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谈的话题是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困惑。繁荣我简单说一下，主要说困惑，这个困惑不是别人有困惑，首先是我们自己有困惑，我把这个困惑跟大家说一说。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也包括文化生活、文艺生活，有了太大的变化了。这个变化有时候我们注意到，有时候甚至于注意不到。我就想起早在《庄子》里头就提出来了，万物都是与时俱化，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万物都发生变化了。事情不断在变，有些变化是有迹可循的，有的变化它自己就变化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变的。
我说一件小事，1986年4月，我开始在文化部上班，刚上班不久，就接到几个著名的妇女革命家的批示，说深圳在搞礼仪小姐竞选，这是变相的选美，而选美活动是资本主义社会拿妇女当玩物的事，是心怀叵测的，这样一项活动应该禁止。本人那时候对选美也没见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本人组织力是一直比较强的，于是就赶紧贯彻，全力扼杀，不准它搞这个选美。而现在呢，中国还变成选美基地了，光一个三亚就连续搞了多少次选美，别处还有。它怎么变过来的不知道，你查中央文件，没有，国务院文件，没有，国办文件、中办文件、民委文件、中国妇联的文件、中国青联的文件、旅游局的文件更没有这一条——说同意在中国举行选美的决定，没有。这就对了。它就搞了，搞了也没有发生什么灾难。
后来我体会了一点，不知道对不对，凡是越有可能发生低级趣味的，它手续上、礼仪上要求就越严格——有一年我访问法国，参加戛纳电影艺术节的开幕式，那个就要求一身黑西服，打领结，领带都不行，深紫色或黑色领结、白衬衫，衬衫带条带纹也不行。为什么？因为美女如云，如果你流里流气，歪着脖子斜着眼，会影响整个氛围，所以进那里面的男性全部都是最纯粹的绅士，脸上的微笑都有度，傻笑都不行。虽然我没有参加过选美大会，但我去过世界最著名的赌博旅游点——摩纳哥王国，它的地势特别像山东威海，三面是水，一面是大陆。进这个赌场差不多也是这个要求，除了领结可以改成领带以外，别的都是这个要求。为什么？这个赌场可能有耍赖的，可能有黑社会的，但是起码在服装上要求严格一点，一进赌场一看也都是绅士，不是绅士也没钱。所以他有一套约束的方法。
还比如说1979年的时候，电视台里面放风景片，结束的歌曲是李谷一唱的《乡恋》，但当时非常著名的权威音乐评论家就说气声是一种靡靡之音，气声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性感，像枕头边上的声一样，给予严厉的批评，有一阵不让唱了。现在岂止是《乡恋》，邓丽君也早就登堂入室了。邓丽君去世多少周年的时候，赵忠祥主持的CCTV音乐台，做了连续三天的专题节目，显然邓丽君也没有那么大的危险性、颠覆性和敌对性。这个事各方面也都能接受，中央电视台也逐渐扩大了包容性。文学里也有这种情形，比如说贾平凹写《废都》，当时弄成一个事了，但是后来慢慢也不算什么事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包容正在增加，包容的数量正在增加。
“文革”当中就不说了，“文革”之前，1949年到1966年，文艺上通常称为十七年，十七年中国出版长篇小说200种，200种书分十七年出，平均每年出11.8种，所以那个时候出部书影响都非常大，《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红日》《红岩》《创业史》等等这是名著，这些名著的发行大部分都在数百万册。还有一些名气不如上面的大，比如《逐鹿中原》《苦菜花》，有些其他的书也都是几十万册。而现在，全国只说长篇小说就每年2000到3000种，加上网络上的长篇小说，这个没有具体的数字，据说3000多种以上。就是说，现在每年你能够看到的长篇小说有6000种左右。没有一个人，包括新闻出版总署方面、中国作协方面、出版集团方面、宣传部门方面，没有谁说得清楚这一年来到底出了几千本长篇小说，最多大概说得清楚，要说清楚非常困难，这还不包括其他的途径。真是海量啊。
刚才我谈的第一个话题是包容化，第二个话题是海量化，第三个话题说说便捷化。你想接受文化信息，接受文艺作品，没有比现在更便捷的了。现在先进的传播手段使我们享用种种文化产品、文艺产品，非常多。剧场没有，你可以在电视上看，电视上没有，可以在网上调出来，网上调出来对它的质量还不够满意，你可以去买盘。什么CD、VCD、DVD、MP3、MP4，现在到MP几了，有MP8吗？总之它非常方便，传播和市场在文艺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为什么起的作用大？因为很简单，它接受的人群广，点击率高，票房高。正因为在群众中的影响大，所以大家非常重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文化生活正在走向大众化和民主化，人人都可以参与。过去我们可能认为上艺术院校，首先他得有天才，考上艺术院校很不容易，然后还有多少年的苦读苦练，单独的辅导，尤其是学音乐，一对一进行辅导，才能培养出艺术人才来。现在不一定，这个情况非常复杂。
全世界影响最大的舞蹈家，过去我们知道是邓肯，现在是鸟叔，鸟叔长的那个模样也不敢恭维，而且世界各国还有一些政要也学着鸟叔的样子跳了两下舞，各种无厘头的，但是全能接受，影响非常大。“翠花上酸菜”我也很喜欢，这酸菜东北人家里都有，谁都知道怎么回事。《忐忑》就更好玩了，《忐忑》那个作者，他是洋人，他是受到中国戏曲音乐的启发。所以这里就揭示了一个问题：大众化、民主化、消费化。
北京市前半年做过一个什么活动，有一个口号就是扩大文化消费，过去谁敢这么公开、明目张胆提出来？文化怎么是消费呢？文化生活消费化，文化消费多了，出现了许多消费性的群众。其实文化消费一直是存在的，我早在文化部上班的时候，开始由旅游部门来组织京剧演出，就是让外国人看一个新鲜，看看中国的与众不同。中国的戏曲当然与歌剧不同，和美国的音乐剧不同。旅游文化，就有一种消费性，它显示的是世界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质地、不同的追求，而且是不同的价值观的文艺作品，它们可以在中国相遇。最突出的是电影，有多少美国大片在中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看看《少年派》《阿凡达》《007》……还有音乐剧，北京有个演出公司买下了在亚洲演出《妈妈咪呀！》的版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包括在上海的演出也取得很大的成功。还有在中国上演的《猫》等等。我们的文艺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容，这个容量越来越大，参与者越来越多，和日常生活越来越贴近，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出现了很多说法，从一开始，从改革开放初期，这方面的讨论、困惑、争论、批评、质疑，就非常地尖锐。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候文化部组织了一些年事渐高退出第一线，但是仍然学有专长、有很大影响的专家，成立了一个叫作艺术委员会的咨询机构。那时候艺术委员会一开会都是一些非常尖锐批评的声音，最集中的批评就是歌星：歌星挣钱太多，歌星挣钱太快，歌星的嗓子没有得到专业的训练，歌星的上半身、下半身扭动的幅度太大——有的歌星学了一些港台的语言和做派。比如在天津，从深圳过来的一个歌星，上台的时候穿着一件貂皮的皮草，在闪光灯照射之下上台了，讲上几句话之后，这个貂皮皮草往下一脱、一扔，身上较少了，其实绝没有不雅的表现，就是衣服不厚罢了，无非就是这个由大厚衣服到小薄衣服的戏剧性效果。但是天津人损，说你这身材这么好，户口转天津来吧。很多老同志谈起来都非常气愤：我们怎么堕落到这地步了？这算什么呀？那个时候演员唱歌给五千块钱就不得了了。争论当中就出现过一些非常极端的意见，例如有一家刊物说，现在的文艺比什么时候都坏，不但比1949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坏，而且比国民党统治的白区还坏，因为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中国文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革命化。这种极端的观点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后文艺比国民党时期还不成样子，甚至还坏。
但是现在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极端的批评声音，是阻挡不住大众化、民主化、海量化、包容化、多样化的文艺生活的，这个势头你挡不住。但是在“挡不住”当中，确实有一种令人忧心忡忡的东西，这个“忧心忡忡”并不是简单的扣帽子，说它不如哪个时期；而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今天我们应追求什么样的文艺生态，什么样的文艺生活，什么样的文艺成果。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考虑。
第一，我们的数量和质量是不是平衡？过去时代的好书印象非常清楚，现在几千种书出来以后，谁能说得上来你最近喜欢哪种书？那种争相传阅、爱不释手、感动至深、拍案叫绝的书，你能说得上来吗？相对说得上来的多半是什么微博、恶搞、手机段子，顶多加上电视小品。过去说起艺术家、剧作家，我们会想到曹禺的《北京人》，戏曲我们会想到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现在当然戏曲的专家也很多、也很好，但是在群众心目中，如果要想到目前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家是谁？当然是赵本山，谁都没有他那么大的影响。中国最优秀的男星是谁？赵本山、范伟、潘长江，大概是这么几个人。所以有时候会产生困惑，就是在海量的作品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追求其中能够出现大家、出现经典、出现巨著、出现纪念碑、出现高峰……我们当然不可能排除，也不需要排除快餐式的文化段子。快餐式的文化段子，它有它的方便之处，说不好听的，就是上厕所都能看了哈哈大笑。小段子不怕，但是仍旧应该期待大的东西、期待高深的东西。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大众化和高端化。需不需要大众化的东西？需要，大众化的东西，是以初中以下的文化水平为主要的对象。但是高端的呢，也不能没有。
就说戏曲，大牌名家可能在大城市演，你不可能全国所有的乡镇都去演，所以各地都需要有不同层次的艺术家。大家集中的是高端的艺术。今天我们面临一个什么危险呢？就是说高端的东西有可能被淹没在平庸的东西里面。平庸无罪，但是只剩下平庸的东西就很危险了，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一个有伟大文化的国家。如果说我们现在只剩下平庸的东西了，我们这儿只有二流，只有三流。
小品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代表戏曲和戏剧的水平不可能只有小品，对舞台的艺术，我们要求有更高的东西出现。比如说外事一个文艺晚会，你很难上咱们的小品，上一个手机段子，再上一段翠花酸菜，上一个《忐忑》，那岂不是把外国的元首吓坏了：中国闹什么事，老鼠成精了？当然这个话略有尖刻，不是我说的，是我引用的。我们有高端的东西，拿文学来说，我们就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连元朝那么短的一个朝代，他们的文学也有很大的发展，元曲影响太大了，还有明清小说。
将来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什么样的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能留下的只是一个电视小品、一个手机段子？这对历史不好交代。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有的理论，和实践往往有一些脱节。我们对现在的文化现象缺少一套能够分析得清清楚楚的理论。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不断受着从国外来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的挑战、冲击、感染。我最不赞成把文化和艺术看成互相对立、不相容的，我觉得好的东西都是你也能存在我也能存在。该向人家学习的，不妨学习。比如歌星演出，这个形式完全是我们从境外学到的，它确实冲掉了一些民族唱法、美声唱法，但这些从外国引进来的方式很受欢迎啊。音乐剧是美国人发明的，但是在英国也非常发达，它不拘泥于意大利歌剧的那种经典性、古典性，音乐剧比较个性化，更容易被接受。我知道我们国内有些致力于做音乐剧的，而且已经有新的剧目上演，但是你目前怎么演也演不过人家，你演不过人家这个《猫》，你演不过人家这个《妈妈咪呀！》，演不过人家的《悲惨世界》，你演不过！境外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面对这种影响，你赛不过它。电影尤其明显。有一阵我们中国的电影很受欢迎，在国际的电影圈子内得到了很高评价，不断获奖，但说中国已经是电影强国，那绝对谈不上。我现在忧虑的是什么呢？即使在好莱坞这样极其消费、极其美国化的地方，它生产的也并不仅仅是消费作品，总还有一些高端的、高雅的东西。过去就不说了，什么《居里夫人》《魂断蓝桥》就不说了，近十年二十年，就有不少好电影，虽然并不是特别烧钱的大片，比如《国王的演讲》，还有《金色池塘》，非常地雅，还比如关于苏格兰长跑运动员的《特别快车》。它总还有这么一部分有思想、有亲情、有励志、有头脑的作品。但是我们呢？许多优秀的导演开始走无头脑的道路，追求视觉刺激，甚至有的知名导演公开撰文说，思想就是电影的垃圾。那么电影都是没有思想的吗？
我们有些通俗的作品，我称之为空心化的作品，它没有达到我们文化水平的平均数，更不用说高于平均数了。你追求市场当然是对的，谁不追求市场？革命的东西也要追求市场，你没有市场说明你不能被接受，票房在这个意义上它如同选票。但是为什么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就不能够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受众已经都低级庸俗到凡好东西都一律排斥的地步了呢？我看并不是这样。帕瓦罗蒂在中国掀起热潮了，帕瓦罗蒂不是用歌星的那种方法，人家唱的是经典的歌剧，又高雅又有票房。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不能够拿出既有比较高的文化含量又能够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东西呢？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看，一种是，我们这些文艺家的水准不足以征服观众、征服读者。你的那个水准、那点货色拿出来，不能够受到大家的热爱，缺少吸引力、凝聚力、说服力，也不感人，你不能让人们得到真正的感动。还有一种可能，你有优秀的作品，也有优秀的人才，但是我们的观众读者有眼无珠，我们的市场有眼无珠，我们的媒体有眼无珠，我们的文艺单位视野不够宽阔。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我不清楚。但如果有，是不是需要造就一种大众的、方便的、普及的、便捷的、优秀的、高端的人才，这是一种平衡。
还有一种平衡，就是在社会急剧变化当中，如何面对某些艺术品类面临的窘境。这个很明显，戏曲尤其明显。到现在为止，方言在逐渐消退，比如上海这个地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会说上海话，你要都不说上海话，沪剧跟很多以上海话为基础的文艺东西就要受限。广东如果你不用粤语演唱粤剧，那你怎么可能还有今天的红线女呢？苏州如果你不用苏州话，那个评弹怎么能继续下去呢？以至于使有用的一部分文艺形式，面临抢救的任务。这样一种态势，我们国家对这个也有相当的认识。首先是昆曲，昆曲已经被联合国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连海外的一些同胞对此也十分热心。最近十来年，白先勇先生致力于打造《牡丹亭》的青春版，最近又有新的昆曲在全世界演出，这些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些难以消除某些民族文艺样式所面临的危险，因为没办法，现在年轻人喜欢听快的节奏，他要热闹劲，要大闹大哄的劲。我听我的孙子辈的青年说过，他们去听台湾的周杰伦唱歌、弹钢琴，他们兴奋极了，演出之前，谁都还没有看见周杰伦呢，全场上万人已经都站起来，每个人都拿着牌子，什么周杰伦我爱你！周杰伦别走！然后周杰伦说一句话，底下就喊，嗓子全喊哑了，除了周杰伦没哑，全场嗓子都哑了。它可能对维稳、对和谐也有好处，乱喊乱叫，跟着周杰伦一起乱喊乱叫，对社会没有任何危险，然后他回家已经累得不行了，还没到家两眼已经睁不开了。
所以我们现代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不可能是别的方针，如果我们不搞改革开放，我们不搞现代化，我们就死路一条，我们就一定是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但是现代化的过程中，怎么保护我们民族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怎么保护我们的东西不受破坏不受损失，如何保护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也非常严重。
前不久我在北京看了一场民族音乐演出，我非常理解民族音乐渴望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焕发新的光彩，所以它想了许多办法，包括带着悲情大声呼喊：“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观众，而且还有尊重！”其实尊重这个东西不是喊出来的，帕瓦罗蒂上台以前绝对不会讲一段“中国的听众们，我要唱歌，请注意对我的歌表示尊重”。唱戏的也不会这么说，希望我们的戏曲回到徽班进京那个时代，回到杨小楼那个时代，回到当年那种辉煌的盛举。
我们生活在一个传媒时代，有人说这是触屏时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手起着巨大作用”的时代。文化体制的改革正在把一大批的文学和艺术推向市场。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能够取得一种更好的质量的平衡，外来的艺术形式与民族的瑰宝的平衡，群众化大众化的文艺活动和精英的高端的文艺创作的平衡。我们除去销量、点击率、票房以外，还需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有威信的、有学术和艺术水准的、有专业水平的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文艺的评估的力量、评估的体系、评估的系统。我们社会应该有人懂得，什么是感人的艺术，什么是有道德有思想的艺术，什么是“润物细无声”的艺术，什么是有智慧的艺术、有良心的艺术、有头脑的艺术。我们社会不可能没有人知道。我们有那么多的艺术学院，有那么多文学的院校和科系，有那么多社科、人文科学类的研究机构，我们还有专业的文艺团体，还有文艺的群众组织，有经费基本有保障的文联和作协，还有文化行政部门，有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所以我们不可能没有专家、没有学者，没有人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什么样的作品是空心的，什么样的作品是糊弄人的，什么样的作品是克隆外国的，什么样的作品是一种拿不出来的阴暗丑陋的思想精神在流露。我们需要有人告诉大家，哪怕这个艺术家名气很大，但是他的作品是失败的，这个作品是文艺的垃圾。需要有人告诉。现在没有了，起码是少了。现在有些写评论的都是拿了红包的，连学术都跟红包有关系。
我到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市委书记请我吃饭，告诉我，我们现在搞文化建设，搞旅游，我们的方针就是“先造谣，后造庙”。什么叫“先造谣”？它有争论——说一个文化名人，他是出生在哪儿的，我们干脆先不追究，就出生在我这儿，就是在张家村李家店的，然后在张家村李家店批地，批出500亩地来，盖出一个纪念堂，盖一个庙。盖个庙有半亩地就够了，多余的其他土地就搞按摩、足疗，搞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就号召大家来。有些学者立马就指出，说某某文化名人历史上根本就不是在这块地方出生的，是邻省的某地出生的。怎么办？好办。你把学者全家请来，住上当地最好的宾馆，参观考察有关的资料，顿顿都有大闸蟹，临走还有厚度不等的红包，半个月就“拿下来”了。所以我们缺少真正有道德、有立场、有正气的专家，缺少对艺术负责、对学术负责、对文学负责、对专业负责，而不是对私利负责的专家。其实真正做文化市场的知道，光靠忽悠，光靠造谣、造庙，它是维持不长久的，很容易就暴露出来，很容易就完蛋了。你还得让人听到有学术的东西，有专业素养的东西，听到对历史负责的声音，对民族文化建设负责的声音，你不能只有信口开河，这些是不行的。
一个成功的媒体、一个成功的学者、一个成功的专家，他一定要在这个社会上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这个声音有足够的诚恳、严肃，与红包毫无关系，他面对的是学术，面对的是艺术，面对的是历史，他敢于发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声音。要这样才行。
有了这样一个评估的声音，也就会有另外一个分不开的东西，就是有公信力的、强有力的奖励系统。我们推动艺术世界，要敢于肯定我们应该肯定的东西，你别该肯定的时候你又不敢肯定，而这个奖励的系统它并不让市场牵着鼻子走。奥斯卡并不让市场牵着鼻子走，有些东西得了奥斯卡奖，大家才看起来的。奥斯卡不是一个最严肃的奖，诺贝尔文学奖它也不跟着销售走，而且它专门喜欢奖励一点冷门的东西，你死活想不到的东西，比如他奖励意大利的左翼剧作家达里奥·福，被奖励者本人都不相信。更早的时候，1986年他奖励法国的作家西蒙，西蒙他是很怪异的一种文体，接受的人很少。但是作为一种品牌，奖励也有着对艺术、对学术、对历史的一种责任感。
不管庸俗的东西、平庸的东西乃至于低俗的东西，它势力多么强大，无厘头的东西、空虚的东西、碎片化的东西、快餐式的东西力量多么强大，我们社会都要有一种引领的力量，要有一种学术的责任心，要有一种艺术的使命感，要坚持不懈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哪些作品虽然名气很大，实际上还有很远的距离；同时也要告诉大家，有哪些虽然没有受到人民群众的注意，没有市场的注意，但是它有很宝贵的东西，有值得珍惜的东西。而且要告诉大家，我们是有所期待的，我们是有所等待的，我们的中国梦也包括文化之梦。文化之梦是我们有上等的杰出的文学艺术家，我们有上等的顶端的感人至深的文艺作品。我们为这个，我们有耐心，我们要随时地注意，随时地寻找，要寻找瑰宝，要帮助瑰宝，要积累瑰宝。我想在这种困惑当中，起码我们还有这种愿望，我们还有这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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