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做一些交流，其实与故宫的领导及专家、工作人员相比，我对中国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是很不系统的，有些地方也是很皮毛的。但是既然来到这里，我觉得还是不要谈怎么写小说吧，就谈谈我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传统文化面太大，有各种各样概括的方法，我读过的书里概括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突出讲儒学和孔学的，有从黄河文化、楚文化角度来讲的，还有人特别喜欢多讲阴阳五行。因为阴阳五行在中国确实有特色，也很有趣。中医要讲阴阳五行，练武功要讲阴阳五行，做史论、做正论也要讲阴阳五行。
我今天抽出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与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洋文化对比起来，比较不同，比较不一样，而且对我们又有很深远的影响。事先声明：我不认为这三点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吃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的文化是食文化，说什么都和吃分不开；欧洲人是性文化，一谈到当代中国的发展，就说要热烈拥抱这样一个机会，一分析到欧洲与中国的合作，就说又找到一个新的舞伴。对这种说法，我不去判断，我只是就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个漫谈的、类似聊天的讲演。
第一个问题，中国的泛道德论
泛道德论就是重视道德，认为道德是根本，尤其是把政治道德化，把做人道德化，把学问道德化。这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的这种说法，一个重要的说法就是“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把道德说成是政治权力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这个文化特点一直延续下来。多年前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提出：我们要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当时政协的一些文件上也都提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这两个是平行的、并行的。后来不怎么特别提了，但确实是这么提过的。一直到了20世纪末，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里头仍然有以德治国的提法。这个非常有意思，那为什么道德能够作为合法性的依据呢？
第一，它使权力富有一个教化的义务。就是说你的权力中心——过去旧中国当然是皇帝，皇帝他有责任自己率先垂范，同时要实行教化，使老百姓春风化雨，都能养成很好的道德，使他们的行为都有一个标准、一个规矩。
第二，道德性和天意结合起来。这个道德的典范是什么呢？是天和地。所以，你这个掌握权柄的人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符合天意即天授君权，你才成为真正的天子。很有意思！中国古代绝对没有类似现代的民主思想，也没有一个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意识，更没有合理地、秩序地对权力进行更迭的思想，都没有。但是它又不是无条件地统治，不是的，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就是你要有道德，你得符合道德，你得符合天道。这里面隐藏着一种什么观念呢？这就是：如果你是无道昏君，你就必然灭亡。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不讲求民主，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这是绝对的，是霸道的。与此同时，要求君要符合道德标准，如果你不符合道德标准你就会完蛋。当然那时并没有像毛主席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归结到一句话——造反有理。但是，类似的思想古代也有，比如认为老百姓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挺深刻的，是双向思维：第一层思维是臣子必须忠于君王，老百姓必须听从朝廷；第二层思维是如果君王失去了道德，“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要覆亡。中国自古以来有无数这样的故事，几百年就有大的朝代变更。正是在这样一种混乱和变更中，儒家的孔子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道德规范，使父子、夫妻、君臣之间能够有一个规矩和约束。
我想讲一个讨论很热烈、也是很敏感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是旧中国的权力核心受监督还是不受监督的问题。从政治体制上看，中国对制衡权力核心的想象力非常有限。但是，中国提出了以德治国，孔子甚至提出了礼治，实际上是对个人行为举止、思维言语都做出了规范，要求人们按照规范来做。但是，这种以德治国是常常做不到的，你无法设想每一个掌握权柄的人都是道德的模范，都是十足的道德家。人都会有作为人类难以避免的某些缺点：可能好大喜功，可能贪恋权力，可能贪婪物欲，可能嫉贤妒能，这都有可能。
这就形成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儒家以德治国想法很美好，但都实现不了。翻开历史，很难看到历朝历代皇帝都是道德模范，相反看到的却是腥风血雨，是权力斗争，是“朝为座上客，夕为阶下囚”。但另一方面，这种道德规范本身又是对权力的文化监督，是对权力的一种“礼义”监督。说到“礼义”一词，我多说几句。现在有人写成“礼仪之邦”，实际上“礼仪”的“仪”应该是“正义”的“义”，就是说是“礼义之邦”。“礼”字的后面是附带着深刻的内容的。这个“义”是指义理，就是原则、道理、规矩，要求君王在他的行为、他的爱憎、他的举止方面符合一定的规范。中国有谏官，谏官一般是不要命的，所谓“文死谏”，所以才有海瑞，海瑞是抬着棺材去提意见的。另一个是史官，史官厉害，春秋笔法。掌权者犯了什么错误办了什么冤案，都给记录下来。
当然，对这种泛道德论也有许多批评。从古代时就受到法家、道家的批评，认为多余，把本来很正常很自然的父慈子孝——父母喜爱子女，子女也很依恋很顺从父母变成说教，反倒有些作秀，比如二十四孝里的“卧冰求鲤”之类的，都是无法实现的，听着让人很难受。到了戊戌改良主义思潮和五四新文化的时候，更有对儒家的猛烈批评，与谭嗣同同时代的改良人士，严厉批评中国名教杀人。
我再提一下，泛道德论里面用泛道德的观点来观察大自然，最有名也对中国非常有影响的话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到如今清华大学的校训仍然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老子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就是说天地是不讲道德的、不讲感情的，你该活着的时候就活着、你该死的时候就死去。这是对天地的一种道德化的评论。再比如，老子说“上善若水”，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都是这个意思。老子讲：“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就是说，天道好像拉弓射箭，高的地方往下放一点，低的地方往上举一点；哪点劲儿使得过大了，就放松一点，劲儿小的地方就补充一点，要平均，要很合适；太有余了，财富权力太多了，就要压制一点来帮助弱势群体。他说人之道则相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就是你越弱势越吃亏，压榨剥削弱势群体身上的油水去喂肥强势群体。过去北京有句俗话：越穷越吃亏，越冷越撒尿，越越挨剋。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口号叫什么？替天行道！老子说的这些是替弱势群体说话，很尖锐的，简直像社会革命党人的语言，像准共产党人的语言。
顺便说一下，中国文化传统很多东西都是双向的。一方面讲忠义，忠得没法再忠，肝脑涂地，不足为报；另一方面又讲如果你是无道昏君，你就要灭亡。所以，《三国演义》里面讲劝降将领归降于己时，就会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告诉人们可以选择你的主子，就像鸟儿可以选择树木一样。这棵树很脏很乱很不像样子，可以不在这个树上，另挑一棵好树。
这种泛道德论还建在一个行善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幻想、非常美好的理念，什么呢？就是挖掘出每一个人身上天然的本性。老庄都是这样主张的，他们认为人的本性很好，是很正常和很合理的。饿了就吃，渴了就去掘井或者到河边打水，该干活时就干活。让孟子一分析，就解释成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他提倡德治，提倡礼治，让人回归到最美好最正常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好的，是互相照顾的，是互相礼貌的，不会发生那些坏的事情。老子走得最远，认为最好的道德就是和婴儿一样，和刚出生一样，和襁褓中一样。这与西方的原罪观念完全不一样。在西方道德观念中，亚当、夏娃是受到蛇的诱惑吃了智慧果的，这样的罪恶才产生了人类，所以人类也是罪恶的。反映到政治层面就会假设人类不会自觉，会很自私、会做坏事、会对他人有不利的动机。20世纪90年代，国内出版过一本书，专门讲美国的政治体制，书名叫《总统是靠不住的》，披露出许多制度都是为了防止总统个人弱点、缺点或人格缺陷而引发社会问题的。所以西方的文化与咱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差别。
以德治国，“天下唯有德者居之”，那么，“德”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我个人体会最深的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这个样子的：中庸并不是中间，“中”的意思是中了靶心十环，“庸”是正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中庸之道”在中国会这么重要？因为中国的政治缺少多元制衡的观念。西方政治的核心观念是把各种权力平衡起来，使任何一种权力能做一些事情，但又不能放开手撒开手干。所以，多元制衡是西方政治的核心观念，而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时期，我觉得“中庸之道”是政治的核心观念。中国不是多元制衡的国家，它的平衡不是几种体制、几种力量、几个系统掐到那儿，卡到那儿。它不是。它是什么呢？我觉得，中国历史的权力平衡主要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上，就是俗语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比如赵氏孤儿，一开始赵氏也干那些很不讲道理的事情，也是很弄权很霸道的。但是，他们家族逐渐被权臣屠岸贾追杀，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待这个孩子再长大，原来的晋景公死掉了，又换了新的主子，新的主子又要解决景公原来留下来的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就再杀屠岸贾他们。所以，在中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现象，实际上等于在时间的纵轴上，在历史上找平衡。权力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对各种事情的看法又非常极端、非常偏激，那怎么得了？那你会留下多少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就亲眼看到：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就是把这些事做得太过了，可不是报应就在眼前？！
尽管从训诂的角度，中庸并不代表中间路线的意思。但是中庸实际上仍然有一个既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什么事都要留有余地，这样一个含义。而这种思想即使在古希腊的哲学家里面，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主张过，他们也赞美选择中点，认为一个线段中点是最美的。其实比中庸之道讲得更美好的、更高深的、也更有趣的，是庄子说的道枢。你这个人什么是最有利的情况？就是你待在圆心，枢纽就是指的圆心。圆心就好理解了，现代的国际政治中有所谓等距离外交，你成了道枢，你成了圆心，都是等距离。我也不紧往你西边靠，也不紧往你东边靠，我也不紧往美国靠，我也不紧往反美的国家靠。但是中庸之道被中国民间大量接受以后，就像孔子其他思想一样，因为它有时候解决不了问题：只顾中庸，你怎么办呢？所以有时候中庸之道，尤其在新中国有很长一段时期是被痛斥的，是被指责的。中庸之道被指责是不阴不阳、不男不女、不前不后、无是无非、糊里糊涂、装傻充愣，实际上又是阴险狡猾、不动声色、不留把柄。所以“大跃进”时候各地就批评，尤其是北京市委的理论杂志《前线》大批乡愿。乡愿就是指没有是非观念不维护正义的、不铲除邪恶的、没有立场的、没有棱角的，或者是糊涂虫，或者是狐狸精。中国这一套事实证明特别顽强，而且在老百姓中很深刻，如果想随便把中国这一套完全否定掉，你否定不掉，中国老百姓还是讲究这些。说这个人太不厚道，说这个人太过分了，说你这个人应该适可而止，你应该见好就收。老百姓接受这种观点，而不接受搞极端。所以，对传统文化的东西我们还要尊重民间当中这种深厚的影响，而且这些传统的东西呢，既不能照搬，又有一定可贵的东西。
我还要讲一下泛道德论在中国要注意伦理，就是人际关系。特别注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父亲对儿子，父应该慈，子应该孝；君对民，君应该是明，应该是明君，不是昏君。你说中国不太讲民主，但是对昏君的批判也是很厉害的。君应该明，臣应该忠，朋友之间应该是义，有些道德的故事也非常动人。注重人际关系的结果就是把情义两个字看得很重。这些年我也有些机会参与两岸交流的一些活动，我去台湾三次了，开始了解到台湾有一部分老百姓。他们最得意的就是台湾人最讲情义、最讲人情。但是情义，每个人理解深浅都是不一的。有时候就变成情面，所以中国是最注重情面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老百姓特别注重情面，谁把情面处理得好谁就是好人。
最近，我在山东教育台讲《红楼梦》的时候，我也讲过里面有一段故事很有意思。王夫人的玫瑰露被彩云偷了一瓶，这一瓶是因为彩云跟贾环（赵姨娘的儿子、贾宝玉的弟弟）关系挺好的。她偷去以后反咬玉钏，因为金钏玉钏原来伺候王夫人，后来王夫人一个嘴巴打得金钏跳了井，就只剩下一个玉钏伺候王夫人，是王夫人身边的丫鬟。平儿负责处理这件事情，平儿就说这个事我很清楚，谁拿的怎么回事全都判断出来了。但是这个事情投鼠忌器，赵姨娘还有一个女儿，贾环的姐姐是探春。探春这个人，有头有脸，很有身份，也很有头脑，而且由于王熙凤生病正由她来主事，还拉上了李纨和薛宝钗组成三套马车来执政，管理荣国府。因此这个事不能把彩云挑出来，挑出来就扯到贾环和赵姨娘身上，扯到贾环和赵姨娘身上就会伤害到探春。于是贾宝玉说这个事我顶，就说我拿了就完了。平儿说好。平儿把玉钏也把彩云这些人都找来，找来就说，这儿丢了一瓶玫瑰露浓缩饮料（那时候已经有浓缩冷饮了），是我一个好姐妹拿的。窝主很平常很一般（窝主指的是赵姨娘和贾环），窝主的面子我不看，但是这里面牵扯到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重要人物、一个VIP，这个VIP我不能随便点名，不能伤害他。因此我在这里宣布：贾宝玉已经把这个应承下来了，这个是他偷的，他没有告诉他妈就喝了。彩云一听脸红了，很激动，知道平儿已经了如指掌，已经知道是自己偷了玫瑰露，于是就说姐姐不要冤枉别人，说实话是我拿的，我现在就去自首，要杀要剐要打要罚一切听主子的。全场的人都很感动，认为彩云是侠肝义胆。平儿也很激动，今天想不到彩云妹妹有这样的侠肝义胆，自己出来勇于承担责任，好，这个事我说了，是宝玉偷的，就是宝玉偷的，不许再提这个事，任何人再提这个事，别怪我对他不客气。这个事就过去了。自古以来，第一称颂平儿，第二称颂彩云。平儿处理问题一碗水端平，天衣无缝，投鼠忌器，该抹过去的抹过去，该隐瞒的就隐瞒，本来是小事不是大事，没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这是好人，又厚道、又聪明、又智慧、又灵活。
这要是西方人看这段，死活看不明白。西方人脑筋很死，打酱油的钱绝对不能买醋，他要说到底是谁偷的？不是彩云偷的吗？明明不是贾宝玉偷的非说贾宝玉偷的，这不是制造冤案吗？明明是彩云偷的你不说是彩云偷的，你是掩护偷窃吗？哪怕你偷窃得好，我们先说清楚是谁偷的？所以外国人考汉语，有一年考汉语出了一个题，张三和李四正在说话，这时候王五进来了，张三说：哎呀，说曹操曹操就到，然后是选择题四个：第一是张三到了，第二是李四到了，第三是王五到了，第四是曹操到了。最后外国人99%选择曹操到了。他们认为，你说曹操到了就是曹操到了。当然，另一方面中国的情面不利于法治，而且造成了腐败，互相打掩护：这是好人。这当然是好人，你见人就咬还行呀？是不是？
秦香莲戏里面，本来包公一看这个事越闹越大了，皇后也来了，他已经毫无办法了。戏词里面，包公就跟秦香莲说：给你一点钱回去过日子吧，要求处理陈世美现在很难做到。这时候秦香莲说了一句话：都说包大人明镜高悬，想不到也还是官官相护。一说官官相护，这包公这包黑子的劲儿就上来了，非杀了陈世美不可。可是这件事要是平儿来处理，不见得这样做，所以包公很少，全中国就一个包公，要不然贪官早就杀光了。其实杀不光的！旧中国更不要说了，在官场上混，官官相护固然不好，可你官官相斗，官官相咬，官官厮杀，你能在官场上混得下去吗？中国人这一套思想方式，对道德的理解，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我们回顾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不能停留在继承孔夫子这样的水平上。现在我们还是按孔子的办，是办不成的。你只能吸收它作为一种资源，你需要有现代的观念，你需要有法制的观念，你需要有实证的观念，要注重事实，要有是非的观念，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泛哲学论
在中国最重要的学问还是哲学，它把许多问题都哲学化，我是觉得这个和汉字有关系。汉字是全世界很少有的一种字，它是一种综合的信息。有人说汉字是象形文字，这完全不对，完全对汉字无知。汉字是六书，象形只是六书的一种，因为它还有形声，既表形，也表声，还有指事、会意、转注、假借。我不讲这些了，六书的各种说法很多，说法也不完全一样。
汉字是综合的一种信息，而且汉字特别注意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尽量把关系弄明白、弄清楚。比如说牛，一个牛字，一个是以牛为实体的分清小牛、老牛、耕牛、公牛、母牛、奶牛、水牛、牦牛这一些都叫作牛。可是别的语言里未必这样，它注意是具体，你看不出来，水牛是buffalo，母牛是cow，公牛是Bull，中间没有联系，也没有关系。中文就特别清晰，都是牛。还有吹牛，吹牛是从吹牛皮上来说的，也有关系。另外从牛出来的牛奶、牛皮、牛毛、牛肝、牛肺、牛蹄、牛筋，一直到借用的“钻牛角尖”等的说法，含义非常清楚，词义也非常清晰。
我知道刚才郑院长鼓励我。我很喜欢学习各种语言，但是我知道的也有限。牛奶是milk，牛油是butter，你光看，看不出关系来。但是中国里面的关系看得特别清晰。还有同样的关系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也特别清晰，我们吃的伊拉克蜜枣叫作椰枣，因为树特别像椰子，而结出的果特别像枣，样子也像枣，吃着也是甜的。当时就有语言学家建议枣叫作椰枣，树叫作枣椰。牛奶是从母牛身上挤出来的奶，能挤牛奶的牛是奶牛，它也非常清晰。这一点台湾地区的说法有它的一定道理，他说熊猫应该叫猫熊，熊猫是非常像熊的一只大猫。猫熊是什么意思？台湾说它是非常像猫的大熊，有一点道理。而且我们的很多文字本身，它就代表了一种自大而小、自高而低这样一个分析的过程。牛是比较根本的东西，奶也是很根本的东西，除了牛奶还有羊奶，还有狗奶。萨其马是咱们的点心，“萨其马”蒙古语是狗奶的意思。有了奶还可以往下，酸牛奶、加糖牛奶，或者不加糖的牛奶，或者咖啡牛奶，注意关系的因果了，使我们很容易实现万物之间的关系，万物的整合，是不是？！中国自古以来注意万物之间的关系，注意万物之间的共同性。
这两点，中国学术思想很多见地，春秋战国时东周时，已经形成基本的格局。此后几千年基本格局也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没有特别巨大的颠覆，没有！而那时候的混乱、争夺、多变，已经培养起中国人追求一个大的概念，追求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追求一个至高无上的概念；用至高无上终极性的概念追求，取代了对于终极人格的追求。什么叫人神？我们想象世界有一个主宰，这个主宰是有意志的，是有好恶的，是有道德感和正义感的，它是有权力、有能力的，所以它能保佑你也能惩罚你。比如说，我们到基督教的教堂里面到处都看见，一个是有耶稣的像，一个是有圣母马利亚的像，当然也有些宗教画里面可以看到耶稣的父亲，但那是名义上的父亲，耶稣跟他父亲没有血缘关系，基督教是这样讲的。因此耶稣和圣母是人而具有神性。但是基督教对于耶稣又有一个解释，说耶稣的父亲是上帝，神爱世人，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这都是《圣经》上的话，他的儿子是谁？就是耶稣，这个神这个上帝，本身他还有儿子，至高无上的神具有人的特点，你说你怎么办？这个说不清楚！
现在神学院还讨论这些问题，但他们说不清楚。如果有儿子他有没有孙子？就产生了各种问题。有一年的电影《达·芬奇密码》，《达·芬奇密码》扯出一个问题来，就是耶稣是结过婚还是没有结过婚？《达·芬奇密码》有一个教派认为耶稣结过婚，耶稣的妻子叫作抹大拉，不是阿富汗的坎大哈，也不是中国《夜行记》里面的马大哈，是抹大拉。抹大拉留下来一个流派，当然为这个事，罗马教廷很不高兴，罗马教廷还发表一个声明：千万别信《达·芬奇密码》。但实际上观众也不看这个，看这个跟进教堂是两回事。在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提出一个问题，耶稣要不要上厕所？这个问题在欧洲争执上百年。我说这些话，丝毫没有对宗教不敬的意思，我只是客观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就是说耶稣他进不进洗手间？就这一个问题难住了很多基督教的神学家。当你创造一个和人相同的神的时候，你会碰到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让虔诚的信徒们感到非常尴尬。那么中国人比较聪明，也许太聪明了，所以早在孔子时期老庄时期，儒家也讲道家也讲，讲什么呢？就是六合之外从而不论，六合就是三维空间上下前后左右，或者上下东西南北。我们讨论的是三维空间，是内在事情，我们无法讨论三维空间以外的事情，把这个问题搁置了。但是，你能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情怀吗？你能说中国人没有终极关怀吗？
我读过神学院的讲义，一上来给神学下一个定义。神学就是对人生的终极眷顾，终极关怀翻译成眷顾更雅一点。就是你已经超出你的经验或者你的知识所能达到的东西，比如世界从哪儿来的，世界到什么地方去？生命是从哪儿来的，生命到哪儿去？你从科学解释永远是某一点解释不了，你能解释二十万年前，三十万年前解释不了，你能解释到三千万年前，但是三千零一万年以前你又解释不了。可是不等于中国人没有这样终极的关怀，尤其是对中国的士人，读过书的人。老百姓是多神教的，信灶王爷的，信妈祖的，信花娘娘的，信什么的都有，信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完全是按照封建王朝想象的。但是，在老子那里，他就把道说成了世界的本原，世界的本体，既是本原也是本体，世界的规律。既是世界的存在，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那么把万物有无都综合起来就是道。这样的话，道在中国士人当中起到概念上帝的作用。因为上帝不见得都有形状的，上帝不见得都有人格或者类人格，他没有。这一点上我倒是很佩服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否定一切偶像，因为我在新疆待的时间长，新疆很多（民族）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个小孩就告诉你说，真主不是在天上，真主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真主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也不在云彩上也不在山上。真主实际上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真主是不能具体化的。所以清真寺里头没有任何具象的东西，清真寺图案特别发达，因为图案不反映什么具象。所以他用一个高端概念来代替人格神。
还有汉字特别整齐，它还引导了中国用推导来代替论证。就是一点一点地，叫势如破竹。当年毛主席、周总理最喜欢讲两句话叫：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唰一下下去了，唰一下又上去了。美国一位很权威的汉学家叫费正清，哈佛大学亚洲和太平洋中心就叫费正清研究中心。费正清就讲中国一个大问题是逻辑不发达。类似意见我听杨振宁博士也讲过，他说中国自古缺少一个严密的逻辑。但是中国有自己独特推导，从小数推导到大数，从大数唰又下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有这么一套思维方法。我当时看了以后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说上纲上线批评是哪儿来的？你反对一个积极分子就是反对党员，反对党员就是反对支部，反对支部就是反对党委，反对党委就是反对市委，反对市委你就是反对中央，反对中央你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这样势如破竹。到后来我也明白了，势如破竹不光中国有，奥巴马竞选的时候他有一套竞选词，那竞选词也是势如破竹。他说：你的声音就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取向，改变一个家庭就可以改变一个城市，如果你改变了一个城市，你就可以改变一个州，如果你改变了一个州，你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如果你改变一个国家你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来吧，你的讲话可以改变世界。所以我就说：真到忽悠的时候了！因为它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
推导还有煽情。中国很有意思，中国论述很多时候最后变成一个感情的问题。“文革”的时候，我经常听到特别煽情的一个口号：“难道西方资产阶级做出来的东西，我们东方无产阶级就做不出来吗？”讲得真好，可是不解决问题，是不是？那时候我们那么穷困，人均收入上不去，GDP上不去，你光发狠，你哭，或者你叫，都不行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有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就整合思想，使什么东西都变成哲学，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你做不了好的宰相，就做一个好的医务工作者。为什么呢？宰相是救人的，医生也是救人的，所以有志于当宰相的人就一定能当一个好医生。这话让洋人听了更糊涂了，宰相是政治家，你在英国得上伊顿公学，你在美国至少应该学法律，当总统最多的人是学法律的。你要当良医那还了得！医生是最累的，学的知识最多，四年出来有的都不算毕业，六年七年的，协和医学院七年毕业出来以后当然算是硕士，所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种说法，外国人很难理解。
我们常常把文学政治化，有时候我们又把政治文学化。比如说我们讨论文化问题首先讨论它的倾向，讨论它的方向，又很像在讨论政治问题，但是我们讨论政治问题，我们的政策是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洋人也很难理解，因为这是修辞非常美的，一百只鸟在那儿叫。所以我们这样的整合能力，高度概括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但有时候也是不完全精确的。最明显是中医，中医的好处是从整体上考虑问题。现在看看，各个电视台尤其是北京台，中央台也有不少，还有各省的一些台讲养生太多了，而讲养生都是中医。西医讲养生就索然乏味，中医讲哲学、讲天人合一，每个经络每个器官，在哪儿起主导作用，春分的时候应该吃什么，冬至的时候应该吃什么，立春的时候应该吃什么。什么虚、实、寒、暑、湿、燥，还有许许多多都像讲哲学，讲得非常有趣，都神了。但是它又不像西医什么东西都要实证，得先在白鼠身上做试验，拿多少病人做试验，拿多少小孩做试验，拿多少亚洲人做试验，拿多少欧洲人做试验，西医全是这样。但是中医是哲学。中国人兵法实际上（也是）哲学。毛主席当年是非常提倡大家学哲学的。毛主席亲自批示了打乒乓球的徐寅生讲乒乓球哲学，徐寅生后来很快做了司长、做了国家体委的副主任。他懂哲学，打乒乓球靠哲学。你治病要靠哲学，你打仗要靠哲学。我们的思路是很有意思的。
第三个大问题，我讲一个泛相对论
就是中国人最讲究相反相成、物极必反、随机应变，所以我勉强起个名字便于大家好记。刚才我讲了一个泛道德论，讲了一个泛哲学论，我还要讲一个泛相对论。
中国人在东周的时候已经痛感到世界无常、格局随时的变换，是非没有一定规律。所以这样长期的战乱、纷争、瞬息万变的格局培养了中国人聪明、善变、戏路子广的特点。话虽然不太郑重，但是中国人能适应，能办得成。我有时候都深深地体会到，在中国严查谁谁有什么海外关系的时候，几乎人人都变成贫下中农。等到可以出国留学的时候，我不能说人人，起码城市里面一批有某种身份的人就是人人都有海外关系。需要讲学历的时候，又有一大批人拿出了证据，证明自己是在工人补习学校，这个是大学的，那个是专科的，那个是干什么的。他为了生存为了适应社会不断的变化，变得很快。像孔老夫子最讲仁义道德，也讲了许多准许你变的道理。宁武子，卫国的一个官员，《论语·公治长第五》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是说宁武子当国家很讲道义、很有条理、很有秩序、很有是非的时候，他很聪明。国家一乱，宁武子两眼一发直，就傻了，一问三不知。他的聪明劲儿别人要学还可以达到，还可以够得上。难学的是他的傻劲儿，邦无道他就傻呵呵，他真犯傻。所以“文革”中骂孔子，扣帽子说他认为劳动人民愚不可及。纯粹是胡说八道！人家那里愚不可及是个好话，愚不可及就是说他傻起来你学不像，你达不到他的境界。我最怕走到哪儿，人家都说王蒙这个人真聪明。我是深深想该傻的时候傻着点。
再比如，中国的一个说法叫内圣外王，这个也了不得。内圣外王是什么意思？《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就是我内心里和圣人一样，充满了圣人的仁义道德，这种道德的情怀，这种文化的情怀；我的内心里根本不在乎世俗成败得失，我要的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要的是为天下苍生谋福。但是我对外，处理外面的事情我是王者，我知道怎么维护、运用我自己的权力，我知道怎样去惩戒敌人。
还有庄子的时候已经有类似的说法，就是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出世之心是什么意思呢？我随时准备着离开世俗这些竞争，随时准备回归山林，回归大泽湖泊，回归到大自然里面去。北京单弦牌子曲有一个叫作《风雨归舟》，一上来就说卸职入深山，抚琴饮酒，享受清闲。当然，抚琴饮酒得有一定物质条件。有了这样一个心情，我再来入世，再来当公务员，乃至于担任大大小小的一个官员，做对社会有利的事。这也是外国方面很少有的说法。
中国有些说法更是神，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我回到遥远的农村，在山林之中过着完全是农村的养养鸡养养牛的生活，这叫小隐，这是层次比较低的，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一种隐居。中隐就是我住在大城市里面，但是我跟谁都不来往，我无声无息，我绝对低调。用庄子的话，我形如槁木，心如死灰，那我何必去山林呢？我就住在公寓楼里，有80平方米的房子就够了。大隐隐于朝，更大的隐士呢，我虽然做着大官，管着大事，中国话叫医心如水，我的心就像水一样平静，见了什么好事我不伸手，遇到比较不正常的情况我不害人，我随时准备离开这个岗位。虽然这些说法不见得都能做到，有很多变成了空话，有些甚至于变成了作秀的话。但是这样的思路是全世界少有的，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有时候也不成功，金克木教授是北京大学的学者，实际上他的学问也是可以和季羡林、钱钟书比肩的，学问也很大，他讲过对旧中国的理解，说得非常深。我现在未必有能力再解释它。他说旧中国的特点官场无政治，文场无文学，情场无爱情，市场无自由竞争。市场无自由竞争好理解一点。文场无文学好理解，中国叫文场不叫文学。文场整天出来的是什么事了？张公子风流潇洒和哪个妓女拍拖很热乎，或者李公子从哪儿又得到一批古玩，花很少的钱把这个得到了。进入文场，鲁迅早就说过，有了敲门砖进入文场以后你根本不关心文学了。他说的官场无政治我觉得说得也非常深刻。因为旧中国的这些官员什么都讨论就是不讨论政治，政治是不能讨论的，政治怎么能讨论呢？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别的都可以讨论，新来的上司喜欢鼻烟壶，我就送鼻烟壶。又来一个上司，最恨的是鼻烟壶，那就千万别送鼻烟壶，给他送香烟。之后又来一个上司，又不抽烟，又不喝酒，那就送矿泉水了。除了政治，什么都可以讨论。金克木这位老先生也有绝的，这几句话也不是他发明的，但是出处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红楼梦》是写没落贵族的这么一本书，而且写的那些人里面并没有一个正经的读书人，除了贾政以外，那里面的男人没有一个是按孔圣人或者孟圣人的教导来做的，没有一个。但是《红楼梦》里面也反复讲一个道理，甚至通过性感美人秦可卿之口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盛极必衰，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登高必跌。她就认为事物是宿命的，到了什么地方，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信念、很多的说法，比如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比如说“多难兴邦”。给外国人很难讲的一个故事是《卧薪尝胆》，不要说欧洲人、美国人，就连日本人也与我讨论过，说中国人怎么会有越王勾践这种人呢？他可以去尝吴王夫差的大便？日本人是死活也不能想象的。日本人遇到这个情况会认为他应该死，失败到这个程度，丢了江山，丢了国家，变成了奴隶！日本人为什么喜欢樱花？樱花是开的时候“唰”地全开了，谢的时候“哗啦”就没了。日本俳句就这样歌颂的，说樱花代表日本民族，该开就开，该谢就谢。我是几次去日本，都没有赶上樱花盛开，但是赶上樱花花谢。花谢的时候日本人是真动情！在树底下一边唱一边哭。
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故事，一个人要尽量压低自己的形象，尽量表示自己的愚蠢无大志。秦国统一六国的时候，最后派王翦去打仗，几十万军队都给了王翦。王翦就没完没了地跟秦王说，我回来以后要在某个地方置业，所以要盖房子地得够，房子得够，还要给我侍女，给我美女。底下人说你现在担负这么重大的任务，你干吗整天说这个。他说我不整天说这个就没命了。秦王是最不放心别人的，他现在几十万军队都在我手里，我每天要告诉他，现在打完仗回去以后房子要大，平方米数要够，房子质量要好，装修得要好，吃好的还要找美女。说明我没有别的想法，我自己是极庸俗的人，境界极低的一个人，这样我才能保护我的命，也才能完成我的历史任务。像这种事，外国人是死活想不到的。你想，春秋战国的时候外国人还站在树上呢，中国人呢？中国人比猴都精。在我们中国会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一些稀奇古怪的现象。
我就很喜欢一个例子，只要一讲就非常看不起，就觉得太恶心了，这个人太不成样子了，像癞皮狗一样无法接受，但是我就觉得很绝。
清朝的时候有一个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人物。咸丰七年，英法联军抵达广州，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广东地方官员出城。有一个将官叫叶名琛，毫无反应，既不抵抗，也不议和，更不逃跑。他为什么不抵抗呢？他知道打不过。联军占领广州后，叶名琛在副都统衙内被擒获，劫往英国军舰无畏号。叶名琛声言欲面见英国国王，理论战争的不合理性，且自备了粮食。偶然有人上前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后来被英国人送到加尔各答，囚禁在威廉炮台。他自己给自己题字：海上苏武，次年绝食而死。这个人没有投降，但让人觉得毫无希望。
我为什么讲到这儿呢？因为传统文化是我们一个非常伟大的资源，我们从里面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智慧，增加很多的知识，但是仅有传统文化是不够的，传统文化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传统文化需要五四新运动文化的洗礼。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一讲传统文化这么好那么好，大家都按《三字经》办多好，大家都按《弟子规》办多好，都是你们闹革命闹的，都是你们五四闹新文化闹的，把中国这么多美好的文化都丢了，弄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种看法是完全错的，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有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才挽救了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不至于灭亡。
如果我们今天还处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甲午战争日本侵华的时候，处在英法联军入侵的时候，处在抗日战争大部分国土沦陷的时候，我们还能继承什么传统文化，还能弘扬什么传统文化？所以，我们回顾传统文化的时候，要看到它的特色，要认同我们的传统，要继承弘扬这种传统，同时对这种传统要有所转化，要把它推向现代化，要把它推向世界，要把它推向未来。我们不是为传统而传统，而是为今天而传统，为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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