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书情有独钟

    政治家大多有浓厚的读书情结，古今中外的领袖人物往往都是博览群书的。邓小平也非常喜爱读书，并且善于从书籍中汲取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用于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

    原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曾经是邓小平“文革”期间下放劳动的地方。当年，邓小平一边劳动一边学习，除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外，还读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民国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历史和文学名著，借以充实生活，陶冶情操。邓榕回忆：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把藏书的大部分都带走了。在江西的日子里，书籍成了他最好的朋友。按监管规定，他平时不得随便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父母二人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在园中耕作。晚饭后，清扫完毕，听一会儿新闻广播，然后读书看报。父亲和母亲非常爱看书，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在那几年中，他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很多书籍。对他们来说，能有这么多闲暇时间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

    从这个回忆看，“每日都读至深夜”，表明了邓小平的勤奋；“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很多书籍”，表明读书面之广；“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表明读书之实效。当时，邓小平身边除监管人员外，没有其他工作人员，秘书不在身边，读书完全靠自己掌握。这是一种自觉、勤勉的学习，真正是如饥似渴。大家多认为，这次长时间、系统的读书活动，使小平同志对极“左”的一套进行了大彻大悟式的思考，头脑中刮起了拨乱反正的思想风暴。这就为他以后提出和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准备。

    坚持终身读书

    邓小平坚持终身读书。刘英曾回忆，长征途中，邓小平从中央秘书长调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部长，她曾整理邓小平留下的一个铁皮箱子，里边都是一些书籍和文件。抗战时期担任过邓小平秘书的刘复之回忆：“他好读书，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几次在行军出发前整理文件挑子，箱子里总装几本书，有马列的书，也有小说。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本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读书读报也是邓小平退休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2004年8月至9月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世纪伟人邓小平》的展览，有一间复原的办公室留给大家印象很深，这个房间40平方米左右，沙发布套已旧，书柜里摆着他喜欢看的《史记》、《资治通鉴》等书。作为职业政治家，他工作时每天要阅读大量的文电、资料，这也是他读书的重要内容。退休后邓小平非常重视从书报中寻求知识、了解社会。关于退休后他读书读报的情况，女儿邓林这样回忆：“到了晚年，爸爸爱看武侠小说。他说看武侠小说不用动脑子，轻松、消遣。办公室为他订了十几种报纸、杂志，他每一份都读得非常仔细、认真。报纸成为爸爸退休以后了解社会、与社会沟通的渠道。”

    读书效率高

    邓小平的记忆力好，读书很有效率。据曾在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担任卡特总统中文译员的黄子尚先生回忆，1979年邓小平在布莱尔国宾馆会见了美国新闻界代表，当时黄先生也在场。其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向邓小平提了一个问题，问的是什么黄先生已记不清了，但他却清楚地记得，当时邓小平微笑着回答说：“克朗凯特先生，昨天你似乎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今天的回答还是一样的。”黄先生没有想到，邓小平的记忆力会如此惊人。要知道，邓小平的访美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每天要回答很多记者的提问，但克朗凯特昨天提到的问题邓小平却记得清清楚楚。看得出来，邓小平对美国的情况也相当了解。在这次给卡特做翻译的过程中，黄先生多次发现，邓小平不时提到美国的钢产量等具体经济数字，连卡特总统都感到吃惊不已。女儿邓榕回忆说：“他的记忆力惊人。他的数学计算能力，心算、口算能力极强。经济数字几乎过目不忘，打桥牌也是，特别会算牌。”“他博览群书，通读《列宁全集》，熟读《资治通鉴》，爱读人物传记，但不在书上写一字一句批注。”邓朴方这样回忆说：“他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儿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一切都是在脑子里，这是一种精神的领悟。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读书方法得当

    邓小平读书，从来不死记硬背，不读死书，而是特别着眼于运用，着眼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思考，着眼于用书本知识正确指导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他的一个鲜明特点。1993年1月3日，邓小平在浙江杭州时给孙辈们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16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在法国一待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这封信，反映了他尊重实践、反对死读书的一贯思想。比如，对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邓小平向来反对只背本本，拘泥于马、恩具体论述的做法，非常重视联系实践的发展进行学习。60年代，他反对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就反映了他的这种科学态度。1960年3月，邓小平批评那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见，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的发展。所以，不能只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否则人家问你研究帝国主义以哪个著作为纲，你怎么答复？扯不清楚。当然，对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有发展，例如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了。”邓小平强调，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他批评一些人搞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看似抬高了毛泽东思想，实则贬低了毛泽东思想。

    读书内容广泛

    与专门做学问的人相比，甚至与党内其他领袖如毛泽东、刘少奇相比，邓小平读书的数量是少的。邓小平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话虽这样说，他读的书还是非常广泛的。邓小平什么书都看，中外古典名著、历史人物传记、时事评论专辑乃至整本整册的二十四史，他通通都喜欢读。邓榕回忆：“我父亲没有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看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通读了《列宁全集》。除了中国历史书，他还喜欢外国的人物传记。看得非常多。还有就是外国古典小说，西方古典名著都看过，喜欢雨果。特别喜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老爷子爱看地图.出差总带着两本地图册，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一本《世界地图》，到每个地方都要打开地图知道自己的方位。还爱看字典辞典，常看的有《中国古今地名》、《中国人名大辞典》。”“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特别是《资治通鉴》，家里有两套，其中一套是线装本。《资治通鉴》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应该叫熟读。他通读《二十四史》。喜欢里面的前唐书和后汉书。老爷子还特别爱看《三国志》。他看书的特点是博览群书，兴趣广泛。政治人物的传记看得多，主要是跟“二战”、跟他自己的军事生涯有关的，比如苏联的朱可夫回忆录等，他很注意地看过。还有国内的比如聂荣臻回忆录等。”邓林也回忆，爸爸出差时有时候也带一两本《聊斋志异》、诗词一类的书，抽空就翻翻。由此观之，邓小平读书的内容十分广泛。

    最受影响的书

    邓小平爱读、对他影响也最大的是马、列、毛的书。他读马列的书，最早接触的是《共产党宣言》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是这样说的：“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在法国勤工俭学的5年多一点时间，邓小平前后做工约4年左右。他曾回忆道：“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1926年1月，法国警方曾对邓小平居住的旅馆进行了“抄家”。搜查报告如下：“执行警察局局长的命令，今天早晨五时四十五分至七时，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对下列三家旅馆进行了搜查。”“搜查这三家旅馆的目的，是为了查找从事共产主义宣传的中国人。”“在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的5号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名叫邓希贤、傅钟和Ping Suen Yang的三个人在这个房间里一直住到本月7日。他们昨天突然离去”，“这些中国人看来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

    劝人读书

    邓小平自己读书，也推荐好看的书给别人读，要求别人读书。在战争年代艰苦的环境中，邓小平经常向指战员“劝学”。在他领导下的129师，很多放牛娃成长为高级将领，有一位将军曾满怀深情地说：“我这给地主老财放牛的娃娃，刚参加革命时，连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后来当了八路军指挥员，常常记不住刘师长的作战命令，我只好结绳记事，解下裤腰带来打疙瘩，一遍遍摸着疙瘩复述，自己吃苦不说，还可能误事。后来刘司令员、邓政委要求我们学文化，我一咬牙，攻下了文化关，能看书报、看命令、记日记，自己觉得心明眼亮了，浑身都增添了力量。”据一位当年在刘邓手下工作的同志回忆：“1942年，正是敌后抗战处于极其艰苦的时期。我们在太行根据地司政机关驻地涉县五堡村，举行集会庆祝‘七一’党的生日。小平同志作了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作为一个革命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学习当作自己的政治任务……这句话，看来易懂，其实具有极为深刻的内容，给我的印象最深。从此，我就把它作为座右铭，不时地提醒自己，一定要努力实践小平同志的教导。”曾任129师作战参谋、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陈明义回忆抗战时期邓小平“劝学”的情况时说：“对学文化，邓政委一直十分重视，抓得很紧。每次小组会和个别谈心，他都勉励大家要好好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科学知识，以适应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并告诫我们：‘能打仗，还要补上文化这一课，才能更好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思想，才能更好地掌握军事技术。’他在西河头驻地专门召开了干部会进行动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红军干部战士，不要因为不识字，背起工农知识分子的金字招牌。这个金字招牌没有用。’部队学文化的空气越来越浓，但有些同志不会学以致用。一位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做下级的思想工作，对方就是不吭气、不表态，回去就睡觉了。这位领导干部于是向师里发了一个电报，反映这位同志的思想情况，电文说：‘表态而眠’。邓政委反复琢磨也不懂其意，于是给刘伯承师长看，刘师长也不知所云。邓政委用这个生动的例子教育我们，学文化不能一知半解，不但要学，还要学会用，尤其要学会写军事应用文。”

    邓小平多次号召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比如，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在讲了许多问题以后，对在座的中央委员会成员讲：“现在我还想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这不仅是专对新干部，对老干部也同样适用，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有针对性地讲：“或者会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邓小平结合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体会说：“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这一号召，对后来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热潮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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