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政治生活的多元特质及其对国际政治的本质认识

    （一）全球政治的多元特质在上一章中，我们介绍了国际组织的定义、类型、目的与宗旨、法律地位、组织结构，这对认识国际组织的性质是必要的，但是要进一步探讨国际组织的本质仅靠这些还远远不够，必须要对国际组织运作的大前提或大背景——国际政治的本质进行一定的研讨，才能较清楚地认识到国际组织的实质。国际组织只是国际政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国际组织的建立、发展和运作都是国际政治的反映，要认识国际组织的本质首先必须对国际政治的本质要有清楚的认识，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认识国际组织本质的前提，而要认识国际政治的本质，首先要从国际政治生活着手。

    国际政治生活与国内政治生活既存在着相同之处也存在着不同的一面。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无政府性，同时国际政治也和国内政治一样存在着社会性，即无政府性与社会性两种状态并存是国际政治生活的特点。

    法国启蒙哲学家卢梭曾分析过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无政府性和社会性。在《关于圣彼埃尔主教的永久和平计划摘要》一文中，卢梭在描绘18世纪的欧洲时就谈到了欧洲政治生活中的这两种属性。关于欧洲政治生活中的社会性，卢梭是这样描述的：

    “君主们通过血缘纽带、商业、艺术和殖民地而结合起来。通讯由于无数从一国蜿蜒到另一国的河流而变得容易。与生俱来的对变化的热爱促使她的居民不断地旅游……印刷术的发明和共同喜好的字母已经使它们有了共同的知识基础和共同的精神追求。最后，她的国家的数量和面积狭小、渴望奢华和气候的极其多样性……使它们变得彼此都是必须的。所有这些原因合起来创造了欧洲……一个纯粹想象出来的除了名字之外没有共同之处的民族集合体，但却是一个真正的宗教和道德规范，具有自己的习俗甚至是法律的共同体……”

    在指出这种欧洲政治生活中的社会性的同时，卢梭也抓住了这个社会的无政府的一面。他写道：

    “现在看一看这个方程的另一面。观察一下持续的争执、抢劫、侵占、造反、战争和谋杀，这些给这个神圣的哲学家园每天都带来废墟……”“每一个没有法律、没有统治者的社会，每一个只是由机会形成和维持的联盟，必然不可避免地在它产生最初的变革时就要陷入争吵和冲突之中”。

    国际政治生活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国际政治既有权力斗争性，又有合作、协调与管理性。同时，这种权力斗争性和合作、协调性不仅存在于国家间的层面上，而且还存在于跨国的社会力量之中。海德莱·布尔（Hedley Bull）在其著名的《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就对国际政治生活中的这种多面属性及其相关的理论进行很好地描述。正如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所指出那样：布尔一方面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国家间合作与有管理的交往因素上；同时也在认真地提醒我们：在国际体系中既有战争和国家间为权力而斗争的因素，也有超越国家间分界的跨国团结与冲突的因素。布尔认为，国际政治生活一直存在着国家间战争与权力斗争性，国家合作与有管理相互交往性以及跨国性的团结与冲突等属性，在国家体系的不同历史阶段，在国家体系运作的不同地理区域，在不同国家和政治家的不同政策中，可能存在着一个支配着其他两个状况。

    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是指国际体系是一个没有中央权威来管理各个个体行为者（国家）的无政府体系，处于这个体系中的世界是一个始终存在战争可能性的世界。因为主权和主权平等的原则决定了世界上没有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威，国家是自己命运和实现自身目标的最终决定者。国际政治中的无政府性造成了国际体系是一个充满竞争与冲突的体系。这决定了国际政治的权力斗争的特性。而相信国际无政府性和权力斗争属性是国际政治主要特征的人认为，由于缺乏中央权威，各个国际行为体之间很难实现信任，因此，行为体必须自己来保证安全（即自助Self-help）。在这种条件下，冲突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每个行为体必须准备在激烈的竞争条件下保护自己。因为冲突是自然的，人类的智慧仅能限制其范围与影响。这是形成现实主义论者世界观的基础。

    而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又是一个具有社会性的体系。国际政治不仅仅是一个没有变化的无政府状态，战争只是一个例外而不是规律。世界上各个行为体之间存在着多重的交往与交流，无论怎样，某些事情即使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世界政治中都能发生，并且我们把它们视为常规的、可预见的但又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如国际贸易、邮件的传递和安全的旅行。这样即使是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体制下，也存在着合作与管理的必要性。

    即使在某些问题上是敌对者的行为主体之间也能发现彼此合作的必要性和共同利益。特别是在经济与科技迅速发展促使人类跨国间的交往日益增多的今天，国际关系中这种社会性更加突显出来。而那些强调国际政治社会性的人往往注重的是共同的利益和纽带使各国能彼此相互信任，并且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可以克服国际关系中的无序与冲突性，建立与加强国际关系中的规范与合作机制。

    最后，国际政治生活中的这种特质不仅仅是表现在国家间的关系中，也在全球或世界层面上体现出来。生活在不同国家中的个人，由于其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所受到的教化不同，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价值观，他们对世界政治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和组织运作方式存在着不同认识和观点。不同国度的人由于在某些方面或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与原则存在着相同的利益、相同的信仰、相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追求而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跨国的纽带和联系，形成了一种跨国的社会力量和跨国的团结。在全球层面上，各种不同的跨国社会力量或具有共同追求的群体为了其利益、信念、价值和事业而产生了冲突，彼此间为建立某种符合自己信念或利益要求的人类共同体目标进行的斗争也构成了国际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团结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冲突与斗争。因此，从全球角度上看，国际政治生活的特质还表现出跨国的团结与斗争。

    国际政治这三种属性造就了不同的国际政治观，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马丁·怀特（Ma Rtin White）把这三种政治观确定为：

    现实主义观（Realist ve Rsion）、理性主义观（idealistve Rsion）和革命主义观（Revolutionist ve Rsion）。这三种世界观或国际观与政治思想理论三大传统——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思想理论的三大传统是理解国际政治三大理论的基础。

    保守主义基本上对人性采取的是怀疑的态度，相信人的自私的本质或恶的本性是造就人世间一切冲突与动荡的根源，而且由于人性的这种劣根性，人类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不相信人类有改善社会的能力，基于此，尽管保守主义者也对社会现状不满，但他们仍满足于现状和现存社会运作方式，强调尊重现存制度与传统，因为他们不敢肯定人类是否有能力来设计与发展一个更美好的体系。

    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对人性所持的消极态度不同，前者对现存世界或现存世界的运作方式的满足程度要逊于保守主义者，但对人性持一种积极的态度，相信人类的潜力、人类为了更美好的社会改造社会机制的能力、个人的理性和人类的平等性。鉴于此，自由主义者相信社会改革是可能的，必要的，人类具有为了更好的社会对社会制度进行改变的能力，具有一种乐观主义精神；但他们对社会的改变不是整体性的，不是要改变整个社会根本的体系，而是要改变目前社会体制中的某些具体的方面，改变的方式是渐进式，是通过在尊重现存社会的制度的程序下进行社会改良。

    激进主义经常是与暴力相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在现实中它不一定是如此；一般说来，激进主义对现存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怀有强烈的不满，对现存社会制度抱有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它们是不科学的，或者是违反正义原则和不道德的；他们急切地希望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倾向于对社会进行急剧的和立即的改变。当然，不是所有激进主义者都是相同的，他们之间也有激进程度的不同，这要取决于他们的信仰程度、他们可能希望运用的战略和他们进行变革的急切性。激进主义也有左与右之分。对社会的变革倾向于一种更公正或更科学态度的激进主义往往属于左翼激进主义，而那些倾向于激进的倒退的变革的属于右翼的激进主义，右翼激进主义是反动的，因为他们的倒退式的变革是倾向于使社会回到过去状态或者甚至倾向于使旧的价值体系得以恢复的政策。

    这三种政治传统最大的区别之处在于它们对社会政治变革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它们对现存社会组织与运作方式的满足度，以及它们给现存社会制度定下的存在理性（Raison D‘et Re），为政治体系中政治行为确定了哲学参照点。这种态度不仅仅表现在国内政治中，也表现在对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价值判断上。

    但由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存在不同性，这三种政治传统只能为国际政治生活的价值判断提供一个基础，不能替代国际政治自身的研究特点。然而，这三种政治思想下的国际政治理论都对国际政治的本质进行了描述，在这些描述中都存在许多合理的成分，反映了国际政治生活的不同的特性。因此，只有通过对这三种国际政治本质属性的全面认识与理解，才能对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过程中的作用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

    （二）关于国际政治的三种本质观

    1.现实主义观

    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与保守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其信仰者基本上都是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解释国际关系的基础。对他们来说，各自分立，自助自在的国家是国际体系惟一重要的行为主体，是国际政治研究理所当然的关注焦点，不论国家的权力归属于城邦，还是归属于君主、贵族寡头或者是整个民族。各国主要按照依权力来定义的利益行事，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国家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国家安全、国际秩序及稳定取决于国际间权力分配均衡的状况，而决定国际间权力分配均衡状况的最主要因素是国家间的军事实力、审慎务实的外交、可变的联盟组合和必要的有限战争。国家间政治独立于、并且优先于一般性道德，国家应当遵循的道德从属于国家维护国家安全和谋求权力的政治需要，这与个人应当遵循的一般性道德是不尽一致的。

    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对国际政治本质的诠释是具有历史传统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公认的西方文明史上第一位用现实主义的观点来阐述国际关系（当时是城邦间关系）的思想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对希腊城邦间的战争与外交折冲的描述和分析体现了对国际权力竞争中许多问题的深刻理解和探寻国际关系一般规律的自觉尝试。近代现实主义政治思想的先驱应首推马基雅维里。他以政治的特征在于权力冲突为前提，将政治同道德和宗教相分离，强调君主的最主要的职责是保障国家的生存，因此国家应该采取与个人道德标准不同的道德标准，即所谓的“特定的行为好与坏取决于它所追求的权力之获取、维持与增加的程度”。以后法国人让·博丹提出了主权的概念，认为国家应当拥有主权，即对内对外绝对和永久的、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因此，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惟一的行为主体，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中国家的自助性和权力竞争成为主权概念下的必然的逻辑结果。到了霍布斯时代，国际关系的无政府性、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自助特征和国家间的权力竞争性已经在霍布斯所创造的“自然状态”一词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霍布斯从萌芽状态的感觉心理学出发，推导出人为自我保存、趋利避害而进行权力竞争的政治逻辑，这种心理本能促使人有一种“追求权力的永久不息的渴望，追逐不止，死而后已”o国家间的关系更是一种不存在公共权力、不存在法律规范、不存在道德约束的自然状态。再后，像莱布尼茨、斯宾诺莎、休谟和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对国际政治的本质都进行过现实主义的阐述。这些20世纪以前的思想家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对后来的现实主义者都有很大的影响。

    20世纪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学者继续了前人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国际政治的本质进行更加系统地、更加全面地阐述。

    其中较著名的有：英国的E.H.卡尔、法国的雷蒙·阿隆、美国的乔治·坎南、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思·沃尔兹等人。其中在战后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思·沃尔兹的现实主义观在学术上影响最大。

    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观。他以权力和按权力定义的国家利益两个概念构筑了其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和绝大多数现实主义论者一样，摩根索以人性恶论为其理论的最基本的前提，由此出发比先前的所有现实主义论者更系统全面地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各个基本信条。他特别强调通过均势来限制国际间的权力斗争，通过外交来最大限度地协调国家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在保证国家独立与安全的同时谋求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沃尔兹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摩根索的理论的区别在于，立论基础已经不再是任何具体的或者抽象的人性为主，而是霍布斯创造的心理感觉说为主；不再单纯地从人性的角度来解释国家间冲突的原因，而是从国际体系的结构中来寻求冲突的原因和国际秩序与稳定的途径。因此，沃尔兹的理论也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或新现实主义理论）。在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中因果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既有人和国家的作用因素，也有国际结构的作用因素；而国际结构的因素是国际政治中基本的、相对持久的作用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国际政治理论应该加以解释的关键。沃尔兹认为政治结构有三个部分：结构的组织原则、单元的能力和单元的功能。而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只有两个部分：单元的组织原则是无政府性，单元（国家）能力（权力）分布；由于国际政治中国家的功能是相同的，所以在国际体系中可以不计。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家间相互竞争和冲突根源。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使国家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和“安全困境”之中，这样国家间在安全方面处于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状态下，这导致了千百年来世界上战争连绵不绝，此起彼伏。而国际体系中力量分布状况是决定国际稳定与秩序的重要因素，在沃尔兹看来，两极的力量分布是维持世界和平的较好的单元力量分布，两个大国世界权力结构可以相对容易保持力量的平衡。

    2.理性主义观

    理性主义又称自由主义或理想主义（尽管后者名称不太确切）。自由主义者相信人类的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理性能使人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地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扬其固有的群体特性，即与其他个体友好交往并且组成有序社会的天然倾向。在国际政治方面，持理性主义观的思想家一般也认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但他们基于对世界和人类的乐观态度，强调与无政府性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起着或必将起首要作用。

    由此他们认为正是这些纽带保证了国际社会的存在，并使之具有和谐性的本质，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采用各种方法（包括经济商业的、政治的、道德的、法律的等）发掘人类的潜力和能力，弘扬人类的理性，进行社会改革，增强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加强国际社会的共同规范的作用，以此来促进国际的合作、稳定、安全与和平。

    理性主义观是西方国际政治观的主流，它思想渊源可以追朔到中世纪晚期神学家阿奎那。阿奎那试图建立一种把天主教信仰、道德、理性和行为融为一体的政治思想体系。在他看来，体现上帝对人类意志的政治意味着一种道德义务，它借助人的理性，在所有社会活动中谨慎地指导着人的意志；人有上帝赋予的感知善的本能，人的堕落不会使人的理性消失，但会损坏人的意志，政治的深谋远虑在于帮助人们正确地选择实现道德目的即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善的手段，改造人的意志。这种信仰与理性相结合的神学理性主义到了近代被逐步改造成一种世俗的、没有宗教色彩的理性主义。近代理性主义思想家认为理性最为可靠，是知识的源泉。笛卡尔认为知识由先验的理性（即“先天概念”、“根本的意识真理”）演绎而来。洛克与之相反，认为知识来源观察与经验，但这种经验主义认识论与他的先验自然理性的政治理论相互矛盾。这一矛盾经过边泌和詹姆斯·穆勒的解释被调和起来了，个人的感知和自我利益成为认识和行动的基本依据。

    作为社会政治的核心概念——理性，在洛克的自由主义和边泌的功利主义思想中已经发生了变化。理性的原意是“具有健全的判断力；明智的、合理的”意思。洛克与边泌的理性概念虽然都与自然法观念联系在一起，但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然法观念来源于古罗马的斯多葛学派，后来经过中世纪的不断变化，到17世纪经过格老秀斯发展，成为近代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中一个重要内容，它是指永恒地支配整个人类的，先验的天然伦理原则、是合理的最根本的规定。它是衡量人的生存、幸福权利和尊重他人的生存与幸福权利以及人的行为的超越时代的尺度。人之所以有理性是因为他认识了自然法、并且按照它来行事。洛克的理性观是建立在格老秀斯自然法观念基础上的。洛克提出在政府产生之前人类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下，这时人类是依照理性（对先验的天然代理的认识）生活在一起的。政府产生于自然状态下所有人依据理性所产生的契约，政府的职能在于保护和协调理性所规定的个人天然权利。而边泌完全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认为快乐就是善，痛苦就是恶，合乎道德的行为就是使个人快乐总和超过痛苦，达到最大多数人的快乐是道德和政治的惟一目的。这样边泌的理性已经不再像洛克那样抽象了，先验性的了，而是较具体性的，具有平常的世俗理性。

    从18世纪启蒙思想家到19世纪自由国际主义者再到20世纪伍德罗·威尔逊都是秉承洛克所建立的理性主义传统，视国际社会为洛克式的自然状态，即虽无最高权威，但有理性的交往和共同的规范，对外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这种交往和规范，削弱乃至逐步消除国际关系中违背理性的冲突性因素。尽管各个理性主义思想家所设想的对实现这种目的方法有所不同，有的侧重于经济手段，有的强调民主制度和舆论的作用，有的重视国际组织约束等等，但从根本上说，是强调理性在国际政治中促进合作与和平的作用。

    战后理性主义理论较典型的代表是布尔的国际社会学说和相互依存理论。海德莱·布尔是国际政治理论中“英国学派”的主要代表，其主要代表作是《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的秩序研究》。布尔国际社会学说主要研究在无政府状态下为何存在以及如何维持国际秩序。布尔认为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际体系是国家间相互作用的系统，其存在要求国家间有足够频繁的交往，以至一国的行为可能成为别国对外事务交往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国际社会则是有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共同规则和共同运作机制的国家群体，由于这些共同因素的存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并非霍布斯式的那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而是类似洛克那种有共同社会纽带和理性规范的自然状态。国际秩序的根本基础在于国际社会成员在维持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目标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它们都需要安全，免受任意的暴力攻击，都期望国际承诺和协议得到遵守，使得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有起码的可预料性和连续性，都需要保持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些共同利益之所以能得以大体维持取决于这样两个原因：第一，各国都对上述最基本有相似的认识或解释，即具有相同的价值观，这便于各国间相互交流、理解和合作。

    第二，各国间形成了规范国际行为的共同行为的共同规则，并且依靠一些共同机制得到大致的遵守。

    相互依存理论是近年来在西方影响最大的具有理性主义色彩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发展是当代国际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日趋加强而产生的结果，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以此现象来研究国际政治的发展和变化。相互依存理论有各种各样的分支，这里以在西方较有代表性的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相互依存理论为例。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两位学者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相互依存的时代正在改变世界政治的性质，过去那种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研究范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于正在变化的世界政治的现实。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得现实主义理论的三个基本假设部分失效，这三种假设是：第一，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是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武力是一种可以使用的、有效的政策工具；第三，世界政治中的问题有等级之分，其中安全问题是首要问题，军事安全这种“高级政治”支配着经济和社会事务等“低级政治”。基欧汉和奈认为，现实的世界是一种复合的相互依存的世界，它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各种社会存在着多渠道的联系，这一特点使得国家的内外政策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与外交有关的问题大大增加了；第二，军事安全不再是首要问题，国家间关系中的议题无等级之分，这一局面使得国家没有突出的外交优先考虑的目标，对外政策中出现妥协的可能更大；第三，在越来越多情况下，军事力量的使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适用了或者代价昂贵了，这使得国家的政策手段复杂化。这三个特点产生了与以往现实主义者所说的政治过程不同的政治过程。因为控制结果的权力资源有所变化。首先，国家目标将因问题领域而异，跨政府政治使目标难以确定，跨国行为者将追求自己的目标。第二，适用专门领域的权力资源才是最有用的，操纵国际相互依存、国际组织和跨国行为者将是主要的手段。第三，国际政治的议题受到问题领域中权力资源分配状况的变化、跨国行为者重要性的变化、来自其他问题领域的联系以及敏感性相互依存增加所导致的政治化的影响。第四，由于武力的失效，强国将难以实行联系的战略，弱国通过国际组织所实行的联系战略将瓦解而不是加强国际等级制度。第五，国际组织将确定议题，促使联盟的建立和作为弱国政治活动的场所，为一问题选择组织论坛和争取支持票的能力，也将成为一种重要资源。由于此，相互依存现实正在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基欧汉后来在《霸权之后》一书又进一步论述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通过国际制度建立、加强与改革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

    3.革命主义观

    国际政治本质的革命主义观（由于右翼激进主义的反动性，在此书不对其进行评述）与激进主义的政治思想有着极大的联系。一般而言，激进主义是对现存国际社会的组织与运作方式是强烈不满的，并且已经不满足于对世界进行渐进式的变革，而倾向于激烈地、即时地对社会进行革命式的改造。因为激进主义者根本反对现存世界的政治经济体制，认为这种体制少有合理之处，倾向于把现存的社会规范和法律视为统治者维持其对不合理控制的手段。激进主义者也有强度之分，强烈的激进主义者比温和激进主义者更主张用暴力手段，更快捷的速度进行社会的根本性的变革。这种政治激进主义思想在国际政治上的另一反映就是强调世界主义（univealism）。从世界主义角度把国际政治立足点定为人类社会，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在于超越国家分野的人和人的关系。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信仰或者经过启迪必能成为普天之下皆兄弟的上帝选民或者好人，另一边是阻碍人类共同体实现的异教徒或坏人。人有权利，也有责任推翻邪恶的现状。革命主义者往往把自己视为人类普遍利益的惟一代表和正义原则的惟一化身，并致力于实现被现状所压抑、所扭曲的人类共同体。他们不像现实主义者一样强调国家是国际政治的惟一行为者，也不像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是国际政治最根本的关注对象，而是强调经过一定标准划分的人类集团或团体，如阶级、革命者或保皇派、上帝意志执行者和异端等等。

    在他们看来，国际政治本质就是代表进步的社会集团为了人类更美好的前途或命运反对落后社会集团统治的斗争。

    根据英国学者马丁·怀特的划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三次革命主义的浪潮。第一次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第二次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革命运动（主要是以雅各宾派为代表），第三次是20世纪的革命运动。

    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是以路德和加尔文为领袖，其中加尔文的思想不论从神学还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都具有革命主义的色彩。他认为现实世界腐败堕落，必须彻底改造，主张应完全推翻教阶制，建立基于民主共和原则的教会组织；政治上，加尔文强调上帝是万主之王，只有上帝才具有最终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臣民必须服从政治统治者，但条件是统治者必须贯彻上帝的意志，否则臣民有天赋的权利与责任来反抗甚至废黜他们。加尔文这一思想为后来的尼德兰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加尔文的思想本质上仍然是“君权神授”的翻版，与以后的人民主权论仍有一定的距离。

    在16、17世纪之交德意志的加尔文主义者阿尔塔修和后来的洛克的政治契约理论的基础上，卢梭在18世纪后期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人民主权学说和人民革命权的观念。法国革命者继承了卢梭的主张并付诸于实践。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是卢梭学说的忠实信仰者和实践者。在《革命法制和审判》中，他尖锐批判了专制制度和专制法律，要求代之以人民的主权。关于革命权，他认为“当政府违反人民的权利时，全体人民和一部分人民的最神圣义务就是起义”。他还创立了最高主宰（领袖）的崇拜，以这一宗教形式来宣传自由、正义等信条，力图为共和国提供绝对的道德标准和保持狂热的革命激情。

    20世纪革命浪潮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前往的革命主义不同，它不再以道德原则为出发点，而是主要从经济角度出发来论证旧制度的不合理性与落后性和革命的必要性与必然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自有成文历史以来，由于经济的原因，社会的组织形态是阶级社会，社会的最基本的关系是阶级关系，社会（包括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特征是阶级斗争，人类社会最美好的未来是由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改变人类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实现没有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人是这一历史使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当时国际关系最重要的思想代表。

    当代革命主义的国际政治观主要有代表第三世界国家国际事务观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理论和西方国际内的社会批判理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理论主张迅速结束几个世纪以来少数发达国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支配状况，建立平等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它的目标是：（1）要求改变大国支配国际政治、大国控制小国和干涉小国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现状，用基于各国一律独立平等、和平共处的规则来取代强权政治、以强凌弱的国际规则。（2）要求改变西方人欺凌和歧视世界有色人种的国际种族秩序，用民族平等、种族平等的规则来取代以各种形式表现的西方优越和精神特权的实际规则。（3）要求改变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控制和不公正地对待不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体制，通过各国政府组成的国际机构并依据各国政府共同制定的国际协议，权威地再分配国际经济资源，以取代现存的依靠世界市场自发作用的国际经济运行机制。从这三个目标可以看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理论是从国家间正义、民族间正义和国际分配正义的伦理出发，要求以此重新塑造一种全新世界政治经济客观实在，这体现出它具有道德主义和全盘否定与全面创新的革命主义传统。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理论对世界经济结构的分析也充分体现了其革命性的特征，它认为世界经济结构是一种中心——外围的结构，这种划分颇有世界性阶级划分的色彩，而不像现实主义强调民族国家性和自由主义强调世界的个人性。

    目前在革命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还较有学术影响的理论之一就是被称为“批判理论”的国际政治理论。这一理论出现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西方国家现在是处于理性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之外的第三大类的国际政治理论。“批判理论”

    的开创者之一——罗伯特·考克斯主要通过借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的历史分析观，用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国际关系（因此也被人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考克斯从经过葛兰西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出发，主要从经济发展过程中来论证了资本主义各个时期兴衰更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认为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新社会力量，由于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和精神上受压抑往往产生一种新的意识，要求建立与旧秩序不同的新物质和制度结构的基础，在正确的斗争战略指导下，经过长期的努力，新的社会力量有可能在国家层次和世界范围内创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新的世界秩序，新秩序所带来的制度具有加强和巩固新的社会力量所体现的物质基础和意识的力量。考克斯这种通过物质力量、意识和制度三种力量实现对旧秩序的根本改造并不只是着眼于国家，而是着眼于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尤其是强调对整个世界改造的全球意识；这样，他的思想比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理论更能体现革命性，即不强调国际无政府性、国家主权的必要性和国家利益至上性；考克斯对旧秩序的批判不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的不科学性进行了揭露，而且也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批判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基本价值与尊严的破坏和扭曲，这种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不仅涉及到政治上不平等、经济分配的不公平和思想上的欺骗，还涉及到与全球问题有关的新的政治伦理问题，如人权（包括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资源、环境保护等等。强调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不仅在于建立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而且还在于重建不同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的世界观。

    另一个革命主义倾向的学派是以理查德·福尔克为代表的世界秩序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在于全面地、宏观地研究当代可能给人类巨大灾难的问题和当代世界的不公正问题。前者是指现存世界中工业与物质的迅速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即核战争、核恐怖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人口危机、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等问题；后者是指日益加剧的南北经济差距以及国家对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即民族权利、种族权利、宗教权利等）的压制和破坏。这一学派的理论主张从全球政治的高度探讨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找出实现人类安全、繁荣、公正和尊严的方法：

    即构筑一个能将国际暴力减少到最低程度，实现全球公正的经济福利，维护人的尊严，防止资源枯竭和生态灾难的新世界秩序。与葛兰西学派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不同，世界秩序论具有强烈的道德主义色彩，要求自觉地谋求理想的世界秩序，批判将社会科学与道德伦理割裂的当代社会科学主流倾向。强调社会问题的解决首先取决于道德选择而不是科学的方法。它的激进性在于认定当代世界组织方式和国际行为就主要方面而言是不健全的和不公正的，而问题的关键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是国家主权至上的逻辑严重妨碍了人类安全、繁荣、公正和尊严。

    它主张根本变革现存的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没有中央权威的国际体系，建立一种全球各功能领域内的超国家中央与国家内部的政治权力分散化相结合的新型世界政治体系。由于对大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霸权主义没有追究与批判，也没有从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探讨世界不正义的内在关系；过分侧重于对国家主权的消极作用的批判，因此，从理论批判深度上和对新世界秩序的探索上，这一学派相比葛兰西学派要略逊一筹。

    4.国际政治生活的多面性与国际政治本质的多样性

    之所以会出现对国际政治本质不同的认识与理解，这与国际政治生活多样属性并存有关。不同政治传统的国际政治学者对国际政治的本质做了不同的描述与归纳。现实主义者对人性与世界的组织与运作方式持保守主义与悲观主义的态度，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的权力斗争，权力平衡或均势是目前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最有效的方法，尽管现实主义者也认为这种方法对处理目前纷乱世界状况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自由主义者由于对人性和对世界的现状及其发展抱有乐观主义的态度，相信人类的改造自我的能力和内在的动力，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通过道义、法律、经济与商业等途径来实现国家间有序的交往与合作以及国家对外行为的规范化，改良国际政治，增进各国的共同利益，增强各国的共同价值观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规范，以此来维护国际的和平、稳定和发展。革命主义者由于对世界的现状持彻底的否定态度，希望重新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以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而他们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来认识国际政治的本质，认为国际政治就是重新塑造世界秩序与建立人类共同体的过程，是实现人类科学、进步、正义和消除目前世界不平等、不公正和一切丑恶与不合理的过程。客观地说，上述任何一种对国际政治本质的描述与归纳都是国际政治现成属性一个方面的描述与归纳，强调的是国际政治属性的一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不全面性。

    应该看到，现代各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理性主义国际政治观和革命主义国际政治观尽管在对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对世界的现状以及发展态度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它们也并不是完全相互割裂的，有时也存在相互的思想融合之处，如有些理性主义理论中就带有现实主义的成分，像布尔的“国际社会”理论和奈与基欧汉的相互依存理论就带有相当的现实主义色彩，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理论中也有一定的现实主义的保守性，在强调国际政治的合作性本质时，也注意到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关于布尔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成分见布尔的《无政府社会》第二章中“国际社会现实”部分，见该书第28-39页。关于奈与基欧汉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成分可以参见《权力与相互依赖》（中译本）的第3节和第2章中关于传统政治与相互依赖政治的区别与继承的关系。

    的本质。而在摩根索这样的现实主义思想中也包含有一定的理性主义的成分，他在对人类通往永久和平道路的设想中也采纳了理性主义的思维和世界主义的思维，这说明即使是强调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本质成分理论家也注意到要改变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斗争的现状也必须借助于国际合作和对旧的国际政治运作与组织方式进行一定的改造。革命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中既有侧重于现实主义成分的理论，如“依附理论”，它对国家主权的强调，以及它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对发达国家间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分析充满了冲突与对抗的色彩，说明革命主义论也对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斗争的现状有一定的认识。再者上述提到的以考克斯为代表的葛兰西学派也是比较侧重于现实主义的，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的集体统治，以及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国在决定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作用；②革命主义理论中也有侧重于理性主义成分的理论，如以美国的理查德·福尔克为代表的世界秩序学派就比较接近理性主义，它比较注重国际间的合作和国际政治中的社会性要求。这种理论上的相互借鉴与融合的现象说明，国际政治过程与国际政治的本质存在着多元性，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窥视到国际政治中不同的特征，只有通过对国际政治过程多面性的理解，才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国际政治多元的本质属性，才能有助于我们对国际组织的本质和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过程中的作用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二、国际组织的本质与国际组织在世界政治过程中的作用

    （一）国际组织的本质

    国际组织只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一个方面，是国际政治的一个反映，人们对国际组织本质的认识必然要与对国际政治本质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对国际政治本质的不同描述与归纳必然导致了对国际组织本质观的不同归纳与概括。

    1.现实主义的国际组织本质观

    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者把国际组织从属于权力政治这一属性的范畴。因此，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本质观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国际组织是国家间“权力斗争工具论”。“权力斗争工具论”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本质观的逻辑推导。这个观点认为，国际组织产生于民族国家体系的环境中，国家主权具有不可侵犯性，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也是惟一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的地位应优于由主权国家建立的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不能也不应该破坏国家主权，取消和替代国家的作用和功能，成为一种超国家的世界政府。国际组织的不可能对国家间的权力斗争起到大的限制与抑制作用，只能是国际权力斗争的附属物，因为尽管国际组织具有限制国际冲突的目的与宗旨。但是国家主权与国际组织的效率之间存在着矛盾，国际组织要有效率，就必然损害它的成员的行动自由；成员国要是强调其行动自由，就必然损害国际组织的有效性。在涉及国际的安全与生存的领域，国家特别是大国决不会牺牲自己的主权来维护国际组织的权威与效率。因此，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其实质只能是服务于国际间的政治权力斗争，是国际权力斗争的一种反映与产物，是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进行权力斗争一种工具。而且这种工具还不是像军事威胁、经济奖罚那样的主要性的权力斗争工具，它只能是一种次要性的工具，作为国家间传统外交手段之补充的工具。国际组织本身对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国际安全的作用微不足道，它是各成员国特别是其中的大国用来促进和保护自己的权力，增进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一种手段。摩根索对联合国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主义的国际组织本质观。

    摩根索认为，“联合国的国际统治是安理会的国际统治”；他指出，“《宪章》在……建立了安理会的优势地位之后，又进而建立了大国在安理会中的优势地位。因而在实际上，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有权行使统治的职能。”摩根索还进一步指出，实际上，联合国的国际统治是大国的统治事实，在程度上还不仅仅是五大国的统治，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美国与苏联是真正意义的大国，所以联合国的实际统治主要是两个超级大国的统治。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时期的对立，摩根索认为，联合国的政治现实是联合国成了两个超级大国扩大和保护自己利益和反对对方的工具。安理会的否决权机制使美苏两国可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受损坏。尽管联合国大会只有建议权，但在安理会没有行动时，联大中多数成员通过的决议，“倾向于在某些事物上和在某些范围内依据这些建议行动，就像这些建议是法律上有约束力的决定一样”o摩根索也对联合国作为大国间传统外交的补充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他指出，大国为了其外交政策取得小国的支持一般采取两个措施：一是通过传统外交方法建立联盟，二是通过联合国赢得外交支持。两者的区别是：传统的外交手段可以用优势权力直接影响弱小国家；而联合国外交则要求大国有时被迫去做弱小国家的说服工作。事实上，国际组织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在世界上其他国际组织中表现也十分明显。在一些主要的经济性国际组织中，大国在其中的优势地位直接决定了这些国际组织是它们用以维护和增进自己权力与利益工具。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投票机制决定了像美国这样的在这两个经济组织中拥有较大份额的大国拥有较大的投票权，它可以直接地利用投票权来使这些组织贯彻自己的意志，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并且以经济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美国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使之拥有“额外特权”来进行赤字财政，弥补其在海外进行军事扩张和在国内进行社会福利计划的资金不足；如美国利用一些经济组织使某些处于金融危机国家的开放市场，便于美国的商品和资本的进入。在政治上，西方国家还可以通过这些国际组织对一些经济上处于困难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提供援助来贯彻其外交政策，迫使受援国改变自己的内政或对外政策，如80年代美国操纵国际货币组织不给处于经济困难中的波兰进行经济援助，以此来压迫处于军管中的波兰改变国内的政策；在冷战期间这些国际组织还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集团进行经济战和从内部瓦解苏联集团的重要工具。冷战结束后，一些国际经济组织又成为美国在外交上控制俄罗斯，使其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屈从或者至少不反对美国政策的工具。如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俄罗斯在武器扩散和在科索沃问题上软化立场。

    国际组织这种国际政治权力斗争工具性是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产物，是国家主权至上原则的必然结果。现实主义者认为，对主权原则、人的本性之恶和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的强调，必然使之轻视国际组织解决冲突的效率性，把国际利益置于国家利益需要之下，使国际组织成为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达到自己的政策目标，这是国际政治的权力斗争本质的必然结果。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曾对安理会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她说“各国都利用安理会去达到其国家外交政策的目标，不是为解决冲突而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权力斗争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一个客观反映。

    2.理性主义的国际组织本质观

    自由主义者一般总体上都强调国际政治的本质是促进国家间合作与有管理的交往关系，但具体上有自己的各种论点，如世界共同体过程论、种子论、建筑物论和功能性工具论等等。这些论点反映了自由主义者对国际组织促进国际间合作和对国家间相互作用的管理的重视。他们对国际组织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现实主义论者和革命主义论者，这一现象与自由主义者在历史上和现在是国际组织积极倡导者，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实现国际关系的有序与和谐有很大关系。他们希望国际组织成为国家间合作的促进工具和对国家间关系的进行规范与管理的重要工具。

    世界共同体过程论认为，世界共同体是实现人类持久和平和稳定的根本保证，但在目前的国家体系下，这一目标的实现还存在重大的障碍，只有首先建立国家间的国际组织以促进国家间关系的有序与规范，加强和促进各国的合作，才有可能逐步向世界共同体发展，因此，国际组织是通往世界共同体的一个必经的阶段，是从目前的民族国家体系向人类共同体过渡必要手段；它与其说是为了协助国家解决与之并存问题的机构，不如说是为了促进未来更高级世界机构发展的过程，虽然现在的国际组织既不完善，效率也不高，但是它是处理人类共同事务，实现人类和谐共同体的初级阶段。

    种子论认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它的原始意图。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 RLippmann）曾以联合国为例对这论点作过这样的比喻：联合国要变成一个世界国是很自然的……倘若它顺理成章的要向一个长久世界秩序进化的话，这就是它的目的，一个世界国会由联合国演变而来，正如一株橡树全由一流槠子生长而来一样。这种理论与世界共同体过程论有相似之处，即未来的国际组织（主要是联合国）有成为世界国的潜能，这是由联合国设计者最初的方案决定的，如果经过精心培育和各国的共同努力可以在未来成为一个在世界各国之上的世界政府，如联大成为世界国议会，国际法院成为世界国的法院，但这一理论仍坚持世界国并不以取消国家为前提，而是一种超国家的世界政府。这种观点是相信人类的潜能和人类改造自身的能力，希望通过一个渐进方式从国际组织发展到一个世界政府，从而来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建筑物论认为，一个国际组织好像一个建筑物，它的大小、内部形态和外表特征等等都是由建筑师来决定的，而且随时可以变化。以联合国为例，它的未来发展并不是取决于当初的设计者的意愿，而要看各国人民的愿望和各国政府的意图。表面看这种理论现实性较强，但它对人与国家所持的观点与理性主义一样，相信人类具有理性本能，要求改变国际关系的无序和冲突状态，实现人类社会的合作与秩序，因此认为人类是希望把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塑造成一个实现人类和谐世界的大厦。

    这种观点也带有典型的理性主义的色彩，相信人类有能力建立一个能促进国际合作与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大厦，进而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除此之外，有的理性主义者还把国际组织认为是一种消除国家间在具体领域冲突，促进其合作，进而把这种合作精神扩大到其他领域，最终实现世界和谐与合作的功能性工具。功能主义者设想，功能合作的组织可能最终取代过去政治制度或使之流于形式。他们认为，20世纪世界的主要变化包括经济发展，国家政府在经济事务上作用的增强，政府对跨国界的功能与技术问题上合作有不断的需求和由于民主政治体制所面临的任务日趋复杂化所产生的对民主政治体系的挑战，这使得国家间可以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以增进国家的福利。尽管功能主义者认为尽管技术性或功能性问题注定成为政治性问题，但认为问题从政治性框架移到技术性框架将大大限制甚至消除冲突的可能。因此，功能主义者往往强调对政治行为者的作用进行有利于技术人员的进步性限制。对政治行为者限制为关注具体问题领域或社会福利的技术人员有利于有关人员转移和分散其民族感，增加合作精神；一个领域的合作成功有利于把这种合作精神传递或“溢出”到另一个领域，从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和国家与人类的和平共处。

    在对国际组织的研究中，理性主义思想是占主要地位的思想。在理性主义的国际组织观中，尽管各种观点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现实主义的成分，但其核心仍然是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哲学，即相信无政府的国际社会是可以通过人类的理性、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来克服目前国际社会的非理性的因素，甚至逐步弱化直到取消国家主权，从而创造一个能保持人类和谐关系和安全的人类共同体。在实现民族国家或人类和平友好相处，消除冲突与战争的过程中，理性主义者认为国际组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相信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的经济活动的不断扩展，使得国际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和更加必要，这种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程度的加深，使得各国都感到更有必要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和规范彼此间的交往关系，国际组织正是加强这种合作，建立有效规范机制的关键，是促进人类理性的弘扬，强化与增进国家间共同利益，消除主权滥用的有力工具。

    3.革命主义的国际组织本质观革命主义者一般也从其对世界力量的绝对性区分中对国际组织持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和态度。革命主义者过去一般认为国际组织是世界范围内代表进步、正义和代表落后与邪恶的社会集团进行斗争产物，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团结的组合。它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对现存的由国际社会统治集团所建立的国际组织，即对敌对社会集团建立的维持其世界性统治相延续世界的不公正与邪恶的反动组织，是维护旧的世界秩序的工具；另一种是对由国际社会被统治社会集团所建立的国际组织，即进步社会集团所建立的要改变世界的不公正，实现人类正义与进步共同体的组织，是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组织工具，如19世纪建立的第一国际（当时称国际工人协会）、第二国际、本世纪初建立的共产国际、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一些联盟和第三世界国家为反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经济剥削成立的一些国际组织与集团，如“77国集团”等等。对第一种国际组织以及本质，革命主义论者往往持一种全面否定的观点，认为这是世界旧势力或帝国主义（或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性支配与统治的工具或联盟；对第二种国际组织及其本质，革命主义论者往往认为这是新兴的代表进步的或受压迫的社会集团为实现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或实现人类更美好未来，反对旧的世界秩序的革命组织，应予大力支持。另外，也有一些持革命主义倾向的人把现存的国际组织看成是实现国际正义的工具，如一些第三世界领导人往往把一些国际组织看成是实现世界资源再分配的工具，是实现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工具。

    帝国主义统治工具论和帝国主义联盟论可以在一些激进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学者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国际组织的评论中找到引证，如列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建立的国际联盟所发表的看法是“实际上是一群你夺我抢的强盗的联盟”。

    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与合作组织的批评中也经常使用帝国主义或工业化国家剥削第三世界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富国俱乐部”字眼。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指责战后以美国为首建立的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与合作组织等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进行世界统治的工具，尽管在名称上他们采用如“在20世纪后叶行使着集体资本主义的职能”等术语。

    革命主义论者截然分明的爱憎性有时也表现在对国际组织的态度上。他们对敌对社会集团所建立的国际组织表现了全盘的否定性的态度，对本社会集团所建立的国际组织却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把本社会集团的历史使命与这些国际组织联系在一起，视这些国际组织为完成其建立更美好世界，为人类的进步、发展，消除现存世界一切不合理现象和团结本社会集团成员的工具。如在第一国际建立时，马克思为第一国际所写宣言中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临时章程中，马克思写到“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列宁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中所作开幕辞中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②后来大会所通过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中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定为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共同的革命路线，并为此团结起来共同行动。在战后第三世界一些国家所建立的国际组织中有些组织的章程也含有革命性的色彩，如“非洲统一组织”雏形于1958年4月和12月召开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全非人民大会”，会上所通过的宣言，突出了要把非洲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这一宗旨在“非洲统一组织”的章程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虽然“非统组织”章程的革命性已经不如“全非人民大会”了，即不再要求建立统一的非洲合众国。在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成立的“77国集团”在最初也是具有很强的革命性色彩，1967年10月和1971年10至11月“77国集团”召开第一次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阿尔及尔宪章》和《利马宣言》中突出反映了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主旨。后来“77国集团”以后的部长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尽管革命的词藻有所变化，但要求改变工业化发达国家所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张没有根本变化，为此共同研究对策，彼此协调的立场态度没有改变。

    具有革命主义目的的国际组织，由于所处的环境和它们的革命性主张相对立，因此，往往是一些非政府的国际组织，或者是一些组织形式不太健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77国集团”。

    这样它们有时不一定为世人所知，或者由于受到世界上占统治力量的社会集团与国家的压制，其政治经济主张在表述时有时不一定具有很明显的属性，甚至有时为了斗争策略的需要在革命性主张上增加了一些保守性成分，或者有时有妥协成分有所加强的倾向，但只要他们对国际组织的要求与看法上持有否定旧的世界组织与运作方式，要求彻底改变世界现状的成分，我们就不应该否认它们的存在和它们具有的革命性属性。

    4.国际组织的多元特质

    国际组织的本质属性在这里可以归纳出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与国际政治的多元属性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论是国际组织是国际权力斗争的工具，还是促进国际间合作与加强国家间关系有效管理的手段，还是实现人类美好追求的组织或维持旧秩序的象征，都是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某一方面的客观反映。国际组织不可能只有一种单一的特性，而且国际政治过程也体现着这种多元性，在每一种政治的层面所表现出这种多元性必然使得在这一过程中的国际组织从属于这种过程中的属性。比如联合国，它一方面是各国用来增进自己利益的权力斗争工具，各国都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安理会以及下属机构去达到其国家外交政策的目标，不是为解决矛盾与冲突而来，国际冲突的各方往往利用联合国来作为讲坛，主张自己的政策，力图在国际间寻求自己的联盟；联合国安理会体现着大国的特权和大国在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上的特别作用，甚至是某些超级大国利用联合国与安理会来实现自己霸权的工具。但另一方面，联合国又是国家间的合作关系、规范国家对外关系和管理国家间相互交往的重要组织。在这一方面只要列举一些联合国的作用就能说明问题：

    （1）在联合国宪章中明确将使用武力与武力威胁排斥在国家的对外政策手段之外，禁止国家在对外关系中以战争作为国家的政策手段，这对规范与管理国家的相互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

    （2）联合国在解决国际冲突与维持和平中发挥的作用，联合国在国际裁军问题上发挥的作用，表现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管理职能，尽管这种职能还不尽完善，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但它或多或少地在维持国际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管理性的作用，也促进了各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

    （3）联合国在关于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对话，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说明联合国在加强国家间的经济与社会方面的联系、推动人类福利事业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联合国还是一个促进人类进步与文明的重要机制，联合国在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中，在保护世界的人权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第三世界国家利用联合国讲坛呼吁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说明：联合国又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与在世界现行的组织和运行方式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力量呼吁改造世界的场所，他们希望能通过联合国来重新分配国际正义，对世界性资源进行再分配。这一切显示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具有多重本质属性。

    除了像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具有一般性目的国际组织具有多重的本质外，即使是一些功能性的国际组织也不例外，也具有多重的本质属性。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的内部组织结构决定了它是一个由富国主导的管理国际货币问题的多边组织，体现的是一种国际金融资本对世界金融事务的管理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但这一组织在国际政治的权力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这一组织在冷战中成为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与苏联集团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经济工具，成为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进行争夺的工具，它所发放的贷款相当程度上与这些国家是否在重要问题上与西方保持一致联系在一起，与受援国的国内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因此，没有完全单一的国际组织属性，只有与国际政治多元属性联系在一起的国际组织属性，国际政治的多元属性决定了国际组织的多元属性。

    （二）全球政治过程中国际组织的作用

    国际组织作为一种系统可以从国际组织的结构中表现出来，但要深入描绘国际组织的特性还必须对这种系统的运作过程进行考察。这样，国际组织运作过程就成为国际政治中一种分析性的系统过程。政治过程是指某政治体系内的分配状况或讨价还价行为的政治活动。研究这种过程对于认识国际组织本质特性是不分缺少的。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国际政治过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1.国际政治过程及其多样性

    政治“Politics”一词来自希腊语“Polis”意思是城邦国家。

    政治就是关于城邦事务的活动。依据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的定义，政治是某共同体内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其中价值是指某种渴望的状况或物质利益，权威性指某种具有法律效力的程序。通过这些程序人们可以就“谁得到什么，什么时间，如何获得”等问题得到答案，并以此规范人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活动。政治关系存在于人类相互作用的各个层面，从城邦到国家，就国际政治而言，政治所涉及的层面就是世界，它所包含的活动应该是跨国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政治活动，既有国家间的交往关系，又有世界范围内的民众性的交往关系。在这种国际间的交往关系中，围绕着国际性的价值分配问题，各国与世界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因为不同的权威性分配关系涉及到各国与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力量“谁得什么，什么时间得到，如何得到”等利益分配的问题，这必然在各国之间和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发生着权力斗争的关系，这种政治活动就是一种权力斗争的过程。这种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主要是一种分配性与“零和”状态下的游戏，某些国家或某些社会力量希望的状况得以实现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得到的更多，得到的机会比起其他国家或其他社会力量更多，而且在得到的过程中就更具有合法性。但同时，各国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又是生活在同一世界之中，国际社会的社会性要求使得他们需要通过建立有效的管理与合作机制来增进共同体内整体的物质利益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或为了使得他们希望的某种状况能得以充分顺利的运作与发展，需要规范彼此的交往关系来促进共同的利益。世界范围内的某种价值权威性分配的受益者和受害者，双方就这种价值权威性分配必然产生冲突与权力斗争，也是世界性政治过程的一个方面。

    国际政治中的多元属性还可以从政治活动的分类中体现出来。政治活动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分类。以国际政治中所涉及的内容来划分，“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是一种对国际政治现在比较流行的分类。在国际关系领域中，“高级政治”是指那些意义重大、影响重要的政治活动，如讨论一国与战争、结盟等关系到军事安全的问题，它们往往与冲突与战争联系在一起；“低级政治”是指由官僚们与行政管理者进行的通常不涉及国际的军事安全的政治活动，如技术、经济、贸易、旅游、投资和生态等关系到经济与社会事务的活动，它们往往与合作和管理联系在一起。这说明国际政治中既存在着以冲突与战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活动，也存在着与合作与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活动，不论是国际政治中的“高级政治”还是“低级政治”都存在权力斗争的成分与合作与管理的成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活动的范围扩大，在涉及军事安全的“高级政治”中也存在着合作与管理的成分，核武器技术、化学武器技术和生物武器技术的发展使得国家的安全变得更加脆弱，“核恐怖下的威胁”的经历使得各国在诸如核军备问题上的合作变得迫切和必要了，也促使了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管制变得可能了。另外，随着国际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经济与生态等问题进入了国家安全的议程，这更加促进了各国认识到在权力竞争的同时，也有合作与管理的必要性。在“低级政治”中也存在着权力斗争的成分。各国在促进共同利益中存在着合作与管理的动力，但就通过合作与管理增加的共同利益的分配上也存在着的权力斗争与冲突。如石油输出国政府和跨国石油公司可以从合作与管理中使石油价格上涨，但它们又在如何分配这种合作与管理所带来的收益上存在着权力与利益之争。所以，有人曾警告这样的一种假设的错误性：能增加产生于某种共同利益的措施，将或多或少地避免分配上的冲突。

    从这一警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中的合作与管理关系并不排斥权力与斗争的关系，两者有时是共存于国际政治的活动中。

    国际组织既然存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现实中，也就必然成为某一政治进程中的工具与手段，因此，国际组织既是权力斗争的工具，也是促进合作与管理的工具，也是社会力量实现社会改造的工具，具有多重目的属性，这就要看它们处于那种政治活动之中。一般来说政府间国际组织往往具有国家间权力斗争和合作与管理的目的属性，而体现跨国团结的目的属性之国际组织更多的是一些非政府的国际组织。

    2.国际组织与国内组织在政治过程中的比较

    对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过程中分析的一种较简便的方法就是把国际组织与国内的各种组织相比较，如政府机构、议会、政党等。在国际组织与国内政治相比较中，有人归纳出了三种类比法。

    第一，政府间国际组织（主要是一般性目的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被类比为是国际社会中一种发育不全的低效能形式的政府。

    按这一逻辑，非政府国际组织就类似为国际社会一种民间的社会团体或压力集团或具有某种政治目标的政治团体如政党。

    第二，把国际范围内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类比是那些强大的国家为使既存的权力分配制度化和合法化，用以维系自己的特权地位，反对那些特权较小的国家重新分配领土、财富、地位及其他利益的企图的一种形式。

    第三，认为上述两种类比都无法准确地反映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介于上述两种类比之间，即既有政府管理性的功能与作用，也有权力斗争与冲突的特性，这种类比是把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当成是全球管理的一种发育不全的形式来加以分析，它不同于国家政府这种先进组织形式，与国家政府相比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

    在对国际组织的这三种类比中，三者共同之处在于都承认国际组织与国内组织一样，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但三种类比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这反映出三者对国际组织在政治过程中作用认识上的差异性。前两种类比尽管部分地反映了国际组织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但没有注意到国际组织与国内组织在政治过程中的差异性，存在着较大的不全面性。第三类比注意到国际组织与国内组织的本质区别，但它忽视了国际政治中跨国团结与冲突的因素。

    把国际组织与国内组织相比，人们不难在国际组织中找到与国内政府机构中相对类似的一一对应关系，如把联合国看成国际社会中的发育不全的议会，安理会视为国际社会中某种不发达形式的内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视为类似于国家的中央银行的角色，世界银行可以被视为类似国家的发展银行的机构……总之，各种国际组织都能在国家中的各种机构中找到对应物。但国际组织与国家政府存在着根本的不同。首先，政府管辖的对象是个人、家庭、企业、社会团体等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管辖对象”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该组织的成员国，是一种自我拥有主权的政治单位。其次，国家管辖的范围包罗万象，可以触及管辖对象的活动的各个方面，并以强制力为后盾；而国际组织对其成员至多只是维持一种间接影响关系，其职权仅限于解决小国间的冲突、搜集情报和信息交流、进行技术援助等等，这些活动一般不触及大国的重大利益，缺乏强制力。因此，任何国际组织缺乏政府所具有的权威、强制力和管理的合法性，至少一些属于国家主权内的事务，国际组织没有明显的管辖权，它所具有的管理既依赖各国的合作和主权让渡，也依赖于国际社会中各大国力量的支持。最后，国家政府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调整来维持社会秩序，而国际组织不同于政府，它是一种有别于政府形式的特殊组织，一般是以平行的调整来维持国际秩序，两者存在着调整方式的不同。总之，国际组织与国内组织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持国际组织类似于国家政府观点的人似乎把国际组织视为一个代表共同利益的国际性机构，过分强调各国之间共同认同的社会性，尽管他们也一定程度上承认国家实力的作用，但否认国际组织的运作过程是受大国利益操纵的现实，没有看到国际社会这一无政府性的特点。

    第二种类比似乎把国际组织仅作为强权的工具；认为，大国比小国更有可能利用国际组织的运作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这种类比的理由是：国家政府也是通过调整其管辖对象之间的关系，力图保护管辖对象的合法权益，只是政府更倾向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来维护社会中更强有力的个人或团体的需要和利益。这一类比的优点是重视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斗争的特点，但仍然把国际政治过程与国内政治过程等同起来，忽视了有些国际组织本身具有的民主性。事实上，一些国际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弱小国家结成要求变革的联盟，体现它们要求国际公正的呼声。如两位国际政治学者谈到国际组织对弱小国家的作用时说：联合国的一国一票规则有利于小国和弱国结成联盟……过去一些反映第三世界立场有时也得到工业化国家有保留赞成的决议，也被用来证明其他要求的合理性，虽然这些决议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但组织使反对者显得极为自私和理屈词穷……国际组织也使小国、弱国能推进联系战略。即在把一些过去目标得到实现的领域与大国要求弱小国家进行合作的领域联系起来，以一些领域问题上的让步换来大国在另一些问题领域的让步。

    第三种类比注意到国际组织在政治过程中的特殊性，没有简单地把国际政治过程与国内政治过程等同起来，虽然认识到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过程中具有的管理性功能，但没有把这种管理功能与政府管理功能等同起来，认识到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斗争特征对这种管理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国际政治中无政府性也不是绝对的，认为无中央权威的世界也存在着一定的发育不全的管理。所不足的是，它没有注意跨国斗争与团结的属性。

    因此，把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与国家政府在国内政治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类比时，尽管存在着巨大的不可比性，但这种类比有利于我们理解国际组织的作用与实质，使我们能认识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多样性的作用和多样化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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