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爽热情的叶广芩

    第一次见到叶广芩，是在1996年夏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举办的庐山百花洲笔会上。那次应邀参加笔会的作家相当多，有来自陕西的叶广芩和范东峰，来自上海的股蒽芬，来白哈尔滨的工阿成和迟子建，来自江苏的储福金和韩东、鲁羊，来自湖南的李元洛、聂鑫森和王开林，来自武汉的方方，当然，北京也去了好几位，其中有尚属军旅作家的石钟山和至今仍是军旅作家的李鸣生。到会的人多，时间又较从容，仅在避暑胜地庐山就逗留七八天之多，可以说遍游庐山诸镜点，更有意思的是相互之间有了个尽情交流的机会。这时候，叶广芩的“家族小说”已在文坛内外产生相当大的反响，见到她，自然很高兴，尤其是她的爽朗，颇有点男性化的性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记得那次笔会，从南昌到庐山，都是安排我与阿成同住一宰，因此除了每天的游览、参观与开会之外，晚上大都在我和阿成共住的室内，聚集一伙人侃大山”，常来玩的主要有聂鑫森、石钟山等几位，有时，殷慧芬也来凑凑热闹。这种时候，这种场合，叶广芩是不来的，我同她的交流大都是在参观游览的路上。记得有一次，走在庐山的一处林中，范东峰陪着叶广芩（在整个笔会上，老范常陪伴着叶广芩，似是她的保镙，大概是由于一同来来自西安之故），同我边走边聊，于是才略知她的家族身世和创作的情况。有一天登庐山三叠泉，我同叶广芩一起爬上一块大石头上照了相，算是那次笔会留下的一点有意义的纪念。当然，在庐山笔会的那几天，最惬意的还是每天晚饭后坐在邮电疗养院的院里，扶栏远眺暮色中的育山和晚羝，同文友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的时候，这种时候，叶广芩偶尔也是参加的，我对她的初步了解，也大都是来自那种情景中的闲聊。

    1996年夏日庐山相识之后，叶广芩偶尔寄赠她的新作，可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2000年5月，我到西安参加公安部举办的公安战线文学创作座谈会，住在丈八沟国宾馆，才再次见到叶广芩。这时候，她已是丙安文联党组成员，好像又到周至接挂职枳任县委副书记，又适逢两安市文联正在搞“二讲”，她比较忙，只是匆匆见了一茴，送给我一部新出的长篇《采桑子》，来不及细谈。只是感到她比几年前更干练更豪爽了。

    由干几年来我应《时代文学》编辑部之邀，一直为他们主持“名家侧影”这个专栏，就有请叶广芩在这个栏目露面的打算，怛苦于她行踪不定，联系不上，一直不能如愿。今年(2003年）夏天，西安的两位朋友来访，他们住在西安交大宿舍，与叶广芩是近邻，想意代为联系6有天晚上，西安的朋友来电话说，叶广芩家有人，可能是她的女儿凹家来收拾东西，要我马上打电话过去联系。我照着他们提供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果然是广芩的女儿，她说她妈码又去了日本，大概九月底十月初回国。我把为叶广芩做一个专栏的打算如此这般地在电话里对广芩的女儿说了一番，望转告其母回国后同我联系。9月下旬，我在青岛参加中国海洋大学为卫蒙举办的“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突然接到叶广芩从北京打过来的电话，说她女儿已转告她我准备为其做一“名家侧影”之事，并欣然应诺，准备在北京多逗留几日，待我回京见面后冉返网西安青岛会议结束后，我又下深圳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回到北京已是10月2日深夜，拨通广芩留给我的她在京的电话，她高兴地约定次日到我家访我。10月3日，我在寒舍接待广芩和她的小妹叶广荃，做了一次长谈。除了商定专栏的各种具体事项外，还谈起她把《茶馆》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以及准备把编剧所得的30万元稿酬用来在周至建一所民间文学院的打算。她在周至挂职任具委副书记已近五年，颇了解当地众多业余作者对文学的痴情和艰难的处境，因此打算在当年老子讲道的“楼观台”附近择地建一所文学院，供一些收余作者亏作之用，为他们遮风两，供饮食，也可以兼做招待外来的一些访问周茫的文学同行之用。我当然很赞赏她的这一义举，也从这粜更可以看出她的豪爽与热情，但是当谈及文学院的管理以及经费的缺口如何筹措等具体事宜之时，我又不能不对她这一打算大泼冷水，因此劝她虽然地也买了，还是暂时放弃这一打算，把《茶涫》编剧的稿费用在更实际更有用的地方去。

    一个多月后，我读到由广芩妹妹叶广荃转来的文宇、自画像、签名等等，也读到叶广芩。殷慧芬、王阿成为本栏写的文章，我似乎对叶广芩的了解又进了一步，为她的人生经历和豪爽热情的性格深深地感动着。

    我与平凹的交往

    十多年来，我同平凹没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也没有在一起聊过一次天，也记不起在哪儿同他见过面，但对于这么一位远在大西北的文学奇才，在我的心电保留着一种美好的记忆。这主要是平凹的怍品给我留下的深刻而美好的印象，电然也有几次书信的往来和电话中的交往。

    80年代初，当文学的星空群患灿烂的时候，贾平凹就像一颗耀眼的文学新星升起在西北的天空。我注意到贾平凹，首先是被他的散文所吸引，他的散文写得文情并茂，自成一家。记得在我则几位朋友编选的《现代败文百篇赏析》一书中，就选人平凹早期的一篇散文。接着，他的一组反映农村变革中现实生活的中篇小说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中有一篇《鸡窝洼的人家》尤其令我倾心。80年代初，我工作的中闻作协创作研究室的办公室同《红旗》杂志科教文化部的办公室紧靠着。有一天，《红旗》科教文化部的编辑何铝贤同志见到我，向我约稿。当时，我正想为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允其像《鸡窝洼的人家》这样的作品说几句公道话，于是即爽快地应承下来，报了选题，并随即写了一篇短文，题曰《农村变革中现实生活诗意的再现》，交了稿。没想到，选题和初稿很快地通过了，只需我在送审稿时做些文字的修改。这在《红旗》的审稿中算趄顺利的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1984年第17期上。文章发表出来时，我正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中年评论家赴西北参观访问团的成员在西安参观访问，时值初秋时节，临潼的石榴正红，西安的游人如织。在西安，我才了解到，陕西省宣传部门和文学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原来对贾平凹当时的创作倾向不甚满意，认为他迷恋于佛经研究，对现实生活有所躲避，而像“商州系列”这样一组反映农村变革中现实生活的作品，又认为不够准确，诸如对《鸡窝洼的人家》这样的优秀作品还由于它写了一个女人同两个男人的故事而取否定的态度。原来，他们打算召开一个名为讨论实为批评帮助的会来指导平四纠正他的创作方向，但在我的短文于《红旗》上刊出后，他们即取消了这个拟议中的会议。据说，平凹为此还颇感激我，算是我救了他一驾。但是记不起由于什么原因，那次我们在西安盘桓近旬口，竟没同平凹见上一面。

    时间到了1987年10月，也是初秋的美好季节，我第二次访问古城西安，这次是带队在西安设点为鲁迅文学院的函授学员进行面授。到达西安在一个小招待所安顿下来后，当时担任《小说评论》副主编的青年评论家李星同志来看我，说平凹经常提起我，说要把我到达西安的消息尽快告诉他。我也赞成，因为此次到西安设点面授，游览的事倒没有什么打算，却想利用这个机会见见几位文学界的朋友，贾平凹自然是我很想见的朋友之一。李星是位热心人，他果然兴冲冲地去找平凹，又兴冲冲地再次来看我，并带来平凹的一封信和若干礼物。平凹在信中说。听到我到西安的消息，很高兴，本来是想见一见，叙一叙的，佰因为要马上赶间商州出庭打一场关于房基地的官词，开庭日子已定，不能更改，因此不能在西安见我，只好托李星带上此信和一些土产表示一点歉怠和心意云云，语气颇诚恳真切。李星补充说，平凹确实有事，否则一定会请我们吃一顿饭，而平凹一下子送这么多东丙，这确是少有的，这足见平凹的诚意。我的确为平凹的诚意所感动，这倒不是在于他送了礼物，说老实话，说是礼物，就趄一瓶丹玖出产的葡萄酒和一瓶山沔产的竹叶青，还有一点陕南出产的茶叶等等，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平凹那份真诚。

    1987年底，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主办的“飞马文学奖”正轮到在中国评一部优秀长篇小说怍为该奖项的获得者。《浮躁》出版后，作为一部比较深刻地反映农村变革中现实牛活又有比较高的文化品位的作品，很是被文坛各方面看奸。“飞马文学奖”此时正在评选中，我颇知道一点个中消息，《浮躁》获奖的可能性很大。此时，平凹到北京来参加作家出版社主办的作品研讨会，同我通了电话，我自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他当然很兴奋，我们在电话中就聊起《浮躁》来。他热情邀请我参加《浮躁》的研讨会，但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我终于没有参加我很想参加的这次研讨会，只好写了一篇颇长的评论，可是《工人日报》发出来又砍削得语气不连贯，面目全非，我又是不存原稿的，收集子时只好收那被砍削过的，颇为懊恼。后来，平凹的《浮躁》果然得了“飞马文学奖”，得到一笔可观的奖金，又到美国风风光光地游历了一番，《浮躁》又译成英文，在美国出了16开的豪华的英文版本，我在一个朋友的书柜里看到过，可惜平凹并没送我一部。也许我还没资格亨受这个馈赠。

    1993年者天，有一天傍晚，我正坐在鲁迅文学院的办公室里养神，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原来是平凹的电话。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来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住在京丰宾馆。看来他由于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而格外兴奋（其实，他早就有资格担当此任了），在电话中，他的高兴劲溢于言表，我也很为他高兴，并祝贺一番。但他在电话中告诉我，更值得高兴的是他九二年冬天在陕北一个农村写下了一部新的长篇，定名《废都》，他说自我感觉很好，问我能否先翻一翻。我在电话中告诉他，鲁院的教务缠身，恐怕没有时间先睹为快，只好出版后再拜读了。现在想来有点后悔，如果当时接过初稿读一读。那空白方格的秘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但这后悔是没有用处的。那一次，终因京丰宾馆远在北京西南郊的丰台，我在东北郊的鲁院太远，又没能去京丰同平凹聊上一阵。半年后，《废都》发在《十月》上，也出了书，闹得沸沸扬扬的，不少报刊向我组稿，我终没写上一句关于《废都》的评论。因为我认为这是一部留下某些缺憾的佳作，评论很不好写。

    九三年之后，平凹又接连出版广《白夜》、《土门》等长篇小说，又些被树为作家深人生活的典型到江南去生活了—段时间，关于平凹的种种消息自然不断地传到我的耳边，似我一直没同平凹有什么联系。因为找平凹实在太难，他在西安不仅有好几窟，而且行踪有点神秘，可以说居无定所，又有各种传闻和逸闻，没什么非找他不可的事是不费那个劲去找他的。但到了今年（1998年）春天，我在《时代文学》上主持的“名家侧影”这个专栏怎么也该让平凹出场了，于是在《时代文学》李广鼐主编的一再催促下，才下决心把平凹找到。先是在北京的友人处打听到若干电话，打过去均无人接，后来只好想到李星，这位老弟已升任《小说评论》主编，但热情依旧，他果然把秘密的平凹找到。有一个中午，我正在专心致志地吃午饭，平凹从西安打来了长途电话，聊了近半个小时，答应了交给他的差事。前些天，又是一个中午，我打点行装准备来济南，正发愁平凹的稿子没有收到，恰在此时、邮差紧敲我家防盗门，平凹的“特快专递”送到了，不仅交了稿，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赞办“名家侧影”这个栏目，说我“热心主持这个栏目，的确足好点子，我能入您眼中，甚觉荣幸”云云。这无疑是给这老牛破车加了一次足油！

    陈忠实二三事

    我与忠实之间很少交往，更说不上熟悉，这可从他给我的几封信的信封上把我的名字写成“何振帮”这一点看出，三个字写铕了两个，足见其同我之间的生疏。另一方面，陕西作家群人才辈出，作品又多，设读不过来的，除却他的长篇《白鹿原》外，中篇也只读过《初夏》和《蓝袍先生》两篇，更谈不上评论他的作品了。《白鹿原》在《当代》上分两期连载那当儿，有人写文章准备批它，稿子据说已送到《文艺报》某主编手上，我的老哥儿何启治曾建议我也写一篇，我答应过他“后发制人”。但等了多时，未见那篇批判文章出笼，我也就懒得写了，再后来，《白鹿原》得奖了，媒体热炒，好评如潮，我就更不想去凑那个热闹了。

    回忆起来，同忠实笫一次谋面是在1985年初冬。那是焦祖尧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泰归来在北京汇报情况时，住在张自忠路的中纪委招待所，老焦带着我在泰国的表妹托他带来的两块衣料要我去取，于是我到了当时的中纪委招待所，而与焦祖尧同住一室的就是陈忠实，我们于是也就握了手攀谈起来。记得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希望我们这些搞评论的也能注意一下他的作品，他在介绍他的近作时还特意提到中篇小说《初夏》。过后，我找来《初衷》—读，确为其中所营造的关中农村生活氛围和所刻画的普通农民的形象所吸引，但由于读他的作品不多，义忙别的什么事去，关于陈忠实的小说的评论终归没有写成，文债也就一直欠着。

    到了90年代初，我因鲁迅文学院的教务所累，有时是要住在办公室里的，甜袅时何启治的家就住在鲁迅文学院附近，于是有时晚上饭后就到启治家闲聊。而1991年年底至1992年初以至1993年，岿治从审读到编纂，正忙活着《白鹿原》的编辑出版工作，而《白鹿原》刚刊出时各种意见也不少，有的还是明显地对立着。于是，《白鹿原》就成了我们聊天的主要话题，诸如有关写作的情况、编辑的情况、出版后的各种反应，无所不聊，有时我也提供点消息。我总感到那几年，何启治右点把自己的荣辱安危同《臼鹿原》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也曾答应过治，为我也倾心的《白鹿原》写上一阑较有分量的评论，似需是“后发制人”，凹答那些非难甚至想置《白鹿原》于死地的貌似“左”的棍子们的。但终于没写成此文，而欠忠实的文债就一直未能偿还。

    第二次见到忠实是在北京西城太平桥路的全闰政协礼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次颁奖会上，时值降冬季节，可能是1993年冬，陈忠实的《白鹿原》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什么奖，他远从陕西赶来领奖。记得政协礼堂与会的人不少，大都是借此机会叙旧或聊天的圈里的人，仨一堆俩一伙颇为热闹，只有陈忠实一个人独坐一桌，不与任何人聊天。而那一次颁奖会，陈忠实显然还不是新闻媒体追逐的新闻人物，又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安排的代表获奖者讲话的人物。于是，他就枯坐在那儿，心安理得。我看到此情此景，就主动凑过去同他坐在一臬，并聊了一会儿。大致是询问《白鹿原》的发行情况，他说了个数，并吿诉我已有盗版的书箱出现云云。因为话题有限，双方都缺乏聊下去的热情，我也就陪他坐了一会。好在颁奖会不长，一会儿就礼成散会可。

    又过了将近两年，1995年秋季，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好容易开评了，《白鹿原》自然是众望所归的。似这一届茅盾文学奖却怪得很，从1995年10月底初评出20部初选作品，到1997年10月底评委投票评出4部获奖作品，历时两周年，而到1998年4月30日颁奖会在人民大会聿召开，历时二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创记录。时更新鲜的是，1997年10月底评出获奖作品，颁奖会延至1998年4月才举行，这是为了等《白鹿原》的修改本赶出，因为有的评委提出《白鹿原》要按其意见修改，否则不投它的票。《白鹿原》须按评委的意见修改方能评上奖这桩枣，犹如选美时某一美人须按评委的意见加以修饰，而不是按现成的客观的评奖对象评出一样，使人感到十分可笑，因此一时文坛内外议论纷纷。当时在文学圈里，大家聊到此事时为陈忠实设计了这么了种方案：拒绝修改，也拒绝领奖，答应修改，但实际上不改，等获奖消息传开后，才发表声明拒绝领奖，按照评委的意见进行局部修改，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去领奖。后来，陈忠实还是选择了第二种方案。这就是陈忠实！这倒不是因为他把茅盾文学奖看得很重，更主要的是他一向老实巴交，不毐欢惹事，也是不喜欢制造新闯的。他在给我的一封短简中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向来在文坛怕惹事，那样会扰乱心境，所以也只是写自己的书，不扰旁人。”忠实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从对待茅盾文学奖这桩事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和风格。

    1997年起，我应邀在《时代文学》主持一个专栏“名家俩影”，遍侃京中诸位可以侃的名家之后，自然也想到远在关中的忠实，于是，从1998年秋就开始组稿，打听忠实的电话和行踪，并首先请得京中熟悉陈忠实的何启治撰稿。没想到多次打电话到西安他的家，他的办公室，大都找不到他，有时偶然碰上，他对此事也不大有热情，这让我有点灰心，也有点懊恼，本来想把他的一辑安排在九九年的第一期，也只好临时换人。没想到过了九九年元里，忠实倒对此事热心起来，屡屡接到他的电话说，他自己的已准备动笔，我约李星和李国平的稿子也都已动手，而何启治的长文则已在元旦前后利用休假赶出来了，此前他还锌利用出差路过西安的机会为此事专门采访了忠实。这一切都颇使我受感动。我想，忠实以前对此事不热心，大概还是“怕惹事”；后来之所以又热心起来，大概是弄清楚此举不会给他“惹事”。这也就是陈忠实，凡事都要弄明白了再千。不久后，就接到忠实寄来的稿子和漫画、签名，他的自白是躲在西安郊区一个叫“丈八沟”的地方“弄”出来的，由原拟的两千字扩展到万言之长，且写得那么投人那么专注，成为一篇研究忠实创作经历和创作心态的重要文献资料。这当然很使我为之感动，我变懊恼为感谢和兴奋，决定将他的这一辑以最快的速度推出。当然，我要再一次感谢忠实老弟，感谢这位满脸皱褶的关中汉子！

    灿烂的晚霞——我所认识的张一弓

    二十多年前，当读到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流泪的红蜡烛》、《黑娃照相》等批在新时期文坛产生强烈反响的中短篇小说时，就很想见到一弓，同他交上朋友。然而虽然同在文坛，却没有一个同他谋面的机会，二十年来，同一弓只能是神交而已。到了公元1998年秋天，我们起到湘西参加第二届“湘泉之友”笔会，不仅阽了而，还相处了十几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我们在由北京开往怀化的列车上见面时，真有点一见如故，不仅紧紧拥抱，而且滔滔不绝地相互倾诉，让人们感到两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就像年轻人一样。因为这个不期而遇的见面，两人都等了足足近20年的岁月。

    在湘西与一弓相处的十几天中，我再一次感受到他身上焕发出的朝气和热情，感受到他为人的正直与机趣，使我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在那难忘的十几天中，我们同访湘泉酒城，一起到德夯苗寨参加很有民族特色的晚会，在王村古镇的听涛山庄一起参加舞会，在猛峒河的游船上共赏湘西的山山水水，最后在张家界的黄石寨和天柱山上共抒豪情，结束这次难忘的聚会。那时，一弓已六十出头了，但体力与精神面貌完全像个小伙子。他白天爬山，晚上在舞会上舞步翩跹，歌声嘹亮，他不仅舞跳得好，而且歌也唱得好，唱起俄罗斯歌曲来，可以说歌声惊四座，令人拍案叫绝。一弓的热情和青春活力远不止表现在舞步上和歌声中，也表现在他为人热情豪爽热心助人上。可以说，那次笔会，是一弓感情的一次释放，使他变得更加年轻，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使我感觉到，一弓的一生中虽然经历了很多挫折和磨难，但都压不倒他，而且可以预计，在经历一段沉寂之后，他的创作将有新的突破和飞跃。

    果然，到了翌年即1999年12月，我们在豫北新乡南郊的小篱镇再次聚会时，他告诉我一部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正在写作中，这就是后来轰动文坛的《远去的驿站》。小篱的聚会，是为河南长篇小说创作研讨而去的。那次去的人不少，无疑是一次文学的盛会。

    两年之后，也就是2002年春天，我终于读到了张一弓孕育多年又经过几年艰辛写作而向读者奉献出的长篇笑小说《远去的驿站》。那娃2002年3月末，初春时节，我应邀参加湖北省作家协会在武当山下卜垠市举行的湖北省长篇小说研讨会。在会上，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副社长把一摞书稿的二校样交给我，希望我先睹为快，并为即将出版的这部长篇小说写搞评论。这就是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我当然乐于先睹为快并为之撰文评价。返京后，我立即阅读这部即将问世的长篇小说的三校样，并一气呵成写了一篇评价这部长篇的短文。《诗情与历史文化相交融的家族叙事》我以为这部凝聚着一弓多年心血的长篇小说是家族小说中的佼佼者，它那充盈的诗意，那丰厚的文化底蕴，那新颍的结构形式，都进让人耳目一新并长久回味的。当我在长途电话中把下面这么一段文字读给一弓听时，他在电话那头会心地笑了：“……而当我们读到第二卷《桑树上的月亮》时，我们似乎感觉到作家久蓄的感情的闸门打开了，他那浓浓的乡情回荡在字里行间，因此我们就把这段桑园的故事当做充满诗意的田闶牧歌来读的，也适当做一段充满民族文化意蕴的张家家族史来读的。因此，不仅能引起我们对那动人的爱国故事的共鸣，而且能激起我们对一个张老家族史和中华民族史的探求，其意义不可谓不大焉。”对《远去的驿站》的阅读与评价，似乎进一步拉近了我与一弓在感情上的距离，因为我们从彼此的作品中更深地感受到感情的脉搏。因而，从此我也更加关注—弓的创作。

    一弓年近古稀，依然朝气蓬勃，就像一抹灿拦的晚霞在天边燃烧着。他的为人，不仅热情豪爽，重友情，而月。处处谦恭谨侦，低调生活。这方面有购件小事必须补记一下。一件事足他的长女婷婷五年前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取得文艺学博士学位后，急着在北京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曾经求助于我。当一弓得知此事后，一直告诫他女儿不要麻烦我。照说，作为叔叔的我，帮大侄女一点忙是应该的，但一弓还是让女儿不要麻烦我。这一点足见一弓律己之严。另一件事是，今年（2004年）五月，我陪从美国同来的亲戚到河南旅游，曾在郑州有过短暂的停留。当我把一弓请到我下榻的宾馆聊天时提出为他编一辑文字在《时代文学》的“名家侧影”上亮相时，他一再声称“他不够名家的水平”，一再坚辞；最后，在我再三恳求之下才勉强答应。区区两件小事，又足以见出一弓的谦逊与低调，这也是值得我学习的。

    不“装神弄鬼”的张宇

    新时期以来，亦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坛上新出现的作家就像秋天夜空的繁星一样，数也数不清，即使像我们这种以评论为业的人，也数不清文坛上的繁星。惟其如此，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张宇作为一颗文学新星在中州上空冉冉升起时，我竟没有察觉。直到80年代后期他的中篇小说《活鬼》屡被选栽又得了奖之后，我才发现了这颗并不太新的文学新星，他的作品也就进人了我的视野。但是，作品是读了，人却一直没有见到。

    90年代初，我仍在北京东郊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混饭吃。有一天，一位学生告诉我，河南的著名青年作家张宇就住在学院附近的京棉二厂的一个招待所里编电视连续剧，有时还到鲁院的那个小院里转转，问我是否有兴趣去拜访他。大概我那时既忙又懒，竟没有采纳那位学生的建议去京棉二厂的招待所拜访张宇，也没有请他到鲁院来为学生授课。但是过了不久，也就是个把月时间吧，当时正在创作研究班学习的一位女学生却来要求退学，说准备同张宇结婚，调到郑州工作。当时张宇正是单身，可是这种谈恋爱的速度却令人一惊。从此，我对张宇更是刮目相看了。张宇不仅小说有魅力，人也很有魅力嘛！

    又过了几年，记不清是1994年秋天还是1995年春天，张宇的一部长篇小说《疼痛与抚摸》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且列为该社的“探索者丛书”之一，召开了—个研讨会，地点照例选在北海后门的文采阁。参加会的既有北京的一些熟面孔，又有来自河南的一些朋友，诸如我的朋友孙荪等。这次大概是我正式与张宇见面的一次（据说1985年8月在山西召开的首届黄河笔会，张宁也是出席的，并讲了话，当是见过一面，但印象不深了，1992年或1993年春天他在鲁院附近的京棉二厂招待所写作期想见面而又没有见上。我很欣赏张宇在这部长篇小说新作中所进行的艺术探索和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才华，于是在会上有个发言。当我发言开始时用调侃的语调说“张宇近儿年来作品似不多见，大概忙活别的事去了”时，他马上插话说：“不错，忙着勾引您的学生去了。”于是大家哈哈一笑，我也哈哈一笑，不好再说什么，便言归正传，谈论起他的小说来。这就是张字，一位识诚而不乏幽默的青年作家，一位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于是，我便喜欢起张宇来。

    1997年开始，我为《时代文学》杂志主持这个“名家侧影”专栏。那一年的第6期，准备上组王蒙的稿子，7月开始就着手进行组稿，到了8月末，好容易打听到张宇郑州家中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正是我的学生、成了张宇夫人的陈静。她自然很热情，但却告诉我张宇那时正漫游于新疆。我把组稿的事情告诉她，她立即同远在新疆的张宇通了电话。后来，张宇把电话打到我家中，第一次在电话中聊得很多，也很痛快，这次，他把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他所写的题为《然后是平静》侃王蒙的文章，内容充实而独特，文笔调侃而充满机趣，受到包括王蒙在内的各方面的好评。这当然是对我一次很有力的支持，我是很感谢他的。打那以后，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多了些。但大多是在电话上聊几句。后来有了一次见面的机会，那是1999年的盛夏时节，他所主编的大学文学双月刊《莽原》上发表了山东青年作家鲁雁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庄稼》，遂和《山东文学》等几个单位在济南联合举办作品研讨会，我被邀了去。这一次，我目睹他作为一个会议的主办者和主持者的风度，他善于在较轻松的谈笑之中把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办了，而且办得颇为出色，他不端架子，不装神弄鬼，不作秀，而是随随便便，而且有意作出一种把什么都看透，什么都不以为然的姿态。跟什么人，年长的、年幼的、熟悉的、陌生的，男性、女性，都能说上话，都能神聊一通。大酒店住上一天，就能把一位才貌出众的年轻的公关小姐迷得神魂颠倒。如此张宇，不能不让人刮目相有。还有。一次见面的机会，那是1999年岁末在河南新乡的南郊小冀庄，河南文学院在那儿举办“文学豫军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我去了，张宇是东道主，自然也在会上忙活着。但他不显山不露水，既不在大小会上发言，也不在会下争论。他认为，不过是借个由头把朋友们请来一起聚聚。玩玩，不要装神弄鬼，争论个啥，还大讲什么“与国际会议接轨”。那次会上，由于有的会议主持者有比较高的期望值，打出“与国际会议接轨”的旗号，又请了个把“跨国学者”与会，再加上河南的一些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强的理论意识，开口闭口谈博尔赫斯，想开成一个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于是便闹出点花絮和矛盾来。张宇对此很不以为然，曾多次在我面前谈起不赞同“装神弄鬼”之类的话题。直到散会闾到北京后，谈到他一部长篇小说新作《软弱》的校样，尤其是谈到这部小说的“后记”，才彻底弄明白他之所谓不“装神弄鬼”的全部含义。

    2000年元旦前夕，刚升任《中国作家》副主编的杨志广兴冲冲提着装着《软弱》校样的塑料袋到我家敲门，由于我正在午休，听不到敲门声，于是志广便把那袋校样挂在我家防盗门的把手上，然后回到家中给我打电话吿知此事。当时起来打开防盗门取下这袋《软弱》的校样时，有一种兴奋与名的心情。于是便放下手中的工作，在2000年元旦那天读起这部写瞀察与小伦的既好读、又有独特韵味的长篇小说来。读到“后记”，才真正弄清他反复申明“不再装神弄鬼”的含义。我很赞成张宇的这种创作心态，不仅赞成，简直可以说是很欣赏。我以为，《软弱》之所以写得很棒，全赖于他有这种心态，不装神弄鬼，“进入了一种休闲一样的叙述状态”，“说大白话”，“介绍一些男男女女的朋友和他们的真实生活”。小说就应该这么写，至少可以说，这是小说的一种不赖的写法。谁说张宇没有理论，我看这就是最好的小说理论。

    我喜欢不“装神弄鬼”的张宇，喜欢为人、为文都坦荡、本色的张宇。当然也有理由期待张宇写出比《活鬼》、《疼痛与扰摸》、《软弱》更棒的作品来。

    熊召政面面观

    对于熊召政，可以说神交已久。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他的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引起轰动，毁誉参半时，就知道湖北文坛有位才华横溢且桀骛不驯的青年诗人熊召政。以后，又陆续听到过关于他的许多传奇故事。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我因鲁迅文学院同华中师大联合举办两期文学评论研究生班之故，经常跑武汉，有时一年要去五六趟，可是一直无缘同熊召政谋面，可能是缘分未到之故。

    同熊召政见面，迟至2001年秋日。当时，我同北京几位评论家一道应邀到武汉参加青年作家晓苏的长篇小说新作研讨会。熊召政也在会上，于是很自然地要见面。因为此前的9月间，我同华中师大教授，我的挚友王先霈一起访台，在台湾的十天行程中以及后来到深圳参加一个作品研讨会期间，他多次向我提起熊召政以及他的新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由于有了这个铺垫，还有将近20年的深交，使得我同熊召政的初次见面没有一点陌生感，完全是一见如故的样子。当然，彼此也都有相见恨晚的喟叹。

    会后登磨山、游东湖，我同熊召政一路上聊了很多。尤其是游黄州，熊召政的夫人邱华也一起来陪我们，召政口己驾车，车上只有他们夫妇和我们夫妇四人，聊得更多。他一边开宥车，一边聊起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段传奇般的经历一一由于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不显对他的赏识和爱护，他不仅免去了一场挨批的悲剧，而且由于后来陈到中央丁作和竭力推荐，他差点走上了显达的仕途，要不是熊的老师老诗人徐迟出而阻拦，熊召政人生的历史恐怕要改写了。当然，一路上熊召政也深情地谈到徐迟对他的关心和培养，包括一些严格的写作训练。后来我才知道，熊召政的传统诗词写得如此地道，有较厚实的古典文学的功底，这一切同徐迟对他的培养是分不开的。当然，一路上也谈到他1989年的那段难忘的经历和90年代后下海的种种故事。到了黄州以后，我们一起游了东坡赤壁。然后，由他的内弟出面在黄州请我们一行十余人吃了一顿很地道、风味独特的英山菜——也就是他们的家乡菜。这就是熊召政的聪明之处，既给了他内弟足够的面又把招待我们的任务“转嫁”到他内弟身上。

    晓苏的长篇小说研讨会结束之后，我由十准备到深圳参加另一个活动，于是独自留下来在武汉逗留儿天。这儿天，为我与熊召政深入交谈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他送来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一、二卷《木兰歌》与《水龙吟》，又介绍了这部小说的写作经历和其他两部的写作打算。当然，这几天的接触和交谈，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为我们后半生的友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今年（2002年）春天，为了准备参加湖北省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我大概用了个把月的时间比较认真地读了《张居正》的一、二卷，随后又读了第二卷《金缕曲》的大部分书稿以我数十年来阅读长篇小说的经验，惊奇地发现，这珐当代不可多得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佳构。它的出现。可以说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的收获。

    据我所知，熊召政为《张居正》的写作，潜心进行了近十年的精心准备，这种准备包括生活和艺术以及史料的准备，当然，更重要的是唯物史观的铸就以及古典诗词写作的基本训练。再加之他那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以及从善如流的谦虚好学的精神。在《张居正》的写作方面，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2年3月，湖北省作协等单位在鄂西北的武当山下汽车城十堰市召开“湖北省长篇小说创怍研讨会”，北京和武汉评论界的不少朋友戍邀与会。会上，对近年来的湖北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一种检阅式的巡视，并重点探讨了七八部代表作的得失。其中自然有熊召政的《张居正》，因为会前这部作品的一、二部刚刚获得“湖北省政府阁朽奖”和“第五届屈原文艺创作奖”。尽管有好几位重点作品的作者因各种原因推托不能到会听取意见（近年来，常常碰到这么一种让人感到尴尬的场面：被研讨的某部作品的作者不到场，原因是其作者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不必听取别人的意见），熊召政虽然也有较高的知名度，且作品出版后反响强烈，他还是推掉各种事情如期到会，并且出席每天的会议，认真听取意见。关于这一点，博取了“从善如流”的美名。会后，他邀我绕道武汉回京，在武汉逗留的两天里，我读了他已写就的第三部《金缕曲》的十几万字的初稿。读后，我向他坦陈了意见，大约有第一间“李国舅弄玄扮妖道孙督造报忧启衅端”中关于白云观的静态描写过多，情节进展缓慢，以后几回中写工部尚书朱衡左掖门受辱叙述的居次有些颠倒，第八回写张居正到隆福寺见李太后的场面笔银不能放开，等等。召政听了我的这些意见后，居然决定把已写成的第三部的十几万字稿子推倒重来，从头写起。这一回，当真让我感受到他的“从典如流”的心胸和写作姿态，也找到了他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写作中，熊召政一方面“从善如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同时又认真严肃地对待每一个情节、每一个场面以至每一个细节。例如，第三部的第一回写到万历的“内相”内保到北宗西郊的白云观过“燕九节”，为了写得准确，他几次到白云观勘察，并用摄像机录下白云观的几个院落，以便写作时放录像观摩。前不久。我有一次有事打电话到他武汉的家中。他家的小保姆答道：“熊召政不在家，到山东去了。”于是打他的手机，果然在山东，且正在曲阜孔府中勘察，原来第四部即将写到张培正准备惩办有贪污恶行的衍圣公后人，必须写到孔府，于是他就到孔府勘察录像了。这样写历史小说，可谓一丝不苟，但是却要赔上不少的时间和本钱，这种事恐怕只有熊召政才愿意做，也才能做到！

    历史小说创作中有一个难点，那就是语言上的稚俗共赏。写宫廷和官宦人家，必须有奏章诏书，也必然有诗词歌陚的唱和。有些历史小说，讲起故事来倒是相当吸引人，但一旦碰到要代大臣拟奏章，代皇帝拟诏书，要代一批文人骚客拟诗词歌赋，就犯了难，露出了马脚，故只有其俗的一面，很难雅起来，代拟的奏章诏书，弄得四不像，代拟的诗词歌赋，不合辙不押韵，于是降低了作品的审美层次。这方面倒也难不住熊召政。我读过召政写的一些旧体诗诃，韵味相当高雅，体式韵脚也都符合体制，他在《谢何镇邦先生赐饮大红袍》一诗中这样写道：“冬日京华冷，红袍独兼春。千秋名士气，一夕故人情。秋向丹山老，香随碧水情。何时重乞火，对月话胸襟。”这一首五律，吟咏的虽是品茗小事，却透露出一种高雅的诗歌和深厚的情意，令人爱不释手。我主编的一家企业报《长城润滑油》的副刊《清水河》上就符多次选发他的旧体诗词，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加上他办这些事时态度十分严谨，十分认真，总是检视《张居正》各部中的诗词歌赋，还有奏章诏书，大都比较地道。有一次，我打电话到他家，他正在伏案写作，代张插正拟一份奏章。他说，就那么几再个字，往往要费时一日。反复琢膺修改始成，可见其态度之认真。由此可见，写长篇历史小说同写政治抒情诗不一样，不能仅仅凭一时的激情和才华，还要靠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水滴石穿的功夫。

    熊召政在生活中扮演多种角色。就事业而言，他既是颇有成就的企业家、证券专家，又是著名的诗人和历史小说家。他可以做到在商言商，在文言文，同一些搞企业的朋友在一起，他就像个风流倜傥的青年企业家，炒股粟、打高尔夫球，他样样不落伍，而同文坛的一些朋友在一起，他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诗人作家，读古论今，可以说样样精通。在文学的领域里，他也是一位多面手，新诗、旧诗，他都能熟练地驾驭；小说更不必说了，有一部《张居正》足以表明他的水平，他的散文也写得相当溧亮，去冬今春，《人民日报》文艺部同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公司联合举办“长城杯新游记”征文活动，他写了一箱《吴华寺对奕亭记》，仅千把字，无论立意还是语言，均属上乘，结果拿走了这次比赛的一等奖。前不久，他在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游记结集《千寻之旅》，收人他近年来不少精美的游记佳作，展示了他这方面的才能和成就。

    在家庭里，熊召政也扮演着种种角色。他首先是位孝子。他的老母亲已有八十多高寿，由于召政夫妇对老人孝顺，因此虽然兄弟好几个，老人还是愿意住在召政家，而叶子相依相恋到令人感动的程度。据说，每天晚上只要召政没回到家里，老人就不愿意就寝，在客厅里坐等，一直等到召政问到家里同老母见过一面，她才愿意回房就寝。去年12月，熊召政作为中国作家代表闭的成员访问印度。访印期间，恰遇印度国会大甩爆炸，新闻播出后，碰巧熊召政那几天由于通讯不便没有打电话间家，竟让老太太急得几天不吃不喝不睡觉，也急得召政的爱人邱华到处打电话询问。我当时正出差到山东济南，邱华打我的手机询问此事，我马上打电话间北京王蒙家询问，才得知代表团安然无恙，只是打电话不便而已。把这个讯息传到武汉后，老太太才开始进食，休息。由此可见母子情深何其乃尔！对母亲如此，对妻子和儿子也是没说的。我多次目睹他在邱华和儿子熊维眼前的样子，完全是个合格的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召政的独子熊维在加拿大东部多伦多郊冈一家商学院学语言，使他们一家牵肠挂肚。2001年11月，我应邀到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地访问。他们给儿子带了一大包东西，原来都是些调料，怕孩子在那儿生活不习惯，连烹调的调料也远从国内捎去。仅此一例，足见其关心之切，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望子成才，他们的付出实在难以尽述！召政的夫人邱华在华中电管局相任要职，他们住的房于也是电管局的宿舍，召政在那儿完全是个家属的角色。召政在有的场合下未免要逞能做大丈夫态，耍耍威风，每到此时，外柔内刚的邱华总是让着他，等回家才算账。有一次，我同他们夫妇同在一席上，熊召政为了表现他的真诚和酒量，酒一杯杯地干，连邱华在一旁劝阻也置之不理，结果这次确实喝多了。据后来熊召政对我说，当他们回到北京的住处时，他就觉得不行了，吐了一阵。这时，邱华就开始数落了，每当这种时候，熊召政也很懂事，只听不答，于是等邱华气消了，也就风平浪静了。他们俩共同生活二十多年来，不能说没有磕磕碰碰的地方，总能相互扶持，同甘共苦，尤其是一次次渡过生活中的风浪，这使得他们共同生活的感情基础相当牢固。熊召政每谈及他的小家，总是感到温馨和满意的。因此，他时刻也不忘记他作为丈夫的责任。

    对于朋友，熊召政可以说是位承友情，讲义气的好兄弟。他的诗友刘湛秋由于交通事故惹了一场官司被判赔偿四十多万，这对湛秋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为了帮湛秋渡过难关，他不仅慷慨解囊，而且发动朋友们一起来捐助，使湛秋渡过了难关，一时传为美谈。对别的朋友也是如此，只要谁有闲难，他就尽其所能帮助谁，有些到武汉出差公干的文坛朋友，他也为湖北作协分忧，出车接送，出面接待。我同召政交往一年多来，深感他的友情诚笃，仗义疏财，真可谓文坛的“及时雨”。

    常言说，文如其人。一个作家的人品间文品应该是统一的，我不赞成作家的人格分裂、在作品中是一个样，而在生活中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在我同熊召政的不长时间的交往中，深感他的文品与人品是统一的。他在作品中（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散文）所表现出的嫉恶如仇，乐善好施、刚正廉洁等高尚品格，在生活中也是努力这样去做的。惟其如此，我愿同他为友，并引以为荣。

    熊召政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都还很漫长，在这篇短文即将打住时，我只能叮嘱这么一句：走好每一步，老弟！

    从“烦恼”到新的“烦恼”

    第一次见到池莉，是1986年盛夏在张家界的一次会议上。那是武汉市文联召开的关于杨书案历史小说的一次研讨会，出席者除北京等地的些专家。学者和编辑外，武汉市文学创作所的全体成员（包括专业作家和合同作家）也都出席会议。记得那次会开了十来天，边开会边游览边休息，带有避暑疗养性质，对于武汉市文联以及武汉市文学创作所的与会者来说，多半是一种带福利性质的避暑疗养。池莉那时是武汉文学创作所的合同制作家，自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照说，她已是发了《月儿好》等受到好评的作品的青年女作家，在会上应该是活跃的，可是不然，她在十几天中总是很少说话，不怎么搭理人，保持着一种矜持的态度，脸上还略带愁容。只有一次是例外，那是在猛峒河的游船上，因为西岸高山的峭壁上出现了猴群，我们一起涌到甲板上观看那活蹦乱跳的猴，才看到她脸上有了笑容。据说，这一方面是由于她的性格使然，一方面是由于她在生活上遇到一些烦恼，才使她不容易高兴起来。

    由于在张家界相处十多天，虽然来不及好好地交谈，同池莉总算认识了，于是就比较注意池莉的作品，也比较注意她的境况。

    张家界会议之后，我同杨书案同志有了些文学的交往，也成了知心的朋友。当时，书案不仅进武汉市文学创作所的所长，也是武汉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月刊《芳草》的主编据他说，到了1987年初，池莉在牛活上遇到的麻烦处理好了，同吕小涢结了婚，“有情人终成眷属”，工作也转到《芳草》当编辑，算是正式调人武汉市文联，从工作、生活到创作都有了转机，有了新的局面。这当然令我这个认识她的人感到高兴。由于我1987年春调到笛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书案同我相约每一期进修班都收一位他们文创所或《芳草》编辑部的作家或编辑参加进修班，而第一位被推荐来的竟然足池莉，我当然是欢迎的，遂即发了第三期进修班的录取通知给她，了据说她也很有枳极性。何后来这个名额由于她临近开学时出差在外，被别的同志抢去丫，她也就没来成大概我们之间没有师生的缘分。后来我们办广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本来也是准备请池莉来这个班深造的，后来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成。

    不过，我与池莉作为评论者与创作者之间，却有一段文字的交往值得一记。

    那是关于她的成名作《烦恼人生》的事。1987年第8期的《上海文学》上以头条的位置刊发了池莉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出时主持《上海文学》编辑工作的周介人是我的师弟，常有书信往来。小说发出来之前，他鞞来信嘱我注意这一新人新作，并告诉我，这篇作品是池莉投了几家刊物均被退后才送到他们那儿的，他们商兴地发现了这篇别人没有发现的佳作，当然喜不自禁。这也可以从那一期周介人攒写的卷首语中看出，他是隆重推出这一后来被看做是新写实代表作的佳作的。由于我对周介人的信任，也由于我认识池莉，于是在刊有《烦恼人生》的《上海文学》寄到后，我立即展读，并被深深地吸引。读后我随即拨通了当时担任《小说选刊》主编的李国文同志的电话，郑重推荐了此作，同时又拨通了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任负责文学评论版面的缪俊杰同志的电话，告诉他读了《烦恼人生》的感想，希望能给我点篇幅发篇评论。后来，《小说选刊》于当年第11期选载了《烦恼人生》，并附有主编李国文写的短评。缪俊杰同志读了作品后也很兴奋，立即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写篇2000字左右的评论给他们。记得我的评论是在当年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在我的办公室串。一气呵成的，《人民日报》在当年12月初即刊于“文艺评论”版上。这种速度可以说是少有的。当然其中也有点小插曲。我的评论文章原题为《我就是印家厚》，想来点幽默，被缪公批了一通，说：“我们是党报；不能用这样的题目，换一个！”口气不容商量。于是我又换了一个：《寄希望于改革》。这就很正板也很积极了。为了此题，我在文章中还加了这么一段话：“作者对牛活有着独特的观照角度，善于以小见大，她写的普通人的道徳人情，却是蕴含若对改革潜在的呼唤，力图唤起人们对改革的热情和希望、因为要让印家厚们生活得好些，生活得较松些，除广改革，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呢！”这些加上的话当然是对作品主题的阐释和升华。据说，这么一个题目和这么一段话，很是讨些领导者的喜欢。池莉看重这篇短文，我也敝帚自珍，看重这篇小文章，并把它收人后来编就交江西人民出版杜出版的评论集《当代小说艺术流变》之中。

    池莉在《烦恼人生》之中，既写了处于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种种烦恼，当然也写了她自已的种种烦恼。但是，随着《烦恼人生》的发表、轰动和屡屡获奖，池莉的一些生活中的“烦恼”似乎逐渐消失了。房子有了，而且一步步增加面积和改善条件，创作条件改善了，又从《芳草》回到文创所，成了专业作家，有了充裕的时间和较好的创作条件，温馨的小家也建设得很好，不仅妇唱夫随，而且有了一位名叫“吕亦池”的小千金，据说活泼可爱，书读得好，画也画得好，1988年初，我到武汉筹备首届文学批评学研讨会，池莉和吕小沏到我下榻的华中师大招待所看盥我，并请我到他们的小家里品尝了女主人亲手调制的美味的鱼丸。当时房子只有一间，空间是小了点，但充满了温馨的气氛。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创作，烦恼复何有？

    池莉是很有志气的，她并没有沉溺于甜蜜的爱情和温馨的家庭生活里，而是在文学创作上一路拼杀，荣建新功。当然，她不是那种女强人式的人物，她在事业上有为，在家庭中也趦位好妻子、好母亲。对于她的“吕亦池”，当然更语爱护备至、精心培养了。每—次通电话或偶尔见面，她谈的最多的还足关于她女儿的话题。因为这位“月亦池”比起她的那么多名噪文坛的小说来，是件更出色的作品。话说凹来，池莉更多的精力还是用在创作上。因此，自《烦恼人生》一炮打响后，佳作迭出，十几年来，一直保持着一种领先的状态。这是很不容易的。《烦恼人生》之后的《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到近年来的《霍乱之乱》、《来来往往》，《致无尽岁月》，从新写实到一个新曾面上的现实主义，她一直在文学创作上有新的探索、新的突破。我曾同她通了几次电话，为了组织有关她的这个专栏，同时告诉她，我淮备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题目就叫《从“烦恼”到“不烦恼”》。她在电话中说：“生活中的烦恼可以说基本上消失了，但文学上的烦恼还多得很呢！”这倒是实话。惟其她在文学上还有不少新的烦恼，她才可能在创作上不断地探索，不断地突破。这可以说是池莉的“烦恼人生”的新的层面。于是，我的这篇短文也只好易题：《从“烦恼”到新的“烦恼”》。

    追寻认识方方的踪迹

    第一次读方方的作品，记得是将近20年前读她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大篷车”上》，那种泼辣的文风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打那以后，在我的脑子中，就有个从珞珈山下走出，生活在长江岸边的女作家方方的位置。真正为方方的作品所打动乃是80年代后期读到她的作为新写实代表作的中篇小说《风景》，这篇以现代主义某些技巧包装起来而其灵魂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汉口码头旁棚户区工人生活的作品，是篇典型的新写实的作品，我多次在文章中和讲课中提到它，而同样作为新写实代衷作家的池莉，也足牛活在武汉的一位女作家。我们通常把方方、池莉并列为武汉两位具有全国影响的女作家。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在1986年复大张家界的一次研讨会上见到到了池莉，从此比较关注她的作品，并为她的《烦恼人生》写过评沦。而对于方方，却始终没有拜识她的机缘，虽然办80年代中后期，由于同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两期文学评论研究生班，同时又同武汉大学、华中师大的一些朋友共同筹办首届文学批评学研讨会，因而经常到武汉去，也没有机会见到方方。

    为方方的作品深深打动而自觉与评论是在1990年春夏之间。那时，我从《上海文学》上读到她的中篇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写的是她的祖父、伯祖父以及父亲的人生经历，其中更多的笔墨是写她父亲的，一位决心把自己的学识和才能奉献给新中国而由于种种原因壮志未酬的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依我看，此篇的题目应易为《父亲在我心中》。使我感到惊喜和震动的是，我们不仅从小说中发现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方方，看到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发现了方方有别于《“大蓬车”上》和《风景》的另一副笔明，儒雅、从容、充满书卷气的笔墨，让我刮目相看。读了小说，趁着那股热劲我写了篇读后感式的评论，因为此时在江西的首届滕王阁笔会上正认识了一位《武汉晚报》副刊的编辑，于是把文章给了他，不久就发了出来，后来又收入我的一本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评沦集《文学的潮汐》。此文题为《且看方方的另一副笔墨——读方方的中篇新作〈祖父在父亲心中〉》。这时以说足我同方方在笔墨上的惟一的一次交往。我原以为方方会读到这篇短文，因为它就发表在方方所生活的那个城市的一家晚报上，没有想到，方力却一直没有读到它，直到最近向她组这一辑有关她的“名家侧影”的稿子同她通电话交谈中，才得知此事。我感到意外。除了答应她把文章复印件寄给她参阅外，我更进一步认识了方方。她是有别于当下不少很注意自己的影响位罝和别人对自己的作品评论，不大注意创作之外的事。淡泊于功利的不随俗的作家。惟其如此，才让人更加喜欢她的作品和人品。像这样的事后来还发生了一些。诸如90年代中期以后，公安部宣传局每年举办一次“金盾文学奖”的评奖活动。我和著名作家李国文、从维熙均应邀抖任历届的评委。第一届评奖时，我力图把方方写警察“蹲守”的中篇小说《埋伏》补上，终因作者不是公安战线作家和作品发在地方刊物上（此作发在浙江作协主办的《江南》杂志上）而未果。后来，当我把这个事情和我遗憾的心情告诉方方时，她竟无动于衷，也使我很感意外，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方方。

    第一次见到方方，也是在1990年。那年的深秋季节，我与方方、池莉同时应邀参加海峡文艺出版社举办的海峡笔会，到福州报到后，先游武夷山，又经南平南下度门，再经石狮、泉州折回福州，历时十余天。时间虽说不短，但真正深入的交谈却不多。惟有登武夷山的天游峰至半山腰时，我与她及池莉的合照至今仍珍藏着。站在十山的台阶上，一边足方方，一边是池莉，感觉自然不错。当然，游罢水帘洞后一起沿朦哨岩下小径走到慧苑品茶买茶的经历也很有趣。这是我同方方交往的开始。

    而有机会同方方进行比较深入交谈的是在1996年夏天在庐山举办百花洲笔会时，我和方方均应邀与会。方方的好友我的学生迟子建也应邀与会，方方还带上她的天真活泼的女儿毛妹。我们在避暑胜地确实度过了难忘的愉快的一周。除了一同登三叠泉，观庐山瀑布，散步花径，探访植物园和一起纵论文坛流变、切磋创作技艺之外，更多的是各种自由组合的无主题的海阔天空的聊天。那时候，迟子建起诉沈阳出版社擅自篡改她的长篇小说封面，以低俗的封面损害她的人格的一场官司正到了关键时刻，因此聊天时，这场官司常成了聊天的的话题。每到此时，方方便慷慨激昂地发表见解，表现出一种侠义衷肠。笔会临近结束时，方方的女儿毛妹偶感风寒生起病来，把方方急得团团转，自此很少见方方的身影，她又把全部精力用在呵护爱女之上了。由此又可以看到一位母亲相当细腻的感情。正直侠义，还有作为女性的细腻温和，这大概也正是方方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侧面。

    自从1996年夏日同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在庐山举办的笔会之后，我同方方的交流也就多了起来，说多也是相对以前而言，而且这种交流大多通过长途电话不仅在电话中聊天问候，且有所托付。诸如她主持的《今日名流》杂志要在武昌一个商场的一隅办书店，托我同群众出版社打招呼，让该社出的书直接供他们出售。我也曾打电话托她查她的好友蒋子丹的电话等等。直至不久前向她组“名家侧影”的稿件，闲聊中提到她去年发在《钟山》上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我告诉她毕淑敏读后大加称赞并向我推荐过，没想到她却告诉我先不要急着读，她是边写边发的，杂志上先发的部分次序有些混乱，她劝我耐心等待，等全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再读不迟。方方的这种态度又一次让我感到诧异。照说，一部作品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别人想读想评，作家应该是很高兴的，巴不得人家快点读快点评，何况我20年来还足个长篇小说的专业读者呢！而方方却劝我慢点读。这种态度着实让我感到意外，但回头一想，这才是真正的方方，也正是方方的本色。

    文夫的平常心与平常事

    我同陆文夫的神交、始于四十多年前在上海读书时读他的小说成名作《小巷深处》。上海与苏州近在咫尺》可是无缘谋面。过了一十多年后，到了80年代初，我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工作，编一本《当代作家论》，并分工写《陆文夫论》，于是同陆文夫有了嘧倍往来，后来又应邀到苏州参加他的作品研讨会，才见到了陆文夫，并开始了“淡如水”的长达十余年的交往。原来是答应过一家出版社写一本关于陆文夫的书的，还曾得到陆文夫的首肯并打算定名为《陆文夫的艺术世界》。不知为什么，这些年来一直活得很艰难，很多该做的事都没做，该写的书都没写，欠陆文夫的债自然还欠着。不过，对于陆文夫，我还可以冒充知己，对于他的创作与生活，算是略知一二，于是就有以下一些不像样的文字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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