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革命青年是从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选派来的。在这批人中，还有张闻天、沈泽民、吴亮平、伍修权、陈绍禹等人。中共中央选派了两位精通俄语的杨明斋（他是苏俄的华侨）和周达文（他是同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专攻过俄语）负责带领这批留苏学生。
船抵海参崴正好是11月7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八周年，海参崴整个城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机关、团体、学校和居民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中。王稼祥和全体中国学生都参加了当地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节八周年大会。中国学生们在海参崴休息、逗留了两三天。海参崴是苏联同我国毗邻的边境城市，华人很多，市容整洁，秩序井然，城市建筑的风格和色彩同我国东北边境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海参崴出发，改乘火车，沿着横亘西伯利亚的铁路开赴目的地莫斯科。一路上，白雪皑皑，万里冰封。当时，苏联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不久，经济还很困难，列车上设备简陋，不用说取暖设备没有，就连餐车和开水炉也都没有，旅客们等到沿途停靠大站时，才能下车打开水和购买食品；也正因为燃料供应不足，车速又很慢，在这样酷冷的季节作7400公里的长途旅行，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王稼祥既已下定了学习革命理论、去预备革命的决心，早就有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眼前这一点困难，当然不在话下。在赴莫斯科途中的所见所闻，使他饶有兴趣地回想起瞿秋白在《俄乡纪程》中所记述的情景，简直一模一样；也具体真切地体会到上海大学附中部主任侯绍裘在同他谈话时告诫他的一些话确实符合实际。
一路上，王稼祥情绪饱满，只希望早一点到达向往已久的“赤都”——莫斯科。到达莫斯科时，中山大学已派人到车站迎接这批中国留学生。中山大学坐落在莫斯科河西岸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这是一座规模很大、四面环抱的大楼，挺立在高大的树木之中，校园在大楼中间。学校周围的环境十分优美，前面是一座金碧辉煌的教堂，校园外有一个大广场，不远处有一所美丽的公园，屹立着普希金的铜像。这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场所。[1]
苏共和斯大林对帮助培养中国革命的干部十分关心和支持。尽管当时国内经济很困难，校方还是想尽办法为中国学生们提供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学生宿舍很大，每个房间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十张钢丝床，每张钢丝床上放着毛毯和俄国式的鹅绒大枕头，床头放着床头柜；室内靠墙放着大衣柜，柜内分成许多长格，每个学生都有一个长格存放衣服。尽管室外冰天雪地，而室内都有壁炉生火，温暖如春。学生们一到校，都领到了衣服和鞋袜。伙食也比较丰富。校方对中国学生们确实关怀备至。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每个人都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张闻天的名字叫思美洛甫，乌兰夫的名字叫拉谢维奇，伍修权的名字叫皮达可夫。王稼祥的名字叫康姆纳尔，俄文KOMMYHAP，意思是公社党人。
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语言课，主要学俄文，选修英文或法文；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有政治经济，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课，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东方革命史和西方革命史，此外还有中国问题、经济地理等课程。王稼祥因为英语基础较好，入学后即同张闻天、沈泽民、吴亮平等11人编入英语班，直接听外语讲课。
KOMMYHAP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精神在中国留学生中著称。
伍修权这样回忆：王稼祥学习“十分勤奋，特别爱静、爱读书。当时我们的宿舍条件并不很好，就在走廊里放了许多小桌子，给大家用来自习。稼祥同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至少还要加班两个小时。他自学的位置就在我住的寝室外面，我几乎每晚都看到他伏在那张小桌子上，认真阅读英文或俄文的理论书籍。他这种刻苦自学并且持之以恒的精神，对我的思想曾经有很大的触动和影响。”“在中山大学期间，稼祥同志留给我的印象既是一个勤勉的学生，又具有学者的稳健风度。”[2]
吴亮平回忆当年同王稼祥“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英文班学习”的情景。他说：“稼祥同志学习十分用功，成绩很好。”[3]
杨放之也回忆说：“稼祥同志给人的印象是学习很用功，对问题有见解，有主张，但说话不多，不夸夸其谈。”[4]
中山大学的教学方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除了课堂讲授、学生自学和小组讨论外，还有实地考察。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们参观工厂、农庄和革命历史遗址，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通过实地考察，接触工农群众，使王稼祥革命勇气倍增。
青年王稼祥是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热情传播者。他在1926年1月19日给王柳华、王久长的信中写道：
赤旗盈空，雪天万里，把中国的革命青年置身于斯，自然增加了不少革命勇气。
苏俄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现在一步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工农的生活，非常平安，普通工人每月可得薪水四五十元，而官厅最高官员月薪亦不过二百元，这可见苏俄人民之平等了。
苏俄人民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极其注意，而尤其对于中国革命青年表示出十二分的热情欢迎。我曾参加过几次俄国工人庆祝1905年革命的纪念会，在谈话中，在讲演中，都可表现他们十分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来同苏俄携着手，共同去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
我曾去参观几个工厂，大概情形如下：每个工厂都附设俱乐部、读书室、大会场，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时后，即可自由往俱乐部或读书室去娱乐去读书。每个工厂都为政府所统辖。女工工厂内还附设有幼稚园。较之中国，真有天壤之别，这样，哪能再说，中国工人不起来革命呢？
在给王柳华的另一封信中，回答他提出的一些问题。
关于中山大学毕业后干什么的问题，王稼祥说：“在这儿学习革命，将来自然是干革命。”
在回答有关苏俄情况的问题时，他说：“请你多看关于苏俄的书籍及刊物。讲一句话，俄国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有从前的被压迫者，现在是非常自由非常快乐。”
在回答俄国人对中国人是否平等时，王稼祥直截了当地说：“自然平等，俄人对于中国人，是非常亲爱的，因为俄负有世界革命的，对于中国革命青年极其爱戴。”
关于是否必须采取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他回答说：“新经济政策是达到社会主义的路径，自然是俄国必取的政策。”
对王柳华提出的“是在国内研究纺织还是来莫学习？”这一问题，王稼祥满腔热情地说：“我的回答如下：中国既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哪里能提倡实业，就是空口讲讲，也不过做个资产阶级的走狗。我们知道最先进的最革命的是工人，而中国人数的大半也是工人农人，所以我们应以工农之利益为利益。你现在既决意走上革命道路，最好是来莫学习，就是立刻不能办到，我劝你进上海大学，去学习革命，上海大学是在中国的中山大学。你以为然否？”
王稼祥是同时代青年的良师益友。为了帮助王柳华学习革命理论，王稼祥向他介绍了几本书：1.《社会主义讨论集》；2.《中国青年社丛书》；3.《阶级斗争》，考茨基著，恽代英译；4.《共产党宣言》和布哈林著《共产主义ABC》；5.《列宁主义概论》，斯大林著，瞿秋白译；6.《向导》及《中国青年》周刊。这份书目是帮助青年走向革命的指路明灯，充分体现稼祥对同时代青年成长的关心。
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中山大学和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召开了纪念会。会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托洛茨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片山潜分别作了讲演。王稼祥也参加了这次纪念会。听托洛茨基的讲演，已经不是第一次；1926年1月，中山大学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开学典礼时，托洛茨基作为联共（布）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所作的长篇讲演，曾经博得了中国留学生们的钦佩。此时此刻，在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王稼祥不由得回想起在圣雅各中学追悼孙中山大会的情景，短短一年内，中国革命发展变化之迅速，出乎人们的意料，而个人经历的变化也说得上异乎寻常。那个时候，自己虽然确定了“去干社会和政治革命”的决心，但是应该通过什么道路把这种决心付诸于实践，现在才进一步明确了。
王稼祥经过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实地参观考察，明确认识到苏联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在中国也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推倒帝国主义的统治。
他在给王柳华的信中说：“俄国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而获得政权的国家，吃人膏血的资本主义至此遂宣告死刑。其他国家的工人，必然的不久也要推倒资产阶级获得政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那时就实现了。”[5]他认为，中国要从帝国主义侵略下解放出来，“只有用革命去推倒帝国主义不可。要革命，必须有组织的政党来组织民众不可。可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国要打倒帝国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也要打倒帝国主义，所以东方的被压迫的民族，一定要和西方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去干革命不可。”[6]他认为，在中国，真正完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头一步是与其他的革命阶级联合，以图打倒帝国主义，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建立独立的国家，而后再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7]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王稼祥开始熟练地掌握了另一门外语——俄语。他在给王柳华的信中多次讲到：我幸亏有英语语言的基础，很快地学会了一种新的语言。现在我说和写都很流畅。从1926年起，学校分配他当西欧革命史课的翻译。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虽然我当时的俄文‘水平’还不能全部理解教员所说的，尤其困难的是把学生所说的话翻译成俄文告诉教员。”1927年又分配他给新生讲授西欧革命史课。这个时候，20岁刚出头的王稼祥，已经初步掌握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学贯中西、才华横溢，在中山大学同学中崭露头角了。
王稼祥是第一批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的，后来国内又陆续去了好几批。中山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当时学习中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中文参考书。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瞿秋白、邓中夏等同志到中山大学来要求俄语掌握得比较好的同志多翻译一些马列著作。王稼祥和张闻天、吴亮平等都参加了这个工作，吴亮平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张闻天、吴亮平合译了《法兰西内战》，等等；而王稼祥则承担了列宁《俄国1905年～1907年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书的翻译工作。从接受任务到译定付印，前后花了二三年时间。1929年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王稼祥为这本书写的“译者言”，全文如下：
列宁的《俄国一九○五——一九○七年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这本书是在一九○七年写的。
译者开始翻译这书，正是当中国土地革命运动高涨的时候，但是等到译定付印，中国的革命已经遭到很大的失败。
可是为要完成将来的中国土地革命，每个革命者都应当了解无产阶级政党在土地革命中的一般策略的基础，所以这书的译本对于中国的革命者——尤其是领导农民的同志——一定是有很大帮助吧！
因为中国文字关于经济学的土地问题的专门名词非常之少，译学感受很大的困难，有时只得不惭蒙昧，创造一些新的名词，但每个新的名词后都加以注解，并附原文。
列宁的著作本不容易翻译，而译者的精力时间非常有限，所以错误定不可免，这就希望读者能够指出，待第二版时再校正吧！
王稼祥
1929年2月15日于莫斯科
从这篇“译者言”，不难看出，王稼祥翻译列宁这本著作的目的和意义、翻译工作的简略过程和他对待翻译列宁著作采取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消息传到中山大学，引起了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极大愤慨，同时也在一些人中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发生了疑问。4月21日《真理报》上，发表了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这是经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斯大林指出：“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革命。”“蒋介石的政变表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斯大林还批驳了以拉狄克为代表的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的错误观点。5月13日，斯大林应邀到中山大学作讲演。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讲演中，他按照学生们事先书面提出的十个问题，逐一作了回答。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拉狄克否认中国农村中封建制度的存在和把国民党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错误观点。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内和苏联人民中，在共产国际内享有崇高的威望，公认为是列宁的忠实学生和列宁事业的继承人，他的名字和列宁并列——“列宁、斯大林”。斯大林的著名演说《论列宁》、《论列宁主义基础》，王稼祥早已认真读过，对斯大林怀有敬仰之情，而聆听斯大林的报告还是第一次。听了这次报告，使他明确了弄清理论观点对指导革命实践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识别了他们的校长——拉狄克的一系列错误观点的实质，划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托洛茨基派观点的界线，这对于他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以及后来投身革命实践，无疑是终生有用的武器。
1928年2月，王稼祥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入党不久，即由联共（布）中山大学支部局推荐，去报考红色教授学院。十月革命胜利后，人们对大学教授总有些看不惯，把他们说成属于资产阶级的，苏联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才，认为无产阶级也应当有自己的教授，叫作红色教授。红色教授学院就是由联共（布）中央创办的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1928年夏天，王稼祥集中精力、聚精会神地复习功课，准备考试。这一年的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中山大学有一批学生被抽调去担任翻译或其他会务工作，而王稼祥因为忙于迎考，并未参加六大的工作。杨放之回忆说：“稼祥同志准备考红色教授学院时，我经常看到他拿着俄文书认真阅读，记得有一篇马克思的《费尔巴哈的提纲》，比较难懂，稼祥同志聚精会神地、一字一句地钻研，还同别的同志讨论，引起了我深深的敬意。”[8]
联共（布）中央对红色教授学院报考入学的条件要求很高，其中有一条必须具有几年以上党龄、从事过几年以上党的工作。如果按照这样的条件，那么中山大学的学生一个也不够格。而联共（布）中央对中国学生和俄国东方民族的学生特别优待，对上述条件有所放宽。这样，当时还是候补党员的王稼祥，以优异的成绩同张闻天、沈泽民一起被录取进入红色教授学院东方科深造。论年龄、学历，张闻天、沈泽民都比王稼祥要高。张闻天、沈泽民1900年生，比王稼祥大6岁，张早年留学日本，1922年即在美国任华文报《大同日报》编辑，1924年任中华书局编辑；沈从日本回国后，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又在平民女学、上海大学教授英语，而王稼祥去莫斯科前只是一个高中生，他能考取红色教授学院，如果不是依靠非凡的毅力去刻苦钻研，是难以成功的。
（徐则浩）
注释
[1]中苏友协会长伍修权1988年访问苏联后，在《友谊之行——访苏观感》一文中说：“1925年，我那时还是一个18岁的青年，来到苏联，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批学员。60年过去了……中山大学的旧址已面目全非。原先的二层楼房已扩建成四层楼房，空旷的临街院子里则盖起了新的建筑物，门口挂着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牌子，要不是有向导指路，谁能认出这就是当年中山大学的旧址呢？”
[2]《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1页。
[3]《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4]《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5]《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6]《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7]《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8]《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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