，又感到为难。于是只能写下点我对他的感受。

    从为文的方面看，当下的文坛，像连科这样，把文学当做一种庄严崇高的事业，执着追求，腰写坏了也不悔的人实在不多见。我尤其赞赏他那种在小说创作中“苦吟”的创作态度。你无论是读他单期的“瑶沟系列”，还是读近期的“耙耧山系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你将会为他语言上的锤炼感到孩惊，他在小说语言的锤炼上真是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也有当年他的老乡杜痏“吟安一个宇，捻断数茎须”的苦功。《日光流年》足一部近40万字的长篇，而语言上达到广诗意的水平，不下苦功夫是难以达到的。我最近读他的长篇小说新作《坚硬如水》，读的足经他修改过的。三校样，在三校样上，他还是改得密密麻麻的，这下我才弄明白他小说语言上的成就完全来内他“芮吟”的态度，而不是天生的。他创作态度上的严谨和苦吟还体现在他对小说文体的探求与创新。《日光流年》在长篇小说文体上的创新，我在一篇文章中做过一些分析，不管这种创新的艺术效果如何，其态度首先应该加以肯定。近读他的《坚硬如水》，从语言风格和文体风范来说，完全是一番新的风貌，简直可以说畏出于两人之手。连科就足这样的作家，他在创作上是永远不会满足尸已有的成就的，他在文体上的多种探求与创新恰好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他创作态度的严谨。令一次同连科随便聊天时，我符劝他既然腰疼就少写牲，或者写得不那么讲究，他不以为然。而谈起一位这些年颇为走红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对其语言的粗制滥造则表示出一种愤慨和蔑视，其至对我有的出千无奈去为这样的作家捧场表示不理解。从这里，我更进一步地认识了连科，不仅认识到他为文的态度，也认识到他处世的态度。

    说到连科的为人，文学界内外凡是同他接触过的人没有不称道的。他老实，却不窝囊，话不多，却不乏热情。他是一个不大讲功利的人，无论是交友，还是在文学创作上，他都不讲功利。他对那些由于离唱主旋律而大红大紫的作家，并不以为然，有一次，一位正当红的主旋律作家想约他聊聊，开始则推托，后宋推托不了见了，也没什么话说。而对当下各种各样的奖项，他也都看得很淡，从未因此浪费过什么时间去活动过这一点锫颇不容易做到的。对功利如此淡薄，而对朋友，对乡亲却是热情如火，温暖如春。近年来，我为一家大公司编一张企业小报，此公司与连科的单位是近邻，故每次去编报（或参加选题会，或看大样>；，我都给连科打个电话请他乘便过来聊聊天，但结果是往往扑了空。他家人告诉我，连科不在家，或是老家来了人，或是来了老战友，请人出去吃饭，陪人去看病，如此等等。我想，连科虽然把创作视为生命，但一且家里来了老乡或战友，还是把小说放下不写，陪人吃饭或办事去了。我听他说，去年（2000年）凑了点钱，买了一台捷达的“都市先锋”，有了车。他就更忙了。常常要到机场或车站接送朋友，迎来送往的仟务也就更重了。去年年底，总政文艺局在北京西郊举办部队作家长篇小说研讨会，邀我到会上给部队作家们聊聊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情况，一开始，我看到连科还端正地坐在那儿听着，可过了一会儿，就发现他的座位空着，一个上午他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起初还以为他听惯了我的唠叨认为没有必要再听一遍，后来间家后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解释说，驾着他那台“都市先锋”到机场去接一位来北京求医的老乡去了这就是热心的连科，周到的连科！

    连科无论为文，还是为人，都是我一位引以为骄傲的年轻的朋友。

    三言两语话刘恒

    我之注意刘恒，大概是从十多年前也就是80年代后期读他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开始的那是一篇很出色的作品，后来据之改编为电影《菊豆》才引起轰动。记得听当时中。持《北京文学》编政的林斤澜先生讲起，刘恒的这篇作品原来用了一个很怪的题编辑部的负责人想让他改，都很难说服他。后来林主编编出面才改成发衷的这个题目，也是很有点怪味，且有颇多内涵。打那以后，找就沈总读刘恒的小说，看他编的电影，诸如小说《教育诗》、《狗日的粮食》。《白涡，电影《菊豆》、《本命年》等等。一直到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以及据之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电视连续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播出时，我们家几乎是一集不落地看，看完后又全家进行讨论，一时成了全家最重要的话题。我似乎在这部作品中进一步看到刘恒创怍的成熟和他用喜剧的形式写悲剧的独持的艺术风格，看到他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平民意识。当时很想给刘恒打个电话聊聊我的读后感和观后感，可是他一直躲到京郊闷头写作，是很难找得到的，于是作罢。

    我同刘恒的进一步认识以至可以说有点交往乃是90年代初的事。那时鲁迅文学院办了个创作研究班，我是主持教学行政工作的，负责设计这个研究班的课程。学生们一致建议请刘恒来讲讲他的创作经验，传经送宝。于是我设法找到刘恒，他开始一直婉拒，到了被我缠若不放时，终于答应来讲一回。记得那是个初夏的上午，刘恒来到位于东郊的得迅文学院，为了营造一个座谈的气氛，我们还把桌椅在大教宰里摆成一个四方形的圈了改变教师在讲台上学生坐于台下的通常的讲课形式。记得刘恒先做广自我介绍，说他出生于晋北农村，然后当了兵，才复员到了《北京文学》当了编辑云云。后来义谈起他的创作经历，尤其是谈写《伏羲伏羲》的经历，又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刘恒的课同他的作品一样，讲得朴实生动、妙语连珠，富于幽默感。这一课给间学们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就一直难得见到刘恒，尽管加拿大亚伯达大学的梁丽芳教授来北京考察当代文学创作情况时想见刘恒，还是我从中联系的；刘恒的好友哈尔滨作家阿成也多次同我谈起刘恒的近况，并转来一本刘恒送我的新作。可以说，我们之间还拐弯抹角地有些联系，怛总是难以谋面。直到前年（1999年）夏天’我家乡的一家大型文学刊物《海峡》的主编叶恩忠同志来京组稿，想通过我约几位中青年作家聚一聚，我才通过刘震云把刘恒请来一聚。记得那次聚会定在安定门外蒋宅口附近的江苏大广，与会者有刘藤云、莫言、余哔等等。余华因想等我第二次通知确认后才来而迟到将近一个小时，受到莫言、震云的批评，那时好像珐刘恒笑眯眯地为他解了围。

    打那次聚会后就一直再没见到刘恒。听说他又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可见更忙，不便于去打扰他。直到这次准备在“名家侧影”里推出他，才千方百计地找到他，在电话里聊了几句。

    刘恒原名“冠军”。他无论是创作还是为人，都可以算是当代文坛的“冠军”的。

    一颗美丽诚朴的心

    认识铁凝，当然是从读她的成名作《哦，香雪》和稍后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开始的。《哦，香雪》的清纯和浓郁的抒情味，是新时期小说中少见的。读之，犹如喝了一口清冽的泉水，沁人心脾，让人甜到心里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刻画的那位女中学生形象也是新时期文学画廊里少见的。但读这些作品，我想象中的铁凝仍然是一位清纯典雅的小姑娘。

    在八四八五年之交的中国作协四大上，终于见到丫铁凝，同我想象中的铁凝一致，清纯、典雅，颇有点矜持。在会场上，或在餐厅里，偶尔见到，颔首笑笑而已，只是认识了，未及细谈。

    八八年，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政瑰门》先在作家出版社的大型文学期刊《文学四季》上发表，然后由作家出版社出单行本，接着由作家出版社召集一次规模盛大的作品研讨会。我得到作者签名的一册赠书和出席研讨会的邀请，随同邀请信还附有铁凝的一封亲笔信，客气，热情，得体。后来在会上同别的与会者交谈，才得知每位被邀请者都得到作者这么一封文体不同语气不同的信。可谓十分细心周到。

    现在回忆起那次研讨会，无沦是规模、规格，还是学术气氛和会议质量，都是同类会议中少见的。在北京，类似的作品研讨会，十多年来越来越多，有时一个月要参加上好几场，但真正有话说或认真研讨的却不人多，而《玫瑰门》的研讨会却不是这样。北京义坛上的作家和评论家大都出席了，当时有事到北京的台北出版界人士郭枫先牛也应邀与会。会上，就《玫瑰门》的主题和叙述语调、艺术风格都展开了热烈的见解不同的讨论。很少参加这种研讨会的老作家汪曾祺先生也认真读了作品，首先发言，记得他的头一句话是：“我的牙口大，按理先发言。”

    这一年，我在鲁迅文学院主持教学工作，正筹备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中文系一起举办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铁凝得知此信息后曾来信报名，我也捋把报名表给她寄了去，并把她的名字列在给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关于举办这一期创作研究牛班的专题报告上。后来，铁凝一直没有来参加这个研究生班的学习，原因有种种，恐怕她不久就评上级作家，参加这样的学习已域不是十分必要的审是其中主要的原因。

    同铁凝有一次比较认真的接触是九二年初夏随同汪曾祺先生夫妇到石家庄的几天交游。那年的5月间，《长城》杂志社的艾东同志盛情邀请汪曾祺先生夫妇到石家庄做短暂访问，由我全程陪同。那次到石家庄后，《长城》杂志社的艾东先生一行终日作陪不说，河北老作家徐光耀同志，还有铁凝，也是终日相随的。无论是在正定大佛寺同贾大山一起谈禅，还是登上太行山深处的灵岩山探古，铁凝都紧随汪老夫妇左右，热情周到地照顾他们二老。五年前，汪老夫妇体魄强健，精神矍铄，尤其是汪师母施松卿女士，颇有风度，铁凝戏称之为“伊丽莎白女皇”，老太太也欣然接受。谁能想到，汪老五年后会猝然辞世。呜呼，每想起71年前初夏时节同游石家庄的情景，心里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苦痛和世事变幻难测之感！然而，几天的相处，却让我得以进一步了解了铁凝，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女作家，也是一位优秀的女人。从她对汪老夫妇、对朋友的态度上，可以看到她谦虚、热情、细心和善解人意的一面，这可能正是铁凝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五年前在石家庄与铁凝的几天相处，也可以说是进一步了解铁凝的契机。但此后，总是很少有机会见到她，她的作品写得不少，也难得有机会坐下来认真地研读。不过。此后几年倒是常常听到铁凝进步的消息。一直到去年年底在中国作协五大上她被选为惟一的—位女性副龙席。铁凝成熟了，她担当文坛的重任，成为文坛的一路诸侯，这是值得高兴的！

    今年（1997年）春天开始，《时代文学》杂志社邀请我主持该刊的一个专栏“名家侧影”，在请了各路名家侃了文坛的三位宿将：汪曾祺、林斤澜和艾煊之后，杂志社主事的同志和我都想到了铁凝，想为她编一个专栏。除了约石家庄几位年轻的朋友写稿外，自然想到广始终关心着铁凝，件受到铁凝敬歌的先生。二月间，当我第一次离京南下之前，就些权电话职或当面向汪老约了稿，他是答应了的。但四月初我间北京见到他，问起关于铁凝稿子的事，他仍未动笔。汪老年事已高，近年来稿约多，要画要字的也逐渐多起来，弄得老头常常是忙不迭。于是我同铁凝都不大好意思催他。四月底，他老人家又有一次到四川参加笔会的机会，对这次笔会他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原说5月3日返京，直到5月5日才回来，而旦过些天就要到南方参加一个女作家笔会。于是5月7日我才打电话催稿，问他关于铁凝的文章能不能与，因为发稿在即，不能不催。老头在电话中很干脆地答应：“能写，马上投人！”5月8日上午9时许，即接到汪老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凌展四时许即起床，一气呵成，有两千多字，要我马上去取稿。从声音里已听出他的疲劳感，即劝他赶紧休息，我午后去取。午后由于家中小事未能成行，直至晚饭后赶过去。一进门，老头即把还有墨香的文稿交给我，共八页，题《铁凝印象》。这就虽读者诸君见到的这篇文章，这篇凝集着一位老作家对青年作家情感和期望的美文。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文章成了汪老的绝笔，而5月8日晚上同汪老的相见，竟成永诀！

    这些天来，我的心情一直不平静。当在黄山脚下的一家酒店里听到汪老猝然辞世的噩耗后，以及后来我在南海边上这个小镇上治病的日日夜夜里，一想起汪老的为人与为文，汪老对我的深情，就难以控制悲痛的泪水。但愿以此短文记下我所认识的铁凝的同时，也寄托我对汪老的一片哀思。

    林希印象

    作为诗人的林希，我大概在读大学一年级时就知道了。因为我那时也正痴迷着诗歌，想曳诗人，诗人当不成，当个诗评家也可以。于是就常留意诗和诗人。50年代中期，作为一位少年诗人的林希，已经很有点名气了。我自然喜欢他的诗，也很崇拜他。可惜，经历“反胡风”、“反右派”两大政治运动后，林希被发落到天津郊外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歌喉哑了，再也听不到他的吟唱了。

    到了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林希改写小说，而且写的是地道津味的小说，内容是津味的，语自尤其是地道的津味。我最早读到的几箱中篇小说，诸如《高买》、《丑末寅初》等等，都发表在《中国作家》上，记得1991年和1992年，《中国作家》连续两年评中篇小说奖，不知为什么都让我当评娄，而这两届评奖中，林希的《高买》和《丑末寅初》都评上了，《丑末寅初》还获得全票，名列榜自。从此我就更注意林希的小说。我读林希的津味小说，完全足为了审美，有着读者与作家史；自由更深人的交流。不像读别的小说，是为了评论，带有相当强的目的性，也就是功利性。

    直到1996年深秋季节，天津作家王家斌的长篇小说《丙年海狼》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大津作家协会与作家出版社在文采阁联合举办了一次规模颇大的作品研讨会，蒋子龙率领天津的大队人马来了，林希自然也在其中。就在这个会上，我才第一次见到心仪己久的林希。他白白胖胖的，不露声色地躲在一边，既不像子龙那样有文坛领袖的风度，也不像柳溪大姐那样滔滔不绝地神聊。记得他在上持人的一再催促下才说了几句祝贺的话，一再谦逊地表示是来学习的。在我心目中，林希才是写津味小说”的行家和名家，对于他的如此谦逊有点不理解。但会下—交谈，才知道他承返文坛后的埋头创作、淡泊名利的做法，子是更加敬重他。当然，我也向他表示了喜欢他写的津味小说的想法，一谈起他的小说，自然话也就多了。我们俩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1997年春，林希的中短篇小说集—卷本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印得相当精美，他托柳萌兄转送我一套，我真有点爱不释手。可惜到了当年春四月由《小说选刊》杂志社出面为这套书在北京举办小型研讨茶话会时，适逢我正远在广东珠海治病疗养，不能与会。我常想有个机会来表达一下我对林希小说的喜爱之情，谈谈我对林希津味小说的看法。一年后，机会终于来了。作家出版社于1998年春出版了林希的长篇小说《桃儿杏儿》，并收人该社当代长篇小说“珍藏版”。该书的责任编辑隶着还散发着墨香的样书于四月末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先睹为快，并发表电视评论，最好足写点评论文字。为林希兄效力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很快读广《桃儿杏儿》，感觉很不错。我以为这部小说不仅是林希写天津的时代生活的一个总结，不仅具有某种《红楼梦》的韵味，而且可以说楚近年来长篇小说中的一部真正的精品，一部婉约派长篇小说的翘楚之作。因此，尽管拍电视那天由于笑说责编的粗疏比我东找西找，我还是左了，并间林希一起在电视中一起谈论这部长篇的结构。拍完电视后，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供饭，我同林希有机会聊得更多些。我对于他背靠文坛、淡泊名利的做法更加赞赏。他说到，有一次’有位领导准备为他安排个政协委委员之类的位置，最后被他婉拒，使人顿生敬意。因为当今的文坛快变成官场了，一典文人往往把自己在文学上的成绩当成本钱，千方百计计地钻锊个一一罐半职，没有实职，哪怕挂个“政协委员”、“作协全委”这种虚职都可以，甚至不惜为此去奔跑钻背，而林希却把送上门来的荣脊职务祀之门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啊！然而，这就是林希，一个经历了人半生坎坷道路终有所悟的林希。

    我曾在电话中向林希兄表示，希望能为他的文学创作做点什么有益的事，例如组织一个评论他的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专辑等等，他当然表示支持和感谢。刊物也找到了，说好了，就是因为我这一向为衣食奔波忙得分身乏术，还不能落实这件事，一直使我感到愧疚。当然，这件事迟早是要做的。

    希铝林希能写得更多、更好些。

    话说子龙

    我和蒋子龙之间，可以说早就认识却并不很熟，不像对别的一些较熟悉的作家那样，既读他们的作品，又在生活上成为知交。

    但是有几次同蒋子龙的交往，却让我对这位具有燕赵之士豪爽之气的汉子有一种敬畏的感觉，并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1987年1月，全闻上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文学界当时的气组犹如冻冽的寒风一样，冷得让人打颤。就在这个时候，我应《天津文学》编辑部之约，写了一篇谈小说文体的长文，文章写成之后不是邮递，却是有点破例地坐火车送到天津去。这大概一来是因为组我这篇文章的盛瑛师妹热情相进，二来是想顺便看望几位在天津的朋友。天津离北京不远，当时坐火车也就是一个半小时而已，但自从60年代初由上海复旦大学中业分配到北京工作的二十多年来，却很少去天津第一次去天津大概是“文革”中到“三条石”、“六号门”参观阶级斗争展览接受教育、1987年1月的天津之行在我的记忆中娃第二次到天津，因此自然有一种新鲜感。天津其实还是有一些可看的地方的，比如应该去逛逛水上公园或劝业场之类，但这一次由于是当天来回，记得下了火车直奔盛瑛在南开大学校园的家，交了稿吃了丰盛的午饭之后，盛瑛问我想见谁，我脱口说出想见见了子龙。于是哪儿也没去，就约了子龙见了一面。为什么呢？因为此前读了不少子龙的写改革的小说，人们常提到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等等且不说，中篇小说《锅碗瓢盆交响曲》记得最吸引我，好像还在—篇文章中评论过几句。1985年秋天，子龙的长篇小说《蛇神》问世，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办公楼会议室开了个小型的作品研讨会，记得会上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是基本肯定，另一种是基本否定，争论得颇热烈。当否定者质问蒋子龙写了这样的作品准备怎么办时，记得子龙只冷冷地也是幽默地答了一句：“从窗户跳下楼去！”记得这么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从中看到了子龙的性格。会后，我写了篇评《蛇神》的短文发在《文艺报》上，这大概是我评论子龙小说的惟一的一篇文贲》这篇文章发后记得同子龙有过联系，但没有深谈过。于是乘便拜访子龙，便是很自然的事，也可以说是对他表示一种敬意。那一次在哪儿见的面真是记不清了，但见了子龙，他的第一句话却记得很清楚。他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为送一篇稿子还到天津来？”就这么一句看来冰冷的话，却表现出子龙的性格，也拉近了我与了子龙之间的距离。子龙是位外冷内热的人，记得那次见面聊了很多，他对我的行止也很关心，关照编辑部的人予以照顾。他是很想请我吃晚饭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后来的晚饭是柳溪大姐在小白楼请的客。这便是在天津第一次见子龙的前后经过。

    第二次在天津见子龙并接受他的宴请是在两年多后的1990年的冬日。那一次，曾在鲁院短期进修过的一位在渤海油田工作的学生邀我和国文、刘茵等一行人到塘沽，推备乘直升飞机机到渤海的油井平台上参观，佰由十天气冷下了小雪，平台上结冰打滑，直升机难以降落，无奈直升机又回到机场降落，并问到塘沽的北方宾馆等待。于是不知谁出了一个主意，到天津市里着看蒋子龙，蹭他一顿好饭。于是打电话同了龙联系，他果然欢迎，并让作协下属的文学院请我们吃了一顿很高档的海鲜。这一次，人多热闹，记不得说了什么留下深刻印象的话。

    在这两次谋面的前后，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是1990年8月，我和一批作家应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一家下厂的盛情邀请，到鄂尔多斯高原以及陕北有过十日之游。蒋子龙也是在此行列中的，相处得也相当欢快，有几件事至今难忘。一是他对鄂尔多斯高原的民歌表现出极人的兴趣，对蒙古族姑娘每饭必唱的劝酒歌学得尤其好，在外出时常在车上唱起紫族的劝酒歌，引来同行者的阵阵掌声，另一件事是常同王蒙开玩笑。在白云山上的道观，子龙抽了个上上签，遭到王蒙的取笑，后来在从葭县白云山到榆林的路上，王蒙流了鼻血，子龙抓住这个机会大大反击了一番。他们之间用幽默语言进行唇枪舌剑，给我们的旅途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当然，蒋子龙的歌声以及同王蒙的舌战也电表现出他的大真可爱的一面，这同他一向的冷面孔出现于公众场合是大大不同的。

    二是1988年，《天津文学》的一位编辑写了篇关于鲁迅文学院的报告文学，其中有些地方对鲁迅文学院的形象有些不利，当时主持鲁院工作的唐因同志很生气，准备诉诸法律。子龙在处理这件事时，一方面极力维护母校的声誉，另一方面极力进行调解，加上我们的共同努力，终于较好地处理了这件事。通过这件事的处理，我更敬重子龙的为人。

    三是一件听到的事。1986年夏夭，山西的《黄河》杂志邀请部分作家评论家游五台山，不慎运送与会者的大客车在山上出了事，蒋子龙也在车上，受伤最重，据说摔断了几根肋背，促他仍忍巷伤痛参加处理善后工作，并稳定大家的情绪。这同那些有了一点小伤便大呼小叫、怨天尤人的人形成鲜明对比。子龙这一表现在文坛也传为佳话。

    近几年来，子龙不仅写小说，也写了不少散文随笔。我读了他的一些随笔，不仅为其文字的练达叫好，也为他的人生境界拍案叫绝。看来，人过六十，子龙又进人一种崭新的人生境界，可喜、可叹。

    我所认识的萧克凡

    大概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知道天津有个青年作家叫萧克凡，因为他写了《黑砂》、《最后一个工人》等作品，被看做匹跃上天津文坛的“激马”，又被看做婼继蒋子龙之后另一位写工业题材的高手。但是，尽管我对萧克凡和他的作品早有些了解，尽管北京与天津只在咫尺之间，由于缘分未到，十几年间一直没有机会同他谋面。我同克凡的第一次见面，也可以说真正的认识，迟至1999年4月下旬群众出版社在北京十三陵一个培训中心举办的笔会期间。由于我们同被邀请，又由于我们彼此都神交已久，故自然要会面，自然也就一见如故。

    我在天津文坛有不少朋友，但天津实在去的不多，不过，自从结识了被称为天津文坛的“老顽童”的林希先牛和被称为天津文坛的“一匹黑马”的萧克凡之后，天津自然也成了我常去的地方，天津也自然成了我电话热线的另一个关注点。我有时通过电话同“林公”与克凡聊天，有时乘车路过天津，也应邀下来撮一餐海鲜，然后继续走路。臂如，在北京同克凡见面的十多天后，我与夫人在去济南的途中就曾在天津短晳逗留，受到林公与克凡的盛情款待。一来二往，我同克凡的友谊自然也就与时俱进，逐渐成了知交和忘年之交了。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1999年8月我与克凡等一起参加由内蒙古公安厅《警察》杂志在克什克腾旗的热水塘镇举办的笔会度过的几天时间。这次笔会虽然在偏僻且显得有点荒凉的内蒙大草原上举办，但由于主人的热情，又由于笔会内容的丰富（比如登红石山，游八月的内蒙草原，拜访夏牧场的牧民，夜宿贡戈尔草原的云杉度假村、参加篝火晚会，赴达来诺尔湖的百鱼宴等等），使与会者都十分愉快，也十分留恋这次笔会，对于我来说，也为我提供了一次更深人地了解萧克凡的机会。这一次，我们俩都带来一个有病的孩子参加笔会，或者可以说，都为了有病的孩子能出去散散心而应邀参加笔会。这样，我与克凡就多了一层“同病相怜”的情感。我的长子十多年前得了重病，年近四十，仍然在家养病，当然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但年月久长了，也逐渐麻木了；可是克凡惟一的爱子，前几年刚得了重病，刚上高中的少年被迫辍学，虽然经他们夫妇千方百计地为之奔跑治疗，病情转危为安，仍然需要在家疗养，这自然成了他沉重的负相。克凡的爱人提前退休在家照料孩子起居饮食，克凡自己也尽量争取机会带孩了？出来参加活动让他的生活更丰富一些以便减少心中的歉疚。我在笔会期间看到克凡悉心呵护照顾儿子的情景。一个身高一米八多的大男子汉在照顾病儿时，其细心和耐心简直超过一位善良温柔的母亲！这让我看到克凡那颗善良而宽厚的心，使我深深地为之感动。尤其是当我听到克凡在得知儿子得了重病后的自责以及多方奔跑寻找为儿子治病良策的自述时，更加深刻地理解他的善良与坚毅。也许正足由于这一点，由于相近的遭遇以及同命运抗争的经历，使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几年同克凡比较密切的交往，使我对他的了解也逐步在加深。他不仅是一个对家庭有责任心的好丈夫和父亲，也是一位关心朋友胜过关心自己的好朋友。这方面我有着比较深切的体会。河北的“二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都娅他的好朋友，他不仅邀他们一起到天津做客，以个人的力量尽地主之谊，而且对他们每一位都很关心。1999年8月，当我邀请他带狞孩子同林希先生一道参加《瞀察》杂志在赤峰市克什克脾旗热水塘镇举办的笼会时，他又竭力推荐关仁山，要我代表《警察》杂志邀请关仁山赴会，当然我照办了，也同关仁山成了忘年之交。前些年，谈歌査出患有糖尿病，而且病情不轻，他颇为关切，立即建议谈歌同我交流对付糖尿病的经验>；因为克凡知道我患此病多年，积累点对付糖尿病的经验。后来，我在电话串。同谈歌长谈了几次，把糖尿病的病因以及控制糖尿病的要点做/分析和介绍，力劝他戒酒。不管谈歌听进去多少，克凡是尽了朋友的责任的。仅就这两件小事看来，克凡对文坛的朋友是够仗义的，也可以说是变“文人相轻”为“文人相亲”的适例。还有一件事很让我感动。2002年5月，他与赵玫一起荣获“大津首要青年创作奖”。8月间，天津市作家协会在天津郊区一个度假村为获奖者们举办了一次研讨会。纵论他们文学创作上的得失。天津文学界的朋友，尤其是评论界的朋友都应邀参加了，我同柳萌兄也应邀赴会。这个会整整开了两个半天，与会者对获奖者，尤具是对萧克凡近20年来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比较深人的解剖，有的意见还谈得颇为坦率，甚至说还有点尖锐。萧克凡自始至终地坐在小小的会场上虚心地听取大家的评论，对有些意见他未必认问，但也听得进去，并且记下。他不仅听会，而且在会下做了大量的会务工作，像迎来送往、招呼就餐、安排住宿等杂他也都搭把手，帮专管会务的同志一起做。目睹他在会上会下的表现，我颇有点感触。当今文坛，有些稍有点成就的青年作家，其傲气实在不敢让人恭维。我参加过几次作品研讨会，被讨论的作家借故不出场，而且是本来答应出场临时又借故逃脱，这让参加研讨的评论家们往往有种受轻慢之感。我的朋友何两来有一次曾就此现象在会上大发感慨，我虽然劝他消消气，其实我也足颇为生气的，只是不屑于说出向已。在这方面，克凡谦逊的表现值得称赞。当然，他在对待文学前辈，比如在对待林希先生的态度上更是表现出他敬老、谦逊的美德。这方面，林希先生的文章已经涉及一鸣，而且在天津文坛尽人皆知，我在这儿就不赘述了。

    在2002年8月天津郊区架度假村举办的研讨会上，我曾说过萧克凡虽然已有二十几年的“创龄”，写下数百万字的作品，但还是一个不定呗的作家。这个说法，颇得到句会的一些评论界的朋友的认同。对克凡的作品虽然读过一些，但缺乏比较系统深人的研究。似是，仅就我浏览过的部分作品而肓，萧克凡的确是一位不安分、不定型的作家，就题材而言，他既有诸如成名作《黑砂》、《最后个工厂》、《最后一个工人》等一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开掘的是他多年积累的牛活素材，然后，他又写了一组来收在“津味小说”集《赌茗》中的十多篇写天渖民俗的作品，诸如《天津大雪》、《天津娃娃》、《天津少爷》等等，成了与林希齐名的写天津民俗的名家，同时，他又写了《都是人间城廓》、《罗薇的峡谷》、《网络中的爱情》等一批写现代城市生活、又颇有点现代意味的作品。从题材的选取和开掘来看，萧克凡绝不满足于捆一口深井，而是多方探测其文学创作的水源，迄今（2003年）为止，他还没打算在哪棵树上吊死，这既表现出他的不安分和不定型，又表现出他的艺术探索精神。在写作体裁方面，林希先生调侃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写小说，写短文，胡编乱造电视剧，外带写有偿的报告文学”。林公之言大致不差，这些年来，萧克凡由于脸皮薄，有求必应，也由于生计的关系，的确十八般武艺都耍一耍，当然，这也表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另一种不安分。“冓书皆为稻粱谋”，曾为人所不齿。其实也是光明正大的，一个靠芎作为业的人，要养家糊口，又要为得病的孩子治病。不为“稻粱谋”又怎么办呢？在这方面，我是理解克凡为什么要在文学上打杂的缘由的，也宵为他找丁点杂活。当然，话也贽说回来，不再年轻的萧克凡，在八方寻找文学的水源的同时，是否锁定一口自己选中的深井。好好打一口水旺的深井给老少爷儿们看看？我以为，是到了萧克凡打一口深井的时候了。

    远看赵玫

    认识赵玫将近20年了，可是因为我同她始终是读者与作家、作者与编辑的关系，因此只能远距离地观察她，只能写这么一篇“远看赵玫”的印象记，把我所看到的片断印象告诉读者。

    第一次见到赵玫是1985年的春天。我们—同参加在我的家乡厦门召开的文学新方法论的研讨会，于是在会上见到作为即将创刊的《文学自由谈》的编辑赵玫。那时她非常年轻，青春焕发，在会上十分引人注目。她是同当时任《文学自由谈》主编的滕云一起赴会的，滕云是我的同行和朋友，自然把赵玫介绍给我。但记得只有片言只语的交谈，可能在一起游泉州的路上稍微聊得多一点，就这样，算是认识了。

    从此以后，我就很注意赵玫的文章。记得头几年的《文学自由谈》，每期都发赵玫的一篇或数篇的作家访谈，这些文章都写得很漂亮，不仅文章潇洒优美，冰清玉洁，而且角度选得好，细节也颇生动。几乎每一篇我都读，尤其是写张洁的那一篇，真是把张洁写活了，也写得十分准确，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由于有这么一个好的印象，七年来我在《时代文学》上主持“名家侧影”的专栏，就常约请赵玫为专栏撰稿，蒙她每次都欣然允诺。而她所写的关于冯骥才和苏童等几篇印象记，也都特别精彩，受到好评。

    赵玫有好儿副笔墨，就像古代的将军，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她不仅写作家印象记，写文学评论，更重要的是写起小说来了，而且一篇篇，一部部，数百万岂的小说接连问世，真让人看了眼热。就拿长篇小说来说吧，《朗远》。《高阳公主》、《武则天》、《上官婉儿》，还有那部长篇处女作《我们家族的女人》，均在文坛内外产生广泛而热烈的反响。赵玫可以说是作家中的劳动模范，也是文坛得奖专业户，从鲁迅文学奖到庄重文文学奖，再到天津首届育年文学奖，不少文学大奖她都一一拿了。她创作的数量、质量和获奖的情况，均表明她是一位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

    1996年春天，天津有关单位在津为赵玫平办作品研讨会。北京的不少朋友都赶到天津赴会，王蒙去了，李国文去了，已故的老作家叶楠也去了，我也去凑个热闹。会上，大家不仅认真研时赵玫的作品，也谈论赵玫的为人，表达对她的一份友谊。这个会虽然只开了半天，却成了文坛朋友的一次沙龙式的聚会。大大小小的研讨会我参加过很多，但是八年前在大津参加的赵玫作品研讨会却给我留卜广难以聆火的印象，原因是这个会表明赵玫的人缘好，会上的友情浓。

    赵玫敁得优雅，有的作品也挝出几分贵族气，因为她的血管里流着满洲贵族的血液。人们戏称她为“格格”，她真有满族格格的气质。伹她又是十分平民化的，她热情待人，细心照顾人。她在感情上有过一些小小的创伤，但眼下的日子显然过得十分舒心。她不仅有年迈的父母的关爱呵护，有争气的女儿为她争了面子、给她温馨的感情，还有一位忠实的“秘书”为她打理各种事务，安排她的生活，做好她的后勤，还有那么多友谊的手握者她那纤细灵巧的手，这不是幸福是什么？

    祝赵玫生活更幸福，创作史上一层楼！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