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在西方还处于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拥有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了。我们很熟悉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之争。范蠡帮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他明白一个道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所以，他就辞官带着西施去过好日子去了。他辞官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就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一个人要在很短的时间聚集大量的财富，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靠投机。
当时范蠡就把今天大家还在用的投机原则都归纳出来了。他讲到投机的时候要“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东西非常贵的时候，要赶快把它抛出去，像把家里面的脏东西都往外扫一样；当一个东西很便宜的时候，你要尽量往里买，就像珠宝一样，储备越多越好。当然一般人正好都相反，像现在股票价格很高6000点的时候舍不得抛，而跌到3000点的时候觉得太便宜了，赶快卖。这是一般人。而范蠡不仅是把投机的原则进行归纳，还总结了怎么判断它是贵还是便宜，以及什么时候变贵，什么时候变便宜。他说，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它是多还是少，能反映贵跟贱，少的话就是贵，多的话就是贱。
这是什么体系呀？这就是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定价的体系。肯定是市场经济对不对？而且，当时的生产方式其实就是根据市场价格生产，因为他当时讲，“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一个东西很贵以后，为什么它就会变得很便宜呢？你可以想当时是怎样来生产的？当一个东西很贵的时候，一定很多人去生产，供给增加了它才会变得很便宜。然后他说，贱下极则反贵。一个东西很便宜，又会变得很贵，为什么呢？一个东西很便宜，大家就不去生产了，供给就少了，它就会变得很贵了。这些经验是2300多年前总结出来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形。
各位可以看出，当时实际上就是一个相当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且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统一的市场经济。因此，范蠡才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里，三次聚集起大量的财富。当然，他遵守的还是后来儒家的原则，赚了钱不是为自己。他三聚其财，三散之，拿那些钱去帮助贫穷的人。
中国自秦朝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到明朝，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一个市场的雇佣关系。有很多人讲资本主义萌芽怎么没有变成资本主义啊？我想这不是儒家文化的原因，这是我们没有从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变迁变成以科学和实用为主的技术变迁的原因。由于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就很难不断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关系也就不能够不断深化。经济上就是这样，中国文化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融的。
在政治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的要求确实会越来越强烈。中国文化自古以来讲的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跟西方必须用革命的方式才能够导致政治民主权利的增加不同。中国文化的内因里面就已经有允许老百姓越来越多地参与的思想与理念。所以我相信，政治体系也应该有能力不断跟上经济基础的提升，然后与之相适应。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旧邦新命”，这是不是像有人所讲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呢？我认为并非如此。儒家文化之所以被认为是保守落后的，可能跟孔子的述而不作有关。实际上，孔子所讲述的是周礼，而周礼本身就不断在创新。《易经》里所讲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说，周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是它的天命、它的社会组织、它的政治组织本身是不断在创新的。而孔子之所以述而不作，实际上是托古改制。一个封建社会的人，要去推动实现一个理想的政治社会体系，你讲的多于我讲的谁能接受它呢？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述而不作，然后托古改制。实际上这种行为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在变动，不断地与时代相适应的。孔子被称为圣人，被称为识时务者，为什么？实际上指的就是他在各种状况之下，都能表现得恰到好处；在不同的状况之下，他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如果孔子活到今天，他的行为方式跟他在两千多年前的行为方式绝不会是一样的，否则他就不是识时务者。所以，孔子并不是顽固的，保守的，落后的。
从孔子以后，中国的历代圣贤固然对于儒家所讲的核心价值原则基本上都是接受的。但是在不同的时代里，他们的主张、他们的表现方式是不断在变化的。比如说孟子，按照文天祥的归纳，“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孟子讲的是“义”。“仁”跟“义”之间当然有联系。“仁”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义”以什么为标准？当然是以“仁”作为标准，行为必须跟“仁”的要求一致。但是孟子更强调一种主动积极的参与，认为如果一件事情我该做，即使全社会的人都反对，我也要勇往直前。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比较积极的入世心态呢？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更混乱的时代，所以他有更大的社会参与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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