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文学补点钙

    钙是人的身体不可缺少的元素，尤其是骨胳成长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为了保健，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为了健康，都懂得补钙。时下，补钙成了一种时尚。且看，在电视荧屏频频露面的李丁李大爷，把“一片顶五片”吆喝得多么响亮，影视明星陈小艺把她那可爱的小儿子带上荧屏，为三精葡萄糖酸钙这种补钙的药品大造声势……

    其实，文学更需要补点钙。这是因为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文学普遍缺钙，患了“缺钙综合症”。

    文学的“缺钙综合症”有种种表现。

    由于消解崇高、提倡软性文学而导致文学缺钙：“美女文学”盛行，使文坛充满脂粉气，白领丽人成了文坛的中心人物，小资文学盛行，无痛呻吟成了一种时尚，早就被唾弃的“杯水主义”又卷土重来，“私人化写作”又造成写隐私、“直奔器官”等现象泛滥于文坛，现在不仅有热衷于“下半身写作”者，还有位女作家要人们注意女性的胸部，准备进行“开发”，等等。

    有的作家打者“反腐”的旗号，在作品中大肆暴露贪官的豪华糜烂的生活场录，宜扬享乐主义和及时行乐思想。

    在非英雄化思潮的影响下，军事题材作品不敢正面写英雄，只与些平庸的人物和琐碎的日常生活，只写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蝇营狗苟。

    有些歌功颂徳粉饰太平的作品，也都患了软骨病，打着文体探索和文体实验的旗号，把文学创作变成文字游戏，历史小说和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戏说成风，搞笑成了时尚。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一切均说明当下的文学已严重缺钙，不及时补钙，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在文学史上，我们曾批判和扬弃过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宫体诗”和“齐梁体”，现在看来，当下一些以身体写作、“写下半身”、“直奔器官”的作品，恐怕已让“宫体诗”和“齐梁体”望尘莫及了。

    文学作品中的“钙”是什么？

    文学作品中的“钙”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恰好是时代精神，是崇高的理想和英雄主义，是敢于直面社会、敢于揭示社会矛盾、写时代大波澜的勇气，是敢于用浓墨重彩描写和塑造代表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气魄，也是陶冶人们胸怀情操的善良美好的人性，总之，也是可以作为审美对象的一切，包括种种闪光的思想和事物。

    最近，我读几部作品，有些很深的感触。

    一是杜卫东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右边一步是地狱》。这是一部既好读又有艺术震撼力的作品。小说以当下的股市潮起潮落为背景，通过女主人公辛怡在股市中家破人亡的悲剧，对当下股市中的无序和不平等竞争、投机欺诈等丑恶社会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读了这部作品，让我再次认识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仅要求它们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还应要求它们对不合理甚至丑恶的社会现象迸行揭露和批判。批判精神应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承要品格，也是支撑作品的“钙”。

    另一部作品长篇小说《亮剑》出自—位在文坛面免的业余作家都梁之手，他用凝重粗犷的笔触，用横跨几个时代的风云。铸造了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具有鲜明个性的职业军人李云龙的英雄形象。读这么一部作品，心灵也受到一次震撼，再次认识到，英雄主义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英雄主义的民族如同一个人缺钙一样的腰杆硬，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当然，无论是杜卫东的《右边一步是地狱》还是都梁的《亮剑》，都难以进人自以为执掌文坛的某些当红评论家们的视野，也更上不了他们的“排行榜”。但我相信，这样的作品，还是千千万万读者所需要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这样的作品，给我们当下的文学补了“钙”。

    谨防文学贵族化

    贵族化的暗流隐藏在文学发展的大潮之中，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

    文学的货族化有种种表现，举其要者罗列于下：

    沙龙化。几个要好的哥儿们姐儿们团结在一起，形成某种小圈子。写也好，读也好，就在这个小圈子里。为小圈子时与作，小圈子里的哥儿们姐儿们争相叫好。于是，文学就成了小圈子的事，与广大读者无关。这种沙龙化的小圈子文学，是文学沙龙化最重要的一种表现。

    私人化。写作的私人化，本来是一种正常的写作姿态，因为文学创作需要个性，私人化的写作可以彰显作家的创作个性。但是当下有些主张私人化写作的作家把文学创作当成纯粹个人的私事，随心所欲，不仅醉心于写一己的悲欢与隐私，有的还热衷于身体写作，完全不顾及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这样做，会把文学引到脱离社会。脱离大众的贵族化的轨道上。

    新潮秀。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主义以后，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再次冲击我国当代文坛，人们习惯于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现代主义流派和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流派等先锋写作称之为新潮派。就新潮本身而言，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对促进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也许还是桩好事。问题是，先锋写作的作家习惯千把新潮作为一种姿态，因此，与其说他们是新潮派，不如说他们是新潮秀一族。在新潮秀者看来，文学越是贵族的，就越是高层次的，于是尽量写得让人们看不懂，在脱离群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游戏说。本来，文体的试验与创造是文学创作中很严肃的事儿，但是近来有些作家却把文体试验当成一种文字游戏，并进而提出了文学创作是一种游戏的游戏说。在这种观点的主导下，这些年来一些作家的文体试验越来越变成一种文字游戏了。这种游戏说指导下的文字游戏的结果，是让文学朝着脱离人众的贵族化的方向迅跑。

    凡此种种现象，难道不令人堪优吗？

    其实，从文学的起源和功用来看，文学是属于大众的。鲁迅先生所说的“杭育派”，表明诗歌起源于劳动；而小说则产生于“卖车引浆者流”的“街谈巷议”，中国最早的话本小说则是从话本和评书转化来的。只要有那么一点文学史常识，就会坚定不移地树立文学属于人民大众、作家应为人民大众写作的观念。

    写作的私人化与文学的社会性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私人化写作成了当代文坛的一种时尚。一些作家，尤其是70年代出生的被称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醉心于私人化写作。而作为这种私人化写作代表人物的，又往往是一些女作家。

    怎么看待私人化写作？

    文学创作是一种极富丁创造性的劳动，它主要调动作家的主观能动性，需要融人作家的情感体验，也铺要充分表现作家的艺术个性。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写作的私人化，把写作看做是作家充分发挥其艺术个性的一种精神活动，这是有利于作家主观能动性的调动和艺术个性的发挥的，也是有利于作家进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生产的。我们看到，一些崇尚私人化写作的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往往具有比较鲜明的艺术个性，也大都打上作家自己生活的印记，有的其至于成为作家们的“自叙传”，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从这一点来看，写作的私人化未必不是件和利于艺术生产的好事。

    但是，我们也还必须看到，文学创作绝不仅仅是作家的私事。作家们写出作品是要发表(出版）的，是要流传到社会上接受社会的检验的，也就是说，是要发生社会影响的。因此，文学作品必然有其社会性。这样说来，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看到写作私人化的特点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文学所具有的社会性，应该把写作的私人化同文学的社会性辩证地统一起来。这样，才能做到既尊重作家写作的私人性和创作的自由，一件有意义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让个别人以“写作私人化”的旗号写出一些有消极影响的作品污染社会。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与作私人化成为一种时尚以来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

    例如，有些作家提倡用身体写作，在作品中大亏其个人隐私，甚至直奔身体器官，醉心于性器官、性行为以及性经验的描巧，就在社会上造成过一些不良的影响。这种写作倾向当然是不可取的，已经引起读者的不满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再如，一些作家把写作当成一种文字的游戏。他们认为，写作既然是作者的私事，爱怎么写就怎么醉心于搞文学形式的试验和游戏，于是，本来很庄严的文体建设变成了—种不严肃的文字游戏，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活动。这既有违文体违设的宗旨，也有违文学社会性的基本原则，也是不可取的。

    譬如，一些作家远离时代的人潮，囿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醉心于写一些杯中风波和淡淡的哀愁，醉心于写小资情调和本色人生，这样的作品也往往把读者引导到脱离时代。脱离火热生活的邪路上去，其社会效应也是消极的，因时也是不可取的。

    忽略文学社会性，一味强调写作私人化的创作倾向有种种表现，以上列举的仅仅是其中几种值得注意的表现形式。仅此几种，即可见其危害性，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既要看到写作私人化积极的一面，又要看到仅仅提倡写作私人化而忽视文学的社会性所产生的种种错误的创作倾向，注意把写作的私人化和文学的社会性统一起来，这才是繁荣文学创作的正道。

    媒体炒作遭拒绝

    报载，上海复旦大学附近的左岸书店前些时候在其店前贴出告示，表示拒卖三种书：一为余秋雨的书，二为某些女作家用身体写作的书，三为“奶酪”（即被媒体热炒过的那本《谁动过我的奶酪》）。这么一则刊发在各种报刊不显眼处的文化新闻，竟然成了一条很抢眼的消息。究其原因，这种对某些媒体炒作，尤其是图书发行媒体炒作的拒绝，表现出人们对过分的新闻炒作的反感。

    近些年来，媒体的新闻炒作成了一种时尚，尤其是图书发行，每有新书出版，出版商、发行商和作者本人就同媒体合作，进行新闻炒作，或发广告，或出书评专版，或做访谈，把新书吹得天花乱坠，以引诱读者上钩。因为买了书是不能退还的，于是不少读者就上了这种几方联合起来的新闻炒作的当。左岸书店公开拒绝出售的图书，大都是经媒体新闻炒作红火起来从而热销的，不知曾经让多少读者上其当受其骗。我曾接到不少读者来偯诉说其上当受骗的苦处，我虽表示同情，但也爱莫能助。照说，一本新书出版，适当做点宜传，发点广告，发点评论，这都是合情合理的事。在资汛如此发达的信息时代，再说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不去宣传自己，不做适当的宣传，当然是愚不可及的事。但无论是广告，还是评论，都应该实事求是，而不应做欺骗式的炒作，这种要求也不算过分吧。

    说到图书的新闻炒作，我不能不想到这种新闻炒作造成的另一种堪忧的后果：新闻炒作大有逐渐取代科学的书刊评论之势。当下的某些书刊的新闻炒作，或采用出自某研讨会组织者草拟的新闻通稿，或出自个别职业道徳不良的记者之手。这些记者只在会上听到只言片语，或从新闻通稿中摘取某些段落章句，即进行剽窃一番，这种炒作哪来的科学性。哪有实事求是可言？此风如不加以扼制，任其发展下去，就没有健康的科学的文学评论（书刊评论）存在的一席之地，那对文学事业（文化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将是一种灾难。

    资讯发达的信息时代的确给我们带来许多方便，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也延长了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足不出户就能知大下事。但是任何好事也常常有其负面的反应，不负责任的图书新闻炒作即是这种负面反应之一。好在人们已逐渐看到这种新闻炒作的不良后果，从而加以拒绝。左岸书店公开表示不出售经过新闻炒作而热销的图书，就是这种拒绝的表现，因此值得赞赏。

    书刊广告也要打假

    当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入市场之后，文学作品的作者或出版者为了扩大作品的影响，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而对作品进行一些炒作，做些必要的广告，是可以理解的，也为广大的读者所接受。

    文学作品的作者或出版者为其作品做广告的手段层出不穷，诸如在媒体上刊登有关作品的评论推介，举办作品研讨会等等。而最简便最省钱的办法就是在一本书的封底印上一些名家的简短的评价文字；这种办法由于既简便，又不必付什么稿酬，越来越多地被文学作品的作者或出版者所采用。俗话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种刊印于一本作品封底的广告式的评价，大都是对于作品的肯定和颂扬，而且这种肯定和颂扬又大都有点过了头。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笔者由于—些推脱不掉的原因，也不时被人约为某些新出版的文学作品写这一类刊于书籍封底的广告式的评价，对作者和出版者这样做的苦衷颇能理解，对有些广告式的评价写了些过分的不实之词，虽不以为然，但也不予深究。

    但是，最近发现这种刊于书籍封底的广告越来越离谱，实在让人难以再三缄其口了。

    —是某些作者和出版者竟然把人家写的广告词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改写，当然，这种改写绝不是往坏里改，而是往好里改，把对作品的肯定与颂扬提高了好几个档次，以欺骗读者和公众。

    更难以容忍的是，有的作者与出版者，竞自拟肉麻吹捧自己作品的广告词，然后强加给某一名人（作家、评论家和学者）这种做法当然更加卑劣。前不久，在一个饭局上，一位朋友把一位作家刚刚由北京某大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篛小说新作转交给另一位朋友，说是受那位作家之托转交的。当然，打开书的扉页，有“某某某老师指正”的题词和作家的签名。再看封底，赫然印着一段由这位受赠的朋友署名的广告式评价，当然这段评价给予这部作品以极高的评价。看了这段话，那位受赠的朋友感到啼笑皆非。因为这部新出的长篇小说，他既从来未矜读过，也未听说过，何来这段评价？显然，这段广告词是出于作者自己之手。对于这种强加的广告词，我的那位朋友当然感到十分愤怒，似是感到如果写文章或发表声明加以揭穿，又有点杀鸡用牛刀，于是感到非常尴尬……如此等等，真是让我开了眼。书刊广告如此造假，如此盗名欺世，恐怕不是一个“脸皮厚”所能搪塞过去的！

    有鉴于此，书刊广告也必须打假，必须把造假者的嘴脸与造假的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共唾之！

    读经与文言作文

    近些年来，在中小学生的语文教育上出了些新鲜事。诸如“新概念作文”推出后，少年作家层出不穷，算是给一些急切希望成功的少男少女找到一条“终南捷径”，此事已引起文坛内外的蜇视，就不再絮叨。这里想说的是另外两种新鲜事，即提倡读经与用文言写作文，拟就此两件事说出我的看法。

    提侣少年儿童读经之事肇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标榜重视发扬光大民族文化的人士鼓吹读经从娃娃抓起，就像踢足球从娃娃抓起一样。据说这样做，就可以打好国学的基础，培养国学人才。发扬光大民族文化传统，也可以培养青少年的道德风范。于是，有的学校在中小学的正常课程之外，加了读经的国学课程，有的还专门创办了以国学课程为主的学校。一时间，少年儿童读经成了时髦的话题和教育的热点。所谓“经”者，“四书”、“五经”也。“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宋代以后确定的，“五经”包括《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易经》）、《春秋》等五部儒家推崇的经典。

    “四书”、“五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宋代以后，就成了科举的教科书和孩子启蒙教育的必读课本。应该说，“四书”、“五经”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就当时说，如有阅读能力，读点“四书”。“五经”也不是坏事。但是，当前一些鼓吹少年儿童读经的文化掮客间封建社会尊崇的“四书”、“五经”的腐儒一样，是想以读经来禁锢和规范读经者的思想和行为，那就不珐一般意义上的弘扬传统文化了。于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片读经的鼓噪，就有点同时代不怎么和谐了。

    在中学生中，提倡用古文（即文言文）写作文，始作于高校入学的作文考试。2001年高考语文作文中，南京的一位考生用文言文写了一篇作文，题为《赤兔之死》，令评卷者拍案叫绝，给了一个满分，消息传出并经媒体炒作，遂形成一种用文言文写作文的时尚，据说，2002、2003两年又陆续出现一些文言作文的状元，有人把这种高考和平时习作中用文言写作文的现象称为文运动“。看来，这么一场“古文运动”，人有愈演愈烈之势，前些时候，我参加《青年文学》杂志杜等单位举办的“中学生性情作文大奖赛”的终审阅卷之作，就发现有一些参赛者用文言写作义，并居然受到部分终审评委的欣赏。有的还认为文言优于白话，还举例说“卧具”这个文言词比“床上用品”这个白话词组好云云，提俏中学生用文言写作文。看来，肇始于高考语文作文用文言写作，并推广于平时中学生作文的这场“古文运动”，既有声势，又有倡导支持者，绝不可等闲视之。照我看来，提倡中学牛读点古典文学作品，以提高文学素养和文字表达能力，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提倡中学生用文言写作，那无疑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对提高中学生的写作能力是没有好处的。

    「守望相助」赞

    在万众一心抗非典的不平常日子里，新闻媒体有几个常用的词语，其中就有“守望相助”这一让人听来感到温暖的话。

    人们为了抗击非典，或者准确地说，为了躲避瘟君非典，尽量呆在家里。而为了互相关心和鼓劲，共同战胜非典，只好通过电话或其他通讯方式相互致意，这就造成一种“守望相助”的态势。可以这么说，“守望相助”是抗非典特殊时期人们交流感情、表达关心，相互激励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相互救助、共渡难关的一种体现。

    “守望相助”让人感到温暖，感到振奋。大概自4月中旬起，直至整个“五月攻坚战”期间，我在一个半月中基本上把自己关在家里，只是坚持每日的散步和偶尔到附近超市购物，可以说是足不出小区，足不出户。这是几十年所罕见。在这段时间内也读书写作，读报看电视，关心抗非典前线的任何一条讯息，但是精神上总是处于抑郁状态。靠什么作为精神支柱来战胜瘟君非典呢？相信科学，相信白衣战士，相信党和政府，这是不待言的，但是，更直接的精神力量却是来自亲人和友人的“守望相助”。一个多月中，儿乎每田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大洋彼岸朋友们的热情电话，询问疫情，告戒防疫，激励斗志，增强信心。每一个电话都好似一股暖流流进心田，每一个电话都凝聚宥一片友情温暖人心。尤其是一些平时不怎么联系的朋友，在这个非常时期还从遥远的地方打民途电话来慰问我这个处于重点疫区的老头儿，更是叫人感动不已。除了电话，有的还给我发手机短倍息，存的还把要说的话编成顺口溜，每次阅读这些短信息总感一种安慰和激励。我的好友湖南作家聂鑫森先生特别来函并附图画《丹竹图》表示慰问。画中题词曰：“古人燃竹以爆，谓可驱疫煞，今特作得丹竹图奉何镇邦先生，叱令非典勿侵其室，全家吉祥如意。”拳拳之心，颇令人感念。总之，在众多的长途电话、手机短信和书信中，我充分亨受到“守望相助”的乐趣，也真正理解到“守望相助”的精义。因此，我更大声赞美“守望相助”，并希望后非典时期也要发扬这种精神。

    上面说的只是我个人领略到的朋友之间的“守望相助”，其实，个人之间是这样，国家和地区之间何尝不是这样！在我国部分地区逋遇非典，尤其足北京地区非典肆虐之际，不仅牵动全国人民的心，也牵动世界各地朋友的心。来自世界各地的声援和慰问，来自全国各地对北京的支持，看到上海的疾疗器械一车车运到北京，广东康复的非典患者的血液一滴滴地输进北京非典患者的血管里，来自全围各军区医疗单位的白衣战十云集北京小汤山医院进行抗非典的大会战……这一切，难道不正是“守望相助”的生动表现吗？

    当然，在万众一心抗非典的特殊时期，也有一些不法奸商趁机抬高药品或防护品价格谋求暴利，但这一切比起“守望相助”的精神和众多白衣战士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来，简直太微不足道了。

    —场万众一心抗非典的斗争，让我们看到民族的希望。因此，我要再一次赞美“守望相助”精神！

    感受法律的人性关怀

    初春时节，春意渐浓。我们一行应天津市司法局的邀请，到渤海之滨的天津经济开发区；访问，了解司法行政的情况，去亲身感受法律的人性关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以20年来在33平方公里的盐碱滩上创造出的辉煌业缋固然吸引着我们，但20年来司法行政工作如何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桩桩动人的故事似乎更打动我们，尤其是去年春天刚刚成立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律援助中心所从事的新鲜而有意义的工作更是让我们听后看后激动不已。

    我们在听到法律援助中心的赵欢主任生动而清晰的介绍后要求访问法律援助中心的。赵欢是一位有20年从事律师工作和涉法媒体工作经验，干练热心、思路清晰、莕于表达的法律工作者。她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难怪法律授助中心成立不到一年，她把中心的几位专职律师和工作人员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法律授助，“148”法律服务专线，公职公司律师业务推进以及法律顾问团的事务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干出一番不俗的成绩来。

    法律援助中心在开发区第一大街行政人楼第15层办公。乘电梯来到这儿，发现办公的条件相当好，足以显示开发区对法律搜助工作的重视。据说，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勇在视察法律援助中心时，十分关心中心的设备配套和经费的支持，连受授对象登上15楼乘电梯有没有困难这样的细节都询问到了。怛更吸引人的是中心里有一种既严肃又温馨的氛围。我们在宽敞、洁净的接待室里，感受到这种氛围；在会议室里同每一位法律援助律师的交谈中，也感受到这种氛围；尤其是在蕴含着“慈爱之心”，“援助之手”，“保护之盾”等三层意义的法律援助的标志中，更是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氛围。

    过去，在我们的印象中，法律往往只有一种象征权力的威严的面孔，法律虽然是公正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似乎是一再申明的，但是，一些无力请律师，交不起诉讼费打不起官司的弱势群体，是很难享受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待遇的。2003年9月1日，我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法律授助条例》的正式施行和各地法律援助中心的建立，无疑给那些打不起官司的弱势群体带来了福音，为他们撑起一片法治的蓝天。我们在对天津经济开发区法律授助中心的短暂访问中，深刻地感受到法律的人性关怀给弱势群体带来的温馨。据我们了解到，在开发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全面启动的八个月（2003年4月一11月）中，共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事务80余件，涉及受援当事人近2000人，挽回经济损失100余万元，同时，积极应对多起群众性、突发性涉法事件；中心内的“1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每天24小时无偿提供法律咨询，共接待各界人士来电、来访1500余人次。这就是个仅仅辐射33平方公里，只有6个专职人员的法律援助中心在8个月里做出的业绩。在这单调冰冷的数字后面隐含着法援中心工作人员们多大的工作热情和多少心血！由于有了他们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逐步建设和完善提升党和政府威望的“民心工程”，依法治区的“形象工程”以及依法治区工作中的“希望工程”、不仅给成千上万急需法律援助的弱势群体带来人性关怀，也为开发区的法治建设和“民心工程”添了砖加了瓦。其贡献不可谓不大啊！我在这次短暂的访问中，似乎逐渐认识到法律援助工作的重大意义：它不仅给千千万万需要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众送去公正和温暖，为他们撑起一片法治的蓝天，更重要的是担当起了增强党和政府同群众之间鱼水关系的纽带。

    在同赵欢主任谈到春节前有一次接待200多位需要法律援助的民工时，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200多名民工涌进中心不大的办公地点，衣衫褴褛，由于长期没条件洗澡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中心的律师和工作人员们要一一为他们登记，甚至为他们送水送饭，这需要多大的工作热情和耐心啊！

    在巡视接待室墙上排满的受援当事人送来的表示谢意的锦旗时，在听到刘岸新律师讲述一位每天步行来中心办理受拨事务最后把省下的十多元钱买了矿泉水送给律师们表示谢意因而深受感动的事迹时，在同具有模特的身材“尤其擅长办理刑事、民事赔偿、劳动争议等案件”的女律师王丽谈论办案的艰辛历程时，也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

    向默默无闻干着崇高的法律捩助工作的律师们致敬！祝他们的工作有着更加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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