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任性的张欣

    1990年盛夏，我正在筹办择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之际。当时还在《青年文学》当编辑后来成了著名收藏家的马未都陪一位来自广州的女作家找到我，说是准备报考这个研究生班。这个女作家就是张欣。她的中篇小说《白栅栏》和由作品改编成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我在此前读过和看过，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这部以一家部队医院为背景、以一位女护士为女主人公的小说和电视连续剧有一种独特的韵味，这种韵味可以说是清纯中带点感伤的抒悄意味。多少年过去了，小说和电视剧的情节已经淡忘，女主人公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但作品中那种独特的韵味却难以忘却。惟其为此，当见到素昧平生的张欣时，我们彼此都不感到陌生，并很快熟悉起来。记得张欣告诉我，为了保险起见，她还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办的作家班，且已参加过入学考试，她正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办公大楼地下室的招待所里等待考试结果。我随即给她一份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大联合举办的酋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入学报名表。因为当时我院规定，凡报考这个班的青年作家，先填一份人学报名表，再附以若干报考作品，经审查筛选后，先录取参加这个研究生班的预备班，经过半年的辅导和复习，再举行研究生班的正式入学考试，尔后根据考试成绩正式录取，第二天，张欣就把填好的表连同报考作品送来了，我们也经过审读作品，讨论研究录取她进人这个研究生班的预备班了。但张欣始终没来报到，因为过了一个多月，当她从广州再度来到北京并来我处看望我时告诉我，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也正式录取了她。朋友们告诉她，北大的学习环境较好，虽然只能在毕业时拿到个本科文凭，也比我们可能发给的研究生毕业文凭和经过正式答辩发给的硕士学位本儿含金量高，于是她经过反复考虑下决心放弃我们这个研究生班而选取北大作家班。我虽然感到可惜，同时也未必承认北大本科文凭就比我们颁发的研究生毕业文凭或硕士学位文凭的含金量高，但面对她的决定，我也不好说什么。记得第二次见到张欣，已是当年的中秋节前夕，她还特地从广州带了一食颇讲究的中秋月饼送我，作为头一次见面时请她吃冰激凌的回礼。她送礼时还颇感不好意思，足见其单纯得可以，张欣在北大作家班学习可两年，于1990年秋毕业后回到广州。无论是她在北大作家班读书的时候，还是她毕业回到广州以后，我们之间都没有什么联系。只是读到她一箱又一篇以南方都市为背景，以若干白领丽人为主人公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不仅有相当动人的故事、独特的人物形象，且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叙述语调，甜丝丝的，酸溜溜的，读之让人想起若千年前陆文夫倡导的“糖醋现实主义”。因为这些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韵味和审美价值，于是它们覆盖于大江南北的刊物，走俏于广大读者之中。张欣也就成了一位当红的女作家。1995年初，群众出版社准备编辑出版几位中青年作家的文集，让我推荐作家，我就推荐了她。为此，1995年初夏时节，当张欣有事来北京时，我约她和毕淑敏到寒舍与群众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主任张蓉见面商议文集出版事宜，这才又一次见到她。经过几年的历练，张欣似乎成熟得多也老练得多了，这可以从她与张蓉关丁出版文集的有关事宜包括版税的洽商中看出，但不管岁月如何流逝，生活经验与创作经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丰富起来，张欣总还保持着一份纯真与矜持，甚至可以说还有点任性。因此，张欣还是张欣。张欣告诉我，由于文坛中的种种关系复杂，因此她是赞同有人提出的“面间文学，背靠文坛”的主张的。她生活和创作于南方大都市广州，但却自外于广东和广州那熙熙攘攘的文坛，于是能保持一份比较平静的心情进行她所钟爱的小说创作。我是赞成她这种态度的。当然也为她几年来在小说创作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果然不负众望，一年后她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文集，收录了她开始文学创作以来的主要作品近二百万言，销得很好，说明她的作品在读者的心目中是有其重要位置的。张欣还是很讲朋友交悄的，虽然我们没有缘分成为师生，但她对我向群众出版社推荐她作为中青年作家文集的候选者自然是认为够朋友的。事后，毕淑敏多次告诉我，张欣一直告诉她，对于在她们尚未成名之前的知遇者和在各种场合帮助过她们的人，都不应忘记人家。我当然很感谢张欣的这种友情，尽管有时也有过误解，或者说，出于她的纯真和任性，有时也曾让我下不来台，但我总是理解她，尊重她的。

    1995年秋，我同张欣有一次同时出访泰国的机会，可以说这是同她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以李国文为团长的出访泰国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共有八位成员，其中有两位女作家，那就是张欣与蒋子丹。她们俩又是关系莫逆的好朋友，于是在访泰的十五天中，可以说形彩不离，蒋子丹较之于张欣，有主见，也比较泼辣，于是张欣好像有了保护者和靠山，加之团长对两位女作家有一种怜香惜玉的态度，处处给予优待，于是张欣就越发任性起来，有几件小事，张欣很让我下不来台的一次是在游曼谷市郊于水上餐厅就餐时我买了几个蜜柚，当晚到达泰国中部的古都华富里时，让宾馆的服务员剥去皮用一个大盘盛了柚子瓤准备回客房里吃，在电梯上碰到张欣，她抢着要吃盘中的柚子。我向她解释说，听人家说柚子可以降血糖，我是把柚子当药吃用来治病的，希望她手下留情。不料她听了不仅不信，反而指责我为“吝裔鬼”，舍不得让她吃柚子，赌着气干脆一点也不吃了。这使我有点哭笑不得，当然也有点尴尬。而且有意思的是，此后一两天张欣再也不理我。此本小事一桩，却很能见出张欣纯真任性的性格。还有一次，那是几天后代表团到达泰国北郊的名城清迈访问。陪问我们的泰国作家协会的一位副主席为了让我们休息好，也便于就近参观大象表演。把我们一行安排在清迈郊外离城三十多公里处的一个山庄里住宿。这个山庄环境清幽，花香扑鼻，空气清新。一座座原木构筑的小别墅古朴可爱，且相距—二西米，互不干扰，对于我们已奔波五六天的一行人来说，这是—个很理想的住处。我们团中的几位男士对此都很是满意，正忙着安排房子，没想到张欣、蒋子丹两位女士对安排这个住处大为不满，跑到李国文团长处表示抗议，她们的理由是此处不安全，购物不方便，我听了也大不以为然，狠狠地挖苦了她们几句。没想到这又得罪了她们，又招来张欣几天不理我。一路上，像这样的小风波。小摩擦不断，但到了最后回到曼谷准备结束这次访问活动时，张欣和蒋子丹两位女士对我又热情起来。张欣似把一路上的一些小碰播全不放在心上，依然一片纯真，这倒显得得我的肚量有点狭小了。

    年春夏之交，我到了珠海治病疗养，两度到广州，都见到了张欣。第一次是唐栋请吃饭时，请她与张梅一起陪席。她依然那么热悄纯真，好像从未发生过1995年秋访泰途中一些不快似的。到了夏天，我在广州小住几天，准备找张欣组一长箱小说稿，又见到了她，这次她坚持要单独请我吃一顿海鲜，以表示她的真诚，记得那天我们来到地处闹市区的一家档次颇高的海鲜餐馆，张欣表示她带足了人民币，让我随便点海鲜饱吃顿。其实，人的食量是很有限的，即使像我这样的好吃之徒，一顿饭也是吃不了许多的。记得那顿饭，她点了虾、龟、贝等满满一桌，她自己并不怎么动筷子，坐在一旁看着我狼吞虎咽。这一顿饭，似乎是她要表示点什么，奍得我倒不好意思起来。似乎过去一些小小的不快，责任不在于张欣的任性。而在千我的小气了。因为，谁让我是年长于她的老大哥呢！这顿饭由于向各种海鲜进攻，关于组稿的事却谈得很少。

    距离在广州吃海鲜又将近两年了，当然，这两年间又没有机会见到张欣，只是偶尔在电话里交谈几句，不知道她是否还那么纯真那么任性。大概，人的秉性是很难改的，何况纯真任性也不是什么不好的性格，改它干吗？

    彭名燕的魅力

    我之认识彭名燕，先是读她的作品，然后才见到其人，并逐渐有了交往。这同认识别的作家的过程大致是相同的‘睢一不同的是，从读她的作品到见到她本人其间大概有十年左右，可以说相当长。彭名燕原来就住在北京，与我同住在一座城市，但是扦不认识。她从影视表演转向文学创作之后，也只是读过她的小说。记得她常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办的《小说》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我是读到过的，80年代后期，她的一些中短篇小说结集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名为《公关小姐外传》，也曾托人带给我一册，我也读过，怛一直见不到她本人。直到90年代初她南下深圳当了深圳市文联的专业作家，写出了轰动一时的长箱小说《世纪贵族》，并进人第四陆茅质文学奖初选作品的行列，我也只是读了作品，木见其人。我曾想，这位从演艺界转人文学创作界的“资深美人”，大概总是有点清高和傲气，是不大容易接近的。

    后来，我终于在深圳的一个很偶然的场合见到了彭名燕，并从此有了比较经常的交往，甚至成为可以随便说说的“哥儿们”。那是1997年初夏时节，我携患病的儿子到珠海一家医院就医，我也顺便在那儿治病疗养。海天出版社的朋友们得知了我在珠海，因此当他们在西丽湖度假村召开出版社的策划会议时，就邀我渡海去参加。就在那个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有十几年的彭名燕。因为有了阅读作品的基础，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毫无陌生之感。因此，当那一年8月中旬我携儿子取道深圳返回北京时，她坚持要宴请我们父子，记得同席的还有一位来自徳国的女画家，是她女儿毕小燕的朋友，席间话题更多，也聊得更好。之后，她送我一本刚出版的很别致的游记《日耳曼式的结婚》，记述她飞到德国参加女儿婚礼的经历，趣味盎然。我回到北京之后，不久她也回到北京，同其先生毕鉴昌及女儿小燕来访，并邀我到其刚购置的位于北郊温泉公寓的新居做客，请我们父子吃乡间的家常菜，并愤赠精美的香港月饼（因此时正值中秋前夕）。这么一来一往，我们之间的距离骤然缩短了好多。尤其是她的先生，当年曾在银幕上演过“青年鲁班”的毕鉴昌，谨慎地驾驶着刚买的欧宝轿车，带我们到温泉公寓去，一路上目不斜视，不敢出声，可是到了家后又颇多幽默风趣之语，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同毕鉴昌之间也交上了朋友，不仅有所往来，也是可以随便开开玩笑的。

    同彭名燕的进一步交往，也可以说对她的进一步了解乃是在她的长篇小说《大腕》加盟于我为海人出版社主编的一套后来流了产的长篇小说丛书“城市狩猎者”，并于1999年秋应邀到深圳参加《大腕》的作品研讨会之后。《大腕》写的是她所熟悉的影视界的各种明星的故事，自然写得得心应手，为与会的朋友提供了很多话题，也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作为作家的彭名燕。当然，这次作品研讨会让我更开眼界，也更深入了解彭名燕的，乃是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她对人的热情和细心。她同别的作家不一样，像这种研讨公，她不是坐享其成者，而是亲自投人会务工作的，从会议的议程到会后的参观活动安排，乃至哪顿饭在哪儿吃，她都是过问并参与筹划安排的；而对于与会的每一位，她都根据她细心的了解给予关心和呵护，使人感受到友谊的温暖。二是她到深圳短短的几年，竟然那么快地打开局面。在她的作砧研讨会上，市委领导，文联领导全部出席不说，作为市专业作家的“五朵金花”无一例外命部出席，足见其人缘之好。而从会后安排的参观活动来看，她在深圳各界都有了很靠得住的朋友，他们都诚心诚意地愿意帮助她。这一点更轻不简单了。

    两年之后的2001年，彭名燕的第部写高级干部优良作风的长篇新作《杨门家风》由中闻青年出版社出版。此作无论是选材的角度，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均有新的突破。我很快在《人民日报》和《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评论，并帮她策划了一个新的作品研讨会。是年9月底，当我和一些理论界、评论界的朋友访台途经香港回来，便在深圳稍作逗留，参加这一研讨会。会内会外，我仍然强烈地感受到彭名燕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在此会开过的两个月之后，我和一些彭名燕也熟悉的朋友应邀再度到深圳参加女作家燕子的“新都市风情系列作品研讨会”，会后彭名燕坚持要请我们吃一顿饭。席间，她与《当代》执行主编常振家相继引吭高歌，虽无卡拉OK伴唱，只能是清唱，却也唱得相当热烈奔放，歌声此起彼落，让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愉快的夜晚。这是彭名燕多才多艺和热情奔放的一次表现，也从另。一个方面认识到她的魅力。

    东北汉子阿成

    公元2000年6月下旬，我钾和阿成一起应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的邀请，一起访问加拿大，出席加华作协与大温舟华中华文化中心共同主持的第四届“华人文学——海外与中国”研讨会。出席这次研讨会担任主讲嘉宾的作家除来自大陆的我与阿成外，还有来自美国的严歌苓以及从台湾移居温哥华的诗人痖弦、从香港移居温哥华的儿童文学作家阿浓。当痖弦先生与阿成联袂出现在上午的讲台上时，痖弦是这样介绍阿成的：“大陆作家中有两位阿成。一位是写过《棋王》的钟阿城，现在移居国外，一位便是这位王阿成。阿成，他写过《年关六赋》。《良娼》等很有影响的作品。”

    近几年来，我有缘儿度同王阿成相聚一起，有过较深入的接触和交流。一次是1996年夏天的“百花洲笔会”，在南昌和庐山，我同阿成同居一室达十日之久；—次便是2000年6月的加拿大之行，在一起也有整整十天。这两次都是同居一室，朝夕相处。除了听惯了我的打呼声和磨牙声之外，相瓦之间当然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国外回来后，我们又于2000年8月间一起到内蒙草原参加过几天的笔会，也曾住在一个蒙古包里，天南海北地神聊。这么几次的相处，使我确倌阿成是个好哥儿们，值得一交。这是一种感性的认识，至于为什么，也很难说清楚。不过为了写这箱短文，我着实前前后后地思量了一番。

    作为朋友，阿成是一位讲情义的好朋友。下面记下的是我所知道的几件小事。2000年6月一起出访加拿大，在温哥华逗留期间，我的一位学生、侨居加国的焦健良，经常来看望我们，给我们以各种各样的帮助。相处几天中，阿成很感念小焦的帮忙与关心，把小焦也当成他的朋友看待《回国后，得知小焦需要国内印制的稿纸，竟花巨额邮资从哈尔滨寄了好几本稿纸给小焦，供他在异国他乡写作之用。与此同时，他回来后连续在他主编的《小说林》上发表加华作家的访谈以及加华作家的散文专辑。这样做，大而言之，是为了中加的文化交流和海外华人文学事业；小而言之，也是为了报答加华作家朋友对我们的接待，是为了友谊。这一点，是颇使我感动的。另外两件事，也都是小事，但也都可以看出阿成是位重情义的好朋友。哈尔滨的另一位小说家孙少山前些时候闯了点祸。出于友谊，阿成一方面批评少山的鲁莽从事，一方面又多方疏通，使其矛盾尽量化解。我以为他这样处理是正确的。这样做，总比那些添油加醋或看热闹者好得多。另一件小事是，2000年8月我受内蒙公安厅主办的《警察》杂志之托，邀请一批作家到呼和浩特和呼市附近的草原转转，并为《警察》杂志的发展出出主意。我想到了阿成父女，邀请了他们，他在电话中又推荐了远在湖南的聂鑫森，而且热心地进行了联络。其实，聂是他年夏天在庐山的“百花洲笔会”上才认识的，但阿成始终忘不了他，有点好事就想起老聂来。仅此一桩小事，也足见阿成的重悄义，重友情。

    作为父亲，阿成又是一位好父亲。阿成膝下有一双女儿，即有两位如花似玉的千金。别听他嘴里老是调侃自己成了“老绝户”，其实他是很看重这两位女儿的，尤其偏爱小女儿王若楠。别的不知道，我们俩一道出访加拿大，虽然口袋里美元不多，可是阿成一心想的是如何为女儿们买点称心如意的洋礼物。有一天，小焦开着车带着我们去购物，一进人超市，尤其是到了家用电器商店，阿成的眼睛都绿了。他一口气为姐妹俩买了“随身听”和真皮的坤包等礼物，惟独没考虑自己和夫人的。这真是让人感觉到阿成就是为两位女儿而奔跑着。他有时吹起自己的厨艺，说他如何不知疲倦地为夫人和两个女儿服务，嘴上虽然也有点怨言，其实说起这一切时心里姮美滋滋的。看来，为家庭操劳，为女儿服务，也是阿成生活中的一桩乐事。

    作为作家，阿成自然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好作家。他不是那种仅仅把社会责任感挂在嘴上而是真正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作为一家文学杂志的主编，对各种文学流派当然是宽容，才能兼收并蓄的，但是作为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又鄙视那种玩文学的主张。在一次笔会上，有几位标榜先锋派新潮派的作家自命不凡，把自己孤立起来，以便显出高人一头。阿成对此颇不以为然，常常调侃他们。而在小说创作中，他一直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又不囿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开拓创新。他的小说，既具有较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又不拘泥于传统小说固有的表现手段。他在小说叙述语式的创造以及简洁、幽默的小说语言诸方面，都有很有价值的艺术创造。在同他的交往中，我们很少谈及小说创作，偶尔谈及他的小说，他也总是把自己艰苦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创造说得很轻松，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这当然更显示出他的气度。作为一个严肃的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阿成不仅鄙视某些玩文学的哥儿们，也极端鄙视那些混进文学队伍把文学作为他们跻身官场的台阶的政客以及种种混混儿们。每谈及这类人，他那种鄙视之情溢于言表，而这一点也深得我心。

    这就是阿成，一个严肃认真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一个来自民间的间人民保持着血肉联系的作家，一个值得信赖的讲情义的朋友，一个有血气的东北汉子。我常常以拥有阿成这样的朋友感到骄傲和慰藉。

    平平淡淡才是真——小记迟子建

    1987年春，我刚从中闽作协创作研究室调到备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而鲁迅文学院第二届文学创作进修班也正好开学。这期进修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七十余人，阵容相当强大。来自北疆大兴安岭的青年女作家迟子建也在这个班里。她以前虽然已有《北极村童话》等一批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仍显得很腼腆，不大想意抛头露面，这跟那些惟恐人们不注意她们，总想出点风头，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虚荣心很强的青年女作家很不一样。记得开学好久了，她才同一位来自洛阳的同宿舍的女学员郭萍起来我的办公室里小坐闲聊，于是我才算认识了她，得知她毕业于加格达奇师范学校，来鲁迅文学院进修前就在她的母校任教。她那些年来是一边教书一边写小说的，写她在北国的生活感受，也写她青春的梦想。可能一开始写作，她并没有打算当作家，但写着写着却成了作家，而且是著名作家，这可能有点出乎她的意料之外》记得那一次我同她及郭萍还一起特地到鲁迅文学院校门口合照了一张相片，作为纪念。这张相片至今仍珍藏着，偶尔拿出来一看，瞥见迟子建那种清纯与朴素，就会回忆起那次短暂而美好的第一次见面，鲁迅文学院第二期文学创作进修班于1987年7月结业后，大部分学员转到西北大学首届作家班学习，迟子建亦在其中。她到西安后不怎么写信但当年10月，我有机会到西安为鲁迅文学院的函授学员设点面授，子建得知此消息，当天即赶到我下榻的一个小招待所来看望我，适逢我外出，还留下便函，希望我能去西北大学见见她和她的同学们。当我从外面回到招待所见到子建留下的便函时，一股暖意涌上心头。因为当天天色已晚，在西安人生地不熟，不便去西北大学看望他们，但翌日清展，我推掉别的约会，赶到了西北大学。迟子建和她的同学们见到我，自然也喜出望外。记得那天在西北大学待了整整一犬，同在西北大学作家班学习的原鲁院二期进绦的学生们一个个聊了聊学习近况。当然，更多的时间是给了迟子建。记得不仅同她一起在西北大学的学生食堂里吃了一顿午饭，还看了她的几箱小说近作的初稿。这次较长时间的闲聊，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迟子建，更多地发现她内在的淳朴与真情，在鲁迅文学院工作的12年中，听过我的课，可以称为我的学生的大约逾千人，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但是我总是这么认为，桃李不仅有甜的，也有酸的和苦涩的，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当今的文学青年，大多姓讲功利的，甚至是急功近利的。他们接近你，总是想利用你办点什么事，一旦目的达到了，而你没有利用价值了，就会形同路人。这一点，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我总是对所有接近我的学生说：“可以过河拆桥。因为，我搭的桥已经帮你们过了河。还留着干什么？但是希望不要把拆下的桥板和砖头瓦块扔过来砸我，这就万幸了。”这绝不是一句戏言。十几年中。我有过不少的教训。依我的经验来说，那些过河拆桥又把桥板扔过来砸我者大都是当年求我帮助时好话讲了一大堆的人，即信誓旦旦者。我同迟子建认识、交往，成为师生的十几年来，她从来无求于我，我也未曾帮她推荐过稿子，写过评论，或者挑头举办什么作品研讨会。但她总是真情如初，是满天下桃李中的佼佼者，是让我引以为骄傲和自慰的学生。

    惟其如此，当1988年秋我们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筹备举办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时，我发信请迟子建回到北京来上这个研究生班。当然，从西北大学同迟子建一起回来读研究生班的有王刚、王宏甲、何首乌等等，而迟子建则是我写倍请回来的。这倒不完全出于我对迟子》的好感，而是因为她在创作中已进一步显示出她的才华和潜能。在1988年秋到1991年初，迟子建在这个研究生班里总共学习了两年半时间。因为我是这个班的导师，大大小小的事都是要管的，当然间迟子建有了更多的交往》但回忆起来，她需要我帮助或我能提供帮助的事寥寥。记得有时她需要安静的写作环境或需要等一个从国外打来的长途电话时，曾向我借过办公室的钥匙，为的是周末我不上班时可以借用一下我的办公室。有的时候，我到她同海男合住的宿舍转一转时，她总是很快拿出水果刀为我削一个苹果或一个梨，因为她知道我爱吃水果，尤其爱吃苹果（当然，由于几年前得了糖尿病，这种爱好也被取消了）。一边吃着她削的苹果，一边天南海北地聊上一阵，这大概就是那两年半中同迟子建交流的最平常的方式。此外，就进读她刚发表的小说，从短篇读到中篇，再读到长篇。读她的小说时，我完全是作为一个读者，而不是作为一个评论者，这种阅读的角色和姿态往往可以得到更多审美的愉悦。

    1991年年初，迟子建从研究生班毕业后回到了黑龙江，但不是回到加格达奇师范，也不是问到她的故里塔河，而是回到了哈尔滨，先在《北方文学》杂志社当编辑，随后就成了专业作家，且一欲而就，成为一级作家。近十年来，我们一直没备断了联系，偶尔通通电话，有时还可以在某种场合见到她。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读她的作品，同她进行一种层次更深的交流。近十年中，有两次见面却是值得记下一笔的。

    一次是在1991年的初冬。那时候，我无沦是在家里或在单位里，处境均不佳，心情不好。迟子建不知到什么地方出差路过北京，住在镲院附近的一家宾馆里。大概从她的同学那里了解到我的处境，于是打电话约我到她下榻的宾馆小聚，并坚持要单独请我吃一顿饭。在那种境况下，有一位并没有得到过我什么帮助的学生用这么一种方式表示她对我的一种关心和慰藉，实在让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温暖。至于这次见面谈的什么，大都已经忘却了，可是子建那份师生的情意却使我一直难以忘却。

    到了1996年夏天，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举办的庐山笔会上，我和迟子建都是被邀请者，因此有一段时间的相处。这次见到的迟子建，好像成熟多了，她不仅保持着原有的那份淳朴，而且多了几分泼辣，同我聊天时常常夹枪带棒的。当时，她正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封面同一家出版社打着官司，说起这场官司来又带聍某种激动之情。也正是在庐山上，她得到这场官司胜诉的喜讯。本来我们是要她出点血请大家吃顿饭以庆贺她打赢那场宫司的，但因为东道主顿顿备有佳看招待我们，也就免了她这顿饭了。

    从庐山笔会回到北京后，我在《啄木鸟》杂志上读到她一箱较长的散文，题目记不起来了，写的是她的家世和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这篇文章的文字很重，情感也很浓，读后很是被感染，记得还打过电话同迟子建交谈过我的读后感。总之，是这篇文章使我更加深入了解迟子建，了解她犹如北闻冰锊般的性格。在这前后，又读到她的一篇篇中短篇小说新作，诸如中篇小说《日落碗窑》，后来获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雾月牛栏》，以及新近发于《青年文学》上的短篇小说《清水洗尘》等等。这些作品，标志着迟子建在小说创作上的进一步成熟。为它们更能显示出她的创作个性，写得更从容，史自然。因为她小说创作上的成就，文坛上不少人把迟了逹称为苒世的萧红。对此迟子建并不以为然。有时在电话中提及此事，她表示不愿意同连年北疆才女萧红联系在一起，因为迟子建就是迟子建，她同萧红在创作上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是支持她这一看法的。仅此一事，也可以矜出迟子建为人的本色和认真，她不再爱攀附死去或活着的名人，她想意平平常常地生活着，写她愿意写的小说。

    迟子建三十大几因此她的婚姻也成了她的朋友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但去年（1998年）国庆节过后传来了消息，迟子建回塔河结婚了。这一消息后来在电话中得到她的证实。从1987年走出大兴安岭到1998年又回到大兴安岭，她好像在生活道路走了一个圈，其实，1998年回到大兴安岭，同12年前她离开大兴安岭到北京求学，虽然是一个来回，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我想，迟子建是大兴安岭的女儿，她是属于北国的，回到她的故里，将从生活中汲取更多的养料，使其长成为参天的大树。

    记忆深处的邓刚

    我同邓刚的交往不多，但有几件事留在我的记忆深处，难以忘却。

    1987年夏天，我已到鲁迅文学院工作了一个学期，邓刚也已从鲁迅文学院第8期作家班毕业回到了大连，我同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唐达成以及时任《文艺报》主编的谢永旺一行十多人应解放军出版社的遨请，到大连附近的旅顺参加沈阳军区创作室李占恒的《中尉的婚事》作品研讨会，并作避暑性休息。记得那次在旅顺待了近旬也时常到大连去参观旅游，多次见到邓刚和那时还在大连的达理夫妇(即马大京和胨愉庆），他们也曾到旅顿来参加研讨和聚会。记得那是我同邓刚的第一次谋面。在这之前，我虽然已读过他那些轰动文坛的作品，诸如中篇小说《迷人的海》、《龙兵过》，短篇小说《阵痛》、《芦花虾》等等，也耳闻过他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在文讲所鲁迅文学院学习时的一些轶闻趣事。但百闻不如一见，这次见面，让我得以认识一个充满豪爽之气，重情义而又幽默调侃的邓刚，一个既粗犷又精细的邓刚，一个从社会底层挣扎出来的作家为了给我们表演他当年当“海碰子”时潜海作业捞海参、鲍鱼的本事，有一次在海滨看海时，他还实地表演了一次，戴上了他潜海作业时的水镜以及脚蹼、手蹼，全副武装地下海潜水、让我们看到他当年干“海碰子”营生时的样子。这次现场表演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加深了我们对邓刚的认识。

    1987年夏天之后，就很少再见到邓刚。当然，他的作品还是不断读到的，诸如长篇小说《白海参》和《曲里拐弯》，又听说他到大连公安局担任副局长体验牛活，准备写出让人刮目的公安题材的作品；后来又听说他下海出国，到俄罗斯和南作经商发了财，如此等等，充满了传奇色彩，我也似信非信。

    年秋天，在湖南，我们又有了一次聚首的机会。那是当时由湘泉集团和湖南作协举办的第二届“湘泉之友”的笔会，我和邓刚均应邀参加了，又有了旬日的欢聚。记得邓刚还是那么健谈和幽默，问起他这些年来的经历，他又讲了不少在俄罗斯和非洲的见闻，给我们的旅途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令人感动的是，邓刚一直把我尊为老师，执弟子之礼。其实他在文讲所、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我尚末调到筲迅文学院工作，而当我年年初到鲁迅文学院工作时，他又早已从鲁迅文学院毕业了。我与他之间实际上并非师生的关系，可是他硬要执弟子之礼，就很让我感到不好意思了，记得那次笔会结束之后，我和邓刚一行一起乘火车离开张家界间北京，我同我的妻子准备在途中的南阳下车，作短暂的停留。车到南阳时，邓刚、还有同行的冯苓植等坚持下车送我们，一直送到出站口交给来接我的学生王遂河等才放心返回车上继续旅行。这一细节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邓刚，热情，豪爽，正直，幽默，重情义，重然诺，敢闯荡。过了若干年后，大概也就是去年（2003年）或前年吧，接到哈尔滨的阿成来电话说，中央电视台的十频道正在播放“一个人和一个城市”这么一个专题短片，关于哈尔滨的是阿成在那儿侃，关于大连的就是邓刚在那儿侃了。由这么两位朋友在那儿侃两座东北最美最现代化的两座城市，我当然有兴趣收看了。于是又在荧屏上见到了邓刚，他还是那样的侃家，侃得神乎其神，尤其又把他结婚前为了办一桌像样的荽席下海捞海参、鲍龟的经历说得那么神，真让我们全家人又乐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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