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公车上书》到《共产党宣言》
1895年是中国人民蒙受耻辱的一年。腐朽的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失败后，俯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深深激怒了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当时在京应试的各省举人，由康有为牵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呈奏朝廷，反对割地求和，主张变法图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这篇奏文，唤醒了中国的知识阶层，也震撼了朱德幼小的心灵。那年，9岁的朱德正在家乡席聘三先生的私塾里读书。席先生年近七旬，是一位疾恶如仇的爱国知识分子。他把《公车上书》拿到课堂上高声朗读，痛骂清政府奴颜婢膝，鼓励学生学习西方科学，使国家摆脱贫弱状况。《公车上书》给朱德留下的印象远比《幼学琼林》、《四书》、《五经》要深刻得多，它使这位身处僻壤的农家子弟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现实社会，在朱德幼小的心灵里开始装下了国家的大事。当时，他对康有为、梁启超充满钦佩之情，自称是改良主义的信徒。
戊戌变法的风潮过后，朱德感到家乡的小天地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了，他渴望学到更多的东西，渴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救国救民的志士。
1909年，朱德远离家乡，步行七十多天，千里迢迢赶到昆明，考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讲武堂是仿照日本的士官学校办的，教学、训练都很严格，每天上课六个钟头，下操两个钟头。除了艰难的军事学外，还开了地理、数学、历史和国际问题等课程。朱德除了全力以赴上好课，还如饥似渴地阅读所能搜寻到的新书报刊。那时，蔡锷正担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的协统（相当于旅长），协司令部与讲武堂毗连，蔡锷的办公室四周堆满了中文和日文书籍，朱德常常光顾这里。蔡锷很喜欢这个壮壮实实、质朴勤奋的年轻人，允许他到自己办公室来借阅书报。朱德在这里读过孟德斯鸠的《法意》（中译本），读过记述美国华盛顿一生以及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政治的书籍。最使他感兴趣的是共和派的秘密报纸，这些报纸猛烈抨击形形色色的帝制派，批判改良主义观点，主张武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这些宣传在朱德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他入学不久，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从一个改良主义的信徒变为立志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朱德被蔡锷指定为连长，和云南义士一起参加了攻打云贵总督衙门的战斗，很快打垮了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的胜利局面令朱德十分振奋，他把全部追求和理想都倾注在民主共和制上。然而不久，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革命党人浴血奋战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了。为了维护共和制，朱德又参加了蔡锷发动的讨袁护国战争，并在战斗中率领一个团的兵力多次打退北洋军，成为当时的滇军名将。可是，令朱德不解的是，袁世凯倒台后，军阀混战非但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自己东征西战近十年，仍无法换来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稳定，他对资产阶级共和制大失所望，对以前所读过的资产阶级治国理论也产生了很大怀疑，中国的出路何在？朱德深深陷入了苦闷之中。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中国时，朱德正担任滇军旅长，驻守在四川泸州。国际上的这场风暴和国内各种思潮的涌现，使他急切地想了解这一新事物的性质和内容，他和挚友孙炳文、戴与龄以及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新婚妻子陈玉珍还有他的两个弟弟共同组成学习小组，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和介绍世界各种新思潮的报刊。《新青年》和《新潮》成为这个小组的主要读物。朱德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已亲身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加上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我深深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为了寻求真理和学习革命经验，朱德毅然辞掉高官厚禄，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了。
朱德到德国时已经36岁，为了更好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籍，他顽强地学习德文，并到格廷根大学去旁听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课程。凭着这股钻研精神，不久，朱德就可以看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了。他不仅反复研读《共产党宣言》，还学习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唯物史观》、《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精辟论述，渐渐释解了长久郁积在朱德心中的苦闷和疑团，革命理论将他引入一个崭新的天地。他在讲述这段经历时说：“经过许多艰难困苦，我终于找到了一条道路，只有这一条唯一的道路，才能使中国走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才能最后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这条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从读《公车上书》到读《共产党宣言》，这段学习、探索救国出路的艰苦历程长达二十多年。正是基于此，朱德对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体会至深。从他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献身共产主义事业起，几十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初读《共产党宣言》时的那股热情和钻研精神，一直是党内公认的学习模范。1960年党中央号召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30本书，朱德工作之余，出去散步时也要带上一本，走累了就坐下来读一段，并与随行人员讨论一会儿。从1960年到1966年，他在护士协助下，记了十多本学习笔记。为了系统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他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传》等著作，亲笔写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阶段提纲。
十年动乱中，朱德的读书活动也未停止过。从他留下的读书笔记来看，“文革”期间读的最多的是马克思、列宁的哲学著作，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中心思想，他都写了详细的提纲。
1974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关押七年半之久的肖华刚被放出就马上去看望朱德，向朱老总诉说林彪一伙对他的迫害。朱德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要振作精神呀，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事儿。瑞金、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挫折，我们都踏着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我们不能灰心呀！”谈到林彪时，朱德沉默良久，缓慢而严肃地说：“在井冈山的时候，他林彪才是一个营长哟，怎么能说井冈山会师是他林彪和毛主席会师呢！历史就是历史，他们胡闹不行的。这几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插曲，革命总是要经历曲折反复的，凡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别看它眼前兴时得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最后在历史上总是站不住脚的。”他叮嘱肖华多读一些哲学书籍，当朱德了解到肖华的家被抄了三次，已经一掠而空时，就打开自己的书橱，让肖华挑选一些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带在身边学习。
1976年5月，也就是朱德逝世前不久，他收到成仿吾送来的《共产党宣言》新译本。这是成仿吾同志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根据1848年的德文原本，对自己1938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重新校正后出版的。5月19日书送到朱德手里，5月20日他就一口气读了一遍。随后又把旧译本拿来对照着读。书一读完，朱德不顾90高龄，执意要去看望成仿吾，二人一见面，没聊几句便将话题转到了《共产党宣言》新译本上。朱德称赞成老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称赞新译本通俗好懂，可以一口气读下来。他再三强调有了好译本，才能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他兴致很高地和成仿吾讨论着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当时，谁也不曾料到，一个多月后朱德便与世长辞了。朱德接触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共产党宣言》，他临终前最后精读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恰巧还是《共产党宣言》。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里包含着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和毕生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二 “游击博士”的理论与实践
1940年的一天，在八路军总部的小松林里，集合着许多八路军的军事干部，朱德正在给他们上军事课。他讲道：“任何军事理论都不能机械地当公式来学习，只有那些不怕打败仗的笨家伙们才会一成不变地去搬用外国的军事理论。”当他分析到游击战术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时，幽默地说：“我们为什么不运用游击战术呢？世界上只有我们才可以称为游击博士。”从此，“游击博士”的称号不胫而走，朱德成为干部战士心目中极受尊敬的一位“游击博士”。
作为军人，朱德深知学习军事经验和军事理论的重要性，“将不知古今，乃匹夫之勇”的古训常激发他涉猎古籍，寻求历史的借鉴。1916年至1920年他在泸州驻防时曾读过不少古书，至今泸州市图书馆还收藏着1900多册他当年购置的经史子集。在这些书中，朱德最喜欢读《史记》、《三国志》、《孙子兵法》以及《曹刿论战》、《子鱼论战》、《烛之武退秦师》；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守边劝农疏》、《言兵事疏》等名篇。他读史，惯于用军人眼光总结历史上军事成败的经验教训。他推崇曹操在危难之际大力施行屯田政策的魄力，认为这是曹操统一北方、战胜群雄的胜利之本。读史使朱德获得许多教益，1938年他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交谈时曾说过：“学习运用游击战和多变的战法，我在中国一千多年前写的古典名著《三国志》里曾找到过最好的教材。”
朱德到德国后，为了学习外国的军事经验，特意买了一部德文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战役汇编，并请一位在德皇军中当过将军的男爵讲解战役的打法。以后又到苏联学习军事理论。他如饥似渴地涉猎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和作战经验，从孙子的《计篇》、《谋攻篇》，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从秦穆公、晋襄公的“崤山之战”，曹操、袁绍的“官渡之战”，到英法两国之间的“百年战争”，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普法战争”，以及俄国人民抵抗法国拿破仑军队入侵的“祖国战争”等中外著名的战役都成为他研究学习的对象。但是朱德并不因袭套用书本经验，尤其是当他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锐利武器后，更深刻、清醒地认识到：写在书上的作战经验是用鲜血换来的，应当格外珍惜，但是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绝不容许用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他把我军的用兵主张精练地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多年来，他就是运用这一原则领导我军走向胜利的。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两千五百多人向闽赣一带退却。当时，这支军队四面受敌，处境十分艰难。行军途中不断有人掉队、离队，到赣南安远时，全军只剩下七百多人。在这危急关头，朱德意识到，如果不立即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从正规战转为游击战，全军就有灭顶的危险。但是那时这支部队的指挥员不少是从黄埔军校毕业出来的，学的是正规战那一套，很多战士参加过北伐战争，打的也都是正规战。因此要使部队实行战略转变，并非是一件易事。朱德一面耐心地给大家上军事课，讲战术问题，一面以连排为单位将部队分散出去打游击，通过实践总结经验。经过朱德多方面的努力，终于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个转变，使我党培育的这部分革命精华得以保存和发展。1928年4月，当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时，他带上去的部队和农军已经达到一万余人，为创建中国工农革命武装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当时间推进到1947年时，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与20年前恰成鲜明的对比，游击战已经不适应这一历史的转折了，夺取敌人盘踞的大中城市，打攻坚战，成为我军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对于打攻坚战，朱德在理论上并不陌生，但他为了更好地领导我军完成从运动游击战到阵地战的转变，在我军攻打石家庄时，坚持深入前线亲自审问俘虏，调查敌人设防情况，组织部队反复练习攻坚战术，对作战的各种准备工作作了周密的部署。当参战部队运用朱德总结和创造的战法一举攻克石家庄后，朱德又花了四天时间，找了三十多名参战人员谈话，写出了《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一文，使我军攻打大城市的第一个成功经验得以在各战场迅速推广，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朱德就是这样，在艰苦的革命年代，他不但能认真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而且能够不拘泥成法，运用所学理论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不断总结建军作战的实践经验，并重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朱德是一位求知欲望很强的人，他对新的知识，新的见解，总是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战争年代，他担负着我党我军繁重的领导职务，每天要批阅大量电文，研究作战方案，考虑军队建设，关注根据地人民的冷暖生计，但他丝毫不因此而放松学习。马背上，油灯下，行军途中，都是他的读书场所。他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条件提高自己和部队的军事理论水平。抗日战争开始后，曾有一批国民党中高级将领陆续来延安投身革命，为了提高我军的战略战术和调动这部分人员的积极性，1942年中央军委成立了高级参谋室，由朱德亲自领导。在朱德组织下，高参室成立了战略研究会，每周举行一次战略战术讨论会。朱德总是第一个到会，坐在会议室里，抓紧会前时间或看书报文件，或与高参交谈。在开会中，他十分用心地听高参们发言，边听边记，认真学习。他还组织高参室编写了《中国军阀战争史》、《帝国主义德国的军事策略》等专题材料来教育部队。
由于朱德学多识广，学习融会贯通，因此常常能用浅显通俗的语言点明错综复杂的理论问题。当年，基层干部、战士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听他讲话，从他拉家常般的谈话中受到过很多启发。至今，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的老人们还记得，抗日战争时期朱德随八路军总部驻在这里时，给大伙儿讲解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的情景。他生动地把抗日军民比作灯芯，把日本侵略军比作灯油，说：“别看日本鬼子貌似强大，最后总是灯芯把灯油熬干！”他的讲述，使老乡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更足了。朱德曾用“喝汤”和“啃骨”不会是一样的动作来比喻打强敌与打弱敌的不同手段。为了使战士们认识到把战斗经验总结上升为战术理论的重要性，他启发大家说：“你们的作战经验很多，但就像一大篓子钱，是散的；战术就是钱串子，可以把那些钱都串起来，用的时候，要用哪个，就拿哪个。不要把经验老是散着装在篓子里背着，成了包袱，用不上，有些经验，几千年来就有了，成了战术，成了理论，你们有的人还不知道，反而还骄傲，说战术是‘教条’。”经他一讲，干部战士很快便领会了，掀起了学习的热潮。
“虎略龙韬尽革新，半生戎马为人民”，这是1946年朱德同志60寿辰时董必武对朱德的诗赞。朱德在军事上的伟大贡献，是他刻苦读书，总结并发展前人经验的生动体现，也是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弄通、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必然结果。
三 情趣爱好与博览群书
按照一些人对领袖模式的理解，他们想象的朱德是一个威武、严厉的人，是一个没有业余生活，无暇顾及个人爱好的军事统帅。其实，朱德是一位情趣广泛，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写诗，爱好书法，喜欢养兰花……这些爱好与他的读书活动密切相关，每当拿到这些方面的书籍，常常使他不愿释卷。这些爱好丰富了他的知识，调节了他的精力，同时也使他的读书生活更为多彩。
朱德曾对人说过：“我十年寒窗，只有三门功课，一门是‘学而时习之’；一门是‘天对地，雨对风’：还有一门是‘永字八法’。”后两门功课就是学习作诗和学习书法的基本训练。但是朱德真正用心钻研作诗和书法还是从投身军界以后开始的。1916年到1920年他驻守四川泸州时，战事不多，生活基本安定。他把当地一些文人学士聘请到军部辅导自己读书。当时有位叫朱青长的前清举人，是川南名诗人，他被请来专门教朱德写诗填词。朱德还同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等人参加“怡园诗社”，组织“东华诗社”、“振华诗社”，常常聚会赋诗言志，在当时编印的《江阳唱和集》中，就收集有朱德赋写的十八首律诗。
朱德对于古代诗歌形式，比较喜欢白居易的“元和体”，爱读《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他认为白居易的许多诗反映民众的喜怒哀乐，平易通俗，笔触所及，没有不达的情意。但他不喜欢白居易晚年作品中的消极颓废思想，他说，白氏晚年的“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比起青少年时期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战斗性来要差得多了。
朱德一生写了很多诗，有鞭挞军阀混战的，有抒发抗战情怀的，也有歌颂社会主义辉煌成就的。他写诗都是直抒胸臆，以诗言志，有很强的感染力。如1939年春，他在大好春光下，想到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兴盛，心头感慨万端，决心不学东晋士大夫在中原沦陷时去空洒热泪，而要学岳飞北伐金人的壮志，以血肉之躯赶走日本侵略者。他当即写下一首《太行春感》：
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
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
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
朱德的诗风，一如他的为人一样，平易、豪爽，磊落坦荡。1959年2月17日他游广东肇庆七星岩时，留下这样一首诗：
七星降人间，仙姿实可攀。
久居高要地，仍是发冲冠。
开心才见胆，破腹任人钻。
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
七星岩有些很大的岩洞，有渡船，有小桥，游人可以自由进出划船赏景，朱德借景抒怀，表达了他的广阔胸怀和伟大气魄。
书法是朱德的业余爱好。在泸州时期，他黎明即起，先出早操，然后临写北碑，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全国解放以后，朱德又以学习黄庭坚的书法为主。每日工作繁忙，他就利用午饭和晚饭前后的空隙，练二十多分钟的字。每当到外地视察，总要随身带上一个特制的扁木箱，把笔、墨、砚台分放在大小不同的方格内，最上面摆着字帖和宣纸，打开箱子随时都可以写字。
由于爱好书法，朱德常以阅读书法专著和浏鉴名家碑帖为乐事。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曾仔细研读过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其中在《孝文皇帝吊殷比干墓文》、《高贞碑》、《崔墓志》、《西门豹碑》（隶书）等碑目上都画有圈记。他对于《广艺舟双楫》中的“执笔第二十”曾逐句圈点，一再推敲。对于《汉溪书法通解》中的执笔图，也曾按图练习过“拨镫法”。在黄庭坚的碑帖中，他最喜爱《戒石铭》和《幽兰赋》。《戒石铭》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幽兰赋》系多幅长轴，被他挂在书橱前，经常临写。1963年5月，朱德参观了洛阳龙门石窟，当地文物部门送给他一套《龙门二十品》。他看了十分高兴，当晚又拿出来一一翻阅，并饶有兴味地给身边的随行人员讲解北碑体裁俊伟、笔力深厚、隶楷错变的特点。他对一些书法专著独崇南帖或北碑，不以为然，对于讥颜体“丰肥拙厚”，讽柳体“骨存肉削”，也认为是褊狭之见。他认为在书法上各种流派有各自的特点和长处，应该遍观各家之长摘而临之。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偏狭不可凭。
长短瘦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
由于朱德长期坚持临帖练字，工力较深，一直到晚年他的墨迹都保持着苍劲古朴之风。1975年3月，他书写的“革命到底”四个大字，笔力雄厚，全然不像九旬老人之笔。这是朱德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条幅，表达了他对“四人帮”一伙的反抗和对同辈后辈的勉励。
除了写诗和读帖练字，朱德对养兰花也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他有一部日本小原荣次郎编著的三册《兰华谱》，这本书收集了大量兰花的品种来源及生长方面的资料，内容十分丰富。朱德在家经常读它，外出视察时，每到兰花的产地，他都要向花农学习栽培知识，请教书中不懂的地方。1960年他去福建视察，专门向福州园林处的技术员了解建兰的品种，并拿出《兰华谱》，指着谱中一段记载：“建兰由中国秦始皇使者徐福携来，种于浚河，又名浚河兰”，对大家说：“浚河兰引种于建兰，可见中日早就友好往来，交流文化了。”朱德又指着谱中的“栽培月令口诀”和“兰易十二翼”让技术人员一一解释。两年后他再次去福州视察，特地买了《兰华谱》赠送给园林技术人员，鼓励他们普遍搜集建兰品种，编写一本《建兰谱》。
朱德是我党我军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一生追求真理，追求真知，无论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学习其他知识，他都本着老实认真的态度、顽强坚韧的毅力，实事求是，持之以恒。从他读书生活的几个侧面，我们也可见其精神。在这方面，正如朱德自己总结的：“学习好比人身的血要流动一样不能停息，只有经常学习，才能懂得为何革命，如何革命！”
（沈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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