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里想要介绍和说明的倒是，作为一个求知者，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毛泽东对学习和涉猎自然科学是颇为注意的，对某些问题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发表过一些深刻的见解。就这些而言，应该说，还是他值得称道的长处。
“多向自然科学学习”
毛泽东向斯诺讲述过自己青年时代追求新知的经历，说他在湖南师范学校求学的五年中，“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1]这是1913～1918年的事。值得注意的是，1921年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开新年大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须采用什么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发言，赞成“俄式”方法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列宁的主义”）之后，在讨论会友个人的计划时，毛泽东发言：“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止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2]这一年毛泽东28岁，“三十以内”，还有两年。毛泽东还说：“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唯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3]
这段话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当毛泽东明确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学和这条革命道路的时候，同时强调了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必要。他并不以学生时代对自然科学不甚感兴趣为正确或无所谓，相反，他要设法补足由于这种偏颇而造成的知识结构上的缺陷。现在我们不能详知，那两年中他在多大程度上挤出了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时间。看来，紧张繁重的革命工作，首先是建党工作，使他不得不在读书方面继续作出“最痛苦的牺牲”。但是我们知道，终其一生毛泽东都注意尽可能挤出时间，从书籍报志中了解一点世界自然科学学术思想的“大概”。延安时期如此，[4]北京时期如此，直到逝世前几年，眼力很差了，他还收藏和阅读一些特地印成大字的自然科学书刊。[5]
从1921年这一段话，联想到1941年的另一段话。那是毛泽东1月31日写给在苏联上学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的信中的话：“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6]这里讲了政治和科学的关系——谈政治要以学科学为基础；又讲了学科学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先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然后再学社会科学，撇开这段话可能针对的具体背景不谈，我认为，就一般意义而言，这个主张是很有道理的。从科学发展史来看，最先成为科学的是自然科学，然后社会科学才成为科学。对社会的研究早就有了，上升为科学，从总体说，是以马克思主义诞生为发端。先成为科学的自然科学，对于社会科学之发展成为科学，从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的学习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要大致地重复人类的认识过程，这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精神古生物学”和“精神胚胎学”[7]的统一，合乎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统一的规律。所以，对于年纪尚轻的人，有意识地按照这个规律来指导他们的学习，是很有益处的。当然，这是我对毛泽东这一主张的一种体会。他如何形成这一主张，信中没有细说理由。一个可以想见的显著理由，就是系统地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如果年轻时没有获得或抓住机会，成年后便很难有时间和条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许多人一样，是过来人。所以，他谆谆告诫年纪尚轻的人，要抓住机会潜心“多习自然科学”，频频督促我们的干部，要以钉子精神挤时间学习，包括“学一点自然科学”。
进化论与救亡图存
毛泽东向斯诺列举年轻时代给他以深刻印象的西方著作时，提到一本自然科学书，就是达尔文的《物种原始》。
严复译出赫胥黎宣传达尔文学说的著作《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于1898年出版，在中国知识界立即掀起巨大的波澜。被帝国主义“虎视鹰瞵”，即将遭到“瓜分豆剖”的中国（1894年孙中山《兴中会宣言》中语），先觉者欲奋起救亡图存，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中，找到了警醒和激励国人的思想武器。所以，进化论在当时的中国，与其说是作为一种自然科学学说，毋宁说是作为一种社会学说，引起人们的注意，受到人们的欢迎。现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人们常常批评用生物进化学说来解释社会现象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我当然不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科学的。但是，像进化论这样重大的自然科学思想成果，不能不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不是说过吗？“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8]我认为，进化论对人们世界观、历史观的影响，是汇合为“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9]中的一股潮流。
毛泽东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进化论的。他曾经说过，为了抵御帝国主义，“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了”。这失败，不是作为自然科学学说的生物进化论的失败，这个生物学学说被事实证明为真理，是不败的；这失败，是朴素的进化论历史观的失败，由此导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它以包括进化论在内的重大成就为其自然科学依据）在中国的传播和胜利。
毛泽东晚年还提到过达尔文、赫胥黎和《天演论》。
1970年，他在一个批示中写道：“《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这两本书都是赫胥黎写的。他对《天演论》的这个评价，显然是依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常说的观点：旧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研究自然界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不能贯彻唯物主义了。
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来中国访问，会见毛泽东时，送给毛泽东一张达尔文的照片（有达尔文的签名和达尔文自己写的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的其他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还有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是达尔文的后人提供的。
毛泽东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说：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毛泽东点头，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ley（赫胥黎）。
希思点头，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泽东说：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
这里说的是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同攻击达尔文学说的人激烈辩论的故事。
毛泽东钦佩达尔文的著作为世人所知，不仅是由于斯诺那本书的传播。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和谈话中，多次提到达尔文和进化论。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在这个讲话的论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节里，他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遗传学与百家争鸣
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方针，有多方面的历史背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哥白尼日心说和达尔文进化论的经历，是过去时代的历史教训；遗传学的经历，则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教训。这个历史教训，发生在苏联，也发生在中国。
大家知道，李森科发动的、在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上达到高潮的对遗传学中摩尔根学派的粗暴批判，是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批判中影响最大、最恶劣的一起。那次会后不久，这个批判随着报刊上的介绍和苏联专家来华讲学而在我国传开。我国有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广泛组织了对李森科报告的学习，并在某种程度上仿效苏联的做法，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取缔了摩尔根学派的课程讲授和研究工作。这种不正常情况，在苏联，在我国，都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以后才逐步得到纠正。
在这期间，毛泽东曾三度注意到遗传学的问题。
第一次是1950年。
当时，有一些人向中央反映，一所大学由于仿效苏联做法粗暴对待摩尔根学派学者，引起党和自然科学家关系的紧张。这所大学的领导人得知后，给刘少奇写了一个报告，为自己申辩。7月15日，刘少奇将这个报告送毛、周、朱及中宣部和教育部领导人传阅。7月16目毛泽东批道：“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这位同志“思想中似有很大毛病”。同一天毛泽东还批阅了反映同一问题的另一份材料，指出必须彻查这个学校的领导，“并作适当的处理”。查处的结果，解除了这位同志在大学的领导职务，先在会议上后来又在报纸上批评了他对待知识分子和对待科学问题的简单粗暴的做法。
这是党中央纠正这方面错误的开端，虽然仅仅是范围和程度很有限的开端，但毕竟是有了开端。后来陆定一在阐述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由来时，曾提到这次批评。
第二次是1956年，即在提出“十大关系”和“双百方针”的时候。
这里先讲一点背景。从1952年年底开始，苏联科学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对李森科某些学术观点表示不同意见的批评文章。这种情况的出现，同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的发表是有关系的。因为这篇文章批评了苏联学术界某些权威的“军阀式统治制度”，指出“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10]，从而引起了苏联学术界气氛的若干变化。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党的报刊进一步批评了李森科企图压制学术争论的错误行为，还陆续揭露了李森科学阀作风的一些事件。苏共二十大后不久，李森科辞去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中国的刊物和报纸，对这些作了介绍和报道。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了遗传学领域的这些动向。
1956年4月，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东欧一位党的负责干部的谈话记录，谈他们国内遗传学家对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观点的反映。4月18日，毛泽东在这份谈话记录上给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际春写了几句话：“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
一个星期以后，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十大关系”。在讲“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的时候，他强调对外国的东西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对苏联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并说：“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学习苏联李森科那一套，就被举出作为盲目学习人家短处的一个例子。
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还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参加会议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发言之后，毛泽东再一次讲话，正式宣布：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他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再举了自然科学方面“像李森科这样的问题”作例子。
在毛泽东这些讲话和他给中宣部领导同志那封信的推动下，经中宣部建议，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这年8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这是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我国为认真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系统地纠正过去的错误而召开的一次影响很大、很好的学术座谈会。它同全苏农业科学院1948年8月会议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三次是1957年春天。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作过之后不久，毛泽东读到遗传学家李汝祺教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这是李汝祺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谈会议收获和自己意见的一篇文章。4月30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他还亲自代《人民日报》拟了一个按语：“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就是毛泽东替作者换上的题目。这个简明而精辟的论断，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概括，对百家争鸣方针的深刻阐述。
关于机床设计发展战略的讨论
毛泽东比较爱看《光明日报》，因为这张报比较注意登理论文章，能给他较多的关于学术思想的信息，包括有关自然科学学术思想的信息。
除了前述的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上李汝祺文章的事例以外，还有一个事例，就是要求《红旗》杂志转载《光明日报》上关于机床设计的文章。
1960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提交会议的文章中，有一批是结合当时技术革新的发展而研究和写出的。“蚂蚁啃骨头”（小机床加工大工件），“积木式机床”，是当时引人注目的技术革新成果。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教师就这个问题作了分析和研究，写了《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在会上已引起注意。会后，此文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请《红旗》杂志加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写了下面这封信。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
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信末原署“毛泽东1960年11月28日”，后来改署为“《红旗》杂志编辑部1960年12月6日”。
这封信当然给作者们很大鼓励。他们原来的文章，转载在《红旗》1960年第24期上。他们按照信的要求写出的第二篇文章《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红旗》在1961年第9、第10期上予以发表，还加了一个按语。按语说了前面那封信的要求，说了这篇文章的论点还可以讨论，还有不同意见，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并且表示希望：“如果每一个专业，每一个科学研究机关，每一个生产单位，都能用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矛盾的方法，抓住他们自己业务中的一个特殊性的矛盾，用一定的时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同志，从1958年10月开始，到这篇文章的写成，共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那就可以预期，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将获得愈来愈多的成果，将出现更加繁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
半年以后，在《红旗》1961年第24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机床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综述，介绍了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这两篇文章和当时的讨论，有些关于矛盾的分析和议论，从哲学方法上说可能有不同的评价（是不是有搬弄概念的缺点），但是主要的、实质的东西，是对机床发展方向的分析和预测。经过二十余年的实践，文章所作的预测的科学性到底怎样，这是应该由机械学家们来判断的事情。最近有同志写文章，认为那两篇文章是我国从宏观上从综合上讨论技术发展战略问题的较早的文献，而这类研究正是现在应该大力提倡的。我觉得这个评论是有见地的。
毛泽东说，他“很喜欢读这类文章”，“还想懂得多一点”。这说明他对哲学研究同技术研究的结合，对技术发展的思路和战略的探讨，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和关注。
坂田文章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复刊
毛泽东爱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这件事，我知道以后，是很高兴的。因为于光远同志创办和主持这个杂志，我是参与其事了的。
1956年制定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12年规划的时候，大家建议在哲学研究所设立自然辩证法组，并创办一个通讯性质的杂志。这两条建议当年都付诸实施了，于光远兼任这个研究组的组长，《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季刊）即由这个组负责编辑。创刊号上刊载的就是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草案及其所列项目的二十几份说明书。杂志办到1960年年中停刊。当时整顿刊物，说哲学研究所应集中力量办好《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任务由《哲学研究》承担就行了。事实上《哲学研究》不可能完全承担，于是《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于1963年秋天复刊。复刊第一期是8月出版的，其中重点文章之一，是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从苏联《哲学问题》杂志转译过来的。
这个杂志发行量不大，开头不过二千份，后来也不过一万份。读者圈大致限于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一些对自然辩证法有兴趣的教师和学生。哲学界多数人都不大注意。然而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我们最先是1963年年底知道的。
1963年12月16日，中央科学小组的聂荣臻、张劲夫、韩光、于光远、范长江等同志到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新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谈话中，毛泽东问起这个杂志，说：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这个刊物哪里出的？[11]
于光远向毛泽东说明了情况，回来告诉了我们。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这次毛泽东又讲到这个杂志，特别讲到杂志上刊登的坂田昌一的文章，赞赏坂田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根据我当时整理的谈话记录，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12]
8月24日，在北京，毛泽东又找于光远、周培源到中南海他的卧室，谈坂田文章，并且比较系统地谈了他对自然界辩证法的一些见解。讲到宇宙的无限：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讲到细胞的起源；讲到地球和人类的未来；讲到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工具；讲到哲学就是认识论，等等。
当时，正在举行北京科学讨论会，坂田昌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会议。8月23日，毛泽东接见与会的各国科学家时，同坂田握手，并说自己读过他的文章。这引起坂田的惊讶和喜悦。后来游颐和园，于光远向坂田说明了毛泽东从哪里读到坂田的哪篇文章，告诉他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引用列宁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述，非常重视他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还告诉他，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中子又有反中子……坂田很感兴趣，说：可惜他原来不知道毛泽东1957年讲过这些意见，如果早知道，他的文章一定会引用的。坂田回国以后，多次写文章讲到毛泽东的这一见解。
因为毛泽东对坂田文章这样重视，坂田又说过他那篇文章苏联译得不甚准确，我们找人从日文重新译出这篇文章，题目按原文恢复为《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听说毛泽东对人说过，这样的文章，专门名词、专门知识一般读者不懂，应该作些注释。我们又组织人作了一批注释。根据毛泽东几次谈话的精神，我们替《红旗》编辑部起草了一个较长的按语，连同译文、注释一起，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6期发表。随后在科学界和哲学界进行了一系列讨论，《红旗》1965年第9期还发表了一个讨论专辑。
这些活动，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起了较好的影响。因为它着眼于引导，要求把哲学的探讨同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而不是离开这种具体研究去谈玄。
当时我国有一群理论物理学家，致力于基本粒子的研究。毛泽东强调的“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本是从物理学家那里来的，反过来又影响这群物理学家去认真探索“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他们把这种粒子称为层子，建立了基本粒子结构的层子模型，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这些成果在当时是站在前沿的工作。在这前后，西方物理学家发展了关于基本粒子重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夸克”大致相当于“层子”。从那时以来，这方面研究工作取得长足的进展，“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在物理学界已得到公认。
毛泽东逝世后，1977年在夏威夷开了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在追述了物理学家如同剥葱一样逐层深入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之后，说了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这个建议并不是对粒子命名的一个具体建议。这个建议表示了一个科学家对一个哲学家的深刻见解的敬意。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作为革命领导人和国家建设的领导人，毛泽东也多次强调过自然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过为了建设必须学习自然科学。
1940年在革命根据地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是发起人之一，在成立会上发表了讲话。“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13]这些名言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提出来的。1942年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本书中，毛泽东把聚集在边区的科学技术人员，称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14]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15]这里面就包含要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毛泽东一再号召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6]强调学习苏联有当时的历史背景，照搬苏联经验有严重的消极方面。但是，把学习科学技术的任务同学习马列理论的任务相并列，反映了形势的发展和认识的前进，是有重大积极意义的。
195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他说：“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1956年党中央专门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7]
在党的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重要论点：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了。胡耀邦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讲话中，特别引用了毛泽东这个论点。
1958年年初，毛泽东要求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来，并且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毛泽东也深感自己需要学习。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1963年12月，聂荣臻等同志向毛泽东汇报新的10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时候，毛泽东说了一段极重要的话：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历数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解放后强调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的时候，都是他把注意力比较地着重放在经济建设上的时候。如果一直按这样的指导思想贯彻执行，我国经济发展和科学发展当会另有一番气象。可惜的是毛泽东未能贯彻始终地坚持这些正确思想。相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却反而越来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在大抓所谓阶级斗争的时候，这些重视自然科学的思想就被冲淡了、搁置了。这种情况虽有起伏，总的趋势是愈演愈烈，直至演变为十年“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建设，也严重地损害了科学发展。这是历史的悲剧。现在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而也就把科学发展摆到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来。只有在这时，毛泽东重视自然科学的那些正确思想，才能恢复它的原貌并获得新的发展。
（龚育之）
注释
[1]见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1页。
[2]《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3]《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4]延安时期毛泽东搜集的藏书中有不少自然科学书籍，如商务印书馆出的汤姆生《科学大纲》、辛垦书店出的普朗克《科学到何处去》、秦斯《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物理世界的本质》等。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开会前，毛泽东邀请商务的创始人张元济等同游天坛，曾向张说：他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
[5]如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动物学杂志》、《化石》杂志、《自然辩证法》杂志等。
[6]《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页。
[8]《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27页。
[9]《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9页。
[10]《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21页。
[11]毛泽东还读过《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4年第1期发表的我所辑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科学实验的论述》这份材料，在题目上画了一个大圈，在马恩列部分的导语下画了道道；读过这个杂志1964年第2期上发表的席泽宗写的《宇宙论的现状》，在文章结尾部分的论述下画了道道。
[12]准确地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说的原话是：“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坂田引用的就是这句话。（《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62页）
此外，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在黑格尔“有限性中包含着无限性”这些话旁边，还批了这样的话：“应用于原子和电子的关系。总之就是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哲学笔记》第114～115页）
恩格斯1867年6月16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早就指出过：分子、原子不是“可分性的极限”，而是“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各个关节点，它们“并不结束这个系列，而是规定质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9页）
可见，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物质分割的无穷系列，物质的不可穷尽性，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13]见1940年3月15日《新中华报》。
[14]《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1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7—1418页。
[16]见《新华月报》1953年3月号。
[17]参见《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号。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