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

    一、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建立的历史背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lntemational Moneta Ry Fund，IMF）世界贸易组织（Wo Rld T RadeO Rganizaton，WTO）世界银行（Wo Rld Bank，WB）

    在当今世界中，属于经济类的国际组织可以说是最多的，但是在一本探讨国际组织的著作中，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国际组织都一一列举与研究，只能挑出最主要的和对世界经济最有影响的经济组织进行研究。按照这个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无疑是世界上当今最主要的和对世界经济最有影响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它们分别管理着世界经济中的货币领域、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通过这些领域，世界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每个环节都受到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影响与控制，因此，这三大国际组织是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的组成因素，它确定了战后世界经济中的基本规则、条例与原则以及处理经济问题的基本程序。不仅如此，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在战后的国际政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中，这三大经济组织作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集团团结合作的工具和西方对抗苏联一东欧集团以及苏联式社会主义在世界影响的工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冷战后，这三大经济组织作为西方国家控制第三世界的工具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在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

    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产生并不是纯经济因素促成的，它们产生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如果仅从经济学的角度不一定能透彻解释，必须从IMF、WTO的前身GAIT（Gene Ral A-g Reement of Ta Riff And T Rade，关贸总协定）和WB建立的历史背景和初衷才能深入地解释这一问题。只有真正了解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产生的政治经济背景，才能理解它们对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

    （一）民主、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国际经济秩序的冲突关于IMF、GAIT和WB建立的最直接原因，国内一些教科书的说法是：美国在战后建立世界经济霸权的需要，如关于GAIT的建立的原因，一些国内的教科书就认为：美国在二战中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经济规模，战后美国需要为其庞大的生产规模寻找海外市场；而此时欧洲等国处于战争的严重破坏之下，急待恢复，纷纷保护本国的生产与就业。美国为此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促进建立一个贸易性国际组织推进贸易自由化，以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更深入一点的解释谈到了战前经济大萧条的教训。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导致各国建立各种贸易壁垒，保护本国的生产与就业；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重建，必须要消除这些战前设立的贸易壁垒。（这些关于关贸总协定建立原因的国内解释见诸于国内一些国际贸易的教材之中，如《国际贸易教程》（南京大学1990年），《国际贸易学》（南京大学1998年），《国际贸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此书是高校财经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然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建立的背景要远远复杂得多。它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朔到19世纪末。

    稳定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环节。自西方国家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扩大了市场的范围，“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这种世界性的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扩散，或随着世界欠发达国家纷纷效法先行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而扩展。在这种不断发展的国际经济依存关系中，国际货币关系成为各个开放的国家经济发展和整个世界经济繁荣极其重要的因素。良好而健全的国际货币关系可以为各国间的贸易提供适度的清算手段，可以为对外投资创造稳定的信贷工具，可以使国际收支的失衡得到有效的调节，而且扩大的贸易和外来的信贷可以促进国家的生产与就业，促进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因而稳定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世界贸易、对外投资、生产与就业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对国家内部和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

    自19世纪初正常货币的国际交换关系确定以来，它首先是以金本位制形式出现的。这是一种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它有这种一些特点：

    （1）黄金作为价值衡量单位，金币作为法定通货，但银行券（黄金的代用符号）可以自由兑换黄金；（2）金币可以自由铸造和自由熔化；（3）黄金可以自由输出入。

    在这种制度下，国家间的货币交换是以各国间货币中含金量为基础的，即以铸币平价（Mint Pa R）作为各国货币间的汇率。

    在国际结算中，虽然有时是以银行券来进行，但由于银行券与黄金间的自由兑换关系，因而仍是铸币平价，并且便于清偿支付。

    然而，铸币平价只是决定汇率的基础，而市场上实际外汇价格还要受到外汇供求关系的影响。如果市场上对某一种货币的需求增加，需求大于供给，则该种货币的对外价格就可能上浮；反之则下降。但在黄金可以自由出入境和金币可以自由铸造和熔化的条件下，金本位下的汇率变动是相当有限的，一般是围绕着铸币平价在黄金输送点（Gold Points）范围内上下波动。因为一旦汇率波动的范围超过单位外汇所含黄金各项费用（运输、包装和保险）后，进口商则以黄金进行直接支付。这样保证了国际货币兑换关系的相对稳定。

    在金本位制下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是所谓的大卫·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一国国际收支如果出现赤字，则意味着该国黄金的净输出，由于黄金的外流，国内黄金存量下降，货币供应量随之减少，从而导致国内物价水平下跌；物价的下跌使本国商品在国外的竞争力提高，外国商品在本国的竞争力下降，进而引起出口增加和进口减少，促使该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减少直到消除。反之，一旦一国出现国际收支的盈余，也会造成黄金的内流，进而扩大本国韵货币供给，引发物价水平的上涨；从而使得本国商品对外竞争力下降和外国商品在本国的竞争力提高，使得盈余趋于消失（下图为金本位制下的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正是在这种国际货币制度和调节机制的作用下，国际贸易处于一种自由放任的状态，实行的是自我调节。

    然而，由于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使得国际货币和贸易关系必须是一种基于民族经济利益基础上的交换与协调关系。民族经济利益的冲突与变化必然要引起这种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19世纪建立起来的自由放任国际经济秩序随着19世纪末西方国家普选制的逐步扩大、国家对社会就业与社会福利的承诺加强以及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的冲突而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光泽。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得政府在选民的压力下越来越把本国的经济稳定放在国际货币秩序的稳定目标之上。这样国家就通过各种措施来逃避金本位制下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由于金本位制下的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对国际收支处于盈余的国家来说存在着通货膨胀的风险，对处于赤字的国家存在着通货紧缩的风险，这两者都可能导致国内的生产与就业状况的变化。因此，政府往往通过对外投资和借贷款的方式来规避金本位制下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特别是在国家处于严重失业条件下，金本位制下的国际收支自动调节可能对刺激国内经济增长是某种约束。以下具体来谈福利国家的出现与自由放任国际经济崩溃的关系。

    19世纪初建立起来的自由放任国际经济秩序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逐步受到了侵蚀。这种侵蚀来自于这种经济制度内在矛盾性。在这种自由放任的经济秩序下，市场竞争的失败者得不到任何的社会保障，政府也不需要对受市场波动产生的大量受害者负责；但随着西欧的民主政治发展，福利政策成为社会民主压力下的必然产物，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得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难以为续了。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一些西欧国家的普选权开始扩大，在19世纪70年代法德两国至少在理论上已经有了在广泛投票权基础上的选举制度，英国1867年和1883年的“改革法案”使选民人数扩大了四倍，20岁以上有选举权的男子从8%提高到29%。1907年奥匈帝国中的奥地利已经实行了普选制度，1913年意大利也实行的普选制。在1914年基本上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实现了男性公民的普选权。尽管这种普选制按今天西方民主标准远不是完备的，但它至少克服了过去西欧国家那种以财产标准、纳税和受教育程度赋予公民权的旧习。相当一部分的社会草根阶层的男性获得了政治参与权。而随着工业化在西欧国家的普遍完成，获得了政治投票权的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由此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逐步上升，有了选票的工人阶层成了各政党在竞选中争取的对象。由于各种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人中的传统影响，一些社会主义的政党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法国的社会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入选率急剧上升。扩大的普选权和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使保守的政党感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西欧国家的保守派开始了社会改良，试图用社会福利来对付社会主义运动。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首先在德国开始推行社会保障政策以讨好工人，对付当时在德国议会选举中影响逐步扩大的社会民主工党。继德国之后，西欧一些国家相继也实行了社会福利政策，如推行退休年薪制，官办职业介绍所，实施健康失业保险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法奥（匈）等国也基本上初步建立了国家的福利保障计划。福利国家的出现标志了国家的作用从过去传统的消极自由放任开始转向了积极有效的政府调节。通过刺激和保障就业来维持社会基层的福利和社会的稳定。这种积极的政府作用不仅要体现在国内的社会福利政策上，而且还表现在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所起的堡垒作用上。工业化带来的巨大生产能力一方面需要巨大的市场容量，同时也吸纳了大量的国内就业，经济正常运作与扩张既是国内稳定的基础，也是发展民族福利的保障。向海外释放国内难以吸收的剩余产品是维持国内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的必须；同样防止外来商品的冲击也是维护国内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必要措施。这样，自由贸易政策逐步为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所取代。

    由此，国家的福利政策与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秩序产生了矛盾。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秩序不论从国内与国际角度讲，都不需对市场竞争下产生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失业负责，即不需要对社会福利负责。但随着民主的扩大和福利国家的出现，这种自由放任的经济秩序在政治上逐步失去了存在理性。大工业下的自由竞争所带来的风险使得民粹主义下产生的政府必须负有保护之责。它不仅要求是富有阶层的要求，更是易受风险冲击的社会中下层的要求。在19世纪自由放任的国际经济秩序下，自由贸易下的内在平衡机制是传统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自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往往是国际收支赤字国通货紧缩，国内经济紧缩，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而恢复收支平衡；而盈余国通货膨胀，国内经济扩张，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而恢复平衡。国内经济随着国际收支的盈亏而周而复始的扩张与紧缩。出口的增减，生产与就业的波动。但在19世纪末，由于国家对社会福利承担了责任，贸易不平衡所造成的通货紧缩或膨胀给生产与就业以及给社会利益分配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政府在政治上越来越难以超脱了。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如赤字国通过融资，盈余国通过海外资本输出来规避金本位制带来的经济调整痛苦。特别是国际收支赤字国面临的生产就业与福利压力尤为巨大，贸易保护主义是争取收支盈余，维持生产保证就业的重要手段，海外殖民扩张也是独占市场和资本输出保证，这样，在民主的压力下，福利国家的内在动力使得用贸易保护主义和海外的殖民扩张来维护本国的生产与就业成了政治上的必须，19世纪初中叶的自由国际贸易体制也在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冲击下受到了重创。因此，“产业工人——这种由于生产资本主义而出现的新社会力量——融入国家（政治生活）之中使国家行为以经济干预和社会政策的形式扩展了。这反过来把国内福利的因素（如为维持工人的忠诚所需要的社会最低要求）带进了对外政策领域。

    福利的要求在国家管理的范围内与自由国际主义要求进行了竞争；当前者赢得胜利时，保护主义、新帝国主义和金本位制最后终结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长期衰落。”另外，在金本位制下国家的经济增长应与黄金供应的增长量相一致的，但黄金的供应是受自然的因素影响，如果黄金等贵金属供应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经济活动往往受到通货紧缩的压力。然而，在特定的条件下如战争和严重失业，国家必须通过通货膨胀的措施来刺激经济，保证充分的供给。通胀政策在实际效果上是民族国家把国内经济福利置于国际经济稳定的一种表现。

    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不仅侵蚀了国际自由经济秩序，而且逐步破坏着国际安全与稳定，新帝国主义扩张（殖民扩张）的政治结果是过去英国以平衡者和强大的海军力量建立的欧洲均势逐步地经不起各帝国主义国家扩张的冲击，特别是后起的德国对海外殖民要求。英国从20世纪初开始放弃了传统的“光辉孤立”政策，与法俄联手制衡对其海外殖民挑战最大的德国。欧洲列强由于争夺海外殖民地而形成的两大军事集团使得欧洲传统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均势机制变得越来越脆弱，最终1904年的一次在巴尔干半岛上发生的暗杀事件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前这一期间，西方国家普选权得到了进一步扩大，20年代某些西方国家的女性也逐步拥有了选举权；苏俄十月革命后所产生的政治吸引力与革命传播，在中东欧出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动荡；西欧与北美由于战后经济的转轨造成的痛苦，使得工人运动更加高涨，如1926年的英国工人大罢工，这都促使了西方国家内部社会改良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爆发后，为了摆脱危机，欧美主要工业化国家都实行了重大的社会改良，在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或民主党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左翼的社会改良，如美国的新政和法国的人民阵线的社会政策；另外，像德意这样的国家出现了极右翼的社会变革，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纳粹主义。这些社会的改良与变革尽管在政治上存在着差别（民主的与非民主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加强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推动福利国家政策有了更实质性的发展，罗斯福推行新政后“福利国家”成了家喻户晓的口头禅，国家开始真正担负起充分就业与国内经济福利的责任，更直接地承担国内的社会保障与经济稳定责任。对此，美国一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约翰，鲁杰写到：“普选权的扩大，工人阶级的政治选民、政党甚至是政府的出现负有部分责任，但对社会保障的要求是尽乎普遍的，它来自政治各阶层和社会等级的各阶层（除了正统的金融圈可能例外）。”福利国家的发展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冲突，以国家干预来保障国内就业与经济福利的政策必然与推行类似政策的国家产生矛盾，因为有时候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是把经济困难转嫁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公众的压力促使政府把失业与经济调整的包袱转移到其他国家。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正是这种福利国家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个体理性”导致了整个国际资本主义“集体灾难”岁月，这一时期各资本主义大国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发挥到了极致，关税战、汇率战、倾销、排他性的经济集团（如英联邦特惠制）成了各国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实现国内经济稳定和福利政策的必然武器。保证就业与国内的经济福利必须以刺激国内的经济生产为前提，对外经济中扩大出口是保证国内生产与就业的重要方面，在Y=I+C+G+（X- M）（Y代表国民产生总值，I代表投资，C代表消费，G代表政府支出，X代表出口，M代表进口）这一公式中，扩大（X- M）具有扩大Y的重要作用，并且通过乘数效应还可以带动I，G和C的增长，保证生产与就业。但在危机时刻，各个国家都为了追求（X—M）的扩大，必然是通过关税、汇率、倾销和建立排他性的经济集团的恶性竞争，因为，政府首先面对的是国内公众的压力。这样，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资本主义大国这种彼此间的“以邻为壑”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使得19世纪建立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正式寿终正寝。其表现是金本位制的彻底破产和保护贸易替代了自由贸易。而且在国际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展开的经济和国家间的竞争，又转换成各国争夺经济与政治优势的国际冲突。像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样没有或少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国家，极右翼政党开始利用国内经济痛苦进行民族主义政治煽动，并策划海外军事冒险，企图武力来解决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这样，欧洲和亚洲出现了两个战争的策源地。

    二战的爆发就其内在经济根源而言，是传统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国际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国内福利政策的矛盾总爆发。从19世纪末开始，由于民主的发展，社会基层对自由竞争带来的周期性的阵痛感到了巨大的不满，在民主的压力下，政府开始调整了自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关注社会基层的民生问题。

    特别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这一问题更加迫切了，罗斯福在1932年总统竞选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政府需要关怀那些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却在大萧条中遭受痛苦的“被遗忘的人们”。然而，各资本主义大国在关注社会“被遗忘的人们”所采取的福利国家逻辑却与世界性市场机制产生了矛盾，福利国家的逻辑是要封闭其经济，政府把本国经济与外国限制与动荡隔离开来，以便有效地对本国经济进行管理与控制，而国际经济体制所表现出的正是亚当·斯密所倡导的没有政府调控的市场法则。在这种没有管理的国际市场中，各福利国家把本国市场经济及其继续生存的这个根本问题倾销到国际上去，以本国的民生为先决条件冲击国际市场机制。这形成了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僵局。最后是以法西斯国家铤而走险的战争来争取“零和”游戏中最大的利得。这类法西斯国家如果仔细研究其经济政策也基本与各自的民主福利国家的经济政策一致，但它们一个重要的差别是以国内福利来换取民众对其专制的认可，以充分就业来换取公众对排外宣传和对外冒险的支持。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专制福利国家一方面是对民主的反动，另一方面是对世界的灾难。

    这样，二战期间，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和思想家在反思战争的根源和规划战后世界秩序时，越来越感到：协调国内福利政策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的迫切性。它关系到各国人民的经济福利和民主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因此，在二战世界大战中，像凯恩斯、哈里·怀特（这二人都是战后国际货币体制的设计者）和罗斯福都主张国家间应该在国际经济领域进行合作，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才是各国有效推进国家福利政策的基础和世界和平的保障。只有一个多边开放的经济贸易体制才是实现各国福利“双赢”的前提；为此，美英领导人在一系列重要的文件中或重要的场合多次重申一个多边的非歧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实现国内经济增长、社会安全和世界持久和平的保障，是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如在1941年《大西洋宪章》中，明确写明了美英要维护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原则：

    公平贸易、经济合作和公海航行自由。罗斯福和战时美国的两位国务卿赫尔与斯退丁纽斯都曾表述过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维持世界持久和平的经济基础的思想。美国在战时曾与拉美一些国家签订的贸易互惠条约中确认了这些原则。并在1942年试图利用租借法要求英国取消战前建立的英联邦帝国特惠制实现多边的贸易体制。但他们也看到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调整痛苦是导致专制的经济根源。罗斯福曾说，民主在一些欧洲国家崩溃的真正原因不是由于人民不喜欢民主，而是因为他们厌恶失业和不安全，不愿看到他们的子女挨饿受饥。美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传统的国际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必须兼容由于民主的发展而导致的国家经济福利的要求才能延续下去。民主造就的福利国家已经使得政府把国内的生产和就业置于优先地位，以体现这种福利国家原则的凯恩斯经济哲学与新政经济学必将成为战后各国经济政策的主流。传统的自由放任国际经济秩序必须有所修正，必须兼容公众压力下民族经济福利的要求。因为当时人们已经普遍认为：只要相信自由放任的方法就存在某些保持平衡的顺利地发挥功能的自动调节机制是一种教条性幻想，它背弃了历史教训，在其背后没有坚固的理论支持。但福利国家也存在潜在的民族主义性，因为民主的政府必须对公民负有克服经济困难的责任，有时甚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会通过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向外部转嫁危机，从而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混乱。这样，美国领导人在设计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时如何把国家的福利要求与国际自由经济秩序协调起来是一个重要的考虑。美国1942年中的租借法已经隐约表现出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意图，租借法第七条已明确写道：多边主义的进展似乎取决于扩张的国内生产、就业和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最后，美国领导人在设计战后国际经济体制时，也认识到美国战后持久的经济繁荣必须依托于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战时膨胀起来的经济规模和战后大批的复员军人就业必须要有一个庞大市场来支撑。美国在此时已经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处于巅峰状态，战时经济产生了巨大生产能力，要维持战后的经济繁荣，没有海外的市场是难以做到的，特别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秩序，正常的国际贸易与投资都难以进行，所以，美国希望在战后建立起一种能够符合美国意志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为这对于战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与发展至关重要。

    所以，在战后如何建立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但又兼顾各国内部的福利经济政策成为美国设计战后世界经济蓝图的重要考量因素，即如何避免国家间经济竞争所导致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大破坏和世界大战成为战后世界经济模式中两个不可缺少的构件。

    （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与民主、民族福利的妥协

    体现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两个最重要体制（国际货币体制和国际贸易体制）都充分地反映了把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与福利国家的现实结合起来的意图。两者具有相同的国际政治经济功能。以下具体谈谈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和贸易体系是如何体现自由经济秩序与福利国家的融合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就开始着手设计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并且双方一直就战后的国际货币体制进行谈判；当盟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德意日法西斯即将灭亡的前夕时，美国正式开始。着手建立战后世界秩序。在经济上，美国希望战后新建立的国际货币秩序能克服战前30年代的那种国际货币关系的混乱状况，但又不使国内的经济福利受到较大负面影响。这实质是要重新建立一种既要保持国际货币关系稳定，又能通过国际合作确保国内经济、福利要求的一种国际货币体制。

    1943年4月7日美英分别发表了自己的战后国际货币制度的方案。美国的方案是在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怀特（Ha R RyWhite）主导下设计的，所以称之以“怀特计划”。“怀特计划”是一个由各国以存款方式建立国际稳定基金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

    1.建立一个国际货币稳定基金组织，由各成员国以黄金、本国货币或政府债券认缴形式设立总额达50亿美元的基金，各国认缴的份额视各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国民收入和国际收支状况而定，各国在基金组织内的投票权而各国所认缴的份额确定。

    2.该基金组织发行一种可与黄金兑换的国际货币尤尼塔（Unita），其比价是1尤尼塔=137.14格令黄金，相当于10美元，并可以在成员国之间作为国际结算之用。

    3.各国货币与尤尼塔之间按一定的比价建立固定的汇率，非经基金组织同意这种汇价不得任意变动，这样使得各国的货币汇率形成固定的比价。

    4.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稳定汇率，对那些国际收支赤字成员国提供必要的帮助如短期信贷来协助解决国际收支失衡。

    英国的计划是约翰·梅纳斯·凯恩斯主导下设计的，称之为“凯恩斯计划”。“凯恩斯计划”是一个国际清算同盟（相当于国际中央银行）方案，这一方案强调国际收支赤字国运用透支原则和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国均有国内调整义务的原则。根据凯恩斯的设想：

    1.由国际清算银行发行一种国际货币班柯（Banco R）只作为各国中央银行或财政部之间清算之用。

    2.班柯与黄金之间建立固定的比价，各国货币也按一定的比价与班柯建立固定的汇率，这个汇率可以进行调整，但不能单方面进行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汇率的调整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

    3.各国中央银行在国际清算同盟中开立账户，彼此用班柯进行清算；发生盈余时将盈余存人账户内，发生赤字时可以按规定申请透支或提存；如果清算时，一国的借贷余额超过份额的一定比例，无论盈余国还是赤字国均需对国际收支的不平衡采取调节措施。

    美英这两种方案都有一定的优点与缺点，而且都是从本国的利益需要出发的，如英国在当时经常处于国际收支的逆差中，采取透支原则与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国都要进行调整有利于英国；美国采取存款原则可以避开某一大国单独承担调整国际货币关系的责任，也可以利用美国在基金中拥有较大份额来控制这一组织和国际货币关系。但由于当时美国在政治经济实力上远远超过英国，因此，在制定战后国际货币制度过程中美国的意见占了上风。1944年4月，美国正式发表美英两国财政官员1943年9-10月间在华盛顿就美国的方案进行谈判达成的协议，即联合国家及其联系国专家关于建立国际稳定基金的联合声明（Joint Statement By Expe Rts of United And Associated Nations onthe Establishment of AnIntemational Stabilization Fund）。随后，美国战时盟国以及一些拉美国家发出邀请于该年7月1日在美国召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并在6月10日有关国家的财政金融专家在美国的大西洋城召开准备会议，会上原则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建立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开发复兴银行的计划，这为后来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

    1944年7月，44个同盟国的300多位代表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B Retton Woods）召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讨论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特别是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会上美国的国际稳定基金方案成了战后重建国际货币秩序的指南。会上最后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这两个协定合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与会国成立了两个永久性的国际金融组织，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mational Bank Fo R Re-const 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简称世界银行World Bank），而由这个协定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就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组织形式，通过这一组织筹集、管理与支配国际货币稳定基金，监督各国的货币与汇率政策以保证符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有关规定，向出现国际收支赤字的成员国提供帮助，以此保证国际货币关系的稳定。

    根据布雷顿森林协定1945年12月世界银行成立，世界银行是国际投资领域最重要的组织机构，它通过向世界各国特别是不发达国家提供生产目的的贷款，通过参与或对私人贷款提供保证的方式，鼓励国际投资以开发会员国的资源，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长期平衡发展和国际收支的平衡。

    从布雷顿森林协定的主要内容中就可以看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组织、管理和协调作用。布雷顿森林协定关于国际货币问题的主要内容有：

    1.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战后稳定国际货币关系的主要机构。

    2.美元作为国际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实行美元一黄金本位制，即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规定1盎司=35美元，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以随时按一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另外，其他成员国的货币按固定比率与美元挂钩，进而间接与黄金挂钩和各国货币间保持一种固定汇率，这种固定的汇率只有在某成员国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经IMF的批准才能进行较大幅度的汇率调整。

    3.国际货币稳定基金由各国以黄金、可兑换的货币（占其份额的25%）和本国货币（占其份额的75%）缴纳，各国所缴纳的份额由各国的国民收支、黄金与外汇储备、平均进出口额和变化率以及出口额占GDP的比例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IMF最初成立时，基金总额为76亿美元。各国在IMF中的决定权依各国的份额大小决定，这些为在IMF拥有较大份额的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控制IMF提供了条件。

    4.IMF动用国际货币稳定基金向国际收支赤字国提供短期资金融通，以帮助该国恢复国际收支的平衡或为该国进行经济调整创造缓冲时间。但国际收支赤字国得到国际货币基金是有一定的条件的，赤字必须提供国内较详尽的经济数据，并且提供得到IMF认同的经济调整方案；并且基金的动用是由IMF中成员国经过投票决定的。这种资金融通机制为以后一些在IMF拥有较大份额的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利用IMF来操纵其他国家的内政与外交提供了方便。

    5.IMF的成员国必须废除外汇管制，特别是不得对经常性项目的支付进行限制，不得采取歧视性的货币措施。这对自由的国际货币与经济关系是一种保证。

    6.各国对国际收支保持持续盈余的国家可以进行暂时的货币兑换、商品与劳务限制，这就是所谓的稀缺货币条款。但这一条款在以后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施。

    从布雷顿森林协定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管理战后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的常设机构；各成员国间的货币保持一个固定的比率，这要求各国负有稳定本国货币的职责；各成员国必须放弃对本国外汇管制，不能通过对本国政府对国际收支支付中的行政限制来实现国家的国际收支的平衡和保证本国经济目标的优先。通过固定汇率与对国家经济主权的一定限制来保证国际货币关系的稳定。但如果一国发生严重国际收支赤字而本国无法通过经济调整或调整的阵痛过大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向发生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家提供短期融通资金以暂时帮助稳定货币，国际货币稳定基金是通过各成员国所缴纳的份额来筹集；而且如果一国对某国出现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可以暂时地免除该国政府的不干预义务，而且希望国际盈余国采取合作态度帮助赤字国渡过经济困难。

    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与以前的金本位制相比较其最大的特点是：通过一个组织机制在制度上兼顾国际货币稳定与国际经济福利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我们可以通过固定汇率制下的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来说明这一问题。

    在图表2中，以国际收支赤字国为例，如果一国出现国际收支赤字，在固定汇率制下，国家有维持固定汇率的义务。首先政府通过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汇率市场上的供求缺口，外汇储备的减少必然导致国内的货币供应量减少，这也造成国内资金市场的银根紧张，利率上扬；利率的上扬可能会有利于本国资本外流的减少，外国资本流人的增加；这样，通过利率效应可以使资本账户得到改善。

    货币供应量减少，利率的提高，可以导致国内支出的减少，这样，随着国内支出的减少，国内支出中原来用于进口的那一部分可能随之减少。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经常账户。

    国际收支引发的货币供应量减少和利率的上扬会导致国内支出的降低，国内支出的降低又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国内工资和物价下降，这使得本国商品与劳务的对外价格相对下降，这会进一步改善经常性账户。

    然而，一国发生国际收支赤字在固定汇率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有义务维持汇率的稳定，这必然导致了本国的经济紧缩；但是在如果这种赤字过大的话，国家的经济调整力度也将很大，这对战后各国普遍采用凯恩斯经济哲学，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优先解决失业问题的经济目标是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布雷顿森林体制采用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际收支赤字国提供短期资金融通，允许暂时性的采用政府限制性措施以及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赤字国进行较大幅度的汇率调整来缓解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带来的阵痛。这在一定程度上暂时解决了国际货币稳定与国内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更进一步地说，这一货币体制国际合作调和了国内民主与效率的矛盾，防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种把国内民主与效率的矛盾转移出去，引发国际间经济冲突直至政治冲突的现象。它有利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采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的改良，对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缓解起了重要作用。

    所以，有人总结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内经济自主与国际规则之间矛盾的一种折衷解决方案，它一则避免了国内经济活动服从于金本位制所要求的汇率稳定，二则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那种为了国内经济政策目标而牺牲国际经济秩序稳定的作法，是经济民族主义与国际自由主义的妥协。

    布雷顿森林体制所体现的自由主义意识与金本位制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所体现的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存在着一定的区别。金本位制的国际经济秩序不考虑民族国家内的经济福利目标，使国内的经济自主要求服从国际自由的经济秩序，国家不干预经济，不对社会福利与就业负责。但这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秩序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社会民主要求的不断增加，从19世纪末起逐步地陷入困境。从19世纪70年代起俾斯麦开始在德国建立福利国家，到20世纪初西欧国家普遍地采用福利国家政策，这种国际自由资本主义秩序与国内的福利政策矛盾越来越大，直到导致二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布雷顿森林体制正是为了解决这种福利国家与自由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而设计的一个折衷产物，它把国际经济管理与协调同国内的福利经济政策进行妥协，在坚持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前提下，容忍了温和的经济民族主义，照顾了国家内部福利经济的要求，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国际体现。这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兼顾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和普通社会下层的利益，为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社会力量的国内与国际性妥协创造了外部条件。也是美国在战后能较为顺利地建立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美国在这种国际货币机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战后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由于它的份额最大，发言权也最大，因此，任何一个发生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家如果从IMF中得到短期融通资金，获准进行汇率的较大调整或进行暂时的经济贸易与货币管制都必须得到美国的首肯，国际收支赤字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必然是美国在IMF中投赞成票的重要依据。因此，IMF成为战后美国世界霸权的重要工具。所以，在最初在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参加国际货币与金融会议的44个国家中只有29个国家在1945年12月27日在美国签署这个协定，苏联这样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同美国要求的世界秩序不相符的国家担心美国在战后利用这个组织对本国政治与经济进行渗透与控制，没有参加这一组织。

    根据布雷顿森林协定中关于世界银行的有关内容，1946年6月开始营业的世界银行其宗旨是：

    1.对用于生产目的的投资提供便利，以协助成员国的复兴与开发，鼓励不发达国家的生产与资源的开发；2.通过保证或参与私人贷款和私人投资的方式，促进私人对外投资活动；3.用鼓励国际投资以开发成员国生产资源的方法，促进国际贸易的长期平衡发展，维持国际收支平衡；4.在提供贷款保证时，应同其他方面的国际贷款相配合，确保投资的效率。

    世界银行的建立以及宗旨也体现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中妥协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特征。它一方面认识到，没有世界各国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发展，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活动和生产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国内就业就没有充分的保障，资本就可能闲置，整个国家的经济福利水平就难以进一步提高，社会民主的要求就难以得到保障，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自由的经济秩序也不可能有根本的保证；另一方面它也认识到，单凭市场机制决定的国际私人投资难以保证一些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可以得到私人国际投资，这些国家存在的投资风险和条件有时可能使国际私人资本不愿进行长期投资，通过世界银行的参与与担保可以促进私人的国际信贷，既可保证国际资本自由，又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发达国家的开发与发展。通过这两方面，在国际投资领域内，世界银行既保证资本的自由，又照顾了国家的民生需求，兼顾了资本自由与社会民主。从世界银行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战后初期，世界银行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成员国特别是西欧各国从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废墟中恢复和发展起来。这为西欧国家战后经济恢复发挥了作用，也为这些国家的福利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以后世界银行的主要目的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开发性贷款，资助其兴办特定的长期建设项目，以促进经济增长和资源开发。这为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均衡发展，实现国家间相对公平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美国在战前1934年就开始了与拉美国家进行互惠贸易条约的谈判，谋求削减关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进程没有得到大的发展。二战结束后美国就照会16个国家要求召开国际贸易与就业大会，这一倡议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会议上得到通过，并决定成立国际贸易与就业大会的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1946年10月的第一次会议上审议了美国提交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1947年4月到7月的第二次会议上23个参加国进行了关税减让谈判，并签订了123项关税减让协议。1947年11月到1948年3月国际贸易与就业大会在哈瓦那召开，会上讨论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和123项关税减让协定，最后决定把宪章草案有关贸易政策的规定与123项关税减让协定合成为《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即哈瓦那宪章），但由于美国国会认为这一宪章违背了美国的国内贸易立法，没有批准这一宪章。美国政府决定暂时以行政协定来代替原来的立法性组织，以《临时议定书》作为这一临时性的国际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的章程。

    在1947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所确立的战后国际贸易体制，尽管许多人认为它是一个以多边的、非歧视性的自由贸易体制，但这种贸易体制同样已经也不是19世纪的自由放任体制，而是一种把民主、福利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得到充分融合的新自由主义贸易体制。在GATT的序言中就能体会到这一点，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缔约各国政府……应以提高生产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续增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生产与交换为目的。切望达成互惠互利协议，导致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以对上述目的做出贡献。”这段话体现出GATT设计者们对国家福利政策与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双重兼顾。

    第一，认可各国政府负有保证本国社会福利的责任，即提高生产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持续增长（这都是福利国家的基本经济目标）；过去那种政府对经济生活管得越少越好的正统已经过时，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战后世界经济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在传统的自由放任时代，生产、就业与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都是由市场自行决定，而现在政府有义务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甚至是行政方式来干预经济生活，促进生产的发展、就业水平的提高和实际收入与有效需求的增长。这是对民主与社会福利要求的认同，反映出福利国家的经济政策已经作为一种现实得到了战后各国政府的认可，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否认的现实。

    第二，各国为达到上述国内经济福利目的进行充分的国家间协调与合作，摒弃两战期间那种以“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来实现国内经济福利的作法，而是以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来实现这种国内生产、就业和福利目标，以共同的福利与繁荣来替代经济民族主义下那种损人利己的繁荣和福利。因为战后的国际贸易体制设计者已经看到，“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如果为各国政府效尤，带来只能是彼此贸易的丧失。许多经济家以“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范式说明过在国际贸易游戏中的最佳结果是自由贸易。

    但是必须看到，这两个目标是存在优先秩序的（不像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把国内福利目标放在首要地位的），并且在一定的时期内是存在冲突的。这可以通过对GAIT中一系列条款的分析认识到两者的孰先孰后顺序和两者之间的妥协关系。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WTO/GA RTT的各项条款，可以发现：首先，WTO是一个推进贸易自由化目标的组织。在它的主要条款中充分体现了贸易自由的精神，而且把推进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并不像上述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把国家的福利要求把在第一位的目标上。在GA RTT/WTO的第一部分的两条款中规定了多边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各国承担的具体的关税减让义务，这是GA RTT/WTO的核心内容。尽管这种关税减让是在各国政府间谈判的基础上达成的，它体现各国政府进行合作的精神与原则，但在这种谈判过程中，讨价还价是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前提的。在第二部分中，WTO进一步为推动贸易自由目标而对国家有关的贸易及其相关政策进行了规范，即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第3条）（规定了各国对本国市场内的外国商品与劳务应采取与本国商品与劳务相同的待遇）、对各国实施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主要是第5、7、8、11条和第13条）、规范贸易竞争的原则（主要是第6、9、16、17条）和贸易政策统一透明原则（主要是第10条）。这部分条款限制了政府在贸易以及相关政策上使用主权的随意性，为各国执行贸易政策确立普遍应遵守的准则。因此这两部分条款构成了WTO最实质性的方面，即通过非歧视的、多边的实施最惠国待遇，降低各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目标。通过这些条款，GA RTT保证了战后国际贸易秩序的自由化，确保了自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经济自由论者所追求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精髓得以延续。

    在这个前提下，GATT也对民族国家的经济福利要求（也是对各国内部的经济民主要求）做出一定的妥协和体恤。这种妥协主要体现在GA RIT第二部分中的有关例外条款中，如第14、18条、19条、20条、21条。通过这些条款，GATT承认各国政府为促进本国的经济福利、维护基本生活水平有在特定时期保护特定初级产业的权利和为保证国内的基本就业对于进口带来的重大损害或重大威胁有采取临时性紧急限制的权利，为确保国际收支的平衡，保护社会公德、文化遗产、稀有自然资源和国家安全等采取特定的保护措施的权利。即在国际贸易自由化对国内的生产与就业等经济福利目标造成严重的损害或形成严重的障碍条件下，成员国可以暂时地免除GA RTT所规定的国际义务，使自由贸易制度暂时地对国内经济福利目标做出一定的让步，使政府可以有一定的缓冲时间来进行经济调整，并缓解外部的压力。如第19条就规定国家在国际收支严重赤字的条件下可以暂时不履行贸易自由化的义务，因为国际收支赤字带来的经济紧缩将国内的就业与生产状况产生严重的阵痛；再如20条规定国内某一产业受到外来进口的严重伤害也可以暂不履行开放市场的义务，也是对国内生产与就业的一种暂时性保护。但必须看到这些例外并不是无条件的、长期的，而是有条件的、临时的，GA RTT规定了有关的特别程序来实施这些例外条款，希望通过有条件地实行临时的保护。因而这些例外条款是附属于更好于保证贸易自由化这个大前提下的。反过来，GATT的这些例外条款为国内的政治民主以及福利要求留下了一定的空间，防止了由于国际经济自由化对国内政治民主和福利要求的过度压制从而导致国内经济福利与国际自由贸易秩序产生严重冲突的现象。

    这样，通过这些安排，GAIT使国际经济自由化与国内民主和福利的两个有时是冲突的目标达成了妥协。

    最后，GAIT还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建立了一套磋商、谈判和仲裁的机制，这为各国和平解决贸易纠纷提供了和平解决的途径，防止各国间由于贸易纠纷扩大到政治与民族的冲突。

    GATT不仅通过这些例外条款来使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与国内的民主要求和福利目标达成了妥协，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增加第四部分内容“贸易与发展”（第36-38条）使国际自由经济秩序与发展中国家要求国际间经济平等的要求达成了一定的妥协，即允许发展中国家享有比发达国家较为宽松的贸易环境（较高的关税率、普惠制待遇等），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公平要求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这客观上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福利和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实现一定的经济平等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因此，GATT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妥协的自由主义”的贸易体制，它使各国承诺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来促进贸易自由化，但又通过例外条款使得成员国能免受外部的严重冲击，使得各国国内的经济目标不受到较大的妨碍；这种多边贸易开放规范与国家对贸易保护手段的控制并存、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与国家经济福利目标协调起来的制度，确保了贸易自由化能够得到各国的认同。这反映了GATT所体现的社会和政治目标与19世纪的自由放任体制在本质上的区别，它既认同了政府对国内就业与其他经济目标上的负责和进行经济干预的权利，但同时把国家的经济主权纳入到国际规则范围内，使国内经济自主与国际经济自由统一起来，是一种为国内经济干预而设计的国际多边主义的自由经济方案，体现的是一种“深入其中的自由主义”（embeddedlibe Ralism）。这种自由主义在强调效率的基础上，兼顾了民族国家的福利要求，实质是民主与公平的要求。并且这种自由主义始终贯彻着一种国际合作的精神，强调竞争中的相互合作。

    1993年12月15日历时7年多的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1995年4月15日120多个国家或地区正式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签署这次谈判达成的各项协议，其中之一就是正式建立自1947年哈瓦拉国际贸易与就业大会以来就一直希望建立而没有建立起来的国际性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1995年1月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际组织之一正式形成运作。GATT是WTO的前身，但不等于说WTO就是GAIT的另一种名称。 WTO包含着比GATT更广泛的内容，前者体现的国际贸易制度要比后者严格得多。两者既有继承关系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WTO中的主要原则以及宗旨都是来自于GATT，而且WTO中所涉及的货物贸易的内容主要是从GATT中延续下来的，WTO中的组织结构和议事规则以及处理贸易纠纷的机制也是从GA RIT中发展而来的。但即使这样，两者也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论作为一个国际协议还是作为一个组织，GATT是一个临时性的行政协定和临时性的组织，它从来没有经过各缔约方的议会批准，并且它不含有任何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的条款。

    2.WTO和它的协议是永久性的，作为一个国际组织，WTO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因为其成员的议会批准了WTO的协议（是一个立法性的国际协议），这个协议本身描述了WTO的功能。

    3.WTO拥有成员，而GA RIT拥有的是缔约方，这强调了一个事实：正式的GATT只是一个国际法律文本，从法律上说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

    4.GATT主要涉及货物贸易，而WTO不仅把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修改过的GA RTT融合在其中，而且还包括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等方面的内容。

    5.WTO解决贸易争端的体制比GARIT下的体制更快，更自动，它的裁决不能受到阻挠。

    这说明WTO是GARTT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与深化，它在一定程度体现了GARTT最初建立时的主要精神。

    从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过程中，可以看出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冲突与对立，国家间相互合作与有管理的相互交往以及社会力量之间的团结与冲突充分体现在这一过程中，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在成立之时就集国家利益的冲突与合作，社会力量的利益冲突与协调于一体，力求把各国与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置于有序的管理过程中。

    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内部组织形式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组织形式

    1.IMF的成员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45年12月27日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华盛顿。自1946年5月正式开始运作以来，其成员国从最初39个发展到现在大约有182个国家和地区（据1998年的统计）。

    按照IMF的章程，IMF是一个开放的国际组织，只要某个国家愿意遵守该组织的权利与义务章程，都可以加入。加入IMF的程序一般是：首先由申请国提出申请，执行董事会对申请进行审议并进行讨论，制定接受新成员国的条件及解决其他问题原则，如份额、缴纳份额的本国通货的比例等。执行董事会与申请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后，即形成决议，提交理事会进行表决。理事会一般以邮寄的方式进行表决。如表决获得通过，执行董事会的决议便在投票结束日开始生效。一般情况下，申请国可以有六个月的时间考虑是否接受IMF提出的加入条件。在上述六个月内，申请国应向IMF提交一份文件，以证明其国内法律允许其履行IMF协定条款的有关义务；此外，申请国还须向IMF提交一份加入书，明确表示接受其协定条款的有关规定和理事会提出的关于该国加入IMF的相关条件。这一程序完成后，申请国如在协议上签字，该国就正式成为IMF的正式成员国。

    IMF成员国也自可以自愿退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26条的规定，任何成员国可以随时以书面的形式通知IMF总部退出该组织，退出在IMF接到该书面通知之日起即应生效。历史上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和波兰因为各种原因退出过国际货币组织，但目前除了古巴之外，这些国家都重新加入这一组织。IMF也有就不履行协议义务强制某一成员国退出该组织的规定与程序，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经过这种程序被强制逐出IMF。一些成员由于国家或政府继承问题被逐出这一组织，不属于不履行义务被强制退出的范畴。

    另外，有的国家虽不是IMF的成员，但在国际金融活动中也遵循IMF的规范，甚至与IMF或IMF的成员进行合作。最典型的就是瑞士。瑞士在90年代成为IMF成员国之前，瑞士政府公开宣称瑞士金融机构将严格遵守IMF成员所遵循的规范。

    瑞士还参与向IMF提供贷款，瑞士中央银行还持有特别提款权，瑞士政府还派代表参加IMF的一些重要机构的会议，如临时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的会议。

    在IMF中其成员分为两个集团，第一是所谓的“十国集团”，第二是所谓的“二十四国集团”o“十国集团”是发达国家在IMF中的代表，它由比利时、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瑞典、美国、英国、荷兰组成。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美国的对外短期债务超过其黄金储备，美元的国际信用基础发生动摇，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美国要求其他发达国家与美国合作共同来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这一集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

    上述十国于1961年11月聚会巴黎，达成“贷款总协议”（Gene RalA R Rangement To Bo R Row），协议规定IMF在国际短期资金发生巨额流动可能引起汇率大幅波动时，IMF可以从这十国取得贷款向有关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帮助。以后这一协议中的十国在IMF和国际金融体制中的重大问题上进行经常性的磋商，采取一致的立场。由于这十国掌握着IMF的绝对多数的投票权，基本左右着IMF的决策。IMF或其他成员在遇重大问题一般首先要与十国集团进行磋商或提请十国集团采取联合行动。

    “一十四国集团”是IMF中的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群体。

    1971年10月，77国集团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要求发展中国家能“充分参加改革世界贸易和货币制度的任何事先的磋商和决策”。根据这一精神，会议决定成立由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等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在国际金融领域协调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货币政策。这一委员会由亚非拉三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分别选派八名成员构成。这些国家一般在IMF年会或理事会、临时委员会召开会议期间进行政策与立场的协调，以期在重要国际金融与货币问题上以及在要求IMF和WB所拟采取的政策上保持一致。

    根据各成员国在IMF所承担的义务的完整性。IMF成员国分为两种：一种是第8条成员国，一种是第14条成员国。第8条成员国所承担的义务是该国不对经常性交易进行限制，第14条成员国则可以在经常性交易时实行有限制的外汇管制，这种管制应以五年为一个期间，可以延期，但要经过IMF的批准，条件成熟时必须取消这种外汇管制。

    2.IMF的资金来源

    IMF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每个成员国必须缴纳一定的份额（Quota），除此之外还有特别提款权以及借款和营业收入。各国所缴纳的份额是IMF的主要资金来源，各国所缴份额的多少决定了该国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1.各国所缴纳的份额是决定该国能在IMF借款多少和从IMF定期分配的特殊资产如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s）中得到多少的依据；2.各国所缴份额是决定该国在IMF投票权的基础，所缴份额越多投票权越大。各成员国所缴份额每五年由IMF审议一次，根据各成员的经济与财政状况决定是否提高或减少份额数量。美国现在的经济规模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它在1998年所缴纳的份额占各国所缴纳的总份额的17.78%，约为380亿美元，是最大的缴纳份额国，因此，美国拥有18%的投票权，大约是265，518票。其次，所缴份额位于第二位的国家是德国与日本（据1998年4月8日的数据是总份额的5.53%，以下数据皆是这一时间的数据），第三位是法国与英国（是4.98%）。在IMF中缴纳份额最少的国家是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约为360万美元，它的投票数只有275张（1997年数字）。中国在1998年所缴纳份额是总份额的2.33%（大约47亿美元），所拥有投票权是2.28%（约34，102张票）。

    特别提款权是IMF对成员国根据其份额分配的，只可用以归还IMF贷款和成员国政府间偿付国际收支赤字的一种账面资产。它是在1970年IMF在国际储备资产严重不足时发行的一种人为的、纯粹账面的资产。创立之初它与美元等值，一个单位的特别提款权约为0.8887克黄金。从1971年7月起，IMF宣布SD Rs与黄金脱钩，按“篮子货币”的原则给SD Rs定值，当时是以1968年～1972年间出口额占世界总额1%以上的16个国家的货币加权计算。以后又经过多次修改，从1980年起，SD Rs是以前五年世界上最大商品与劳务出口国的五种货币定值。

    IMF根据章程可以向官方机构借款，也可以向私人借款，但目前为止IMF的贷款对象只限于政府。这种货款所得利息减去各种业务与行政支出成为IMF的净收入，这种净收入如果不分配给成员国的话就成为IMF的资金来源之一。

    3.IMF的机构设置在IMF中最高的权力机构是理事会（Board of Govemors），它是由各成员国选派一名理事（Govemor一般是成员国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和一名候补理事（Altemate Govemor）组成，任期为5年，但由各成员国自己任免，因此他们代表各成员利益说话，候补领事只有在理事缺席时才能进行投票。但由于理事会的成员是各国主要的财政和货币官员，不可能经常集中在总部处理有关问题，他们只是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处理有关问题。但理事会经15个成员国或持有1/4总投票权的成员国请求时，必须召开临时会议。按照惯例，理事会每次会议的法定人数应为半数理事，并持有不少于2/3的总投票权。理事会除了通过会议形式决定有关问题外，还可以通过邮寄的形式决定基金章程规定的有关事宜。

    理事会的主要职权批准接纳新的成员国、修订基金组织的条款与基金份额、讨论国际货币与金融重大问题。

    在理事会之下是执行理事会（Executive Board）。执行理事会是一个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其中5名董事是来自份额最多的5个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和法国。其余执行董事则由其余成员国按地区组成的19个选区选举产生，每个选区选出的执行董事行使的表决权是其所代表选区各国表决权的总和。选举每两年进行一次，各个选区的选举是以选区内各国的份额为基础的，一般情况下也是谁的份额最大，谁当选执行董事；但有些情况下，也不一定是选区内份额最多的国家当选执行董事，而是各国所拥有的投票权进行联盟的结果。如1998年在由巴林（1，078票），埃及（7，034），伊拉克（5，290），约旦（1，476），科威特（10，202），黎巴嫩（1，710），利比亚（8，426），马尔代夫（305），阿曼（1，444），卡塔尔（2，155），叙利亚（2，349），阿联酋（4，171），也门（2，015）组成的选区内，选出的执行董事不是这个选区内份额最多的科威特，而是份额排在第三位的埃及。另外，三个国家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中国，尽管也在这19个选区内，但它们具有较大的份额，也可以单独选出自己的执行董事。如从1978年起，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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