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又到日本留学，专攻法律；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党的派遣在莫斯科攻读过四年的马列著作和历史，懂得英、日、俄三国语言，可谓贯通中西，博晓古今。董必武一贯热爱学习，即使在战争年代，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也是手不释卷。因此有人曾把董老的嗜好概括为：革命与读书。他自己也常向别人说：自古以来，“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这是我的信条。”
1928～1932年期间，董必武在苏联列宁学院学习。他在四年时间里，惜时如金，很少出校门，每天在图书馆攻读马列著作。他对来学习的中国同志说：要抓紧这个机会好好学习，绝不可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没有革命的理论，工作中难免犯错误。他还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非常重要，好像几何的定理那样，但又不能硬搬，一定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他对在莫斯科的王明一伙那种装腔作势、专横跋扈、自欺欺人的肤浅作风非常讨厌，那时他就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明等人的“小宗派”做法，这大概是他回到中央苏区后受打击的原因之一。
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期间，董必武和周恩来一起，对机关工作人员的学习抓得很紧，整风运动中，他还兼任南方局的宣传部部长，主持学习。他和周恩来制订了周密的学习计划，每两周举行一次学习座谈会，半年举行一次考试。他自己更是带头读书，就是在酷热难耐的夏天，在重庆这个大火炉里，身穿背心，汗流浃背，也坚持学习、练字。当时，董必武年龄已近花甲，为了学习和工作的需要，他还孜孜不倦地学习英文，一些年轻同志，常常看到他早晨一起床就读外语单词，很受感动。那时，为了督促大家学习，董必武让工作人员在红岩办公楼二楼图书馆门口，贴上两条大标语，一条写：“太忙就挤”，一条写：“不懂就钻”，董必武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建国后，董必武身负重任，工作更忙了。可是只要一有空儿，手里不是拿着文件报纸，就是拿着书本。他不仅读马列的书、毛泽东著作，还读古文，学外文。每次出京，在打点行李时，最关注的是把要读的书带好。在途中，也不放过点滴时间。他65岁那年，在政务院任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时，工作很繁忙，他又学起俄文来，托人从东北找来一批俄文书，还特地请了俄文辅导教师帮他学习。那时，他每天清晨起床后先锻炼身体，然后背诵俄文单词，那种勤奋刻苦劲儿，令他的俄文秘书赞叹不已，他练习写的外语单词卡片，一叠叠捆起来有好几札。
书籍，在董必武看起来太重要了。他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省吃俭用，克己奉公，但买起书来却舍得花钱。在南京工作时，他有空时便去光顾书市，兴致勃勃地到夫子庙的旧书摊，看到有价值的书，虽然很陈旧了，有的连封面也没有了，他还是买回来。有一天，他突然在旧书摊发现一套《资治通鉴》，如获至宝，高兴得不得了，一心要买，问摊主要多少钱，摊主一张口要五百元法币，董必武虽觉得花钱太多，但斟酌再三，还是下决心把它买下来。
进入北京城，董必武的乐趣之一，便是逛书店买书，几乎每次逛书店都会带回几本书。后来，董必武的办公室，除了文件柜，墙周围都摆满大书柜，放满了书，像小图书馆一般。另外，又还辟了一间大书房，三面的墙都立起同样的大书柜，屋子中间还放上背靠背的两排书柜，所有的书柜都分门别类地装着满满的书，其中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有历史、哲学、法律、天文、地理等方面的书，装潢有洋装的，也有线装的。书的排列井然有序。
董必武爱读书，又十分珍爱书。什么书放在哪排书柜的哪一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只要用，会毫不费力地找到。他生病卧床时，想起看什么书，让别人代取时，他躺在床上能告诉别人那本书放在哪个书柜的第几层，是左边或右边的第几本，别人照他指出的位置取来书时，他非常高兴地说：“看，我说得不错吧！”
他爱惜书，还表现在他一般不在书页上批注、圈点、勾画。也有例外，他读毛泽东的著作很认真，在书页的空白处写有密密麻麻的字，他看过的毛泽东的书，在他逝世以后，被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革命纪念馆征集陈列了。
董必武爱书，也乐于借给别人看，有人要借，只要提出书名，一定出借。他还认为他的藏书不是属于他个人的，而是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在世的时候，他多次讲过，要把书送给家乡，或送给博物馆。董必武逝世后，何莲芝按照董老的遗愿，把藏书全部献给了国家。
（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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