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护国战争结束后，朱德因战功卓著被晋升为滇军旅长，驻防在四川泸州。从这时起，直到1920年前，他的生活是比较安定的。他曾利用这一时机在泸州购置了一批古籍，结交当地文人学士披览群书，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1918年8月至1919年4月，他精读了《史记》和《三国志》，并留下批语100余处。
朱德读史，最显著的特点是十分重视学习历史上军事成败的经验教训。从读史批语看，他在读书中最为留意，最有感触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一 从民心的向背看战争的胜负
在《史记·秦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公元前627年，秦穆公不听老臣蹇叔、百里奚的劝阻，为了扩充疆土而袭击郑国。出兵途中被郑国商人弦高发觉，弦高一面用牛犒劳秦师拖延时间，一面派人回国告急，迫使秦军不得不退兵。朱德读到此处，批道：“师屈（曲）为老。”他十分赞成“师直为壮，曲为老”的古训，认为打仗就要有理有义，理直则气壮，理曲则气衰，不义之战不得人心，是不会有战斗力的。对秦穆公后来大败于殽山，他认为是势所必至，“师出无名，焉得不大败！”
朱德读《三国志》时，很称赞曹操在力量十分弱小的时候，敢于举兵讨伐残暴骄横、不可一世的董卓，曾写道：“成大事者起兵以义。”尽管曹操出师不利，他还是批道：“敢战者成功，不敢战者不成功。”他对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寄予很大同情，写下了“兵乱年荒必相连系”，“乱世贼匪多，能平匪者得民心，终成功”等批语。朱德那时候之所以十分强调义战，强调师出有名，一方面表明了一个正直的军人对战争所持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这是对当时军阀混战十分不满，对人民苦难满怀同情的流露。护国战争后，反袁联合战线随着袁世凯的灭亡而分裂，继袁而起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继续实行卖国独裁统治，许多所谓革命党人转眼间变成了新军阀，他们忙于扩充势力，抢占地盘，不惜置人民于水火之中。尽管那时朱德还不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刻认识引起军阀混战的原因，但他站在同情和关切人民疾苦的立场上，对这种不义之战是很愤慨的。这期间他曾写下许多诗句：“年年争斗逼人来，如此江山万姓哀”，“久受飞灾怜百姓，长经苦战叹佳兵”等都表达了这种沉重的心情。同时，朱德作为一名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军人，渴望为共和、为国民革命作战，而不愿意卷入军阀混战的旋涡中充当不义之战的牺牲品。但在军阀当政之时，他处于军人行列又常自感难以摆脱这种命运，看到辛亥革命的成果已付诸军阀混战的炮火，朱德心中是苦闷和忧虑的。这些批语所发出的感慨，正揭示了当时朱德的这种心理活动。
二 从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看军事实力的强弱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的创业者最初都不具备与世族豪强争雄的实力，但他们后来纷纷崛起，打败强者形成鼎足而立的形势，这引起朱德浓厚的兴趣。他在读《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时，读到曹操在军事重镇芍陂（今安徽寿县南）推行屯田政策，曾眉批“留薪办法”，认为曹操当年大规模屯田以解决基本生活资料不足之难，实在是一种远见卓识，是曹操得以战胜群雄、统一北方的关键原因。朱德把建立根据地视作军队立足的根本，他看到孙策在中原战败后渡江南下，在江东建立根据地，“数年间遂有江东”时，对于孙策、孙权乘北方混乱之时向江南扩大地盘，积蓄力量以图发展的做法是很赞赏的，他写道：“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他对刘备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才入蜀夺取益州建立蜀汉政权很不以为然，写下了“此时方得根据地，可为（谓）差矣”。在他看来，蜀汉政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远不如曹魏与孙吴，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刘备长期作为依附势力而存在，建立根据地比魏吴晚了近20年。朱德就是这样从古代军事力量的兴衰变迁中总结着经验教训。通过这些眉批不难看到，朱德后来在创建革命军队、开辟革命根据地和推行“南泥湾政策”等方面所作出的伟大贡献都不是偶然的，是与他早年读史获得的教益分不开的。
三 从选用人才看事业的成败
在朱德手批《史记》和《三国志》中，有许多批语是评论人才优劣的。他十分重视用人问题，认为古往今来没有哪一项事业的兴衰不和人才的优劣联系在一起。他对刘邦、项羽、曹操、袁绍、孙权、刘备、诸葛亮等人都有所评论，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曹操是历史上争议很大的人物，朱德很称赞曹操的军事指挥才能，认为曹操善出奇兵，战术灵活，因此往往以弱胜强。同时朱德也肯定曹操有着政治家的远见，能够审时度势，挟天子以令诸侯，为自己及时“正名”，造成政治上的极大优势。但是朱德认为曹操用人只重才干而不问品德，对此，他很不满意。曹操几次下令求贤，声称不管生活多么不检点的人，即使偷窃、盗嫂的，只要有才干都可“唯才是举”。对此，朱德批判他：“尚才不尚德，乱平而人心丧尽”，“功则有之，德则未也”。朱德一向把品德摆在衡量人才优劣的首位，因此他反对曹操的这种用人方针。
袁绍，是东汉末年最强大的割据势力的代表。但是在朱德眼中，袁绍无论是从个人品质，胸襟气度，还是从指挥才能上来衡量，都远远不配统领千军万马，他不过是依仗显赫的家世扬威一时罢了。袁绍与曹操争雄，受命官阶不肯低于曹操，朱德批他：“不屑居人下，又无特长，何能成事”！“人思自利未有不解体者。”袁绍在官渡之战中依仗武器装备精良，低估了曹操的力量，结果被曹操打得一蹶不起，朱德认为这是必然结局：“无能之将兵，恃器械而为雄，终不可恃。”最令朱德愤慨的是袁绍的用人政策，他读《袁绍传》，看到袁绍对手下许多能谋善断之人疑忌之心颇重，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将地盘“令诸儿各据一州”，结果引起袁家诸子的自相残杀。为此，朱德谴责他：“人才如此之多而卒至于灭亡者，有才而不能用也。”“尽用亲戚子侄是此家常事，以之享福则可，以之兵权焉有不自杀者？爱之甚，杀之甚也。”
诸葛亮，是治理蜀汉的杰出人才，历史上对他的才智德行和贡献无不充分肯定。朱德并不否认诸葛亮的长处，但他认为诸葛亮在用人上的一些过失是很值得后人记取的。他对诸葛亮重用马谡不以为然，曾批道：“溺爱不明，慎者不免。”“武侯之帅才有限。”他读完《刘封传》、《彭羕传》、《廖立传》、《李严传》后，认为这几个人都是很能干的，是蜀汉政权的有功之臣，只是因为他们刚猛难制，恃才傲物或批评朝政言辞过激就被杀或被削官为民，这就暴露了诸葛亮用人上的缺点，他很为此感到痛惜，在这些传记中写下了“所以败也。不容将何能克敌？亮、备之不成事也在此”，“亮忌才”等批语。
朱德对这些人物的评论，反映出朱德早年对使用人才的一些见解。他重视道德品质，重视实际才干，主张任人唯贤，反对培植私党，更反对妒忌和损害人才。这些见解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得到不断完善和深化，对朱德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 很注重评论军人的志向和品格
朱德是我们党内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品格和为人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所深慕敬仰的。从他身上展现的优秀品德和献身精神既是长期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的，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传统熏陶的结果。从手批《史记》和《三国志》中可以看出，朱德常以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为榜样，他钦佩周武王伐纣的大将风度，钦佩姜太公八十高龄仍为民治国修政的精神，更佩服西汉名将霍去病忧国忘家的伟大抱负。他在霍去病的名言“匈奴未灭，臣无以家为”的旁边手批“军人格言”四个字，表示要学习这种精神。当他看到袁绍由于儿子有病而放弃袭击曹操的战机时，曾谴责他：“以家为重，何能保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了吴王之弟季札出使鲁国时，对《诗经》中《周南》、《召南》的赞美，朱德从《召南》中的诗句“勤而无怨”中受到启示，写道：“勤而无怨，必能兴邦”，表达了自己尽心竭力报效祖国的志向。
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和风貌，这是朱德在读史中注意寻觅和借鉴古人的问题。《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记述了一段尚书何晏向魏帝曹芳的进言：“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其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则虽令不从。”何晏说这番话的目的是希望身为人君的魏帝能树正气，习正风，以身作则。朱德对这番议论有同感，批道：“人人皆宜，不必人君。”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本此去做，树立公心，不谋私利，胸怀坦荡，这样才能一呼百应，不令而行。他对将私利摆在首位的狭隘意识是鄙视的，三国时期蜀汉大将魏延与杨仪长期不和，诸葛亮死后二人火并，杨仪不仅杀了魏延而且诛其三族。朱德对此批道：“军人不能与人有私仇。”他赞许历史上那些功成身退不图虚名的人物，嘲笑猎取功名的做官观念。看到范蠡在越国胜利后弃官从商，致富后又散尽家财，他写道：“范蠡千古奇人也，能弃功名富贵，而功名富贵常随也。世之急急（汲汲）名利者反以杀身，而不能效范蠡之为人也。”这些批语都生动地展示了朱德的品格和道德观。
通过以上几个侧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朱德阅读《史记》和《三国志》时，对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经过一番比较分析和深入思索，因此他能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这些历史经验是一笔精神财富，充实和丰富了朱德的思想，它对朱德从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沈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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