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掂量:王蒙最新演讲录-谈忧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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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6月27日在岳阳楼的演讲

    为什么会出现传统文化热?

    今天我们能够在这儿举行这样一个讲座,让我谈一点对中华文化当中忧患意识的理解,我想先从中华文化开始说起。

    为什么现在对于中华文化的强调比任何时候可以说都更突出更显亮,这里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是对于文化经验主义的一种反思,因为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它不可能是完全按照一条直线发展,在这个150年以前,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国家越来越多地反思自己文化上出了哪些问题,出现比较激烈的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在一开始时有它的道理,因为我们要救亡图存,你要反思自己文化上的一些弱点,就是说,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家,我们有很多封建的迷信的陋习,等等。这些是合理的,但是它不停地发展下去,它会走到一个极端的程度,就是发展到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把自己的文化彻底地否定掉,人们越来越认为应该对这种激进主义进行反思。

    第二点,我想,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大,还是对于全球化趋势的一种回应,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经济上急剧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只有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保留自己的文化性格,才能够获得我们的立足之地,才能使我们的民族保持自己的特色,也才能为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由于我们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现在非常重视对于精神资源的开创,我们需要从各方面扩大、扩展、深化、发展我们的精神资源,在中华的传统文化方面,许多东西是可以作为我们精神资源的一部分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色与知识分子使命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传统政治文化特色和古代对于知识分子,或者我们可以叫作士人,对于士人使命的理解。中国的政治文明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特点,也有些研究者对它进行批评,现在我们先不来说它是好的,或者说它是有缺陷的,但至少我们要承认一点,这个特点,我们经常强调是政治道德化。我们是用道德这样一个观念来衡量、来要求政治,这是所谓以德治国,所以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士人就把这个修身放在首位。把自己的道德修养能够做得好就可以进一步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修齐治平,就是说你一个执政者,一个个人,你想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你首先要做到的是修身,首先要做到的是从自己的道德和文化修养来努力,对自己有这么一个严格的要求。直到今天我们提出社会主义的荣辱观,也可以说是继承了这么一个重要道德标准的传统。我们国家对于这种道德化的要求很突出的一点表现就是追求和谐和中庸。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已经提出了“和”的问题,“和”是社会政治的理念,也是哲学的和审美的范畴,“和”是哲学和审美的一种境界。《国语》中有八十九处提到“和”字。惠和、慈和、协和辑睦。声和而有七律,和五味。《礼记》中有八十处提到“和”字。讲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还提出了政和、和气、和天地、和四时的概念。《礼记》并提出致中和。“和”是社会理想,也是一种我说的王道理想,也就是以德治国的理想。有中和的追求就有中庸的追求,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君子是讲中庸的,不讲极端的,不要搞极端,要准确。“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准确,都要恰到好处,但是孔子同时也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就是这个老百姓能做到中庸已经很鲜有了,就是很少有人能做到中庸已经很久了,这就是忧患的根源。中国重视政治道德,以德治国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况,非常理想的做法,是非常高尚的一种政治理想。实际上我们知道治国当中除了道德在起作用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在里面,还有阶级压迫,也还有这个甚至于行政的权力,权力的后边甚至还有实力等等。但是我们所强调的,我们所理想的,我们从孔夫子那里开始所追求的,是一个人靠自己的修身、靠自己的修养、靠自己示范天下的作用而能得到万民的拥护。能够为人民办好事,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事情,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也是一个常常带来忧患的事情,就是让你感觉到我们在这方面还要做许多的努力才能真正做到以德治国,需要做很多的努力才能真正做到靠修身养性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政治理想和道德就注定了知识分子和中国的读书人必定会有一种忧患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强调的是“乐”还是“忧”?

    其实从中国整个文化来说,它强调的是乐,它在开始并不是强调的忧而是乐。我们可以称中国的哲学是一种乐生的哲学,是一种进取和乐生的哲学,自强不息,永远是进取,它提倡进取,进取者应该是快乐的。这一开头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yuè)也是乐(lè),就是喜悦,就是“学而时习之”是很快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又是乐的,是享乐的,人生是多么快乐的,“学而时习之”就是你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喜。有朋友,你交很多的好朋友。朋友从远方到你这儿来,你感到很快乐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是不要生气,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做错了,你也不要生气,都是强调快乐的。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个乐,既可念“lè”,也可念“yuè”,音乐,也可念“yào”。孔子讲乐的地方很多,他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对于有益的有三种快乐,对于有损的也有三种快乐。

    到了孟子那里,也同样讲乐,但孟子开始把乐的观念和天下的观念,和众人的观念结合起来了,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精神境界,这个孟子,别人问他:“独乐乐,与人乐乐?”自己一个人乐,还是和别人一块儿乐更乐,孟子回答“不若与人”,不如和大家一块儿乐,和大家一块儿快乐最好,就是孟子把乐和人众、和天下联系起来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人生哲学强调的是“乐”,强调的是君子胸怀宽大,经常保持一种快乐,强调的是君子和山水之间有一种相通的关系,仁爱的人他的道德像山一样稳定,智慧的人他的智慧像水一样灵活,都是从这方面强调的。包括孔子说他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就是自己每天都还能做到“发愤忘食”,他决心做许多的事情,把这个吃饭都忘了;“乐以忘忧”,因为有这么多事情让他快乐,他都不记得忧愁了,他不知“老之将至”,他不知道老已经到了,现在啊,我也挺喜欢这几句话的,有时候我就改一个字就行,因为我现在也还能做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已至”,不是“将至”,是已至。

    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强调的是“忧”还是“乐”?

    这种忧患意识,一方面是由于真正达到治国平天下是非常困难的,危机会随时出现的,我们这个国家可以说一直是稳定、发展,动荡、战乱,改朝换代然后又是新的发展、新的动荡、新的战乱、新的改朝换代,这几千年来我们国家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历程。《易经》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天下可保也”,就是在你平安的时候不忘记危险,在你存在的时候不要忘记灭亡,在你各方面都很有秩序很规范的时候不要忘记混乱,这个是非常深刻的道理。孔子又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他这个提法也很深刻,终身之忧,忧是终身,到死为止,每天你都要思考,要担心一些问题,都要考虑一些事情往坏发展的可能,都要有面对不良事件、不良情况甚至是某些危险的准备,如果有这种终身之忧,你就不会有一朝之患,你平常都好,日子都过得很好,行政也做得很好,公益也做得很好,就不会说是突然会出事,传染病来了,自然灾害来了,一个社会的动乱发生了,甚至于是其他一些想不到的事情会突然发生,不论发生什么,你都“忧”在前面,有了准备。

    终身之忧,就是一辈子都不放松这根弦,随时有忧患意识,你才不至于发生一朝之患,就是说你终身要思考谋划,做好坏的准备,才能够没有灾难。这样的道理在我们中国文化里是讲得非常多的,即使是一些不在位置上的,不是官员,不是大臣,不是君王,不参与朝廷的决策和运作,这些人也有这种忧国、忧民的传统。从孔子、屈原一直到鲁迅到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有这样的一种忧国忧民的传统,这是一种忧患,政治的理想不容易实现,不容易变成现实,这是忧患。你身不在庙堂,不在朝廷,但是你关心众生,这也是一种忧患,那么还有一种忧患,在中国的文化里头从古代就提出来的,就是对个人命运的忧患,这个也是孟子最早提出来的,孟子最有名的话,毛泽东主席也最喜欢的一段话:“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从个人的命运上来说,这种忧患意识也是必不可少的,谁也不要想着自己能够直线前进,光滑前进。我们的人生哲学是强调乐的,但是我们的政治责任感、我们的政治道德是强调忧的,这是后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忧乐观为什么以“忧”为核心?

    如果说你的乐是有感染力的,那么你的忧的感染力是超过乐的,忧使一个人变得伟大崇高。

    前边我已经讲了,正是因为我们对政治,对国家的一种期待,所以我们的忧患是非常多的,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是达不到这种理想的,而为一些不理想的东西而忧,是一个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表现,甚至也是一个人思想深度的表现。我曾经看到有一些媒体在讨论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说有的人善于把苦日子当好日子过,就是说你不怕贫贱,不怕贫穷,自己有一种高尚的胸怀,这很好;他说有些人善于把好日子当苦日子过,这话我开始觉得挺不好听,你过着好日子为什么要当苦日子过,但他有一种解释,他说有许多人,由于他的理想主义,他总是在好日子里边找到了许多问题,他为这些问题很忧愁,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费心。

    前几年演过一个小剧场的话剧,叫《切·格瓦拉》,格瓦拉我们知道他是古巴的一个革命家,古巴革命成功胜利之后,他不在古巴做领导,不在古巴做官,而是到其他的拉美国家发动革命,整天都是在这种风餐露宿、游击战争中,最后牺牲在这种革命斗争中,他的魅力就是在于能够把好日子当苦日子过。今天我们不是谈拉美的政治形势,只是谈的一个人的一种精神状态,所以他有深刻性,有他的吸引力,有他的魅力。罗曼·罗兰讲:“我们赞美幸福,也赞美痛苦,痛苦能够使一个人变得深刻而且高尚。”他讲要赞美痛苦,人是应该懂得痛苦的,应该能够忍受痛苦的,也是能消化痛苦的,能够体验痛苦的。俄罗斯的一个很痛苦的作家,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他有一句名言,他说:“我一辈子,我感到悲哀的是,我自己是不是配得上承受那些痛苦。”就是说我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我深刻吗?我智慧吗?我伟大吗?我高尚吗?他说一个人总是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个说得远一点,这是从世界上来说,所谓焦虑,所谓痛苦,所谓承担,对于一个男子汉,对于一个公民,不分男女,有一定承担的能力,这里边我们中国的文化里头,实际上也是向这个方向发展。到了范仲淹那里把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提出来了。

    范仲淹讲了忧也讲了乐,但他的核心是讲忧,而不是乐,他为什么会以忧为核心?我谈一谈个人的心得。他反映了道德的抗逆性,因为所谓的道德它往往是在考验当中的,在挑战当中,在逆境当中,才能得到彰显,如果你没有接受任何的考验,你没有碰到过任何的混乱,你没有碰到过任何的冤案,谁知道你是有道德的人?中国的老百姓都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家贫显孝子,国乱出忠臣”,这是说道德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抗逆性。诸葛亮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讲这种道德的坚持性,这当然也是一种忧患。加上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的不稳定性,使得“先天下之忧而忧”确实是非常地忧,确实是不忧还真不行,不忧的话就会更忧,不忧的话就更糟糕,这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有很大的教育。在这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边,这个忧实际上是一个核心,当然在传统的文化当中,这个忧有很多不足之处,如果我们只考虑道德,而不去考虑研究制度、法律、法制这些显然是一个不足,你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保证,没有法制的保证,仅仅靠道德,这个恐怕还要忧,恐怕还要忧下去,要一直忧下去,那个就是保障。再有,我们在强调道德的同时,对于道德和人性,对于人的基本要求,所应该有的这种关心、这种满足应该有一种平衡的认识,否则我们讲许许多多的道德,而没有讲人的需要,没有关心人的合理愿望的满足,也会使道德变得空泛。可以说我们怀着非常怀念、非常向往的心情来回忆,来重温范仲淹所代表的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忧乐观,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我的忧乐是什么?

    当然我最忧患的时候不是现在,是在过去的一些政治运动当中,那时候看到国家的秩序越来越混乱,工人不做工,学生不读书,作家不写文章,这个国家会怎么办?这当然是忧患的。

    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和国家的整体命运是不能切割开来的,尤其是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从我个人来说,我个人的遭遇、个人的经历当中特别快乐和特别不快乐的时候,都和国家走在一条什么样的路上有关系,所以对个人的担忧完全脱离开对社会对国家的情况的判断和了解,他的担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更准确地说,我觉得在我身上,表达出来用“忧患”两个字来形容这种关切、关联这种相通的感觉,不管我处在什么情况下,包括最艰难的时候。我对我们国家的关切是始终如一的,我和我们的国运相通的感觉也是始终如一的。我希望,从中国建立以后很美好的开始,就像我在《青春万岁》中写到过的,这种开始的美好能够继续下去的,这种关切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我和我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老百姓,忧乐同心的感觉,也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但是用“忧患”这个词对我来说太重了,因为毕竟我碰到较大挫折时年纪还轻,有许多事我也不懂也并不能理解,为一些小小成绩感到非常高兴,也会为一些挫折感到沉重。

    简单来说,所有的个体生命,它都有一个死亡、一个终结的时候,人生是充满了忧患的。《岳阳楼记》中范仲淹所讲的忧患,实际上讲的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关怀,也是一种思考和一种谋划。范仲淹所讲的忧患意识,还是积极的,和行动有关的、行动性的忧患意识,还不止一般情绪上的悲伤啊、忧愁啊,如果讲忧愁的话,中国何人不讲忧愁?这“忧患”两个字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具体到内容,具体到每一个人、每一本书、每一个句子,都有不同的意义。我们今天可以有所分辨,有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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