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是思维和表达的工具，世界上第一部逻辑学著作便是用《工具论》来命名的。毛泽东十分重视方法、工具的掌握和运用。他重视哲学，爱读逻辑学书，提倡学习逻辑知识，也是出于对“工具”的考察和获取的愿望。
在逻辑学领域，毛泽东求贤问业，切磋琢磨，钩深致远，还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伦理学、论理学与《穆勒名学》
说到毛泽东早年读逻辑学书的情况，最值得一说的首先是关于读《穆勒名学》的事了。
1912年，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读了很多书。据斯诺《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时他读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a book one thics by John Stuart Mill）。这本书很可能是《穆勒名学》的误记。
在辛亥革命前后，逻辑学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学问。严复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这两部书当时很负盛名，可是能读的人并不多”。[1]19岁的毛泽东读了《穆勒名学》，增长了逻辑知识，掌握了思维的逻辑技术，也形成了时刻检查自己思维和表达的逻辑性的良好习惯。1920年11月26日，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写信，谈论四种常见的“论理的错误”，包括以感情论事、时间上以偏概全、空间上以偏概全、以主观概客观。他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唯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2]虽然他说的四种错误并不都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逻辑错误，但这反映了他注意从逻辑学的角度辨别正误，反思、发现自己的不足。
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
延安时期，毛泽东“发愤读书”，读得最多的要数哲学书了。当时他精读并作了大量批注的主要是30年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也没摆脱苏联学者的影响）。1930年苏联哲学界开展反德波林学派的斗争以后出版的哲学著作，都是把形式论理学看作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东西加以否定的。直到1940年为止，这种观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读到的哲学教科书，都专设章节批评形式论理学尤其是同一律的客观基础。毛泽东无形中受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
李达、雷仲坚合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读过多次，在上面的批注也最多。该书在谈到否定观时有这么典型的一段话：“辩证法的否定，和形式的，形而上学的论理学的否定，在哪一点上不同呢？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否定。”这里存在着一个未加任何论证的等式：形式的论理学＝形而上学的论理学＝形而上学。通过一个算术中的“等量代换”，结果一切本应对形而上学说的话全都转给形式论理学了。
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用毛笔写了一段批注：“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这些话若作为批评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是十分中肯的，但对于形式逻辑来说，就不合适了。
在毛泽东于1937年7、8月份写的《矛盾论》中，原来有一节讨论“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其中也是混淆了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对形式论理学作了类似于苏联教科书那样的批评。解放后着手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于1951年3月8日写信给田家英等人，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后来《矛盾论》正式发表时，论形式逻辑的那一节全部删去了。
《矛盾论》发表时所作的“删节”，表明毛泽东的认识前进了。人类对形式逻辑性质、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深化、发展的过程。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引起的对形式逻辑的误解，则是人类这个总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且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毛泽东个人恰好经历了这个认识阶段。
毛泽东对形式逻辑性质的认识发生变化，可能与苏联学术界1950年开始的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有关。从他读书接受的观念来看，时间也许还早些。这要追溯到1938年他读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了。
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
写作《矛盾论》之后半年，1938年春天，毛泽东读了刚出版的潘梓年著《逻辑与逻辑学》。
那时，毛泽东刚读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3月24日，《战争论》读到第110页。他在3月25日的“读书日记”中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毛泽东为了读刚收到的潘著《逻辑与逻辑学》，放下原来正在读的书，这说明他对逻辑学的兴趣似乎不亚于对战争理论的兴趣。一天读93页书，打破了他这一段时间读书进度的纪录。按照他的“读书日记”的记载，这前后的几个月中，他每天读书的数量一般是20至30页，最多的一天也只读了55页。
接下去，毛泽东只用3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学术著作。[3]
《逻辑与逻辑学》不像哲学教科书那样只附带地谈一下逻辑的性质，而是一本成体系的逻辑学书。毛泽东说它“颇为新鲜”，大概是指它把逻辑学分为方法和技术两个部分。该书的篇章结构基本上也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两部分。作为思维方法的逻辑学是辩证法。方法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辩证诸方法、思维历程。形式逻辑被当作逻辑术，技术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为观察法、统计法、推演法。
潘书关于方法和技术的区分，在观念上有了新的转机。形式逻辑虽然“从方法的地位降而为技术”，只是“充当一名技师”的角色，但它毕竟有了存在的价值和地位。虽然潘书在对形式逻辑性质的叙述中还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之处，但它把逻辑区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的观点，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它那自相矛盾的体系也集中暴露出了当时把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错误。后来50年代末毛泽东嘱咐重印逻辑专著，潘书也被作为“比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逻辑学著作”收入《逻辑丛刊》，于1961年重印。这个重印本，毛泽东一直保存着，现在我们在毛泽东故居的卧室中还可以看到它。
“颇为新鲜”这个感受，是毛泽东对潘书的褒奖，也反映出毛泽东的思想倾向性。如果说爱森堡、李达等人当时把形式论理学混同于形而上学必然导致抛弃形式逻辑的话，那么潘书试图在方法和技术这两个名义下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为思维所用，则是树立起了逻辑学的权威。这个新见解是潘梓年独立思考的成果，用他本人的话说，“是敢想敢说的成果”。它在中国近现代逻辑学史上，起过承先启后的作用。
周谷城、王方名的文章
建国初期，我国大学中使用的逻辑学教科书是从苏联译过来的。这时在苏联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逻辑观点又支配了我国的学术界。
自从1940年斯大林提倡干部学习形式逻辑，苏联的逻辑学领域开始复苏了，各种观点竞相著书立说。在之后的数十年间，占优势的一直是30年代哲学教科书观点的延续，即认为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有阶级性、有党性，因而否认形式逻辑，只承认辩证逻辑。1950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逻辑学界也展开了讨论。由于上述观点与斯大林批评的马尔的语言学说相类似，在这次讨论中处于被批评的地位，在《哲学问题》杂志关于逻辑问题讨论的“总结”中，甚至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斥为“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者”。继之而起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承认形式逻辑，但认为它与辩证逻辑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其代表性教科书，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很快被译成中文，成为流行的教科书。
毛泽东读了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一书，不同意它对形式逻辑地位的看法。毛泽东有个特点，在他自认为不懂或不甚懂的科学领域，格外谨慎。对于逻辑学，直到后来他读了很多专著、论文，已形成了自己一套逻辑观之时，仍旧很谦虚，自称“无多研究”，还“不敢有所论列”[4]。因而，在1956年以前，他对《逻辑》一书为代表的逻辑观没有随便品评。
1956年，《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了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该文提出了新的见解：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为形而上学服务；既能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对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这种“主从”说，对于当时流行的“高低级”说是一种挑战。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中国50年代那场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就以对周谷城的这个观点的不同看法之间切磋的形式拉开了序幕。
周谷城的文章一登出，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十分欣赏这篇文章的探索精神和新见解。
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同志开会。当谈到批评要有说服力时，毛泽东说：《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
毛泽东的赞许态度，对周谷城本人也流露过。当时参加讨论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和周谷城“商榷”的。毛泽东鼓励周谷城，不要怕，积极写文章，继续辩论。他们之间还有下面这么一段有趣的对话：
周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告诉他：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周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好。
毛泽东说：人民大学的刊物《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
周说：我没看见。
毛泽东表示：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这次谈话的地点在上海。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叫人给周谷城寄去了几本刊物，有关地方还折角做出记号。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接见《人民日报》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员。在谈到哲学界正在讨论的形式逻辑问题时，毛泽东说，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还说：我曾告诉周谷城，人大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和你相同。
上面提到的毛泽东和周谷城在上海的谈话，在1957年4月10日以前。在这之前，王方名在《教学与研究》上与周的观点相似的文章共三篇，分别登在当年的第1、2、4期上，均署名“求实”。这三篇文章，对三个流行的逻辑观点提出了质疑。第一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是“初步规律”的说法的质疑。第二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是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和质的规定性的说法的质疑。第三篇是对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方面的质疑。毛泽东对这三篇文章相当欣赏。[5]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逻辑学界、哲学界人士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周谷城、王方名都在场，此外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人。这次聚会在周谷城和王方名之间，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毛泽东从中撮合说：你们两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做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次谈话，除了论及各人的专业经历、研究成果和一些逻辑问题之外，毛泽东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话题，说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在当时学术界的气氛中，毛泽东强调这一点，有特别的意义。它包含着对周、王二人勇于探索的理论勇气的鼓励，也包含着对逻辑学界的期望。当时周谷城的逻辑观点在讨论中的处境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很孤立，成为众矢之的。当然，赞成他的主要观点的逻辑学专家是大有人在的，不过他们没有参加这场讨论。坚持“高低级”之说、并在讨论中批评周谷城的“主从”说的作者们，主要是靠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结论，具体说是引恩格斯的一个比喻。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把使用“固定不变的范畴”比喻为“就好像是逻辑的初等数学”。[6]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又说：“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7]
毛泽东是富有洞察力的。他准确地把握住了争论的焦点。他强调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正是从科学态度的角度来解决问题，指出方向。这样，他既从根本上指出了学术讨论应该坚持的原则性的立场，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倾向，也起到了保护学术讨论中占少数却比较正确的一方。这是哲人的智慧，政治家的艺术。
毛泽东当时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因为“问题还在争论之中”。出于对学术讨论自由的维护，对专家学者的尊重，他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避讳什么教条。在私下里，他就和周谷城说过。他夹用英语很风趣地说：formal 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1965年12月在杭州，毛泽东更明确地说：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门科学来管。他还举例说明，各个阶级可能从不同的前提出发进行推理，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会从对立的前提作推理，得出的结论也相反，但并不妨碍他们的推理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管前提的思想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
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逻辑学讨论中
毛泽东关于形式逻辑性质的正确见解，来源于认真地读书（逻辑学书籍和论文）和思考。在逻辑学讨论中，他始终密切注意各种观点的文章，跟踪阅读，广收博览。
1958年6月19日，毛泽东给机要秘书高智写了一封信：
高智同志：
请你在上午找一本1956年一月号的《新建设》；再将《哲学研究》1957年全年六期（第四期已到）找来为盼！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新建设》1956年全年各期，1957年全年各期都找来，更好。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江青那里，请给我于上午找来。
据高智回忆，毛泽东当时是在研究形式逻辑。“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分别指《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刊登的马特《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6月14日刊登的周谷城《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马特的文章是对讨论情况的综述，但带有倾向性，而且把争论看作“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的斗争”，批评周谷城、王方名的观点“是一条逻辑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路线”。附带说一句，在那次讨论中，马特是坚持斯特罗果维契观点的主要代表。周谷城的《六论》与马特的文章是针锋相对的。
周谷城的文章刚登出，毛泽东就请周谷城从上海到北京中南海来共同讨论逻辑问题。6月17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周谷城专就逻辑问题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讨论移到《人民日报》上展开这个新情况十分关注。他认真读了这两篇文章，并把这两天的报纸收藏起来，留待仔细研究。
毛泽东借《新建设》和《哲学研究》，显然也是查阅有关逻辑学方面的文章。有关逻辑问题的讨论最初是在《新建设》上展开的。毛泽东要该刊1956年第1期，可能是想了解讨论开始前的情况。在他这张条上开列的刊物中，关于逻辑的文章，《新建设》上有15篇，《哲学研究》上有两篇。
1958年7月1日，在毛泽东开列的一张索书条上，要该年“1至6月的《哲学研究》”，可能是继续查有关逻辑学的文章。
1960年3月24日，毛泽东向其他同志推荐《哲学研究》1959年第1期和第12期，1960年第1期和第3期。毛泽东还建议政治局委员人人都订一份《哲学研究》。当然，这一时期，毛泽东关心的主要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的讨论，感兴趣的主要是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文章。这期间的《哲学研究》上面有关讨论逻辑问题的文章，可能他也都看到了。
在这次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多次邀集有关人士谈逻辑问题。前面已经分别提到，1957年4月10日以前在上海和周谷城谈过一次，同年4月11日和周谷城、王方名、金岳霖等谈过一次，1958年6月17日晚上和周谷城又谈一次。除了这些之外，毛泽东还多次召集理论界的有关人员聚谈当时讨论中提出的逻辑问题。
1957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聚谈过一次逻辑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了两个观点：一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高级之分（毛泽东还举了很多例子进行说明）；一是形式逻辑是普遍适用的，没有阶级性。
1958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再一次聚谈逻辑问题。参加的有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周谷城。从下午5时45分一直谈到晚上11点半。
此后的几年中，毛泽东一直关注着逻辑学研究的进展。
朱波的两篇文章
1965年10月8日上午，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光明日报》今天有篇文章，谈逻辑的。他指的是朱波的《形式逻辑同一律客观基础的探索》一文。该文既不同意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与客观事物规律等同起来，又不同意把它与客观事物完全割裂开来，而认为它反映的是思维的确定性，它的客观基础是客观事物的确定性。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第12期上刊登了《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署名邵友勋，其实还是朱波所写。该文提出，充足理由律能否作为形式逻辑的一个规律，要看对它如何理解：要求推理前提真实可靠这样意义上的充足理由是不存在的，要求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具有连贯性、论证性（前提与结论之间有逻辑联系、前提是推出结论的理由）这样意义上的充足律是有的，它属于形式逻辑的一个要求，也与形式逻辑一样，没有阶级性。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对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1965年12月在杭州的那次谈话中，当有人提到朱波这篇文章时，毛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毛泽东这里说的“理由”，即推理的前提、论证的论据。人们常说的充足理由律是相对于推论和证明而言的，它包括两方面的要求：（1）理由（即前提、论据）的内容真实；（2）理由能必然地推导出结论，换句话说，推论的形式正确。[8]一个推论或论证的真实正确要靠这两条共同做保证。由于形式逻辑是撇开内容，仅从形式方面来研究推理论证的，而真实与否是认识的内容问题，涉及作为前提的命题的思想内容，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否认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是完全正确的。[9]至于把“充足理由律”仅限制在形式方面，仅理解为结论必须在形式上逻辑地包含于前提之中，能否继续保留在形式逻辑之中呢？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毛泽东那段话是否有认识论上的含意，即他是否也否认理由在内容的真实可靠性上有一致的标准呢？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是持否定观点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与本文主旨无关，不再详细分析。这里只从原则上指出，要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毛泽东否认的是价值判断中存在各个阶级共同的充足理由。如果误以为对于事实判断各个阶级也有权自立标准，各行其是，那么在理论上势必导致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
《逻辑学论文集》与《逻辑丛刊》
1959年7月28日，毛泽东在给康生的信中谈道：“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姜椿芳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10]
毛泽东提议编印逻辑论文集和专著，并不是在这封信中才提出的。根据章士钊1959年5月为重版《逻辑指要》所写的序言来推断，早在5月份以前已分别着手做这两件事了。章士钊在这份后来未用的序言（手稿）中说，“近日”中央政治研究室逻辑组和人民出版社哲学组的同志为重印《逻辑指要》的事宜“见访，并提示校勘质疑若干条，知两君已于鄙著浏览有素……自后，余自行拎阅一遍，稍有增改”。5月份章士钊已把《逻辑指要》全书校改完毕。逻辑学文章篇目的“搜编”自当也已基本完成，送毛泽东阅览。当时这两件事是由两个单位分工做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分工负责收集、编辑逻辑学论文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工负责挑选、编辑逻辑学“专著”。姜椿芳当时任编译局副局长，编辑逻辑学论文集的工作即由他负责，“书目搜编”可能指的就是搜集编印的论文篇目。
毛泽东说逻辑学论文篇目的“搜编也是用了功的”，大概指其搜集的篇目数量上齐全，编排上既照顾到了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又照顾到专题性。在此之前，《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过一本《逻辑问题讨论集》，于1959年4月出版发行。但这个集子“并不是把所有的逻辑文章都选入”，甚至有些争论中的文章“也未收入”。要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学研究的全貌、争论的背景，只读这个“讨论集”是不够的，因而需要另编一套“论文集”。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收入了1953年以后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共150篇，分为6集。其中第3、4集是两个专集。第3集收入的主要是苏联译文，第4集收入的主要是数理逻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这套论文集1959年8月印出，可惜始终未公开出版。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逻辑组担负起了挑选“专著”的任务。他们编的一套《逻辑丛刊》，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这套书共11本，分别是《逻辑与逻辑学》（潘梓年著）、《逻辑》（金岳霖著）、《逻辑指要》（章士钊著）、《新论理学》（张子和著）、《名学纲要》（屠孝实著）、《名理探》（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穆勒名学》（穆勒原著，严复译述）、《名学浅说》（耶方斯著，严复译）、《辨学》（耶方斯著，王国维译）、《论理学纲要》（十时弥著，田吴炤译）、《逻辑史选译》（齐亨等著，王宪钧等译）。[11]毛泽东一直把这套重刊的逻辑书保存在身边。
毛泽东不满足于看逻辑学论文，他还希望系统地看全部“专著”；他不满足于只了解“近几年”的讨论情况和各种见解，还希望了解中国“近数十年”的研究概况、认识的历史发展；他不仅对西方的逻辑感兴趣，也想对中国传统的逻辑思想有更多的了解。1958年他就和周谷城说到过这样的意思。他说最好把古今所有的逻辑书都搜集起来，印成一部丛书，还在前面写几句话，作为按语。[12]为“写几句话”的事，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收入了1958年7月28日毛泽东给周谷城的一封信。信中说：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13]
周谷城在逻辑学方面的“大著”是论文集。一本是以周谷城的逻辑学论文为主体的论文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它以周谷城1956年那篇文章为开卷篇，一批一驳，依次展开，共20篇论文，其中周谷城的占10篇。另一本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收的全是周谷城个人的逻辑论文。“大著”指的是哪一本并不重要，“作序”一事多少有点误会。从周谷城方面说，既然毛泽东说要印逻辑丛书，这本论文集是否在列，他是不清楚的；毛泽东又说过在前面写几句话，周谷城以为毛泽东愿意写几句话。从毛泽东方面说，要他“作序的事”是就某本具体的“大著”而言的。他不愿作序，显然是为了维护逻辑界自由讨论的学术气氛，维持逻辑学界“百家争鸣”的局面。
读报刊杂志上的论文，便于及时了解学科研究的前沿和最新成果。但对于系统地研究来说，查借不方便，随手翻阅也很麻烦。毛泽东组织人汇集专题文献，为逻辑学研究做了一项基础工作。
章士钊《逻辑指要》及重版序言
《逻辑丛刊》收入的11本逻辑专著，现已确知其中有三本为毛泽东读过。前面谈到的《穆勒名学》和《逻辑与逻辑学》是解放前读的，第三本即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是解放后读的。在收入《逻辑丛刊》之前，毛泽东读了它的初版本。
据章士钊为此书所写（未用）的那个序说：“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蹴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越三月，公见召，以原书确于案。”毛泽东“冁然相谓曰：吾于此书已一字不遗者××阅一通。多少年来吾览此类述作亦夥矣，然大抵从西籍迻译得来，不足称为专著，独子刺取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为仅见……吾意此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这也是《逻辑指要》得以选入《逻辑丛刊》的原因之一。
《逻辑指要》的初版本，是1943年在重庆出的。其中有一篇自序说：“今岁二月，吾为国民参政会事，于役重庆，议长蒋公以精神之学教天下，审国人用智浮泛不切，欲得逻辑以药之，而求其人于吾友张君劢，君劢不审吾学之无似，为之游扬。公遂虚衷自牧，不耻下问，并督为讲录，俾便览观……于返港之明日，伸纸吮笔，纵其所之。”毛泽东既然知道章士钊的著述，这些情况也不会一无所知。“学问之事，庸何伤！”表明在这件事上，毛泽东是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只能历史地去看待。人民需要继承、吸收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成果。章士钊在逻辑学中是有独到之处的。他早于1918年就在北京大学讲授过逻辑学，影响很大，曾先后几易大教室仍坐无隙地，一时传为佳话。《逻辑指要》即根据这些讲课提纲整理出来的。该书“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运用西方形式逻辑的框架，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逻辑思想。虽然对有些史料的分析不乏牵强之处，但它独辟蹊径，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论证了一个真理，即“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他用确凿的史料驳斥了中国无逻辑的偏见谬论，在中国近代逻辑学史上，是一件空前的事。
毛泽东对《逻辑指要》的评价是中肯的。“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这是难得的褒奖。《逻辑指要》的价值，与其说在逻辑理论的创新方面，不如说在中国逻辑研究的开拓方面。当然，草创也难免于粗糙，空前的东西并不绝后。章士钊后来曾说它“是一部逻辑发展史匆遽而紊乱的速写”。“花香不在多。”就这些已足够“宜于印行”，“为今日参考资料”。
毛泽东十分关心章士钊《逻辑指要》的重版事宜。1959年6月7日，他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接着附上了为其代拟的一篇“说明”。[14]当时毛泽东正在感冒病中。信中说：“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6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
从毛泽东代拟的“说明”来看，章士钊在6日的信中较详细地谈了自己修改《逻辑指要》的情况。毛泽东代拟的“说明”，从文体上来说，是一篇十分精彩的“重版序言”。它既谈了重印旧作的由头、修改情况，又联系到当时学术界的背景，谈了对旧作的态度。总共不过二百四五十字，容纳了这么多的信息，字字着意，句句含理。
过了一周，6月14日，章士钊重新写出了“重印说明”。除前面加了一段有关该书写作经过和一些自我评价性的话外，基本上吸收了毛泽东代拟的“说明”的内容，有很多还是原话照抄上的。1961年正式刊印的《逻辑指要》，采用的即是这份“说明”。
毛泽东到了晚年，读逻辑书的兴趣仍旧很浓。他让有关方面把有的逻辑学书印成大字本来读。
1965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一本《近代逻辑史》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此书印成大字本10000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
《近代逻辑史》是苏联巴·谢·波波夫所著，1964年12月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中译本。它正好满足了毛泽东希望了解西方逻辑学史的愿望。顺便说一句，《逻辑丛刊》重印了解放前出版的较为有影响的逻辑学专著，至于解放后出版的各种逻辑学书，毛泽东几乎搜集全了。
（高路）
注释
[1]冯友兰：《哲学回忆录》，载《中国哲学》丛刊第2辑。
[2]《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杜1980年版，第120页。
[3]在毛泽东的“读书日记”中, 3月26日记：“潘书, PP.94—174”。27日记：“PP.175—204, 完”。28日记：“《战争论》PP.112—122”。
[4]《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4页。
[5]经毛泽东建议，王方名的几篇文章还汇集成一小册子《论形式逻辑问题》，1957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教学与研究》丛书出版。
[6]《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2页。
[7]《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32页。
[8]对这一条逻辑要求的表述，各书还有些细微的差别。
[9]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至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坚持认为要保留充足理由律的看法，是一家之见。现在，逻辑学界比较多的人不赞成这种见解。
[10]《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4页。
[11]这11本“专著”是从解放前出版的数十种逻辑书中挑选出来的，它们都是较有代表性和参考价值，影响较大的。
[12]周谷城：《回忆毛主席的教导》。《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191页。
[13]《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4页。
[14]《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9～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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