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夫与创作

    陆文夫是当代中国文坛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他以其独具吴文化特色的作品享誉文坛。他进进出出文坛，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也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颇有代表性。因此，关于他的作品，关于他的创作道路，是值得写一写的，但那似乎是我拟议中的那本书的任务。至于这篇短文，虽然不得不说到他的创作，记的却是他写作中的一些轶闻琐事。否则，在这里人论他的创作，恐怕会把读者吓跑的。

    陆文夫把他的小说集定名为《小巷人物志》，一卷又一卷地出下去。我们看到，就在姑苏城里那青石板铺就的小巷深处，一个个富有艺术个性的小巷人物从陆文夫的笔下走出来。走向新生活的徐文霞、卖馄饨的小贩朱源达，纺织女工唐巧娣、吃成了“美食家”的朱自冶。“围墙”里的马而立、美丽的的女工程师徐丽莎等等，他们无不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创造这些小巷人物是有陆文夫的诀窍的。中篇小说《井》发表之后，不少读者对他把女主人公徐丽莎写成跳井自杀这么一个悲剧的结局有点不理解，烟至认为他违背了自己创作的常规。有次，我就这么一个问题同他闲聊，探询他为什么让徐丽莎跳井而死？没想到，这一问却问出他一段精彩的议论来。

    他说，当一个人物在作家笔下活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具有艺术生命的时候），作家就不能任意摆布他，而要按照他们性格发展的逻辑来安排他们的命运。写徐丽莎之死，正是按照这一原则的。1985年春，《中闰作家》刚刚创办，派人到苏州坐等他的作品，他躲到苏州郊区写中篇小说《井》。写到徐丽莎即将跳井自杀时，他不忍心让这个盼来了春天的美柄的女工程师跳进那黑咕隆咚的古井里去，于是搁笔三天，想办法挽救她。结果还楚一筹莫展，因为在那种情景下，别无他路，只有让徐丽莎跳进古井里，才符合她性格发展的逻辑。1985年秋，还足住苏州，当已故的作家张弦告诉我准备把《井》改编成电影时，我们又一次探讨了徐丽莎之死的问题。

    我们一致认为，陆文夫的处珲是得当的，并打算在电影中为徐丽莎之死做更充分的铺垫。没想到。一个徐丽莎之死的问题，却引出陆文夫关于人物艺术创造的一番精彩的议论，而这番议论是很有理论水平的。

    其实，每一个成熟的作家在创作上都是处于一种自觉的“自在”状态的，都有相当好的理论素养。陆文夫也是如此。他写了不少创作谈，都不仅仅是创作过程的一般描述，大都闪耀着理论的光彩。因此，上海文艺出版社很想为他出一本汇集创作谈的书。1985年秋，在苏州开艾煊作品研讨会的时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找他谈及此事，一直被他婉拒，于是那位编辑只好找到了我去铍边鼓。我做了半天工作，答应代他编辑，他才答应了。这就是后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艺海入潜记》。由于编辑这本书，要找材料，做编辑工作，于是对陆文夫的创作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比如，他把写作过程中的准备阶段归结为“看清楚”和“想清楚”，是很有道理的，这同当年王国维所说的“大家之作”往往是由于“见者真”、“知者深”而成的道路不谋而合，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对创作心理活动的描述电精彩。1987年秋，我已到苒迅文学院主持教学工作，他到北京开作协理事会，想请他到鲁院给学生讲一课，由于他活动多，白天没时间，只好把课安排到晚上讲。有天晚上，他大概酒已喝到微醉的程度，于是课讲得特别精彩。他提出一种“打醉拳”的理论。他说，一个作家在落笔之前，是要对生活“看清楚”，对要写的东西“想清楚”，但是一旦动笔，就不要太清醒，太理智，因为创作是一种情感的活动，太清醒，太理智，往往就会太理念。他用“打醉拳”来形容这种创作的心理过程，这的确么种妙论。

    此外，关于细节的运用问题，关于“糖醋现实主义”，关于“多主题的统即“多弹头导弹”等等，他都有一些精辟的见解，如果再一一介绍，恐怕要写成一篇论文。还是就此打住吧。

    陆文夫与美食

    陆文夫有各种雅号，例如1984年在苏州研讨会上被称为“陆苏州”，但这个雅号恐怕只限于圈子里。至于由干写了《美食家》而获取的“美食家”的雅号却是流传颇广的。于是，“陆文夫与美食”这个文章似乎更值得做一做。

    陆文夫在中篇小说《美食家》中创造了一个样美食而成家的艺术典型朱自冶的形象，其中蕴含的东西当然很多。小说中由于把作为吴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美食写得精美绝伦，因而产生了陆文夫始料不及的社会影响和审美效应。其中最直接的效应是陆文夫获得了“美食家”的雅号。据我了解，陆文夫只是位会吃不会做的美食家，也就是说只是一位美食鉴赏批评家，而不是一位会制作又会鉴赏的全方位美食家。其实，陆文夫这个“美食家”是吃出来的苏州不仅有美丽典雅的园林，更有色香味俱全的美食。50年代初，陆文夫刚步上文坛，同苏州的一些老作家如程小青先生等在一起，每逢聚会必聚餐，当然，那时的聚餐是要自己掏钱的。据陆文夫回忆说，那时每人只掏一元钱，就可以吃得很好，且每一次换一个地方，于是几乎把苏州的餐馆吃遍了。他在《美食家》中写的那些菜大概就是50年代初随着程小青先生在苏州各家菜馆里吃过的，至于最后一道汤不放盐的事也是那时枳累的经验。因为后50年代末的大饥荒，60年代后期下放苏北农村，是不可能有关于美食经验的积累的。

    说到美食，我不能不回想起八五年秋和八六年初廋在苏州两次品尝美食的经历。八五年秋，江苏州参加艾燎作品研讨会，会议期间，当时的苏州大学中文系系上任范伯群教授把与会的一些作家、评论家请到苏州大学同学生会面，做文学讲座，去了七八位，一人讲20分钟，讲了足足一个晚上。参加若有我和老范在复旦的老师贾植芳教授，还有陆文夫、胡石肓、高晓声、张弦和我，其他两位记不起来这个讲座的规格埘以说是蛮离的。当时，不时兴给讲课费，范兄的意思是第二天在苏州大学招待所食堂串。请我们一顿算打发了。老陆说不干，这太便宜老范了。于是向老范要了150元，亲自跑到“小小得月楼”，从经理到跗师再到跑堂的服务员，都关照一番，让我们美美地吃上一餐地地道道的苏州菜。这一餐美食，可谓色、香、味俱全，而且环境，气氛也黄。尤其是那道豆苗虾仁，翠绿的豆苗上铺上的一片白白的河虾，不要说吃起来味美无比，就是闻起来都婼美的。这餐饭。逋出了陆文大美食家的水平，也露出了他在苏州的公关能力。当然，这楚在十多年前，那时陆文夫身体还好，也有这个心气，换到现在，他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气去张罗这么一顿饭了。

    八六年五六月间，我先在上海参加母校复旦大学的校庆活动，然后又去了苏州，为的是到苏州大学讲点课混顿饭吃，同时也想到陆文夫处把编就的《艺海人潜记》送给他过目。丁是，老陆请我在家里小酌。那时他还住在善家巷的旧房里，他吩咐小女儿锦锦准备的饭，我记得主要有一小盘刚出锅的叉烧肉，还有几瓶啤酒。佰这顿饭也是我吃后久久难以忘怀的。叉烧肉的水平相当高，一口气吃了三斤多，以至于锦锦笑着说要收我的伙食费，更主要的是边吃边聊各种美食，来了胃口，使我们吃得来了精神。

    当然，说到美食，不仅有吃的，还有喝的，那就是酒和茶，陆文夫喝酒与茶，也是行家里手，须臾不可离的，而且茶与酒里，似有着更丰当的文化含量。

    陆文大喝的酒比较杂，白酒、黄酒、啤酒均喝，但以黄酒为主。他喝的是慢酒，总是慢慢地喝，三两知己，边喝边聊，一顿酒要喝上好几个小时。据说“文革”后70年代，高晓声从常州到苏州来，有一次在陆家与文夫一起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结果是陆家的管夫人当尖棒喝一声：“再这么喝下去，要喝死人的！”于是老哥儿俩才打住。此事后来我问过管大姐，她说确有此事，还蛮有信心地说：“我就是要管他们，谁让我姓管呢？”老陆在家或在外喝酒，怕的大概就是他夫人管大姐管他。80年代中期，几次在苏州喝酒，就目睹过他被管的狼狈相。有一次大概是在吴县招待所喝完酒后、其实并未过甩，脑子还清醒，陆文夫要求开个房间洗完澡再问家，我问他此举为何，他说洗了澡可以把酒味洗去，免得老管再管他。他又说前一天晚上喝了个半醉，踉踉跄跄地回到家里，乘酒劲踢了门，被管夫人着实“抒教”了一番。于是吸取教训，洗去酒味回去求太平。可见陆兄也是有一些怕的。前些年，老陆患肺气肿，身体欠佳，据说烟酒都戒了，怛最近又听说他身体好起来，又恢复了饮酒。看来，连喝酒也是几起几落的。

    说起喝茶，老陆更是讲究，而我也是茶仙一个，因此更是引为同道。老陆喝茶大致以上等碧螺春及其他上好绿茶为主，不像我喝得那么杂。我之所以爱上碧螺春，即是他引导培养之故。八四年初冬，由闽返京路过苏州，他陪我游网师园，游后上了茶楼，要到两杯绿澄士芳香四溢的碧螺春，一喝果然沁人心脾，解人疲劳，茶楼的服务小姐称他为“锦锦他爸爸”，特别关照，茶好，水也续得勤。锦锦坦文夫二女儿陆锦，当时在闳林部门搞旅游，因此公园里的人认得锦锦，并不认识名作家陆文夫，在那里，女儿的名气比他还大。喜欢上碧螺春之后，开始还托老陆买过，后来知道他是转托范小青的父亲老范买的，就干脆托老范或小青买了。

    近年来，老陆除了编《苏州杂志》和写小说外，还开了一家以展示吴地饮食文化、姑苏美食为宗旨的餐馆，把它当成另一种苏州杂忠来办。当然他年纪大了，只好由女儿锦锦出任经理，他只当后台老板。这家餐馆使这位名扬海内外的美食家更是有了用武之地，但好几年没有机会去苏州，至今还未能品尝陆家餐馆的美味，实在有点遗憾。

    陆文夫与女儿

    陆文夫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陆绮，学法律的，现供职于中央政法大学，二女儿陆锦，留在身边照顾他和夫人管大姐，近年来当了餐馆经理。50年代，两个女儿还小，他在作品中多次写到她们，80年代的中篇小说《毕业了》是写家庭改革的，也写到两个女儿。

    对两个女儿，他也寄托了很深的感情的。因此，对于广大读者来说，陆文夫是位好作家，对朋友们来说，陆文夫是位好朋友；而对他的两个女儿来说，陆文夫又是位好父亲。

    发生在十几年前的一件事使我深受感动，记忆犹新。八六年春陆文夫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兴冲冲到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却碰上他在政法大学工怍的大女儿绮绮因患肺癌住院的急事，真是把他急得团团转。绮绮很快在医院里做了手术，手术做得不错，伹术后还有很多放疗措施，除了常规的“放疗”，“化疗”外，我还同他一起找到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肿痛科的专家段凤舞主任，一方面为绮绮开了一服常服的中药，以祛邪扶止，增强体质，保证她能顺利做好“放疗”和“化疗”，另一方面，又为她开出了“犀黄丸”的处方，要求找可靠的地方用天然的麝香和牛黄配制一服“犀黄丸”，以配合治疗。段大夫的父亲是清宫太医，“犀黄丸”乃其祖传秘方，他在治疗肿瘤方面畏很有经验的，只要能找到天然的麝香和中黄，配制一服真正的“犀黄九”，绮绮的病治愈还是有希望的。为了女儿治病，为了配制“犀黄丸”，陆文夫除了开会，全力以赴地到处奔跑。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到各地寻找天然的麝香和牛黄，不久传来哀。讯，云南的绮绮爱人家寄来了天然的麝香，沈阳的作家金河从赤峰找到一个天然的牛黄。金河是通过老作家韶华得知陆文夫为女儿治病急需天然牛黄的，仅有一个条件，要陆文夫亲自到沈阳去取。于是陆文夫只好同其夫人管大姐一起奔赴沈阳，在沈阳为文学青年讲了一课，并以一篇中篇小说为抵押拿回了那块天然牛黄。药备齐了，带回苏州在中药老铺“雷允上”托可靠人加工了一服“犀黄九”。一服“犀黄九”，一服祛邪扶正的中药，加上坚持得好的“放疗”和“化疗”，终于使绮绮战胜了病魔，恢复了健康。至今已过去十余年了，绮绮仍健康地生活和工作着。同陆文夫经历了八六年春夏之交为女儿治疗四处奔波，甚至卖稿救女儿的过程，更加了解陆文夫的爱女之心，那颗令人感动的父母心、平常心。当然，后来金河一再托人催讨陆文夫答应为《鸭绿江》杂志写的中篇小说稿，我是中间人，承担了催稿的责任，两年后，老陆终于还了这桩文债，这就是发于《鸭绿江》八八年第二期，后来几家选刊均转载的中篇小说《故事法》。

    现在，陆文夫的两个女儿又都有自己的女儿了，老陆的两个外孙女，一个小名叫聪聪，一个小名叫芒芒，均已上了初中，快成大姑娘了。当了外公的陆文夫，又常常把爱女之情转移到两个外孙女身上。

    范小青二三事

    范小青与苏州范小青是继陆文夫之后的一个有全国影响的苏州作家。她的为人，她的一千多万言作品，都有浓浓的苏州味。至于这种苏州味是什么，我看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就足说它楚说不清的，只可以凭个人的经验去体验。有人说，这种苏州味就是“旲侬软语”，像苏州话那么甜，那么柔和，像碧螺春那么绵甜，令人回味无穷，有人说这种苏州味就藏在苏州的评弹里，甜丝丝，酸溜溜；有人说，这种苏州味就藏在苏州的阅林里，布局精巧，小巧玲珑，景有尽而意无穷……我看种种说法都有道理，小育的为人，尤其是她的作品，就像“吴侬软语”，就像苏州的园林和苏州评弹，具有地道的浓浓的苏州味，惟其如此，她和她的作品，才走向全国，为全国广大读者所喜欢。

    范小青同苏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就其经历来说，“她二岁到了苏州，一待四十多年，走遍了大街小巷，饱餐了湖光山色和园林美录，裤裆巷、采莲浜、锦帆桥、真娘亭、钓鱼湾、杨湾小镇……成为她的书名或在书中出现的时候，读者一看就知道写的是苏州。”这是我抄的她的父亲范万钧老先生在夸女儿的文章中的一句话。确实如此，她长在苏州，读书在苏州，插队在苏州郊区农村，工作在苏州，到后来调到省作协当专业作家，也舍不得离开苏州，

    仍然住在苏州。闪此，她的作品，尤论是长篇小说，抑或姑中短箱小说，甚至于随笔散文，也大都是写苏州的。不仅书名直接用的苏州地名，人物是苏州的人物，事情是苏州发生的事情，电重要的是其韵味是苏州的。可以说，在范小青的人生经历和大量文学作品中，都深深地打上了苏州的烙印。

    据我所知，小青为了更深人地了解苏州，以便更好地写苏州，她从当时的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调到省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后，还曾到她家附近的居委会里担任过居委会主任，过问家家的柴米油盐，调解邻里纠纷，从城镇一个最小的细胞里去了解苏州这座古城。如今不少作家挂职深人生活，最少也要弄个副县长当当，因为那样既可以深人生活，又有了职位和权力，办点事也方便些，像范小青这样为了深入生活去挂职当居委会主任的，大概让人听起来也是段奇闻！当然，后来小青也当了沧浪区的区长助理，职位高多了，但那也是为了更加宏观地了解苏州。据说，她当沧浪区区长助理时，还真的天天去上班，进入角色，区里大大小小的事都过问。可见，她的挂职不是图虚名，是真深入生活的。不过，她只挂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也就不再挂那个区长助理的职了。

    小青既喜欢听苏州评弹，也修欢读点武侠或侦破小说，我真不知道这两种爱好是怎样统一起来的。这两种爱好使其性格刚柔相济，既有温柔敦厚的江南才女的性格，又有豪放阳刚的大侠遗风。

    从她的小说中，我们更多地感受到一种苏州评弹的叙事节奏和叙事语调，但同时也读出武侠小说或侦破小说的味道来。诸如她的长篇小说《天砚》、《新岸》等等，就有一种不同于《裤裆巷风流记》的韵味，那大致是受了武侠或侦破一类作品的影响的。但这并不影响作为江南才女范小青的风格。

    范小青与她的文学家庭

    不少人认为，范小育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同她有一个具有很浓的文学氛围的家庭有关。我赞同这样的看法。

    小青的父母都酷爱文学，也都膂与过东西。据小青说，她母亲在病榻上是准备动笔写小说的，町惜小说没写成就撤手西归了，让她留下了终身的遗憾。不过，小青的第一篇短箱小说《夜归》在《上海文学》发表，无疑是给她在病中的母亲极大的慰藉的。而据小青的父亲范万钧先生说，小青的母亲是写过小说的，只是没有发表而已。不管如何，小青的母亲，这位为女儿的小说处女作发表而欣慰怛又看不到女儿丰硕的创作成绩的贤淑的女性，是位钟情于文学者，正是她给了小青文学的细胞和激励她写下去的动力。

    至于说到小青的父亲范万钧，更是一位钟情文学的老业余文学爱好者，老业余作家，是小青从事文学活动的总后勤部长。如果没有她父亲的鼓劲和诸多后勤支持，小青是难以取得今天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的，老范足我的老朋友，也是文学界很多朋友的朋友。1984年容和1985年秋，江苏省作协在苏州连续举办过“陆文夫作品研讨会”和“艾煊作品研讨会”，老范为会议做了人叹的后勤工作。1984年秋，江苏畨作协举办“太湖笔会”，诚邀令国文学界朋友数十人赴会，在苏州期间，老范也做了大谩话勤工作。于是，全国文学界的不少朋友都认识老范，感念老范。据说，老范年轻时苒欢写作，也是希望当作家的，大概上作需要把他放在党政工作的岗位，工作繁忙，于是，他只能老是个文字爱好者和业余作者，只能是成了名的女儿和儿子的后勤部长。其实，老范的文章也是写得蛮漂亮的，我读过他写的一些报告文学和散文，读过他收在前些年出版的一部专为送朋友的集子里的作品。确信如果给他机会，他会成为相当出色的作家的。尤其是这次我编辑范小青的专辑，点将请他写文章，他的一篇《我家有女》，情理交融，文采斐然，果然写得漂亮。但没办法，历史没让老范扮演作家的角色，只能扮演给从事文学活动的女儿和儿子后勤支持的角色。老范甘当这样的角色！他大概把自己的文学梦延伸到儿女身上，希望儿女在文学上的成就作为自己没能在文学创作上发挥才能的一种补偿。因此他尽其所能支持小青的文学创作和小天的影视制作。我在1991年于苏州召开的“范小青作品研讨会”上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和指挥若定的风度，很是感动。平时，也看到过他为儿子、女儿接待文学界朋友的热情和周到的服务，这更令人感动。据说，他不仅是儿女作品的第一读者，并常帮女儿抄稿子，在儿子办起公司拍电视剧之后，又办了公司帮儿子卖带子。这样的文学后勤，到哪儿找去？我常在小青面前提醒，不能忘了，更不能抹煞她父亲的功劳！

    小青的箝哥范小天，前些年曾主持过《钟山》的编政，在文学界也是有点名气的。近年来他下了海，办起了影视公司，片子一部部地拍出来，在文化界的影响也更大了。据说他拍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就是拿他妹妹的作品改编的，近年来也常有他们兄妹在影视方面合作的佳话。无疑，范小太无论是编刊物，还是从事彩视制作，对小青的文学创作也都是有过不少的影响和帮助的！

    小青的先生徐阳生。原来是江苏师院体育系的篮球健将，毕业后到吴县县委当过干部，后来到一家公切当过老总，现在又回到苏州市体委干他的老本行。照说他同文学没什么关系，可是由于他的夫人是著名作家，于是他也关心文学，不仅可以看到他听小青的“将令”奔波的样子，据说回了家还曾同老丈人一道为小青抄稿子，多少也立下些汗马功劳。

    这样一个充满文学气氛的家庭。一家人都把小青“众星捧月”似的围着转，小青要再干出什么名堂来，那才怪呢！

    于细微处见胸怀——赵本夫印象

    对了赵本夫，可以说早就通过他的不少作品认识他了。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就读过他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大奖的《卖驴》和引起争议的另一篇短篇小说《“狐仙”择偁记》，稍后又读了他的颇具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刀客与女人》。90年代末，当我们一群人集中在北京的的西南郊新华社一培训基地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篇选作品时，又读到他经过长期准备而写出的长篇系列《地母》的第一卷《黑蚂蚁蓝眼睛》和第二卷《天地月亮地》。应该说，我对赵本夫的小说读得不算少，有个初步的了解。何是，我同本夫的交往不多，也未曾动笔为他的作品写过评论，所以认真说起来，我对本夫还缺乏真正深人的了解。

    不过，有这么两件小事，却让我感受到他的胸襟宽阔和为人的一丝不苟。

    2000年春天，我和北京评论界的几位朋友一起应江苏省作家协会的邀请，南下扬州小住十多天为江苏首届紫金山文学奖评选获奖作品，本夫系苏州省作家协会驻会专职副主席，当然有机会多次见到他，甚至有机会略为聊上几句。记得在闲聊中谈及我对他的《地母》前两部以及十多年前那部《刀客与女人》的看法，除了肯定的意见外，还有一些颇为尖锐的批评意见，诸如《刀客与女人〉》过分追求故事的传奇性，作品缺乏比较深厚的意蕴，

    《地母》前两部较多地追求史诗的气势时缺乏史诗的魂魄，有些描写又有点猎竒荒诞云云。在谈出这些意见时，我还担心本夫难以接受因而有蜱犹豫，因为我深知大部分作家的自我感觉很好，是很难听进对其作品的批评意见的。可是没有想到，本夫却很认真而又平静地听取了我的意见。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他今后的小说创作是否有些影响，但仅凭他认真听取意见这一点，就足以见出他的谦逊态度和宽阔的胸怀。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件小事也值得写下一笔。去年（2002年）的秋天，先是接到已故老友艾煊同志的长女艾涛打来的电话，说她爸爸的文集八卷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而她爸爸生削曾留下一份赠书的名单，我的名字列在名单的前列。不久后就接到艾涛寄来的《艾燎文集》八卷。打开这尚存墨香的八卷文集，感慨万千，遂动笔写了篇悼念艾烺的文字，题为《秋风瑟瑟忆艾煊》，约四千余字，文章写成后，竟然找不到合适的发表之处，于是想到了《钟山》，那进江苏街作协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很有点影响，在那里发篇悼念艾烺的短文总是比较合适的。我遂给本夫打了电话说明此意，他要我把文章立即寄过去。不久即接到本夫从南京打来的电话，说稿子已收到，并转给《钟山》副主编傅晓红处理，还解释说，他是不管稿子的，一切稿件都由傅晓红及编辑部同志处埋，他从来不加干预，

    以示对编辑部有关间志的尊重。我当然赞同他的这种态度。不久，我又接到傅晓红退的稿子，并附有一封信，说明悼念艾煊的文章《钟山》已发过一些，我这篇文章没有新的东西，故不能发表而把原稿退给我。说实在的，由于二十多年来已不再收到这种退稿，因此收到退稿时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的。伹我又很赞成赵本夫和傅晓红的态度和对我的文章的处理，更足赞赏本大身为刊物的主编，连我的一篇短文都不想干预以保持他对《钟山》编辑部做具体工作的同志的尊重。从这么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出赵本夫在工作中的坚持原则，一丝不苟的态度，我不仅对他没有任何意见，反而更典欢起他来了。至于《秋风瑟瑟忆艾煊》一文，我也不想另投他处，只是在我主编的一家企业报的副刊上发了一下，就收入我新近即将出版的一本散文随笔集《文化履痕》之中。我想，待这本集子出来后，寄一本给艾煊同志的长女艾涛做个纪念就行了。

    我这样解读黄蓓佳

    大概二十余年前，即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我就开始陆续读黄蓓佳的作品，主要是她的一些散见于各种文学期刊的中短篇小说。但是同她没有什么交往，因为她足位真正的“美女作家”，比起当下自封的或被什么“爷”们册封的“美女作家”来，不仅是“真正的”而且是“资深的”了。而且那时她止当红，作品中氤氲着一种青春的浪漫的唯美的气息，让人觉得可塑而不可及。

    到了本世纪初的2000年的春天，因为参加江苏省作家协会举办的首届紫金山文学奖的评奖工作。在“烟花三月”的瘦西湖畔度过十多天愉快有意义的日子，才有机会接近黄蓓佳，也可以说才真正认识黄蓓佳，才知道黄蓓佳是位十分热情容易接近的作家。

    她的一部长篇小说《新乱世伸人》参与这次评奖，我分工评阅长篇小说，自然要读这部作品。从书名上看，这好像是一部通俗的言情小说，其实，此作通过海阳城童、替两个大户人家在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命运和恩怨。既写出了一个大的时代，也写了种种人物在乱世里的命运，创造了相当多可称之为艺术典型的人物形象。小说中不少牛动的细节描写尤其令人拍案叫绝，例如开篇第一章写海阳新媳妇灶处理鲥龟鱼鳞的细节，曾传诵一时。《新乱世佳人》的问世，表明黄蓓佳创作的转轨和成熟。但是，在上一个世纪90年代末问世的这部长篇佳构，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科学的评价。评论家黄毓璜一方面称赞此作“可谓臻于某种圆熟和老到”；一方面又感叹此作“没有得到批评羿应有的足够关注”。读了《新乱世佳人》，我是赞同黄公这一看法的。窃以为，要认识一个作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读其有代表性的作品。在瘦西湖畔读了《新乱世佳人》之后，自以为对黄蓓佳的创作个性和创作潜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作为扛苏省作家协会分管创作的副主席，黄蓓佳经常同王臻中、赵本夫等省作协同志一道从南京到扬州来看望我们。每次到扬州，总耍宴请我们，同我们热烈交谈。黄蓓佳也一改过去那种言辞不多比较冷的状况，表现出少有的热情。得知我们大多没有吃过河豚而春天又是吃河豚最适合的季节，长江的下游，尤其是扬州扛阴一带正是盛产河豚的地方，于是她一直热情地张罗让我们能品尝一下河豚的美味。据说连赞助者都找好了（因为河豚极其昂贵，吃一次河豚所费甚多，必须找企业家赞助），只是报到雀作协席兼党组书记王臻中同志那里，由于考虑到安全的缘故，黄蓓佳张罗了近半个月的请我们吃河豚的安排被取消了。尽管我们到头来空欢喜一场，没有吃上美味的河豚，对热心的黄蓓佳还是心存感激的，而对出于安全考虑的王臻中间志也表示理解。

    自此以后的四年多中，我同黄蓓佳经常在各种研讨会上见面、交流。2004年年中，我曾三下江南到扛苏参加范小青的长篇小说《城市表情》的研讨会、周梅森的系列长篇小说研讨会以及无锡市十佳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每一次都能碰到黄蓓佳。尤其是2004年岁末在无锡参加十位青年作家的研讨会期间，对黄蓓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2004年12月20日至21日，无锡有文联为该市崭露头角的十位青年作家召开作品研讨会，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王臻中率赵本夫、范小青、黄蓓佳、储福金等四位副主席与会，被称为“豪华的阵容”。五位主席、副主席参加一个市的青年作家研讨会，的确是够“豪华”的了，而且他们与会，不是摆摆样子，说点祝贺之类的老话，而是分工阅读一两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在会上给予详尽的中诗的评点，这就更不简单了。黄蓓佳分工阅读指竽十位青年作家中惟——位写儿童文学作品的作家，叫李志伟，他发表过不少童话，还有一本科幻小说《七彩肥皂泡》，黄蓓佳把他的作品都读过了，在会上对其作品进行分析和定位性的评价，尤其足对其不足以及创作上的要求进行耐心的指导，这一点，只能像蓓佳这样富有儿童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才能做到。我仔细倾听蓓佳长达一个小时的发言，发现平时话不多的她一旦进入她专业的话题，也就滔滔不绝了。无锡青年作家研讨会上的这一席话，让我进一步认识了黄蓓佳，使我对她刮目相看。

    在无锡的两天，会议的主办者把活动安排得满满的，除了开会、游寄畅园外，每天晚上都安排了文娱活动。在这样的场合，黄蓓佳又表现得极其活跃，两个晚上，她几乎都握着话筒唱歌，从《红梅颂》、《红珊瑚》唱到《三铝车》、《北闰之卷》，从《沂蒙小调》唱到《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歌声甜美动听，在场者伴着她的歌声翩翻起舞，人们不禁赞叹道：黄蓓佳如果朝声乐方面发展，将会成为一个著名的歌星。现在是文坛多了一个作家，歌坛少了一个歌星。由此可见，她的歌声是多么地感染人。而从她的歌声里，我们似乎又感受到黄蓓佳热情爽朗的性格，而这恐怕是她性格主导的一面。

    我同巴金的一次交往

    在巴金老人喜度百年诞辰之际，想起了45年前在上海同他一次有意义的交往。

    1958年秋天，我正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上三年级，当时一场由大跃进新民歌运动觖发的关于新诗发展方向的讨论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事情是由何其芳先生在沈阳的文艺期刊《处女地》发表的一篇谈论新诗与民歌问题的文章引起的，后来由沈阳到北京，又从北京到上海，以至于全国各地都就此展开热烈的讨论。上海作家协会召开的讨论会大约在11月中旬，在沪的一些著名作家。学者和评论家应邀到会，复良大学的老师郭绍虏先生、赵景深先生和蒋孔阳先生都参加了这个讨论会；巴金、傅东华、孔罗荪，以群、旲强、王西彦等老作家以及姚文元，还有一些诗人作家也出席了这个讨论会。会议是在位于上海臣鹿路675号的上海作协一个大会议室里举行的，主持会议的是当时任上海作协秘书长的天鹰（他也是一位民歌研究者）。我当时还醉心千诗歌创作与评论，故作为大学生代表应邀与会。参加文学界的聚会，我这是第一次，故显得特别兴奋。但由于是毛头小伙子，往诸多名人之间感到自卑，故落座于后排一个大沙发内，正好夹在巴金与傅东华两位老前辈的中间&；会议进行了足足一个下午，许多人在会上慷慨陈词，连我也铍足勇气站起来发了言，中心意思是要正确评价“五四”以来的新诗，反对因抬高民歌而否定新诗。这个发言后来整理成一篇文章，发表于《萌芽》1959年第3期，是我第一篇面世的评论文字。巴金与傅东华两位前辈则一言不发，偶尔也小声与我交谈，询问我的姓名、学校和通信地址，在我发言后，巴老则握住我的手，称赞道：“说得好，说得好，我赞同你的意见。”这当然是对我一次极大的鼓励。

    会后不久，我即收到巴金先生的来信和一册法国人写的《巴金评传》的中译本。巴老在信中说，现在许多大学生在批判他，批判他作品中的“人性沦”，北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已成立了批判小组，走在了前面；希望我和我的同学们也组织一个小组写文章批判他，他思意作为“靶子”，并提供“炮弹”，这次寄来的《巴金评传》就是“炮弹”之一。我相信巴老在倍中说的话是真诚的，没有半点作秀的成分。但我和我的同学们绝没有趁热闹批判巴金的打算，因为对于巴金和他的作品，我是下不了手的。

    从此以后的儿十年间，我当然没有机缘冉见到巴老，也不可能再间他取得联系。只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已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一次出差到了上海，因公需要向上海作协借车用一天，后来上海作协为我派了车，有关人士还告诉我，这是巴老的专车，派出这车同巴老打过招呼，说是给我用一天的。我未知此话确实否，但坐上巴老的专车，在心底甩特别感激巴老。

    她看上去那么沉稳平和——关于王安忆的一点印象

    我认同不少熟悉王安忆的朋友的一种看法：安忆在创作上颇“不老实”。无论是《小鲍庄》，还是“三恋”，都看得出她在艺术上东奔西突的探索状态，而像三恋”之属，在人性的开掘上还颇放得开，而她平时言谈举止，却相当沉稳平和，不露锋芒，不像当下有些当红的女作家那样虚荣，那么爱出风头，她老实得有时都有点木讷了，这可以说珐王安忆为文与为人的一点不统一之处，也可以说是王安忆的一个特点。

    我之读王安忆的作品，大概是从她80年代初发在《北京文学》上的短篇小说《附，沙沙沙》开始，以后凡是能读到的她的作品，无论是短箱，中篇，还是几部长篇小说，甚至于她在我的母校复旦大学讲台上纵论小说创作的讲稿，我都找来读过。我多半最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来品味安忆的作品，故关于她的作品的评论，大概只有前些年应《小说选刊》之约写的关于她的长篇小说近作《长恨歌》的一篇导读性的评论。而就是这么一篇，通过电话交谈，还得知安忆并未看到，见到王安忆则是迟至80年代中期的事了。她那时在文坛上已经是颇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了，尤其是富有艺术探索性的中篛小说《小鲍庄》的发表，给她带来颇高的声誉。我那时还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工作，而安忆的母亲茹志鹃大姐则在上海作协主持工作，于是同她在工作上有些往来。有一次到上海出差，茹大姐请我到她家吃饭，王安忆正在家里，还有她弟弟王安桅，她父亲王小平。在饭后聊天中得知，王小平祖籍福建哲同安县（现已划归厦门市管辖），其父辈到新加坡谋生，他是抗战时期从海外回来参加新四军从事文艺工作的，写过剧本，也写过小说。这么说来，我和王小平还算是闽南的小同乡了，同安忆也可以算是同乡了。这么一叙，就亲近了一点。记得那天王安忆在家里就像个规规矩矩的中学生，我同茹大姐、王小平老兄交谈中，她从不插嘴，显得家教颇严。而当我向主人告别返回住所时，茹大姐就吩咐说，“小平，送送你何老乡去！”于是王小平送我到弄堂口打的，好像安忆也陪同她父亲一起送了出来。

    过了年把，我到鲁迅文学院工作。由于当时鲁迅文学院图书馆藏书不多，购书的经费很有限，我同管理图书馆的同志共同出了个主意，发信向鲁迅文学院（包括她的前身文讲所）的校友征集他们的作品，设专柜陈列保存，并供学员借阅。记得给王安忆的征集信还是通过我发去的，我还加了一封短简请她予以支持。这个举措虽然得到鲁院（包括文讲所）的校友们的相应，但是真正把作品寄来的却不多。可王安忆却是例外，她收到信后，很快把她的作品寄了一套来，并附来热情洋溢的倌。这很使我和鲁迅图书馆的管理员感动。安忆于1980年文讲所恢复后参加了第五期的讲习班，文讲所（鲁院）可以说足她文学道路的一个起点，她对母校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而从送书这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安忆的为人。记得我们当时把王安忆的赠书同别的校友寄来的作品郑重地陈列在一个专柜里，未知迄今是否仍然无恙？

    同安忆有较深人的接触和交谈机会是1989年春度之交时，大概是那年5月底，王安忆带着出远门的行囊住到和鲁院同在一座楼里的中国作协八里庄招待所，说是准备到新加坡去探亲。那时北京的气氛已相当紧张。（曰。我们在招待所她住的房间仍然聊文学，聊上海文坛和她家串。的各种情况。过了几天，人所共知的事情发生了，首都机场暂时关闭，安忆走不成了，也一时回不了上海，索性就住了下来。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样我们在八里庄那个小院子里和招待所串，有了较为深人的交谈，当然，参加我们聊天的还有鲁院的一些学生和住在招待所甩的别的朋友。这时候，安忆显然是去掉了在她父母跟前的那种拘渑，谈得很自如，也显得颇为快活。

    打那以后，十年之间就一直再没有机会见到安忆，只能在她的作品中和有关她零星的讯息中了解她的近况。去年（1998年）茹志鹃大姐病故时，我由于得到消息较晚，也没有发个唁函什么的表示哀悼，后来在一次电话中提及此事并致歉意时，安忆平淡地说，她母亲近几年来身体一直衰弱，她和她的兄弟姊妹们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么一说，想劝她节哀的话也就没有说，只能请她向她父亲转达我的问候。而当我在电话中表示对她的《长恨歌》的好感和较高评价时，她也表现得很平静，她说她的作品总是难以走俏并评上什么奖的。

    这就是我认识的王安忆，一位在文坛上辛勤耕耘不问收获，不追名逐利的文学“匠人”。

    一路走来识慧芬

    初识殷慧芬，是1996年初夏时节在庐山的一次笔会上。这是江西再花洲文艺出版社举办的一次笔会，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友。先是在南昌集合，然后上庐山，一周之游。再回到南昌解散，前后近旬可以说是我参加过的数十次笔会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服务周到。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在这次笔会上，认识了来自上海的殷慧芬和来自西安的叶广芩，当然，还有来自哈尔滨的王阿成和来自湖南的聂鑫森，还有一同来自北京的石钟山，至于李元洛、方方、迟子建等等，则早在这次笔会前就是熟悉的老朋友了，不过，在夏日的清凉谊界庐山聚首旬日，也足十分难得的。记得那次在庐山上住的是邮电疗养院，除了一两天开会外，其余的寸间都是游览，花径、仙人洞、锦绣谷、含鄱口、三叠泉，白鹿洞书院等名胜，该去的都去过了。而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傍晚时分在疗养院的院子里，凭栏远眺薄暮中的育山，三五好友从晚饭后一直聊到掌灯时分，有时竟聊到晚上九十点钟，在这种时候，殷慧芬大都是在场的，她喜欢在一旁静静地听，偶尔插上几句，她的话总是不多。聊到高兴处，她不过莞尔一笑而已。有时，这种聊大移至我同阿成同住的房里，殷慧芬有时也申请到我们房间参加这种聊天活动，似她大部分时间也只是旁听而已。至于出游如遇自由组合时，殷慧芬自然也是和我们（我与阿成、老兹、小石等人）在一起。记得有一天游三叠泉，上上下下，爬了整整一天的山，够我们累的，可她还是坚持下来广。人概由于我上大学在上海待了近六年之故，我一向把上海卷成第二故乡，因此总足把来自黄浦江畔的殷慧芬看得亲近些，有点把她当做小妹妹看待。因而，自从庐山上认识以来的七八年间，陆陆续续地就有了一些往来，对她的了解也就与时俱进了。

    从庐山下来回到南昌，接受了当时江西省委和省委宣传部领导同志的嘱托，编辑一套长箱小说丛书，交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就是1997年起动并命名为“黑马”的长篇小说丛书，由我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关小群同志一起主编。于是，我向殷慧芬组稿。她在电话里大致谈了她打算写的一部反映当年女工生活的长篇小说的构思，并初步定名为《姐妹花》。因为那几年她还忙于长篇小说《汽车城》的创作，于是约定在《汽车域》完稿之后，即着手写这部拟议中的《姐妹花》。通过这部《姐妹花》，我大致了解到她的生活经历：她1968年从上海市区来到嘉定一家工厂工作(先是嘉定农机厂，后来同由上海迁来的汽车齿轮厂合并成现在的上海第一齿轮厂），那时她刚刚19岁，住在厂串。头，每周回一趟上海。千是，在厂里的姐妹花中交了不少朋友，《姐妹花》就是要写这些住在厂里的青年女工生活的。我相信殷替芬有这方面的丰颅的生活积累和独特的生活体验，还有她的切人生活的问度，这部小说是肯定能写好的。为了期待中的这部《姐妹花》，我开始读殷慧芬的作品，从她80年代初发表的《厂医梅芳》、《欲望的舞蹈》等收在小说集《屋檐下的河流》中的篇什，还有散见于报刊中的一些散文随笔，能找到的都浏览了，甚至于连交给九洲出版公司出版的长篇系列《苦情三部曲》我都读了。这些阅读，使我对这位从上海石库门和车间里走出来的作家有了更深的了解，发现在她的平和。淡泊之中还有那么大的悲悯之情以及宽厚的胸襟，在她动人的叙说之中还蕴含着那么丰富而独特的上海市井文化，当然，还有那独具美质的文宇。这一切，当然让我这个以读文学作品为业的“专业读者”感到振奋。

    1999年初春，我南归为母亲扫某，途经上海时到嘉定去拜访殷慧芬，并结识了她的先生楼耀福，了解到小殷走上创作道路是老楼带出来的，并在他的家中吃了一顿由老楼掌勺制作的美味的午餐。那时，殷慧芬正忙于长篇小说《汽车城》的收尾工作。不久，就得知她的一只眼睛由于《汽车城》的写作而受到伤害，视网膜脱落，动了手术之后要有一个比较长的休息时间。因此，我所组的《姐妹花》也就遥遥无期了。

    大概一年之后，我就读到了可以看做是殷慧芬文学创作一个制高点的长篇小说《汽车城》。这部小说她付出的太多，因此得到一些荣誉是理所当然的。对于《汽车城》，我看到的并不是它反映了中国汽车工业起步和发展的艰难，而是在于它通过中德合资的过程反映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还有对人性的深度开掘，这一点，我已在发于《人民日报》的评论中有所论述。

    2000年8月，我刚从加拿大和美国访问近两个月回到北京，就接到当时内蒙古公安厅主办的《警察》杂志的盛情邀请，要我请一些作家到内蒙草原作短期的访问。我邀了殷慧芬，她兴冲冲地从上海赶来，再一道去呼和浩特，再转到乌兰察布草原上作三日之游。这一次，让我进一步认识了殷慧芬。她不仅是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还是一个很会关心体贴别人的朋友以及善于享受大自然之美的游客。从草原上回来的两个月后，我有一个南下讲学游历的机会，先是回福津参加两个文学活动，并顺便在泉州师院、漳州师院讲学；然后到杭州，一边在浙江大学讲学，一边再度饱览西湖秋色，离开杭州后准备到上海参加“九十年代文学研讨会”，这期间大约有两二天的空当，殷慧芬得知后盛情邀我到嘉定小住几我当然高兴地答应了。记得由杭州乘大巴到达上海时，小殷带车到上海站来接我，回嘉定之后送我住进上海汽车活动中心。在嘉定的三天中，她把活动安排得满满的，还特意邀她的几位朋友一起去游览位于嘉定城附近的黄家花园，那是她在一篇题为《白鹭天堂》的散文里描绘过的景色，当时文章寄来准备发在我七编的《长城润滑油》的副刊《清水河》上时，我就在电话审。对被称为“白鹭天堂”的黄家花园表示了一种向往。没想到，这次在嘉定小住，细心的殷慧芬就安排我游览了黄家花园，为/助游兴，还约了两位友人做游伴。这次的嘉定小住，我就更加认定了殷慧芬是位可以交往的小妹妹，并对她和老楼开玩笑说：从此，嘉定就有一位叫我牵挂的小妹了。

    2001年的深秋季节，复旦大学中文系56级的老同学相约到母校聚会，纪念大学毕业40周年。于是，我途经武汉、深圳飞到上海。这时，殷慧芬已迁人在嘉定购买装修好的新居。她在电话里热情地邀我再访嘉定，参观她的新居，于是，我在繁忙的活动中间挤出半天赶到痛定，祝贺他们的乔迁。一见面，殷慧芬就告诉我，之所以选定在嘉定购房，是为了远离尘嚣，过一种淡泊、平静的生活，我想这一点同她的性格和她一向低调的生活姿态是十分合拍的，再看新居的装修风格与家具陈设，也相当朴素而雅致，都突出地表现出女土人的审美旨趣。尤其是那间不大的茶室，更是设计得别致，令人留连。小殷的新居在一楼，故推门出去，还有一块园地，绿草花卉，相映成趣，史是让人心旷神怡。我当然为她和老楼的安居乐业而感到高兴，并祝福她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2001年秋日再访嘉定之后，虽然在作协六大以及《人民日报》与长城公司联合举办“长城杯.新游记征文”子浙江天台颁奖之际，曾两度见到殷慧芬，均匆匆未及细谈。一直到最近为组织关下她的这一辑专栏时，才得知她的另一只眼睹眼底出血，两眼已都受到伤害，一段时间内无法再阅读和写作。这当然对于这位正当盛年且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作为她的朋友，也着实为她着急，我只能多次在电话里劝她静下心来认真接受治疗，以期早日康复，争取再回到电脑桌前，轻快地敲起键盘，奏出更加美丽的华篇

    我衷心地祝福她，期待她早日康复！

    关于严歌苓的闲言碎语

    第一次同严歌苓见面，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社庆庆典上，时令是夏天，地点是位于北京北郊的远望楼宾馆。那时的严歌苓还很年轻，在文坛上也因“女兵三部曲”之一的《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的出版而崭露头角。在我印象中的严歌苓，与其说趄一位才华四溢处处想引起人们注目的青年女作家，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位还有几分羞涩的女兵。据介绍，她刚离开部队的文工团不久，在那里，她是一位不错的舞蹈演员，善于用形体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殷此在那次聚会上，她的话不多，却颇为专注地听别人说话。记得最后还有一张合影，但我始终没有找到，不知放到哪里去了这次见面很偶然，也很短暂，但在我和严歌苓的记忆里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就一本本地读她的“女兵三部曲”，除了《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还有《绿血》、《雌性的草地》，书中那种独特的女兵的叙述语调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开了眼界，知道了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还有这么一种新的写法。从此，严歌苓的创作进人了我的视野。

    再次见到严歌苓是几年后的1989年的春天。那时，我已到鲁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并于1988年下半年同北京师大研究生院共问举办了昏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这个研究生班的预备班是1988年秋天开学的，严歌苓在一位老作家的鼎力推荐下进人这个研究生班，成了我的学生，从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有时也可以随便开开玩笑。从侧面了解到，她刚从澳洲回来不久，在那儿埋葬了她的第一次婚姻。她仍然在一个部队的创作室工作，走读，每天要从北京的西郊赶到位于北京东郊的鲁迅文学院上课，穿过整个北京，是比较辛苦的。然而，她轻个很有韧劲的女性，看似娇小，却很能坚持，大半年的课上下来了，没有缺过课，这一点颇让我感到惊讶。但是到了1989年年底，她却向我提出要中断研究生班的学业，到没过去，去开辟新的生活道路。对此，我只能以惜别的心情对她的打算表示支持，为她办好退学的手续和到美国后报考新的学校的各种必要的学历证明。

    到了美国后的一年中，歌苓有时还来信介绍她考“托福”和报考大学的情况，当然还有打工、写作情况。可以想象，娇弱的她只身赴美留学，苦头是不会少吃的。她在信中说，为了生存，白天必须出去打工，到了晚上回到住处，喝上一杯咖啡提提神又要为写作准备功课。每天一坐要十几个小时，连坐骨神经都出了毛病。我真赞叹她的毅力和韧性。皇天不负苦心人，她终于同时考上三所大学，最后选定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小说写作系攻读英文小说写作。她是这个学院小说写作系百年历史上的第一个外闻人。其五年的学习生涯无疑是艰苦的，也是收获颇丰的。

    此后的几年中，我同歌苓之间失去了联系，但关于她的消息，尤其是获奖的喜讯还是不断地传到我的耳边。例如，她的短篇小说《少女小渔》获1991年中央日报短篇小说奖，她的长篇小说《扶桑》获1995年联合报长篇小说奖，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人寰》获1997年中国时报百万长篇小说奖，等等，仅在台湾，她就连续拿下了九项文学奖，其他的奖项还很多，难怪人们说她是位“得奖专业户”，是海外华人作家中获奖最多的作家。更令人高兴的是，她已涉足电影编剧，她同陈冲合作的电影《天浴》取得了成功，她自己改编的电影《少女小渔》拿下了亚太国际影展最佳影片奖等六个奖项……严歌苓终于在海外华文文坛上冲杀出来了，这怎能不叫我这个曾经是她的老师的朋友感到由衷的高兴呢！

    同歌苓分别十几年后再次见面是在2000年6月了于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一次文学活动中。那一次，我与哈尔滨的小说家阿成是作为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的客人应邀访加的，我们向严歌苓同为加华作协的客人出席该会与温哥华华人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华人文学海外与中国”研讨会。会期只有一天，严歌苓又是头天晚上由旧金山来到温哥华的，几乎整夜未眠，过得憔悴。但她依然参加整天的活动，并在会间同我作短促的交谈，然后又匆匆地分开。好在我结束在温哥华的活动后，准备应邀赴美访问一个多月，到时将有旧金山之行，可以到严歌苓府上拜访她，从容地聊一聊十几年来的情况。

    我在温哥华的访问活动结束后，于2000年7月1日由温哥华飞到洛杉矶，在洛城稍作停留，于7月5日由洛杉矶飞到旧金山。上个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曾在一起工作过后来出国定居美国旧金山的一对夫妇到旧金山机场来接我。在洛杉矶时曾同严歌苓通过电话，她说7月6日—早就要去参加加州作协的一个活动，有几天不在家，因此要求我7月5日在旧金山机场下飞机后先去她位于湾区Alamela小镇上的家，吃饭后再回到藩市我那两位朋友的家住下。在旧金山机场我向两位接我的老朋友说明这一情况和要求后，他们慨然允诺先送我去严歌苓家作客，可是在旧金山住了十多年的他们对湾区的路并不熟悉，七问八问到达Alamela时，已近傍晚，从机场到这个湾区小镇，居然花去了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旧金山的湾区果然很美！位于湾区边缘的小镇Alamela也果然很美！严歌苓的家搓座崭新的两足楼的连体别墅，屋里布置得颇为雅致而温馨，且很简洁朴素，在客厅落座后，她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她的先生。他叫劳伦斯沃克，意大利裔的美国人，曾在美国驻我国沈阳总领馆当过外交官，由于读了严歌苓的小说后崇拜严歌芩，并于严歌苓到达美国的第一年，也是严歌苓最困难的时候，毅然放弃外交官的生涯同歌苓结了婚。说起来，他们婚后生活得很和谐幸福。严歌苓给她的丈夫起了个中国名宇叫“王老乐”，劳伦斯.沃克先生欣然接受。由于沃克通晓中文，我们交流起来很方便，落座不久，即交谈得很融洽。在匆匆参观了他们的家，照了几张纪念性的相片和作一些介绍性的交谈后，严歌苓同她的丈夫准备宴请我这位来自远方的客人。他们已在三藩市的闹市区一家湘菜馆定了位，吃湘菜到很合我那位到机场接我的朋友的胃口，因为他是湖南人。但我是不敢吃辣的人，于是就改在紧靠Alamela的奥克兰市的一家上海餐馆设晚宴招待我。我们一行五人分乘两部车来到黑人集中居住的奥克兰市，这是旧金山湾、区最大的一座城市，据说社会治安不太好。似我们径真来到位于中心区的一家上海餐馆，也就不在乎治安情况了。果然是一家很地道的上海餐馆，老板是一位中年的上海人，颇为热情和精明。我们点了腌芎鲜、墨鱼大烤等十几样上海菜，便边吃边聊起来。歌苓向我介绍这些年来在美国的生活和写作情况，也谈及她今后写作上的打算。她已经远离祖国，过去的生活积存也写得差不多了，打算以到美闻的新老移民的生活为主要素材，开辟新移民文学的新篇章，从一百多年前到美国西部淘金、修铁路的老平工起写到20世纪末乘闻门大开之际出国谋生的新移民，我很赞同她的这个写怍计划，并预祝她取得成功。当然，她写作生涯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与同陈冲继续合作，从事影视的编剧，并打算打进好莱坞，成为他们的特约编剧。最近见面问到这方面的情况，她说进展颇顺利，已同好莱坞签约，成为他们的特约编剧，用英文为他们撰写了电影剧本。这在严歌苓的创怍生涯中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篇章。在奥克兰这家上海餐馆电的晚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尽管我两位湖南朋友后来叫唤吃不饱，我却是吃得很饱，过得很愉快。

    从2000年7月在旧金山湾区的一见至今，两个年头过去了。这两年来，歌苓由于种种联因经常回国，也准备在北京置业居住，但由于彼此都忙，无缘晤面。这次为了编“名家侧彩”中关于她的—辑文字，才见到她，她风采依然，识还是弱不禁风，保持着那种外柔内刚的秉性。这次见面，我们彼此都发现，除了回忆在鲁院那段生活叙叙师生友谊外，我们在写作与批评方面也有不少话题可谈，我们将有更多可以合作的领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