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地,外界偶尔发生的事件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诸如朋友对我们的关心、我们所遇到的机会、他人的死亡,以及表现才能的机会等。但是,命运大半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诗人说:
“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命运的建筑师。”外界事件之所以影响命运的原因中,最常见的是一个人的愚劣行为,常常会改变另一个人的命运,因为一个人惟有借着别人的差错才会有突然发迹的机会。所谓“蛇吃蛇变成龙”便是这个意思。
显而易见地,美德能博得千万人的赞扬,而隐藏的美德则使我们幸福。后一种美德是使我们有临危知止的本能,我们无法一下子说出它的名称,西班牙人称它为“内在的睿智”,这稍可表达它的原义。假使我们的本性中不求扭曲的发展,没有阻碍前进的意念,不存心与命运作对而使之自然发展,这就是在表现“内在的睿智”了。所以,利维就用这样的话来描述罗马政治家迦图:
“他具有雄伟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无论他生在什么地方都能富有。”他也注意到迦图有多才多艺的一面这个事实。因此,如果人们注意往前看,便会看到命运女神,因为她虽双目失明,可并无隐身术。
命运就像银河。银河是由许多星星集成一起而放出光彩的。我们也可由于许多小事来使我们成为幸福的,这些难以辨识的小事就是美德,或者称之为才能或习惯。意大利人最能注意到这类小的美德,这是一般人所想不到的。他们形容不会做错事的人,说他们有“三分傻气”,有“三分傻气”并非说他们诚实得很傻。如果一个人同时具有这两种特性,则谁也不会比他更幸福的了。如果一个人只关心别人,他便不是为自己而活了,因此,极端的爱国主义者或独裁领袖者恐怕都与幸运无缘了。
匆促中得来的幸运使人轻佻,这是冒险幸得的意识心态。如果一个人的幸运来得很艰辛,那么,他一定是个贤能的人。命运之神值得我们尊敬,即使是只为了看重她女儿的“信心”与“名誉”,这种尊敬也是应该的。要知道“信心”与“名誉”都是由命运女神养育出来的:
“信心”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名誉”则在他人对我们的态度上。智者对自己的美德是不提的,他们总是把信心与名誉当作是上帝与命运女神的恩赐,这样才更容易得到它们。一个人的伟大成就在于把自己的一切都归功于最高的神力。因此凯撒在暴风雨中对船夫说:
“你将凯撒跟他的命运一起载到对岸去。”从此,赛拉就取名菲力克斯(幸运之意),而不用马格纳斯(伟大之意)这样的名字了。此外,我们可以看得到,凡是公开夸耀自己聪明或夸耀自己做了什么聪明策划的人,结局都是不幸的。雅典名将狄莫修斯在国会中报告他的战绩时,常这样说:
“这与命运之神无关。”后来,他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做得顺利了。但是,也有些人的命运就像荷马的诗篇那样美,诗句也更加流畅,这就像是波禄塔克把狄莫里安的命运写得比亚吉二世或伊派米漫达的命运更美是一样的。不过,命运的好坏都是要看各人努力的情形而定。
主编简介
刘莹
法学专家、学者 年出生于辽宁本溪 年下放到辽东山区世纪年代起做过工人、记者、律师先后编写过有关名家人生观的《卢梭论理想人生》关于记与律师口才的《出口秀》感悟人生真谛的《勤劳·智慧·财富》、《现代家庭生活指南》在中国行为法学会任副会长期间主编了《涉外商贸争端案例全析》并主持审定过《现代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辞海》是新世纪最活跃的学者现任人民律师事务所主任大律师。
作者简介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英国哲学家。马克思曾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曾任掌玺大臣,升大法官,授予爵。他反对经院哲学和唯心主义,提出“偶像”说。主张双重真理说,强调发展自然科学的重要,指出自然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多种多样的,能动的、具有内在力量和内部张力;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认为有不死的“理性灵魂”存在,主要著作有《论说随笔文集》、《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新工具》。
人生的困惑
从最低以至最高等的意志现象所显现的各阶段中,意志总足孜孜不息地努力着,但并没有最终目标或目的,因为努力就是意志惟一的本质,无所谓达到目标而告终。所以,它永远无法获得最后的满足,沿途只有荆棘障碍,就这样永无尽期的持续下去。我们可举出最单纯的自然现象——重力作为说明。重力无休无止的努力,向着一个也许当抵达时重力和物质都要破灭的重力场中心突进;即使把宇宙弄成一个球体,它也不会中止。我们再观察其他比较单纯的自然现象:固体的努力是想借溶解以形成流动体,因为惟有变成流动体后,它的化学力才得以自由。液体则为形成气体而努力,一旦从压力中解放出来,立刻变成气体状。亲和力,亦非不努力的物体,用德国神秘主义派思想家贝梅的话,它并不是没有欲望或需求的东西。
植物的生存也是如此,它们永无休止、永无满足地努力着,不断地成长,最后结成种子,又成为另一生命的起点,如此周而复始地反复着。凡此种种,都是毫无目标、毫无最后满足、毫无休止地进行着。世界的每一角落,形形色色的自然力或有机物的形态,都是根据这种努力而表现的;相互竞争,各取所需——因为它们所需的物质,只有从另一方夺取而得。就这样,世界仿佛一个大战场,到处可以看到拼死拼活的战争。并且,这种战争多半会阻遏一切事物最内在的本质——努力,而产生抗拒,奋斗固然到头成空,然而又无法舍弃自己的本质。因为这种现象一旦消灭,其他的现象立刻取而代之,攫取它的物质,所以只得痛苦的生存下去。
努力与意志一样,是一切事物的核心和本质,是人类接受最明晰、最完全的意识之光所呈现的东西。我们所称的苦恼,就是意志和一时性的目标之间有了障碍,使意志无法称心如意;反之,所谓满足、健康或幸福,即为意志达到它的目标。此一名称也可转用于无认识力世界的各种现象——虽然程度较弱,但其本质仍然相同。我们可发现它们也经常陷于苦恼,并没有永恒的幸福。因为所有的努力俱是从困苦、从对本身状态的不满所产生,只要有不满之心,就有苦恼。并且,世上没有所谓永恒性的满足,通常,这一次的满足只是新努力的出发点而已。努力到处碰壁,到处挣扎战斗,因而也经常苦恼。正如努力没有最终目标,苦恼也永无休止。
至于有认识力的世界——即动物的生命,就可以显现出它们的不断的苦恼。试观察人类的生命,这里的一切都被最明晰的认识之光所照耀,显现得最为清楚。因为意志现象愈臻完全,痛苦也就愈为显著。
植物没有感觉,所以也没有痛苦。最下等的动物如滴虫类或放射动物等,所感觉的苦恼程度极为微弱;其他如昆虫类等对于痛苦的感受机能也非常有限。直到有完全的神经系统的脊椎动物,才有高度的感觉机能,并且,智力愈发达,感觉痛苦的程度愈高。如此这般,认识愈明晰,意识愈高,痛苦也跟着增加,到了人类乃达到极点。尤其是,如若一个人的认识愈明晰,智慧愈增,他的痛苦也愈多,身为天才的人,他便有最多的苦恼。“智慧愈增,痛苦也愈多。”这句话中的所谓智慧,并不是指关于抽象的知识,而是指一般性的认识及其应用。素有“哲学画家”或“画家的哲学者”之称誉的狄基班,曾以一幅画直观而具体的描写出意识程度与苦恼程度间的密切关系。这幅画的上半幅描绘的是丧子之痛的女人群像,以各种表情和姿势,表达出作母亲的深沉悲伤、痛苦和绝望;下半幅则为描绘失去子羊的一群母羊,这些动物的表情、姿势与上半幅互成对应。从而可以了解,并非有明确的认识和明敏的意识才有强烈的苦恼,即使在动物迟钝的意识中,也有痛苦的可能。
由此,我们可充分确信:一切生命的本质就是苦恼。这是意志内在本质的命运,动物世界的表现虽较微弱且有程度上的差别,无可避免。
二为认识所照耀的各阶段中,意志是化为个体而表现。人类个体投进茫茫空间和漫漫时间之中,是以有限之物而存在,与空间和时间的无限相比,几等于无。同时,因为时间和空间的无限,个体生存所谓的“何时”、“何地”之类的问题,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为其场所和时间,只是无穷尽之中的一小点而已——他真正的生存只有“现在”。“现在”不受阻碍地向“过去”疾驰而去,一步步移向死亡,一个个前仆后继地被死神召去。他“过去”的生命,对于“现在”遗留下什么结果?或者,他的意志在这里表现出什么证据?这些都是另一回事;一切都已消逝、死亡,什么都谈不上了。因此,对于个体而言,其“过去”的内容是痛苦、抑或快乐?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但是,“现在”往往一转眼即成过去,“未来”又茫然不可知,所以,个体的生存从形式方面来看,是不断地被埋葬在死亡的过去中,是一连串的死亡。但若就身体方面来看,众所周知,人生的路途却崎岖坎坷,充满荆棘和颠簸;肉体生命的死亡经常受到阻窒,受到展缓,使我们的精神苦闷也不断地往后延伸。一次接一次的呼吸不断地侵入,预防了死亡。如此,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和死亡战斗着,除呼吸外,诸如饮食、睡眠、取暖等都在和死亡格斗,当然,最后必是死亡获胜。这一条路径所以呈现得那样迂回,是因为:死亡在吞噬它的战利品之前——就是我们从开始诞生到归于死亡之前,每一时刻都受到它蓄意的摆弄。但我们仍非常热心、非常审慎地冀望尽可能延长自己的生命,那就像吹肥皂泡,我们尽可能把它吹大,但终归会破裂。
我曾说过,没有认识力的自然内在本质,是毫无目标、毫不间断的努力着。若观察动物或人类,则更显得清楚。欲望和努力,是人类的全部本质,正如口干欲裂必须解渴一样。欲望又是由于困穷和需求——即痛苦。因为,人类在原来本质上,本就难免痛苦。反过来说,若是欲望太容易获得满足,欲望的对象一旦被夺而消失,可怕的空虚和苦闷将立刻来袭。换句话说,就是生存本身和他的本质,将成为人类难以负荷的重担。所以,人生实如钟摆,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摆动;这二者就是人生的必要要素。说起来真是非常奇妙,人类把一切痛苦和苦恼驱进地狱后,残留在天国的,却只有倦怠。
一切意志现象的本质——不断地努力——臻于更高度的客观化后,意志即化为身体而呈现,受到一则铁的命令:必须养育这个身体。
于是获得其主要的最普遍性的基础。给予这道命令的,不外就是这个身体客观化后的求生意志。因此,人类是这种意志最完全的客观化,也是宇宙万物中需求最多的生物。人类彻头彻尾是欲望和需求的化身,是无数欲求的凝集,人类就这样带着这些欲求,没有借助,并且在困穷缺乏以及对于一切事物都满怀不安的情形下,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人类的一生,在推陈出新的严苛要求之下维持自己的生存,通常必是充满忧虑的。同时,为避免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人类的各种危险,还须不断的警戒,不时留神戒备,小心翼翼地踏出每一个步子,因为有无数的灾难、无数的敌人环伺在他四周。从野蛮时代到现在的文明生活,人类皆是踏着这样的步伐前进。人,从来没有“安全”的时刻。
啊!生存多么黑暗,多么危险,人生就这样通过其中,只要保住生命。
大多数人只不过为这种生存而不断战斗着,并且,到最后仍注定会丧失生命。但使他们忍受支撑这一场艰苦战斗的力量,与其说是对生命的热爱,毋宁说是对死亡的恐惧。无可避免的死亡如影随形地站在他们背后,不知何时会逼近身来——人生有如充满暗礁和漩涡的大海,虽然人类曾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然而即使用尽手段和努力,也许能顺利航行,人们也知道他们正一步步地接近遇难失事的时刻和地点。尽管如此,他们的舵仍然朝这方面驶来。那是人生航程的最后目标,是无可避免,也无可挽救的整体性破灭——死亡;对任何人而言,它比从前所回避的一切暗礁都更险恶。
这里,有几件事情仍须注意。综观人生的一切作为,虽是为从死亡的隙缝中逃脱,但苦恼和痛苦仍是很容易增大的。为此,也有人渴望一死,而以自杀方式提早死亡的来临;其次,如若穷困和苦恼稍止,容许人们略事休息,倦怠也将立刻随之而来。如此,人类势必又得要排遣烦闷了。生物活动的动机是为生存而努力,但生存确保之后,下一步又该做些什么呢?人们并不了解。因此,促使他继续活动的是,如何才能免除、才能感觉不出生存的重荷,换句话说,就是努力从倦怠无聊中逃脱出来,即平常所谓的“打发时间”。如此,没有困穷或忧虑的人,虽卸下其他一切负担,但现在生存本身就成为负担。倦怠是一种绝不可轻视的灾祸,最后,甚至会使人将绝望之色表现于脸上,而认为:缩短过去花费偌大的努力维持下来的生命,似乎较为有利。人类相互问尽管没有爱心,却能热心相劝,即因倦怠之故,这也是社交的起源。
人是必须靠面包和娱乐的,倦怠与饥饿相同,常有使人趋于放纵不检之虞,所以常被作为预防灾祸的对象。费拉德弗监狱即以“倦怠”作为惩罚重犯的一种手段,让囚犯处于孤独和无为。仅此就很令人吃不消了,有的甚至因为不堪寂寞而自杀。正如贫穷是人们苦恼的通常原因一样,厌倦是上流社会的祸害。而在中等阶级,星期日则代表厌倦,其他六天代表穷困。
所谓人生,就是欲望和它的成就之间的不断流转。就愿望的性质而言,它是痛苦的;成就则会令人立刻生腻。目标不外是幻影,当你拥有它时,它即失去魅力,愿望和需求必须再重新以更新的姿态出现。
没有这些轮替,则人便会产生空虚、厌倦、乏味无聊。这种挣扎,也和跟贫穷格斗同样痛苦——愿望和满足若能相继产生,其间的间隔又不长不短的话,这时苦恼就最少,也就是所谓幸福的生活。反之,如果我们能够完全摆脱它们,而立于漠不关心的旁观地位,这就是通常所称“人生最美好的部分”、“最纯粹的欢悦”,如纯粹认识、美的享受、对于艺术真正的喜悦等皆属之。但这些都须具备着特殊的才能才行,所以只惠予极少数人,并且拥有的时刻极短暂。原因是他们的智慧特别卓越。对于苦恼的感受自然远较一般人敏锐,个性上与常人截然相异,所以他们必然难逃孤独的命运。身为天才的人,实是利害参半。一般人则只生存于欲望中,无法享受到纯粹智慧的乐趣,无法感受到纯粹认识中所具有的喜悦。若要以某种事物唤起他们的同感,或引发他们的兴趣,非先刺激他们的意志不可。因为他们的生存是欲望远多于认识,他们惟一的要素就是作用和反作用。这种素质常表现在日常的琐碎事情中。例如,有人在游览名胜古迹时,老爱刻下自己的名字“以资纪念”,就是为了要把“作用”带到这个场地来。又如,有人在参观珍奇的动物时,观看仍嫌不足,还要想尽方法去触怒、逗弄、戏耍它们,这也是为了感觉作用和反作用而已。刺激意志的需求,更表现在赌博游戏的出奇翻新上,凡此具见人类本性的肤浅。
然而,不管自然如何安排,不论幸运是否曾降临你身上,不论你是王侯将相或贩夫走卒,不管你会拥有什么,痛苦仍是无法避免的。古神话中尚且记述:培留斯之子仰天而悲叹。
“我是宙斯之子,克罗诺之子,却要忍耐不可言宣的苦恼。”人们虽为驱散苦恼而不断地努力着,但苦恼不过只换了一副姿态而已。这种努力不外是为了维持原本缺乏、困穷的生命的一种顾虑。
要消除一种痛苦本就十分困难,即使幸获成功,痛苦也会立刻以数千种其他姿态呈现,其内容因年龄、事态之不同而异,如性欲、爱情、嫉妒、憎恨、抱怨、野心、贪婪、病痛等皆是。这些痛苦若不能化成其他姿态而呈现的话,就会穿上厌腻、倦怠的阴郁灰色外衣,那时为了摆脱掉它,势须大费周章了,而纵使倦怠得以驱除,痛苦恐怕也将回复原来的姿态再开始跃跃欲动。总之,所谓人生就是任凭造物者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抛掷。但我们不必为了这种人生观而感到气馁,它也有值得慰藉的一面,从这里也许可以使人提升到像斯多噶派一般,对自己现在的苦恼漠不关心的境界。对于这些苦恼我们既然无法忍受,于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就有许多人把它当做偶然的、由于容易变化的因果关系而产生的东西。如此,对于某些必然性、一般性的灾祸——例如老衰、死亡或日常生活的不顺遂等——人们便往往不觉得悲伤,反而能对它持以嘲弄的态度。但痛苦原是人生中固有的、不可避免的东西,而其表现的姿态和形式,皆被偶然所左右,所以,苦恼总在现在中占据一个位置,若移去现在的苦恼,从前被拒在外的其他苦恼必定立刻乘虚而入,占据原来的位置。因之就本质而言,命运对我们并不发生任何影响——个人若能有这样的省悟,认识上述道理,他就能获得斯多噶派的恬淡平静,不再为本身的幸福惦念了。然而,事实上究竟有几个人能以这种理智力量来支配直接感受的苦恼呢?也许完全没有。
由以上的观察可知,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旧的痛苦刚去,新的痛苦便来。由此,我们进而可以引出一个不算不合理的假设:每个人身上固有的痛苦分量是一定的,即使苦恼的形式经常更迭,痛苦的分量从不会有过与不足的现象,因此,决定一个人苦恼和幸福的因素,绝非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其分量和素质的不同。这些纵然由于身体的状态、因时间的不同,而有几分增减,但就全体分量而言并无改变——此一假设,可由众所周知的下列经验证得:一个人若有巨大的苦恼时则对比它小的苦恼就几乎毫无所觉;反之,在没有大苦恼时,即使一丁点儿的不愉快,也会使他痛苦不堪。所以,经验告诉我们,一种即使想像起来足令人不寒而栗的不幸,一旦降临于实际的生活,从发生以至克服它的期间,我们的全体气氛并未有任何改变;反之,获得长期所急切等待的幸福后,不会感到有何特别的愉快欣慰。一种深刻的悲伤或强烈扣人心弦的兴奋,只有来自刚产生变化的那一瞬间。但这两者皆以幻想为基础,所以不久后将告消失。总之,产生悲哀或欢喜的原因,并非直接为了现存的快乐和痛苦,而是由于我们是在开拓我们预期的新未来而已。痛苦或欢喜之所以会如此高腾,实是由于它们是借自未来,因此它们并非是永恒的东西——根据以上的假设,可知大部分的苦恼和幸福也与认识力相同,是主观的、由先天所决定的。我们还可另举事实证明:财富并未见能增加人的快乐,穷人露出愉快神色的机会,至少并不比富人少。由此可知,人类的快活、忧郁与否,绝非由财产或地位等外在的事物而决定。进一步来说,我们也不能断言:某人遭遇到偌大的不幸,恐怕会闹自杀吧!或者,这是芝麻大的小事,大概不致造成自杀吧——话说回来,一个人快活和忧郁的程度,并不是任何时刻都相同。这种变化,也并非由于外界事物,而应归于内在的状态——身体状态的变化。这种变化,纵使是短时的,常可提高我们的快乐气氛而造成欢喜,但通常那不是由任何外在原因所产生。当然,我们以往只看到自己的痛苦是缘于某种外在关系,因而感到意气消沉,以致认为如能消除它,必可获得最大的满足,其实这是妄想。根据我的假设,我们的痛苦和幸福的分量,是整体性的,任何时刻都由主观所决定,忧郁的外在动机和它的关系,正如分布全身的毒瘤脓疮与身体的关系一般,因为它已在我们的本质中扎根。驱逐不去的痛苦,一旦缺乏某种苦恼的外在原因,就会分散成数百个小点,以数百个细碎烦琐或忧虑的姿态呈现;但当时我们一点也感觉不出来,因为我们的痛苦容量,已经被“集分散的烦恼于一点”的主要灾祸所填满了。如此,一件重大而焦急的忧虑刚从胸中移去,另一个苦恼立刻接替了它的位置,全部痛苦的原料早已准备好,所以尚未进入意识之中成为忧虑,是因为那儿还没有余地一齐容纳它们,暂时成为假寐的状态,停留在意识界限的末端。然而,现在场所已敞开,这已准备停当的材料就乘虚而入,占据了那支配一天的忧愁王座。虽然实质上它比先前消失的忧虑要轻得多,但它却可以膨胀成如同刚才的一般大,使之恰好占满那个王座,成为那一天的主要忧虑。
过度的欢喜和激烈的痛苦,经常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因为两者是互为条件的,都以极活泼的精神为前提。正如以上所述,此二者非由真实的现存物所产生,而是对未来的预想;又因痛苦是生命所固有,其强烈度依主观性质而定,因而,某种突然的变化(通常属于外在的),并不能改变它的程度。因此,一种激烈情绪的发生是以错觉或妄想为基础,而精神的过度紧张,则可由认识力加以避免,但“妄想”一般人并无法察觉,它悄悄地、源源不绝地制造使人苦恼的新愿望或新忧虑,使人要求获得永久性的满足,但一个接一个枯萎干涸。因而从妄想所产生的欢喜愈大,在它消失时,所回报的痛苦也愈深。就这一点来说,妄想犹如高崖绝壁,除非避开这里,否则只有艰苦地沿壁下落;妄想的消失而带来的突如其来的过度痛苦,则正如在峭壁上失足陡然坠落下去一般。因此,一个人如果能战胜自己,经常能够很清楚的看透事物的整体性,以及与它相关连的一切,这样,他就不会在实际事物中赋予欲望和希望的色彩,如此即可回避痛苦或妄想。斯多噶派的道德观,即从这种妄想和结果中挣脱出来,而代之以坚实的平静,为其主要目的。荷拉西的名著《颂歌》,对这一点亦有深刻人微的观察。
他说:遇难境当保持沉着,在顺境中,宜留心抑制过度的欢喜。
然而,苦恼并非从外界所注入,它就像流不尽的苦汁,而它的泉源正在我们心底。但一般人的认识力对它大都闭起眼睛。不仅如此,我们还不时找些借口,到外界寻找痛苦的原因,使痛苦永远与你形影不离。那正如一个原本自由自在的人,却无端去塑造一个偶像,像侍奉主人一般。总之,我们孜孜不倦地去追求一个接一个的愿望,即使获得满足,也不会就此满意,大抵在不久后又将发现那是一种错误而有受辱的感觉。我们正如希腊神话中达那瑟斯国王的女儿一般,尚不自觉自己身在永远都不满的汲水罚役中,还经常渴求新的愿望。
我们所希求的东西在得手之前,总以为比什么都好,既到手之后,又不免大失所望,我们是为需求生命而喘息挣扎,永远成为希望的俘虏——这种现象将继续到什么时候?或者,需要多少性格之力,才能走到既无法满足又无法勘破的愿望尽头?——虽然罕有其例。至此,我们该可发现出我们所搜寻的是什么,使我们苦恼的又是什么了。现在,我们既已认识苦恼是生存的本质,人类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尽管我们和自己的命运尚不能取得调和,但我们却可与生命求得妥协。如此开展的结果,也许将使某些人带着几分忧郁气质,经常怀着一个大的痛苦,但对其他小苦恼、小欣喜则可生出蔑视之心。这种人比之那些不断追求新幻影的普通人,要高尚得多了。
三所有的满足——通常所谓的幸福,实际上往往是消极性的东西,而非积极性的。本来,自然就无意赐予我们幸福,不为一个愿望的达到而感满足。因为愿望虽是一切快乐的先导条件,但愿望的产生却出于“缺乏”。并且,愿望获得满足后,即告消失,因而快乐也随之俱灭,因此,所谓满足或幸福,也不可能免于痛苦(即穷困)以外的其他状态。总之,愿望的纠缠不休,扰乱我们的平静,即连倦怠也是一种痛苦,它将使我们的生存形成重荷。我们要获得或达到某种成功,总是困难重重,一个计划总要遇到许多阻力,沿途布满荆棘,并且当你好不容易克服一切而获得时,实际你只是除了免除一种苦恼、一种愿望之外,再也得不到什么,它和此一愿望表现之前的状态并无丝毫差异。直接给予我们的通常只有缺乏——痛苦。也许当满足或快乐呈现之时,可使我们回忆起从前的苦恼或缺乏,但这仅属于间接的了解。
其实,我们从未正确认识或珍视过现在所拥有的幸福或利益,而仅视之为当然的事情,这是因为它们仅以抑制痛苦来消极地满足我们。但当我们一旦失去它,才渐渐察觉出它们的价值;这就是因为缺乏、穷困、苦恼能够积极的直接传达给我们。因此,当我们回想摆脱穷困、病痛或缺乏时,常想起欣慰之情,只因那是享受现在所拥有的惟一方法。总而言之,就求生欲望所表现的自私立场来看,我们无法否认,当我们目睹或叙述他人的苦恼时,也可得到一种满足或快慰。路克雷特就曾很率直地叙述出这种心理:海上狂风大作时,伫立岸边,看着舟人的劳苦,心生快慰,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庆幸自己得以幸免灾祸。
但这种喜慰、这种幸福的认识,实已非常接近积极性的恶意了。
一切的幸福都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所以不可能有永远的满足或喜悦,我们只是避免这一次的痛苦或缺乏,但接踵而来的不是新的痛苦,便是倦怠——空虚的憧憬和无聊。这可从世界和人生最忠实的镜子——艺术,尤其是诗歌中证实出来。所有的叙事诗或戏剧,不外是表现人类为获得幸福所做的挣扎和努力,而从未描绘永恒而圆满的幸福;这些诗的主角历尽了千辛万苦或通过重重危险,终于走到他的目标,一旦到达终点后,便匆匆闭幕、草草收场。因为如果再继续写下去,只有表示书中(剧中)的主角原以为在那里将会无比幸福的灿烂目标,原来却是那么稀松平常,那样使人沮丧失望,同时,他达到目的之后,境况并不比先前为佳。在那里,不可能有真正永恒的幸福,所以也不能成为艺术的对象。诚然,“牧歌”的目的,本来是想描绘这类幸福,但显而易见,若如此那就不成其为原来的牧歌了。那类题材,在诗人手中通常是以叙事形态表现,由小小烦恼、小小喜悦、小小努力构成一首叙事诗,或者成为描写自然美的叙述诗。自然美本来是没有意志的纯粹认识,事实上确是惟一纯粹的幸福,在它之前没有苦恼、没有欲望,在它之后不会伴随后悔、苦恼、空虚、倦怠。但由这样的幸福所填满的并不是全部人生,仅为其中的一个季节而已一在诗歌中可看到的东西,在音乐中也可以表现出来。在音乐的旋律中,可以看出解脱后的意志之最内在的历程——人类心情涨落、憧憬、苦恼、欢喜的最神秘内部。旋律经常离开基音,而继续无数的犹疑彷徨,以至成为最悲痛的不协和音,但最后重又复归于基音。基音虽是意志的满足和安心的表现,但若继续太长的时间,则变成腻烦而无意义的单调。这相当于倦怠。
根据以上的观察,我们应该可以明了,一切的幸福都是消极的,我们不可能得到永恒的满足,同时由前面所述——人生和所有的现象皆为意志的客观化;意志的努力是没有目标、没有结局的——亦可得到说明。这种没有结局的特征,在意志的一般现象(其最普遍的形式——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以至最完全的现象——人类的生命和努力,都充分显现着——我们可以假定,理论上人生有三种极端,并可把它当做现实人生的要素。第一是强烈的热情、激烈的意欲,此要素表现于历史的伟大人物中,此外在叙事诗或戏剧中亦常有所描绘。第二是纯粹的认识和理念的把握。此项须以认识力摆脱意志的羁绊为前提,即天才的生活。第三是意志和认识俱皆昏睡的状态,空虚的憧憬,使生命麻痹的倦怠。个体的生命并非永远停留在其中的某一个极端,甚至连碰触它们的机会也极少,多半只是畏缩在其中一者的身侧踌躇地向它接近,需求些微的东西,如此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以避免倦怠——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外在生活是那样空虚无意义,内在则是愚蠢而不自觉,实在可悲可叹。那就像一个梦游患者,带着缥缈的憧憬和痛苦,蹒跚地度过一生一般。他们与钟表的构造相仿佛,发条扭紧后,它就不知理由的摆动着。人类呱呱落地时,人生钟表的发条就开始扭紧,从此一节一节、一拍一拍地重复着单纯的变化,不知反复多少遍的相同曲调——不论任何个体或任何人,他的一生只是无限的种族之灵顽固求生意志中的一场梦而已。在这所谓“种族之灵”和“时间”、“空间”构成的无限广阔的平面上,所勾画出的个体形像,实是若有若无,并且也容许我们一瞬问的生存之后,还必须空出场所,由别的个体取代。
但这里也有人生庄严的一面,为了这一个个虚幻的影像及接二连三的空虚计划,求生意志必须倾其全力,饱尝许多激烈痛苦作为交换。最后,经过长时间的恐惧忧虑,死神遂告出现。我们看到尸体所以会显得严肃,正是因为如此。
综观个体的一生,若只就其最显著的特征来看,通常它是一个悲剧,但若仔细观察其细节,即又带着喜剧的性质。因为如果我们把每天的辛劳活动、每瞬间的嘲弄、每周的愿望和恐怖、每一时刻的不幸,都当做“偶然”而戏弄的话,实际上,不外乎就是喜剧的场面。但,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徒劳无功的努力、被残酷的命运践踏的希望、苦恼增殖到最后亦难逃一死的生之迷惑等,这些通常都属悲剧,我们的一生必须带着悲剧的一切苦恼,似乎命运对我们生存的悲惨也加以嘲笑,而且,我们还不能坚持悲剧性人物的品位,在人生的广泛细节中,有时仍不得不扮演愚蠢的喜剧性角色。
人生虽然充满着大小不等、形色不一的灾厄,经常处在不安和动摇之中,照理已够使我们穷于应付了,但这尚不包括生存的空虚或浅薄,不包括人类在无忧无虑的闲暇时候的倦怠无聊。换句话说,人类精神对现实世界所施诸的忧虑、悲哀、工作等仍嫌不足,还要以种种方法制造各种迷信,从而开拓幻想世界,以它们做对象,去浪费时间和劳力;纵使现实世界给予我们休闲,我们也不领情。这种现象大多发生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生活容易的国度,尤以印度人为最,希腊、罗马、西班牙等地次之——人们创造了类似自己形象的鬼神、神灵和圣者,不时向他们供奉祭品、祈祷或装饰神殿神像,此外当然少不了要许愿、解愿、朝圣、顶礼膜拜一番。我们对他们的忠诚服务到处与现实同在,甚至人生所做的事情,都要考虑他们的反应。为他,致使我们被幻影所迷惑,对希望锲而不舍地追逐着。我们与他们的交往几乎占了人生的一半,甚至往往觉得比和现实交往来得有趣。这是人类二重要求的表现。其一是对助力和保护的要求,另一是对工作和消遣的要求。当发生灾难或危险时,人们并不用宝贵的时间和努力,以谋求补救或预防,而徒以祈祷和浪费祭品,乞怜于神明;纵使未必有效,可借着与虚幻的神灵世界的想像性交往,而吻合第二要求——消遣和工作。这正是所有迷信的不可轻侮的功效所在。
四从研究人生最主要的特征概括说来,在先天方面我们可确信的是:人生的全部根底不适于真正的幸福,它的本质已变形为各色各样的苦恼,人生彻头彻尾是不幸的状态。
我们若取出某一特定的场合,试想像其光景,或翻阅历史的每一角落,看看其中所记载的许多难以名状的悲惨实例,如此,必可从心底唤起上述的确信。然而,那已远离了哲学本质的普遍性立场,容易被责难:那是从个别的事实出发,是属于片面的,并且易于引起争论,认为人类的幸与不幸,是见仁见智的。
因此,惟有以先天性的方法、完全冷静的哲学态度,证明人生本质的难以避免的苦恼是从普遍性出发的话,才能免于非难和疑虑。但通常还是从后天方面较易获得确证。当我们从梦幻的青年期觉醒后,只要时刻注意自己或他人的经验,逐渐扩展见闻,学习过去或现在的历史,最后再读读大诗人的不朽杰作,先祛除既有的先入主见,不使自己的判断力麻痹,必可获致这样的结论:人间原是偶然和迷惑的世界;愚蠢和残酷恣意地挥动鞭子,支配着世界上大大小小的事情。要使“更好的东西”见诸实行,仍有待更大的努力。一个高尚而贤明的措施,要使人倾听,要表现它的效果,更难如登天;相反的,思想界是充满不合理和错误,艺术界充斥着平凡和愚劣,行为领域则由邪恶和虚伪掌握主权,只是偶尔略被中断而已。在这种情形下,一篇出类拔萃的著作,通常是作者苦心孤诣的研究成果,从未依赖任何凭借,然而它所赢得的却是同时代人的憎厌和唾弃,人们对于这些作品,恰如对异于地球事物秩序的外太空星球一样,始终被隔离、漠视。——然则,个人的一生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传记都是一部“苦恼史”,是大小灾难的连续记录,一般人所以会尽可能隐藏它,是因为他们了解,别人绝少会对它感觉同情和怜悯,反而因为自己得以免除那些痛苦而暗自庆幸。——个有思虑而正直的人,当他濒临人生终点的时候,一定不希望再度生于此世,反而宁愿选择完全的虚无。莎翁名剧《哈姆雷特》,归纳主角的独自内容,不外乎说明他已彻悟人世的悲惨状态,而断然以为“完全的虚无”更值得欢迎。如果自杀确实可获得这种虚无的话,当一个人面临“要不要活下去?”的抉择时,自杀岂不成为他的最大期望、而毫无条件地选择它?那样做并不能解决一切,我们内心也不那样想,似乎有某种东西喃喃念着:死亡并非绝对性的毁灭。
连有“历史之父”之称的梅洛德斯亦云:“世上没有一再希望不要活下去的人。”二千多年来未见有人予以驳斥,可见这句话实在有它的真理性。所以,虽然我们经常感叹人生的短促,但短促岂非正是一种幸运?——如果我们把一个人的生命中所遭遇到的痛苦与不幸,统统摆在他的眼前,他必定会大吃一惊,不寒而栗;如果我们引导那些最顽固的乐观主义者,到医院、疗养院、外科手术室去参观,再带他们到牢狱、拷问室、奴隶窝去,或者陪他到战场和刑场走一趟;如果把所有阴森悲惨的巢窟打开让他们看看;最后,再请他参观乌格林诺的死牢,那么,他必定能了解“可能有的世界之最佳者”到底是何物了。但丁所描写的地狱,其材料若非取自现实世界,又能来自何处?而且,那也正是真正地狱的模样。反之,当他着笔描写天堂境况和它的快乐时,他便遭遇到难以克服的难关。因为我们的世界,对于这方面完全不能提供任何材料,因此,他只有再三重复他的祖先或比特丽丝及许多圣贤的教训,来取代天国的快乐。由此,使我们充分了解这个世界是何物了。当然表面的人生,有如粗糙的货品涂上彩饰一般,通常苦恼都被隐藏着,反之手中若有什么引人侧目的华丽物品,任何人都会拿出来搬弄一番;人心的满足愈感欠缺,愈希望别人认为他是幸福的人。一个人的愚蠢到了这种地步,要以他人的所思所想,当作努力的主要目的,这种完全的空虚,从常言的虚荣一词,原义即为空虚、乌有,表现出来。——人生的烦恼纵是如此的黼人耳目,有时候却也无比明晰,然义那么令人绝望,烦恼者有时很清楚地看到命运的捉弄,却连逃避的场所都没有,只有接受它的慢慢宰割。因为操纵他的是“本身的命运”,即使向神灵求救也没用。但,就是这样的无可挽救,已足以反映出意志的难以克服的性质;其意志的客观化,就是他的人格。——正如外在的力量不能改变也不能去除这种意志一样,同理,其他任何力量也不能从意志现象(生命)中所产生的苦恼解放意志。人们经常在自然界中,或是在任何事情中,想回复自我;人们造出诸神,乞求、谄媚神灵,想获得惟有借自己的意志力量才能成就的东西,但却无济于事。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和人类是一个神所创造;但新约圣经又告诉我们,从这个悲惨世界解救和解脱,只有靠这个世界所产生的事情,为此,神也不得不以人类的姿态出现。左右人类一切的,通常都是人的意志。所有的信仰,所有瞑目的殉教者,以及先贤圣哲们,所以能够忍耐或甘于尝受任何苦难,是因为他们的求生意志已告断绝;对他们而言,那时的意志现象,甚至已逐渐喜欢破灭之途了。总之,我认为乐观主义者的空谈,不但不切合实际,而且是卑劣的见解,他们的乐观无异在对人类难以名状的苦恼做讥刺的嘲弄。——我们切不要以为基督教教义对于乐天主义非常适合,哪一点吻合呀?福音书中不是几乎把世界和罪恶都看作相同的意义吗?
五在无意识的夜晚,一个被生命所觉醒的意志,化成个体,它从广漠无涯的世界中,从无数正在努力、烦恼、迷惑的个体间,找出了他自己,然后又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迅即同归以前的无意识中。——但,在走到那里之前,他有无限的愿望、无尽的要求,一个愿望刚获得满足,又产生新的愿望。即使赐予他们世界上可能有的满足,也不足以平息他的欲望、抑压他的需求、满足他内心的深渊。并且试想,纵使能获得所有种类的满足,那对人们究竟将会形成何种局面呢?不外仍是日月辛劳以维持生存。为此,他仍须不断地辛苦、不断地忧虑、不断地和穷困战斗,而死亡总随时在前头等待他。我们要能明确了解幸福原是一种迷妄,最后终归一场空,如此来观察人生万事,才能分明。其中道理存在于事务最深的本质中,大部分人的生命所以悲惨而短暂,即是因为不知此理。人生所呈现的就是或大或小从无间断的欺瞒,一个愿望遥向我们招手,我们便锲而不舍地追求或等待,但在获得之后,立刻又被夺去。“距离”这一魔术,正如天国所显示的一般,实是一种错觉,我们被它欺骗后便告消失。因此,所谓幸福,通常不是在未来,便是业已过去,而“现在”,就像是和风吹拂阳光普照的平原上的一片小黑云,它的前后左右都是光辉灿烂,惟独这片云中是一团阴影。所以,“现在”通常是不满,“未来”是未可预,“过去”则已无可挽回。人生之中的每时、每日、每周、每年,都是或大或小形形色色的灾难,他的希望常遭悖逆,他的计划时遇顿挫,这样的人生,分明已树起使人憎厌的标记,为何大家竟会把这些事情看漏,而认定人生是值得感谢和快乐,人类是幸福的存在呢?实在令人莫名其妙。我们应从人生的普通状态——连续的迷妄和觉醒的交迭,而产生一种信念:没有任何事物值得我们奋斗、努力和争取,一切的财宝都是空无,这个世界终必归于破灭,而人生乃是一宗得不偿失的交易。
个体中的智慧如何能够知悉和理解意志所有的客体都是空虚的?答案首先在于时间。由于时间的形式,呈现出事物的变易无常,而显出它们的空虚。总之,就是由于“时间”的形式,把一切的享乐或欢喜在我们手中归于空无后,使我们惊讶地寻找它到底遁归何处。所以说,空虚,实是时间之流中惟一的客观存在,它在事物的本质中与时间相配合,而表现于其中。惟其如此,所以时间是我们一切直观先天的必然形式,一切的物质以及我们本身都非在这里表现不可。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像是金钱的支付,受款之余,还得交出一张收据。就这样,每天每天受领着金钱,开出的收据就是死亡。由于在时间中所表现的一切生物的毁灭,因而使我们了解到那是自然对于它们的价值的宣告。
如此,一切生命必然匆匆走向老迈和死亡,这是自然对于求生意志的努力终必归于乌有的宣告:“你们的欲求,就是以如此作终结。再企盼更好的东西吧!”——它是在对生命提出如下的教训:我们都是受到愿望之对象的欺蒙,它们通常先是动荡不定,然后趋于破灭,最后,连它的立脚点也被摧毁无余,所以,它带给我们的痛苦远多于欢乐。
同时,由于生命本身的毁灭,也将使人获得一个结论:一切的努力和欲望。皆为迷误。
老年与经验携手并进,引导他走向死亡。
那时他所觉悟的是:这一生的最大错误,是徒然花费如此长久、如此辛劳的努力。
但,此一见解,是我遭受反对最多之点,所以,在这里我还要再详细深究解说。——以下,我们必须先确定,所有的满足——一切的享乐或幸福,都是消极的,反之,只有痛苦才是积极的。
我们只有对痛苦、忧虑、恐惧,才有所感觉,反之,当你平安无事、无病无灾时,丝毫无感觉。我们对于愿望的感觉,就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一般的迫切,但愿望获满足后,则又像吞下一片食物的一瞬间一样,仿佛知觉已停止。
当我们没有享受或欢乐时,我们总是经常痛苦地想念它。同时在痛苦持续一段长时间、实际已经消失、而我们不能直接感触到它后,我们却仍是故意借反省去回忆它。这就是因为惟有痛苦和缺乏才有积极性的感觉,因为它们都能自动呈现。反之,幸福不过是消极的东西,例如,健康、青春和自由可说是人生的三大财宝,但当我们拥有它时,却毫无所觉,一旦丧失后,才意识到它们的可贵,其中道理正是在此,因为它们是消极性的东西。总之,我们都是在不幸的日子降临取代往日的生活后,才体会到过去的幸福。——享乐愈增,相对地对它的感受性就愈减尽,积久成习后,更不觉自己身在福中。反之,却相对增加了对痛苦的感受性。因为原有的习惯一消失,特别容易感到痛苦。如此,所拥有的愈多,愈增加对痛苦的感受力。——当我们快乐时,觉得时间很快;当处在痛苦时,则觉度日如年,这也正可证明能使我们感觉它的存在的积极性的东西,是痛苦而非享乐。同理,当我们百无聊赖时,才会]敖识到时间的存在,趣味盎然时则否。以上种种事实都可以看出:我们生存的所谓幸福,是指一般我们所未感觉到的事情;最不能感觉到的事情,也就是最幸福的事情。最令人雀跃的大喜悦,通常连续在饱尝最大的痛苦之后。相反的,若“满足”的时间持续太长,所带来的却是如何排遣或如何满足其他虚荣心等必须的问题。所以,诗人不得不让他们笔下的主角先安排个痛苦不安的境遇,然后再使他们从困境摆脱出来。因此,通常的戏剧或叙事诗,大都是描写人类的战争、烦恼和痛苦;至于小说,则是透视不安的人类心灵的镜子。英国历史小说家史谷脱在他的小说《老人》一书的结尾中,曾坦率地指出这种美学上的必然性。得天独厚的伏尔泰亦云:“幸福不过如同梦幻,痛苦才是现实的。”并且,附带注明道:“这是我八年以来的切身体验,我只有看开地告诉自己,苍蝇是为充作蜘蛛的食饵而生存,人类则是为被烦恼蚕噬而生存。”——与我所揭示的真理完全一致。
确信人生是值得感谢的财富的人,不妨心平气和地试把人类一生中所能享受的快乐总和与人们一生中所遭遇到的烦恼总和比较一下,我想便不难算出其中的比重如何。我们不必争论世上善与恶或者较多之类的问题。恶,既是存在的事实,论争已属多余,因为不管善、恶是同时存在,抑或善在恶之后存在,既然我们无法将恶祛除净尽,我们也就只好默认事实。所以,佩脱拉克说道:“一千个享乐,也不值得一个苦恼。”
总之,纵使有一千个人生活在幸福和欢乐之中,但只要有一个人不能免于不安和老死的折磨,我们就不能否认痛苦的存在。同理,即使世界上的恶减少到实际的百分之一,但只要它表现出来,就足以构成一个真理的基础。这个真理虽带着几分间接性,但却有种种的表达方式。例如,“世界的存在并非可喜、毋宁是可悲的。”“不存在胜于存在。就根底而言,世界原不应存在。”有拜伦的诗为证:我们的生存是虚伪的,残酷的宿命,注定万事不得调和;难以洗脱的罪恶污点,像一棵庞大无比的毒树——使一切枯萎的树木,地面是它的根,天空是它的枝和叶,把露珠一般的疾病之雨洒落在人们身上;放眼到处是苦恼——疾病、死亡、束缚,更有眼睛所看不到的苦恼,它们经常以新的忧愁填满那无可解救的心灵。
如果正如斯宾诺莎或他今天的信徒所说:“世界和人生都有它们各自的目的,所以不需在理论上辩护,不必在实践上补偿和改良。它们是生命的原因,是神所显现的惟一存在,或者说,是神为了看到自己的反影,故意让他那样的发展,因此,其存在不必以理由来辩护,也不必借结果而解放。”人生的苦恼和劳苦,就毋须由享受和幸福来加以补偿了——果如上述,则我现在的痛苦填满“现在”的时间,同理,本来的喜悦也填满“本来”的时间,因为前者不能由后者加以消除。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态。也就是说,完全的苦恼是不存在的,死亡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死亡对于我们应该不是值得恐惧的事情。也许惟有抱持这种看法,人生才有它的报偿吧!
但是,正如地狱的周围都带着硫磺味道一般,我们周围亦显示着要我们“最好不存在”的迹象,试看:一切事情通常皆不完整而令人迷惑,愉快的事情总搀杂着不愉快,享乐通常不过只占一半,满足反而形成一种妨碍,安心伴随着新的重荷。对于每天每小时所发生的困难,虽有良策,但它却坐视不救,眼睁睁看着我们所攀登的楼梯,在脚底下一阶一阶拆毁,不仅如此,还有大小不等、形色不一的不幸在前面等着我们。一言以蔽之,我们就像盲目预言家费诺斯一样,因哈皮怪兽把他所有的食物都弄污了,已经无物可吃。对此,有两种手段可以试用,第一是利用才智、谨慎和谋略,但它的功效非常有限,往往只有自取其辱。第二是要有斯多噶派的恬淡,彻悟万事,对任何事都加轻视,借以缴除“不幸”所赖以为祸的武器;从厉行实践方面而言,兢是要有犬儒学派者的达观,干脆放弃一切的手段和助力,有如希腊哲学家狄奥真尼斯般,把自己当做犬。事实上,人类是应该悲惨的,因为人类所遭遇的灾祸的最大根源,乃在人类本身,“人便是吃人的狼”。
若能正视这最后的事实,那么这个世界看起来即是地狱,比之但丁所描写的地狱,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类相互间都成了恶魔。其中一人取得头目资格,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然后使数十万人相互敌对,并且对众人呐喊:“你们的命运就是苦恼和死亡。来吧!大家用枪炮互相攻打吧!”于是众人也就糊里糊涂地拼起命来。——总之,综观人类的行为,大抵不歪不正、极端的不公平、冷酷、甚至残忍,纵有与之相反的例外,也仅是偶然发生而已。这样,才有国家和立法的需要。一旦法律有所不及,人们立刻又表现出人类特有的对同类的残忍性。人类之间究竟如何互相对待?我们只要看看黑人奴隶买卖的情形,便可了然,它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砂糖和咖啡。但他们原可不必这样做的,这实在是出于人类不能满足的自私心,偶尔有恶意的。再看看,有的人从五岁时就开始进入纺织工厂或其他工厂,最初工作十小时,其次十二小时,最后直至十四小时,每天做着相同的机械性劳动。付出这样高的代价,只为了得以苟延残喘。然而,这却是数百万人共同的命运,而其他数百万人的命运也莫不如此。
除此而外,一些极为微小的偶然亦可使我们导致不幸。世界上没有所谓完全幸福的人,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当他在酣睡时,而不幸的人最不幸的时刻,就是在他觉醒的瞬间。——实际上许多不幸都是间接的,人们所以经常感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任何人心底都有强烈的嫉妒心,不管处在何种生活状态,只要看到别人胜过自己——不管哪一方面,即足以造成嫉妒的动机,并且无法平息。人类因为感到自己的不幸,所以,无法忍受别人的幸福。相反的,当他感到幸福时——即使只有短暂的一刹那,立刻洋洋自得起来,恨不得向周围的人夸耀:“但愿我的喜悦,能成为全世界人的幸福。”
如果能明白显示人生本身就是贵重财富的话,那么对死和死亡的恐惧守卫者,就不该设置在它的出口。反之,若说死亡真如想像中那般可怕的话,又有谁愿意逗留在这样的人生中呢?——还有,若人生纯粹是欢乐美好的话,当想到“死亡”时,又是何种滋味?恐怕也将无法忍受吧!话虽如此,以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点,也有好的一面,在苦恼的人生中,由于有死亡,可以得到一种慰藉。其实,苦恼和死亡是连结在一起的。它们制造了一条迷路:虽然人们希望离开它,但却相当困难。
从实践方面而言,如果说世界并不宜于存在,在道理上也应该可以站得住脚。因为存在的本身已显示得很清楚,或者从存在的目的,也可以观察出来,常不致使人对它有所惊讶或怀疑,至少毋须明。但事实并不如此,世界原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不论任的哲学,也有无法触及的一面,它仿佛像不能溶解的沉淀物,个不合理数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如界之外再无任何东西,不是更好么?”它(指世界)也没办法替释,我们无法从这里发现其存在的理由或终局的原因,即它本表示它是否为自身的利益而存在的命题。
根据我的见解,这件事可以从下述理由加以说明:世界存由并没有明显的根据,只是由物自体盲目的求生意志以现象的形式来表示“为什么”,而不受根本原理的支配。这和世界的性质是相一致的,因为安排我们活动的,是肉眼所看不到的意志,如果眼睛能够看到这种意志,它应该马上能估计这种事业的得不偿失,能知道:在不断的忧虑、不安和穷困之中,即使我们付出全力,努力奋斗,任何个体的生命也无法免除破灭的厄运,所能得到的生存只是一时性的,到最后仍难免在我们手中归于乌有而得不到任何报偿。所以,如果世界正如希腊哲学家安那萨哥拉斯所说,世界是“理性(即认识)引导意志”的话,那就难怪乐天主义者会那样乐天了。所以,尽管世界充满悲惨是昭然若揭的事,一般人仍打着乐天主义的旗号。在这种场合中,生命被称为一种赠物,但是我们若能预先详细调查这个赠物的话,很明显的,任何人都将谢绝接受它。德国诗人莱辛所以惊叹他儿子的智慧,他的孩子似有先见之明,不愿来到这个世界,而是被助产妇强行拖出来,但在落地后,立刻又匆匆逃去。反之,也有人认为人生的过程,只是一种教育。果真如此,也许大多数人将这样回答:
“我们宁愿投身于虚无的休息中,因为这里没有教育之类烦人的东西。”——根本见解错误的话,就会形成这种结果。所以,与其说人类的生存是一种附物,莫若说是一种负债契约,负债的原因是由于生存的实际要求、恼人的愿望及无限的穷困。通常,我们一生之间都是耗费在这种负债的支付上。但,也仅仅勉为其难地才把利息偿还。至于本金,只有由死亡来偿付了。——然则,这种负债契约是在何时订的呢?——是在生殖之时。
因而,我们一定要把人类的生存当做是一种惩罚、一种赎罪的行为,惟有如此,才能正确的观察世界。人间“堕落”的神话,虽然只不过是个比喻,但也具有形而上的真理,这是我在旧约全书中惟一承认的东西,也是整部旧约全书中惟一和我的见解取得一致的地方。我们的生存类似一种过失的结果,一种宜受惩罚的情欲的结果。新约圣经的基督教最聪明之处,即在直接地和这个神话相结合,而其伦理精神则和婆罗门教或佛教相同。至于其他方面,则又与乐天的旧约圣经毫无关系。实际上,若不如此,它与犹太教即无任何关联了。——如果有人想要测量一下我们的生存本身的负罪程度,不妨看看与它连结在一起的苦恼。不论精神上或肉体上的巨大苦恼,都可明显地表示出我们的所值究竟多少。换言之,如果我们的价值不如苦恼的话,苦恼常不会到来。基督教对我们的生存持这样的看法,我们只要翻翻路德的加拉太书第三章注释,便可了然。“我们的肉体、境遇及一切皆被恶魔所征服,这个世界中不过是些外邦人,他们的主人、他们的神是恶魔。因此,我们所吃的面包,我们所喝的饮料,我们所穿的衣物,甚至连空气等一切供养我们身体的东西,都要受其支配。”——我的哲学常被抨击为消沉悲观,但我并无意制造一个补偿罪恶的未来地狱,“现在”即是罪恶的场所;我的意思在表示这个世界就像地狱一般。即使你想否定这件事,其实你本身就经常经历到它。
再进一步说,这个世界就是烦恼痛苦的生物,互相吞食以图苟延残喘的斗争场所,是数千种动物以及猛兽间的活坟墓,它们经常不断地残杀,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并且,它们感觉痛苦的能力是随着认识力而递增的,因此,到了人类,这种痛苦便达到最高峰;智慧愈增,痛苦愈甚。——在这样的世界中,竟然有人迎合乐天主义的说法,来向我们证明是“可能有的世界中之最佳者”,这种理由显然太贫弱了——不过如此,乐天主义者还叫我们张开眼睛看看世界:世界中有山、有谷、有河、有植物、有动物等,在美丽的阳光的照耀下,这一切不是很美很可爱吗?诚然,如若大略一瞥,情况的确如此,但仔细调查其中的内容,却不是那回事了。——接着,神学家又出来向我们赞美世界的巧妙组织。由于这种组织的精巧,星辰的运行永远不会相碰头,陆地和海洋不会错置相混,寒流不会滞留不去而使万物僵硬,酷暑不会长在而使万物烧灼,春夏秋冬四季的轮转井然有序,而有各种作物的收成。——然而这一切的一切,仅是世界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已;如果它不要谈我们像莱辛的孩子一般,降生后立刻离去的话,这个世界的构造当然不至于拙劣到连基柱都会崩坏的程度。但我们试进一步再观察这个被赞美的作品的“成果”,在这坚固舞台上的演员,他们的痛苦是和感受性同时表现的,感受性发达后形成智慧,痛苦随之俱增,欲望与之共同发展,永无止境地繁衍着,高腾到提供人类生活的材料,除悲剧和闹剧外,竞再也成就不出其他东西了!看到这些情景,我想除了伪善者外,必当会忍不住怀着合唱“哈利略亚”的心情了!上述最后一项,虽然它的真正起源一直被隐匿着,但在休谟所著的《宗教自然史》一书中却曾毫不容情地将它暴露出来,这该是真理的一大胜利。同时,他的那一篇《自然的宗教对话》,立论虽然和我完全相反,但他以适切的论据,率直明显地说出这个世界的悲惨性质,以及一切乐天主义的缺乏根据,并把乐天主义的根源抨击一番。休谟的这两篇著作,虽然今天的德国人还大半不知,但却颇有一读的价值。他在字里行间所教导我们的事情,比之黑格尔、赫伯特、舒莱尔马赫三者的哲学著作总和,还要更多。
我不否定乐天主义的集大成者——莱布尼兹在哲学上的功绩,也无暇深究他的“单子论”和“预定调和说”是否一致。他的《新悟性论》不过是些摘录,以订正洛克的名著《人类悟性论》为目的,但其中虽有详细的批评,内容却失诸贫弱。他的反对洛克,正如他写《关于天上动力的原因的试验》——反对牛顿的重力学说一般,最后仍然招致失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即是特别为反对莱布尼兹的这种哲学而执笔,对它的论点是攻击性、甚至是破坏性的,但与洛克和休谟则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今天的哲学教授们,对莱布尼兹各方面都推崇备至,一心一意复兴他的“蒙蔽术”;另方面,对康德则尽可能贬抑并且排挤他。究其原因,不外是为生活问题。《纯粹理性批判》认为,犹太神话不能与哲学并称,它们甚至轻率地把灵魂当作实存之物。这种说法必须要有所根据,以科学态度来证实这种观念,不能轻下断论。但是,在我们这个生活第一、哲学次之的哲学界,却只有埋葬了康德,捧出了莱布尼兹。——因此,莱布尼兹的《辩神论》虽将乐观主义作系统化而广泛的展开,然而从其性质来看,它只不过替后来伏尔泰的不朽名著《纯洁》造成契机而已,此外并无任何贡献。由莱布尼兹再三对恶的世界所作的并不完美的辩解中——恶有时会促成善的实现__最后得到的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结论。伏尔泰在他书中主角的名字里,已暗示着:为了认识乐天主义,我们必须要有诚实的态度。实际上,在这散布着罪恶、苦恼和死亡的舞台上,乐天主义所表现的姿态委实很奇妙,如果正如前而所述,乐天主义的秘密源泉(伪善者奉承地说,那是成功的信心)已被休谟无情地揭发出来,认为他们对其起源并不能作充分说明,那么乐观主义也许可说是对人类灾难作一种讥刺的嘲弄了!
对莱布尼兹那种明显的诡辩中所说的,这个世界是“可能有的世界中之最佳者”,我可以举出更堂而皇之的理由,来证明这个世界是。
“可能有的世界中之最坏者”。因为所谓“可能有”并不是以人的幻想杜撰出来的,而是本来即已存在的。然而,由于过去人类历史所显现出来的无非是永无休止的烦恼和无可疗治的哀伤,如人的生老病死等,我们可以知道,这世界的构成早已为痛苦的存在作了最好的准备,比它更坏的世界似乎是不可能存在了。所以我们说,它是“可能有的世界中之最坏者”。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因为不但行星会互相碰头——行星的运行会产生移动现象,两个行星间会因相互影响而使其中之一逐渐失去平衡,严重的话,还可能使两者互相碰撞,所以也许世界不久后也将寿终正寝。虽然一般天文学家认为那些不过是偶发现象,其主要原因由于运行时相互间的不协调产生,他们还费尽心血推算出今后或许可能顺利运行下去,以及世界应该可以继续照常存在的理由,但牛顿却持相反的意见。当然我们也希望天文学家的计算并无错误,行星系统的机械式的永久运动能与其他系统相同,得以永无休止地运行下去!——而且,行星的坚硬外壳下还潜藏着无数强烈的自然力,如因偶然的触发,给予了它们活动的余地,必会破壳而出,而使地球上的一切生物毁灭。这类事情在我们的地球上至少已经发生过三次,今后恐怕还会接二连三发生。里斯本和海地的地震,以及龙贝的毁灭,只不过是对于它的可能性给我们一点开玩笑似的暗示而已。化学方面,无法证明的空气的一点点变化,也都可能成为霍乱或黄热病、黑死病的原因,轻而易举的攫取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如果再发生稍大的变化,也许会灭绝一切生命了。再者,上苍赋予动物的器官和力量,不管如何努力,充其量也仅能勉强供应自身使用,以及哺育幼儿而已,所以,动物的手足若失其一,或者不能充分利用它,大抵都非死不可。人类虽然具备所谓“悟性”和“理性”两种强力工具,但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却都消耗在与贫乏的挣扎中,经常站在破灭的边缘,痛苦地保持身体的平衡。可见,不论就全体的持续或个体的持续而言,上苍所赋予我们的条件都不完备。因此,个人的生命只有为生存而不断斗争,而且,破灭的危险还一步步向我们逼近。正因为这些危险成为事实的例子极多,所以,我们必须妥为照顾自己的幼儿,总不致因个体的灭亡而引起种族的灭绝。对自然而言,真正重要的只有种族。因此,若世界仍宜于存在的话,恐怕没有比这更坏的世界了,其实例不胜枚举。——曾经住在地球上的任何动物化石,都可作为我们推算的蓝本,它们的持续已成明日黄花,这正可向我们提供:比“可能有的世界之最坏者”更坏的世界的有力明证。
乐观主义其实就是世界真正的创造者——求生意志的自我陶醉,在自己的作品中自我欣赏而得意忘形。这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学说。因为乐观主义对人生的状态表示欢迎,并把幸福列为它的最高目的。每个人似乎都相信他有要求幸福和快乐的权利。但,通常世上这些东西是不会赋给任何人的,因此人们转而认为自己碰上霉运,甚至还以为自己的生存目的有了错误。——实则,劳动、缺乏、穷困、苦恼以及最后的死亡等等,把它们当作人生目的,才是正当的(婆罗门教、佛教以及纯正的基督教,均做如是观)。为什么呢?因为惟有如此,才能把我们引导向求生意志的否定。新约圣经中形容世界是“眼泪之谷”,称人生是一种净化的过程,基督教则以拷问的道具(十字架)作为象征。所以,当莱布尼兹、夏夫悌斯伯利、柏宁布洛克、波普之徒搬出乐天主义时,却换来一般世人的激愤,主要即在于乐天主义和基督教的基础不能并立。伏尔泰在他那篇出色的诗集《里斯本震灾赋》的序言中,亦述及此,该文坚决反对乐天主义。这位备受德国下三滥文人诽谤反对、而为我所钟爱赞美的伟人,他的学术地位毫无疑问应该凌驾于卢梭之上,理由是他达到了以下的三种见解,表示出他的思想极为深刻。(一)确信恶的绝对性大小和生存悲惨的见解。(二)有关意志行为之残酷的必然性见解。(三)把洛克的命题——在物质中亦司能有思想——当作真理的见解。相形之下,卢梭只具有一个浅薄的新教牧师哲学。他在那篇《沙波亚牧师的信仰告白》中,拼命批驳伏尔泰的上述几点;同时,又在1756年8月18日寄给伏尔泰的信函中,以肤浅错误的逻辑,对上述优美的诗句大肆攻击,而表示拥护乐天主义。尤其,卢梭哲学的特征和他的根本错误是在于:他说人类本来是善的、是无限而完整的,却因为文明及其结果而使人类陷入邪途。他以此来取代基督教教义——原罪和人类根源性的堕落,作为他的乐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础。
如伏尔泰在《纯洁》以诙谐的作风向乐天主义挑战,而拜伦亦以其严肃悲壮的作风,在不朽的杰作《凯因》诗集中展开相同的宣战。为此,他也光荣地招致反启蒙主义者费德利希·薛林格的诽谤辱骂。
从历代伟人的言论中,我们不难找出许许多多反乐观主义的名言,他们都看出这个世界的悲惨,而以发人深省的语句叙述出来。在这里,我想引述其中的几则,以作为我的见解的诠释和佐证,并作为本文最后的点缀。先说希腊,希腊人的世界观与基督教及亚细亚高地人大异其趣,尽管他们是站在坚决主张意志的立场,但仍深刻地感到生存的悲惨,因而才有悲剧的发明。另一个证据,出于海德洛斯所述,而且常拨后人引用。他说,特拉基亚人往往以伤感的心境迎接新生婴儿,对着他们喃喃历数其前途中所有的灾祸。同时又以欣喜和玩笑的心情埋葬死者,因为他们从此以后可免除许多大苦恼。在普鲁塔克所保存的美丽诗句中,这样写道:所以感叹生者,是因为他们要面对许多灾祸,所以为死者欣慰和祝福,是因为他们今后可免除许多苦恼。
据说,墨西哥人当婴儿降世时就对他念道:“我的孩子!你的诞生是为了忍耐,所以你必须忍耐、烦恼、沉默。”该地与前面所述的国度,远隔千山万水,民俗上该不致有历史上的渊源,因此这种雷同可以归之于道德观念的一致。正是这种心理,所以史威夫特从孩童起对自己的生日就不当作是欢喜的日子,而以一种悲哀的仪式来纪念,每逢这天他必定反复阅读圣经约伯记第三章中的一节(事见史谷脱编著《史威夫特传》),这一节是写约伯诅咒自己生日的情形。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辩护》书中某一节曾谓:死亡虽永远攫夺了我们的意识,但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最聪明的人不求最幸福的日子,但求没有酣梦的睡眠。这一节必早为世人所熟知,由于篇幅太长,在此不必阐述。
海拉克利图斯的格言也说得妙:生命之义一如其名,而死亡是它的事业。
特库里斯也有如下的一段名诗:对人而言,最善之策是不要出生,不要看到太阳神所惠予的光。
生存中人!莫若尽早进入黄泉国度之门,走向地下吧!
索福克里斯名著《在科罗那之伊底帕斯王》也有几句简短的话,叙说前述的观感:不生,是最善的事,至于生者,应尽速回到原来的场所,即为第二之善。
尤里匹地斯也说:悲惨充满人的一生,永无尽期。
同时,荷马也说:世上没有比人更悲惨的——在地上呼吸步行的一切东西中。
连普利纽斯都说:“任何人内心都有‘得救第一’的念头,所以自然赋予人类最大财富,无过于取得适当时机而死。”
莎土比亚也让老亨利四世说:噢!人们若能读出命运的天书,若能看到时间的回转,看到命运的嘲笑,看,“虚幻无常”化为形形色色的美酒、倾满一杯杯不同的杯子。
现在处身非常幸福的青年,若回头眺望。
他曾摆脱多少危险和苦难,他也许将寂坐迎接死亡。
最后,我再举拜伦的诗为证:试数数看你一生中所有的欢欣,再数数你没有烦恼的日子究竟有多少?纵使你现在拥有些什么,但最善之策是不要存在。
以目前而言,讨论此问题最彻底、最根本的应推雷奥帕地,他的脑海永远充满这些思维,他的著作完全在强调:世界到处都是生存的嘲笑和悲惨;翻开他的每一页作品,无非是以各种形式和表现来叙述这些,并且比喻非常丰富,读起来不惟不感厌倦,还可以说很能引人入胜。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