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陈云曾经从红军长征的大队伍中，只身突围出去，奉中央命令，赶往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情况。在中共代表团工作期间，他到列宁学院去进行学习。
那是共产国际为各国革命培养高级干部的专门学院，我们党不少著名人士，如吴玉章、陈潭秋、许光达等，都在列宁学院这个革命熔炉里深造过。这个学院下设英文、德文、法文、西文、捷文、芬兰文、中文、日文、朝鲜文、蒙古文、阿拉伯文等许多部。
当时，中国部就设在瓦洪尔卡街16号，原是沙俄贵族的住宅，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有一栋两层楼的大房子，院子里种有许多的树木，还有一个排球场和一个可容千人的礼堂。
陈云在那里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史、俄国革命史、工会运动、农民运动、政治斗争及武装斗争的策略等。刚从战火硝烟的战场上下来的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革命理论和知识的营养，并以此对中国革命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充分认识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抗战初期，他回到祖国，来到延安后，毛泽东同他先后三次谈话，要他学哲学，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有用。毛泽东跟他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说哲学研究的是事物发展的总规律，学习它，掌握了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对领导工作很有用。
陈云从这三次谈话中，得到了启发。他学习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中国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这些，对于中国革命确有很大作用。
陈云从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中，尝到了甜头，领悟到了很多东西，更加深了对理论学习重要性的认识。
他说：“我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的党，首先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他把学习理论提高到了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干部的高度上，要求党员要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责任，来不断提高学习理论的自觉性。
陈云还说：“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而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着一切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共产党有革命理论，才能在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工作做好。”他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只有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提高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能力，使自己成为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否则，就会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
所以，陈云要求在职干部，特别是党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要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坐下来认真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哲学原著，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高理论水平。在学习中，要学习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哲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明确方向，掌握事物发展总的规律，了解战争规律，以培养有战斗力的党。要通过学习，确立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培养有坚强党性的党员。他认为，我们就是要建设这样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党。
当时，由于陈云是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又一度兼任过中央党校的校长，加上那时没有好的党的建设课的教材，所以，延安的各院校都请陈云去讲过党的建设课。为了加强党的建设，陈云也是有求必应。他就像今天的“兼职教授”一样，经常去为学员们上课，讲授党的建设的基本知识。他根据党史国情，根据当时我们党的状况，阐述了党的纲领，共产党人的理想、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性质、党的纪律、群众路线、干部政策、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好传统、好思想、好作风等。他的这些讲课稿子，如果汇集起来，就是一本很好的党的建设的课本。
陈云在为学员们讲课时，要求学员们很好地去学习理论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并指出，这个学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长期坚持，下苦功夫，主要靠自修。他还说：“一个共产党员难得有机会长时间在课堂上学习的，因此要善于在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自己争取时间去学习，这点必须有坚持精神才行。”
陈云从党的建设需要出发，强调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引起了全党的重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撰写讲课稿和文章三十余篇。这些本身就是很好的理论文章，很值得学习。这些文稿在当时都陆续发表了，文中的观点，和毛泽东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有关党的建设的观点和论述，是完全一致的，是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的组成部分。
中组部的“窑洞大学”
陈云并不满足于仅仅是让干部们知道应该去学习，抓住有利的时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还积极想办法，想探索一条在职干部学习理论的路子。正因如此，他在中央组织部进行了试验，创办了中央组织部的“窑洞大学”。
当然，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正式职呼，没有说这就是“窑洞大学”，这个称呼只是今天我给它起的名字。实际上，就是陈云在中央组织部组织的领导干部学习小组。
陈云在中央组织部组织的这次学习，时间比较长，从1938年一直到1942年，时间跨度为五年。
这次学习是以领导干部为骨干，正式参加者有部长、秘书长、正副科长，即：陈云、李富春、邓洁、武竞天、王鹤寿、王德、陶铸、陈正人、王林、乐少华等，其余的都是列席旁听，我们戏称为“后排议员”。除此之外，中央青委的几个领导在讨论时也来参加。这些流动的都不计算在内，作为中央组织部机关参加这次学习的人员，正式的和“后排议员”加在一起，共有四十多人。其中，正式参加的领导干部有十人左右，旁听人员前前后后有30来人。由陈云担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
当时，机关人员变化比较快，在“后排议员”中，有的调来迟了一年或两年，有的调离中央组织部早了半年或一年，所以，尽管在中央组织部机关的都坚持了学习，但参加学习的时间却有长短。有近十名同志坚持了五年，有十几人坚持学习了三年多或四年，还有十几人学了不到半年。我在这五年中，坚持参加学习有四年。在那四年的学习中，我除了自己学习，还负责通知开会讨论，有时还了解一下学习进度，以向组长、副组长汇报。
当初参加学习的四十多人，现在已有近一半作古了。尚健在的有二十五人：陈云、王鹤寿、王德、王林、袁宝华、刘淇生、王玉清、刘立清、朱光天、王盛荣、胡其谦、徐迈、张洪涛、柳文、陈耕夫、居众、苏生、邱纯甫、华锦城、张忍之、黄耕夫、肖琏、李兴生、郝志伟、刘家栋。已经逝世的有十七人：李富春、邓洁、武竟天、陈伯村、乐少华、张子衡、陈坦、夏耘、薛光军、韩文潮、王荣祥、高如松、童铣、贾震、刘鸣、胡嘉宾、荀肇基。提到这些当初一起工作和学习的同志，常使我们健在的人回想起那时一起火热学习的情景。总务处的干部和服务人员另行组织学习，重点是学习文化。
那时，我们就在中央组织部机关的窑洞里学习。这所“窑洞大学”，并不像一般大专院校，有专职老师讲课，开设了很多课程。我们当时课程很单一，就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学马列的原著，学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我们没有专职老师授课，采取的是以自学为主，通过大家讨论，来加深理解，同时，也请人来辅导。
当时，陈云根据他先学一步的经验，提出来要坚持一本一本读马列原著和毛泽东的著作。他说：“要将现有的主要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既不懈怠，也不用着急，一步一步来。”并要求首先要把书读懂，他认为，“要读就读懂，不要一知半解。这是达到融会贯通的必经步骤。”
按照陈云的要求，我们的学习从读原著开始了。我们学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硬是一章一章地学下来了。大家在学了联共（布）党史以后，的确感到深受教育，同时也感觉到，对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的确需要有一个基本了解。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不信仰共产主义，他们是信仰共产主义的，是有理想的。但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是怎么讲的，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个道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很深奥的一门学问，在当时的战争年代，要求人人成为研究学者，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要抓住时机，对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很好地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确实是需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在这以后，大家学习的积极性更高了，先后学习了几本马列主义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政治经济学》、《哲学概论》等。当时，我的时间比较多，还通读过《斯大林选集》、《资本论》和《列宁全集》的一部分。
那时，我们在延安有了自己的出版社和印刷厂，印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只要是解放出版社出版的书，机关会分给我一套。所以，这些马列原著的中文版，我们都有。记得我最后离开延安，奔赴东北战场时，我已有一大摞书了。因要轻装出发，只好将这些书连同我的记载陈云讲课记录的珍贵笔记本放在延属地委一个同志那里。后来听说，这位同志在西北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十分可惜。
我们在学习这些马列原著的同时，还学习了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主要是哲学著作。这是因为陈云经过学习哲学后，感觉学习哲学的确如毛泽东所说，十分管用，就建议我们的学习主要是学习哲学。于是，我们中央组织部机关的同志，也就跟着陈云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毛泽东的这些哲学著作，是在他深刻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既有深刻的理论创见，又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问题，对当时的抗战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如《论持久战》一文，就亡国论、速胜论和持久战做出了精辟分析，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论证、剖析战争的光辉典范。这篇文章的产生，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士气。毛泽东的这些哲学著作，讲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很容易读懂，通过这种形式，就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的理解。
当然，这些学习内容，并不是完全孤立地进行的。我们学习马列原著也好，学习毛泽东著作也好，往往是交叉在一起的。如，学习了毛泽东哲学著作以后，又去看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怎样讲哲学的；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后，又去看看毛泽东是怎样把这些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总之，往往是就一个问题展开，将马列原著和毛泽东著作结合起来读。但在读书的方式上，还是一本一本啃原著。
中央组织部的“窑洞大学”就是这样，以自学为主，首先由每个人一本一本读原著，在自学中弄懂原著。在此基础上，与大家一起讨论结合起来，形成互相教学的局面。那时，一周要讨论一次，由一个或两个同志先准备好，先作发言，讲讲这一段、这一章学习内容是什么，中心思想讲了哪些。然后，大家来进行讨论，看他们讲得对不对，还有什么补充。在讨论中，年岁大的同志，往往能联系他们在白区、苏区的实践斗争，讲得生动活泼，而像我们这样的青年人，只能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说起话来难免有点“学生腔”。
我们在学习中，除了自教自学、互教互学之外，也请辅导员来进行辅导，请来的辅导员也都是延安最好的。如：毛泽东的哲学秘书和培元辅导我们的哲学，他思维清晰，讲得透彻。不幸的是，这样好的人，却在延河游泳时被淹死了。以后，这个位置被艾思奇代替，继续对我们进行辅导。《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由吴亮平辅导的，《共产党宣言》是由柯柏年辅导的，《政治经济学》是由王学文辅导的。这些辅导员在延安都是很有名的，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他们对每本书的学习，一般辅导两次。一次是在开头，讲讲这本书主要讲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一次是在大家讨论的时候，根据学习情况，解答一些大家讨论中的疑难问题。他们的辅导，既帮助大家正确理解经典著作，又不完全包办代替，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陈云为了组织好中央组织部机关的这次学习，在定下学习方法和制度以后，着重抓了落实情况。
他为了帮助大家养成学习习惯，想了一些办法。一开始，他把联共党史一章分作几节，每天早上集合时，讲今天学哪一节，然后一天集中两小时进行集体学习。半年过去了，大家的学习自觉性提高了，就改变了形式，规定每周的学习内容，一般有七八十页，大家先自学，要理解原理，领会精神实质，然后规定讨论日期。到了那天，大家都来，讨论半天。
当时，陈云带头坚持学习，副部长李富春也很积极，科长们都参加，为部里的同志们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那时，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很紧张的，尤其是干部科，地方工作科事情虽然也不少，但因为是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工作，手头急的事情较少。干部科手里尽是急事，每天都是一大堆，来往人员的调动、谈话、分配，出去的和进来的，等等，他们是部里最忙的。为了让干部科的同志能坐下来学习，陈云就决定，早上吃饭早一点，9点以前不办公，集中这个时间学习，谁也不准占用这个学习时间，谁也不准占学习时间工作。这看上去好像有点武断，实际上是结合当时情况制定的。当时的条件是，没有什么交通工具，马匹也很少，更多的人外出办事要靠两条腿走路。而从城里出来到我们中央组织部机关，要走个把钟头。一般到这里，不是9点，就是9点半。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并不会误了办公。事实上也是如此，不但没有影响部外来的同志办公，还保证了干部科的同志学习。可以说，这个规定解决了机关学习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在机关里学习，就怕无法保证时间。
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我们调整好了工作与学习的时间后，又出现了劳动生产与学习的矛盾问题。
记得我刚到中央组织部的1938年，延安的生活条件还不错。一周能吃一顿大米、两顿白面，其余的都是小米，还有肉吃，一周能吃二三次，都吃红烧肉、讲究吃肥的。当时，中央党校的人开玩笑说，校内有些人会餐时吃肉，连腰都弯不下去。所谓会餐，就是红烧肉和馒头。
后来，困难就来了。国民党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不断闹摩擦，对边区进行封锁。肉没有了，大米没有了，白面先是从两顿降成一顿，最后也没有了。最困难的时候，主食都不知道该吃什么。那时候，什么下来就吃什么。麦子下来了，一时边区找不到那么多的土磨，更不要说机器磨了。这样，就无法磨出面来。我们就用滚子压一下，压碎了，煮着吃。很难吃，但还算好的。连这个都没了，就把黑豆压碎了，放在锅里煮着吃。这就是主食，吃得人肚子发胀。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吃，油水又少，吃得很多，故胀得厉害。那时，能吃上一点小米锅巴，就是改善生活了。我们把大锅里的锅巴铲出来，翻过来再放到锅里炕一炕，两面焦黄焦黄的，吃起来焦脆，这就算改善生活了。我们称它为“洋饼干”，意思是说，比饼干还洋。这样大概有一年的光景，粮食发生了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生产劳动。从1939年开始，大规模是1940年。刚开始时，要上山开荒，全体机关人员都要去。陈云身体不好，上不了山，就在组织部坡下的菜园里种菜，或同他的警卫员变工。我们上山劳动的人员，天不亮就上山了。一到山上，就开始劳动，一直要干到吃早饭的时候，才能休息一会儿。吃完早饭，再继续干活，大约12点钟时才收工下山。这半天的劳动，要有四五个小时。
荒地开出来以后，机关组织了由生产科长带队的专业队伍，共五六个人，负责平常的管理，需要临时加几个人，就从机关抽几个人去。但遇到大规模的行动时，如播种、锄草、收获等时候，还是需要机关全体人员出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组织部机关的学习也照样不停止。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上午上山劳动，中午回来吃饭，下午照常办公，这是和其他中央机关一致的。晚上，照常在小油灯下自学。那可真够紧张的，一边要参加生产劳动，一边要坚持工作，同时，还不能放弃学习，一切都做了很好的安排。结果，我们什么也没有耽误。到了1941年，我们中央组织部机关超额完成了粮食生产任务，这很不简单。我们除种粮食外还组织织布厂、开饭馆（胜利食堂，专卖面片汤）、搞木工厂、杀猪房、运输队，还喂了猪、种了菜，生活得到了改善，一周还可以吃到两次馒头、一两次猪肉。与此同时，大家在学习上也很有收获。
在调整好学习与工作、劳动生产的矛盾，保证学习时间的基础上，陈云又强调了学习方法。他要求我们在自学时，要做好读书笔记。他认为，你看了书以后，书上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你有什么感觉，体会到什么新的看法、想法，你可以说一说，然后写在笔记本上。这样的话，就更清楚了。他说：“这有两个好处，一是让你多读几遍，一是逼你聚精会神，认真思考，使你了解得更深刻些，而不是随便看，像过去那样模模糊糊。”他经常检查我们的笔记，看看是怎么记的，有不同的意见，他还会同你商榷。
陈云作为这个学习小组的组长，对学习很关心，还经常检查每个同志的学习情况。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问我：《共产党宣言》看完了没有？我回答说：看完了。他又对我说，那你讲讲内容是什么。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说开了：开头有“一个幽灵”……内容有阶级、阶级斗争、政党流派几大部分，最后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听后笑了，说：你记得还挺清楚，就是要认真学习。经过这次的督促，我学习更仔细认真了。
我们在自学的基础上，每周都要凑在一起讨论，每次讨论半天。在讨论上，陈云常常采用启发的方式来引导大家，他还要求我们，思想上要放得开，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讲出来，不要怕什么。我们的讨论也确实很活跃，大家有什么看法就谈什么，气氛很好，根本没有打棍子那一套。我们思想上没有什么负担或顾虑，也不管是学习态度，还是对某个问题有什么看法、不同意见，都敢于讲出来。在我们的讨论会上，是允许“抬杠”的，有的时候，大家为了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陈云、王鹤寿有时还故意从反面提出一些问题，来引导大家抬杠、争论，使大家从争论中获取更深刻、更准确的认识，同时，也可以活跃一下气氛。所以，在我们的讨论会上，既有真抬杠的，也有假抬杠的，热闹得很。
但是，不论是真抬杠，还是假抬杠，我们的讨论很注意钻研文献的精神实质，也很注意不钻牛角尖。有那么一次，我们在学哲学的讨论会上，有的同志提出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马上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说先有鸡，另一派说先有蛋，争了半天，难分胜负。最后，大家还是统一了思想，认为这个问题咱们还是先放下，它属于生物学范畴，不是哲学范畴，现在一两句话根本就说不清楚。来参加讨论会的辅导员，也认为应该采取这种态度，大家都认可了。还有一次，当讨论到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时，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哪能愿意要什么就要什么呢？有的同志则认为可以，那时生产力发展了，意识提高了，所需要的东西够了，就不会要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这样不行，将来什么时候还会有自私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是去不掉的，满足不了自私的要求，不能各取所需。针对着能不能达到各取所需，又开始了抬杠。最后大家说，到了那时，与我们现在的社会比，生产发展了，人的意识也会大大提高一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会互相促进的，就不要去争将来的社会还会不会有这个，会不会有那个了。
为了搞好讨论，作为主持人的陈云同志，还特别“关照”部分人。我们机关有一位同志，自以为自己懂得很多，也能讲，不怎么看书。陈云就点他的将：“这段你怎么理解呀？”“中心思想是什么？”他吹了一通，不着边际，抓不住真正实质的东西。陈云又让别人来回答，人家对这段中心讲什么，该如何理解，都可以讲得清清楚楚。点过他几次后，他就不敢瞎说了，也要看一点书了。当时干部科也有一位同志，平常事务性工作很多，也确实有点事务主义，顾不上学习，老不看书。陈云发现以后，就老去考他：“怎么样？看了几遍？这里面讲了些什么？你说说试试看吧？”他说了两回，都说不清楚，就不敢不看书了。
身体力行作表率
中央组织部的这次基本理论的学习，开展了有五年的时间。在这五年里，陈云身体力行，自身的学习很认真，为我们每个人作出了榜样，从而形成了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领导带着学，这是中央组织部机关学习坚持五年并学有成效的关键。
陈云十分强调“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他说：“因为你是老干部，因为你常常担负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你更有责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他还说：“党要培养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干部，也首先寄托在老干部高级干部身上。”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深知要学习的重要，也知道要使我们的老干部高级干部成为学习的模范，自己就应该带头，像毛泽东那样，首先使自己成为学习的模范，起一个好的带头作用。
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他很重视抓自己的学习。尽管他的学习本来就走在我们的前面了，但仍然坚持学习，一有空就学。一方面，他要跟我们一起学，参加整个机关的学习讨论活动；一方面，还要多学一点东西，为我们后面的学习提供帮助。他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时候，整个工作可分为三大块，一是学习，包括读书、看文件；二是谈话，中央组织部的谈话与别的单位不一样，很多；三是开会，不光是部里的会，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政治局委员，中央的会他都得参加。这三大块，从占用时间来说，学习是排在第一位的。我在中央组织部时，所住的窑洞就挨着他的窑洞，老是看着他有空就学习，对我的影响很大。
当时，延安并没有很多的工余活动，大家一般工作之余只有散步，往往是晚饭以后就都出来了。陈云身体不好，有时也出来散散步，大都是在星期六、星期天。他的爱人在马列学院学习，只有这两天回来。他们下来散步时间都不是很长，回去以后就又开始读书了。后来有那么一段，延安兴起了跳舞的热潮，还有一些同志在工作之余打打扑克，所有这一切，他从来不参加，一门心思地利用时间来读书。从客观上讲，陈云身体不好，有些体育活动，像各种球类比赛，他确实参加不了。但这些不太花费体力的活动，他是完全可以参加的，他却心痛这些宝贵时间，放弃了。他不打扑克，也不跳舞，全力地读书学习。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工作之余，从事一些娱乐性活动，有什么不对。只是说，陈云很珍惜点滴时间，抓紧所有时间来安排好自己的学习。
在他的履历表上，“文化程度”一栏仍填写着“小学”。但他一有空就学习，学习起来很认真。认真地读原著，认真地读参考书籍，认真地做笔记。学习中有不理解的地方，就虚心向理论界的同志请教，“老老实实做小学生”。他对辅导员很尊重，听他们的辅导时态度很诚恳。他在学习哲学时，除认真钻研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外，还看了不少参考书，如李达著的《新社会学大纲》，日本河上肇的哲学著作，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他在学习时，很注意做好读书笔记，他之所以要求我们做笔记，就是他的经验体会。他检查我们的笔记，同时也把自己的笔记给我们看，大家交换思想。现在不是提倡透明度吗，我看这就很透明嘛。
其实，“小学”文化程度，是陈云自己填写的，那是他小时候只上过小学的客观情况。但经过他自己以后的努力，经过在列宁学院的学习，他实际的文化程度已远不止是“小学”文化程度了。特别是他的理解能力，比一般的大学生要高得多，在延安时，他也属于高层次的。当时的延安，大学生很少，高中生就算不错了。陈云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许多大学生都望尘莫及。他每看完一本书，对这本书究竟讲了些什么，都可以很准确地用自己的语言讲解出来，而且能识别一些不同看法的对与错，特别是那些违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东西，能很快识别，进行批判。他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些，一方面，固然在于他学习认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丰富的经验，善于把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结合起来。应该说，这是陈云学习的一大特点，也是他学习的一种诀窍。
陈云不但善于联系实际来进行学习，而且善于把学到的理论知识用于指导实践。他有一个著名的论述，共三句话加六个字。这三句话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那六个字呢？指的是：交换比较反复。三句话是讲唯物论，六个字是讲辩证法。
六个字，是他在延安时说的。我还记得，他是在我住的窑洞中给我讲解这六个字的。他一面踱着方步，一面缓缓地对我讲解。他说：“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过去我们犯了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一点就是看问题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因此，要通过相互交换意见，使我们看问题更全面一些。“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取其最好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下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他还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六个字。
三句话，正式的讲出来，则是后来在1960年七千人大会的一个小组会上发言时讲的。这三句话是讲唯物论的，与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的辩证法是配套的，是他学习哲学的深刻体会。他曾经解释过这三句话。他说：“不唯上并不是上边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他的意思是说，上边的话还是要听的，文件和书也是要读的，但不要唯它是从，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方式，才是最靠得住的。而教条主义、命令主义的方式，是不可取的。
这三句话虽然发表比较晚，实际上在延安时这种思想早已表现出来了。他当时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反对不从实际出发主观臆断。他一方面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和马列主义词句吓唬人；另一方面，很重视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以制定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以处理解决好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主张：“我们做工作要用90%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他的这种主张是很正确的，是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他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后在思想认识上的升华，是我们研究事物发展前进时必须遵循的规律。
陈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很注意用90%的时间去研究情况。1939年年底至1940年年初，先后找了九个乡支部书记进行调查研究。有九个是他边谈边记，我当记录，每个乡记了一大本。还有两个，他要我学习这个方法去谈，把记录整理出来让他看。陈云第一个谈的是河北平山县洪子店区的一个乡，乡支部书记刚刚提任区委书记，来延安是准备参加“七大”的。其他的还有与晋西北静乐县阎家沟编村、保德县第一区马家滩村等支部书记谈话。他叫我照样谈了两个，其中一个是1939年5月与保德县第一区腰庄编村赵秉经，谈了三天三夜，记了下来送呈陈云。这份调查目录有：政治区划、阶级合理负担、土地关系、税捐、债户、文化教育、群众生活、征兵、优待抗属、党派关系、支部、县、区、乡各级领导人、村公所、牺盟会、公道团、农救会、自卫军、青救会、儿童团等18章。陈云和张闻天都在原稿上签了字，表示阅过。当时谈话的内容是很广泛的，每个乡要谈自然环境、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兵）、青年妇女工作、政权建设，要谈党支部每个成员的思想状况，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的情况，还要谈最近一两次支部委员会讨论什么问题，支部成员都是怎么发言，支委会作了什么决议，各阶层人士思想动态以及贯彻党中央各项指示情况，等。经过这样一谈，这个乡的概况清楚了，党内骨干分子形象清楚了，党员的希望和困难是什么也都清楚了。这样，就容易对症下药，就可以根据各乡具体情况，帮他们拿出点办法来。对于陈云来说，这只是一个小小方面，他还要了解多方面的情况，研究多方面的问题，这样才能为全党的组织建设制定出有效的方针、政策。
陈云有着很强的理解能力，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善于联系实际认真读书，他的学习进度比较快，远远走在我们的前头，使我们十分敬佩。尽管如此，他仍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自居，按时参加机关的学习讨论，严格遵守机关的学习制度。他作为我们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要负责其他工作，也要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那时，中央的一些会议，都是晚上开，有时还挺长。我记得，他有时在中央书记处开会一开就到了次日凌晨。但是，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他早晨照常按时出现在讨论会上，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从来没有因此而请假、迟到。所不同的是，他能不断地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大家思考，从思考中切实领会实质，以推动我们的学习不断深入。
历史的回顾
陈云在延安中央组织部时，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况，抓住了时机，确定了以部长、秘书长、几个科长为主的学习安排，整个机关的干部都跟着学，很快地使部里干部的理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陈云的这一举措，党中央和毛泽东是很重视的。毛泽东到了延安以后，就很提倡利用相对安定的条件进行学习，他多次同陈云谈学习哲学的体会，说学习哲学很管用。应该说，陈云是从中受到启发，才组织了中央组织部机关的学习。毛泽东很关注中央组织部机关的学习，派了他的哲学秘书来进行辅导。在中央组织部机关干部学了几本书以后，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中央组织部学习的做法，肯定了中央组织部采取一本一本学原著，做笔记，结合当时情况来进行讨论的方法，认为这个办法对头，要求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要按中央组织部的办法来办。
当然，在这期间，别的单位也进行了学习，只是学习安排不如中央组织部，学习效果也不如中央组织部。经历过这段延安生活的邓力群曾经这样说过：当时在延安，学习搞得最好的就是中央组织部。
党中央在中央组织部的学习取得初步经验之后，根据中央组织部的经验制定了《关于干部教育的决定》，要求全党要以高级干部为主，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学习。中央的这个决定，是在我们的学习进行了一段以后搞的，既是肯定了中央组织部的做法，又使我们的一些办法很快地传了出去，传到了各敌后根据地。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央组织部的学习成为了中央提倡高级干部学习的试点。
中央的决定传达以后，给了中央组织部鼓励，但更多的还是鞭策，形势逼迫着我们，只有在陈云领导下，更好地学习。这时的学习已是全党统一搞的，延安各单位都在认真学习，都在摸索经验，有的也准备在中央组织部的基础上创造更合适的经验，学习之风在延安真正形成开来。还不仅仅如此，各敌后根据地在中央决定以后，也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在根据地内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研究，尤其是各敌后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和所属党校，做得更好一些。因此，我们中央组织部丝毫不敢有一点松怠。这也是一种竞争吧？大家都在积极向上。正是在这样一种竞争向上的环境里，全党学习气氛十分浓厚，全党的理论水平得以不断提高，为我们抗战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这种竞争当中学习，中央组织部很注意树立自己的特色。在陈云的领导下，我们坚持不为赶进度读书，不就书本议书本，而是突出密切联系实际，联系实际来领会基本理论，领会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哲学著作。这个指导思想，从学习的一开始就很明确，以后更突出了。从客观上讲，突出这样的特点，使我们中央组织部机关的同志们尝到了甜头。只有联系实际，领会才能更深刻。我们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时，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等。这些著作都是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不像王明空讲布尔什维克12条那样空洞洞的，所以，我们容易读懂。而读懂毛泽东的这些哲学著作，对我们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很有好处，对我们的实际工作也很有指导意义。
尝到这个甜头后，中央组织部机关的学习活动就更注意联系实际了。大家在自学中都要联系实际去读书、去思考，在讨论中也都是结合实际来谈体会、谈认识。陈云等领导同志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对理论的理解就比较深刻，他们这种联系实际的体会，我们就容易接受，就能启发我们的理解。当时，我们的学习就是这样进行的，十分强调联系实际，强调在调查研究中加强我们的学习。这就使我们的学习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
我们的学习是从1938年开始的，“抢救运动”以前停止的。在这当中，我们坚持了反对教条主义，这就同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接上了轨。延安整风运动要求反三风，其中之一，就是反对教条主义，整顿我们的学风，这和我们学习的做法正好吻合了。因此，中央组织部学习的经验再次经受住了考验，成了解放初期干部必读的12本书的来源之一。这12本书，有九本是马列主义的原著，还有三本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都是我们那时读的书。
陈云深深知道，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他不但自己认真学习，还通过努力实践，创出了一条在职干部学习的新路子。建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云仍不断提倡学习理论，学习哲学。1981年，邓小平曾经讲过：“陈云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例如：《实践论》、《矛盾论》，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这个意见很好。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他还指出：“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
在提倡学习的同时，陈云仍然坚持领导干部要学习好理论，要联系当前的新形势。1987年10月17日，就在党的十三大召开的前夕，他对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讲：“我们在新形势下，全党仍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
1987年12月，他和另外一位原中央领导人谈话时，也强调了要学习理论，并讲解了帝国主义论，预见到帝国主义要捣乱。这话是在那场政治风波发生一年多以前讲的，当时是针对理论界已出现的一些混乱讲的。
1989年9月8日，他同李瑞环谈话时，再次强调，帝国主义论并没有过时，鼓励李瑞环好好学习理论。
陈云的这些论述，贯穿了他的一贯思想，这就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担负起领导职责，才能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尽管现在的形势同延安时相比，已不一样了，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思想，在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仍具有很深远的意义。过去，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打江山，需要摆脱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今天，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同样是一场深刻革命。有许多新鲜丰富的经验需要我们去总结，有许多新生事物要在实践中探索和理论上论述，这些都是以前未遇到的。我们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更需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把它同当前的实际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
（刘家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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