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夏，我从西安来到北京，住在《人民日报》招待所。由于耀邦同志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我作为《陕西日报》的副总编辑，和他打过几次交道，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所以就想去看望看望他。
那时候，林彪已经自取灭亡，“文革”热浪有些降温，但“四人帮”还在台上。我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习仲勋的黑爪牙”，虽则已经查无实据，但并未获得解放，也没有被分配工作。当时我们还不可能了解江青、张春桥之流就是“四人帮”，但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反感。特别是1972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突然改变了口号，把原来一段很短时间批“左”又变成了反右（按：1971年9月林彪垮台后，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新闻单位和舆论机关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但，很快“四人帮”就指出林彪是“形左实右，右得不能再右了”，要继续反右），也使人莫名其妙。总之，满脑子的疑团解不开。
刚到北京，我先到协和医院看望耀邦同志，表示慰问和思念之情。不久，他出了院，我和我爱人就到八面槽富强胡同他的住宅去看望。当时，他还是被赶住在后院，我们是从旁边的小门进去的。没有料到的是，一见面，他就朗声拍案而起：
“田方，你来得正好！你看鲁迅《伪自由书》中这篇文章写的多好！”只见他在那篇《“有名无实”的反驳》文章中，用红铅笔画了好多道道。
这是鲁迅就1933年5月17日上海《申报》上的一篇杂文。一位特约通信的记者访问了从长城抗日前线调防下来的一个排长。那个排长对国民党当局花了三四十万元在前线构筑了阵地及掩蔽部，却因为长城的一个要隘冷口的失陷而不战而退，深表痛心。原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值得称庆，结果事与愿违，不禁感叹：“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
鲁迅就是对这件事发的议论：“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第一，他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得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第二……第三……第四……”鲁迅怪那个排长：“这是不懂命理：中国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痴呆的排长，难怪他连叫两个‘不幸’，居然自己承认是‘有名无实的抗日军人’。其实究竟是谁‘有名无实’，他是始终没有弄懂的。”
耀邦同志是那样高兴地把他发现的这个道理告诉我：“田方，你看，林彪虽然垮台了，但是林彪那套主义不是还在台上吗？”
啊！真是一针见血。我来时正要向耀邦同志请教的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了。
那天，耀邦同志还说，他在西安时，被“左”倾分子整了以后，“我就害了怕，从西安开小差到了北京。其实，怕什么呢？我就顶在那里，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所以，你也不要以为我胡耀邦有什么了不起，人没有武器是不行的！”
是呀！林彪灭亡以后，我作为“反党分子习仲勋的黑爪牙”，为什么迟迟不能平反、不能解放！甚至当时的《陕西日报》上还时时出现批判“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文章，我似乎也有点明白了。
鲁迅这篇文章已经过去60多年了，耀邦同志那次谈话也过去20多年了。时移境迁，今非昔比，但是，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即使留下一点“左”的或右的残余，也还是有它一定的土壤的，这是不足为怪的。这也可以使人们有个比较，要不然，也难于显示出正确的正确来。问题是，人们不要像那个痴呆的排长那样，不懂得究竟是谁“有名无实”。
写完这篇短文，正好看到“羽田孜当选日本新首相”以及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衷心祝贺”的新闻报道；又在当天《参考消息》上看到法新社东京4月22日电：这位58岁的政治家去年说：“我们应告知我们所有的儿童，他们的前人在过去通过发动战争做过什么事情，否则，人民的头脑将继续是模糊的。”不说别的，我对羽田孜这番话就很赞同。这不仅大大有利于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且，这话对我们也大有启迪：“我们也应该告知我们所有的儿童，他们的前人在过去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做过什么事情。否则，人民的头脑也将继续是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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