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亲自跑图书馆，借阅各种文本的经济学书刊；他将《资本论》摆在案头，重新从头阅读；他参加了孙冶方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编写工作，出席各种讨论会。1961年3～5月在香山举行教科书座谈会，他干脆也在那里住下来。会开了两个多月，他参加了两个多月，只有取书、拿衣服才回来过几趟。
学者的生活表面看来是宁静的，没有送往迎来，不要批办案件，也没有什么人来请示汇报，但张闻天的内心却怎么也宁静不下来。庐山会议后中国经济的现实，无情地回答了批判者对于张闻天他们的批判。中国正经受着饥饿的煎熬，而“左”的理论却还是那样风行。张闻天感到忧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范仲淹提倡的封建官吏的准则。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对国之大难、民之大难能不善谋良策吗？
张闻天本来就不苟言笑，现在是更其沉默了。他不断地作笔记，写文章。有时，他摸摸索索打开保险柜，将庐山发言的记录本拿出来看，对我说：“我讲的实在没有什么错啊！”
1961年夏天，我陪伴张闻天到青岛疗养。从7月15日至9月16日，两个月时间，张闻天专心致志地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我经常看他临窗沉思，伏案书写。海滨漫步，兴之所至，他也常跟我从《资本论》讲到我国经济翻车的原因和入轨的办法。我内心折服他的见解，但又为他捏一把汗，弄文罹祸，苦头还吃得少吗？
张闻天在青岛写的笔记，以及在这前后写的笔记，他一直珍惜地收在保险柜里。“文化大革命”起来，经济所的造反派冲进来抄家，硬逼着张闻天把保险柜打开，把柜子中文件连同十多本笔记本一起抄走。笔记本中所写的观点当然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证。但张闻天始终不悔，直到晚年还一再记挂这批笔记本。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到处寻觅，后来中组部的同志才从接收的张闻天专案组的材料中找到了九本，送还了我。
翻开这些笔记，张闻天苍劲的字迹，朴素流畅的文句，扑面而来。从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
在青岛两个月，他在三本笔记本上写了178页，约有六七万字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内容涉及社会主义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有对当时流行的“左”的观点的尖锐批评，有对社会主义的系统论述。
8月10日，写的是“关于按劳分配”，有将近10页，其中写道：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关于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
是物质鼓励加精神鼓励。
怕说物质鼓励是不对的。
仿佛谈物质利益就是卑鄙，谈精神就高尚？
精神不能离开物质，无物质就无精神。
只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愿劳动，那是卑鄙的。劳动之后得到一定的物质享受，这有什么卑鄙！
8月16日的笔记论到社会主义的矛盾问题：
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
张闻天支持孙冶方《论价值》一文的基本观点，认为应该正确地掌握和运用价值规律。他写道：
当一个规律（价值规律在内）被认识以后，它不但不能起破坏作用，而且可以很好地为人们所利用，造福于人类。关于价值规律的防止、限制和提高警惕等，表示人们还并不能掌握这个规律，运用这个规律，因而在这规律的自然作用前面表示恐惧。
由此张闻天还联想到经济学界对《资本论》经济范畴的使用也有一种恐惧，“怕在使用中犯修正主义错误”。张闻天认为，“只要说明《资本论》范畴在社会主义起了根本的质的变化之后，这些范畴的充分运用，不但无害，而且有利。因为这些范畴虽然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但也表现一切社会化社会生产的共同性，还不说在社会主义下也还有资本主义的残余。”从中可见张闻天对《资本论》的深刻领会和用以解决实际问题所作的努力。
张闻天从9月6～16日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是长达54页的文稿，针对1958年提出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和1960年开始提出的“过渡时期”是一个长期历史阶段的错误而发，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特征和它的发展规律，今天读来，仍感到它的理论力量和科学远见。
我对哲学和经济学没有什么研究，对张闻天所论，说不上透彻理解，但我总觉得，张闻天的笔记中有那么一股探索的精神、求实的精神、勇敢的精神，有那么一种强烈的为人民谋幸福的愿望，想来是不错的吧。
（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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