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讲的题目是“话题与歧义”。我主要是谈一些热点，人们喜欢议论的一些事，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也比较有趣，是被人们所关心的一些话题，另外我尽量做到，我在这儿说一些我原来没有得到机会写文章的一些东西，因此都是一些不成熟的话，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在这儿讲完了以后也许会引起一些批评，有很大的歧义，我只是希望网络报道的时候不要太夸张，不要把意思往相反处报道。
关于五四与传统文化
第一个问题，谈一下五四新文学运动和传统文化。五四不多说了，因为北京大学是五四的发源地，我现在谈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就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很猛烈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很刺激的，可是现在我们国家又确实面临着一个挖掘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热度，我想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然五四到现在不止三十年了，快九十年了，是更多的年头了。
我想这里头有很多的原因，首先是历史的一种选择，在五四时期中国正在迎接一场风暴，迎接一场大的变动，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简单，它的特质在于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乃至于和谐，而不是在推动社会大的变革。所以对于五四时期的那些呼唤暴风、呼唤改革、呼唤革命、呼唤翻天覆地的仁人志士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惰性的因素，甚至于是反对的因素，所以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管是胡适还是鲁迅、陈独秀，也不管是吴稚晖还是李大钊，他们都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地批判，而且在当时令国人大大地感到悲痛的是从传统文化上找不到通向现代化，通向富国强兵、发展科学技术的契机。如果说现在认识到了那时候的一些言论比较激烈，态度也比较情绪化，那么恰恰是因为现在经过五四的洗礼，我们已经吸收了，已经接受了大量的诸如民主、科学、社会进步、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还有包括一个有争议的词“五四价值”等等，是在你接受了许许多多东西以后，你回过头来再看传统文化，觉得传统文化有着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尤其是当我们国家面临着不是一个风暴接着一个风暴、一个颠覆接着一个颠覆、一场大的斗争接着一场大的斗争，而是更倾向于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和发展生产、发展文化的这样一个时候，人们突然发现，原来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有些东西合情合理，有利于给社会各个方面一个规范。
所以，我非常不能赞成一种看法，就是把弘扬传统文化和继承五四的精神对立起来，甚至一讲传统文化就得骂一顿五四，或者一讲五四就一定不能够讲传统文化，我觉得那样就错了。文化的问题很多时候它不是一个零和的模式，不是说吸收这个文化了就不能吸收那个文化。
前不久我参加过一个讨论中国民族的节庆或者节日活动的研讨会，我就不接受那种说法，说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讲中国民族的节庆，因为现在西方的节庆已经侵入到我们这儿来了，又是情人节，又是圣诞节，不一定要把这两种节日对立起来。你如果说情人节、圣诞节是舶来品的话，那五一也是舶来品，三八也是舶来品，六一也是舶来品。
关于国学热
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出了一个新的名词，这个新的名词更敏感一些，就是国学热。国学热媒体起的作用特别大，它的出现也符合了社会上上下下许多方面人们的心愿，就是被我们撂下得太久了的东西，比如四书五经、孔孟之道、老庄之道一直到《易经》。现在到新华书店一看，什么风水，这个风水连韩国都要申请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更加紧张，我们得赶紧弄这个风水，不弄风水的话就变成韩国的了。当然你撂了一段以后，你忽然又拿出来，觉得孔子说得多好啊，是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和而不同”……越说越好，说得很好听，很美好，国学热就出来了，一直发展到什么份儿上了？今年9月，暑期开学的时候，有好多小学都穿上古代服装以念《三字经》来参加开学典礼，新华社发了有紫阳小学，还有南京的夫子庙小学，紫阳小学的穿衣接近清朝，夫子庙小学我没弄清楚，还有成都有的小学，因为成都很热，9月1日开学，非常热，有的小学在大太阳底下学生们都穿上古代服装，热得一身汗，好多家长都心疼得不得了，我有一点糊涂，中国出什么事儿了？大清复辟了？
对不起，《三字经》我也发表一个看法，《三字经》的好处是很好普及，很容易记忆，容易背诵，有些话语也都挺好，“教不严，师之惰”……有些说法挺好，但是《三字经》对于今天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它的内容相当单一、片面，就是它把孩子训练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什么都合理，什么都听话，训练成这样一个孩子。
《三字经》里面不讲身体健康，不讲精神活泼，不讲儿童天然的一个游玩的权利，它不讲发挥你的想象，你的个性，它不讲创造性，它很少有积极的，就是让你的精神得到解放，智力得到解放，活力得到解放的东西，而相反都规范起来。规范当然好，我们学校也是有规范的，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有规范的，但是只有这些东西是不够的。我一想起我们的小学生穿着清朝的服装在那大太阳底下晒着，在那儿念《三字经》，咱们的五四就这么白搞了吗？至于吗？
关于国学，《辞源》上只解释是国家办的学，这是古代的解释。《辞海》上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国家办的学，一个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中国固有的文化”这个说法跟这个“国学”能不能完全站得住？我也有怀疑。就现在一般讲国学都讲先秦诸子的，研究《红楼梦》的人没有人说他是国学家，研究明清小说的有没有我不知道，研究唐诗的人都没有人说他是国学家，研究李白、杜甫的都没有人说他是国学家，冯至先生是研究杜甫的，是写《杜甫传》的，从来没有人当他是国学家，当然年纪大了他就是国学家了，我也快成国学家了，因为我还讲老子。固有文化这种说法我也不太喜欢，什么叫固有文化？文化能固有吗？文化都是在不断地接触、开创、交流、碰撞、消化、融汇之中得到的。琵琶不是我们固有的，黄瓜不是我们固有的，所以黄瓜叫胡瓜，南瓜是不是我不知道，对，不是，洋白菜肯定不是我们固有的，要不怎么叫洋白菜？番茄肯定也不是固有的，因为带番字，土豆在新疆都叫洋芋，肯定也不是固有的，白薯是菲律宾来的，这个固有以哪一年算起？黄帝元年？还是炎帝元年？和那个时候没有关系，哪个都不是固有的，没有办法，许多科学体系更不是固有的。所以对这个定义我也不大喜欢，我个人不大愿意用这个定义。
但是很多大学有国学院，这个我没意见，我赞成，大学里面的事好办，为什么？大学里面学院多得很，北大有多少个学院，有二十多个吗？三十多个学院有一个国学院，有国学院的同时还有文学院，还有法学院，还有其他的，可是如果让社会上，把这个国学变成一个最重大的口号，我就有一点搞不清楚了，我不敢说不对，我也没有这个胆，但是我搞不清楚了。
和这有关的，现在和五四联系起来的，很多问题都出来了，一个是白话文和文言文，争议越来越多，这本来是很有道理的，五四时期是不是对文言文批评得太过了？我想这个检讨可能是有道理的，有人就给我讲，他说白话文不仅仅是一个工具的问题，而且它有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审美意向，比如说你把老书全部翻译成白话文，包括《论语》和《孟子》都翻译成白话文，基本上翻译出来以后，很多内容都没有了。我想这些都说得是对的。但是反过来说白话文是从洋文那儿制造出来的，我讲，这在二十年前《文艺报》上就曾经有朋友这样写，说我们民族文化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丢掉了，五四以后，是根据英语创造的白话文，这就跟活在梦里一样了。白话文首先是我们嘴上说的文，就是我们的口语，这个口语的存在是我们固有的，从来没有消失过的，即使是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人们见面说话首先不可能全部都是纯的文言，里面夹杂一些半文的话肯定也有，但是不可能纯文言。用嘴说的话就是白话，书面语才可能是文言。
关于文白之争与繁简之争
前不久我又听到一种，也是让我大惑不解的说法，说白话文有两种，一种是老的白话文，原来在中国生长的，源远流长的白话文，说五四以后的作家只有三个人会老白话文，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周作人，一个是张爱玲，其他的人都是受英文影响而写自己的白话文，这纯粹是梦话。说中国原来有白话文，难道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吗？几大才子的书基本上都是白话文，《镜花缘》是白话文，《镜花缘》里面夹杂一些半文言，很好的，最好的白话文小说尤其是北京话小说是《儿女英雄传》，虽然它的思想水准相当陈旧，相当老气，但是它说的话都很通顺口语化，《儒林外史》《三言二拍》也是白话文，过去很多话本，解放以后也还出版过。解放以后江苏省有一个扬州评话的专家叫王少堂，他讲武松，这个武松，我看过他的半部《武松》，这是四十五万字，全部都是以口语白话记录下来的，把武松讲得活灵活现，非常详细、周密，加了很多的创造，这都是白话文。那么老舍的白话文更不用说，鲁迅的白话文里面文言文成分比较多，很多是把文言文用在白话文里面，据说他的文句中还颇受日语影响，可以说如今有些朋友对于这个白话文的说法也制造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噱头。
还有海外闹得非常厉害，说中国的白话文不好，因为受了“毛文体”的影响。“毛文体”？开玩笑啊，谁受了毛文体的影响？在座的，你们哪位写的文章像毛泽东，你们举个手，我把我今天的讲演费全部乘5送给你，如果你的文章确实写得像毛泽东，请举手！开玩笑啊，学毛泽东写文章，你没地位，没名气，没有那个自信，没有那个居高临下、所向披靡，是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尖锐，还带几分孙悟空齐天大圣的劲儿。至于说在政治运动的时代，有些比如说写文章讲道理不够，这里头是不是也受某个领导人文风的影响，这是另外一个讨论。然后这个越演越烈，一直发展到简体字，连台湾地区的都跟着闹，批评简体字。简体字始作俑者是国民政府，并不是共产党开始搞的简体字，现在传出去说简体字是共产党根据苏联专家的意思搞的，我都不知道这样的无稽之谈是从哪儿来的，我们的简体字包括用拼音文字的时候，很大的一条，我们拒绝苏联专家的建议，没有采用斯拉夫字母作汉语拼音符号，而是用的罗马字母。1922年，钱玄同提出了笔画方案。在1932年，我负二岁的时候，出版了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所以简体字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好处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有三个兄弟，有两个是孪生，有一个跟他们差一岁半，一个叫聶邦鼎，一个叫聶邦基，一个叫聶邦礎，这个音也很铿锵有力，这三个孩子学写字的时候，整天地哭，因为他的姓很复杂，那时候得连着写三个耳，复杂，简化以后底下变成两个“又”了，所以有很大的好处。而且简体字和繁体字根本不需要对立起来，我相信北大学文科的人都懂繁体字。在座的人里面，你们不认识繁体字的请举手，没有一个举手，因为它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然后旧诗新诗，喜欢写这些诗的都很可爱，都很好，尤其像钱钟书的诗、徐志摩的诗、艾青的诗、舒婷的诗、聂绀弩的诗，都写得非常好，现在让我有时候略感担忧的就是我们把这种文体上的一些区别，把这个题材上甚至于风格上的不一样把它对立化，变成互不相容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应该相通，也许这个时候我们想一下，尽管它有各种针对性，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已经提出来，“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也许我们还可以提一下，就是邓小平给景山学校题的词，他提出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这样一个主张，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我们钻研“国学”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是现代化，不是古代化，不是回到明清，更不是回到先秦。
关于文学与革命
然后我谈一个很大的问题，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革命前的文学和革命后的文学关系，或者叫前革命的文学和后革命的文学关系。世界历史上我们发现一点，就是有些地方在革命以前或者革命的初期，它会有一个文学的高潮。譬如俄罗斯，俄罗斯所出现的文学的灿烂，到现在是没有先例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里……太多太多了，我是讲不全的。有时候我产生一个非常荒唐的想法，我说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常常走弯路，非常不顺利，中国的农村包产到户立刻粮食问题就解决了，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但是俄罗斯把集体一解散，粮食生产还下去了，有时候都无法想象是怎么回事，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不是他们国家文学太发达了？一个国家文学要太发达了，还有人好好种粮食吗？还有人好好地弄酱油弄醋做电池做手电做衣服吗？文学太好了，太吸引人了，喝一点儿伏特加，朗诵一首俄文诗，再唱个俄罗斯民歌，游览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多幸福啊！如果这个时候还去计算什么经济效益，多么煞风景。
当然这也只能算是笑谈。
中国的现代文学，五四以后到1949年，也是非常活跃的，郁达夫、巴金一直到胡适、梁实秋，这也非常多，不多说，非常活跃。有时候文学的高潮是和社会的际遇，和历史风暴的前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事实，当然我们不见得都从政治或者革命历史的角度来说，中国人也早就发现了，“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我们很多中文系的人都非常重视中国的古典文学，越古我们就越敬仰，高山仰止。但是夏志清讲过一个理论，这是他的原话，说你们老觉得中国的古典文学了不起，因为你们外文不好，如果你要是外文好的话，你看一看英法的那个古代文学，比你中国的古典文学要丰厚得多，就拿最辉煌的唐诗来说，它的题材就用了那么几种，思乡、送别、悼亡等等，相反中国是五四以后现代文学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各式各样，什么都有。后来夏志清的话我见人就问，见北大的我问，别的学校我也问，香港我问、澳门我也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赞成夏志清的话，所以夏志清的话是“光杆司令”，就他一个人这么说，但是他毕竟是夏志清。
后革命的文学还需要走出一条大路
扯了半天，我是什么意思？就是后革命的文学，当这个社会已经经过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达到了革命的人民夺取政权这样的一个目标，宣称人民已经把命运掌握到自己的手里了。这时候对文学怎么走？这个文学怎么办？却没有特别好的答案。
比如说苏联有法捷耶夫等等占主流的作家，还有肖洛霍夫，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苏联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他的代表团成员里面就包括肖洛霍夫，而且走到哪儿都是这种口气：“这是我们苏维埃的伟大作家肖洛霍夫。”在苏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发言，他说西方世界攻击我们苏联的作家是按照党的命令来写作的，这是胡说八道，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良心来写作的，但是我们的良心属于苏联共产党。我一听这觉悟真高，真会说，真招人疼。但是有的时候人们也会发出批评、责备，就是认为苏维埃时期的状况还赶不上沙皇尼古拉二世那个时期，这个问题也麻烦。苏维埃如果不是最好的文学环境的话，那么现在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解体了是不是又该出来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二号，也没见，更没戏了。这种问题中国也有，尤其是到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要全面小康，所以我有一天讲话，人家给我递条子，问得我直翻眼，他问我：“王蒙先生，您认为文学还能够存活多久？什么时候将要灭亡？”夸大其词的一些说法，这些比较多。
革命前的那个时候文学发达，而且有孤注一掷的勇气，拼了，为了正义，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但是在革命以后，会是怎么样？怎么发展？咱们中国还有一些说法，我完全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对之做出特别明晰的判断，比如前五六年就曾经有人回忆，说是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1957年的时候，有人问毛主席，说如果鲁迅活着，现在会是什么情况？毛主席回答说，也可能他在监狱里吧，也可能他不再写作了吧。当然也有很多鲁迅研究所的所谓鲁学的专家，对这种说法深恶痛绝，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不负责任，也是不符合事实，这说明在这中间也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我在两年多以前曾经提出一个议题，就是雄辩的文学与亲和的文学，我们的文学不可能仅仅是雄辩，也不可能时时都找一个对立面来进行辩论，有些时候需要更好地表现人性。
关于市场经济和文学
第三个话题谈谈市场经济和文学，市场经济和文学这是两回事。我记得当年有记者采访一位老作家，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他的回答是我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无动于衷。你写你的东西，他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全无动于衷，我没有做到，但是我也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来决定我写作或者不写作，对市场经济当然有动于衷，它影响我的衣食住行、生活需要、子女教育、父母赡养以及消费的水平，从这些方面来考虑，但是它和文学是两码事。我们这里一直也有很强烈的反映，就是认为市场经济毁掉了文学，认为市场经济摧毁了文学。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老作家，老的革命作家，我不打算提他的名字，我最近听说，这位大师已经去世，他说过去我们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现在要冒着敌人的钞票前进。这我也不明白，因为过去我举的例子，就是说在革命成功了以后，有一些历史事物那种浪漫性就降低了。比如说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唱起来非常悲壮，但是我提改革你就不能唱，冒着赔钱的危险改革，冒着闹事的危险下岗，这些都不能唱。可是我没想到，我所敬爱的一位老作家提出了，说冒着敌人的钞票前进。敌人的钞票来了，你收回来交给革命不就完了嘛！那钞票能把人打死吗？砸在脑袋上一摞，五十万元捆成一包，从四层楼上往下照人脑袋上砸，那还是有一定的威胁，如果砸昏了以后，一看旁边有五十万元，也许脸上会显出苦笑兼甜笑。这个我不太明白。
有一个地方举行诗歌节，有一个诗人就讲，《红旗》都倒了，诗还有什么用？某杂志曾经说过，现在文学状况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坏，比沦陷区坏，比白区坏，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现在据说是为了迎合市场，有了什么下半身写作或者其他一些涉嫌不雅的写作的内容出现，我们和从前所处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文化大革命”前，1949年到1966年是十七年，这十七年一共出了两百本长篇小说，平均一年能出十一二本，现在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七百至一千种，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这一年都出了一些什么长篇小说，哪怕他的专业比如说在北大当代文学研究中心长篇小说科，好像没有这么一个科，他也说不清楚，好像就是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可以满足更多的个性化需要，这是一个好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把有些因为有歧义而不能顺利出版的也都出版了，一个东西，一百个人，九十九个人否定，一个人肯定他也出版了。但是坏处也有，好的作品也淹没在上千种低级的新书里面。我现在上西单图书大厦，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书以后，我就叹息，再不要写书了，到处都是书啊，你想到的他也出，你想不到的他也出，现在没有必要再出书了。
现在新中国都成立60年了，有些人回忆起来就觉得，从1959年到1966年，尤其是1959年到1962年、1963年，因为后来越来越紧了，那个期间的长篇小说最成功。举个例子，《保卫延安》，1959年，“三红两创”，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过《青春之歌》《林海雪原》，20世纪60年代还有《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等，有一批现在的人们都还记得，或者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你要是拿两本书，一本比如说是2008年出版的，还有一本是1968年出版的，1968年就不要说了，1962年出版的，你要放在一块儿看看，你不能说现在的书越写越差。反正在不同的文学环境下面，在一种不同的文学生态下面，在一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时期下面，人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心态有非常大的不同。
我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学事业，高潮化是所期望的，但是高潮化是未必能够持久的，许许多多的高潮都要向正常移动和过渡。老子早说过，飓风刮一早上就不刮了，太阳一出来就不刮了，当然这是老子说的，可能没有赶上那个大风口，大的雨也不过下一天，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即使再下，也要停一会儿。所以我们面对的是逐渐走向正常的这样一个社会和文学生活，现在我们谈不到什么特别激烈的文学运动或者那种文学高潮或者文学口号，写出什么什么来，谈不到这种口号。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处在一个相对正常的阅读环境，那是不是现在的文学就没有好作品了？我不这样看，我觉得还需要时间的淘洗，目前就说什么作品就是好，什么作品就是不好，什么作品是不如什么时代好，都为时过早了。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
大家还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水准很低，但是许多人关心它，所以我愿意在这儿谈一谈，就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文学。诺贝尔文学奖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个文学大奖，它叫大奖起码它的奖金数量大，它是1000万瑞典克朗，中国最高的奖项是茅盾文学奖，四五万人民币（现在奖金数额已经大有增加），这是第一。第二，它是由瑞典科学院的十八位院士组成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他们都是终身制，死一个补一个，这里头只有一个人能懂中文，就是马悦然教授。诺贝尔文学奖特别喜欢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比较喜欢给具有或者是色彩上沾一点不同政见的人发奖，在西方国家它相当喜欢给左翼的文学家发奖。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早期，他们发过海因里希·伯尔，他当时把西德批得一塌糊涂，西德政府拿他没有办法，西德的驻华大使曾经跟我说，给伯尔发奖，这真的使我们头疼。当时法兰克福一个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说伯尔的德语相当差，他是以道德家的身份得奖的，因为谴责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下面的许多不公正的现象而获奖的，有过这种说法。它还曾经给葡萄牙共产党人萨拉马戈发过奖，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过奖，在中国，好多人都可以看出加西亚·马尔克斯把不发展的或者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迷信、所谓落后的东西审美化，变成文学的契机，变成文学的才能。另外一位偏西方的秘鲁的作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略萨，他的政治意识还特别强，写过很多政治论文，还竞选过总统，当然未能选上，他曾经痛骂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太监。还有意大利的剧作家达里奥·福，那也是令人大吃一惊的。至于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奖励一些流亡的作家，那多了，太多了，我这儿就不一一介绍了。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点我亲历的事情，1995年在纽约，在华美协进社，胡适当年创立的，为美国主流社会了解中国文化搞的一个机构。我在那儿讲话，讲完话了以后，美国一个笔会的女秘书，在中国肯定叫她秘书长，她很强悍，这位女士就来问我，说今年北岛将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据我所知，诺贝尔文学奖是封闭的，是不提前公布的。她说她知道，我当然很佩服，是不是？这是“大牛皮”秘书长啊！你知道啊，好好好！她说你什么态度？我说我祝贺啊，我说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都祝贺，我说要你得了我也祝贺。她说中国作家什么态度？我说有人会高兴，有人会不高兴，她一听两眼发光，赶紧说为什么有些人高兴，有些人不高兴？我说你连这都不知道啊，所有的作家都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哪有老子天下第二的作家，老子天下第二就不干了。她说中国政府什么态度？我说现在这个说得早了点儿，我说现在我不当部长了，代表不了中国政府。这也是一个事实。我有一种印象，这位女士拿着中国政府当公牛，拿诺贝尔文学奖当红布，想这么甩一下，那么甩一下，等着缺心眼的人往上冲。
1992年，我接到瑞典科学院院士马悦然教授的邀请信，说希望你推荐五个中国作家做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其中完全可以包括你自己，这份材料不得少于15页，中国人讲字数，外国人讲页数，我就不懂，这个字号怎么算，是用1号字？后来我就写了，请外文专家黄友义先生给我翻译，而且我告诉你们，我这里面推荐的有韩少功、张炜、铁凝、王安忆，还有一个人我还没写，我可能想写我自己，反正也没成没关系，如果顺利的话，我不会不写我自己。但是完了以后，因为我担任过职务，第一步要征求我驻瑞典机构的意见，当时驻瑞典的机构就说，马悦然约你，不好，他对中国的态度不好，你王蒙的身份不应该来，不可以来。第一步就挡住了，我不能去，文化部还特意又写了一封信，说由于王蒙有很丰富的经验，可以应对不同的情况，我们建议这次还是让他去一下，跟瑞典科学院建立联系，但是我们驻瑞典机构仍然说不不不，还是不。瑞典方面着急啊，就改由北欧航空（SAS）公司的总裁来邀请我。可是咱们这个驻瑞典的机构一看就看出来了，那航空公司的总裁邀请你干什么？你又不买飞机。其实当时给我一种感觉，火眼金睛！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这种感觉，不行，还是不能来。瑞典方面也使劲，瑞典一个女副首相兼外交部长来中国，见到中国跟她同级别的官员、领导人，她跟这位领导就说，说我们瑞典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欢迎王蒙先生访问瑞典。我们的领导人回去就问，说她说这个干吗？了解了情况后，这位领导说那就派王蒙去吧，领导人发了话，说去吧。时间已经很紧了，于是有关部门就通知文化部，王蒙可以去了。但是文化部下属的外联局火了，也不是说领导发了话可以去才可以去，我们一直说可以去，你这不让去，现在我们这都忙起来了，我们不去了，不办了，这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没去成。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多弼跑到中国来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手续没办好，我也不能说别的，我说有可能去不成。他回去就告诉马悦然，说看来王蒙对访问瑞典没有兴趣。马悦然也是性情中人，也是学中文学得太透了，受中国人情绪化的影响，被中国和平演变了。于是他立刻发表一个声明，他说王蒙已经表示对瑞典科学院没有兴趣，也不准备和瑞典科学院进行交流，因此今后我们只好放弃跟中国大陆的文学联系。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他把我想得也太高了。总而言之，所以说你们看着很伟大的事情，你要知道内情以后，阴差阳错，也不要以为那么伟大。结果马悦然轻率的做法引起了瑞典驻华大使馆的不满，他们的文化专员在香港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关于邀请王蒙先生访问瑞典科学院的情况你不完全了解，与王蒙先生个人完全无关，马悦然的说法是不公正的、不真实的。
现在马悦然又到中国来了，有一段时间都不许马悦然入境，都上了黑名单的，别人催着我问什么时候得诺贝尔文学奖？没法说这个事儿，怎么说？没处可说，得了就得了，不得就不得，得奖当然很好，1000万瑞典克朗，存在中国银行，对国家也有贡献啊，但也没啥了不起。得不了就得不了，算了，那也没办法。但是反过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国际奥林匹克，没有竞技技巧。比如我们知道的挪威，这是当年的事，挪威跟瑞典是一个国家的时候，挪威最有名的戏剧家易卜生，在最后的关头诺贝尔文学奖决定不给他，而给他的一个竞争对手叫比昂松，但是比昂松没有什么人记住他，而易卜生非常有人气。
如果我们列举得奖的人，可以列举出很出色的作家来，近半个世纪来有海明威、加西亚·马尔克斯，但是我们列举那些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也有一大批出色的作家，比如说俄罗斯的那批作家等等。有人老在那儿分析诺贝尔文学奖，而且在那儿分析说为什么中国作家不得奖，说什么因为中国作家胆小，因为中国作家没有成为烈士，还有人分析中国作家自杀的太少，外国作家自杀的数量很大，我不知道是由于吃得太多，还是由于低血糖造成的这些说法。简单来说，对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既不必把它看得那么渴望，也不必把它视为对立面，以公牛的姿态向它冲去，也不必这样。现在马悦然已经多次表示过，他最喜欢的是两位山西作家，一位是李锐，一位是曹乃谦。有一年在重庆书市，马悦然给曹乃谦站台，而且说他随时可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有马悦然这样的一个许诺，有些热衷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也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有些虽然对诺贝尔文学奖不无兴趣，但是一看马悦然也没提名，也就死了这条心，踏踏实实该干什么干什么，用不着再折腾这事儿了。
中国作家的两项原罪
我开玩笑啊，我说中国作家有两项原罪，第一项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就是没有当今的鲁迅。因为有人就说鲁迅多么伟大，多么伟大，说中国人的骄傲在于有一个鲁迅，中国人的悲哀在于只有一个鲁迅。这个作为造句来说是有一定说服力和煽动力的句子，但是这个句子不通，因为所有的作家都只有一个，没有克隆和复制。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中国也只有一个李白，中国也只有一个杜甫，中国也只有一个曹雪芹，只有一部《红楼梦》，而且只有八十回再加后续四十回，哪个作家都是只有一个，怎么能来俩，照抄也不好看啊。再想，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英国有俩莎士比亚？法国只有一个雨果，只有一个巴尔扎克。鲁迅有鲁迅的年代，鲁迅是作为一个精神的领袖，作为一个社会的良心，作为时代的一个代言人，作为一个青年的导师出现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权威，没有精神上的权威，它跟现在的情况也不一样了，很难设想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或者在座的中文系的学生，你们以嗷嗷待哺的心情等待着一位救星的到来，等待着一位精神导师的到来，说高举你们的火炬跟着我走吧，有人跟你走吗？所以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状况下，人们对文学的期待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把很多东西尤其是把文学道德化，有些人对于文学的期待实际上是在期待着一个圣人，咱们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圣人，瞅活着的作家，谁的模样也不像圣人，也不像鲁迅，没有那么悲情，没有那么严肃，没有那么大的承担，但是说这话的人忘记了不同的时期，就在文学史上能够起到鲁迅这样的精神领袖的作用的作家也微乎其微，李白喜欢月，喜欢喝酒，杜甫好一点，叫诗圣，还有好多的也在那儿叹息，曹雪芹更不是，他丝毫没有，在他的作品里面并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样的一种高姿态，外国的作家也是这样。
关于鲁迅和张爱玲
我再讲一个话题，其实是讲我的困惑。在大家怀念鲁迅、谈鲁迅、思念鲁迅、阅读鲁迅的同时，不断的重复当然也会让人感到厌烦，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对张爱玲的热度，张爱玲的写作有一种生动感。她对颜色的描绘很好，对有些人情世故的描写，特别是对于女性心理的描写十分不错，但是怎么会？有那么好吗？我实在是不懂，我也不知道，我希望待会儿有人能够对我进行一点儿教育，我已经下过多少次决心了，我既没有教条主义，也没有政审的意思，我也没在专门部门工作过，说是由于政治上对张爱玲不感兴趣，就说她写得不好。我找了她的书，我还上国家图书馆借了她的书，但是没有几篇我是认真地读得下来的，因为我需要更多的艺术的想象，我需要更深的对历史，包括对人生的思索。张爱玲说：“要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我还是写不了的，我只能写发生过的事。”这个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不是天真了一点？再说得尖锐一点，是不是低能了一点？现在张爱玲已经快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了，我觉得有点悲哀，如果选择同时代女性作家的作品，我更愿意看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谈现当代文学，那个时候唯周扬马首是瞻，周扬怎么说的看讲义，但是现在至少有一半是唯夏志清马首是瞻，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认识。
我在这儿讲了半天，介绍了一些情况，谈了许多自己的困惑，也是白白耽误了大家的时间，非常对不起！
现场提问
网络作家：您刚才提到人们对文学有道德上的期待，但是对网络作者来说，几乎没有受到来自这一方面的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王蒙：我个人从理论上对网络文学完全是支持的，我也做过极少量的浏览，包括有些人的很尖锐的博客我也都读过，里面的某些见解还是好的，是可取的，例如安徽的一个网络写手叫尔林兔，她写有关《红楼梦》的书，她寄给我她的书，我还给她写过评论和序。还有一些书，我读着也很有兴趣，比如《明朝那些事儿》，但是更多的情况我还不知道。我还参与过一些网络的评奖，或者发奖什么的，所以从总的态度我是支持的，我也是喜欢的，但是太具体的我也说不出来。我不觉得写了以后你是先在网络上发，还是在出版社出书有特别大的矛盾，连写新诗、旧诗我也不觉得有多么大的矛盾，我觉得就是根据自己的题材自己作品的情况先上网也行先出书也行，愿意用文言文写的我也不反对，你愿意用英文写，我更不反对，因为我一直就是老想学好英文，老学不好，你要用英文写，那我看着更羡慕，你好好用英文写。
SO大展学生评委：我看到PPT以后，看到王蒙先生第一部作品是十九岁写出来的，按照这样来算的话是青春文学，青春文学每代都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成了一个事，我想听听王蒙先生的意见。
王蒙：我觉得跟媒体的炒作也有关，年轻人低龄写作，现在不是十九岁的问题，现在好像还有，最低龄的六岁也出诗集了，当然这比较少，特例，但是我不赞成不同年龄的人在那儿互相嘲笑，互相攻击。青年人肯定有青年人的锐气、体力，老年人有老年人的优势，我特别喜欢老舍《茶馆》里面的一句台词，年轻的时候有牙没花生仁，老了以后有花生仁没牙。这个牙你怎么解释都行，80后浑身都长着牙，想咬一口就能咬一口，而且能咬得起来，但是花生仁少了一点，就是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吃过的盐、经历的挫折少一些。老年人是花生仁越来越多了，但牙已经不行了，锐气没了，硬东西也不敢嚼了。尤其是作家，你要是写好了，你总是会写好的，用不着贬低别人，如果写得差劲的话，就算全国的作家被你骂死，你还是写得比较差劲，如果写得特别好的话，别人更好，大家一块儿好，咱们变成黄金时代，黄金集团，一个实力集团，更是梦寐以求的事，所以不要造成一个气氛，按年龄分。我是“30后”，离“80后”差五十年，但是我在没有得到召唤前，没有完全痴呆以前，我这不是，我也写，该说笑我也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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