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专家是被周恩来特意召集进京的。大家落座后，刚灌进几口热茶，周恩来便走进了大厅。
“辛苦了！”周恩来与专家们一一握手后，示意大家坐下，然后自己站在大厅的中间，摊开双手，随和地说：“火箭、卫星昨天已到了发射场，今天我请大家来，主要是想听听第一线的情况。大家随便谈谈。”
周恩来说完，在身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接着掏出笔记本，拧开了笔帽。
钱学森首先汇报了火箭和卫星的总体情况。
周恩来很认真地听完钱学森的汇报后，询问了当年苏联、美国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有关问题，尔后说，我们这次发射，一定要吸取苏美的教训，总结经验，力争一次成功！
接着，“长征一号”火箭的有关情况由虞利章汇报。虞利章毕竟年轻，汇报时多少有些拘束，尤其是见周恩来竟用笔在本上一字一句地记时，心里便愈发显得紧张。周恩来觉察后，说：“别急，慢慢说，慢慢说。”
但当虡利章汇报到弹道参数时，周恩来示意他暂停一下，然后自己很快在笔记本上对几个数据作了计算，提出了一个问题：“怎么这计算结果与设计指标差了几毫秒啊？”
虞利章一听，大为吃惊，忙回答说：“总理，对不起，是我没说清楚，我把小数点后的数字给四舍五入了。”
周恩来轻轻“哦”了一声，笑了笑说：“好，继续讲吧。”
虞利章讲完后，由李福泽汇报了发射场的准备情况。
最后，周恩来十分关切地问了一个问题：“这次火箭的第一级落点在什么位置？”
这是周恩来一直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每次发射，他对火箭的落点问题极为关注，担心火箭溅落时，若处理不好，会给国内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会给国外一些城市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这次又特别提了出来。
当钱学森向他说明了这一问题后，他才放心地点了点头，然后又问道：“这次卫星预计都要飞经哪些国外的城市上空？”
“也门、乌干达、赞比亚、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钱学森又一一作了介绍，并让工作人员展开搁在地毯上的大型世界地图。
周恩来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城市的名字后，又随着钱学森手指的方向，躬身趴在地毯上，双手扶着世界地图，对“东方红一号”卫星将要飞经的每一个外国城市逐一察看起来，一边看，还一边强调说：
“你们要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飞经各国首都的时间进行预报，这件工作一定要做好，做仔细，做准确。因为到时能让外国友人都能准时听看到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讯息，都能听到我国的《东方红》乐曲，这对第三世界的人民一定是个极大的鼓舞。”
总理说完，抬腕看表：“哟，已经12点多了，同志们的肚子一定饿了。这样吧，今晚我请大家吃顿晚餐。”
大家忙说：“总理，不用了，我们不饿。”
可周恩来还是让秘书作了安排。
不一会，一篮热乎乎的肉包子便由服务员送到了大家面前。
周恩来拿起筷子，先给钱学森夹了一个，又给任新民夹了一个，再给李福泽夹了一个，接着又挨个挨个地给每位同志都夹了一个。可当他夹着一个包子放在一位技术员面前时，这位技术员直摆手，就是不动嘴。他有些奇怪，便问：“你怎么不吃？”
身边一位专家忙说：“总理，他，他是回族。”
周恩来歉意地笑了：“咳，你怎么不早说？这样吧，我让服务员给你做碗鸡蛋面条。”说完，周恩来亲自向服务员作了交待。
片刻，服务员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条送到了那位回族技术员的手上。周恩来见那位技术员笑眯眯地吃开了面条，这才夹起一个包子，细细地吃了起来。他一边吃，一边和专家们聊，气氛十分融洽。末了，他还嘱咐专家们说：“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同时，要认真做好安全工作，卫星入轨后，要及时预报。”
专家们从北京回到发射场的当天，即1970年4月3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测试检查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之前，当基地接到国防科委关于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正式任务后，很快便成立了以江萍为组长的负责发射现场统一组织指挥的发射试验领导小组，组织制定了发射方案、试验程序，下达了安全保密工作指示和任务的立功办法，并正式发布了发射任务命令书，要求基地及上海、北京等所有参试单位和个人必须全力以赴，紧密协同，切实对每一项工作做到“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同时全基地上上下下很快开展起了思想、技术、装备器材和发射场地等方方面面的准备工作。
直接负责运载火箭、卫星射前测试和实施发射的，是基地第一试验部综合试验部和发射团。这支队伍曾多次出色地执行过各种型号的导弹测试和发射任务，是一支思想作风过硬、业务技术精通、实践经验丰富的试验队伍。为了确保卫星的一次成功，他们把周恩来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十六字方针作为座右铭，明确要求：“人员不带思想问题上阵，装备仪器不带故障参试，火箭、卫星不带隐患上天。”一次合练前，发射团加注中队发现过滤器有堵塞现象，为了排除这一隐患，副分队长高春宁、吴全和等人，在黄烟滚滚、毒气弥漫的泵间，冒着有毒气体的危险，钻进贮存燃料的罐子里，对燃料进行清洗，一连苦战了7天8夜，终于将35立方米的贮罐、几百米的管路清洗干净，使隐患得以消除。
担负运载火箭主动段光学测量任务的第一试验部一站6个光测点和三部的3个光测点，为了保证设备性能可靠，站技术股深入各个点号，对每一个元件，每一个焊点都逐一地进行检查，查出了问题56起，更换元件62只，从而确保设备的万无一失。
担负卫星跟踪测量和测控任务的，是第六测量部所属的湘西、南宁、昆明、海南、胶东、喀什6个站和发射场区28号中心站。为了落实周恩来的“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的指示，各测量站对每台测控设备都做了认真的检查测试。南宁站一位叫谢振华的技术员，对数传机6000多个焊点，挨个挨个地检查了7遍，将所有故障和隐患全部排除。28号时间统一勤务站的时统信号发生器的晶体振荡器突然发生故障后，还很快成立了攻关组，经过连续7天7夜的奋战，也终于排除了故障……
从4月3日起，按预定的工作程序，对火箭和卫星先后进行了单元测试、分系统测试、系统匹配等工作，最后认为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符合设计要求。4月5日，对“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进行了第一次总检查。4月9日，火箭与卫星进行了对接。4月10日，火箭第二次、第三次总检查结束。
至此，火箭和卫星在技术阵地的水平检测工作全部顺利完成。下一步即将进行的，是选择适当的时机，将火箭和卫星平安转入发射阵地。
就在这时，在发射场的各路航天专家们又接到北京的通知：周恩来总理和中央专委会要再次听取有关火箭、卫星的情况汇报。
于是，各系统的专家们又连夜忙着准备汇报材料，包括各种数字、图表、资料和曲线等。因为大家知道，这次汇报至关重要，只有充分做好汇报前的准备，方能为如期发射卫星创造条件。
1970年4月14日午时，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杨南生、戚发韧、徐肇孚等专家再次从发射场乘专机飞往北京，前去向周恩来和中央专委作发射前的汇报。由于这次汇报非同小可，所以专机一起飞，大家心里难免都有几分牵挂，几分紧张。
飞机在上万米的高空翱翔，又时值春天的中午，金色的阳光布满了整个天宇的边边角角，一朵朵云团在阳光的透视下漂浮游动，使空中的景致显得格外的壮观。但专家们却无心欣赏宇宙间这一难得的景观，个个正襟危坐，翻资料的翻资料，看笔记的看笔记，算数据的算数据，查地图的查地图，仿佛各自都在暗暗做着一次重大的考试前的准备。
坐在前三排靠左窗的是钱学森。这时的钱学森与机舱里所有的人不同，既没翻资料看笔记，也未做计算查地图，而只专心致志地做着一件事情：思考。
钱学森思考的应该说是个极其普通而又平常的小问题：一个小小的开关！这个开关从客体上来看，的确很小，但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区区开关，近一个时期来却让这位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左右犯难。
事情的原由复杂又简单。由于“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后，要求要在太空高唱《东方红》、因此各系统在技术上就必须要做到稳妥可靠，方可确保这一神圣的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对“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来说，技术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起飞后必须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只有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才能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从而才有可能让卫星在太空高唱《东方红》。如果火箭上天后万一没有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卫星就无法送入预定轨道，《东方红》乐曲也就不会响彻太空。
显然，这是一个敏感的重大的政治问题，任何人也不敢掉以轻心。为了防止这个“万一”出现的问题，不少专家出了许多主意，想了不少办法，但都觉不妥。后来情况汇报到钱学森那里时，钱学森终于想了一个点子：在“长征一号”火箭的第三级上加一个“过载开关”。
所谓“过载开关”，就是用于关闭系统的一个能开能关的起保险作用的小开关。即是说，“长征一号”火箭起飞后，如果能正常飞行，可达到第一宇宙速度，那么这个“过载开关”与卫星上《东方红》乐曲的线路是接通的，火箭将卫星送入轨道后，卫星按计划高唱《东方红》就是了，但假若火箭起飞后出现故障，不能达到第一宇宙速度，甚至出现别的更为严重的事故，那么这个“过载开关”便处于关闭状态，与卫星上《东方红》乐曲的线路是断开的，即使卫星坠入大海或掉在地上，神圣的《东方红》乐曲也不会唱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也不会遭到亵渎，因而令人们提心吊胆的那个天大的政治笑话也就不会发生了。
于是，火箭、卫星在离开北京去酒泉发射基地之前，这个“过载开关”便给加上了。
但火箭、卫星到了发射场后，在刚一开始的测试中，有人对“过载开关”本身又提出了质疑：要是起飞后的火箭不出问题，而是上天后的“过载开关”自身发生故障，怎么办？即是说装在火箭上的“过载开关”虽然在地面上做过试验，但毕竟还未经过空间的检验，万一上天后的“过载开关”到时出现故障一一或该关闭时不关闭，或不该关闭时反而关闭了，那导致的结果便是：卫星不应该唱《东方红》时，唱了；卫星应该唱《东方红》时，反而哑巴了。
围绕这一问题，专家们在发射场上颇有争议。同意要这个开关的，有要的理由，不同意要这开关的，也有不要的道理。因为若能保证开关不出问题，有这开关固然保险；但若开关万一出点毛病，岂不弄巧成拙！因此，一个个叱咤风云、威震山河的专家们都被这一小小的开关难住了。当然，难住的根本原因并非是技术水平问題，而是因为上天后的卫星要唱《东方红》——如果不由这一政治因素所制，那专家们解决这一问题易如反掌。但现实的问题是，《东方红》又不可不唱。
这一问題到了技术权威钱学森那里，钱学森同样深感棘手。“能抵三个师”的大科学家大半生中不知排解过多少技术难题，但似乎还从未遇到过如此怪诞如此难办的“小问题”。
最后，关于这个小小的开关问题，便提交到了国防科委的领导手上。
国防科委在一次党委常委会议上研究了这一问题，认为开关虽小，却事关重大，须慎重考虑才是。为稳妥可靠起见，决定将这一问题报送中央审批。
但中央对此至今尚未明确答复，因此钱学森今天一上飞机，首先占据大脑核心位置的，便是这个小小的“过载开关”。现在，卫星发射在即，该到了一锤定音的时候了。那么，在这次汇报中，还需不需要当面向周总理提出来呢？
钱学森独自沉思不语。
专机平稳地降落北京南苑机场时，机场除了可见“文化大革命”鲜明的色彩和“造反”的迹痕外，没有任何隆重欢迎的仪式，也不可能有任何仪式。走下飞机的专家们在有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被几辆小车悄无声息地拉到了指定的地点，尔后吃饭休息。
当晚6点半，专家们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大厅经工作人员事先精心布置后，显得整洁、舒适，很有气氛。专家们刚一进去，便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短暂停顿后，依次在靠墙的一排椅子上坐了下来。同时前来参加汇报的，还有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有关领导。众人落座不久，前来听取汇报的李先念、余秋里、李德生、吴法宪等中央领导同志，便陆陆续续进了会场。于是，握手，问好，寒暄，顿时便充斥于会场的每个角落，使刚刚还清清寂寂的大厅一下变得热乎起来。
7时正，大厅突然灯火辉煌，一片躁动。迎着众人的目光，周恩来匆匆步入大厅。工作人员刚从他手上接过脱下的大衣，他便热情地向大家招手说：“从发射场赶来的同志，请到前面就座！”说完，便认认真真地将专家们一个个请到了前排的位置上，然后自己才坐了下来。
周恩来刚一落座，便拿起一份来自发射场的人员名单查看起来。这些名单中，有的他熟悉，有的他还未见过面，于是他便一边叫着名字，一边与本人对号，对上一个，他便问问多大年龄了？什么地方的人？哪个大学毕业的？当有人回答是苏联某大学毕业时，他便问：“俄语忘没忘？”对方回答说忘了不少，他便说：“这可不能忘呀，学上一门俄语不容易，不要轻易就还给老师了，说不定将来有一天还会大有用场呢！”
负责汇报卫星情况的“航天18勇士”之一戚发韧，是专家行列中最年轻的一个，周恩来刚一点到他的名字，他便一下站了起来，周恩来忙叫他坐下，然后问：
“你是哪儿人？”
“我是金州人。”戚发韧回答说。
“怎么听你口音有天津味儿呀？”
戚发韧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
众人笑了。
周恩来又问：“你们那儿闹派性吗？”
戚发韧答：“闹！”
周恩来：“那你是哪派的？”
戚发韧：“我……我没派。”
周恩来这时指了指坐在戚发韧身边的孙家栋，问戚发韧：“你俩是一派的吗？”
导弹设施戚发韧：“不是。”
周恩来：“那你俩打架不打架呀？”
“不打，不打！”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瑋这时急忙代替回答说，“总理，他俩工作能搞到一起。”
“不闹派性就好。”周恩来说完，又问了问另外几位专家的情况，当了解到有好几位专家都是辽宁人，而且都是金县、复县、海域和盖平的时，他风趣地说：“好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今晚太巧了，来参加汇报的同志，金、复、海、盖全有了！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很熟悉，是个好地方啊！好了，现在就先听听你们谈谈火箭、卫星的情况吧。”
这时，工作人员将图表、曲线以及一些数据表格等铺在周恩来面前的地毯上。周恩来拿出一支铅笔和一个小蓝皮本，做好了听取汇报的准备。
汇报，就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开始了。
汇报是按事先拟定好的程序逐个进行的。虽然会场的气氛这时已被周恩来几句话调节得很轻松了，但参加汇报的专家们心里仍然沉甸甸的。因为在场的专家们从每一位前来听取汇报的中央领导人细微的神情里早已觉察到，今晚的汇报非同寻常，中央比对过去任何一次汇报都显得更为重视，整个会场不仅体现了汇报的严肃性、庄重性，而且还带有某种神秘性和神圣性。
钱学森汇报了火箭、卫星的概要情况；
李福泽汇报了发射场各系统的准备情况；
任新民汇报了火箭第一级、第二级的测试情况；
杨南生汇报了火箭第三级的测试情况。
轮到戚发韧汇报“东方红一号”卫星情况时，年轻的戚发韧又很有礼貌地站了起来，他整了整衣帽，很认真地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周恩来立即说：“直接讲卫星的情况吧，毛主席语录我看就不用念了。”
戚发韧已经准备好的第二段毛主席语录便打住了。
“由于是第一次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又是在中央的专委会上汇报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当时我的心情确实有些紧张。”多年后戚发韧这样回忆说，“周总理对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入轨后能不能播放《东方红》乐曲问得非常仔细，还问了轨道参数、卫星重量、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等问题。我一一做了回答。周总理边听边在笔记本上记着、勾划着。”
可是，当戚发韧后来汇报卫星将要飞经的主要航线，讲到“卫星将飞经蒙修的领土”这句话时，周恩来突然插话说：“蒙古就蒙古嘛，蒙古修了，难道领土也修了？不要什么地方都讲修呀修的。”
接下来，由各系统负责人做更为具体的汇报。周恩来一边听着，一边在本上记着，听得很仔细，记得也认真，有时还要俯下身去，看看图表或者数字，并不时提出几个问题。当有位专家谈到卫星入轨速度的某个数值时，他立即翻开自己的小本问：“上次汇报时我记得不是这个数值，这次怎么变了？”等这位专家向他说明这次确实重新做了更改后，他才放心了。
当有专家汇报到火箭内发现有松香、钳子等多余物时，周恩来很严肃地提出了批评：“这些东西是不应该有的，好比医生给病人动手术，伤口内不能留下脏物一样。你们的产品可以搬来搬去，总比开刀容易，是可以搞干净的，无非是晚两天出厂，不应该把松香、钳子丟在里头。这个不能原谅！”
“随着汇报的深入进行，总理提出很多问题，而且，对有的问题讲了自己的看法。”参加当时汇报的专家徐肇孚后来回忆说：“有的问题，我们甚至回答不清楚，只好请钱学森老专家给解释。我们心情越来越紧张。原来那种认为向领导汇报只是一般原则性汇报的想法消失了。仿佛不是在向总理汇报，而是在一位著名的火箭专家或一位有名的教授面前接受考试。”
汇报越趋具体化，问题也就愈加复杂化。由于汇报者都是技术专家，表述问题时使用技术术语自然就多，而听取汇报的人，除周恩来对一些技术情况比较熟悉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技术上都是门外汉，因此对一些技术术语表示听不懂，不时总有人中断汇报问这问那。周恩来见此情况，便指着钱学森对大家说：“我看还是请我们的这位‘洋博士’给大家当当翻译吧！”于是，汇报中一遇到有领导听不懂的术语或者问题，钱学森便站起来给“翻译”一番，等领导们闹明白后，汇报再接着往下进行。
在汇报到火箭、卫星的安全问题时，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李德生等几位领导，对此极为重视，围在一起仔细察看了火箭的飞行图，并讨论如果万一发生事故，火箭可能掉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
负责运载火箭的任新民总师对安全问题还专门做了解释，他说，“长征一号”火箭在飞行中如果发生故障，可采用两种手段进行自毁：一是箭上的自毁系统一旦辨认出程序和姿态的故障后，立即便可接通箭上爆炸器的电源，使火箭自毁；二是用外测系统从地面发出自毁指令，接通爆炸器电源，从而使火箭自毁。任新民同时还强调说，设计时对火箭的自毁系统要求是很高的，该炸时必须炸、不该炸时绝对不许炸。在此之前，地面已专门做过自毁试验，并测检过爆破效果。
周恩来听到这里时，见有人对火箭的安全问题有些紧张，便说：“没关系，搞科学试验嘛，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都存在，你们要尽量把工作做好，万一失败了也没有什么，继续努力就是了。”
汇报一直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进行，但后来不和谐的音符还是出现了。有一位较年轻的技术员在汇报中将某个参数说错了，坐在旁边的一位军管会的领导觉得很丟面子，十分生气，当场便向周恩来总理表示说：“这个问题回去后我们一定好好查查，做严肃处理！”周恩来立即觉察到，这已经不是属于正常的技术范围的矛盾问题了，而带有一种要整治人的味道，于是便说：“不要吓唬人嘛！青年人有点问题没关系，发现就好了。我们的领导和老年人要爱护青年人，要帮助他们，不要动不动就训斥人。当然，青年人也要尊重老年人，要向老年人、老专家学习！”
接着，周恩来话锋一转，很快又将话题引入正轨：“今晚的汇报很好，看同志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
“总理”，钱学森这时发言了，“关于那个过载开关的问题，不久前已报告了中央，但还未得到正式答复。现在很快就要发射了，这个开关是取消还是保留？直接关系到卫星播放《东方红》乐曲的问題，请总理决定。”
钱学森讲完这番话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个一直令他发愁的小小开关，一进大厅便开始在他脑海盘旋不停，他经反复思考后，决定还是当面报告总理为好。
周恩来听后微微一愣，没有立即说话，两道浓眉一下凝固起来，脸上的表情似乎也骤然发生了变化。片刻，他才问了一句身边的吴法宪：
“让卫星唱《东方红》，中央有文件吗？”
大家一听周恩来这么一问，全都愣住了。因为让卫星唱《东方红》，最早到底是谁提出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提出的？以及中央对此是否下过专门文件，现在谁也说不清闹不明了。要是中央曾经确实有个正式文件倒好，万一中央没有下过正式文件，现在可如何是好？
“总理，中央有过文件。”吴法宪翻了翻文件夹，回答得理直气壮。
周恩来沉默了。
这是那种无声胜有声的沉默。在这沉默中，周恩来和专家们仿佛都在同时思考着什么，但又谁都不便说什么，只有时针仍不顾一切地按自己意志独自走着。于是，刚才还十分活跃的会场气氛仿佛一下变得凝固起来，与会者们有了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尽管人们心里十分清楚，这个小小的开关的确事关重大，但万万没想到会严重到让一个国家总理也如此为难的地步。
终于，周恩来又问了一句：“你们认为火箭、卫星到底可不可靠啊？”
“从几次检查情况来看，火箭质量是可靠的。”任新民和杨南生几乎同时回答说。
轮到戚发韧回答卫星问题时，他稍稍迟疑了一下，不过，他根据卫星在研制中的质量情况和模拟试验的结果，以及出厂前、出厂后的测试状态，很快也做了肯定的回答：“可靠！”
“既然你们认为可靠。”周恩来说，“那我个人认为这个开关可以不要。不过——”周恩来稍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得先向中央报告之后，再正式通知你们。”
接着，周恩来就火箭、卫星的质量问题，又征询了其他几位专家和国防科委领导的意见，当大家一致认为没有别的问题后，周恩来才说：“今晚听了同志们的汇报，看来运载火箭和卫星以及其它方面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较好。至于火箭、卫星什么时候转入发射阵地，什么时候实施发射，这个问题我得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正式决定。”
“还要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戚发韧一听便坐不住了，忍不住一下站起来问了一句，样子显得很是惊慌。
“是的，怎么？”周恩来似乎觉察到了点什么，忙反问了一句。
戚发韧：“总理，不行呀，时间怕来不及了。”
周恩来：“为什么？”
戚发韧当然知道为什么。卫星与火箭的第三级现在在技术阵地已处于水平对接状态，卫星内的蓄电池在这次来京之前便已经充上了电解液。这种电池过去只做过横放4天4夜的试验，如果超过4天4夜，蓄电池就有可能发生漏液现象。专家们原以为火箭、卫星转场时间和正式发射时间在这次汇报后周恩来就能确定下来，没想到还要由中央政治局来决定，而要由政治局决定，事情肯定就复杂了，时间也自然就拉长了。因此，戚发韧只好如实回答说：
“总理，卫星上的蓄电池只能搁放4天。”
周恩来：“为什么不可以再存放长一点呢？”
戚发韧：“我们原来没向搞电池的人提出存放更长时间的要求，只做过4天4夜的试验。”
周恩来：“你们搞卫星总体的人，应该像赤脚医生一样，像货郎担子一样，多走出设计大楼，到下边各系统研制单位去走走，把你们的设计思想、设计要求老老实实地告诉人家，让人家知道应该怎么做。”
汇报从7点开始，一直到深夜12点，长达整整5个小时，中间没有1分钟的休息。这期间，周恩来一直精神饱满地听着，询问着，记录着。当时针指向12点时，周恩来这才站了起来，小声提醒李德生“准备一下，我们马上要到京西宾馆开会。”
本来，按原计划，来参加汇报的专家们是要连夜赶回发射场的，但这时周恩来见时间已晚，便不同意原计划。他说：“你们今晚很累了，先留下来好好休息一下，如果现在回去，到达时间是夜里，飞机降落不安全。你们明天早上起飞，降落时间是白天，这样很安全。”
国防科委的领导同意了这一意见。
当周恩来与专家们——握手时，专家们个个都依依不舍，有的专家眼里还含着泪水，徐肇孚手中的笔记本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大红地毯上，这时竟被周恩来发现了，周恩来弯腰替他捡了起来，然后递到他的手上，笑了笑说：“肇孚同志，这可不能丟啊！”徐肇孚握着周恩来的手，热泪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后，周恩来又郑重其事地对国防科委的领导和几位专家说：
“今晚的汇报很好，大家很辛苦！不过，你们回去后，还得抓紧时间把今晚汇报的有关火箭、卫星的情况，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给我，我好尽快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
大家一听还要写书面报告，感到很是意外，都禁不住一下愣住了，一颗刚刚如释重负的心，又突然变得沉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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