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远行》是一个有些奇怪的题材，那里面所展现的奇异、神秘以至于恐惧感，在我此刻将手稿重读一遍后，仍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书中讲述的那个“回头约”故事——这个在我居家陕北期间，时常萦绕在耳边的话题，我终于将它按倒、驯服，纳人我的陕北大思考之列，让这个轰轰烈烈的高原传奇故事，在我的笔下生上翅膀飞翔，因此此刻搁笔了的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然如释重负之外，还有一种被久久地羁于案犊之间的委屈感，一种身心交瘁的感觉。
陕北是一块特殊的地域。前些年摄影界叫它“焦土文化”，影视界称它为“黄土地”，歌坛则以一曲响遏行云的“西北风”，将它端到世人面前。所有这些开拓之功虽然有浮皮潦草之嫌，但毕竟都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了这块土地的本质和核心部分。触角深人这块土地最深的，当属民俗学领域，人们从陕北剪纸、安塞腰鼓，以及信天游等等挖掘中，誉陕北为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块活化石。
我的手中只有一支笔，因此身处其间，面对门里窗里蜂拥而至的大文化景观，我只能以笔记之。记得我在《最后一个匈奴》的“后记”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说：“作者试图为历史的行动轨迹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他做到了？不知道！作者还对高原斑斓的历史和大文化现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主要是因为他受到了一位评论家朋友的蛊惑，按照这位评论家的说法，我们这个民族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存在之谜，也许就隐藏在作者刻意描绘的那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
上面这一段话大约也算一个宣言。因为我的三部曲，其实都是在努力地向这个目标靠拢。一个作家，当力不从心的他，像一个预言家、一个可笑的圣者一样担负起这淦释的使命时，他就会变得很痛苦，并兼一份独自思考的孤独。但是没有办法，谁叫我们不幸从事了这个行当呢？而既然选择了这行当，我想我应当把它做到最好处。
在这部《最后的远行》中，我仍然打发我喜爱的一个人物，去完成这一次横穿高原的奇异旅行。这人物就是张家山。这是我用自己的全部，已、力、全部智慧，再加上阅历，精心制造出来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在《最后的民间》中，曾经有所表现，但是在《最后的远行》中，我让他的表现达到了淋漓尽致。
《最后的远行》是《最后的民间》的一个分支。这种体例过去有过。例如《金瓶梅》之于《水浒传》。这种比较由我说出，大约并不适宜。这里只取“体例”这一层意思。
我对张家山这个人物，过去曾有过一段介绍，这里，将它原原本本，照录于下吧。这样，就免去了我介绍时的多费口舌。因为我现在很是疲惫。
话是这样说的：“张家山这个人物，令人想起那个西班牙苍凉高原上的唐·吉诃德。是的，他们有许多共同点，都高贵而善良，精明又愚蠢，都试图怀着中世纪梦想，去匡正社会。只是，较之唐·吉诃德，张家山的时代，已经没有马可以代步了——瘦骨棱棱的、风一吹就倒的马也没有。因此，他似乎更为卑微和实际，圆口布鞋上沾上了更多的泥土。”
关于张家山，就说这些吧！你想结识他，很容易，打开书本，他就会一面哈哈大笑，怀抱三弦向你走来。身前是半大小子李文化，身后是红裤带梢子露在外面的谷子干妈，一主二仆，各逞能事。
关于文体，我这里还想哆嗦几句。记得，一些年前，我曾经在《文学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谈我想在这《最后的远行》上所进行的文体尝试。
我在文章中说：“假如把传统小说、现代小说、哲理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志异小说诸种小说的长处杂揉在一起，写出一件东西来，那么会是一个什么怪物呢？”
在《最后的远行》后来的写作中，我正是这样做了。这样做的结果又是如何呢？现在我还无法判断。不过，也许我在杂取诸种小说种种长处的同时，亦顺手牵来了它们的种种短处。是不是这样呢？也许不是，但是如果“是”的话，那就该是我的无能了。
小说的语言与风格，我在《最后的远行》中亦是刻意追求的。读者在阅读中，大约会想到赵树理。是的，在写作中，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等，一直伴随着我。此外，还有我们的老古董《三言二拍》，也一直在我的洗手间里放着，我写作途中每一次上厕所，都要蹲在马桶上将它们翻上一阵。
“吭啃吭啃”是我们的初民搬木头时的号子声。鲁迅先生说，这是艺术的一切开端的开端。但是随着文明的日益细密，艺术离这“吭喃吭嗜則之声，是越来越远了。在这《最后的远行》中，我想和现今的这高雅的艺术开一个荤些的玩笑，但语村言，酸曲野调，一并人内。沸沸扬扬的人类世界，菇脂噪噪的群众语言，尔格正像一口开了的大锅，在我胸中翻腾。我感到，自己离那文人气，是越来越远了，更像一个村学究而已。”
不过在写《最后的远行》的同时，我还花插着写了一个重要的中篇，它叫《车祸》。读者读到《最后的远行》的时候，它也该在一本叫《大家》的杂志上面世了。那是一个蝴蝶效应故事，一个一百种偶然造成一个必然的故事。那是一个题材和手法都属于现代派的东西。我在《最后的远行》中，将艺术的这一特征发展到极端；在《车祸》中，则将艺术的另一个特征发展到极端。只要我愿意做，我想我是会做得很好的，无论是手挥哪一样兵器。
《最后的远行》写了三年。这三年中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情于我来说，这三年中亦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件是举家从陕北迁到西安，第二件则是一件口舌的事。记得，阿斯塔菲耶夫接一片飘飘落下的黄叶，满腹感慨，询问它这一年中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情——多少次阴谋，多少次叛卖，多少次道德沦丧！此刻的我，亦是这种手捧黄叶的心情。不过，不管怎么说，《最后的远行》现在完稿了，所以现在我应当高兴些才对。
高建群
1997年5月31日 于西安
2007年春稍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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