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印度的时候，遇到一件很小的事，但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引起我的思考。印度的朋友们招待我们看印度的历史题材电影《阿育王》，我们几位中国作家对其表示了极高的赞赏。第二天和印度的作家以及学者同行们说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他说这是给你们外国人看的，这不是我们真正的阿育王，这是美国好莱坞电影的表现模式，为迎合美国观众的口味而篡改了历史。由此可以看到，懂不懂这一段历史成为我们欣赏这部电影的分界线。
因为这件事，我就想到一个作家的责任。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文学观与历史观进行准确的表现。要让自己的历史文学作品能够真正地反映自己的民族的精神特质，这就要求一个历史小说家首先是历史学者。当这个观点确立之后，第二个问题便出现了：我们应该当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者呢？我认为有三点必须做到：第一是史实，第二是史鉴，第三是史胆。
历史知识这是最起码的，叫史实。所以一个作家选取某一段历史来作为自己描写对象的时候，他一定要认真地研究这一段历史，包括它的人物、它的文化、它的风土人情、它的典章制度。事无巨细，所有的问题都要进行认真的研究。这个过程比写作的过程要难得多。所以我研究张居正的历史，整整花了五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的笔记，走了很多地方。
我讲一个例子，万历一条鞭法的启动首先是丈量田亩，当时丈量田亩的原始文件的格式是什么样的呢？我查阅大量的资料，发现陕西历史博物馆里面有一份当时的地契。我为了这一份原件，专程赶到西安去拍摄研究这一份田契。
我的《张居正》的第二卷一开头写到北京的白云观，我把白云观的历史资料全部都看了。但仅凭资料写作是不够的，还得实地踏勘。于是我早上坐火车到北京，一出火车站，叫了一辆的士直奔白云观。我按图索骥，拿着明代的、元代的白云观的图来看今天的白云观，哪些地方改了，哪些地方错了。我看了很多，然后一一校正，一一做笔记，晚上又坐火车回到武汉。之前白云观这一章，我开了七八次头，都没有开好。为什么呢？我是仅凭史料在写，等我去过现场以后，写起来就非常顺了。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看看《张居正》第二卷，第一节写的白云观就比较活灵活现地展现了明代白云观的风貌。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事情，你要很仔细地去考证它。这种考证的工作，一般的作家他可能不屑于去做。那么在还原历史真实的时候，就显得底气不足。关于典章制度、建制这样的一些考证工作，还容易一点，最难的是对时代心理、文化特质的把握，这个非常困难。
我在书里面写到了一个人物叫玉娘。这个小姑娘当时十七岁，被一位江湖大侠精心培养后，送给了张居正的前任首辅高拱。今天大家可能会说这多么腐败，身居高位还如此玩弄女性，这不是高尚的情操。这样一种文化心态恰恰是今天的，而不是明代的。明代最好的朋友给你送这种姑娘去，是有一个前提的。高拱那一年六十岁，河南新郑人，他娶过两个老婆，都没有给他生儿子，他只有两个姑娘。在明代忠孝思想非常浓厚的情况之下，孝是最大的内容之一，而传宗接代是孝的核心思想，就是你必须有儿子承继你这个家族的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这样一来，他的朋友们就要去给他置办小妾，为的是传宗接代生儿子。由此来说，小说表现的是明代的价值观。明代的文化观念和今天的是不一样的。在明代，不会把男女作风问题作为攻击别人的一种手段和理由，这就是文化的真实。
典章制度的真实、风土人情的真实还比较容易做到，文化上的真实是很难做到的。一个是形而下的，一个是形而上的。我们研究精神文化遗产，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就属于非物质的这一部分，是一种精神上的状态。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史实。
第二个问题史鉴，就是以史为鉴。我认为任何一个历史小说家，都不会无缘无故地选取一段历史、一个人物去写，他一定有自己的创作动机，他要为当下的生活提供一个思考的空间。历史小说家的情怀就在于他深切地关注当下，通过历史的某一段生活的再现，给今天的人打开一个新的思想的空间。其对历史某一段特别事件的批判、分析，对某一个人物的赞扬或者批评，一定是带有浓厚的主观思想的。
大家都知道，吴晗先生写的《海瑞罢官》，曾经引发了中国的一个很大的政治事件。对海瑞的定位是吴晗先生的主观意识：清官好，清官就是不腐败。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特别关注到海瑞这个人物。结果我得出来的结论和吴晗先生不完全一致。为什么呢？海瑞是一个清官，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海瑞不是一个好官。张居正上台的头三个月，曾经借皇帝的手发了一道诏令，就是命令全国副省级以上的，就是我说的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向朝廷推荐一至三名可以擢用的人才。当所有推荐人才的表在吏部汇总的时候，得票最多的是海瑞。这时候海瑞已经是第二次被罢官了。第一次是嘉靖皇帝罢他的官，第二次是隆庆皇帝罢了他的官。现在到了嘉靖皇帝的孙子万历皇帝上任，又有这么多人推举他。吏部尚书杨博跑来找张居正商量，问海瑞这个事情怎么办。
张居正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就是属于史鉴的内容。张居正说，我不打算用他。张居正认为，清廉、清正是好官的内容之一，但不是全部。张居正的观点是，好官必须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让朝廷放心。他说海瑞在执掌一方大权的时候，地方财税急剧降低，他是真正的理想型的劫富济贫，而不是从生产力上发展。这样一来，在他管理南直隶的时候，富人都纷纷把户口转到隔壁的松江，为什么呢？怕他。他太理想主义。张居正说我现在如果重用他，势必要让他当封疆大吏，这样一方百姓的幸福指数恐怕就会降低，而国家的财税恐怕就会流失。如果安排他一个闲职，别人又会骂我张居正不重用清官，如此之下，我倒是觉得干脆让他在家待着保住他的清名。
我在我的小说里面对这样一件事情做出了我自己的评判与分析。没有附和吴晗先生的观点。我的观念来自我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看了不少与海瑞、张居正同时的一些名人的笔记文章，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来自李贽。他是晚明的思想家，他跟海瑞、张居正是同代人。李贽对这两个人的评价是：张居正是千古宰相，国家栋梁；海瑞是万年青草。青草是非常好看的，也是非常圣洁的，但绝对当不了栋梁。李贽作为一个狂人，当时就有这种评价，可以说是很有见地的。应该说，《海瑞罢官》这部戏剧影响很大，我并不是有意和吴晗先生唱反调，而是凭借自己独立的评判和思考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史鉴。
第三个史胆，一个作家对某一个人物做出自己的判断，不从流俗，不阿附权贵，这就是史胆。当时我在写《张居正》的时候，我觉得我提炼了一个观点，就是循吏和清流。清流就是坐而论道，你让他具体去干任何一件事，他办不成，但说起来头头是道。循吏是什么人呢？就是小平同志说的，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可能在有些问题上，首先不做道德上的判断，而是想着该怎么做成。我知道按照当今的一些标准，这一个观点，它可能同一些流行的哲学家、文化人的观念有冲突。但是从历史上看，清流误国的事不少，北宋的王安石改革之所以失败，就因为他过于清流，缺乏政治家的变通。
我们不要住在某一个观念里面，佛家的说法叫“勿执”。比如说我要保持我的崇高，一个人一味地崇高，做好人可以，做政治家不行，做企业家也不行，做文学家也不行。做好人，一辈子做好人，绝对成就不了伟大的事业。那么我在写清流与循吏的时候，最大的冲突发生在万历五年（1577），就是夺情事件。按明朝规定，父母双亲去世，官员一律都要免职，回家守孝三年。如果不回家，皇帝留他继续做官，这就叫夺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万历皇帝不让他回家守孝，要留他在朝廷里面继续从政，执掌朝纲。此时的万历新政初见成效，张居正若离开，必然会人亡政息，所以权衡之下，张居正也愿意留下。试想一下，改革正在攻坚阶段，怎能撂挑子回家去蹲茅棚三年？万历皇帝不敢冒这个风险，张居正自己也不肯冒这个风险。
但是，当时朝廷中的清流官员对张居正的夺情不给予支持，而是借此大加挞伐，指责张居正贪恋禄位，不肯守孝。一时间，朝廷内外豪强外戚与清流官员结为联盟，形成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在这种局势下，张居正断然使出霹雳手段，把反对他的清流，全部施以重刑或流放。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牵扯到人的时候，某一个人可能就是悲剧。但是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悲剧，而阻碍我们整个改革的事业。万历五年（1577）到万历八年（1560）这三年，张居正如果回去守孝，改革肯定就失败了。恰恰就是在这三年，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奠定了万历时期的吏治与财政的基础。
我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也是清流，我并没有把我个人的爱好、个人的感情带到历史小说中。我通过冷静的分析，认为清流的坐而论道是没有办法推进改革的。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历史小说家首先应该是历史学者。
再说历史小说题材的选择。《张居正》获奖的时候，有记者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张居正？刚才王鲁湘先生也这样问我。我说我永远要选取历史上积极的健康的一面，来重塑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任何一个作家都有他自己信奉的历史观，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有它辉煌的一面、阴暗的一面、健康的一面、晦涩的一面。一个负责任的作家，绝不会恶意地把我们民族过去的那些脓疮挑出来给读者看，而是会选择我们这个民族当中一些闪亮的记忆展示给读者。我们可以写黑暗，但展览脓疮无疑是病态的表现。这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民族的感情问题、立场问题。这是我写历史小说的第一个基本点。
第二个就是不能戏说历史，更不能将历史人物脸谱化、漫画化。由此我想到前几年的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帝王将相泛滥，可是多半是漫画化的、脸谱化的。我认为产生这个的原因，第一是这个作家的创作心态，他还不是很成熟。第二是这个作家对他所写的这段历史缺乏敬畏感。历史小说家首先要对历史有敬畏，你不要说人都死了，已经过去几百年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我是到四十五岁以后才知道手中笔的轻重和分寸。
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一定要有历史根据，而不是你个人情感的宣泄。历史小说的真实问题，千百年来都在争论。历史小说的真实也没有一个客观的、大家可以遵照执行的标准，全在于一个作家自己的把握。
在座的都知道，《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小说的典范，但你要是完全按历史真实去衡量它，你会找到很多硬伤。火烧博望坡那一章场景是深山密林，像太行山一样的，其实真实的博望坡是一马平川的平原。罗贯中先生显然没有到过博望坡。还有长坂坡大战，华容古道里面的描写与真实的地理情况完全不一样。这是因为古代交通不发达，不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朝发夕至到任何地方，他们只能凭空想象。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认为《三国演义》比较好看和真实呢？就是对于表面上的这种真实，罗贯中有硬伤，但是在整个明代给他提炼的世界观、历史观上，他是准确的。
明代是以忠孝立国，朱元璋从元代接过政权以后，他讲究政权的合法性，他要证明自己是正统。《三国演义》正是从忠孝出发，以正统为纲，正面歌颂了刘玄德。这是根据明代当时的文化形态而定下的这样一个主题。第二个，忠孝立国是明代贯彻始终的一项基本国策，因此要塑造诸葛亮、关羽的文忠与武忠。这是明代提供的世界观，也是明代的主旋律。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无视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而去写一个完全不沾边的历史小说。当下的情况是，凡是写主旋律的作品，就难免脸谱化、扁平化。这又违反了文学与历史双重审美的标准。一个作家既要看到当下的时代精神，又要看到你描写对象的文化质感。
第三个问题就是，应该从历史宝库中开掘时代精神，为读者提供思考的空间，但不能借古讽今，做不负责任的比附与调侃。什么叫时代精神？我再举一个例子，《西游记》产生于明代的嘉靖年间，嘉靖皇帝是明代所有皇帝中最信道教的一个皇帝，他大规模地拆毁寺庙，命令僧尼还俗。当时吴承恩在蕲王府当书记，就是给蕲王当秘书，没有多少事干。而那个时候的鄂东黄冈，也就是我老家，是为中国道教提供精神和技术支持的一个重地。最受嘉靖皇帝信任的妖道陶仲文，就是黄冈人。这个妖道最后当了礼部尚书这么大的官。吴承恩住在蕲春，受到了当时这样一个时代的感染，写出了《西游记》。
《西游记》的主题跟我们今天文艺批评家们给予的主题思想是不一样的。它是什么意思呢？到西天取经的是一个智商很低的人，带了一只猴子、一头猪、一个被贬的天神、一匹马，这就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几个主要艺术形象。让这一群人去取经，其意是人不信佛，畜生才信佛。这是谩骂佛教的。吴承恩迎合了嘉靖皇帝的思想，他找了一个故事，把帝王的思想装进去，这是典型的主旋律作品。但因为吴承恩的文学修养非常高，他让这么一部主旋律作品成了四大名著之一。所以我们现在不要一味地说写主旋律不好，关键在于你的文学修养、你的史学修养到了什么地步，你怎么理解和处理你要写的人和事。
我有一次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他说：“熊先生，你是一个诗人，你怎么会改行写历史小说呢？”我调侃地回答他：“因为我是诗人，所以我喜欢诗，因为我从小喜欢历史，把诗和历史结合起来，就叫史诗，我愿意写史诗性的作品，尽管达不到，但我不能不追求。”虽然是玩笑话，却也是我的内心话。
谢谢大家认真聆听我的演讲。
附：与王鲁湘的对话、回答听众提问
王鲁湘：谢谢熊先生充满睿智同时也是充满激情的演讲。刚才我特别注意到熊先生说，他在读历史的时候，提炼出两个概念，其实也不是提炼，是抓到两个概念，一个是循吏，一个是清流。在过去，我们中国一直是道德立国的这样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很自然地让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评价，从道德出发。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也常常是这样，如果以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历史，那么历史上所有的清流，当然都会放在正传里头，对不对？但是我们会发现，历史也好，过去与现实的政治也好，生活也好，其实大部分是由循吏在主导的。所以给循吏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评价，同时我们怎么正确地认识清流，也成为我们新时期以来，写历史小说的，甚至是所有的小说家都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熊召政：简单地说，循吏就是干事的。小平同志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不是从道德出发，这是从事功出发的。但是你真的这样去做，往往又得不到好的评价。我就想到永乐皇帝朱棣，这个人很粗暴，但是他提了一个观点，在一个领导班子里面，要小人和君子并用，这是政治，用今天话叫政治生态问题。小人永远是君子的天敌，用小人来监督君子，比中纪委还管用。
王鲁湘：郑板桥经常画的一个题材就是竹子下面有一些荆棘，竹子是君子，荆棘是小人。君子和小人要在一起，才是一个良好的生态。
熊召政：君子与小人，是人与虫子的关系。虫子总想逮住机会咬你一口，让你晚上睡不着觉，你要避免被虫子咬，这就是你的智慧。虫子怎么能咬到你，这是它的智慧。当所有的智慧都在一起较量的时候，这就是人类，这也就是官场。
王鲁湘：写历史小说最难避免的就是当下我们自己的主观立场。这个主观立场不仅有当下的时代的立场，还有当下的个人的立场。个人的立场又受到你自己当下的社会地位、当下的遭遇、各种各样的人生阅历的影响。因此很难对历史保持一种平和的、敬畏的甚至宽容的心境。所以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历史小说，大部分都走了借古讽今这一条路子。可是您认为，一个历史小说家必须摒弃这样一种酸态，客观地、充满敬畏和宽容地还原一个历史的语境，然后以古鉴今。我挑出历史中的这一大段来，我肯定有我的主观选择，但是我并不在这中间做我的个人的小文章，是吧？
熊召政：你完全理解了我的这个心态，我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你说出的酸态这个词虽然尖刻一点，但是正是我刚才演讲中没有说出来的。酸是我们的一大敌人，酸是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以我为中心在画圆圈。历史一定要有它的客观的东西，不能偏激。我刚才说过，古人不能从棺材里面站起来反驳你，但是你的心里一定要觉得我无愧于他。
提问：您好，熊老师，我注意到刚才您在演讲中间提到了吴承恩的《西游记》，我想问一下，您对电影《大话西游》有什么评论？
熊召政：我没有看这部电影，但是我听说了。因为没有看，我就没有发言权。我还就《西游记》这部小说说几句题外话。一个作家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时代，而且作家也不必要超越他所处的时代，所有试图超越时代的作家都是不存在的。你看托尔斯泰没有超越他生活的俄罗斯的那个时代，我们所有的作家，包括罗贯中、吴承恩都没有超越。今天一位作家在写《大话西游》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时代给了他什么启示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对中国越来越迅猛的娱乐化社会的倾向形成，一直有比较大的担心。
提问：您好，熊先生，您在刚才的演讲中，说您的历史作品是要把历史，要把我们民族光辉、光鲜的一面展现给今天的人。您所提倡的，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要具有史实、史鉴、史胆。我是一名历史专业的学生，一个民族在特定阶段，它是有脓疮，有阵痛的，我想问一下，就您个人而言，您对于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这些脓疮，甚至现在还没有消失的这种脓疮和这种阵痛，您是怎样用史实、史鉴、史胆的观点去看待它的呢？
熊召政：我说我把积极健康的那一面展现给读者，并不是说我的小说没有批判意识。在《张居正》里，我充分展现了万历时期官场的黑暗与腐败。关键是对这些丑恶的态度，你是用欣赏它的眼光，还是不负责任地把它和盘托出，让读者去消化它，像吞砒霜一样，还是你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把它表现出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也有光亮，最光明的时候也有黑暗。作家一定要把这里面的分寸把握好。
提问：熊老师，您好，我是凤凰网的网友，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您的小说《张居正》从问世以来，受到的批评很少，作为历史小说，很难得。但也有人认为，其中的历史观受到了儒家的影响，难得具有尤斯纳尔和卡尔维诺式的浑厚想象。您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熊召政：我并不否认我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因为我偏好中国的传统文化，它们丰富了我的世界观。大丈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民为重，君为轻，所有这些思想在我脑子里成为思想的基石。对于世界上崭新的潮流以及活跃的思想，我也关注。如果能用一种最新的思想成果来处理我们中国原来已存在的古代历史，可能会有一种混合的效果。遗憾的是我不能做到。我在《张居正》中展现的思想是：儒者从来做帝师。这就是我的观点，我们历代的帝王师都是用儒家的学说去影响皇帝，让他走上一条治国的健康途径。用今天的眼光看，儒家思想的确有很多的不足和欠缺，但这个文化也的确是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繁衍，一次一次在困境中借以重新崛起的精神资源。所以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我还是决定用儒家思想写出这部书来。
王鲁湘：思古源于辅今，优秀的历史文学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当下文化的重建，同时历史小说凝练出来的一些启示、一些智慧，往往更能够沉淀下来，更能够成为一种文化的元素来加以继承。我们期待更多的作家为读者奉献出更多的优秀的历史题材的作品。
2009年7月25日
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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