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古代研究军事问题的书籍汗牛充栋，十分丰富。仅军事科学院编的《中国古代兵法选辑》中所集纳的古代兵书或涉及军事的著作就达百余部之多，这些兵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经、史、子、集等综合性的古代典籍中涉及军事问题的篇章。如史书中的《左传》、《史记》、《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隋书》、《资治通鉴》、《宋史》、《明史》等。子书中的《孟子》、《荀子》、《韩非子》、《商君书》、《吕氏春秋》、《淮南子》、《鹖冠子》等，都有不少关于战争情况的记载和军事问题的论述。另一类是专门的军事著作。如著名的“武经七书”，即《六韬》（相传为周·吕尚著）、《三略》（相传为秦·黄石公著）、《孙子兵法》（春秋·孙武著）、《吴子》（战国·吴起著）、《尉缭子》（战国·尉缭著）、《司马法》（战国时齐威王集学者撰）、《李卫公问对》（唐·李靖著）。此外，还有战国时隐士王翊著的《鬼谷子》、伪托诸葛亮著岳飞校的《兵函玉镜》、唐代李荃著的《太白阴经》、宋代曾公亮著的《武经总要》、明代戚继光著的《纪效新书》、清代年羹尧著的《治平胜标》，以及《古代兵略》、《武备集要》、《兵机汇集》、《兵法集鉴》等。其中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孙武著的《孙子兵法》以及后来发现的《孙膑兵法》。《道德经》这一哲学专著，从军事哲学的角度考察亦颇有价值，可以说是一部准兵书。
《孙子兵法》系春秋末年孙武所著，共13篇约6000余字，因此又称为《孙子十三篇》。这13篇是：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内容博大精深，为历代兵家所推崇，列为《武经七书》之首，作为最重要的军事教材而流传至今。书中的一些基本的战略战术思想，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者，诡道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等，都不失为真理性的认识。
此书在国外也盛名卓著，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于唐代传入奈良时代的日本，被推崇为“兵学圣典”、“世界第一兵家名书”。作者孙武被尊为“武圣人”、“东方兵学鼻祖”、“武经冠冕”。日本一些著名将领，以书中的战略战术思想作为指导，成功地运用于实战之中。如日本战国时代的名将武田信玄把书中的“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写在军旗上高悬于军门。日本将领八幡太郎在陆奥战役中，见雁鸟乱飞想起了《孙子》中的“鸟起者，伏也”，便判断敌军一定设有伏兵，便立即改变作战计划，脱离了险境。日本海军统帅东乡平八郎在日俄战争的对马海战中大败俄国海军，其制胜之道就是依据《孙子》中的“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的战术思想，在日本海域内迎击远涉重洋、疲惫不堪的俄国舰队。此书传入欧洲后，军事家们都甚为重视。叱咤风云、驰骋欧洲的一代枭雄拿破仑，在戎马倥偬的战场上，还手不释卷地披阅《孙子兵法》。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魁首德皇威廉二世，在战败后的侨居生活中方读到此书，当他读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予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时，感慨万千，击节三叹，不无遗憾地说：“在20年前，倘若读到这书，则……”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他的多卷本军事名著《战争论》，就汲取了孙武的许多重要思想。美国国会防务问题高级专家、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在其《大战略》一书中说：“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于公元前400～前320年间写成了最早的名著《兵法》。《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
毛泽东在阅读中国古代兵书和有关军事典籍时，十分注意对战例的研究，特别着力于那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的研究。这与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中国革命，长期处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正是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需要出发，而注目于对中国古代这类典型战例的剖析。
在毛泽东的军事名篇中，就曾提到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他还提到春秋战国时代围魏救赵之战、齐鲁长勺之战等战例，并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如袁曹官渡之战，作战的一方是袁绍集团，当时占据冀州、幽州、并州、青州等广大地域，物丰人稠，经济实力很雄厚；拥有精兵数十万，军事实力也很雄厚。而曹操集团当时占据以许昌为中心的中原地带，仅有兵力数万人，无论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都与袁绍集团大相悬殊。袁绍企图利用自己的优势直捣许昌，吞并曹操，夺取中原。在敌强我弱这种形势下，曹操采纳谋士意见，审时度势，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是声东击西，解除了袁军白马之围，去掉了对许昌的威胁；并坚守官渡阵地，及时捕捉战机，奔袭袁军屯粮要地乌巢，以断其后勤供应。而袁绍则由于骄傲轻敌、刚愎自用；内部又不团结，互相攻讦。这就给曹军造成可乘之隙，伺机反攻，大破袁军，歼灭其精锐七万余人，最后以曹军对袁军的巨大胜利而告终。从此袁绍集团一蹶不振，曹操统一了华北地区。毛泽东正是从这类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中，总结出后发制人、声东击西；抓住弱点、捕捉战机；断其粮道、乱其军心等战略战术思想的。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真总结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实践经验，注意汲取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精华和中国古代战争实践的经验，撰写了一系列重要军事论著。除了已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若干军事名著外，还有指挥战争特别是一些重大战役的大量文件、电报。
二
战争，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它是否存在着固有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是否能够认识和把握？如何才能认识并利用这些客观规律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是战争中的认识论问题。我国古代著名的兵法家，从其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莫不给予肯定的回答，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尤以《孙子兵法》对这一问题论述得比较深刻，在《孙膑兵法》中，亦有不少可贵的论述。《孙子兵法·地形篇》中强调：“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孙膑兵法·主客人分》中亦提出了战争“胜有道”的观点。这里的“战道”或“道”，既指战争的客观规律，又指依据战争客观规律而形成的战争指导规律。因而孙武强调只要将帅依据战争固有的客观规律来指导战争，即可不受国君的命令所左右，以保证战争的胜利。这种承认战争本身有其客观规律，将帅应遵循其固有的规律指挥战争的思想，是坚持了战争认识论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它与当时流行的视战争为神物，在战争指导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对于战争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人们是不可捉摸还是可以认识并加以把握呢？孙武和孙膑都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孙子兵法·形篇》中提出了“胜可知”的思想，《孙膑兵法·篡卒》中也得出了“知道胜”的结论。不仅指出了战争是有规律可循，因而战争的胜利是可以预知的，而且把“知”作为“胜”的前提，认为只要认识战争规律，并依据这一规律来指导战争，就有必胜的把握。应当说，这是战争认识论上的可知论，它同那种把战争看得扑朔迷离，因而认为战争规律也不可捉摸的不可知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就是近代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如克劳塞维茨也未曾很好地得到解决。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就把战争比喻为“一条真正的变色龙”，从而认为“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1]是充满偶然性因而难于认识的领域。相形之下，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孙武等人，是略胜一筹的。
既然战争是有规律可循的，那么如何才能认识战争的规律，在这方面要认识和把握哪些主要内容呢？孙武对此作了较全面的概括。《孙子兵法·地形篇》提出了“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的命题。所谓“彼”、“己”是指作战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所谓“天”、“地”则是指作战时的天时、地利等方面的自然条件。孙武对这些方面的情况还作了详尽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如在《计篇》中，提出了“五事”、“七计”。所谓“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所谓“七计”，“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里，他从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制等五个方面，把敌我双方优劣条件作比较，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具体来说，从哪一方君主的政治开明，哪一方将帅的指挥才能高超，哪一方天时地利有利，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军事实力较为强大，哪一方的兵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严明等七项估计，来作出战争谁胜谁负的判断。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兵书深有研究。他的军事哲学批判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兵书中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别的任何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2]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尽管战争这一社会现象更带有偶然性的特点，但它仍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运动，不仅有其本身的规律，而且这一规律是可知的，即可以认识和把握的。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还曾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所谓学习阶段，也就是知的阶段，即认识客观实际，由物质到精神，由实践到认识的阶段。当达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时，就完成了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在这一阶段中，人们研究和认识的对象，是战争的敌我双方，因而对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都应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才能认识战争的规律。使用阶段，也就是行的阶段，即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克服当前的敌人。这就是由精神到物质，由认识到实践的阶段。按照这些规律所制订的作战方案、计划，采取的军事行动，从而战胜了当前敌人，这就完成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在这一阶段中，当然也涉及战争中敌我双方。任何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明于知彼、暗于知己的片面性，都绝不可能按照客观的战争规律来指导战争，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的。
对于这一思想，毛泽东在《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专著中，又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发展。在《矛盾论》一书中，他引用了《水浒传》里“宋江三打祝家庄”的事例，来印证了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命题。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未掌握对方的真实情况和活动规律，因判断错误、方法不对而打了败仗。后来从调查情况入手，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祝家庄与扈家庄、李家庄的军事联盟，用了同西方历史上特洛伊木马计类似的方法，在敌人营盘里埋下了伏兵，里应外合，终于在第三次打了胜仗。通过这一生动的例证，使这个命题的含意，比在《孙子兵法》中本来的含意更加丰富，更为深刻了。
毛泽东不仅重视对一般战争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尤其重视对特殊战争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中，就首先着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具体分析说，对一般的战争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都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对特殊的革命战争规律，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决的问题；而对于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则更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为此，他批判了那种只研究一般的战争规律而不研究特殊的战争规律，或只研究某一国家、某一时期特殊的战争规律，而不研究中国现时的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等错误倾向。指出在研究战争指导规律时，“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毛泽东的这篇军事著作，正是在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下，侧重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进行系统、深刻的阐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两部杰出的军事著作，就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前者在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后者则在科学总结抗日战争以来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特殊规律。
三
根据中国古代兵书记载，朴素的两点论在战争中是运用得十分广泛的。这不仅在《孙子兵法》等专门的军事著作中是如此，甚至在《道德经》等专门的哲学著作中亦屡见不鲜。这种运用在军事领域内的朴素两点论，既包括一分为二的观点，又包括矛盾转化的观点，内容十分丰富。
这里所说的朴素两点论，首先是指一分为二的观点，即指在战争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对立而又统一的矛盾范畴，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成对的矛盾范畴。上述孙武提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命题中，“彼”和“己”即作战双方中的“敌”和“我”，这是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一对矛盾范畴。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不仅从正面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真理，还从反面指出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的危害。也就是说，如果坚持两点论，对战争中敌我双方都了解，百战都不致失败；如果只持一点论，不了解敌人一方，只了解自己一方，只能胜负各半；如果对敌我双方均一无所知，只能落得个每战必败的可悲结局。在《孙子兵法》中，还提出了一系列战争中的矛盾范畴，如敌我、主客、众寡、利弊、攻守、进退、奇正、劳逸、治乱、虚实等，并对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进行了论述。如对利弊关系提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3]即是说，两军相争时，将帅一定要同时考虑到利害两个方面。要在有利的情况下考虑到不利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解除。又如对攻守关系提出：“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4]即是说，进攻必然得手，是因为攻击了敌人不易防守之处；防守必然牢固，是因为扼守敌人不易攻破之处。因此，善攻者，使敌不知如何防守；善守者，使敌不知如何进攻。这是对战争中攻守之间辩证关系绝妙的分析。再如对奇正关系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5]这是说，大凡作战，一般均是以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因此，善于出奇制胜的将帅，他的战法像天地那样变化无穷，像江河那样奔流不竭。这就要求通过奇正相生，创造有利态势，使军队在作战中能出奇制胜。类似论述，在《孙膑兵法》、《道德经》以及其他兵书中尚有不少，而出奇制胜的战例在我国古代战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特别是武装斗争实践的过程中，批判地汲取了中国兵书中朴素的两点论，对作战敌我双方作了精辟地分析，真正做到了“知彼知己”。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国共双方的军事斗争，即红军同白军的斗争，就作了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指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中国是经过了1927年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第二个特点，敌人的强大；第三个特点，红军的弱小；第四个特点，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紧接着，毛泽东又把这四个特点综合起来，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指出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甚至失败的可能性。他说：“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正是在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敌我双方进行具体分析之后，才探索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正确地指导了中国红军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在反“围剿”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又如在《论持久战》中，他对抗日战争的作战双方各自的情况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指出：日本方面的长处有一，主要是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它的短处有三，一是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二是其为一个人力、物力不足的小国；三是其国际形势的寡助。中国方面则相反，其短处有一，主要是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比较弱。它的长处有三，一是其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二是一个人多、地广、物博的大国；三是其国际形势的多助。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他正是基于这些基本特点的分析，做到了“知彼知己”，从而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预见到中日战争三个阶段的进程，得出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的科学结论。
对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矛盾转化思想，特别是《孙子兵法》和《道德经》中以弱胜强的矛盾转化思想，毛泽东极为重视，在其军事辩证法中作了批判的改造和汲取。可以说，以弱胜强的矛盾转化思想，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本质特征和中心内容，贯串在他的全部军事著作之中。这是同中国革命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分不开的。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解放军以至抗美援朝时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与当时的白军、日军、国民党军队、美国侵略军的对比来说，我军无论从军队数量和军事装备上都处于劣势，一开始时力量还非常悬殊。我军是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艰苦情况下进行战争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这一基本特点，使得毛泽东和我军的其他领导人，高度重视对以弱胜强的军事辩证法的研究。刘伯承元帅就说过：毛泽东军事学说“是人民以弱小武装战胜现代装备之强大敌人的军事学说”[6]。
《孙子兵法》中最精彩的、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其矛盾转化的思想，即创造条件，促成敌我双方在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上发生于我有利的转化，从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的论述。比如在众寡关系上，如何根据双方兵力的众寡来决定战略和策略，特别是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如何以我在数量上占劣势的军队，战胜数量上占优势的强敌，促使敌我优劣形势发生于我有利的转化，这是一个高超的军事艺术。对此孙武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7]的策略。即我有十倍于敌的、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就要四面包围敌人，使之屈服；若有五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就要进攻敌人；若只有一倍于敌的兵力，就要设法分散敌人，使我在局部上形成更大的兵力优势。他还进一步论述了“我专而敌分”的策略，指出：“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敌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8]这就是说，遇到另一种情况，敌军在数量上优于我军，或双方军队数量相等，则一定要使我军集中，敌军分散，从而形成我军在数量上的优势。他举例说，如双方均有十万之众，我军十万兵力是集中使用的，而敌军则被分为十处，每处仅有一万，我军以十万之师攻敌一万人，这样我以众敌寡，敌则寡不敌众，形成了我之绝对优势和敌之绝对劣势，我胜利在握是无疑的了，“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9]。又如在虚实关系上，他十分强调避实击虚的策略。他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10]他用水作比喻，认为像水流的规律避高而流低那样，用兵力的规律则是避实而击虚。水因地势高下而决定流向，用兵则根据敌情决定方针。如何才能避实击虚呢？他认为，不仅要在两军交战时“避其锐气，击其惰归”[11]，而且还要采取“示形”的办法，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他精辟地指出：“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远而示之近；……实而避之，强而避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12]这是说，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行为，“兵不厌诈”，要采取“示形”的办法；本来能攻，却装着不能攻，本来能守，却装着不能守；本来要打，却装着不能打；本来要重用某人，却装着不用他；本来要从近处进攻，却装作要从远处进攻；本来要立即进攻，却装着不马上进攻，如此等等。以这些假象迷惑敌军，使之作出错误判断，造成我方以可乘之机，再采取神速行动，出敌意料之外，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兵书中这类思想，都认真加以提炼和汲取，以丰富其军事哲学。
毛泽东鉴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力量十分强大，敌我力量对比长期处于敌强我弱、众寡悬殊这一客观情况，非常重视在战斗中集中优势兵力。他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13]他运用《孙子兵法》中“我专而敌分”的原则，采取“我专为一、敌分为十”的策略，以改变敌众我寡为敌寡我众的态势。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14]因而他庄严地宣告：“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15]他坚持集中优势兵力的思想，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围剿”开始，就坚决反对所谓“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等军事平均主义的错误做法，坚决主张在一个时间段内，红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只能有一个，而不是两个或多个。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16]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的思想的完全正确。
要改变敌我力量的强弱对比，使之发生于我有利的转化，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攻击敌军的薄弱环节。毛泽东明确指出：“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17]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远远超过我军的敌军面前，要改变强弱对比，使之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他认为可采取《孙子兵法》中“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办法。
要改变敌我力量的强弱对比，使之发生于我有利的转化，又一个必要的措施是乘敌之隙。换句话说，就是要发现和利用敌军的过失，甚至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毛泽东认为可采用《孙子兵法》中“……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这一关于“示形”的策略，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使之作出错误判断，给我以可乘之隙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他说：“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18]这里，最典型的战例莫过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由毛泽东直接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挥师北上，经桐梓、习水北渡赤水河。这时，四川军阀为了防止中央红军入川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立即调集重兵沿川黔边境布防，敌军四处奔集。于是毛泽东便放弃了北渡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新占领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了贵州军阀两个师。他接着又挥师自遵义西时，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军大为震恐，急在川滇黔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红军。但毛泽东又指挥红军，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这时正在贵阳亲自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调云南军阀部队入黔“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在湘黔边境布防，防止中央红军东进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但中央红军只以一部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主力则穿过滇黔公路，直插云南，正好与增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驰。由于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空虚，红军如入无人之境，直迫昆明，吓得龙云忙调各地民团到昆明守城。红军却虚晃一枪，向西北方向的金沙江挺进，胜利渡过金沙江。从此，把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和湘、黔、川、滇各地方军阀的几十万部队甩得远远的，彻底摆脱了被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
从四渡赤水，进逼贵阳、昆明，直到北渡金沙江这几次战役，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术，迂回曲折，穿插于敌军之间。敌军以为红军向东却已向西，以为红军要渡江北上却又远程回击。“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军过失，把滇军调了出来，使红军得以争取时间，向防务空虚的云南西进。接着又“示形”于昆明之东，乘敌军忙乱之际，突然插向西北巧渡金沙江。这样，就处处主动，左右敌军，红军一动，全然打乱了敌军部署，不得不重摆阵势，使得红军得以从容休整。待敌军部署就绪，红军又出敌意料地指向别处，使之扑朔迷离、处处被动、经常挨打、疲于奔命。对于在四渡赤水之战中，运用“示形”以迷惑敌人而采取的声东击西的战术，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这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的确，从这一典型战例中可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堪称“用兵如神”。
要改变敌我强弱力量的对比，使之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还要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暂时放弃一些土地和城池。毛泽东引用了《道德经》中关于“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策略来加以说明。他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19]他还用生活中一些通俗的事例来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如做生意，在市场交易中，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不丧失货物，又从何得到金钱？在日常生活中，睡眠和休息虽然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同理，革命运动造成的损失是破坏，但取得的却是进步和建设。这是尽人皆知的平凡真理。他引用了《水浒传》中林冲和洪教头比武取胜的故事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20]他还列举了中国古代战史上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著名的大战役，说明都是双方强弱不同，由于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取得战争胜利的。他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指出，在四次反“围剿”中，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诱敌深入”，虽然暂时丧失了一些土地，但由于粉碎了敌人“围剿”，最后却恢复并扩大了土地。而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全然不讲退却，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愿暂时放弃一寸土地，其结果是这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丧失了中央苏区全部土地，被迫进行了一次大搬家，不得不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根据地才站住了脚跟。
毛泽东早在1928年5月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与朱德就提出了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到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就形成了全部红军的作战原则，从而超越了它最初的朴素性，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他对此评价说：“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21]这十六字诀作为土地革命时期在反“围剿”战争中的一条基本原则，甚至作为尔后的武装斗争中进行游击战争遵循的基本原则，当然主要是对土地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对游击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无疑是汲取了《孙子兵法》等兵书和我国古代典型战例中，关于“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及“示形”中的“声东击西”等重要策略思想的，所不同的则是充实了新的内容并赋予新的含意。
（毕剑横）
注释
[1]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41、46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58页。
[3]《孙子兵法·九变篇》。
[4]《孙子兵法·虚实篇》。
[5]《孙子兵法·势篇》。
[6]《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76页。
[7]《孙子兵法·谋攻篇》。
[8]《孙子兵法·虚实篇》。
[9]《孙子兵法·虚实篇》。
[10]《孙子兵法·虚实篇》。
[11]《孙子兵法·军争篇》。
[12]《孙子兵法·计篇》。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7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2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7～208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2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3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5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7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8—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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