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冯士筰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方奇志是中国海洋大学数学系教授，徐妍是海洋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蒙：福建有一个文学评论家叫林兴宅，以前他提出过一个观点，说“最好的诗是数学”。这个话一说，全国哗然。我当时并没有很多道理可说，但是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古今中外不止一个有名的文学方面的人才自嘲说：我为什么写小说写诗，因为我从小数学不及格。例如，汪曾祺先生有过这样的名言。但是我跟这种类型的写作人有相当大的区别，我从小就着迷于数学和语文，我为什么着迷这两样呢？因为我始终感到只有在数学和诗学里面，人的精神才能够进入一个比较纯粹的境界，才能把对世界的认知符号化、纯粹化，提升之、激扬之。比如，你就是用数学的一些概念，如数字、数量关系，或者形体、形状、相似、相等、不等、互证或者其他，用这些东西来认识数学，来认识世界。而且在你的这个很特殊的精神世界里头，你能感觉到这种智慧的光芒，你能感觉到人类的智慧中有多少奇妙的激情与创造发现！不管你有多少不顺心的事情，多少琐碎的事情，多少鸡毛蒜皮的事情，多少小鼻子小眼、抠抠搜搜的事情，可是你进入这个境界以后，那些猥琐的东西没有“入门证”，根本进不来，你只剩下了妙悟、飞升、热泪盈眶；同时你只剩下了智慧，只剩下了推理，只剩下了激情，同时还有想象，最纯粹的想象。
我想作诗的感觉和解一道数学题的感觉是非常相似的。这种感觉就是黑暗中的寻索与光明照耀的狂喜。我上初中的时候，就迷于这个。后来长大一点，就觉得各种数字和形状都是充满了感情的，譬如说，当我们说“一”的时候——中国人最喜欢这“一”：一以贯之，“吾道一以贯之”，见出这个人的坚决，多么鲜明，又多么忠诚；又如“天下定于一”，所以叫“定一”的人特别多，如陆定一、符定一等。有了“一”就有了一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后来就觉得许许多多的数学现象，其实都是人生现象，它反映的是人生最根本的道理。
譬如说，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我在北戴河看到一个捉弄人的、带赌博性质的游戏，就是他用四种不同颜色的球，比如说红、黄、蓝、白，每样5个，放在一块儿20个，然后让你从里面任意抓出10个来，如果每种颜色的组合是5500，就送你一个莱卡照相机；如果是5410，送你一条中华烟；然后，有两个组合是你反过来要给他钱的：一个是3322，一个是4321。3322加在一块儿是10，4321加在一块儿也是10。结果人到那儿一抓呢，经常是抓出来3322和4321。这个是非常容易计算的问题。很多老师，包括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梁昌洪校长，他是数学家，他把整个的算草都给了我，而且他特别重视这个。他在全校的同学里头组织了几百个学生在那儿抓，抓了一个小时，然后又在电脑里头算，结果都完全一样，就是3322和4321所占的比率最高，都能占到接近百分之三十，而5500呢，它只是十几万分之一。为这事我还出了硬伤，因为我有这悟性，没这知识，我说这5500的概率和民航飞机出事故的概率是一样多的。结果民航局的朋友向我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说民航局从来没出过这么多事故，他们不是十万分之一，可能是千万或者更多万分之一。所以这也让我长了很多的知识。
这几个数字，一个是3322，一个是4321，迷住了我，我觉着这就是命运。什么是命运？3322或者是4321就是命运。为什么5500的机会非常少，就是命运绝对拉开了的事并不常见，一面是绝对的富有，因为5是全部，某一种颜色的球全部拿出来才是5，另一个是0，这个机会非常少，十几万个人中就一个，它赶上了5500，我们也是爱莫能助，或者妒也白妒了。
所以说命运的特点在于：第一，它不是绝对地不公平；第二，它又绝对不是平均的。例如4321，哪一个和哪一个数都不一样，却又相互紧靠，它的概率非常之大，我觉得这个命运太伟大了，这就是上帝，这至少是上帝运算的一部分，或者让你3322，这非常接近，但是不完全一样，或者是让你4321，谁跟谁都差一点，但是也不可能完全一样。还有，如果你不是往外拿10个球，而是往外拿12个球，你想拿出3333绝对平均的概率也是非常之低。恰恰由于10不可能用4除尽，4种拿10个，才出现了这样美妙的结果。这就是概率和命运、上帝的关系。一次，我和一个美国人——美国的一个研究生谈起我的作品，我忽然用我的小学五年级的英语讲初中二年级的数学，我就给他讲maths，我说这就是God。他就说：“eh.I don"t like this.”他很不赞成，很不喜欢我这样的分析，把伟大的上帝说成是数学，但是我不是说伟大的上帝是数学，而是说数学的规律是“上帝”所掌握的，和世界的宇宙奥秘是一样。
徐妍：数学的趣味的确无限，原因就是它和人文是密切相关的，更重要的是，它的里面含有非常多的我们人类难以穷尽的哲学，当然是与生命哲学，东方哲学，以及灵感、想象力都有很多的关系。但是如果说我们能感受到的话，一定是有好奇心、想象力，同时也还有智慧的头脑，在这点上我想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这种境界的。
冯士筰：我既不是数学家，也不是文学家，正好是在这两个范围以外的这么一个人，我后来再一想，我来有一个好处，有什么好处呢？我给大家算一笔账，你就会发现，我来也有我的用途：第一，在座的文学家，当然了，以王蒙老师为首，是一个文学的组合，再加上数学组合，因为两家碰撞嘛。数学组合，方院长，再加上老师和同学们，加在一块儿这又是一个组合。你们两个加在一起就是这个会议的主题，我们假设你们加在一块儿是+1，放在数轴正的方向，算+1的话，刚才王蒙老师说的九九归一，1是很好的数字，我假设为+1，那么我参加有一个好处，我既不是数学家，也不是文学家，如果我是真的一点也不懂的话，你可以把我算作在这数轴上的一个负数，我们假设是-1。要是真这样的话倒挺好，我们把二者作和，即+1加-1等于0，0这个数字是非常精彩的，我猜啊，方老师可以给大家一个解释，0这个数字太美妙了，但在数学上，跟1比，甚至要超过这个数字。但从中国的人文理解，九九归一很好，但从数学上来讲，0是很奇妙的。因此，有我在确有一个好处，把我加在数轴上，就变成0了，太完美了这个数字！当然我也不是完全不懂，我也学过小学算术了，初中代数了，大学微积分了。文学的话，虽然没有系统学过，但至少是高中语文以下的水平，我看过一些书，因此，我不是完全听不懂，我就不是一个完全的-1。是一个负的零点几，这样一看，跟各位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不到1的小的正数，这就不圆满。另外呢，我不是一个绝对不懂的一个-1，加在一块儿更不能是0了，就更不圆满了。但是，我想不圆满，这正反映啊，我们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它没有圆满，从哲学上看这“不圆满”要比“圆满”更圆满！我这么一想啊，好吧，我就来参加吧。
方奇志：数学本质上和王先生刚才说的是一体的，因为从其源来讲，数学是研究世界的本原的，就是说它是形而上的东西。比如我们说五个手指头、五个苹果、五头猪，这都是应用、现实层面的，但是你把那些单位都去掉，就只有一个“5”，那就变成了数学。从很久以前开始，人类相信数字是上帝安排给这个世界的某种模式，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按某种数学模式运行的，这个模式可以用到很多的方面。从起源上讲，数学的所有研究包括欧洲的数学发展，都是率先属于教会的，它是宗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种哲学的换位来看数学。数学和文学，包括哲学，在对人生最本质的和对世界最本质的探索方面是相通的，只是角度不同，应该都是一种我们所说的形而上的东西。
一、数字与人文
徐妍：听三位老师讲了之后，我有一所得，也就是一个初步的认识，数学其实是哲学，而且如果套用海德格尔的“诗与哲学是近邻”的话，我现在认识到数学和人文是近邻。
王蒙先生说，从1到9，我们都会从1到9想到一些，但是王蒙先生提供的是这样一个内容，比如说天得一以清，天下定于一；一分为二，二心，二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足鼎立，三星高照，一分为三；四时生焉，四方、四顾茫然；五行，五色；六六大顺；七巧；八面玲珑；九九归一；等等。从1到9，0暂时悬隔到那里，因为0实在太妙了，我们把它放在后面。
王蒙：我忽悠一下，中国人喜欢“一”，因为这整个的世界是“一”，世界是统一的，郭沫若的诗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一的一切，一切的一”，现在我也没完全明白什么意思，但是中文的此种构词是太棒了。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万法归一，一生万物。天下定于“一”。中国文化最讨厌的是“二”，如二心，如果皇上说你有二心，你的脑袋就保不住了。毛泽东最喜欢的是二：这是毛泽东和柳亚子说的话，老蒋说天无二日，我偏偏再给他出一个太阳。毛泽东也喜欢“一”，也喜欢“二”，当革命没有胜利的时候，他喜欢“二”，革命胜利了，他喜欢“一”，但是他讨厌“三”，没有第三条路线，没有中间路线，第三条路线都是假的。改革开放以后，“三”的地位有点提高，哲学家庞朴就提出来一分为三，一分为三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譬如说，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一抓就死这是“一”，一放就乱这是“二”，但是我们追求的应该是“三”，就是抓而不死，放而不乱，就是在“一”和“二”的斗争中要产生出一点新的模式来，新的思维，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一分为三”这是庞朴教授提出来的，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响应。我个人很喜欢他这个话。你只要承认了“三”，就承认了不断出现新生事物，所以老子说，道生一，抽象的道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宇宙，一生二，这个宇宙就变成了矛盾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两个方面斗争的结果会出现新的东西，既不完全是“一”，也不完全是“二”，那么不断地出现新的东西就生了万物，所以我个人也有点喜欢这“三”。
但是在男女关系上我不喜欢“三”，我不希望第三者插足，我这一辈子也没有“三”的记录，我永远只“守一”。
徐妍：刚才王蒙先生讲，他提供1到9，他最喜欢哪个呢？他在书中已经说了，特别不喜欢小葱拌豆腐的那种一清二白的思维方式，我也猜想可能“三”是他比较青睐的数字之一，这是在哲学上，不是在生活上，而且在这里面我的感受是：虽然有着对于传统文化的追溯，但也有他个人的，或者一代人的那种伤痛的历史记忆。中国要是能够允许“三”的存在，那大概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冯士筰：王蒙老师刚才谈得非常清楚，从1到9，谈得确实不错，我想方老师应该更有她的体会，就这九个数字，咱不谈0，0是个比较奇妙的数字，这是个基本数字。刚才王蒙老师谈到了一、二、三之间的关系，不容易啊，“一分为三”，在今天我们能讨论它，这已经是不容易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本质性的进步，从社会上来看，也不是从文学上，也不是从哲学上来看。在我们国家，现在能讨论一分为三了，上帝呀！这真是保佑！
在我谈之前，我先斗胆“批驳”一下王先生。您和您夫人“守一”呀，OK！但是，“三”是重要的：小孩儿！没有小孩儿，就不是一个家，就不是一个三维结构，就不是一个完满的家庭。事实上，就王蒙老师的恋爱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最稳定的因素，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就是后代。我们老说n维空间，其实我们是生存在一个三维空间（n=3）中，三维空间是除了时间以外最稳定的空间。抱歉，这是补充，不能叫反驳。
一分为三看来可能是非常重要，至少非常有趣，大概“三”的位置是最稳定、最和谐的，也普遍存在，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过去看小说也好，看电影也好，都是红脸就红脸，白脸就白脸，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我说话可能是有点僭越了，反对写中间人物，其实说白了，冒昧地说一句在座的各位，可能咱们大多数都是中间人物，大家都知道写武侠小说最著名的作家金庸，我对金庸最佩服的一点，他书里面的主角几乎都是中间人物，这点是完全超出武侠小说的主旨和传统上的特色的。其实“三”是最稳定的。还有一个特色，这个“三”，往往是一个最难处理的事情，社会之所以这么复杂，就是因为“三”。我们在不断地处理这个“三”，处理得好，我们就皆大欢喜，处理坏了，就得好好处理处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三”是最普遍存在的，毛病是最多的，我们要不断处理它，这才是真正的现实社会，而不是非黑即白，灰色地带其实是挺多的。所以，一分为三是非常值得研讨的事情。
我不是哲学家，我也不懂，但是我体会这个“三”确实重要。其实这个概念王蒙老师已经提到了，咱们自古就有“一分为三”这个概念，三足鼎立，如果咱把“三足鼎立”分析分析也很有意思。他们造出这个三足鼎立的“鼎”来，你还要维持这个鼎不倒，老保持这个稳定三足。再有就是平衡，平衡可以是稳定的，可以是不稳定的，这两种情况都有，这是两个极端，永远的绝对平衡在社会上是不存在的，在自然界也不存在，它早晚要变。绝对不稳定也不会，你可以想办法调整它使它平衡。最好的平衡，就是随遇平衡，就是这球它总是平衡的，这就是那个“三”。所以，我理解这“三”，从数学科学到自然科学，到咱这社会，能够来讨论这一分为三，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现在最推崇的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它有三个基本规律，一个是对立统一，一个是量变质变，一个是否定之否定，也是一分为三。但是，数学家可能更希望把基本规律归为更简单的，我不反对，在数学上，我们假设越少越好，才能有一个统一的、更扎实的理论基础。我们搞海洋的，我是搞物理海洋的，搞海洋就要搞海水运动，我们也是要尽量把假设减少到越少越好，不要这么一假设那么一假设，随心所欲。你要提出最基本的假设一个、两个、三个来导出你的动力学模型。这方面方老师就更有体会了，咱们中学学的那个几何上的勾股定理，那是非常精彩的。我举个例子，就像这个勾股定理，勾三股四弦五，我们老祖宗早就发现这个事儿，这是中国人发明的，没错，这一点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系统地发展起这个几何学来，而让希腊人发展了，从现代科学来看是很值得深思的。方老师知道，他们也有这个定理叫毕达哥拉斯定理，他们这定理是推论出来的，证明出来的。他们首先提出几个最基本的公式，就是几何公理，然后系统地推出和证明了一系列定理，建立了“欧几里得几何大厦”。前者是“1”，后者就是“2”；什么是“3”？1和2都不是绝对唯一的真理；因为有意思的是，把这些公设改一个之后，就可以变成“非欧几何”，这或许就是“3”，伟大的广义相对论就基于非欧几何。我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分为三这个“三”，的确是值得研究的。我说真的，王蒙老师，要有兴趣研究这个哲学观点，这有利于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我最赞成的是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为核心。谢谢！
徐妍：刚才，王蒙先生和冯老师都对“三”情有独钟，我认为，数学、数字和文化都有着深厚的各种各样形式的联系。接着我们还是请方教授以数学家的目光，或者是个人的记忆来挑选她比较喜欢的数字。
方奇志：下面我就聊一下数的发源。人类从什么时候、怎样开始识数的？现在的探险家到原始部落去，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原始部落里面用到的最大的数就是“3”。为什么呢？在数的产生过程中，先是有了“1”，大家认为这是我，然后慢慢地出现了“2”，因为我对面有一个人，在出现了“1”“2”以后，数字停顿了很长时间，之后又出现了“3”。“3”的发现，相当于人们发现在我、你之外，还有一个客观的第三者站在那儿。我们会看到许多与“3”有关的现象：原始部落里人们会把三个东西堆在一堆去数它们，而不会堆成四个一堆；希腊大写数字的写法，一个大I、两个大I、三个大I，而4写出来的时候就变成V左边加个I（相当于五减一），6就是V右边加个I（相当于五加一），7就是V右边加个II（相当于五加二），8就是V右边加个III（相当于五加三）……因而3是一个特别基本的数字。
刚才冯院士谈到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是数学里最早、也是在西方哲学和西方美学里最重要的、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重要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宗旨就是万物皆数，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本质，上帝创造了数字，世界就是按照数字的各种运算、各种模式规律构成的，然后剩下的都需要人来做、来解释。人的工作就是发现自然的奥秘。因而这个学派主要研究的就是数。勾股定理在西方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是因为毕达哥拉斯首先给出了这个定理的严格证明。毕达哥拉斯为了庆祝这个定理的证明杀了一百头牛，所以这个定理还有一个特别通俗的名字叫“百牛定理”，就为了庆祝。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数字有他们自己的认识，他们认为：“1”是原则、是世界万物之母，这和我们道家的讲法是一样的；“2”是对立和否定，和毛主席所讲的也基本一致；“3”则是万物的最终形式、代表完美的形式，我们数学中有种讲法，“3”就是一个系统。我用家里日常的一种规律性来讲数字“3”：一个孩子是要管的；两个孩子你要“拉”，因为他们会经常打架；如果这家有三个孩子，父母是很好当的，只需“宏观调控”就行了。因为三个孩子，往往是两个一伙、一个落单，这个落单的孩子就会想办法妥协，去沟通，三个人就会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维持着一种平衡，家长只需要看着他们玩就行。从这个层面上讲，“3”真的是个很完美的数字。在西方哲学里面，数学的起源是与宗教在一起的。西方宗教认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世界也是三位一体的，地面、海洋和天空三位一体的。人呢，也是肉体、心灵和精神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是西方哲学非常重要的模式，从这个角度看，“3”这个数字是很重要的，“3”即可成为一个系统，或者说一个系统一旦达到“3”就有了稳定。
多说一句，就是刚才冯院士所说的，为什么我们的勾股定理比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提出早好几百年，但大多数人仍然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定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证明，毕达哥拉斯证明了。从本质上讲，西方的数学更多地强调认识数的本质，要通过认识数来探究世界运行的模式。在这种探究中，通过毕达哥拉斯定理发现了无理数，导致了数学史上的第一次危机。而中国的数学是从丈量田亩开始的，勾股定理是从实用出发，强调有用。所以我们并没有从勾股定理中发现无理数，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度量用不到无理数。西方的数学更讲究逻辑的严密和本原性的发展，因而发展得更为持久。这有点像哲学，如果哲学都以实用为主的话，那么就无法存在和发展了。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数学在西方的发展要比在中国好。
徐妍：刚才方院长是从另一角度，不光是从数学的王国，而且她是从西方对数字，以数字“3”为例提供给我们另一种，我个人的理解也许有误读的地方，就是另一种“3”的存在样式，或许“3”本身作为一个数字，作为数学王国中的一分子，它可能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不同的文化链条下，会有一个不同的存在样式。但是，在西方呢，我想它稳靠、谐和，因此它能发展壮大，这个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因方院长的阐释，知道“3”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度，它有不同的样式，这是我的一个理解了，非常感谢方院长。
二、数学与命运
王蒙：我这个摸球的例子，大家都可以去试试，你用四种扑克牌，或者用四种麻将牌你都可以摸摸，你会发现摸出来不是3322就是4321，这个机会多，这是一个形而上的东西，中国人也有这种头脑。比如说中国有一个词，说他赶上点儿了，这个“点儿”。点，当然是一个几何学名词，有人倒霉，大家也说他赶上点儿了；有人突然发起来了，发达起来了，噌噌直上，芝麻开花节节高，你摁都摁不住了，你嫉妒也没用，你告状也没用，他赶上点儿了。包括薄熙来在受审时，他最后说了句，也就是他最后的申诉吧，他是这么说的：我知道我在劫难逃。“在劫难逃”有数学的意味，因为这“劫”呀，在梵语中说的是一段时间，指某个时间段，而对于时间的认知很难离开数字或者线段。尤其还有一个更严重的话叫“气数”，就是这个朝代气数已尽，所以这是“数”啊，气数，气呀很抽象，你摸不清楚，“气”你可以说是他的运气，一个人，或者是执政集团，或者是这个朝代，或者是这个皇帝的这个主观的自信，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气场等有这个因素。但还有一条就是“数”，就是这个数字经过若干发展运动以后就变成了这个“气数已尽”。这国民党啊，我这一辈子感受最深的就是国民党那时候气数已尽，你没法办，你救不了它。当然那个时候我是非常反对它的，从个人来看，现在看国民党那些人也不都是最坏的。比如说胡适现在行市也很好，现在已经是被很多人所尊敬。但是根本就帮不了它，怎么弄怎么倒霉，你们看三大战役，那个淮海战役的时候，国民党是坐着装甲车、汽车来运输，人民解放军靠的就是腿，每次到一个地方都是前十五分钟、前二十分钟，或者前半天，共产党已经占领了，国民党拼了半天命，它就是差这么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气数已尽。说明这里面是有一个数字的法则的，这个数字又和时间的运行，是联系到一块儿的。
古代有算命的，算命进行的是什么呢？基本上是类似数学活动，所以叫“算”命。生辰八字这一系列的演算，抽签也是一个数学活动，这也是概率，就是你抽着上上签的可能性有多大，你抽着下下签的可能性有多大。甚至于这个“相面”，相面这里面是不是也有着几何性的观察，那儿跟那儿的距离怎么样，那儿跟那儿的对比怎么样，这人中长的人活的寿命就大，他要分长短，要分大小，其实这都是数学的概念，所以这个人认识世界，数学是他认识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方式。
爱情里面也充满了数学的那种表达，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一个很长的数字，偕老，起码是几十年的一个数字。“不需要天长地久，只需要曾经拥有”，这是另一种爱情观，这种爱情观要求的是瞬间，是刹那间，甚至于就是偶然，是不稳定。
所以，我就觉得数学是一个基本的认识世界的方式，顺便我也呼应一下，比如说咱们也研究这个商高定理，但是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完备的数学。我觉得原因有两点：一点，咱们喜欢这个整体性的思维，我既是为了实用丈量土地，又是为了趣味，通过商高定理，我觉得很有趣味，3、4、5这几个数字，太迷人了，他没把它抽象化，分割得很清楚，说我这要研究的就是这个数量关系。再一点，咱们不重视这个计算，丈量计算我们不够重视，从古代就不够重视。毛主席讲实践论，这是他的哲学名著之一，他说感性认识多了，就变成了理性认识，但是这个话不完全，因为你感性认识再多，你本身不可能变成理性认识。毛主席本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最初在延安提世界上的知识，一个是阶级斗争知识，一个是生产斗争知识，但是在1958年、1959年，尤其是在大跃进失败以后，毛主席提出来的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研究，为什么毛泽东加上了“科学实验”，我认为从背景上来说是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从学理上来说，毛泽东体会到感性认识是不可能由于数量的积累就变成理性认识，而是通过科学实验。那么，如果我斗胆来讨论这个问题，科学实验是重要的，还有一条同样重要的就是逻辑推理与数学运算，感性认识是通过科学实验，因为科学实验也已经非常靠近了逻辑推理与这个数学计算，这个加上以后，毛主席的实践论、认识论就比较完整了。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探讨中国人这个大脑需要更多地强调逻辑与数学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在科学上、在数学上，会有非常好的前途。
徐妍：刚才这个话题，就是“数学与命运”的话题，也是概率和组合这样一个非常复杂与玄妙的话题。然后，经王蒙先生的解释和他的体验，我的体会也可以说是从三生发过来的。比如说，命运是非常混沌的、未知的、无限的，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说得明白，说清楚的就不是命运。但是，数学呢，我们固然说也是说不清楚的世界，但是精确，和明确这种混沌的世界，为什么用精确的世界来解释一个混沌的世界？这个是我特别好奇的，而且我们中国人呢，缺乏一种精确的思维，像王蒙先生所讲的，我们缺乏一种科学的、谨严的、数学的思维方式。但是，这两个方式我们如何对接，我想这也可能是它奇妙的地方，也是它哲学的地方。
冯士筰：刚才王蒙老师已经谈得非常精彩了，很多话非常中肯。既然谈到概率了，这里面有一套数学理论，待会儿请方老师来解决。我看到过有关概率的一首诗，王蒙老师也可能看过，方老师也可能看到过。现在有一个数学家叫安鸿志，他用概率统计研究《红楼梦》，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这部《红楼梦》是骂雍正的。我很感兴趣，王蒙老师可能更感兴趣，很有意思，对错咱不说。他本身是数学家，尤其是红学家，他的院士同学写了首诗，这个同学诗写得不错。我试着背背看看，他说的实际上是“规律”，他说：“随机非随意，概率破玄机。”就是你研究概率论，就把问题给解决了：为什么随机非随意。第三句呢，就是这个“无序隐有序”，你看它乱七八糟，其实也有序。最后一句“统计来解谜”，也就是说统计学就把谜给解开了。这首诗不愧是数学家写的，写得非常好，没有一句废话。我想举个例子，实际上在20世纪，现代物理学两大支柱，一个大家知道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另外一个是量子力学。量子论本身用的数学工具就是概率统计，所以说，在这个概率统计，也就是王蒙老师刚才提出的概率，这个问题里面它有非常大的使用价值，而且是20世纪的上述两大支柱之一。不过话讲回来了，爱因斯坦是反对量子力学的，据说他说过这么句话：“我就不信上帝会掷骰子！”我们不去管他的观点，现在认为两者都对，爱因斯坦也对，量子力学也对。这句话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上帝会不会掷骰子？掷骰子，这说明什么呢？人生的际遇就是掷骰子，你别看它很乱，我看是冥冥之中有一个规律在里面起作用。当然了，这里面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时代的不同，历史发展的不同，农业、工业何止是水平的不同，还有这个人际关系的不同，诸如此类等等，还有也许出了个天才，又出来一个魔王，这都可能进行一些干扰，但总体来看，我觉得真有一番规律，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从马克思社会学来看；幸好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从政治观点来看。实际从根本上说我们尚不清楚，因为我们人类有史以来过得太短了，中国算早的吧，也不过就是三千来年文明史，两三千年，太短了。从整个地球上的社会，不要说宇宙发展了，我们还摸不清楚这个规律。看来，命运是掷骰子。实际上呢，这里面有一个，西方人叫上帝，我们东方人叫老天爷，造物主可能给分配好了，按老子的讲法就是“道”。我说句可能完全错误的话，我看宗教和哲学是一个东西，两种表现，你把这个拟人化了，就变成宗教了；可能你要是把它看作老子说的“道”呀什么的，这就是哲学。对不起啊，我既非宗教学家，又非哲学家，我这可能完全是胡说八道，冒犯了！谢谢。
徐妍：刚才我想起两个词，我不知道是不是俗话的理解，特别有穿越的能力，上天入地这是一种穿越，然后，超越时空，超越国别，但是无论如何穿越，他的理解是极其有逻辑性的。尤其有一个“一”的存在，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人文修养无限好的科学家。
方奇志：数学里“概率论”是研究什么的呢？就是研究随机性的，明知道它不可知，仍然要努力地了解它。就像王先生所说，概率再大，就算你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可能到时候啥结果也没有，俗话说就是赶不上点儿；而即便概率再小，就是十的负一百次方，事情到时候也说不定就发生了，你就赶上这个点儿了。所以，概率只是描述一种不确定性概念，而不能确定事件的结果。但是，随着不确定事件的慢慢积累、不断地重复，我们就会发现某种规律性渐渐展现出来。这些规律性，在座学过“概率论”的同学都知道可以用一个叫“大数定律”的数学定理来描述。
大数学家雅各布·贝努利从1685年起发表关于赌博游戏中输赢次数问题的论文，后来写成巨著《猜度术》，这本书在他死后8年，即1713年才得以出版。大数定理就是以他的工作为基础的定理，所描述的规律是：当一个随机的事情被无限次地做下去的时候，那么其结果的规律就有了。像扔硬币，扔一次、两次、三次，结果都正面朝上，我们是无法确定其规律性的；但是当我们不断地、无限次地扔下去，就会发现出现正面朝上的次数大概占二分之一，不会差很多，这就是规律性。贝努利在《猜度术》的结束语中说：“如果我们能把一切事物永恒地观察下去，那么我们终将发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受到因果规律的支配，而我们注定会在种种极其纷杂的事物当中认识到某种必然。”这正对应着王先生所谈的概率和命运之间的关系。
有一本描述随机性的非常有意思的书，叫《醉汉的脚步》。作者用一些例子告诉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大致就如同刚在酒吧待了一夜的醉汉那蹒跚的脚步一般难以预测，同时也提示我们如何在一个更深层次和更正确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算命本质上就是依赖概率，但是算命的人很聪明，他们会巧妙利用概率。像王先生说的那个摸扑克牌游戏，我们可以想象把命运的各种可能性结果组合在一起，就是扑克牌抽出的所有可能的情况。算命的人会特别清楚出现各种情况的概率大小，例如出现1234的可能性就特别大，出现2233的概率也很大，但出现5500的概率就特别小。因此，算命的人绝对不会说概率特别小，也就是特极端的那种情况，而总会挑着出现的概率特别大的情况来讲。用这个摸扑克牌的例子，如果我是算命的人，我就会对每个人说“你摸到2233或1234”。大家都觉得算命算得很准呀，所以，算命的其实是懂概率的！
徐妍：命运，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是信过的，但是一到不好的事情，我体现了传统中国人的思维，不好的时候我就不信了。我对命运是半信半疑的，东方对偶然、对必然、对恒和变可能有我们的幸福哲学，我们不信天不信地，其实我们信的是命运，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哲学，所以当悲剧来临的时候，或者说人生平淡的时候，我们都会活得很满足，那么当有所灾变的时候，包括像死亡、疾病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应对，也许是天意如此，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更温顺的一个原因吧。它可能这两方面同时存在。这是我的一个体会。
三、零和无穷大，和终极关怀的关系
王蒙：刚才听数学教授方老师说《醉汉的脚步》，这题目简直太好了，太迷人了。这是一个数学的命题，但这也是一个文学的命题，这可以是一个长诗的题目，也可以是一个小说的题目。
“0”，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数字，我觉得这个“0”从哲学上说，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无，因为0是zero，0也就是nothing，所以，“0”就是无，无就是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以无是本原。无当然是本原，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生于无，在我们被我们的母亲怀胎之前，我们就是无。中国人在这个“无”字上是很下功夫的，所以老子说无为、无欲，认为一个人能做到“无”的境界，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以至于无为，就是要做到“无”的境界。但是，无为无不为，为什么呢？因为有生于无，无又不是都有，所以，中国古人又说，这最早出处我记不清了。
中国人说的更伟大，说的什么呢？无非有，无是没有，无非无，无也不是永远无，无因为能够变成有，无非非无，但是你无也不是把无给否定了，无本身他是不否定无的，无不否定无，但是无又可以变成有。为什么能够变成有呢？有了无穷大的帮忙，无和无穷大结合起来，就有可能产生出有来，就从“0”变成了“1”了，有了“1”就有了一切。电脑的数字呢它就有了0、1，它没有其他数字，就是0和1已经代表了全部数字。那么发展到最后它可以变成无穷大，当然关于无穷大，它是一个延伸的，一个正在进行的概念，还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概念，在数学界也有极大的争论。无穷大是什么呢？0和无穷大放到一块儿就是道。
刚才冯院士也讲到这个是把上帝人格化，把上帝人格化非常麻烦，因为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就描写欧洲的神学家曾经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进不进卫生间？人格化了就有这个问题。而伊斯兰教并不人格化，因为它认为这是一个观念。我在新疆的时候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农民的小女孩，我就说这个真主，用手指着天，她告诉我，老王，真主并不在天上，真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道也有这样的特点，它是一个概念，同时它高于一切。道是没有形象的，它既是规律，本体，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就像皮口袋的风箱一样，现在新疆也有皮口袋这个东西，动之不穷，取之不竭，就是你这么拉来拉去，你永远没个完，这是特别具有无穷大的特色。所以，数学里面，一个是0，一个是1，一个是无穷大，这都是哲学，这都是人生的符号，这甚至是神学的符号。
神学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相信教会，因为真正的对于神学的经典的定义，就是对终极关怀，终极眷顾，就是不可能用现世、用经验说明的一切，我们从无怎么变成了有。你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无穷大就真的可以解释一个，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方老师指导，就是说它已经超出了经验，我甚至认为这是人类语言的产物。因为我们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没有无穷大，有0，这个经验是有的，有限是有的，不管多么大，但是呢，根据人们构造反义词的功能，除了有限以外，我们感悟到除了有限以外还有无限。所以我觉得这几个词特别好，可以和最后那个终极关怀的问题，今天没有时间专门谈了，可以联系起来，而恰恰是0和无穷大之间，有和无之间形成了各种的悖论。数学悖论呢，实际上说到底它也是一个0和无穷大之间的悖论，因为，既然是0，你永远是0，可是无穷大了以后它又不完全是0。
数学的悖论里最基本的问题是说你如果承认有，那有没有0，有没有0啊？那0也是一种有的方式，如果0变成了有的方式，就太受鼓舞了，我一想到这个，我晚年对于岁数越活越大，到了最后乘鹤西去，上西天我都不害怕了，因为0也是一种存在的方式，0也是一个数字，0也是有。当一个人去世以后，我们说某某人千古，什么意思呢？他变成0了。所以进入了千古即永恒即无穷（大）了。0既是无，又同时是有，而且是通向无穷，通向永恒，通向终极的。把无与有连通起来，这是什么呢？这是数学、神学、文学、哲学、诗学，也是艺术，是人类生命的最大痛苦也是最大满足！生命是什么？与0相比，它是无穷。与无穷相比，它是0。生命的特色，用佛教的语言来说，色（有、N）即是空（无、0），空（无、0）即是色（有、N），0怎么变成N的，累积上即乘上∞，N怎么变成0的，分散为、耗散为即除以∞。
本来的无，没有无穷大就没有“有”，本来的“有”，没有与无的比照就没有永恒与无穷，而没有无穷大就没有无。无穷大与零，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终极观，无穷大与零，这就是激情，这就是膜拜，这就是终极，这就是折磨、纠结，一切悖论的母亲与爆炸，这就是上帝啊。
传染病的0报告同样是疫情报告啊！0疫情也是疫情啊。那么我说无，那么无本身会不会也无一家伙呢？无无了，那不就变成有了吗？这不就是人生最大的悖论吗？我如果说相信有，那么无不也是应该相信的有吗？无是可能无的，有也是可能无的。有当然是可能有的，但是，无的同时又变成可能有的了。这一下子整个的世界都活了。这就是上帝，我说的这个上帝是完全不进卫生间的终极。当有了终极以后，无、有、生、死、存在、规律、本体、抽象都激活了，真是让人感到无限的幸福。
徐妍：王蒙先生刚才的那种阐释，对无穷大、0还有悖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精彩的。为什么呢？我的感觉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它一定有很多，和每天的阳光一样伴随着的孤独呀，恐惧呀，它也会和很多悲剧性的问题连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我们有这种理解，这种旷达的理解，那我们可能都会得到拯救，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天都会有明天，衰老、死亡都会有美好的明天。因此，我们说，我们懂得了零，懂得了无穷大，懂得了它们之间悖论的关系，我们也懂得了中国人的幸福哲学和我们的生命理解。
冯士筰：王蒙老师谈得非常精彩，非常高级，也非常抽象，我几乎是无话可谈了。我既然坐在这儿，不谈我感觉过不了关，那我就跟大家说得更通俗一点，就说这个“0”或者这个“无”。0这个概念留给方老师讲。在0和无之间，0既是无又是有，“0”者，既无又有也。但是，这无是很重要的，刚才王蒙老师已经阐释了很多哲学原理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阐明0和无穷大，大家知道现在这些武侠小说里面，我最推崇的是金庸的。改革开放以后，我才慢慢看到像金庸写的武侠小说。这里面我想说一点，结合这个“无”，凡是看过的就会发现这个人很有本领，那个很有本事，有少林派，有武当派，本领都很大。比如说那个降龙十八掌，那个独孤九剑，那都是很厉害的一些招式，最高的招式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招式。谁？张三丰。这就对了。这就是王蒙老师讲的这个“无”，这个“0”。有招式你可以得五分，你可以得十分，他可以得九十，他可以得一百。要是没有招式呢，恐怕就是超一百了，就是“无穷大”！所以，最大的本领就是无招无式，“此时无招胜有招”。我想，这就是“无”（招式）或“0”（招式）才是具有“无穷大”（本领）！二者对立统一了！
无穷大，这个无穷大也很玄。这个无穷大与0一样，是既“有”又“无”。因为无穷大你不知道它有多大，要多大有多大，看来有点“虚无”，“海外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这就是无穷大的“无”吧，那么“有”呢？为此我们先回到“0”的有无讨论，再谈无穷，因为后者涉及一个“动态过程”。正如王蒙先生所言，0或无是既“无”且“有”，有无兼得，这是哲学所云。我们举一个数学上的简单例子作为佐证或注解。任何一个有限数加上0或减去0还是该数本身，也就是说此时0不起任何作用，表明0的“无”。但当你用0去乘该数时，结果却变成了0了，表明了“0”的“有”（作用）。特别任何一个有限数的0次方都是1，此时0的“有”作用有多大呀，“九九归一”了。现在老人们碰到一块儿常说，健康才是1，其他都是0，没了健康其他都谈不上了！这表明了0既“有”且“无”的属性呵！如果没有这个1，其后的0都是“无”；只有有了1，其后添一个0就是10，再添加一个0，就是100，再加一个0就是1000了，如此无限地添加0岂非就是无穷大了，这不仅表明了此时0的“有”，同时不就也表明了无穷大的“有”吗？
更有趣的是，1的存在是必须的！为了让我们更直观、更生动地体会到无穷大的存在，多说两句。若把上述例子看作年龄，人一生几十年，最长百十来年吧，千年的高寿已是《庄子》中彭祖的年纪了，后者比前者就可以看作实际上的无穷大了，我们搞物理的常把它称为“物理上的无穷大”；“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这个与彭祖比又是实际上的无穷大了。反过来，无论人的一生，“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还是彭祖的高寿，与这株上古大椿树比也不就是实际上的无穷小吗？两千多年前啊，庄子真是伟大的智者，他早已引入了无穷的概念：“至大无外，谓之‘大一’（无穷大）；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穷小）。”
他又以直观之比较，生动地引入了实际上对无穷的感受：“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意思是，从整个宇宙的尺度观察“天与地都是低的，山峰和湖泽都是平的”，因为天空、地势、高山和湖泽的尺度与前者比较都是实际上的无穷小，当然就难以分辨其高低了。无穷小这个概念的引入是自然的，也是非常有用的，0不能做分母；可是无穷小行，因为无穷小和无穷大可以互为倒数，这当然是马马虎虎地讲。其实，正如王蒙先生说的，无穷首先是一个过程的经历，我们中学数学课上老师就讲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又是庄子的至理名言，思想太超前了，它描述了一个无限逼近的过程，这根棍子无穷次地被截取（无穷大）而越变越小（无穷小）的过程，太生动了，两千多年前呀，真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正如王蒙老师所言，有3个关键符号或元素，即0、1（代表有限数）和一个无穷过程；那么，为什么无穷大是“终极关怀”呢？
我们先建立一个简单的数轴上的“人生成长轨迹模型”，可谓之“直线模型”。原点（0点）代表出生，向右循着正轴在成长，直到正无穷，这意味着一个人长生不老了，这不符合实际，这个“模型”必须抛弃。其实，为了建立一个依据王蒙老师所信仰的“人生成长轨迹模型”，只需扬弃上述由负无穷到正无穷这个无穷长的“直线模型”，而建立一个在无穷远处正、负无穷相互逼近为一个无穷远点即可了，两极相合，“物极必反”，这个“人生成长轨迹模型”，可称之为“圆周模型”或“王蒙模型”。我们可以把上述无限长的数轴想象为一个半径为无穷大的圆周，故可称为“圆周模型”；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圆周模型”可以注释王蒙老师的哲学理念和主要观点，特别包括我们这一部分讨论的无穷大和终极关怀，故可称之为“王蒙模型”。
请看，首先能够扬弃不合理的“直线模型”，而相对合理地建立“圆周模型”的关键在于无穷远点的理念和对无穷大的处理，这不就生动表明了无穷大的“终极关怀”吗？！其次，一旦过渡到建立了“圆周模型”，无穷大已完成了它的“终极关怀”的使命，将不再显现于“人生成长轨迹的圆周”上，羽化成仙了。其实，在这个模型中，原点（0点）的位置并不重要，每个人有自己的出生原点（0点），其后循着逆时针在圆周上成长；显然，原先的负轴也多余了，可视为无穷点又与零点重合了，正如王蒙先生所言无穷就是零，“量变质变”，一个无穷长的“直线模型”羽化成了一个有限长的“圆周模型”。此时，注意：
（1）该模型合理地反映了人生是有限的，因为圆周的长度是有限的，乃直径与π的积；
（2）人生一世，绕圆一周，到驾鹤西归时，又回到了出生的原点（0点），“尘归尘，土归土”，生死相依，有无同在。
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或归零，是“否定的否定”；因为不论你这一生是“可怜无定河边骨”，抑或有幸“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都会留下你人生的痕迹和对周围、社会甚至历史的点滴影响。请闭上眼想一想，将来弥留之际，你能不感到这是人生不幸中之大幸吗？！可是若没有无穷大的“羽化”，哪来的这种“终极关怀”呀！
由温奉桥教授、王婷婷根据录音整理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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