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0日在中国海洋大学的演讲

    昨天，我们和青年作家文珍、甫跃辉一起畅谈了80后作家的写作和文学选择，今天和大家一起聊聊天，谈谈“青年与文学”。

    首先，我想说的是青年需要文学。从全国来看，现在文学氛围并不好，文学书籍的销售量不如过去，一些文学期刊的变化就更大。像在20世纪80年代，有些大型文学期刊的销售量能达到150多万册，而现在能达到10万册就算是非常好的。国内外都有人说文学正在消亡，甚至预言小说要灭亡，原因之一是当下视听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的发展似乎对文学造成了威胁。文学是语言——符号的艺术，是抽象的艺术，它并不直观。比如读者在想象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时，需要沉浸在文本中反复体会，认真阅读，钻研书页上的词字比喻还有语言背后的语言。而看《红楼梦》电视剧，看到一个漂亮、忧郁、瘦弱的女孩和一个长得无懈可击的公子在一起谈恋爱就会感到很直观，他们搂在一块儿就更直观，他们生气、哭泣就更更直观，要死要活啦这都特别直观。视听技术冲击了文字符号化的魅力，这个问题由来已久。1980年，我去美国时购买了一本“会唱歌”的儿童文学书。十几年前，我也收到过“会唱歌”的生日卡，刚一翻开，就会唱起“Happy birthday to you”。其实这里面都装了纽扣电池，是很简单的技术附加物。人们不满足于只有平板的语言文字，于是后来又发展出“读图时代”。（顺便说一下，图画书、小人书也非常吸引人。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严格规定不准看小人书。小人书容易让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影响学习，而且看小人书的同学功课都比较差。）近几年来，美国又出现一种“能吃”的儿童文学书。书的最后两页会写“你愿意吃我吗，我很香啊，我很甜啊”等等这样的话。小孩子看到这里就把那一页撕下来，放到嘴里“嘎嘣”“嘎嘣”咽下去了。再比如网络对文学的影响，这里不再细谈。

    文字、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想象力和信息量是巨大的，“100个读者就有100个哈姆雷特”，100个读者也会有100个林黛玉。新版《红楼梦》费了老大的劲，反映却不很好。在我看来，真正喜爱文学的人没有一个会对影视作品满意。文学作品输送给你的那种丰富、深刻、耐咀嚼，那种回味和想象，是视听、多媒体、网络无法带给你的。在座的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四人帮”刚被打倒时，电视上正在播美国人拍的《安娜·卡列尼娜》。当时的苏联人对此很不满意，因为在他们心中，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圣洁的、超凡脱俗的形象。美国人打死也出不来那个气质。教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都有一个共识，即语言是思维最主要的依托与载体。没有发达的语言系统就没有发达的思维系统。一个词儿，假如你都没有听说，不了解它的含义，那能生发出多少思想？因此，爱读书的人的智力程度、通过阅读所得到的启发和仅仅从视听对象——更不要说是从陷于感官刺激的视听对象——中所得到的精神启迪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还要说，青春需要爱情，爱情需要文学。我常常在想，究竟是先有爱情，还是先有爱情文学？我很小的时候，就从书中读到了一些爱情。虽然不完全懂爱情是怎么回事，但却从中汲取到一种启发、呼唤和对爱情的美化。及至后来见到心仪的女孩子，立刻就和书里的故事联系起来。比如普希金的《冬天的夜晚》，虽然这首诗是写给他的奶妈，但对我来说起的却是爱情诗的作用。“同干一杯吧，我不幸的青春时代的好友”，我陶醉其中，心想这多像是在和自己的女朋友说话。“让我们用酒来浇愁。酒杯在哪儿，像这样，欢乐涌向心头。”我觉得这写得太好了。《红楼梦》也是青春小说，在那么肮脏的环境里，寄生的环境里，垂死的环境里，青春是唯一的健康与美好的元素，在死气沉沉与虚伪透顶的封建文化的毒害中，青春仍然有自己的生命力，青年人在一起仍然是那么快乐、美满。我常说《红楼梦》里有诗歌节，海棠开花是诗歌节，吃螃蟹是诗歌节。尤其写得最好的，是下着大雪，烤着鹿肉，吃着中国BBQ在那里搞诗歌竞赛。他们争抢着对答，常常是她这句还没有说完，他那句已经出来了。尤其是史湘云和薛宝琴这小姐俩在那儿抢的呀！我自命幼时能背唐诗三百首，十岁开始写旧诗，可是试了一下，却一句也接不上来。既有烤的鲜鹿肉，又有青年人集体创作的鲜活的诗，这真是青年联欢的诗歌节啊。

    我看《红楼梦》还有一个稀奇古怪的体会，我觉得和贾宝玉最相像的一个人物是薛蟠。虽然薛蟠打死了人，但自古以来对这个人物的评价并不像贾蓉、贾珍、贾琏那么龌龊、下流。薛蟠和贾宝玉俩公子哥，脾气都很豪爽、任性，也都不故意害人。柳湘莲把薛蟠打了一顿，薛蟠却说你愿意和我玩就玩，不愿意和我玩你也不要打我。宝玉与薛蟠两人最主要的区别是贾宝玉有文学修养，他会作诗，他把对女孩子的感情都变成了诗。薛蟠的文学修养太差，他会什么呢，他会恶搞。中国的恶搞是从薛蟠开始的。比如薛蟠和贾宝玉、蒋玉菡、冯紫英等公子哥儿一起吃酒，席上行酒令。说到女儿愁，薛蟠蹦出一句“绣房撺出个大马猴”。当然后面还有更粗俗不雅的话，这里不再展开。不同的文学修养造就不同的人格、趣味和层次。当爱情没有了文学的美化和引导，爱情就会变得堕落，变得动物化、商业化。有点文学修养总会好得多，尤其在座的女生，如果你们的boyfriend连李白和《红楼梦》都没有看过，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因为他脑子里不是钱就是升官，要不然就是彻底的薛蟠那种。

    再比如《阿Q正传》，在我看来，阿Q最痛苦的不是革命没有成功，假如阿Q革命成功了那也麻烦，最后他肯定会被双规，甚至被判刑、枪决。阿Q最痛苦的是爱情没有成功，因为吴妈对他来说是很合适的。他突然一天晚上给吴妈跪下了，说“我要和你困觉”。性骚扰！假如阿Q读过一点徐志摩的诗，他应该对吴妈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吴妈的文学水准稍微差一点，但是她会唱流行歌曲，至少会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没准儿他们俩这事就成了。所以呢，文学可以改变命运，文学可以带来爱情，文学可以带来幸福。

    爱情需要文学，青年呢？青年往往喜欢批判，青年很敏锐，敏锐得容易发火。发火、骂脏话、摔杯子、打人，这并不可取。假若阅读文学，哪怕文学作品中的情景与你的遭遇并不完全契合，你仍然可以吟诵“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来表达内心的苦闷和情感。青年人追求精神的胜利和提升，这恰恰也是文学的长处和特权。文学解决不了蜗居的问题，解决不了治病的钱，但文学至少给你一些美好的语言、深刻的语言、智慧的语言。叫作“君子相赠以言，小人相赠以财”。“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其实生活欺骗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普希金却告诉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在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你需要镇静，要坚信愉快的前景即将来临。青年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梦和理想。青春梦应该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很多精神上的追求，实践难以企及，语言却可以抵达。美好的语言会提高人的精神层次，带来丰富的智慧和教训。应该说，一个钻研文学、喜欢文学、与文学为伴侣的人，他的精神质量和内心世界都会从文学中得到莫大的益处。再从技术和实际的层面来讲，喜欢文学的人，语言能力也比较强。假如你想申请一份补助，想向朋友写个借条，要向上级交一份检讨，更不要说给自己的异性朋友写一封信了，没有良好的语言能力，是不容易过关的。因此，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你都需要文学。

    其次，我想说，文学需要青年。我们的文学有一种青年的精神——敏锐，理想，有所批判，有丰富的感情、激情或者叫多情，有对生活的热爱、珍惜，有好奇心，有艺术的感觉，有对生活细节的极大的兴趣。这些是青年的特点，也是文学的特点。所以文学中写到青年的时候，特别让人感动。十几岁的时候我读屠格涅夫的《初恋》，实际《初恋》这个故事在中国人看来有点别扭，因为初恋的对象是父亲的情人，这爷儿俩纠缠在一起似乎有点尴尬。但是小说结尾有一段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青春，青春，你什么都是不在乎，连忧愁也给你安慰，连悲哀也给你帮助。”为什么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连忧愁都给你安慰？因为忧愁是对心灵空白和感情空白的一种填补、一种充实。“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假如连愁都没有发过，那多么可怜。“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从不知道愁到知道愁，既多了一份生命体验，也多了一份成长。为什么连悲哀也会对你有帮助？对青年人来说，忧愁和悲哀也是精神的资源和财富。即便一事无成，至少还可以写诗。但假如连忧愁和悲哀都没有，恐怕连诗也写不成了。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古典文学很少用“青春”这个词。为这事，我专门查了《辞源》。“青春”有两个讲解，一个是指春天。“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很浪漫，也有点80后的意思。中国古典诗词更喜欢用“少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这是李白回忆他比较牛的一段，受唐玄宗赏识时写下的诗。究竟是不是金鞭，让人有些怀疑，但表达一种美好的设想和想象，一种得意之情，则是文学的特长。古典文学里，我更喜欢的一个词是“华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哎呀，这词儿怎么出来的啊？“华年”！有一年和台湾地区的朋友在一起聊天，台湾的朋友很逗，在研究中国统一以后怎么办。他们建议国歌一定要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因为台湾所谓的那个“国歌”太难听了，还建议大陆同意将梅花定为国花。然后他们提了一个意见，大陆可以在台湾推行简化汉字，但是“華”字一定不能简化。因为“華”是汉字中最美丽的一个字。这个字是真好看，怎么写都好看，就是笨人、傻人都写得好看。由于喜欢“华年”，我也很喜欢“年华”。一说到这两个字，真叫人又珍惜，又留恋。

    哪怕你已经70岁、80岁，但每每沉浸在文学，每当提笔写作，依旧对这个世界有好奇、有感叹、有趣味、有思恋、有依依不舍。中国的文化相对提倡的是少年老成，老成持重，喜怒不形于色。林语堂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中国文化是很敬老的文化，希望一个人成熟、稳重，不浮躁、不着急。我看《新闻联播》，常看到奥巴马从飞机上小跑着下舷梯，我想中国的领导人绝对不会这样。就拿今天我演讲来说，假如我小跑着上台，那也会影响我的公信力。梁启超很早就提倡“少年中国”，他认为中国不能老是那么老成持重，那么慢慢悠悠，那么“一慢二看三通过”。至少在文学中要蓬勃出一种青春的力量，要迸发出活力和生命力。即使青春逝去，年华游走，文学依然能唤醒你当年豪迈的志气。所以我说，文学需要青年。其实没有必要刻意地说这个作家是哪一代的，在我们心中，李白、杜甫从来都不是多么老的作家。文学能把世世代代人的心声连在一起，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你就能永葆艺术的青春。文学描写死亡、年老，但写作者仍然有一颗青年的心。

    我们还会在阅读中发现，文学对青春有多么钟爱。所以，青春的短促、青春的逝去、青春的怀恋，都是文学中最感人的元素之一。

    再次，我想说，青年和文学这两个概念、这两个内容都不是无懈可击的，都是有要商量、要改善的空间的。青春非常美好，但即便是再美好的东西也要允许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来考虑。米兰·昆德拉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评青春，他也是一爱抬杠的主儿。他认为青春很不好，很不可爱，因为青春容易片面，容易煽情，容易做出不理智的事情，常常做出错误的选择，青春太不成熟。昨天甫跃辉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想起了这样一个故事：法国一个话剧院曾经以重金邀请米兰·昆德拉改编《白痴》。当时米兰·昆德拉很需要钱，就答应下来。但读完《白痴》，他决定把钱退回去了。因为他认为《白痴》太激烈，太黑白分明，太躁，他认为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掌握了权力，那他将会是法西斯主义者。这是米兰·昆德拉对青春的一种说法和见解。年轻人容易否定一切，容易动不动就和别人发生尖锐的矛盾和摩擦。曾经有位日本学者送给我他的书，书的封面写着“青春和终结”。青春有时候很夸张，文学有时候也很夸张，青春有时候很愤怒，文学也喜欢愤怒。愤怒出诗人，龙应台女士写《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的体会是，中国人中爱生气的品种已经在几千年中被淘汰了。老成持重没有问题，但仅仅有一面会单一。美国的女作家赛珍珠，她从很小的时候就跟随传教士父亲来到中国，在镇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的长篇小说《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此书主要写中国农民多么可爱、幸福，但共产党却在民众中挑拨离间，最后大地上一片混乱、血流成河。新中国的领导人看后非常愤怒，《人民日报》也曾对此进行猛烈的批判。据说尼克松访华的随行人员名单中本来有赛珍珠，但却被中方否定了。赛珍珠的晚年凄凉，没有多少人还在关注她。但她经常给美国政要写信，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灾难和不幸，不仅没有灭亡，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果美国不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那将是极大的错误。

    文学有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作用。文学是虚拟的，它的伟大也在虚拟。因为虚拟，文学更加自由，更加有表现力；因为虚拟，使得精神空间不断扩大再扩大，开阔再开阔，但是，毕竟它是虚拟的。我常常想起《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诸葛亮和马谡私交很好，马谡被斩之后诸葛亮很伤心。诸葛亮身边的将士走过来说，丞相不必伤心，马谡这是咎由自取。这时候诸葛亮却说他并不是为马谡忧伤，他想起了先帝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说过，马谡此人“言过其实，终无大用”。这出戏我看过不止一次，给我印象很深。而且我老听错，听成“年过七十，终无大用”，这跟我现在的情况一样。所以我们要警惕，不能就满足于我是青年、我是文学青年、我爱文学，而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我们应该更理性、更明辨是非、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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