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尽管宋明理学受到印度传来的佛学的冲击，朱熹等理学家们同样是坚持儒家所讲的“仁”。比如“民胞物与”，强调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所有的事物我都有份。因此，理学给原有的儒学传统引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具体是什么东西？它讲一些修养的方法，所以把《大学》跟《中庸》这种修养的方法取出来，和《论语》《孟子》一并称为“四学”。佛学有一套修炼的功夫，而儒家没有，因此儒学在竞争当中就会落后。但是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吸收了佛学有益的方法论的部分，同时也把佛学改造成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比如说佛学在西方、在印度、在泰国、在斯里兰卡，重视的是小乘。小乘是什么？是追求自我解脱。到中国以后变成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普度众生不就是儒家的“仁”吗？我要好，我也希望每个人都好，所以它就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了，使之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了明朝的时候，王阳明讲心学，心学最大的表现是格物致知。怎么来理解？朱熹讲是即物穷理，从每一件事情中去探究它背后的理是什么。王阳明讲的是致良知。的确，所有的理都在你的心。当然这要回归到人，因为我们是用心来感知世界，来判断我们的社会。但是，这是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思想解放的需要。所以，这一两千年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本身确实有它不变的东西，但是它表现的方式、侧重点、修养的方法确实是不断地在进步；而这种进步在“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现代化中表现出来，它是有能力跟市场经济体系、跟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融合的，它并没有妨碍社会进步。“亚洲四小龙”，我想所有的经济学者和文化学者都公认它们是儒家文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以儒家的“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是有办法跟现代的市场经济体系、跟现代化的大工业大生产以及民主诉求相结合的。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人担心这个核心价值会不会消失。如果核心价值消失，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即使我们还有参与权，那我们也变成了不同的人、不同文化体系的人。就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即使土地是相同的，从血缘来看人还是他祖先的后代，但从文化来看，已经不一样了。核心价值会不会消失？应该说消失不容易。这些价值取向怎么来的？实际上，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而且是每个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的。

    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的行为、表现和价值取向已经固定，到七岁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内化了。民族的核心价值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除非我们把中国人全部送到外国去，一生出来以后就被外国人领养，在那边上幼儿园，上小学，读大学，也许会变；要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由中国的父母抚养，从小在家里，从你的亲戚、朋友那里，你就学了这套价值体系。所以才会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如果真的不变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说埃及是个消失的文明，也不会说罗马文化、两河流域文化是消失的文明。因此不容易变也可能变。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它的核心价值体系，那这样的一个民族就跟另外一个民族没有什么差异了。所以，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在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当中，为社会的物质进步，为社会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的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还要非常清醒地去宣传、去实践几千年来代代相传下来的中华文明。我相信，随着我们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我们社会经济政治体系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复兴。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一定能保留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核心价值。到了那一天，中国的文化就会变成一个冠军的文化。

    强势文化指的是什么文化？很难简单地从它的价值里面来辨别它是好还是坏。我不能说我们这种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就绝对比别的价值观好，但它是我们所特有的，有很多可取之处。有了这样的一个胸怀，我们所处的社会将更加和谐。

    强势文化指的是什么？强势文化指的无非就是经济基础好。今天大家都非常担心美国文化的侵略，是不是？这是中国人的担心，也是欧洲人的担心。但是就在一百年前，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文化沙漠。为什么一百年间，它核心的那部分没有变化，却由文化沙漠变为大家公认的强势文化？无非是经济基础好。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推动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现代化。即使这样，我们还要努力，争取自己文化的核心价值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到那时，我们今天的讲坛所追求的冠军这个奖杯就会有机会回到我们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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