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有机会再来到非常美丽和富庶的宁波市，来到这个非常重要的宁波大学，和大家有所交流，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事。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文化生活的繁荣与歧义。我说一下，我说话的特点就是不按稿讲，我追求说话的即时感、即兴感，谈心的感觉。如果按稿讲，我就不如写书去了，然后发给大家，又或者，现在可以发CD、VCD，什么都可以。难得有一个机会和各位促膝谈心。
当前文化生活的繁荣现象
繁荣，我想这个好说。可以说，在我一生的经验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有这么大量的，可供选择的文化服务、文化产品、文化手段，有这么大量的文化生活的参与者。我们国家是很重文的一个国家。从古代开始就一直这样，可是在1949年至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17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共出版过200种长篇小说，平均每年11.7种，我没有仔细算清楚，或者11.8种书，不到12种。到12种的话，就不是200种，而是204种了。现在呢，我们每年出版的新的长篇小说是800到1000种，在网络上发表的长篇小说可能也是这个数量，甚至还不止。我敢打赌，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人能清楚地告诉我，2010年全国到底出现了多少种新的长篇小说，其他的就更不要说。电视，从没有到有，有的地方只有一个频道，到现在安上机顶盒有一百多个频道；尤其是网络的发展，使大家有了更多途径去获取文化信息，甚至参与到里面。这些都不需要我说。如果说我们的文化事业空前繁荣，这并没有任何的水分。但是呢，与此同时，又有许许多多对当年的文化生活、文艺作品的批评和不满意。多了是多了，多了不见得是好了，这就奇怪了。比如说，我刚才说一年才出几十本的时代，那些小说都很有名。我们回忆一下1949年到196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有所谓“三红两创”，《红日》《红岩》《红旗谱》，两创是《创业史》《李闯王》，就是《李自成》，还有其他什么《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等，你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的作品，被大家所知道。现在，出了一本书，大家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少啊，出一本书，印50万册，这已经是少的，动不动就上百万册。现在出一本书，3万册，还算好的，有的只有2000册。每年，我们国家出的书有30万种，新的书目20万种左右，重印的10万种左右，其中这些书里面，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说法，从印出来到最后，没有卖出去一本，彻底没有人买的，每年约占百分之十。电视也一样，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全市只有一个电视频道的情况下，我都看过什么电视，我太清楚了。那时候我在乌鲁木齐，新疆刚有电视台，在村里头看过电影《春苗》七遍，看过《红雨》六遍，《决裂》也是八遍。我都非常清楚。那个时候，每个电视的广播员，我都能叫得上名字来。现在，一晚上拿出个控制板，换过来换过去，结果一个晚上临睡前根本就想不起自己看过什么电视，这种事情也非常多。文化项目多，可选择性强，未必绝对是好事。大量的、网络的阅读养成的，当然有好的一面，这个就不用说了，它非常好，否则我们的好多务工人员哪有那么多机会获取那么多信息，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但是现在有了。不好的方面，它形成了类似遥控器的习惯，就是浏览，很少能静下心来慢慢读书和思考了。本来我们经历的生活是瞬息万变的，缺少稳定性，发展得太快了。再加上网络所造成的阅读和思考的习惯，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东西一多，一普遍了，我们怎么样去考虑我们这个精神产品，我们这些文化形成的积累的水准？我们到了书店，一看展览的几万种十几万种书，而在这几万种十几万种书中，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大多数是不怎么高雅的，是面向市场，是缺少足够高端的文化含量的，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印象，现在的书量很大，但水平很低。
但你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思考方法，一个时期的水平只能由这个时期最高的东西来代表。我们谈唐诗，认为唐朝是一个诗歌非常发达的时代。我们肯定会首先考虑到李白杜甫，肯定会考虑到王维李商隐，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人。而我们不可能把唐朝下九流三等以下的诗放进去。如果你把唐朝所有人的诗都放进去，对唐朝的诗你的印象就会改变了。所以，就碰到一个问题，究竟我们现在的文化事业是很好还是很差？《中流》杂志曾经发表过非常激烈的言论，说现在的文艺不但是1949年以来最差的，也不如国民政府控制的旧社会，不但不如国民政府控制的旧社会，也比不上敌伪时期——有些非常极端的否定。这些争论又争论在什么地方？我给大家做一个大概的介绍，也是浏览性质的。
文化生活究竟是市场驱动、利益驱动，还是艺术驱动、理念驱动？
第一，我们的文化生活究竟是市场驱动、利益驱动还是艺术驱动、理念驱动？我们现在衡量我们的文化生活是根据市场需求，根据数量的多少。比如电影要看票房，是不是叫座，又比如电视剧，要看收视率，出书要考虑发行量，网络上的作品要考虑点击率。可是，这些东西和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又不是完全一样，这个非常不好办。我们不能排除市场对文化的促进。为什么有些行业发展得非常快，而且待遇很高，歌星影星，某些绘画，市场起的是好的作用。但是市场的东西，你又不能说是万能的，比如说，有些东西很有价值，但市场上并不看好，这个在历史上也是有证明的。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说看不懂，后来才渐渐地取得相当价值。很多法国大画家，在他们活着的时候都非常艰苦。像荷兰凡·高，生前生活艰苦，后来他的价值才表现出来。而在我们国家，很多艺术家是且战且退，最后他不可能挡住，也不需要挡住市场对艺术的驱动。我们找一些老的材料，早在1983年《北京晚报》11月3日第一版上方，以显著地位刊登：中国戏剧家协会座谈：不演坏戏，不把戏剧艺术商品化。一直到1990年，文化部党员登记时，还对文化产品是不是商品问题进行了激烈争执。因为有人写文章谈过文化产品也是商品，结果受到了批评。1980年4月23日，来自十三个省区与部队的131名歌手发出倡议书，提出不健康的流行歌曲正在传播，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用革命的、前进的、健康的歌曲淘汰靡靡之音，让社会主义的歌声响彻大地，踏着威武雄壮的步伐昂首阔步前进。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邓丽君，20世纪70年代末，“四人帮”倒台后，我不知道是从谁开始，一下子就进入了大陆。我最早听到邓丽君的歌是通过那种老式的收音机，像砖头一样大小，然后用盒带，哑哑地响一会儿，才出现邓丽君。那时候是批评邓丽君的，不但批评邓丽君，还批评李谷一。可这些东西，现在早已不是一个问题。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它的音乐频道，由赵忠祥同志主持，播放纪念邓丽君的一系列节目。1983年上海《解放日报》与《支部生活》等单位举办庆祝五一演出。这里面既有流行歌曲，也有所谓的主流的传统的诗歌朗诵。结果遇到流行歌曲大受欢迎，遇到正面的朗诵与群众歌曲被嘘，其中有著名的演员祝希娟，她被轰下台，都哭了，说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美术上这样的事情也很多，1989年的人体绘画和所谓的另一次现代艺术展，都引起过很激烈的争论。
如何看待大众文化、时尚文化、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经典文化、主流文化？
第二个问题，我们来讨论所谓的大众文化、时尚文化、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经典文化、主流文化，我们到底怎么看，应该有个怎么样的说法，还是说不需要任何说法才是最好的说法，我也糊涂。原来邓丽君的歌是不合法的，现在邓丽君的歌非常合法，而且还很受欢迎。这也没有什么说法，后来我一想，没有说法也行，何必什么事都要有个说法呢，是不是？你渴了需要喝水，还需要说法吗？好像也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疑问。现在的文化有这么多类，还比较奇怪。实际上呢，如果要讲市场经济，要讲利益驱动，那美国比你中国市场化多了，美国出书，美国书商对这个书行业利润的追求是非常大的。美国、英国的那个恐怖小说，美国出的科幻小说，美国出的大片，不管是《泰坦尼克》，还是《阿凡达》，英国出的那个《哈利·波特》，那个利润是相当大。但是，他们在出这些东西的时候，里面有他们认为他们那些个比较高端的东西，并不特别追求销量。而中国，许多作家常常感觉自己被冷落、被边缘化，所以，他经常要提出一些很悲壮的口号。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要在中国开展抵抗文学，提出要守护大地，要守护家园，但你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抵抗要在被侵略的时候，否则你怎么能叫抵抗文学呢？我们回忆一下，这几十年来，在文艺上各种各样的批评、不满，或者是困惑，非常之多。1987年第一次中国艺术节，开幕式上，有通俗唱法的《十送红军》，结果主席台上有位老同志，也是一位不乏名气的老同志提出抗议，他就喊了一声：“怎么能这么唱呢？”现在这种喊也没有了，因为大家渐渐明白了，怎么唱，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说，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很多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但同时我们也产生了一丝困惑，感到了一丝欠缺，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精神价值命个名，需要定个义。如果你不定义，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不行的东西最后也行，行的东西不行了，就是不能很好地判断这个东西。还有这样一个说法，我觉得也值得我们思考。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文化、娱乐里面有许多毫无价值的东西，美国有些宾馆里有这个电视台，那里面有很多不值得看的电影。但同时，美国确实有些大片，在商业上很成功的大片，它里面仍然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对那样的精神的追求，比如《泰坦尼克》，不能说它没有价值，里面有爱情，有那个很平民的意识。我看《泰坦尼克》，最感动的是，那个船已经遇了险，船上的乐队，所有的人都在奏乐，庄严地送船沉没，送所有乘客赴死，所有人都穿上最好的服装，打上领结。每个人都很自觉，没有做动员，但是至少我是乐队，我要表现船的尊严，要表现人的尊严，要表现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乐队，即使船上的水已经漫上来了，都淹到脖子了，我该奏什么乐还接着奏。《阿凡达》里就不要说了。而在我们中国的大片呢，有些就变成了很空心的东西，因为它没有精神的内涵，什么《三枪拍案惊奇》《大笑江湖》，文学里面也有什么《上海宝贝》，后面还有什么《北京宝贝》《西安宝贝》，还好，我还没有看到过《宁波宝贝》。
如何看待文化生活中的急功近利？
第三个问题，我们谈一下，就是现在有些急功近利的对文化的一些说法，非常流行，它已经压倒了人们对文化应有的理解和尊重。现在对于文化的有些说法，它都是功利的、浅薄的、泡沫化的，比如说第一个说法，文化符号，说文化就是几个符号，而且这个东西搞得很热烈，有些城市的领导或者传媒在选我们这个地方文化符号是什么，对不起，宁波的情况我不知道，若有雷同，纯属巧合，宁波的符号是什么，应该是包玉刚？应该是臭冬瓜？还是应该是宁波大学？它变成一个符号，放上这几个符号，就算是文化，这太廉价了！我在网上也看到，在一些书上也看到了，比如说，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搞这个千军万马的秀啊，这个展览，这个展示，其中有一个敲陶罐子的活动，很有气势，敲那个叫缶还是什么的，因为那是一个人造的文化，中国早已经没有敲那个陶罐子的乐器了。
有些是假的文化符号，而有些真的文化符号早就没有了，我们现在就在造假。一种就是资源，说资源是什么呢，一种旅游资源、一种推销资源，这个全世界都有。1996年第三次去德国，我去了一个原东德所属的魏玛，歌德曾长久在那里居住过。我们到一个餐馆，上面写着，这是歌德曾经常常来吃饭的地方。到了以后，服务生向我们推荐一种鱼，说歌德当年最爱吃的鱼，我说我在中午刚吃过鱼不想吃，他说那你就吃这个鹿肉吧，鹿肉也是歌德很喜欢吃的。因为它有这个资源。但这种资源在中国就变得很可笑。大家都在争夺这个资源。一个文化名人，原先的行政区划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的地名也跟现在不一样。各个地方早就开始争了，有些地方争得很厉害，有些地方能共存还不错。比如曹操的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个杜康酒，河南也出了，因为东汉首都是在河南洛阳，那么西汉的首都是在西安，所以西安也有杜康酒。这个还好说。其他的，对于文化名人，这个说他出生在我这个县，那个说出生在他的县，他们原来可能就是一个县，一个省，以至于有的地方领导说，我们现在发展旅游，就是“先造谣，后造庙”，我们先声明这个名人是我们这儿的。这个就非常好笑。
李白这个出生地就非常好笑，说李白出生在四川，还请来邓小平同志题“李白故里”，但是湖北坚持李白出生在湖北，而且为了证明出生在湖北，他们还搞了一个国际统一战线。因为郭沫若曾考证说李白出生在贝加尔湖附近的碎叶城，好像现在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地方。结果，湖北的那个县就请了吉尔吉斯斯坦的专家来举行纪念李白的活动。于是，这个时候韩国的朋友也插上一腿，说李白是韩国人。我觉得非常可爱，觉得韩国人多么重视中国文化。还有说孔子是韩国人的。所以说，它就把文化资源化。说文化是品牌、是名片，还有文化产品是卖点的说法，等于说文化是幌子。当然有一个口号那就更久，1980年，我在文化部的时候就经常看到这个口号，我是感到非常困惑，不能说不对，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所有的文化活动起推动经济的作用。比如说我的家乡在河北沧州，沧州那边有一个县叫吴桥，吴桥的杂技全国有名，吴桥人喜欢练气功，喜欢功夫。通过吴桥的杂技就可以招揽很多游客，乃至很多商人，这个就能推动经济，很不错。山东的潍坊，打这个风筝牌，潍坊有国际风筝节，这个也有好处，越搞越大。像这些个资源说、符号说、名片说、搭台说，它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回避了文化核心本质。
文化应该是什么，文化应该是人的一种精神能力，是一种精神财富的积累。文化的首要属性是文化存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使人类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类生活更富有凝聚力，使人类过越来越好的生活。如果你离开了文化的这一本质，你谈资源也好，谈符号也好，谈名片也好，谈卖点也好，你是把它当商品来看待的。它可以是商品，但又绝对不仅仅是商品。现在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呢，人人都在谈文化，但我们回避了、忽视了文化的精神性。还有各种泛漫的文化说法，什么茶文化、酒文化、牙文化、巫祝文化、民俗文化、节庆文化、婚丧嫁娶文化——反正没有一个东西不是文化。这也对，但这也是落入了具体的文化样式，而找不着文化的核心，找不着文化的灵魂。这个呢，造成相当大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的文化设备、文化硬件、文化种类在不断发展，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多多少少感觉到我们精神上的困惑、精神上的空虚、精神上的无奈，就是你并不能用一种很好的、很有价值的、很有精神的说法来解释、来衡量你所面临的这些变化。还有些也是非常重要的提法，比如说软实力，软实力很好啊，我们要发展软实力，连我们的党中央文件中也说要发展软实力。软实力中我们需要产业、市场、精品，仍需要另一面提法的补充与平衡：需要经典、高端、深刻性、文化内涵、思想性、时代精神与历史价值、历史地位。
能代表我们今天的文化成果的是什么？
这样的话，我们就面对一个很大的困惑，究竟能代表我们今天文化成果的是什么？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从贫穷落后，甚至封闭，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有的说是崛起，但我们国内一般不说崛起，就说是发展，外国人喜欢说崛起，raise，是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靠什么代表我们的精神面貌、精神高度、精神成果？有些人有些着急。据说啊，有些还是做文艺工作的领导人，就议论说，当年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国每个时期都有代表那个时期的文化成果，那今天的代表是什么？有一位同志开玩笑说，今天最有代表性的恐怕就是手机短信和电视小品了。我一点儿也不反对电视小品。其实我对赵本山的评价很高，赵本山有些对社会讽刺的作品，他的那个《卖拐》啊，具有相当大的讽刺性。我看赵本山的《卖拐》的时候，里头就有一句潜台词：你们笑什么，你们笑你们自己。不要以为只有范伟演的那个角色才有受骗傻气的一面，你们都有傻气的一面。
手机有些段子，写得真是让你忍俊不禁。但我们不能仅仅有这些啊，我们几千年的国家，我们有那么长的历史，我们有过先秦诸子，我们有过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有过曹雪芹。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今天确实还缺少应有的能够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的东西。但是我又不主张过分地攻击和贬低我们今天的文化事业。有一种说法，我在其他学校里头，有过这样的提问，说五四时期的那些作家都是忧国忧民的，他们的作品里面关怀的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而现在，从作家的作品中看不到这样一种关怀，是不是说现在的作家堕落了？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但我还是说一下。当一个国家面临土崩瓦解，风雨飘摇的时候，作家忽然变成了社会的中心。就像毛主席说鲁迅，说鲁迅是最勇敢、最坚决的人，他不但是一篇文章、小说、散文诗的写作者，而且还成为我们精神的导师。巴金也很喜欢做一个比喻，一群人夜晚在森林里迷了路，面临生命危险，一个人就把自己的心挖出来，变成了火炬，带领着大家走出了森林。这当然是非常令人肃然起敬的比喻。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另一面，我们现在的社会和当时的社会很不一样，我们现在有大量的文化生活，我们现在提的口号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人民群众有发展的需要、教育的需要，还有其他很多需要，如消费需要。而且现在很多消费品是以精神消费来被群众所购买、所使用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的人民，尽管有困惑、有牢骚、有批评，但是我们从全国来说，并不是处于一个无限悲情的状态，我们不是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说一个文化人，他把自己定位为我就是你们的精神领袖，我就是你们的精神导师，我就是那个把自己的心挖出来当火炬的人，这种定位在今天未必能够取得社会和大众的认同。
我们缺少革命后文化的成果和经验
我再说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我们历史上有许许多多革命前的文化成果和经验，但是我们缺少的是革命后的这种文化成果和经验。但一个社会在大的变革当中的时候，会有很多精彩的文艺作品。比如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她非常有名气，她反对种族歧视，她坐过白人的监狱，我第一次见到她还是1986年，那个时候我在纽约出席一个国际笔会，我有幸聆听了纳丁·戈迪默的演讲，她的讲演非常有自信，高屋建瓴，每一句话就像散文诗一样，你抄下来，不但没有错误的字句，也没有错误的标点符号。可后来呢，南非的白人种族政权被推翻了，曼德拉担任正在消除种族主义的南非领袖。南非现在也是金砖五国之一。但是在三年以前呢，纳丁·戈迪默被抢匪进入她的家，抢走了她所有东西，而且抢匪让她把手指上的戒指拿下来，她拒绝拿下戒指，就被抢匪打伤了。她面临新的情况的时候，她的声音就不如她在反种族歧视过程中的那么高亢、那么嘹亮。这里面有些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来积累，积累新的经验。我顺便说一下，5月7日，大家都在纪念泰戈尔的诞辰，我觉得泰戈尔非常难得，我曾经讲过，世界上有悲情的和雄辩的文学，鲁迅是这样，甚至连雨果也这样。但是世界上毕竟还有温暖的、亲和的文学，泰戈尔就是这样的。
当前文化环境下，我们真正缺少的是什么？
第六个问题，我们讨论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缺少的是什么？我们现代人有更多的选择，你打开电视机，有10套、50套，甚至200多套节目供你挑选；你到书店里去，十万种、几十万种书摆在那儿供你挑选；你打开你的电脑，上到网络上，有无数的信息等着你选择。但是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相对比较权威的评估呢？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强有力的评估体系或评估系统呢？我刚才讲到了，在美国，如果你找穷极无聊的作品，多了，但是呢，美国仍然有它自己的权威。比如说《纽约时报》，它的剧评、影评都非常厉害。1982年，我曾经在康涅狄格州访问过亚瑟·米勒，他写过非常著名的《推销员之死》。当时别人告诉我，他有个新戏要上演，然后我就向亚瑟·米勒祝贺。但是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到现在为止，这个《纽约时报》剧评还没有表态，我担心我的戏上演很可能达不到预期。后来果然是这样，据说，还被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作品。堂堂的亚瑟·米勒，他写过很多戏，他得过普利策奖，他和玛丽莲·梦露结过婚，你看，我说了半天《推销员之死》你们没有反应，一说玛丽莲·梦露你们都知道了，这也是玛丽莲·梦露的软实力，比《推销员之死》的软实力强多了。他在乎——非常在乎权威评论的反应。
美国有普利策奖，这个奖曾经由美国总统颁发。日本也是一个非常讲市场的国家，但是日本有芥川龙之介奖，大江健三郎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日本要给他补一个芥川龙之介奖，但大江健很牛，拒绝接受，说我得这个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在日本，大江健三郎被认为是左翼作家，他在得奖的同时就有人在他家门口贴上两字：国贼。法国有龚古尔文学奖。他们就是有一种“既和市场保持相当远的距离，但又不敌视这个市场”的评估体系，或者是奖项。我们现在的困难在哪儿呢？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没有好作品，有好作品也发现不了，我可以不客气地说：那么多作品，你怎么看啊？累死你！谁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有很多好作品被发现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很多作家死了之后他的作品价值才被人所真正了解。昨天，我跟咱们党委宣传部长王老师聊天，他跟我讲，有一个人研究文学作品只研究前三十年的作品，因为一个作品不经过三十年是看不出它的好坏的。一时被捧得很高，一时销量很大，三十年后，早就被人所淘汰了的东西不是好作品。这话说得非常好，我非常赞成，但是我后来又一想，这东西操作起来也非常困难。我们只研究三十年前，而不研究现在的，很困难。
我们要加长印书的期限，所有的书都在三十年后再发表。如果你短命呢，那就是当前的所有是空白，一切都要等三十年后再说。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没有人做沙里淘金的工作，甚至也没有人做这个检查我们“精神产品里面的三聚氰胺”的工作。有些报纸对我进行了采访，我也说了，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剩下俗。微博也很可爱，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书没有了，只剩下微博了，以后我们上课也改成了微博体，每节课15秒钟，这是不可思议的，没法想象的。所以，如何在当前这个我称之为文化泛漫、文化大量、广大公众参与的环境中，仍然有这种沙里淘金的工作，仍然有这种权威的机构对它进行评估，对它进行选择，同样也能够对那些假冒伪劣的精神产品汰劣择优，我们现在碰到非常复杂的状况，而且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关于传统文化与五四运动
我再谈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传统文化与五四运动。目前，很热，因为中国很多事都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很长时间，我们对老祖宗的东西有很多批评。比如说五四时期，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啊，鲁迅给青年的建议是基本不读中文书，钱玄同提得更加尖锐：废除中文。不但废除中文，他还提过“人过四十，一律枪毙”，这些说法都很激烈。近年来，大家都对《三字经》《弟子规》啊很有兴趣，对于这个问题，现在也缺少一个深入思考和讨论。我的看法呢，不应该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今天我们弘扬发展传统文化对立起来，恰恰是五四运动挽救了传统文化。今年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孙中山先生说，当时中国的情况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说，当时中国就像放在菜板上的几条鱼或者一块肉一样，任由西方侵略者用刀枪宰割。
如果我们处在一个任人宰割的情况下，我们谈什么弘扬传统文化，这不是闹笑话吗？你已经是丧权辱国，国已不国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中国都快被开除球籍了，球是指地球，那么中国文化最多就是放在博物馆里让人欣赏。人家说，哎哟，中国男人还梳长辫子，女人还裹小脚，中国人还抽鸦片。所以，我们今天能客观地、比较好地、比较理直气壮地来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要感谢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我们的理念带来新生。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传统本来就是好的，后来又搞革命，又搞五四啊，把传统都弄丢了，这是极其糊涂的说法。仅仅靠传统文化，中国早就混不下去了。很简单，你看看《金瓶梅》、你看看《红楼梦》、你看看《儒林外史》，你看看《水浒传》都行，那里面全中国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红楼梦》里头除了贾政一个人以外的男男女女，有没有一个人按照孔孟之道来做事？他为什么不做？为什么孔孟之道管不了荣国府，管不了西门庆和潘金莲？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弘扬传统文化，绝不是要复古，回到明朝，回到清朝。回到明朝，回到清朝就坏了。我们还是要按照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我今天就文化生活上的一些问题跟大家做个交流，因为这些问题都不是一言能尽的，说得都不太清晰，同时我也非常乐于和大家互动。
互动环节
学生A：王老师，您好，我是文学院2010级的研究生，您今天的讲座给了我很大启发，由您讲的当今的文化现象我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您作为一个过来人，或者说参与者，现在的文学史把20世纪80年代文学划分为“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现在有一些评论家，比如陈光伟教授就提出，要重新评价20世纪80年代文学，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您作为一个过来人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蒙：这个，20世纪80年代，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清算“文革”，清算极左，迎接新思想，迎接改革的过程中，文学也表现出了相当的高姿态，但是不等于说80年代文学的水平比现在好。我要说，那个时候的作品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某种趋同的现象，因为它实际上有一种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跟着社会变化走的东西，而缺少一种真正的独特的文学匠心，这是我大概的看法。至于说重新评价呢，我个人听到这类话语比较多，什么重写文学史，其实任何一个文学史都是在一个不断书写的过程之中，我不认为这个会成为一个大的思潮，作为一个学者，有他自己的一些见解自然有些必要，他可以把自己新的见解表达出来。
学生B：王蒙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来为我们做演讲，我想问三个问题。前两个是关于王朔的，我们都知道您和王朔私交不错，前一段时间有个电影叫《非诚勿扰》是王朔编的，您觉得王朔电影编得怎么样呢？第二个问题是作家毕飞宇曾说，王朔这个人不信崇高，您觉得王朔是个怎么样的人呢？第三个问题是，我之前在您的其他讲座中看到您说您有两大人生法宝，一个是整合，一个是超越，您能具体地谈一谈吗，对我们有什么启发？谢谢老师。
王蒙：王朔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他的电影呢，过去他写过不少电影，也改编过不少电影，包括那些没有公演的电影，比如他在《收获》上发过一篇中篇小说《我是你爸爸》，写得也蛮搞笑的，改编成电影后叫《爸爸》，后来没有得到公演的机会。他另外有个电影影响比较大，好像在台湾地区还得过奖，叫《阳光灿烂的日子》，其实好像没有影响特别大的电影。第二个问题，王朔这个人怎么样，我今天在这儿就不做鉴定了吧，他应该还属于一个正常的人吧。他有他的优点，有他的缺点，但是他有一个不一样，他是一个个体户，一切都要靠他自己，他要挣钱，他要吃饭，他在意他在写作上带来的收益，在这点上，我还是比较同情他的，因为没人给他发钱啊。他最早是不是还当过兵啊什么的，从我们社会的观点来说，他就是没有职业，有一次我还问他呢，你有没有类似医疗之类的保险啊，他说：“没有，甚至有一次我还无耻地拿着别人的医疗卡去抓点药吃一下。”他还说过这个话。第三个是说什么来着？我现在这个记性，说三个我能记起两个还不错了，她问的是什么来着？哦，是整合和超越。整合和超越，我就简单把意思说说好了，第一呢，我们中国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因此对一件事情的见解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这里面有些见解属于瞎子摸象型的，我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寓言就是瞎子摸象。摸到腿了就说象是一个柱子，摸到耳朵说象是一把蒲扇，摸到尾巴了就说象像一把拂尘，摸到鼻子就说象是一条绳子。有时候我们进行的很多你死我活的争论就是瞎子摸象，如果你把象鼻子、象耳朵、象腿、象肚子、象尾巴都结合到一块儿，你就不会为这些问题而苦恼。至于超越，每个人需要超越的东西多了，比如说个人的得失你要超越，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整合和超越，也许你的胸怀，起码自我感觉会好一点。
学生C：王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从百忙之中来宁大为我们做一场非常精彩的讲座，那我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前段时间，我看了您的许多作品，在您的作品中，当主人公踏上工作岗位，面对现实，就会从原先充满志向变得毫无斗志，甚至随波逐流，有些官僚主义的事情就会出现，比如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面的刘世吾。那么，现在很多作家，也面临这样一个现状，就是说，他们特别希望自己能够以作家这样一个身份创造出更多包含真善美的作品，一些纯文学的作品。但是很多大众读者并不接受，所以导致了他们受到了冷落。可能有些作品单单放到市场上去也许会得不到好评，也许把他改编成一个影视作品放到屏幕上，就有可能被更多人所熟知，面对这样的情况，您是怎么看待的呢？谢谢。
王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所有作家一般都会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但是在读者当中，未必认为你是最好的，还有一个，真正是最大的，未必是一下就能辨认出来的。我曾经到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参观詹姆斯·乔伊斯的纪念馆。里面有个文化衫，是詹姆斯·乔伊斯的语录，他有个什么话呢？说我对待世界，我有三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沉默，第二个办法是自我放逐，第三个办法是适当地耍点小花招。这也说明詹姆·乔伊斯当时写作的环境以及他和读者的互相认同上是远远不能够让人满意的。但是呢，现在这个爱尔兰搞得很热烈，爱尔兰有个尤利西斯节，是个读书节。我有一次被邀请去参加尤利西斯节，我就说，你们这个让我想起了中国的端午节。中国端午节是为纪念屈原，那个跳江自杀的爱国诗人，然后后人就纪念他。而你们这个呢，当年对尤利西斯发表了一通谩骂，你们现在就开始纪念他，而且通过纪念他发展了一些旅游节目。作为写作人来说，我倒觉得，你是不是可以死后少纪念一点，活着的时候不被逼着跳河，能不能不被谩骂？我说我看到詹姆斯·乔伊斯的那三句话，我还以为是中国作家呢，詹姆斯好像读过老庄的书，“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你说是不是？所以，自己好的作品不被理解那根本不是问题，只要不被饿死，不被枪决，该写什么的还就去写什么。
学生D：王蒙老师您好，我来自商学院，非常荣幸有这次机会，也非常感谢您能来给我们做讲座。我想提一个简单的但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在当前这样一个文化大环境下，您觉得大学生应该读些什么书好？
王蒙：刚才咱们学校的那个电视节目记者也采访过我了，我就说了三句话，一个就是要阅读经典，那些个经过时间考验、时间沉淀而积累下来的书。我今天一上来就讲，如果仅仅有网上短期的浏览是不够的——尽管我自己也很喜欢上网——还要阅读经典。第二个，我们要学会收集、珍惜、使用工具书。不管你是学什么的，家里的词典越多越好，《辞源》《辞海》等等，越多越好。第三，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从小就培养出读外文书的习惯，读另一种文字的习惯，这不仅仅是扩大我们的胸怀，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对任何一个物品，对一件事情，都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不同说法，不同理解，另外，很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了。
主持人：好，刚才王蒙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漫谈式的报告，我们感觉到，王蒙老师是上一个时代的人，也是这个时代的人，还是下一个时代的人，一句话，他是与时俱进、牵手传统与现代的人。他今天讲的是当代的文化问题，表达的却是立足于时代，又跨越时代的思想，尤其是他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对主流文化和经典的忠诚，对文化应有的惊人的执着和追求，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影响和诸多的思考，为此，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王蒙老师。按照我们讲座的惯例，要给王蒙老师送一份礼物，礼物是一句话：您的演讲如同古越青瓷，值得永远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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