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3日晚。

    这是戈壁滩上近日来一个难得沉静的夜晚，也是中国第一颗“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发射前的最后一个夜晚。

    晚饭后不久，国防科委电告基地：“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中央军委已经批准，火箭可以准备加注，程序可以往下进行。

    这就是说，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若不再出现任何意外，并能获得毛泽东主席的最后批准，明日即可升空，中国飞天的梦想就有可能在明天变为现实，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有的追求、梦幻、奋斗、牺牲、屈辱、怨愤以及欢喜与悲伤、失意与希望等等，一切的一切，仿佛都浓缩或者说化成了最后这个夜晚的等待。

    但这最后一个夜晚的等待，却并不轻松，也很漫长。

    点已经过了，钱学森面前的马灯依然亮着。

    按理说，火箭、卫星到了发射阵地后，各系统测试工作已于今天中午全部结束，这一时期在测试检查中尽管发现了不少问题，但从测试的总体结果来看，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而且，发射任务书今天已正式签发，中央军委也在原则上批准了这次发射，因此，近一时期来一直未能得到好好休息的钱学森，在这发射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应该也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了。

    但钱学森毫无一点睡意。

    自4月16日晚10点%分周恩来正式通知“可以取掉过载开关”后，钱学森不再为一个小小的开关犯愁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任何忧虑的皱纹不再爬上他的额头。

    发射卫星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任何一点细微的故障或隐患，都有可能导致失败甚至酿成大祸。作为坐镇现场的技术总指挥，钱学森对此当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因此近一时间来，他除了对各方面的工作在客观上要做冷靜的思索外，对技术上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也同样要做反复的推敲。尤其是对卫星上天后高唱《东方红》乐曲这一问题，他和几位专家一起，在技术上又做了进一步的保证，并釆取了各种预案，甚至对一些可能出现的隐患，他也反复做了周密的考虑。

    但钱学森不是神仙，卫星毕竟还没上天。

    窗外传来到风的响动声，钱学森立马起身，走到车厢的窗前向外探望。这几天的钱学森住宿在一列火车的车厢里。由于当时的发射场尚未建有指挥所，于是运送火箭、卫星来发射场的专列便成了临时指挥部，发射指挥小组全体成员及有关工作人员也就全都住在了火车上。

    大科学家钱学森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一生中不知住过多少大的宾馆好的房间，但在静止不动的火车里住宿，这还是头一次；尤其是在火车里指挥发射卫星，更是空前绝后，史无前例。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航天发射史上，不可不算一景。

    这时的钱学森凭窗看到的，是灯火依然辉煌的发射场，一看见发射场，钱学森很自然地便想到了那些此刻还奋战在各自岗位上的发射官兵们。对这支长年居住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并多次受过实践考验的发射部队，钱学森一直是十分信任而又寄予深深的厚爱的。生活上不怕吃苦，技术上敢于攻完难关，意志上百折不挠，是这支发射部队留给钱学森最深的印象；而这支部队为了民族的崛起，甘愿奉献、勇于牺牲自己的精神，更是让钱学森叹服不已。

    但精神、意志和热情毕竟不能代替科学。钱学森是在中国之外的世界生活工作过的人，他了解国外发射条件的优越，更熟悉中国发射条件的艰难。尤其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的诞生、可谓生不逢时。每一块元件、每一颗螺丝、每一截导线、每一个焊点是否都做到了绝对可靠，还需等待上天的检验。此外，那难以琢磨难以把握的气象问题，眼下也还是个疑点。

    一想到气象，钱学森便有些挠头。他对发射中的气象预报问题一向很重视，每次发射前的气象汇报会他几乎都要亲自参加，有时还和搞气象的同志一起分析。这次“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虽然“发射窗口”不算太短，但据现在的气象预报，明天的天气条件并不理想，属于“转折天气”。如果到时天气朝着坏的方面“转折”，那发射的时机就有可能再度发生“转折”。

    想到发射的时机，钱学森的心头很快掠过一丝忧虑。他深知，时机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好的时机，如同命运的缰绳，若能及时把握，往往可以扭转历史，甚至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但一旦失之交臂，必将大错特错，饮憾终生，从而成为历史的罪人。卫星发射的时机同样如此，对一次发射的成功与否，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中央军委尽管已经原则上批准了这次发射，但明天到底能不能最后确定发射，还要等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那么到了明天，发射会不会临时又发生改变呢？

    想到这些时，钱学森也就更加关注起发射场来。他的目光扫过空旷的大漠，最后落在了近在眼前的发射塔上。发射官兵们的身影还在塔架上晃来晃去，机电的蜂鸣声也不时随风传来，整个发射场依然沉浸在紧张的忙碌之中。他知道，最后一次综合检查此刻正在进行，今晚的这次综合检查只有不出现大的异常，明天的发射程序方能继续进行。

    他转身回到小小的马灯前，拿起了通往地下指挥室的电话。

    地下指挥室里，最后一次综合检查还在进行。所谓综合检査，就是对火箭、卫星、发射、测控等系统来一次总体的检测。这是发射前最后一次检查手段，如果没有问题，便可实施正式的发射。

    但这次综合检查进行得很不顺利。

    检查从晚上7点开始，转眼几个小时过去了，非但不是一帆风顺，反而一波三折，故障一个接着一个。

    胡世祥坐在发控台前一动不动。

    今天的中国百姓对“胡世祥”这三个字，恐怕不算陌生，但1970年4月23日这个晚上的胡世祥还仅仅是发射控制台旁一个小小的操纵员，即专管按动发射电钮的。为了准确无误地按好这个小小的电钮，保证“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这一时期的他前前后后不知想了多少问题，但有一点又是绝对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年后他会成为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司令员－－名优秀的火箭将军！

    这位铁路工人的儿子，自1940年那个漆黑的夜晚来到这个世界后，主要的任务仿佛就是吃苦。他的整个童年、少年乃至青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是在苦水里泡着过来的。

    胡世祥生父出生在河南，很小便去天津当了学徒、后从矿山死里逃生，流亡到了辽宁的叶柏寿，作了一名机务段的车工。因父亲手艺好，常给苏联红军修枪修炮，胡世祥也因此常被“大鼻子叔叔”们当玩具举到房顶玩耍。但不久战火突起，父亲失散，母亲领着他哥儿三个在兵荒马乱大逃荒中求生。这一时期的胡世祥喝的是澡堂里洗澡水，吃的是各式各样的野菜，能啃上榆树皮就算上等菜，甚至连婴儿睡觉的枕头也撕开煮来吃了（因为里面有高粱壳）。当时只有8岁的胡世祥每天的任务就是挖野菜，什么猪头菜、扫帚菜、车轮菜、苦苦菜以及刺菜等，一麻袋一麻袋地挖，一麻袋一麻袋地吃，挖得手指流血，吃得全拉绿屎。后来逃到复兴铁矿后虽然找到了父亲，但父亲不久又不幸去逝，母亲只好带着年仅9岁的他回到河南安阳，靠父亲的抚恤金做点小买卖。这时的胡世祥每天上学能得到的只有2分钱，然后用这2分钱再去买上一小块地瓜吃。1951年，因在河南的日子实在无法过下去了，母亲又领着他哥儿三个回到锦州，住在父亲当年的工友家里。那片地方是锦州有名的贫民窟，凡是在那一带住的人家，不是蹬三轮的，就是拾破烂的；不是补鞋修车的，便是焊铁壶捡煤渣的。由于生活所迫，母亲第二年只好改嫁，但继父依然是个穷苦的建筑工人，因此捡煤渣便成了胡世祥整个童年和少年的唯一“游戏”。这不幸的家境和生活的艰辛，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无法想象的痛苦。他不光每天放学就捡煤渣，连每节课一下课也要捡煤渣，直到后来都念初二了，才偶然知道同学们放学后还有“复习功课”这一说，所以他从小学到初中，成绩全是3分。而且，每次写的作文只有一个内容：捡煤渣！上高中后，为了挣钱念书，他又开始干临时工——挑西红柿。他长那么大，从没吃过西红柿，听别人说西红柿很好吃，有一天便偷偷试着吃了一个，结果被人告密，当即宣布开除，只好又去打柴火买。但打柴火也不容易，100公斤压在他的背上，走起路来鼻子都快着地了，一天下来，被马蜂叮得到处是伤，浑身是血，只好又去背高粱秆和甜瓜卖。可好心的他卖一根高粱秆送一根高粱秆，卖一个甜瓜送一个甜瓜，结果整整一个暑假下来，只挣得20元血汗钱，然后用18元钱买回一个马蹄表，一直用到现在还舍不得扔，也不忍心扔。

    胡世祥如此苦难的童年和少年，为他铸就了一个坚毅的性格，如同后来他自己所言：“现在生活中不管有多么苦，我都不觉得苦；工作中无论有多么难，我都不感到难；而且，不管面临任何苦难，我相信我都能挺住！”他后来辉煌的人生经历，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古语似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或许，苍天真的不负苦心人。年胡世祥高中毕业时，学校挑选了4名同学准备去苏联留学，其中一个就是他。后因中苏关系破裂，留苏问题搁浅，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却敞开热烈的胸怀接纳了他。倒霉的是，他一上大学便正赶上共和国那段最苦的日子，喝酱油水，啃白菜帮，好不容易吃上一碗绿豆稀饭，却只有6颗绿豆。但他的爱国热情和学习劲头却始终不减。一天，班主任老师在课堂上拿出一只苹果对同学们说：“同学们，这是一只被苏联退回来的苹果！大家好好看看吧，我们用这么好的苹果去还债，可苏联却说它不合格，硬是给我们退回来了！这不是有意卡我们的脖子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发愤学习，争这口气，让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他听后肺都快气炸了，在心里暗暗发誓：毕业后一定要当中国的“红色专家”。

    因此，5年前当他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便怀着献身科技、闯荡天下的雄心壮志来到了戈壁。这儿生活上的一切艰难与困苦，对他这个从小吃惯了苦头的大学生来说早已十分熟悉，他不但不感到苦，反而还从内心感到是一种光荣，一种幸福！但这儿的发射场和发射场上的各种导弹，对他这位刚跨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来说，又还相当陌生。于是他把一个小伙子的全部精力和热情，全都投入到刻苦钻研发射导弹的种种问题上。为了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他到处请教，见谁问谁，碰到什么学什么。当第一次参加任务他连扳错两次开关时，死要面子的他便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睡，将开关插座捆在床头上，晚上闭上眼睛反复操练。母亲瘫痪8年，他顾不上照看；32岁了，才肯做父亲；甚至后来父母双双先后去世，他也没有回家送终吊孝。

    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拼命工作的精神，在同代大学生中他很快崭露头角，脱颍而出。于是，当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任务下达后，组织上经过反复挑选，再三考核，最后决定由他担任按动发射电钮的操纵员。

    无疑，这对年轻的胡世祥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他的整个命运。从此，他踏着这关键的一步，开始走向他渐渐辉煌的人生。

    但按发射电钮这个任务非同小可，一个电钮虽然不过指头般大小，按动一下也不过1秒钟甚至零点几秒种的事情，但在发射时那关键的一刹那，却牵动着成千上万人的心，决定着成功与失败的命运。因此，按受任务后的胡世祥惊喜与兴奋之余也暗自下了决心：哪怕掉它10斤20斤肉，也一定要完成好这个任务！

    不过，这一时期的胡世祥同样背着思想包袱。加入共产党，是他在大学时就有的愿望，可正准备发展他为党员时，有人却说他家与反革命分子有联系，还说他继父来路不明，历史不清。而这时他的岳父也被打成了“特务”，爱人为了不让他受到牵连，又提出要和他离婚……但面对如此种种问题，胡世祥的态度是，先把卫星打上去再说，其他天塌下来也不管！

    因此，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他强忍着一肚子的委屈到北京火箭研究院学习。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1969年，北京城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革命”的欢呼声、胜利的叫喊声以及“敬祝”和“打倒”之类的口号声，总是此起彼伏，连连不断。胡世祥所在的工厂招待所四周，更是热气腾腾，喧闹无比。每天早上起来，大字报总是将门和窗户封死，你今天刚弄掉，明天又被封住，天天如此，没完没了。但为专心学习，他从不参与任何“革命活动”，也不溜大街、逛公园，甚至连当时最有吸引力的大字报也顾不上瞧上一眼。为了减少干扰，他用床单和棉被挡住窗户，甚至跑到卫生所找来棉球塞住自己的耳朵。由于时间紧迫和严格的保密制度，他只匆匆给妻子写了封短信，只说他在北京学习，却不说他具体在哪个单位学习，以至于他妻子同时来北京学习时，想尽千方百计也找他不着。后来他得知妻子就在北京学习，连忙写信回家打听具体单位，可等他得到回信跑去找妻子时，朝思暮想的妻子已经结束学习踏上了回归的路途，气得他站在人群攒动的火车站门口直抹眼泪。

    从北京回到发射场的胡世祥开始全力以赴地钻研业务。由于他有超人的记忆力，再加上他的刻苦，所以不少线路图他几乎能做到过目不忘，操作程序更是背得滾瓜烂熟，甚至在饭堂、厕所、床上，他脑子里也始终想着如何操作。如何对付突然出现的问题。至于发射中的操作规章制度和工作要领、他更是熟记在心，比如：聚精会神不乱想，专心致志不乱看，坚守岗位不乱走，严守规程不乱捅；初次上阵不慌张，操作熟练不麻痹，动作简单不草率，遇到难题不装懂，发生问题不隐瞒，排除故障不急躁，受到批评不气馁，时间紧迫不盲干……等等。而且，他尤其注重自己对排除故障的训练、平常演练或测试中一旦出现了故障，他哪怕通夜不睡，也要绞尽脑汁想出办法将其排除，绝不让它留到第二天。因此，发射团的人都知道，胡世祥手中的故障，是从不过夜的。

    这不，此时此刻的胡世祥正琢磨着刚刚出现的一个故障，至于其他任何事情，他全然不知。

    发射团副团长、“0”号发射指挥员杨桓的表情，此刻要沉重得多。

    杨桓坐在属于只有发射指挥员才拥有的位置上，没有抽烟，没有吃包子，也没有和谁交谈，而是利用这点间隙、独自静静地想着一些事情。

    作为“东方红一号”卫星的“0”号发射指挥员，杨桓在这个夜晚要想的事情似乎太多了。发射程序、指挥口令、预备方案、应急措施，以及各个系统已经出现和还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他都必须纳入自己反复的思考之中。应该说，发射团的整个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的，从人才的挑选培训，设备的安装调试，到岗位责任的落实，预想方案的制定，可以说无一不极尽了全力，同时也无一不滲透了他的心血。

    但这个夜晚的杨桓、内心依然难以平静，甚至还凭添了几分忧虑，几分沉重。今晚的综合检查本来只需要3个小时，可从7点到现在5个小时过去了，由于故障不断，始终无法结束。而且，下一步的检查程序能否正常往后进行，能否获得一个满意的结果，还得暂时打上一个问号。本来，性格天生平和并已过了不惑之年的杨桓，“急躁”二字不应该再在他的生活辞典中出现，但卫星的发射明天即将实施，面对今晚的现实他不得不有些着急了。因为发射卫星这个日子他已经守望得太久了，甚至说有点迫不及待，就像在热血沸腾、荡气回肠的恋情中，迫不及待地守望第一次幽会。

    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说，实际生活中的杨桓是个极有耐性的人，为了追逐自己人生辉煌的梦想，为了更保险地实现自己的意志与愿望，他在求知的羊肠小道上总是锲而不舍，不断超越自己，几乎每天每夜都要从曾经幽禁过先辈和我们的神秘世界中浮现出来，以同冥冥的未知苦战不息。

    这位后来成为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副司令员的火箭专家，对知识的追求是从贺兰山脚下一个破烂的小庙开始的。杨桓1927年生于宁夏自治区一个普通的农人之家，从6岁起，他除了放牛牧羊外，便开始在家乡的一个庙里上学。但这是一个“从小就有强烈求知欲的男孩，一个总不满足现状始终想着明天的人物。”他只在破庙里上了两年小学，便伙同邻家的一个小孩跑到当时宁夏自治区最好的一所小学里上了学，毕业后以统考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宁夏中学。为了逃避当兵，继续求学，中学一毕业他就跑到西安上了农业职高学校，后来听说四川绵阳有一所中学办得很好、便于1943年夏天和另一名同学一起，搞了一张假文凭，再到街上花了两毛钱请人私刻了一个公章，又从西安跑到四川绵阳上了高中。由于他在陕西农业职高学校的考试是第一名，学校要给他发奖，可到颁奖那天，学校老师连他的影子也找不着了。等到1946年高中毕业后、他又从四川跑回陕西考大学。结果，他同时考上了3个大学：西北农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天津北洋大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经过权衡，他上了天津北洋大学水利系。大学毕业后他于1949年3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3月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军工学院，学习海道测量专业，195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本来，他可以沿着学院派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做一名著名的教授或学者之类的人物，但因妻子从哈军工毕业后于1958年去了西北酒泉发射基地，夫妻分居多年，生活上多有不便；而基地司令员李福泽因求才心切，又一再找哈军工院长商量，希望能放他去酒泉发射基地从事导弹事业；再加之他本人对导弹火箭事业多年来又一直有一种神秘的向往，于是，1962年他离开舒适的哈军工讲台，毅然踏进了千古荒凉的茫茫戈壁。

    也许可以这么说，杨桓生命的激情完全是被荒凉的戈壁引发出来的，而他往后那辉煌的人生，也正是从戈壁滩上的发射场开始的。他一到发射基地，便在地地导弹试验部担任技术处的科长，后担任副处长，1968年又到发射团出任副团长。“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任务确定后，基地党委又正式决定由他担任“0”号发射指挥员。

    这一重大决定，对杨桓多年的追求乃至人生的价值，无疑是一次很有分量的肯定，杨桓为此深感责任重大而又忧心如焚。因为这毕竟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民族乃至世界的神经，所以作为身负发射指挥员重任的杨桓，其心情无论如何也是不会轻松的。

    不过，杨桓在技术水平上向来都是一流的，何况他已亲自指挥过两发导弹的发射，有关发射中的种种问题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在戈壁滩上已生活了近10年的他，深知气候条件对一次发射的重大影响，因此除了今晚的故障令他深感头疼以外，明天的老天爷到底会是什么“表情”，同样叫他牵挂在心。

    杨桓清楚地记得1964年6月的那次发射，那天，一枚火箭刚刚竖立在发射架上，起竖托架撤走还不到10分钟，老天爷就突然变了脸——当地一场罕见的夹着砂石和雨点的暴风向发射场区突袭而来，刚刚立在发射架上20米高的火箭、在暴风雨中来回剧烈地摇摆着，大有在顷刻间突然翻倒之势。当时，若重新启用起竖托架将火箭放倒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决定立即安装火箭固定器。于是，在场的技术员和操作手一齐动手，以最快的速度用拉杆与链条将火箭及发射台紧固在地基上，才侥幸保住了火箭的安全。但雨水已浸入到了火箭壳体的内部，只得采用棉纱及热风吹除的办法对火箭进行除湿。

    一想到气象问题，杨桓很自然地便想到此刻正在气象室熬夜的妻子，妻子在基地气象室当科长，平常总是离着他好几十里地，他每个周末从发射团回家一次，第二天再赶回发射场，工作忙了就两周回去一次。而妻子除工作外，从未来过发射团。这次因有重大发射任务，妻子虽然来发射场已一周有余，可除开会见过一面外，他还从未和妻子单独说过一句话。

    他们今晚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呢？

    杨桓的妻子彭凤绍，此时此刻正在气象预报车里进行天气会商，明天的天气实在令她深感头疼。

    按理说，彭凤绍不应该感到头疼。早在1949年上海刚解放时，还在上海同济大学念书的她，尚未毕业，便被挑选到部队，尔后分配到华东航空处学习气象观测。年，她又从部队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空军工程系专攻气象学。这时的她已是27岁的姑娘了，入学前有领导曾找她谈话说：“去哈军工学习，个人问题不能考虑。”她二话没说，只点了点头，便背着背包跨进了哈军工的校门。入校后，学校又有纪律规定：在校学生毕业前，一律不准谈恋爱！她同样二话没说，只淡淡一笑，便一头钻进了大千风雨世界中。一晃5年过去了，毕业时，也已成了一个32岁的老姑娘。直到这时，系政委才出面为她充当了红娘，让她与海军系的高材生杨桓结为伉俪。遗憾的是，她与杨桓在哈尔滨市一家简陋的小旅馆里只度过一个星期蜜月，便匆匆踏上了奔赴酒泉发射场的列车，从此开始了与风雨雷电的直接较量。

    但作为从小生活在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的彭凤绍来说，戈壁滩上的风风雨雨，的确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何况他们是进驻戈壁滩上的第一批气象工作者，而她则是作战处中心气象台唯一的一个女参谋。除了要对付沙枣伴饽饽、盐水煮干菜等生活之苦外，古怪的戈壁气候更是她难以对付的老对手。也许是分管戈壁滩的老天爷存心要与她作对，一开始进行天气预报，便让她出尽了洋相：报晴天时，老天偏偏下大雨；报雨天时，老天偏偏出太阳；甚至有一次真正实施发射前，她和同事们本来做出了是好天的预报，谁知到发射那会儿，又是风又是雨，又是雷又是电，结果司令员气得冲他们大大地发了一顿脾气：“不相信你们吧，你们是科学；相信你们吧，你们捕风就是雨，晴天瞎打雷，真是乱弹琴！”甚至有人还骂他们是“饭桶”、“笨蛋”、“一群窝囊废！”

    这样的打击彭凤绍当然接受不了，可接受不了也得接受，谁叫你没本事瞎预报。于是，费尽了力气吃够了苦头反而没讨好的彭凤绍，也只好把委屈的泪水咽进自己的肚里。在那些天里，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言不语，甚至不吃不睡。

    不过，这次打击也使彭凤绍的脑袋开始清醒起来：要给发射火箭预报天气，的确不易、尤其面对的是古怪而多变的戈壁气候，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气象工作者每次预报的结论，就是发射指挥员决策和下达命令的依据；没有准确的天气预报，就难有成功的发射。

    所以、从那以后，彭凤绍为了掌握好自己主管的高空气象测量，为了尽快摸准摸透戈壁滩气候的脾气，她一年四季只身奔波于机关和各边远气象台之间，甚至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还坚持爬大卡车，而且，越是那种有雨有雷有电的天气，她的腿便跑得越快越勤越欢。她只要一走进大自然，整个身心便有一种神圣的愉悦之感，使她常常难以自抑。她一边实地了解考察，一边认真思索记录，一个个气象记录本上，全记满了戈壁滩上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情况。其中，既有当地历史珍贵的资料，又有戈壁地形对天气的影响，既有某地第一次到风的特征，又有某地第一次下雪的情景，以及什么时候有云无雨，什么时候有雨无雷，什么时候有雷无电，甚至戈壁滩上什么时候天上闪出了第一颗星星，地上泛起了第一片绿叶，她都一一记录在案。与此同时，她还大量查找国内外的有关气象资料，认真阅读了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关于中国气候和物象方面的专著，并在此基础上，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了建立数值预报的设想。

    但这时的彭凤绍与丈夫杨桓毕竟还是牛郎织女，哈军工方面向基地发来商调函，希望她回母校去教天体物理。若从个人利益考虑，哈尔滨当然比戈壁滩任何方面都强，而且还可实现夫妻团圆的梦想。但彭凤绍还是没有同意离开戈壁。这并不是用简单的“觉悟”二字就能解释的，而是她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想法始终在拽着她的心：国家培养一个专业气象人员不容易，发射场又很需要专业气象人员；若是自己一拍屁股走了，个人的愿望倒是实现了，可发射场本来力量就不强的气象工作就会受到影响。于是，在1962年那个大雪纷飞、奇冷无比的深夜，地用她那冻得发抖的手握住钢笔，用诗一样的语言给远在哈尔滨的丈夫杨桓写了一封充满了一个女兵纯真与热烈的信：

    杨桓：

    我想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是你来这儿吧！这儿的路特别平坦，这儿的天特别宽广，还有我俩特别喜欢看的太阳和月亮，也特别的硕大、明亮……

    几个月后，杨桓听从了彭凤绍的“呼唤”，从哈军工来到了戈壁。

    丈夫的到来，对彭凤绍来说无疑等于雪里送炭，雨中送伞。她以加倍的努力，更加执著地投入到发射气象预报工作的探索中，36岁了，才肯做了母亲。而且、大女儿刚生下来才40天，她便送回了老家，二女儿一出生，就干脆扔在了上海。就这样，在她任气象参谋的几年时间里，她一连荣立了三次三等功。1965年，她还被任命为司令部高空气象科科长。

    然而，虽然彭凤绍对古人“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话比谁都更有深层的理解和真切的体验，却对“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缺乏真正的认识和实际的感受，以至于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呼啸着扑向军队、扑向基地、扑向她身边时，她竟无力辨认那到底是东风还是西风？是人风还是妖风？甚至大惊失色，茫然而不知所措！

    “彭凤绍，你要向组织好好说清楚你家庭的历史问题！”一天，足以代表“组织”二字的人找她谈话了，“经过我们了解调查，你出生于地主家庭，你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哥哥是个叛徒！你可要好好向党交红心、表忠心啊！”

    这短短的几句话、字字都显示了足以令人心惊肉颤的分景。谈话的那个夜晚彭凤绍失眠了，满脑子一片昏天黑地。父亲一生经商，贫困潦倒，成分一直是商人、突然间怎么就成了“地主”？哥哥和弟弟部是地下党员，为革命出生入死，在所不辞。哥哥彭彬绍还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现在怎么又变成了“叛徒”？自己在学生时代积极参加上海的学生运动，并且还因此而挨过国民党特务的警棍，今天怎么竟被说成是“反革命活动”？为了党的事业，自己抛弃了大上海舒适的生活，大学尚未毕业便积极参了军，志愿来到这无人愿来的戈壁，远离了慈祥的父母，扔掉了幼小的女儿，还搭上了心爱的丈夫，怎么非但无功，反而还成了罪人？彭凤绍越想心越乱，越想越难受，后来干脆提起笔来写开了转业报告。可刚刚写了一半，一听见窗外那呼呼的风啸声，便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的专业，想到那比什么都重要的发射天气预报，于是又莫名其妙地将转业报告一把撕了个七零八碎。

    之后不久，随着基地清队整党工作的结束，高空气象科被取消了，彭凤绍随即降职到气象室当了主任。别看彭凤绍生得温文尔雅，几多秀气，骨子里却颇有几分倔强。当她开始感觉到那是一个不想让人干事的年代时，心里反而暗暗下了决心：不让我干我偏要干，而且还要干好！于是，她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一心只管钻研自己的业务，每天默默的行动，成了她最生动的语言。尤其是当“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任务下达后，她更是一往情深，如痴如醉！

    近几个月来，在总参气象局的领导下，基地对天气预报作了周密的安排，从4月起，就开始实施气象保障措施。为了准确地给发射卫星提供良好的气象条件，她带领全室干部、战士，不分白天夜晚地加班，随时掌握天气动态，不断作出以发射首区、卫星入轨区为重点的长、中、短期的天气预报。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这次“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举世瞩目，非同小可，因而对气象预报的要求比过去任何一次发射都更高更严。卫星从海南上空入轨时不能有雷电，而且，卫星在天上转了几圈后飞经北京上空时，还得保证首都人民在灿烂的星空里看见天上飞旋的卫星。这就等于把气象预报置于了两难境地之中。因为发射时假如满足了发射场上空是好天，北京就很难保证是好天，若是保证了北京是好天，发射场上空未必就无云雨。因此，上到周恩来、钱学森和国家气象局、总参气象局，下到基地司令、政委及每个气象预报员，无不为明天的天气而深感忧虑。

    身为气象室主任的彭凤绍当然更不例外。

    其实，要同时满足发射场和北京两地都是好天，也并非完全做不到。气象预报工作从1969年下半年起，就开始进入了直接准备，无论是从风、雷、电方面，还是从云、气、雨方面，都做了大量的总结分析，有了较为可靠的认识基础。但问题是，戈壁滩的气候不同于内地，最大一个难点就是风。这儿的风不仅到得大，刮得猛，而且还夹带着黄砂，一旦到起来，简直就像一堵飞速跑动的墙，叫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而且，气象设备太陈旧太简陋，用有的气象员的话说，就是“土得冒烟”，“土得让人脸红！”不仅一般性的气象设备应该有而没有，甚至连气象员听天气预报，还得带着耳机听。这在无形中便把人的作用被迫夸大到了科学之上，而人的“主观能动性”毕竟又是有限的。

    此时此刻，气象预报室里寂静无声，大家经过反复认真的讨论后，尽管依然对明天的天气忧心忡忡，但思路却比原来清晰多了。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长久的沉默之后，彭凤绍对气象预报员问道。

    “没有。”也许心情过于沉重，预报员们的回答极为简单。

    “现在的问题已经很清楚，近期的这几个日子，只有4月24日，即明天，才能基本满足发射条件。”彭凤绍带有总结性地说，“因为据现在分析判断，明天北京是好天，海南也没有雷电，只有发射场区有高云。当然，令人遗憾的是，明天发射场区的天气属于复杂的‘转折天气’，如果到时情况发展正常，天气‘转折’得好，高云能如期散去，那火箭起飞不成问题。但什么事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到时情况发生突然变化，高云不能如期散去，那情况就复杂严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随时掌握好各种细微的变化，万万不可麻痹大意！”

    彭凤绍话音刚落，一预报员进来报告说：“外面开始起风了！”

    彭凤绍抬腕看表，时间已是晚上11点30分。她带着两位预报员，急忙向外走去。

    起风这一时刻，司令员李福泽坐不住了。

    这个夜晚的李福泽和钱学森一样，住宿在火车车厢里。一个车皮睡5个人，一半作铺位，另一半作办公室，挤是挤点，例也暖和。吃晚饭时，他随便扒拉了几口，便匆匆走了。从7点到现在，说不清他都跑了多少地方，地下室，测量站，消防队，燃料库等，他都去过了，并分别做了认真的检查，严格的布置。回来后的他，本打算吸上一支烟，喘上一口气，然后再去气象预报车询问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没想屁股还没坐热，烟还未吸完一支，外面的风就作对似的到起来了。

    李福泽是个对气象问题很看重很敏感的人，尤其是在这发射的前夜，他更不会放过任何细微的迹象。因此，一当听到外面的风声，他马上便走出火车车厢。

    李福泽来到四周无遮无拦的戈壁滩上，一边听着呼呼的风嘯声，一边察看着若隐若现的夜空，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怆然而涕下”的感觉。他在戈壁滩生活了13年，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应该说也算是“老戈壁”了。所以，他往那一站，凭直觉，便判断出这刚刚到起的风、少说也有五六级。

    他知道，据气象预报，明天发射场区将有多云。可这云届时到底会作何发展变化，目前尚不知晓，今晚偏偏又刮起了风。此风如果越到越大，甚至没完没了，怎么办？

    因此，这个夜晚的李福泽心里可谓压力重重，这压力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明天的卫星能不能顺利发射上天？未成事实之前，他无法放心：二是卫星发射上天后能不能准确入轨？三是卫星入轨后会不会发生故障、导致程序错乱，信号失灵？因为卫星入轨后要飞经16个城市的上空，而每个城市的上空都要高唱《东方红》：四是地面测控系统是首次使用，未经实战的检验，而且设备落后简陋，许多应该具有的设备都没有，所以能否成功地抓得住和控制住上天的卫星，还得先打上一个问号。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尽管发射卫星属于科学试验的范畴，但李福泽却分明感到，这中间同样潜藏着一种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甚至还来自于上层某些核心人物！在这一斗争中，基地自然不可避免会卷入其中。前不久，基地参谋长徐明已被遣送陕西某农场劳动改造，此事对基地全体将士震撼极大。现在，每个参试人员在思想上是否部无任何隐患，谁也不敢担保。虽说参加这次发射的各方面人员，都经讨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尤其是关键岗位的关鍵人物，绝大多数人肯定都是“一颗红心”，“无限忠于”。但现实的问题是，派性斗争的阴影在发射场也依然存在，个别人思想的隐患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根除，因为在这些人的心里，“闹革命”远比搞卫星有意思得多！尤其是个别研究所的－部分人，几个月前曾步行穿越沙漠，要到北京告基地的状，说基地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他和政委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去追，追上后劝其回来。可对方仍坚持要去，而且为了显示其决心之大，只走路不坐车。后来几经劝说，才回到了基地。还有一部分从地方来参加任务的不穿军装的同志、也存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两派组织一下火车，便各自排着队伍、扛着红旗、举着语录、呼着口号走进发射场。他们说戈壁滩一潭死水，要和基地的“左”派联合起来，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这些人的兴奋点显然都在政治上而不在科学上。明天的发射，牵涉的人员方方面面成千上万，陳诸如此类的人物，能保证不出一点不该出现的问題吗？

    顶着夜幕，李福泽沿着发射场的方向走去。可没走出去几步，他便发现路边电线杆下蹲着两个人。他走近一看，是两个老百姓，一男一女，年纪约莫60岁。两人衣衫单薄，形瘦如同身旁的电线杆。一阵风沙到来，二人浑身直颤。李福泽一问，才知道是夜间专门看守电线杆的，且二人是夫妻，男者还是生产队的基干民兵。因看守一晚上可得人民币5角，故女的也来作陪。当然，这同时也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

    望着孤立在寒风中的电线杆和守护着电线杆的两位老人，李福泽心头涌起的是－种说不清是悲是喜的复杂情绪。他知道，这次发射卫星，东到长春，南到海南，西到南宁，北到新疆，所布设的跟踪测量站多达16个之多。不光发射系统的设备落后，而且事关重大的通讯网络也同样并不先进。全国东南西北数千公里的路途上，所使用的通线路全部是靠电线杆拉扯起来的明线。而这种明线一旦被阶级敌人有意破坏或者被老百姓无意折损，则通讯网络便将中断，全航区都会成为聋子！因此，为保证“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总参通信部、邮电部专门做了周密的安排，调动了几十条线路，上百台电台，组织了庞大的通讯网络，并由有关部门下令，在沿线数千公里乃至上万公里的路途上，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一律出动民兵和群众，对每一截电线、每一根电线杆进行严加看守，以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并将此事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布置下去，由各地基层落实。为合理分配使用劳动力，生产队一般便采用两种看守电线杆的办法：白天看守电线杆的任务大都由老太太或老头们去完成（因而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前夕和发射的当天，乘坐火车的旅客们便在沿途看到了一个颇为稀奇的景点：沿途每一根电线杆下，总有一个老太太或老头儿守在那里，一边纳着鞋底或者搓着草绳，一边紧紧张张地张望着四方）；而晚上看守电线杆的任务则交给基干民兵。并且，看守一天，补助人民币5角线。因此，每间隔一公里左右，便有一根电线杆，每一根电线杆下，便有一到两个老百姓，而上万公里的沿路上，便有上百万的老百姓在看守着电线杆！

    于是，这一时刻的李福泽很容易便想到了当年的游击战争。那时，为了求翻身求解放，迎来一个自由的新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忠诚、热情和移山倒海的力量，帮助我们赢得了那场战争。而今，为了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为了让中华民族飞天的梦想变为现实，不知有多少人又在为此默默奋斗，默默牺牲。已经涉及到的17个研究所，700多家工厂以及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姑且不算，光是在这寒冷的夜晚护受电线杆的群众就达数百万，这是何等的令人惊喜和鼓舞人心！

    望着眼前的电线杆，李福泽进而还想到了通信处的老处长李杰民。戈壁滩上的每一个通信点，可以说无不滲透了这位山东汉子的汗水与心血。在那段严重缺粮的岁月里，他的体重减去了30多斤，瘦得像棵风干的胡杨树。但为了尽快建成通信网络，这位刚强的汉子强忍着饥饿，拄着树棍，拖着步了，每天坚持奔波在百里通信线上。遗憾的是，有一天当他拖着浮肿的双腿走到一个山包下时，由于腹中空空，浑身无力，饿得实在没有法子了，便就地采了一军用挎包野菜和胡杨树的叶子，然后到河边随便洗了洗，便狼吞虎咽地塞进了肚里。谁知几十分钟后，他便腹疼难忍，昏倒在了路上。经医院诊断，为误吃野菜中毒。几天后，李福泽赶去医院看望这位患难与共的战友。当李福泽告诉他又有一枚火箭已经运到基地，马上就要发射时，他从床上突然坐起，然后兴奋得一边在床前走来走去，一边激动地说：“我争取过两天就出院，尽快回到通信点上去！”李杰民越说越兴奋，说到后来忍不住失声笑了起来。但就在这时，他的笑声戛然而止，随即一下便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李福泽慌忙叫来医生进行抢救，检查结果是因过度兴奋。引起心脏病突发。于是，这位为发射场区通信区通信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通信处长，便在他那短暂的笑声中，永远告别了梦中的火箭与卫星。

    想到李杰民、李福泽禁不住抬起头来，久久注视着右前方。右前方10公里处是基地烈士陵园，李杰民就长眠在那片沙土上。

    那是一座被一堆堆的沙土、一丛丛的红柳以及一篷篷的骆驼刺长年掩隐着的烈士陵园——“东风”烈士陵园。由于牺牲在这儿的第一位烈士叫李幸福，故基地的战士和当地的老百姓，又称这座烈士陵园为“幸福村”。“住”在这“村”里的，既有将军、士兵，又有职工、家属，还有几岁的孩子，甚至后来连中国的最后一位离世的元帅聂荣臻的骨灰也留在了这个“村”里。从1958年算起，30多年来这个“村”里共“住”进了580多名烈士。然而由于历史残酷的掩盖，由于保密无情的禁锢，这座用无数航天勇士的生命和鲜血写就了中国从大漠走向空间历史的烈士陵园，至今也未必有多少人知晓。那其中的每一座坟墓，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就是一段悲壮的历史。

    李福泽对这个烈士陵园当然是再熟悉不过了。此刻的他即便是闭着眼睛，也知道烈士陵园中每一座坟墓的具体位置，每一位烈士的出生年龄、籍贯、姓名。尤其是那位叫王来的年轻战士，每次发射前给火箭加注燃料时，李福泽总要想起他，总要想起4年前那个烈火熊熊的下午。那天，由于突发的意外事故，发射阵地附近的推进剂突然起火，霎时间，火光熊熊，毒气弥漫，一位战士很快便被大火吞噬。当了5年加注兵的王来见状，深知这推进剂一旦爆炸将意味着什么。于是，为了抢救战友，为了保住发射场，王来从10多米的地方一下冲了过来，猛地推开了战友，可燃的气化分子刹那间便将他自己点燃。当别的战友们正要冲过来救他时，他大吼一声：“别过来！”然后转身便朝空旷无人的戈壁滩跑去。他越跑越快，越跑越猛，全身熊熊燃烧着的他在冷风中犹如一束飞速移动的火炬！渐渐地，他离战友们越来越远，离发射架、高压线越来越远，而离死神则越来越近！片刻，他年轻的燃烧的生命，眼看着便化成了一片灰烬！李福泽还想起了那几座无名无姓的坟墓，多少年过去了，墓碑上只刻下了他们牺牲时的年月，却不知是什么原因，没有留下他们的年龄与姓名。每当清明节这天，人们为他们扫墓时，想在心里叫上一声名字也叫不上来。

    迎着风，李福泽继续往前走去。此刻已近凌晨1点，风比刚才似乎大多了。这样的风，按理说在戈壁滩上并不算大，但风中有沙，且已形成沙浪，这风往后到底会作何发展，实难料定。所以，李福泽当即决定，先去气象预报车看看。

    气象预报车里这时很平静，是那种心中有数之后的平靜。在这种平靜中，与其说大家是在作短暂的休息，不如说是一种默契的等待，因此，当李福泽出现在车门口时，气象车里的全体工作人员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汸佛大家正在等待的，就是预料之中的司令员。

    李福泽走进气象预报车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打火机。发射场附近的几个重要的工作点上，部不准抽烟，但气象预报车里可以抽烟。平时，李福泽转到预报车里后，总要抽上两支，所以搞气象预报的同志们都知道自己的司令员是个“大烟鬼！”但身为“大烟鬼”的李福泽今晚出门时偏偏忘了带打火机，烟瘾早就犯得不行了、所以一进车门就要打火机抽烟。

    李福泽坐在一个木箱上，一口气便抽了大半支烟，而且没说一句话。大家望着李福泽抽烟时如痴如醉的样子，心里似乎也有一种美滋滋的感觉。

    一支烟抽完，李福泽开口便问：“这风是怎么回事！”

    彭凤绍简明扼要地向李福泽解释了突然起风的原因，并告诉他说，这风今晚还会一直到下去，但到凌晨5点左右便会减小，最大风速到时不会超过13米／秒。

    李福泽听后，心里总算有了谱，他稍稍考虑了一下，便很严肃地指示说：“那明天早上7点钟，指挥部再开一次气象会，对明晚的气象问题再做一次会商，你看怎样？”

    “可以。”彭凤绍回答说。

    “那你们明天开会前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必须给我拿出个有准的说法来，不然找你们算账！”

    李福泽说完，又点燃了一支烟，有关气象的问题便不再提起，好像压根儿就没这回事似的。等一支烟抽完了，气象问题还是只字不谈，却给预报组的同志们慢慢讲开了关于他打塔山阻击战的故事。

    李福泽爱讲故事，尤其是爱讲他当年亲自打仗的故事，这在基地早已远近有名。平时，不管是在建筑工地，还是在发射场上，只要一有空闲，他便随手将鞋脱掉，再往屁股后一垫，便与战士、干部们围坐一起，然后开始讲他当年如何打鬼子打老蒋的战斗故事。他一边讲，还一边不停地抽烟，抽得云山雾罩，昏天黑地，讲得也绘声绘色，活灵活现。他的记忆力极好，平常开会，学习或者外出办事，从不用笔，更不带本，甚至包括相当一级的会议。倘若有时非记不可，他便最多掏出一个皱皱巴巴的香烟盒，在上面随便划上两笔。不管多么复杂的事情或者问题，他全靠自己一个脑袋记忆。所以他一旦讲起历史岁月中那些生动有趣的战斗故事来，包括细枝末节，片言碎语，山名水名村名人名狗名，等等，他都能做到点滴不漏，如数家珍。当然，他每次来气象预报组，只要有空，也同样会讲上一两个故事。

    不过，李福泽今晚讲的这个故事对气象预报组的人来说，已经算不上新鲜，不少人已经听过了两遍，甚至有的还听过了三遍，但20年后一位气象预报员却回忆说，那天晚上听司令员讲故事，似乎别有一番意味，让人心里踏实，充满决心和自信。

    直到凌晨5点、当外面的风果然变小后，李福泽才趿拉着拖鞋，朝地下控制室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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